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峰(1935-- )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中共党员。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市。
1951－1952年就学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58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获工程师学位。历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程师、邮电部第六研究所总工程师。
1982年起任邮电部副部长、主任级高级工程师。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2002年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1995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兼职教授。2002年任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长。
主要工作经历：
1958年7月——1964年11月，北京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技术员，工程师
1964年11月——1966年1月，上海外语学院，学习
1966年2月——1966年12月，陕西宝鸡四清工作队，指导员
1967年1月——1969年6月，邮电研究院，工程师
1969年7月——1982年4月，四川眉山邮电505厂，邮电部第六研究所，工程师，室主任，所总工程师
1982年4月——1994年9月，邮电部，副部长
1994年6月——2002年6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长期从事电信科研工作。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参与主持多个通信载波传输系统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负责总体设计的我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通信系统是我国载波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特别是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通信系统，频带宽，技术难度大，有些技术达到国外万路载波系统的水平。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取得了丰硕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八十年代倡议并组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总体设想，推动了通信网络理论的发展。九十年代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为“八五”计划期间建设我国22条光缆主干线起了主导作用。为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今年来在紧密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我国产业结构发展制造业，工程教育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表了多篇文章。
朱高峰：不随波逐流编辑本段回目录
朱高峰简介
通信技术与管理专家，原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市。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２年就学于清华大学物理系，１９５８年毕业于原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获工程师学位。曾任原邮电部副部长、主任高级工程师，１９９４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并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上世纪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主持通信载波传输系统总体设计与研制工作，负责总体设计我国第一套中同轴电缆１８００路载波通信系统。１９７８年该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负责总体设计的中同轴电缆４３８０路载波通信系统，打破了国际上对我国的通信技术封锁，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他倡议并组织建设全国长途自动电话网，提出网络运行可靠性总体设想，推动了通信网络理论的发展。他还组织制定了我国长途网络规划，为“八五”计划期间建设我国２２条光缆主干线起了主导作用。
近年来他在紧密跟踪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我国产业结构、工程教育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发表了多篇文章。
他于６０年代参加中国电子学会，１９７９年参加中国通信学会，曾任副理事长，曾任中国科协常委。２００２年任中国通信标准协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副会长。
“有什么问题就问吧。”71岁的朱高峰院士在开始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正如熟悉他的人所描述的那样，“不讲空话、套话”。
朱高峰院士的名字跟很多独到的观点联系在一起，比如说2002年的“通信业高增长只能维持一段时间”、2004年的“不要草率上马3G”。他在公开场合的多次演讲，都在业界引起激烈讨论。
从清华大学物理系、前苏联列宁格勒电信工程学院、邮电部研究院，到原邮电部副部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朱高峰院士的职业生涯中贯穿着科学研究和公共管理。他是如何做的？他对当前产业热点和趋势有何独到见解？本报副总编辑范兆霞对朱高峰院士进行了独家访谈，以下为访谈节选。
不能跳过３Ｇ
范兆霞：两年前，您曾经说过不要草率上马３Ｇ。现在您说３Ｇ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您做出这一新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朱高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方面，3G市场已经逐渐起步。
从国外市场来看，3G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早在2000年之前，国外就已经有人在鼓吹3G，他们甚至说到2000年时，3G就可以替代2G了。我当时并不看好。现在已经是2006年了，但是3G还没有替代2G。
但是从去年到今年，3G在全球取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产业本身的推动，另一方面是由于需求的推动。目前，3G在全球移动通信市场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10%。可以说，市场已经启动，但目前应用主要还是在高端。
与发达国家的移动通信市场相比，中国市场的低端用户占据着比较大的比例，但是中国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柬埔寨、老挝等，他们的移动电话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固定电话。这些国家的移动电话用户中，低端用户数量比重更大。相对而言，中国还是有一定比例的高端用户群体的。这些高端用户对移动上网等有一定需求，但是当前的服务很难让他们满意。3G的应用，应该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
此外，由于中国的用户数量在不断增加，移动运营商肯定需要新增加或者更新一些设备。从满足低端的通话需求来看，如果用3G技术的成本跟用2G技术的成本相差不大，那么为什么不用新技术呢？
另一方面，3G产业发展已经进入起步和成长的阶段。目前全球3G的发展主要是几个大企业在推动，例如和记黄埔、NTT DoCoMo等。这些企业依靠原来积累下来的雄厚财务实力，积极地推动着3G的发展。
我很坦率地讲，如果现在再不把3G投入市场的话，后面的技术就有可能把它取代，这样原来的投资也就白花了。当然，每一个技术都有它的周期，但目前3G应该是到了投入使用的阶段了。
范兆霞：《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曾经说过，中国应该跨过３Ｇ直奔４Ｇ。国内也有人认为可以采用超３Ｇ或者４Ｇ的技术。您怎么看这些观点呢？
朱高峰：可以这么说，有这些想法的人，以尼葛洛庞帝为例，很多都不是搞这个专业的。当然，他们也在IT领域里，但并没有在通信领域里搞具体的产业。尼葛洛庞帝讲这些话很轻松，但我可以讲，他讲这些话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这跟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当年讲的中国不必走工业化道路一样，是同一个道理。
在考虑是否采用3G时，要考虑产业的发展、市场的需求等诸多因素。提倡跳过3G的不少人里，大多数都不是搞经济研究的，也不是搞产业的，他们不一定会去考虑经济后果。
当然，如果中国再晚几年才部署3G的话，那倒是有可能，因为到时候后面的技术就会比较成熟了。但到目前为止，3G之后的技术还没有成熟，现在3G在全球才刚刚开始成长，处于初级阶段，后面的技术还接不上。以无线宽带接入技术为例，现在固定无线接入标准802．16d已经有了，但是移动宽带无线接入标准802．16e还不成熟，离设备出来到成熟商用还要很长时间。
不仅仅是制定标准
范兆霞：从市场和技术来看，我国自主研发的ＴＤ－ＳＣＤＭＡ具备了一定商用条件。您认为运营商和设备提供商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准备？
朱高峰：TD-SCDMA是改革开放20年来被国际接受的通信系统的标准，而且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来讲，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有些人曾问我，这个技术到底怎么样？我说，我相信它不比国外的技术差，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在TD-SCDMA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与NTT DoCoMo、和记黄埔等国际大跨国制造商相比，国内公司的投入仍然是严重不足。我们应该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动产业的发展。
以运营商和制造商之间的关系为例，运营商要购买新的设备，他们可以选择国内的产品，也可以选择国外的产品。国内的产品与国外相比，成熟度会差些，运营商觉得购买国内企业的设备风险要大得多。反过来讲，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如果它们的设备不经过使用的考验，怎么能够成熟呢？所以形成一个非良性循环。
而要实现良性循环，就需要行政部门来协调。政府要有这种意志，且要有这个能力，才能把TD-SCDMA产业链做起来。一旦做起来了，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都有着很大的利益。制造商就不用说了，运营商要走国际化道路，如果拿着国内自己的品牌走出去，肯定跟采用国外品牌走出去不一样。另外，采用了国内的设备以后，企业的根基就在国内，进货渠道和有了问题后的维修支持等都会好得多。当然，实际问题也比我们考虑的复杂得多。
范兆霞：您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担任中国通信标准协会理事长。协会在推动３Ｇ等系列标准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高峰：中国通信标准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推动标准工作的运作方式，需要与国际接轨。协会成立以后，国际上非常重视。去年，中国通信标准协会已经加入全球标准合作组织。全球标准合作组织是主要发达国家的标准协会的合作体，尽管都是非政府组织，但协会成员都是国家级的组织，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
但是跟其他会员相比，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在跟其他成员交流时，他们会说某某标准是他们制定的，看能够跟我们交换什么。我们的体制不一样，我们的标准都由政府颁布，版权属于政府。因此，在标准上与国际接轨，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就中国通信标准协会本身而言，运作方式是完全跟国际接轨的。我们采用的是会员制。靠会员交会费来维持。会员提议做什么标准，经讨论后决定做什么标准。通过协会，我们可以加强会员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调动相关单位和企业的积极性，从而加快标准的制定。
另外，对于标准的认识方面，我觉得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强调的是要从以往的采用标准转到现在的制定标准。但在国外对应的英文是叫Standard Development（标准开发）。什么叫采用标准和制定标准？采用标准就是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制定标准感觉上就是文字工作，起草个东西。从这种理解来说，标准问题还没有被科学技术界所真正认识。标准应该是一种开发性的工作，是一个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研究工作紧密结合的开发过程，但这点还没有被广泛接受。
一天三班倒只用一个计算器
范兆霞：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您和原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同事，从１９６６年开始研制建设我国第一条对称电缆６０路载波系统。当时的研制环境跟今天的有什么不同？
朱高峰：当时是原邮电部要铺建一条电缆，因为全是架空明线，所以对称电缆就是先进技术装备，用全套的苏联设备。我那时刚进研究院工作不久，一开始没有参与，因为完全买国外的产品，只需要设计院在前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做工程设计，设计完毕就可以安装了。
但是很快中苏关系恶化，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没有办法，原邮电部成立电信指挥部，叫研究院、工厂的人上来，我就是这么参与进来的。
当时的生活环境之艰苦，你们恐怕很难想象。饿肚子，吃不饱饭，年轻人夜里要加班，经常通宵加班。当时是粮票定量供应，我在北京时还能勉强吃饱，但到石家庄后，即使有粮票也买不到粮食，吃到肚子里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当时吃的叫白薯面，白薯切开了在地里晒的时候，有些都烂了，而在收的时候，连土都一起收进来了。看起来黑乎乎的，有沙子。我后来都不吃白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吃够了。
但当时就是靠着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尊心，不相信我们就做不出来。我当时在石家庄郊区呆了几年，当时要从北京坐火车到石家庄，到石家庄后再由一个比我更年轻的同志，用自行车把我驮到试验站，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范兆霞：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大的突破？
朱高峰：坦率地讲，我们当时的工作也属于科学发现，或者是在数学公式上找到了一些新的突破点。各种创新都有着不完全一样的规律，我们基本上是循序前进，经过不断挫折，逐渐搞清楚规律，然后做出了合格的设备系统。很多时候是方法上的突破，或者是工具的突破。例如，对系统的主要指标——串杂音，长期测不准，数字很高与理论计算不符等，经反复试验，弄清了是由于用了窄带信号源并传送到多路系统中去，由于同相产生叠加。这就需要白噪声发生器，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仪器。现找人做既没有人也来不及，后来就想个办法，利用已经装在站上的两套载波器连接起来作为信号源，再测数值就对了。当时是非常高兴的。
再举个例子，1975年时我参加中国第一个访美通信代表团去美国，这是我第一次去美国。代表团去了很多公司，其中有家公司送了每人一个计算器。这个计算器比我们现在的差多了，但也算科学计算器，里面有函数。按规定，当时回国后在国外得到的东西都要上交，我征得团长的同意，把计算器留了下来。
这个计算器我并没有自己用，而是给了专门设计滤波器的一个同事，因为在程控系统中，滤波器的计算量是最大的。后来我们在设计同轴电缆4380路载波系统时，全部滤波器的计算，就靠这么一个计算器。他们几个人一天三班倒，就用这么一个小计算器。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之前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理事长没有拍板的权力
范兆霞：到了１９８２年，正当您专心致志在科研领域工作时，您获得了一个新任命，担任原邮电部副部长。从科学研究到公共管理，您是怎么实现这种转变的呢？您在原邮电部时是不是也会涉及到科研的领域？
朱高峰：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能再继续科研工作。我想如果不到管理岗位，继续在科技岗位上的话，应该说对科学技术的贡献还会有一些。我当时主要管通信业务，后来管财务、计划，所以从精力上讲很难再分心去做原来的科研工作。
范兆霞：但您在１９９４年又回到了科学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当时工程院是刚成立吧？
朱高峰：对，那时还处在搭框架阶段。工程院跟科学院不一样。科学院在历史上曾模仿前苏联模式，是一个实体。科学院建立比较早，建国初期就成立了，当时并没有院士，而是叫学部委员，后来工程院成立时，才改称院士。
我到了工程院以后有很深刻的感受，工程院的运作机制跟行政部门完全不一样，跟科学院也不一样。科学院的院长都是任命的，叫委任制；工程院的院长是选任的，叫选任制。院长的意见，如果多数院士不同意，可以被投票推翻，因而不一定会成为最终的决策。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会让院士充分发表意见，最后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我在通信标准化协会，也一样。性质上，这是一个群众团体，权力属于会员群体，我没有拍板的权力。作为理事长，我的任务就一条，那就是主持理事会会议。开会由我主持，大家有意见就尽量发表，大家意见不一致，表决通过。
范兆霞：相当于您把工程院的风格带到了理事会。
朱高峰：协会就应该这样，不是行政化首长负责制，而是每人有一票。另外，工程院会对国家重大的建设项目做深入研究，并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做过一个制造业的课题。当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制造业很差，托夫勒则在宣扬他的第三次浪潮。我们就集中了几十个院士，100多个专家，做了制造业的课题。应该说这个课题对当时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作用。
不要都去学比尔·盖茨
范兆霞：说到制造业，很多人说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您好像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朱高峰：我想很多提法，包括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都没什么意思。难道制造就不包括创造？给人家打打工，就叫做制造了？把制造本身贬低了。另外用“创造”这个词，好像比“制造”好听点。我不反对这种提法，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喜欢不断地更新概念，把一些早就有过的提法换个概念拿出来。比如说技术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开展，就是要把技术和经济结合起来，技术的实践和应用必须讲究经济效益，才能成为创新。如果没有效益，就不能叫技术创新。我每次讲，很多人都说这种说法很新鲜，其实这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时，奥地利学者熊彼特提出并得到国际公认的。
再比如说煤变油的例子。对于煤变油，我一开始就有看法，我了解到需要5吨或6吨煤，才变成1吨油。而热当量大概是2吨煤相当于1吨油，那就意味着浪费了几倍的煤。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但煤也是不可再生资源。这样做值得吗？而同时我们用大量的汽车运煤，火车的电气化程度也不高，大量用内燃机车，我们为什么不能改变烧油开汽车去运煤这种方式呢？这不是油变成煤吗？我们为什么不在用煤发电、加大铁路电气化等方面下功夫？
范兆霞：您的观点总是很实在，有时候还显得比较尖锐。如果您遇到阻力会怎么办？
朱高峰：早已不在第一线工作了，谈不上什么阻力，力所能及多做一些事罢了。但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在有机会时还是会说，也许能够影响一些人。根据经验，愿意听不同意见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不会盲目迎合别人的意见，也做不来。
范兆霞：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年轻人从环境和各方面条件都有了很大变化，他们的选择面也会更宽泛。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朱高峰：现在社会进步了，机会也比过去多，但同时也有了新的约束。过去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就给分配了工作，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要自己找工作。
我认为人的成长还是主要靠自己努力的，当然主观能力的成长需要有客观环境条件和实践的验证和锻炼。但不管在任何场合，任何机会，只要主观有愿望，都可以得到收获。
我是反对普遍提倡大学生在学习期间去创业的。不要都去学比尔·盖茨。全世界能有几个比尔·盖茨？大学生还是要好好地完成学业，多学点东西，特别是除了知识以外的其他东西。现在大学里很大的问题，就是只教知识不教别的。当然，别的东西如品德、方法等不是靠讲课就能够说清楚的，在这些方面有心的人和无心的人学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勿人云亦云
“有人指出，现在的世界由通信、信息和娱乐业三分天下。就在很多人还在关注如何在这三块蛋糕中抢食时，朱高峰院士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这种三分天下局面可能带来的文化影响。
他说，通信切入到信息和娱乐领域以后，将会出现大量的文化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他特别提到说，Ｐ２Ｐ技术将会对全球的社会体制带来一定的冲击。至于社会能够容忍它冲击到什么程度，底线在哪里，都不好说。“今后需要提高层次考虑这些问题，去研究这些问题，逐渐就能找到一些思路来。但目前很少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
朱高峰院士不喜欢人云亦云，他总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打个比方，当很多人都在说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时，他却不以为然。他反问：难道制造就不包括创造？给人家打打工，就叫做制造了？在他看来，提出这个说法，只是贬低了制造的含义。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信息和通信产业也不例外，我们需要一些能提出问题的人。(n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