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模式（Silicon Valley Type）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圣克拉拉县帕洛阿尔托到圣荷塞市之间，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共7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谷地。因这里的半导体工业特别发达，而半导体的主要材料是硅，故称为“硅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区。硅谷的迅速崛起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它所开创的高技术区已成为高技术研究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被称作硅谷模式。
特点 编辑本段回目录
硅谷模式的特点是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形成高技术综合体。
它是继科学技术的个人研究、研究单位集体研究、国家组织的大规模项目研究之后，人类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当代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成功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自组织系统。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物化的科学知识，它越来越要求科学、技术与生产趋于同步。硅谷模式正是这种最新趋势的集中体现。
成功因素编辑本段回目录
硅谷发展取得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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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谷模式 |
1、智力和高技术高度密集
大学、研究机构和风险企业聚集在一起，联系密切；并由此引起知识和信息的汇集与交流，成为高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
2、集新技术的发明家和创业的企业家于一体
在硅谷，高新技术的发明者一般不是向企业转让其技术成果，而是自己设法创办高技术企业，直接从事技术商品化工作。
3、风险投资起着巨大作用
风险资本家不仅向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咨询。
4、学生性风险企业家大有人在
在硅谷成功的企业中，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占有极大的比例和地位，他们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将自己的高技术发明商品化。学生型风险企业家具有下列特点：勇于冒险，敢于创新；重视人的阶值，特别是自身的价值；失败的概率很高。
硅谷模式深度研究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创业型经济典型模式：硅谷模式
蒂蒙斯在《战略与商业机会》(1999年出版)一书中指在过去的30年里，“新的创业一代彻底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为未来的几代人设定了‘创业遗传代码’。”它将比其他任何一种推动力量更能决定美国和整个世界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并将继续成为下一世纪或几世纪的领导力量。”创业革命催生了创业型经济的诞生。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创业型经济诞生是创业革命中新创成长型中小企业推动和既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内部创业推动的结果。而硅谷模式则是美国创业型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
3.1.1硅谷模式的历史由来
硅谷和斯坦福大学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名词。硅谷，单纯从地理位置上看，她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一块从旧金山绵延到圣何塞市，南北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的广裹而平坦的土地。从硅谷经济发展的历史上看，硅谷与她所在神奇沃土的高科技经济有关，硅谷就取自于半导体的“硅”，是高科技创造了硅谷，因此可以说硅谷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高科技经济概念。1874年，一位美国前国会议员斯坦福来到加利福尼亚买下了一大片土地，并捐出一块面积约8800英亩的土地和2200万美元，用来筹建斯坦福大学，并规定学校的土地不得出售。1891年，斯坦福大学开门迎接第一批学子的到来。斯坦福先生主张大学教育应学以致用，培养能自我成功和在现实中有用的人才，主张课堂与实践、书本与实验室并重，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更应该将知识运用到为社会服务的实践中去。他还鼓励教授在学校教书的同时到企业兼顾问，了解现实世界的需要。他的办学宗旨成为斯坦福大学的优良传统，也为硅谷未来的成功播下了种子。时下，硅谷中大概70%的公司是斯坦福的学子直接创办的或者跟斯坦福关系密切。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弗里德里克•特曼教授，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工程学院院长，还担任过副校长。1951年，特曼教授倡导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斯坦福工业园，这可以说是硅谷的原型。斯坦福工业园创立后，因为土地不能出售，于是大学采取土地出租的变通措施，为人园企业提供便利。截至1955年，园内共有7家公司，1960年，增至32家，1970年达到70余家，全部是高科技企业，园内公司共有雇员2500多名，总共租出土地650英亩，每年给斯坦福大学带来600多万美元的租金收人，这为学校的科研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特曼教授倡导的工业园计划取得了初步成功，为日后硅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研究试验室与工业园区内的公司之间的技术转移，推动了科研成果的商品化；教授等科研人员、大学生与企业的结合，加速了高新技术的发展；斯坦福大学源源不断地向工业园区输送高素质的大学生，同时工业园区和园中的风险投资基金也为学子们创业提供了资金支持，他们成功地创办一家又一家高科技企业。于是，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就围绕着斯坦福大学向四周蔓延开来，终于造就了硅谷今日的辉煌。仙童公司、仙童精神和硅谷裂变模式。1947年，威廉•肖克里与另两位科学家合作，在著名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半导体晶体管，1958年这三位科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1954年肖克里毅然离开了贝尔实验室，回到母校斯坦福大学附近—硅谷来创业，与8名年轻的工程师共同创办了肖克里晶体管实验室，并成立了肖克里晶体管公司。令人遣憾的是，肖克里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但在公司管理方面的才能却远不如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才能，公司几年下来没有太大的起色，于是充满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的8名年轻人集体总辞职。随后他们合作创办了现在家喻户晓的仙童公司，他们中名叫罗伯特•诺伊斯的合伙人出任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这是第一次裂变式的发展。他们对肖克里的背判开创了硅谷核裂变式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道路。1961年，他们8人中的4人包括薛尔顿•罗伯特离开仙童公司，创办了安纳克尔公司，这制造了第二次裂变。1964年，他们中的兰赫尼又创办了联合碳化物公司，四年后，罗伯特•诺伊斯与8人中戈登•茅尔又合作创办众所周知的英特尔公司，从这些后来创办的公司中又分裂出一系列的公司。据说，一次在美国召开的半导体学术会议上，出席会议的400多名代表中有380多位先后在仙童公司工作过。以仙童公司为起点的这种类似核裂变式的公司衍生模式是硅谷地区推动高科技发展的典型模式，也称之为硅谷裂变模式，它是造就硅谷辉煌之旅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硅谷区别于任何其他工业园的显著特点之一，还是硅谷精神具体而现实的生动体现。目前的硅谷是技术多元化的经济，其计算机硬件和存储设备、生物制药、信息服务业、多媒体、网络、商业服务等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硅谷已突破了自我驱动的发展模式，通过吸引全球的资金和人才以及出口技术产品，形成了同全球经济高度互动的经济模式。硅谷的迅速崛起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它所开创的高技术区已成为高技术研究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被称作硅谷模式。
3.1.2硅谷模式的种类
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Stuart W•Leslie和Robert H•Kargon在其论文《推销硅谷：弗里德利克•特曼的地区优势模式》中探讨了作为地区优势发展的硅谷模式的起源及其在美国其他地区与其他国家复制的努力，并就特曼意义上的硅谷模式的内在构成做了精辟的分析。作者指出，“硅谷之父”弗里德利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构想的这种旨在建立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异不寻常的伙伴关系的地域优势模式造就了今天的硅谷，这或许为新泽西州、德克萨斯州和南朝鲜的高技术产业集群提供了一个更适宜的发展向导。但特曼在尽力包装和推销他的硅谷创意的过程中，却忽视了他的成功经验中的某些至关重要的教训。首先，特曼过于夸大研究型大学的作用。特曼认识到，无论对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加强研究开发与市场的联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极力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中宣传一种技术企业家文化，并通过资助他的几位学生创立高技术公司来建设一个“高技术创业家社群”。他坚信，像斯坦福那样的研究型大学，即使不是作为刺激和维持地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充分条件，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他低估了说服相互竞争的公司为支持共同的研究目标而携手合作的艰难。特曼试图再造硅谷的努力突出了他所唯一能够想象的、作为地区发展的硅谷模式的局限性。由于长期置身于没有商界直接经历的大学生活之中，尽管他曾作为几个高技术公司的董事，而且也精明地在许多公司投资过，特曼还是过分强调了研究型大学在硅谷方程中的作用。的确，在确立整个地区以横向结合(horizontal structure)和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为特征的硅谷模式中，斯坦福大学作出了原创性的探索和努力。然而诸多努力表明，创造著名企业和名牌大学之间，或者甚至著名企业和新办大学之间合力效能是十分困难的。其次，特曼倾向于假定，对斯坦福有益的做法对硅谷也是有利的，反之亦然。他没有充分考虑这种共生现象与冷战早期那个特定环境的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城市历史学家杰•法得莱正确地总结说，“斯坦福工业园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样板式的设计和它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而且也因为它是在适当的时间扮演了合适的角色”。如果在斯坦福的学术规划中和在它周围的工业社区建设中缺少巨额的联邦投资，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国防方面的技术订货，不论斯坦福还是其周围地区的高技术创业型公司都不会有那么大、那么快的发展。特曼和他的产业伙伴们只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源，他们并没有创造它们。在指导其他地区如何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得成功的过程中，特曼鼓励那些地区着力建造他在硅谷中培育起来的“技术专家社群”，而没有考虑各地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差距。事实上，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联邦机构已不在可能为科学和工程研究计划预支巨额资金。此外，特曼不承认斯坦福和硅谷相互协调、互动发展或许是因为它们一起成长壮大，渐渐地相互调适而进入它们共同的竞争环境之中的缘故。事实上，从50年代的微波电子技术产业开始，到随后几十年的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其他新兴产业发展中，斯坦福和硅谷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密切的互动合作，每一方帮助另一方找出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发展空间，而且当它们之间在空间上确定了相对稳定的关系之后，一种使工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受益的关系和体制将会持续乃至进一步发展。最后，特曼在重造硅谷的努力中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表明，将硅谷模式理解为动态系统远比静态模式要好。就在特曼分别在新泽西州、德克萨斯州和南朝鲜推销他的硅谷创意的同时，硅谷模式自身也已以几种重要的方式变化着。微电子技术正取代微波电子学，而且将为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技术以及生物技术所取代。商业市场正在迅速地超越军事需求，小公司正在做大，与之同时，国内国外的跨国公司正在硅谷兼并地区公司或者设立技术创新机构。硅谷已从特曼时代最辉煌的高技术生产中心演化成一个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的中心，一簇R&D实验室，而且硅谷建立了一个和同外部世界及他们相互之间有同样多的联系的社群网络，在那儿，大多数实际的制造活动在进行着。Stuart W•Leslie和Robert H•Kargon只是展示和分析了产业界和学术界互动合作的硅谷模式在具体实践中的困难和问题，并只是对特曼意义上的硅谷模式进行了评价，却没有把这种互动合作放在体制的视角中加以分析。
2.“地区文化与竞争优势”模式
伯克利加利福亚大学的安娜李•萨克森宁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硅谷的特性，她指出：“仅仅拥有硅谷的基本因素并不意味着就能创造出该地区具有的那种活力。事实证明，那种认为‘科学园区+风险投资+几所大学=硅谷’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其他地方也可能拥有一流的大学，但是似乎只有斯坦福培养出来毕业生才人人都创办了公司。其他地方也可能悄然出现了一些风险投资基地，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同桑德希尔大街每个季度吸引将近10亿美元的投资额相匹敌。这一数字甚至还不包括该地区数千家以技术公司为服务对象的律师事务所、猎头公司、公关公司和营销机构等其他商业基础设施的投资额。这些只是硅谷拥有的最显而易见的因素。要仿造那些无形的因素，难度要大得多。这些因素包括鼓励风险尝试和宽容失败的传统；以购股权为中心凝聚在一起的流动人才库；以及那种激励包括上至高层管理者、下到普通编程员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创业精神和开放体制。据介绍，萨克森宁在80年代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原来的主题是想论述硅谷为什么将走下坡路，因为那里的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硅谷的收益增长得更快，这引起她深思，她试图去理解这个迷，就写出了《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以期对造成美国这两个主要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作深刻细致地比较分析。这本书在1994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者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原因是，尽管128公路地区与硅谷开发着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结果后者蒸蒸日上，前者却逐渐走向衰落。在80年代前，128公路周围的高科技遥遥领先于硅谷。但是80年代后，硅谷超越了128公路。特别地，128公路地区有两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又有充足的资金——波士顿靠近纽约这一美国金融和商业的中心。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深思。在《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中，萨克森宁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硅谷和128公路地区各创新主体生存和发展的体制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硅谷之所以能与128公路地区有效竞争，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硅谷营造了一个打破高技术公司之间、以及高技术公司与金融、教育、法律服务公司等各类机构之间界限的社群网络。她认为，只有灵活的社会组织体制的创新才能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萨克森宁接着分析了两地的公司组织结构和体制。她说，128公路地区的大公司具有分散的自给自足的组织结构，他们偏重于在企业内部孤立地进行技术改进，而对市场信息的重要性往往熟视无睹，并且在实验和学习中缺乏自由全面的讨论。128公路周围的公司，比如王安公司，Digital，Prime Computer等等，大而全，多数自成体系，配件公司间相互不通用，实行一种封闭式的生产方式；与此相反，硅谷的企业家们摒弃传统的企业模式，它们力图把企业建成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鼓励每一个雇员把共同的技术创新目标转化为自己的个人追求，大胆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创业学习。同时大多数公司实行灵活的工作制，并让雇员拥有一定的公司股票。在硅谷，高技术公司几乎都不是大而全，而是比较专业化，不同公司生产的部件兼容性强。这种开放型的生产有利于快速的技术创新和工艺改造。由于硅谷却创造了“一种组合和重新组合的非常灵活的公司网络”，新技术和新措施在硅谷传播和推广得十分迅速，从而使硅谷的高技术公司总能赢得新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机会，例如，硅谷的个人计算机技术就使得设立在128号公路沿线的数字设备公司、通用数据公司、王安电脑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处境很被动。优越的体制和便携的创业方式为硅谷的高技术公司吸引了大批有创新意识的技术专家和营销高手，尽管后者的房地产售价远高于前者，但却丝毫没有影响硅谷强大的吸引力。萨克森宁还分析了两地的文化差异。128公路地区的新英格兰传统使这里等级森严、僵化、保守，硅谷则没有旧的框框限制、人们不拘小节、蔑视繁文缛节，因而造就了一批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的人。这种轻松随意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得以共享理念并迅速行动。硅谷公司间的技术和信息传递速度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得多，这主要得益于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种种非正式的交流途径和方式。萨克森尼安的研究已接近于我们要讨论目标，她认识到体制和文化因素对硅谷成功的意义，但她把视角过多地集中到具体公司的结构和组织体制的变化之上，而对硅谷整体发展意义重大的产学互动体制重视不够。再者，她把硅谷的成功笼统地归因于“硅谷文化”。文化一词太虚泛了，可以把我们尚不理解的因素都装在里面，因而她对许多现实中的创新活动和机制解释得不很清楚。
3.创业“栖息地”的模式
近年来硅谷人喜欢把硅谷看做是高技术创业型公司的“栖息地”(Habitat)。用一个生物学的架构来透视硅谷现象，的确耐人寻味。栖息地原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物之所以来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环境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还有许多尚未了解的因素。把硅谷说成是高科技创业型公司的栖息地，展示了创业过程的复杂性与系统性。按照这种观点，硅谷作为高科技企业的栖息地，至少包括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因素。(1)硅谷公司的生产结构是开放型的。有关萨克森宁关于公司组织结构和运行体制的比较的观点正是这种开放型组织的体现。(2)硅谷人才流动频繁，跳槽的情况常有发生。听说某人原来在3Com工作，后来跳槽到另一个公司。两年后又想回来，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3Com公司的人说，没有关系，我们非常欢迎你回来。这在其他地方恐怕就比较难了。在硅谷，有时候换公司你都不用换停车场，因为停车场的这边是你原来工作的公司，而对面可能就是你将要去的公司。随着人才的流动，是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3)加州法律环境较为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法律并不相同。一位法学专家指出，美国各州都有商业秘密保护法律。雇员受雇时，要签一个保证书，防止将来跳槽时商业秘密被泄露。在其他州这一法律的执行过于严格，使得原公司比较容易告成跳槽的人。但在加州却不是这样，一般不太容易告成。(4)硅谷人允许失败。在硅谷失败了不丢脸，一家公司没干成，再去干另一个公司。在硅谷常听到一句话：It's OK to fail，即失败是可以的。硅谷对失败的宽容气氛，使得人人都想跃跃一试，开创新企业，这也对不想试的人造成压力。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失败了会遭人白眼。(5)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观是“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硅谷人是工作狂。工作本身是乐趣。创业本身是目标。百万、千万、亿万富翁们穿的是牛仔裤，吃的是比萨饼，喝的是可乐。他们的消费与他们的财富相比小得不成比例。(6)在硅谷工作的外国移民特别多。美国已是移民国家，硅谷尤其吸引新移民。在硅谷有两种新移民最多，一是印度人，一是中国人(包括来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IC”本来是集成电路的英文缩写，在硅谷它成了印度人(Indian)和中国人(Chinese)的英文缩写。这些新移民的加入，事实上为硅谷引入了技术创新、观念更新和市场开拓的生力军。(7)美国的NASDAQ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绝大多数硅谷公司上市时还都不赢利，因此没有资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硅谷的NASDAQ市场为这些公司上市开了方便之门。公司上市既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措资金，又可以成为激励创业者的主要动力。正是得益于上面这些因素组构成的独特的创新文化和创业环境，硅谷才成为创业者的“栖息地”。因此，硅谷模式的实质就在于它所具有的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文化和体制。
3.1.3硅谷模式的成功因素
斯蒂文•利维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说，构建一个“硅谷”的基本要素是：(1)一个大型研究机构。这是“硅谷”建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2)至少有一个取得重大成功的故事。一家著名的高技术创业型公司的出现不会遮挡高技术小公司的光辉，相反，它会把世界级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新“硅谷”来，而且还会形成一股激励人们开创自己事业的高经叛道的潮流；(3)人才；(4)风险资本；(5)基础设施；(6)正确的观念。硅谷最有价值的财富是它的思想观念，这是两类行为特质的强有力的结合：一类是对于把公司押在高风险的新思想上——满不在乎的、最初的芯片制造者们的那种莽汉和孤注一掷的大赌徒类型的狂妄自大；另一类是早期电脑黑客们的文雅地起破坏作用的高科技理想主义。他说，这种观念是许多想成为硅谷的，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地区所缺少的。不过，人们也确实很难克服数百年来所形成的尊崇硅谷所不屑的观念的传统：厌恶风险，永远效忠雇主，心甘情愿地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工作。从硅谷设想开始在斯坦福大学及其周围开始着手实践时起，人们就发现，构成硅谷的成功要素是十分明显的。一个与产业界有密切联系的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和高技术创业型公司集群、崇尚技术的文化氛围、进取型的风险资本市场、扶持型的政府组织和政策、宜人的气候等等，都是硅谷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创建惊世伟绩所不可缺少的。
1.著名大学是硅谷诞生的摇篮与衍生力
斯坦福大学是硅谷诞生的摇篮，正因为这一知识和人才的聚集地，最终孵化和造就了硅谷。台湾籍女作家邓海珠认为，硅谷于50年代初具雏形，斯坦福大学是一个重要因素，斯坦福研究“园区把大学与工业结合，形成理想的科学园区模式，新竹园区也是采此观念。由斯坦福园区慢慢向南扩大，就形成了今日的硅谷。”英国学者Nicholas Valery在其书《工业创新》中认为，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成功之源。硅谷的奠基人特曼劝说斯坦福大学把一片桃树林变成校园型的工业区。斯坦福工业区如今是加州最大的制造商惠普公司和施乐公司的Palo Alto研究中心(PARC)的所在地。时至今日，斯坦福大学仍是硅谷发展的引擎，每年新创立的企业同它培养出的工程学和商学毕业生几乎一样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硅谷“附近两所大学的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教授和大学毕业生在建设充满活力的新创办公司中起着重要作用。好的大学也许是发展新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雅虎创始人之一的杨志远就是被“工程师创造硅谷，斯坦福创造工程师”这句话打动而进入斯坦福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学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斯坦福大学工学院的一座楼里先后诞生了三家著名公司:太阳微系统(SUN)、硅图(SGI)和思科(Cisco)。太阳微系统的英文SUN就是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缩写。需要指出的是，斯坦福大学并没有“校办工厂”或“校办企业”。它办的工业研究园区当年象征性的价格出租给创业公司。它的技术专利办公室只是帮助教授申请专利。学校的几十亿美元的基金交给一个资本管理公司做多样化投资以分散风险，其中只有很小部分投在风险投资公司，但大学不参与所投资企业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并不经商。学校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校友和成功企业家对学校的捐赠。虽然斯坦福大学是硅谷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和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它还不是决定性因素。在斯坦福大学建立研究园以后，美国有几十所大学也仿照这个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区，但基本上没有起色。迈阿密大学的研究区甚至连一家企业都没有吸引过来。最有可能和硅谷抗衡的是波士顿128公路地区，它附近有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起步较早，智力条件或其他条件较好的128公路地区，却远远落后于硅谷。可见，在这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因素。正如加里•贝克尔所指出，“好的大学也许是发展新工业中心的必要条件，但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拥有科技力量很强的大学的其他地区(如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没有很多高技术公司。”
2、政府国防军费拨款成为初始动力
军事拨款对硅谷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圣克拉拉谷还是农业区，主要以杏和核桃园闻名。那里除了少数小的电子公司以外，唯一的地方工业就是小型食品加工和配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后的冷战重绘了美国经济的蓝图。战争吸引了众多的人们来到旧金山湾加人到军事工业当中。联邦政府通过引导资源流向大学实验室，发展军工技术来刺激新的行业和地区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作为国防和航天合同的主要受益人，成为加利福尼亚北部经济转型的先锋。他们在雷达、固态电子学和计算机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促使技术和供货在当地集中，这吸引了一些成熟公司，并促进了新企业的形成。创业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初由联邦政府资金支持，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开始自我维持，其时硅谷作为美国电子创新和生产中心的地位也已确立。1932年成立的里顿工程实验室，后来渐渐发展成为里顿工业，成为军事电子系统的主要生产者，万瑞公司生产的速调器在战争中成为美国地对空和地对海反潜艇雷达的核心部分。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福大学的大量教学科研人员被征用到东部参与军事技术研究，而这一地区的公司则主要为军方生产战争器材，如坦克、装甲车、通讯设备等。走101公路经过山景城，就会看到广阔的海空军基地Moffett FieLd，巨大的机棚、广大的停机坪，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风洞实验室。这一大片地方是属于联邦政府的，除了空军地外，还有航太总署的单位，以及马丁洛克希德公司。里士满、奥克兰和通往太平洋的大门旧金山，拥有便利的军事装备和工业中心，仅莫非特海陆空军站就吸引了好几千的军事人员。早期的硅谷是由国防工业带起来的，军事拨款在硅谷发展早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一个时期中，美国国防部购买了硅谷的芯片总产量的4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防技术逐渐商业化，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开发、使用和经营，如快捷公司的集成电路就是应国防之需而做的，后来才找到消费市场，应用在手提收音机、助听器、电脑等方面。此外还有移动通讯、互连网、VCD、DVD等产品都是源于军事科研成果。1959年，仙童公司获得1500万美元合同，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1963年仙童公司又获得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年到1974年间，五角大楼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风险资本开始兴旺之前，联邦资金对硅谷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是不能怀疑的。当然，关于军事采购在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起源和发展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的争论，持续不断。抱怀疑态度的人们指出，许多军事研究资金，事实上都在命运不佳的项目死胡同中浪费掉了。当然，军费的支持不是硅谷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受军费支持，甚至更多支持的波士顿128公路地区，最后却远远落在了硅谷后面。对此，萨克森宁认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虽然战争和电子研究及生产的军事资金的大量流入改变了这两个地区的状况，但是不同的起点决定了它们未来发展的轨道，硅谷的先驱者们试图通过复制波士顿的技术来克服本地区工业发展较晚的缺点。但在努力模仿这一模式的同时，他们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它。这个地区的建立者没有受到先前工业传统的束缚，创立了有自己特色的技术区域。”从这里是否也印证了一条道理，这就是“过去没有”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也许是一个地区后发展的一大优势。
3.风险资本成为硅谷企业孵化力
高技术不仅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而且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没有大量资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开发出高技术及其成果，更不可能把这些技术和成果产业化。如果说，硅谷早期高技术产业的形成是主要靠军事研究经费和国防采购支持的话，那么硅谷中后期到现在的发展则主要靠风险资本的支撑。福里斯特认为，“企业资本家对硅谷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西海岸的风险资本，往往比较充裕。的确，这就是在这方面占首位的硅谷之所以能够起飞的一个原因。”萨克森宁也说，“风险资本产业是这个新兴行业崛起的经济引擎。风险资本家们不仅是其关键的资本来源，而且也是当地社会及职业系统的中心人物。”然而人们在谈论硅谷时，往往注重的是硅谷的高技术及其产品，以及高技术企业家非凡的表现，而忽视隐藏在台后的风险投资家。而正是这些风险投资家以其对未来市场的洞察，对现代金融工具的掌握，并与高技术企业家的联手，才推动了硅谷经济的腾飞。可以说，没有风险投资家、“天使”投资人、战略投资家和投资银行家参与，就没有硅谷高技术企业家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政府联系出台鼓励投资和对中小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风险投资的发展，投资逐步取代军费成为硅谷创业者的主要来源，而大学也与产业之间形成了更为开放和互惠的纽带。风险投资具有资金放大器功能，为硅谷高技术产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持。据对硅谷的一项调查表明，70年代以后成立的风险企业，有30%把风险资本作为主要创业资金来源，15%的企业则表示，在头5年中，风险资本是他们最主要的资金支持。苹果、英特尔、太阳、思科、恒心等一批批著名电子企业都是得益于私人风险投资。到90年代初期，硅谷已经吸引了60多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帮助创办了1700多家高技术企业。风险投资具有孵化器功能，硅谷企业提供管理等增殖服务。正如萨克森宁所说:“风险资本家们为注资的企业带来技术技能、操作经验和行业接触的网路以及现金资本。硅谷的风险资本家们卷入企业的程度是不同寻常的，他们在经营计划和战略方面为企业家出谋划策，帮助寻找共同的投资者，招募重要的经营管理人员，并在董事会中供职。”这就是说，风险投资不仅给新创企业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风险投资家往往还要运用自己的经验、知识、信息和人际关系网帮助高技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开拓市场，提供增殖服务。在硅谷，高技术知识与金融手段交叉，股票市场与技术市场融合，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联手已成为推动该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纽约，货币由专业金融公司来管理，而在硅谷，风险投资家们更倾向于创建新的公司，然后再把它卖出去。他们的投资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定会参与其中，给予帮助。同时，硅谷的风险资本产业不是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原有的技术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反过来。此外，硅谷不仅建立了与风险投资相关的健全的法律制度，高效运作的风险资本市场，以及多样化的中介服务机构，而且还建立了联结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国内风险投资家与外国投资家和外国金融机构交流业内信息，规范同业经营行为的自律组织。4.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力哈佛大学波特教授认为，群是长期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群中的企业能够获得范围(Scope)经济收益。专业化的要素可更方便的获得，互动的增加可使创新更加容易。技术的不断溢出给别的企业带来利益。近年来的研究也表明，在“簇集型”(Clusters-Places)和“社群型”(Cummunities)的条件下，经济的成功容易发生而且持久。硅谷和好莱坞属于前者的代表，而犹太人和海外华商属于后者的代表。这就涉及到硅谷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硅谷高度集中的产业密度。产业集聚(Industrial Cluster)，是创新因素的集聚和竞争动力的放大。波特认为，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能够对产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从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看，那些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品，其产业内的企业往往是群居在一起而不是分居的。群聚区能够提高生产率，能够提供持续不断的公司改革的动力，促进创新，催发新企业的诞生。首先，产业集聚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同一产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能够使得厂商更有效率地得到供应商的服务，能够物色招聘到所需要的员工、能够及时得到本行业竞争所需要的信息，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配套的产品和服务，并在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方面提供降低成本。这些都使得群聚区域内的企业能够以更高的生产率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有利于其获得相对于群聚区以外的企业更多的竞争优势。其次，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创新。产业集聚是新企业诞生的催生婆。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创业者容易发现产品和服务的缺口，受到启发建立新的企业。企业所需要的设备、技术、信息、员工等都能在区内解决。同时，集聚促发了企业家的集体学习和同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再次，产业集聚有利于竞争。竞争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产业集聚带来和加剧了同行业企业间的竞争，优胜劣汰，促进企业发展。当然，产业集聚同样有利于企业间的合作。5.创新成为硅谷经济的核心硅谷长盛不衰，其奥秘何在?创造是人类精神之本、力量之源。硅谷的增长是由创新驱动的。有人说硅谷是“成功的家园、创新的沃土”。“创新已成为20世纪末工业的信仰。经营者把创新看作是增加利润和市场份额的关键。”创新不仅打破了旧的模式，而且其回报远远超过一般商业行为。美国对17项成功创新的调查表明，其整体平均回报率为56%。而过去30年间，所有美国商业投资的回报率为16%。专家们普遍认为，硅谷的成功诀窍不是芯片，不是软件，不是电脑，而是创新，不断地创新。硅谷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形成了创新的观念和风气，建立起了创新的制度和环境。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梅耶所说:“硅谷产出来的令人兴奋不已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使硅谷闻名遐迩，但这远不是硅谷最引人入胜的地方，硅谷最精彩的东西是其增长和创新的工作方式与精神。这种增长和创新的工作与精神源于惠普公司，并在硅谷这一独特的环境下日复一日逐渐强大起来。”钱颖一教授指出:“硅谷这块土地原以农业为主，特别盛产大樱桃，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到处可见樱桃树。在外人看来，硅谷是高科技的圣地。但是从来没有人或政府定义过什么是高科技，或高科技含量。硅谷是变化的，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又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是变化的。”“硅谷也不是永远增长，整个创新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时起时伏的过程。”1999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访问了美国的硅谷，他在硅谷的记者会上说，他和特区政府官员都深深感受到硅谷无穷的创作动力。这股力量促使硅谷成为高科技发展的心脏，美国人创新意念的摇篮。梅耶认为，“硅谷经济学:利润下降、时间飞逝……走向未来。”“硅谷产品的生命周期只有短短的六个月。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是不断地研制新产品，你就只有呆在一边，没有东西可卖。高科技领域成果的产品价格从产品研制出来之时的价格到其生命结束时的价格一路下滑。其下滑程度几乎是每一季度达25%(更经常地，每年都是这个数)。”“关于边际利润，美国硅谷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犹如正在下滑的电梯。撞对了窗口，就会把你从下滑的电梯中带回到顶端，而在电梯的顶端，你能赚到无以数计的金钱;如果你来晚了，那你就只能挣扎着挣一点点小钱。这种环境无条件地要求创新。在硅谷，没有创新，就难于生长，不生长，就得死。创新是要求，不是选择。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十年前卖一个产品走红，十年后还想凭这个产品一统天下，这样的好事，只有可口可乐才能摊上，而可口可乐在世界上只有一家。”英特尔总裁格鲁夫说过“你越成功，就越多人想分一杯羹，而且一杯杯地分下去，直到你一无所有。企业成功本身，就蕴涵了毁灭的种子。企业面前只有两条路———变革或灭亡。”美国商业周刊是这样评价硅谷的:“硅谷能够重复不断再生的能力———这也是硅谷生存繁荣的重要特质。”“硅谷这样的霸主地位，能够维持多久呢?永远!因为硅谷既是发动这场经济革命的前进引擎，又是一应俱全的商业模式，它更称得上是美国所有创业家的梦想之土”。“硅谷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一种‘凡事都有可能’的态度。”萨克森宁指出，“硅谷的独特优势是，创造新市场的能力。”“硅谷的发展极为迅速，新创企业的发展必须跟上。硅谷的全部文化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变化。我们嘲笑人们更换工作的频繁程度，有这么一个笑话，说你可以换工作，但不必换停车场。与此相关的文化认为变化好，迅速的改变是兵家常事，这些对你的简历并不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你作为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一种迅速决断、迅速行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正如英国学者Nicholas Valery所指出，“即便是成功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地位优越者，忽视突破性创新也很危险。也许无法按订单制造创新，但是公司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创造适合激进想法的发展条件。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所有大的创新都需要保护和长期的扶持，有时需要25年的时间。”台湾“半导体之父”张忠谋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说过:科技的发展在于创新。创新，对高技术产业、对硅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硅谷有一个创新的环境。“这完全因为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硅谷一样汇聚了如此众多的专业技能把创新推向市场。正是这种地方服务网路使得硅谷的创新如此容易。这个服务网包括从芯片设计师、软件专家到专利律师，从高技术营销人员到人才物色和攻关专家，更不用提聪明绝顶的风险的投资家。硅谷人衣着简单举止随便，外表看不出谁是老板，谁是雇员。他们思想活跃，不墨守成规，新点子层出不穷，并使其迅速转变为新技术、新产品，占领新的市场。他们竭力找寻自家产品的弱点，不时拿出更好的产品来击败自己的原有产品。无论国籍、肤色和性别，只要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就可以进入硅谷，并站稳脚跟。他们一有机会就可自立门户，另辟蹊径，甘冒风险，独闯天下。人们说，若有三个硅谷人在一起，他们的话题必然是办公司。他们确信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可以说，硅谷经济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相结合的成功典范。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指出:“硅谷所特有的无畏失败、勇于创新冒险、科技创意不断突破、不断追求超越的激烈竞争、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等一切的发展、成功轨迹，还是值得全球其他地区的企业引为借鉴。”6.崇尚竞争的创业环境要能使创新变成现实，成果变成产业，就必须有一个适宜创业的环境，而硅谷自然形成的创业环境天下又有什么地方能及?硅谷是一种一应俱全的商性模式，是美国乃至世界所有创业家的梦想之土:附近顶尖大学跟企业体紧密连结、交流，创业投资的资金管道不虞匮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卓越科学家、工程师如潮水般涌入，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种高技术周边产业。创新与创业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不相同的概念。创新(Innovation)可以在已有的企业中实现，也可以通过建立新企业实现。创业(Start-up)指的是在已有企业之外建立全新的企业。非常有趣的是，硅谷许多创新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都很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在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新立企业。许多创新是通过创业来实现的。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是创设这种优越文化格局的个中先驱，他全力鼓励鼓吹个人创业和追求卓越科技的精神。他的两名学生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把创意变成为实际行动，成立日后著名的惠普公司，并且在风起云涌的潮流带动下，一个又一个的科技创新从研究室里被带到市场上付诸实施，从而如雨后春笋般的，在硅谷孕育出一家又一家的高技术新公司。硅谷以其良好的商品化、市场化氛围，使其在将理念创意化作创业行动方面，几乎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成立新公司过程中所需整合的各方资源，从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到专业设计人员、营销人员等等环节，在硅谷早已成为高度效率化之下，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从1995年到1996年短短一年，根据普来斯•华特豪斯公司(Price Waterhouse)的统计，硅谷就成立了900家公司。1997年更惊人，光第一季度就有147家新公司成立。就如同从事网络业务的E•Trade集团总经理寇特(Christos M.Cotsakos)形容说:“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地方像硅谷一样，一来到这里，就会闻到空气中那股令人振奋的气味。这地方，简直就像是圣地一样。”硅谷一位律师盖瑞•利贝克(Gary Reback)就说过:硅谷就像爆玉米花的容器一般，先加入一些创业家，再加入创投资金，新公司、新创意就会像玉米花一样，四处飞散。如此容易创立公司，还只是硅谷整套成功公式中的一部分而已;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于硅谷特有的文化:强调创意、观念的研发利用。但由于这种高度依赖创意的文化特质，使得硅谷竞争异常激烈，公司倒闭也变成家常便事。尤其是在1985年到1986年间，电脑工业过度投资和竞争，造成公司倒闭、科技人员失业，整个硅谷甚至被称为“死亡之谷”。但危机也通常就是转机，这次的危机，再加上原本狂热追求创意的特质，反而造就硅谷特有的积极竞争态度。当然，硅谷一贯以低门槛、低投入的产业起步，一旦拥有核心创新技术，就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种产业模式意味着硅谷真正有创造力、有活力的主体实际上是在中小企业手中。不少具有前瞻性和超前性的核心创新技术往往掌握在小公司和少数电脑天才手中。硅谷成千上百万的中小企业在硅谷文化的簇拥下惟有两条路可求得生存:一则上市;二则被巨无霸收购。如Cisco公司2000年一年就兼并了34家中小公司。今日的全球竞争强度和步伐对硅谷来说，简直是老生常谈。高科技产业是世界性，竞争而是世界性的。高科技产业并不一定等于高获利，它整体成长确实大于其他产业，但这绝不保证，只要进来就通通可以获利。现实往往是，成功的企业眩惑了众人耳目，却忽略了竞争激烈之下，其实也不乏失败者。在硅谷，竞争残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事实上，在硅谷只有少数人得以美梦成真。平均每10家新公司，只有一家得以存活，其中9家就只有梦想破灭的份而已。硅谷的文化给予创立公司者最高的敬意，人们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由技术交流成就而不是由经济成功所决定。7.非常完备的法制环境美国硅谷成功的经验，吸引世界各国和地区竞相推出类似的计划，但成就却一直无法超越硅谷，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一般国家和地区所效仿者，乃是硅谷亮丽的表面，也就是租税优惠、人才与创业投资等因素，却忽略了硅谷成就背后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基础。因此，在探讨美国硅谷成功的因素时，实在不能忽略美国硅谷所凭借的法律基础和法制环境。为了打破这种研究与应用分离的樊篱，从1980年起，美国国会改变过去政府将研发成果一把抓的策略，转而准许接受联邦经费补助的计划执行单位，例如非营利的大专院校与研究机构，甚至国家实验室，都能取得研究成果的智能财产权并加以利用;此外，还突破过去不得对私人企业专属授权的禁忌，同意负责研发成果的执行单位，能对企业界以专属授权的方式，进行产业化、商品化。以此相关，主要有三个法案:一是史蒂文生———魏德技术创新转移法案(The Stevenson-Wyld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of1980)；二是贝杜尔法案(Berduer Act of 1980)；三是联邦技术转移法案(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1986)。从美国有关技术转移与权利归属的相关法案法规来看，任何科技研究计划虽然有获得联邦政府全部或一部分的经费支持，但是，为了达成将研究成果尽快商品化的目标，美国政府宁愿放弃其可主张的专利权益，让给计划执行单位。这种做法成为近年来硅谷，乃至美国其它地区高科技采用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石。这种立法的变革，促使企业界与研究机构合作的意愿大增。研究机构既然可以对其成果自行加以利用，使得许多著名的研究机构或大学不但可以透过授权的方式获得稳定的收入，更透过设立衍生公司(spin-offs)的方式，直接与技术人员或是创业投资公司，投入高科技行列。此外，美国政府还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中小企业的法律。如1953年颁布了《小企业法》，用法律手段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此后，美国政府又陆续制定了十几个有关法律，如《小企业政策法》、《中小企业从业人员所有制法》、《制度缓和法》、《公正平等法》、《扩大中小企业输出法》、《中小企业投资奖励法》、《中小企业资本形成法》和《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等。尽管硅谷地区与美国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具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法律环境，但硅谷这方面的优势仍然是明显的，即加州的法律环境更为宽松，如硅谷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主要用于防止雇员辞职时泄露公司商业秘密)远不如其他州执行得那么严格，这有利于人才流动和信息交流，从而极大地增强硅谷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