周一良(1913—2001) |
周一良(1913.1.19-2001.10.23),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生于山东青岛。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物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周一良(1913.1.19-2001.10.23),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八岁入家塾,遍览经、史、子书,后加习日文、英文。曾从唐兰学习文字学。1930年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受教于容庚。1931年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受业于邓之诚、洪业等名师,并受到陈寅恪的影响,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作了研究生。第二年经陈寅恪教授的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39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东亚语文系学习,从叶理绥学习日本语言文学,兼修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年起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约两年。1944年获哈佛博士学位。同年起至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1951-1952年兼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为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会长等职。
周一良
历年在各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历史文选等。多次参加法国、美国、巴基斯坦、荷兰、摩洛哥、日本、美国等地的历史、语言方面的年会和学术讲演,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周一良集
论著已结集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此外,他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60年代周一良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
个人贡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周一良精通日语、英语、梵文,也学过法语、德语、俄语,精熟传统经典,学贯中西。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此外在敦煌学、佛学、中外关系史方面也有较深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史
周一良著述 |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 。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周一良著述 |
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 、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
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
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
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
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周一良著述 |
早在1934年,学生时期的周一良发表了《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开研究日本京都学派泰斗内藤湖南之先河。1953年起,转向日本史和亚洲史的研究,在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中日交流史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尤其是日本史造诣尤深,并创设了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及日本史的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被誉为我国日本史学界的"三老"之一。
敦煌学
周一良著述 |
佛学
周一良1944年的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受到海内外专家的重视,奠定了他在佛学研究中的地位,至今仍富有生命力。
教育
周一良教授在6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以其渊博的学识、扎实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师德,平易近人的态度,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爱戴和尊敬。
生平轶事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周一良的学术研究和治学思想中,有三位导师对他影响颇深,他们分别是洪业、邓之诚和陈寅恪。
周一良与洪业
周一良导师洪业 |
洪业编撰“引得”,实际上就是尽量对传统的史料典籍进行科学化的整理,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工具,让研究者尽量在史料问题上少走弯路。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周的研究。周一良学习“史学方法”课的时候,在洪业的指导下开始进行专题研究,1934年3月写有一篇研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文章,后来被作为洪业主持编纂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序言予以刊行。
洪业对周一良入门指导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洪业选题并指导的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洪曾指导侯仁之本科论文,要求文章“务实为要”。虽然周的这篇论文除了选题以外,洪“实际上一切放手”,但应该说文章也贯穿了洪业爱国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写完这篇文章后两年即1937年,就爆发了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可见洪业的史家卓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理解至今仍然是需要继续深入做的工作。这篇文章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可以从文章的内容看出洪对周的影响。应该说,此时的周一良已经对于传统的治史方法和近代西方治史方法都渐明其三昧,开始进入独立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周一良与邓之诚
周一良导师邓之诚 |
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
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
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周一良与陈寅恪
周一良导师陈寅恪 |
仅在周一良求学其间所产生的引导作用就足以表现出陈卓越的史学研究才能。陈寅恪的治学态度、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成为周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的目标。周一良曾经回忆那段向陈先生学习的过程,从惊叹到佩服,从广泛收集陈的著作到“立志走陈先生的路”。对于陈重视对历史兴亡原因的深刻探究和其史学才能尤为推重。总起来说,吴怀祺总结的周一良史学研究方法中的文字音韵训诂方法、多种材料互相参正法、语言比较法、文化心理特征的研究法、统计的方法、考订源流等等的方法中,前四种都可以说是或多或少从陈那里学来的。陈对周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是讲课、著作、私下谈话和情感交流、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等。
周第一次听陈寅恪的课是1935年秋天,在清华三院,陈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听的是陈对羯族和石氏来源的考证,感到“闻所未闻”,“佩服的五体投地”。现在在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还保存了1935年陈在清华讲授“晋至唐史”的第一节课时学生卞僧慧的笔记记录(以下简称卞记)。在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也保存了陈1947到1948年在清华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讲述“羯族”的授课内容(以下简称万记)。我们可以从其中看到陈的治学内容和方法对周的震撼力。
从陈的著作方面来说,对周的影响还很不清楚,不过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周学习的范文,给周研究中古文史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周一良信札手迹 |
1946年,哈佛毕业的周一良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清华等名校,主攻魏晋南北朝史,陈寅恪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几年后,周一良全然放弃古代史,烧掉博士证书;他吟诗给干校劳动的妻子“凉风飕屁股,冷气入膀胱”,还写文章批判恩师胡适和陈寅恪。这一突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朋友写信骂他“无耻之尤”;其妻也备感内外受敌;陈寅恪则在文集再版时删掉回忆周一良的文字。周一良本人却浑然不觉。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时,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决心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孩子不能上大学,他宽慰地认为不上大学才对。他拒绝与汉学家牟复礼联名寄卡片,因为牟复礼曾是哈佛陆军特别训练班学员。他把“文革”看作是改造会,“对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饴”(儿子周启博语)。参加“梁效”写作组时,他以为是组织对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奋笔熬至深夜,欣喜于古文知识能“服务于革命路线。”当“梁效”写作组接受政治审查时,周还懵懂地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从未听到任何暗示。”
周一良曾求学和执教的燕京大学 |
墓冢编辑本段回目录
周一良长眠于北京西静园 |
碑的正文写到:“泰山情侣周一良邓懿之墓”,碑的左上镌刻的是出生时间:“生于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七日”,碑的右下镌刻的是去世时间:“故于二OO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二OOO年二月二十三日”,碑的背面刻有先生后人的名字。就在墓身上,发现周先生自己撰写的墓志,似乎也是一幅挽联:“自古文史本不殊途,同学同事同衾同穴,相依为命数十载,悲欢难忘;对外汉语虽非显学,教师教生教书教人,鞠躬尽瘁多少国,桃李芬芳。惜萝厂先行,未能携手进蓝旗营新居也!郊叟志。”
著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主要专著:《亚洲各国古代史》(上册)、《中日文化关系史论集》、 《世界通史》 (与吴于廑主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外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唐代密宗》等;
主要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国的梵文研究》、 《敦煌写本书仪考》等。
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 |
《钻石婚杂忆》。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密宗》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邓懿周一良译、(美)约翰?惠特尼?霍尔
《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毕竟是书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周一良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译、(日)新井白石著
《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
《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