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名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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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 |
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早年接受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和生物进化论，在他的著作中阐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内容，主要表现在《訄书》中，认为“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宣称“若夫天与上帝，则未尝有矣 ”，否定天命论说教。其思想又受佛教唯识宗和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影响。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思想上渐趋颓唐。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关于儒学的著作有：《儒术新论》、《订孔》等。一生著作颇多，约有４００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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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 |
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为之倾倒，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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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 |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参加
强学会，又到
上海任《时务报》撰述。1898年
戊戌政变后，遭到通缉，避地台湾，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夏天，东渡日本後返回上海参与《东亚日报》编务工作。1902年再次逃亡日本，与孙中山正式结交。1903年与
邹容、
陈天华等人一同在
《苏报》发表文章，宣传民主思想，因“苏报”案入狱三年，邹容死於狱中。后赴日本参加光复会。曾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枢密顾问，后因为袁世凯称帝，还参加反袁运动。章太炎为人直爽，性格火爆，经常作出惊世骇俗的言行，被世人称作“章疯子”。 1914年2月，章太炎觉察到袁世凯有称帝的野心，于是把袁以前授给他的勋章当作扇坠，亲自到总统府去大骂。袁世凯碍于章的名望，对其也是敢怒不敢言。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门下，如
黄侃、
朱希祖、
钱玄同、周树人（
鲁迅）、
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
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先生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敢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
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中还对章太炎的旧学传统有所批判。他讥讽胡适汉学功底甚浅，但胡适倒是很敬重章太炎。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
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章太炎也是民国时期最早刊登征婚启事的名人之一。后经过蔡元培介绍，与汤国梨女士结为夫妇。章太炎夫妇逝世后葬于杭州西湖南屏山下，旁设有章太炎纪念馆，陈列有国学大师的生平及相关文物。章太炎晚年潦倒，曾和上海青帮首领
杜月笙有了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以一代朴学大师的身份，为杜月笙修定家谱。章太炎曾依篆书创造记音字母，为注音符号之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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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故居 |
第一次入狱是因为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应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进教育会活动，并变《苏报》为江南喉舌。为驳斥康有为的保皇论，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中评论:“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太炎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显而易见，这种言论虽然发表在上海的租界内，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动和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于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报社捕人。章太炎器宇轩昂，明言相告:“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第二次入狱是因为1908年的“民报案”。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接任《民报》主编。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太炎先生二入牢狱，时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对章太炎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太炎先生获释。第三次入狱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概。
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太炎先生才获自由，又是三年牢狱之苦。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太炎先生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太炎先生则是“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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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 |
1908年《民报》被禁，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专务历学”，“弟子至数百人”。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先生又在今钱粮胡同19号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太炎先生“甚非之”，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1935年9月，太炎先生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先生授课之时，“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太炎先生的胸怀，为革命能抛弃私谊，为国学能不计前嫌。刘师培的汉学修养和才华很为章太炎欣赏，他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伪证、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愤怒。但是，当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军拘留之时，太炎先生则多方营救，发表宣言：“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之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太炎先生当之无愧。另外，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章太炎曾拟模仿明朝方孝孺的故事，身穿麻衣，手指方丈，痛哭于国门，以此悼念共和的灭亡。后来经一帮朋友的竭力劝阻，章太炎才打消这念头。叶兆言说：“这是一场很好看的戏，此事如果当真的话，他的戏剧性绝不亚于摇着折扇，扇柄上坠着金光灿灿的大勋章，堂而皇之跑去见袁大总统。”
遗产价值难估量
关于章太炎的经济状况，留存的史料很少。我找到他在68岁时，即民国廿四年（1935年）七月立下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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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 |
“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余所有书籍，虽未精美，亦略足备用。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且弗轻视。两男能读则读之，不能读，亦不可任其蠹坏。当知此在今日，不过值数千金，待子孙欲得是书，虽挥斥万金而不足矣……” 由此可见，章太炎首重人品情操，次重学问文章，而遗产之中，以书籍文物为贵。那些都是无法以金钱衡量的。根据章太炎遗嘱所列，他死前的财产如下———到1935年7月，章太炎在上海储蓄银行有存款12000银圆；在浙江兴业银行有1万银圆；在余杭泰昌有股本800银圆（ 30年代前期，1银圆约合1997年人民币30元）。以上存款共计约合今人民币68万元。此外，章太炎的房产，在苏州有两处：王废基一宅，侍其巷一宅；田产，在余杭有30多亩。至于章太炎珍藏的书籍，其中明版书十余部，价值约“数千金”。文物古董，有秦代铜器、铁权等，汉代、唐代玉器、古钱等，宋代、明代瓷器等。其价值难以估量。按照以上所述，章太炎属于中产阶级文化人。
一笔墨宝发了财
在上海同福里居住不久，章太炎竟发了一笔大财。说是“一笔”，确实由“笔”而发。一天，一位革命元老来访，请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另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太炎手撰的，他又被要求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获赠润笔墨银20圆大洋。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许多人慕名而来，纷纷求章太炎再写这两件原文，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40圆，有的送墨银200圆。章太炎抱定宗旨“口不言钱”，经常由夫人或弟子应付。章太炎写到10件以上就恼怒了，再也不肯动笔。经夫人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太炎称它为“外国金鼠”，时常吵着要吸。章夫人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杜月笙家祠求横披
杜月笙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月笙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太炎同狱甚久（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章太炎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杜氏祠堂记”，断然拒绝。福生带去一千两银子的庄票，反而弄僵了，原样送回，颓然而归，向杜月笙说明实情，说无法办到。后来章太炎一位学生到他家里去，乘机进言，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问杜月笙的故事，来人就一件一件讲，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来人乘机拿出一张宣纸说：“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杜氏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太炎不出一言，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40分钟，已经写成。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边看边赞：“真是传世之作。”杜月笙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银，托朋友交给章太炎夫人。这笔钱维持了章家几个月的生活。
章太炎首先借助的是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所谓“夷夏之辨”，是指起源于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一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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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全集 |
族观念，它把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各邦国称为“华夏民族”，而把中原四周的民族称为“蛮夷”。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在著述中极力宣扬“夷夏之辨”观念。他们认为，从古至今，“乱天下者无如夷狄”，夷狄不知政教，对汉族实行野蛮统治，汉族奋起反抗异族的野蛮统治是正义的行为。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致辞时说：“兄弟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心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可见，正是这种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对章太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是西方近代人种说。章太炎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吸取了福格特的多祖论。德国人类学家福格特的观点是：东西两半球之人种分别起源于两种猿类，东半球人起源于东半球之高等猿，西半球人起源于西半球之高等猿，因此，东西人种的肢体脑骨各不相同。福格特的这一观点遭到达尔文的驳斥。达尔文认为全世界的人类起源于非洲大陆的一种古猿，因为非洲有大猩猩和黑猩猩极相近之灭绝猿类所居，此两种猩猩为现今与人类最相近之种族，故人类祖先曾居住非洲大陆，似较别处更为合理。但章太炎却很赞同福格特的观点。他在《菌说》修改稿上指出，达尔文的一祖论不能圆满解释人类生存的环境及人类形成文明与野蛮差异的原因。然后，他以多祖说为依据，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一者说明中国自古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之祖先各不相同，二者说明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有文化上的“优劣”差别，这样就能说明汉族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以与他的反清革命理论相契合。
章太炎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而利用民族主义，使他萌发和接受了最原初的民族主义思想，即种族主义或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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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 |
主义思想。但是，这种种族和族类思想对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不小的助力，章太炎等许多人正是通过这些传统资源进而理解并接受现代民族主义的。章太炎等革命派人士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所以随着革命的发展，章太炎的种族复仇主义逐渐有所克服。他认识到，民族主义思想是民族压迫的产物，民族主义的提出是为了消除民族压迫，而不是要进行种族复仇。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中说：“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强权矣。”他后来在1911年10月写的《致留日满洲学生书》中又说：“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也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可见，章太炎已在革命实践的洗礼中逐渐形成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他为之奋斗的新国家是一个融满、蒙、汉、回、藏等于一体的多民族国家。
近代史专家郑师渠教授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有两种范式：一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一是以德国为代表，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18世纪的欧洲，当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启蒙运动造就了本国的政治民族主义时，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和纷争割据局面，没有勇气通过激烈的反封建斗争去实现民族的统一，而是转而试图借助文化认同来达到既定目标，以抵拒法国文化的入侵，由此兴起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实际上，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要求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就是章太炎后来倡言保存国粹、主张文学复古的直接诱因。
上世纪初，有一起震惊全国的文字狱——“苏报案”。以章太炎、邹容为首的革命志士，围绕“苏报案”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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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墓 |
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在“爱国学社”被捕。次日邹容被捕。不久，《苏报》遭查封。这是清末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案。《苏报》原是一个日人报纸，1900年由湖南人陈范接办。“爱国学社”成立后，《苏报》实际成了“爱国学社”的言论机关报。连续发表了许多措词尖锐，文锋犀利，旗帜鲜明的革命论文，其中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尤为清统治者所切齿。章太炎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中说，“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的这种斥光绪为小丑，比亲贵为贼徒的议论在《苏报》上发表后，“举国上下无不震动”，清政府恨之入骨，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道台，众口一词，咬定章太炎、邹容犯下“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的大罪，定要将其“奉旨拿办”，“名正典刑”。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次日，章太炎即被捕入狱。1903年7月15日，上海租界公审公廨额外公堂对章邹开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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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右起：朱希祖、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马裕藻 |
政府居然充当原告。章太炎讽刺道：“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初审时，承审员孙建臣以为章太炎为知名之士，一定有功名在身，于是问他“得自何科”？章笑答道：“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故意将科名说成鸟窠，以示嘲讽。清政府涉及章太炎的罪名是“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对此章太炎答以“我只知清帝为满人，不知所谓圣讳” ，并将“小丑”两字解之为“类”或“小孩子”。额外公堂对此无可奈何，只好将他们重行押回捕房。章太炎在路上看见“观者填咽”，即吟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的诗句，抒发自己带镣长街行的感怀和傲岸不屈的风姿。章太炎在狱中读到《新闻报》刊有诬蔑革命的文章时，即作书痛驳。公然声称自己十六、七岁时“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认定对满清政府只能进行革命，“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指出苏报案是“逆胡挑衅”、“盗憎主人”，自己入狱并非个人之不幸，而是“满洲政府与汉种四万万人构成此大讼”，“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他坚信“天命方新，来不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无多聒聒可也。”
这篇文章在苏报发表后的第二天，苏报即被查封。章太炎与邹容被捕后同囚于捕房，互相写诗鼓励。“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写道：“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又带荔修罗吼。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章太炎身陷囹圄而心系风云。革命志士沈荩在京被捕杖死，章太炎闻讯震恸，写下了“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鬼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痛悼烈士而激励来者，宁死不屈之志溢于言表。 1904年5月21日，迫于舆论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额外公堂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两年。章邹用绝食来表示誓死推翻清政府的决心，两人共作绝命词三首：“击石何须博浪椎，群儿甘自作湘垒，要离祠墓今何在，愿借先生土一坯。”“平生御寇御风志，近死之心不复阳。愿力能生千猛士，补牢未必恨亡羊。”“句东前辈张玄著，天盖遗民吕晦公。兵解神仙儒发冢，我来地水火风空。”章太炎多次遭受酷刑，邹容死于狱中。章太炎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鲁迅说，章太炎一生“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苏报案”是章太炎一生中的光辉一页，极大地促进了广大爱国志士的觉醒，是辛亥革命过程中彪炳史册的重要篇章。
民国初年，海内盛传两章的学术，他们就是章士钊与章太炎。章太炎称国学大师，衰世凯还推他为文圣人。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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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故居 |
字训访之学，尤有独到的见解。章士钊名行严，号孤桐，长沙人。曾留学海外，研逻辑学，并率先将此学传人我国。使国人始知所谓思想方法、演绎、归纳及形式论理与逻辑论理之分别。对词章亦曾精研，偶有所作，不同凡响。士钊对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从诗中可看出，两人交情确非一般。借景抒情，各诉心声，用事之切，格调之高，堪称佳构。行严佳作甚多，兹再录二首。《次韵翘云九日见调之作》：“词坛托契盛依阿，独共丘迟夺锦案。(自注：“锦察不是寻常锦，兼向丘迟夺得来。司空图句)。持酒蟹空磋对菊，(自注：“此地菊盛却无蟹，与上海相反”。)和诗羊在枉寻何。雅才半付虫沙去，恨事常嫌八九多。岸柳园桃等闲咏，不须椅撅到裁娥。”(自注：“柳桃，退之妄名”。)此时翘云在上海，行严在北京，乃用李苏堂九日韵者，语颇风趣。《用九日韵和伯鹰》：“入海逃名不厌深，却忧尘外损秋心。人高比似龙山峻，年少参成洛社吟。灯影恋诗如旧识，隙风翻札得重寻。与君交涉天排遣，更待伊谁撰意林。”信手拈来，使笔如舌，诗有别才，于行严诸作中可见。
1898年12月4日，避祸抵台北，主编《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与日人不洽，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转赴东京，识孙文，参加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回国，任孙文总统府枢密顾问，後来在政坛上无所作用。着有《章氏丛书》。太炎在台论文计有41篇，诗文评、诗16篇，多数刊在《台湾日日新报》，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这些论文占章氏着作份量并不多，却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正疆论〉谓「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州较，则吾宁亲日本。」文中并推崇延平郑王，贬抑降清将领洪承畴、李光地，反映章氏虽厕身台湾，反对满清的民族意识仍甚为急切。在台亦参加玉山吟社的唱和，与法院长水尾晚翠、报馆主笔籾山逸「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後，章氏写给大众阅览的文字转变为通俗的文笔，曾做为张我军鼓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由之一，然而代表章氏的学术着作文字仍甚为艰深，与白话文的意旨差异甚大，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时，新旧双方各执章氏文字风格之一端以彰显己方立论的正确性。
16岁那年，章太炎去参加“童子试”。当时考试的题目是：论灿烂之大清国。考场上安安静静的，一点儿声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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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故居 |
没有。许多考生伏在桌上，苦苦地思考，大写起歌颂清朝政府的文章来。章太炎坐在那里，想起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外国列强的欺凌；又想到清朝政府对洋人卑躬屈膝，对人民作威作福等。这怎么能证明大清国“灿烂”呢？于是他拿起笔，把一直压在心里的愤怒尽情地写进了自己的文章，并且呼吁全国人民迅速行动起来，振兴中华民族。不到一个小时，章太炎就第一个交了卷。主考官见他这么快就做完了文章，不由得暗暗称奇。章太炎刚要离开考场，主考官忽然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喝道：“慢着，你好大的胆子！你知罪吗？”章太炎不慌不忙，平静地说道：“我写的，都符合当今中国的实情，也都是我的真心话。请问，我有什么罪？”话音刚落，考场里一阵骚乱，考生们开始议论起来。主考官想驳又驳不倒他，气得脸色发青，又怕事情闹大，可能会连累自己，只好叫人把章太炎赶出考场。章家的仆人看见这种情形，知道闯下了大祸，吓得面如土色，而章太炎却若无其事地离开了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