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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 |
个人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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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 |
度庐先生自幼爱好诗文戏曲，虽然学业中辍，他却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当时王家住在地安门附近，离北京大学原校址不远，王度庐便去风气开放的北大旁听，得遇颇多名家讲授；他还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或者去鼓楼上的“民众图书阅览室”阅读。就这样日积月累，逐渐打下了坚实的中外文学基础。王先生不仅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潮，他也有独到的领悟。比如在《落絮飘香》等作品中，就曾对莎士比亚剧作等西方名著作过精当的分析。另外他还善于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表现人物心态，并能将西方小说技巧融纳于传统的叙事模式。
王度庐从十几岁起就常写点小文章或旧体诗词向报刊投稿，到三十年代初期，他因投稿结识了北平《小小日报》主事者宋心灯，并受到宋的赏识，被邀任该报编辑。编辑《小小日报》时，王度庐开始在该报及其他报章发表连载小说，多系篇幅不长，仿《福尔摩斯探案》的侦探作品，署名“霄羽”。
1933年后，华北局势日趋紧张，王度庐离开北平，流亡到陕西、山西、河南各地。其间，曾任西安《民意报》编辑，当过小公务员，由于既无学历，又无高亲贵友，加以性格孤僻，虽然文笔好，肯苦干，终未逃脱每被辞退的命运。1934年，他在西安与李丹荃女士结婚，婚后生活仍处于颠沛流离、衣食无着的境地。1937年春，王氏夫妇赴青岛投奔李丹荃的伯父，不料几个月后抗战爆发，青岛沦陷，全家数度逃亡，伯父资财亦损失殆尽。
困居之中，王度庐偶遇在《青岛新民报》 （1942年与《大青岛报》合并，更名《青岛大新民报》）担任记者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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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 |
王度庐性格内向，又体弱多病，平时沉默寡言，不喜交际。写小说出名后，也常有人慕名前来拜访，他总是装病躲避；又很少上街，过着自我禁闭的生活。由于工作劳累，他的健康受到损害，家人曾劝他放弃笔耕，另谋生路，他却写上了瘾，直写到1949年方才搁笔。
1949年初，王度庐携全家移居辽宁，曾先后在大连、沈阳等地任教。1949年后去沈阳，任实验中学教师，是沈阳市政协委员。作品还有《洛阳豪客》 《琼楼春情》等数十部。文革中，王氏夫妇被“下放”到昌图县大苇子沟安家落户，1975年，他们迁居铁岭。两年后，正值旧历年底，王度庐以久病之身在铁岭去世，享年68岁。
王度庐在文化思想上颇认同于“五四”新文化传统。对他而言，自己那些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作品只是“为了混饭吃”的不得已之作，大概并不符合他的文学理想。因此，对自己“如同伶人唱堂会”般地写小说，先生甚感不满，乃至自认为是“一生犯下最大的错误”。然而，正因为有着“五四”传统的自觉认同，王度庐在创作中才能不经意间以新文学对旧形式进行改造，从而推动了通俗文学的“雅”化和“现代化”进程。单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给后人留下的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学及文化遗产。
创作历程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度庐成年後的生活十分困苦，民国廿九年时，得到一名友人帮助，在「青岛新民报」上发表武侠处女作 《河岳游侠传》 ，自此便开始了其一生的武侠创作；王度庐的武侠创作虽然名气极大，但是刚好碰上抗战时期，收入并不算丰硕，常常得四处打零工，才能养家。抗战结束後，上海励力出版社本来要重新出版他的着作，可惜因大陆沦陷，半途而废；民国四十五年时，他曾一度当上渖阳市政协委员，但是又遇上文革，身份又被拨掉，可说一生十分坎坷，直至民国六十六年为止，王度庐逝世，这才结束了悲苦的一生。
年表编辑本段回目录
1909年9月13日(旧历七月廿九)，生于北京一户贫困的旗人家庭，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父亲在清宫管理车轿的机构里当小职员。
1916年，父亲病故，家境日蹙。
1924年，旧制高等小学毕业。一面自学，一面当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开始向报刊投稿。
1931年，受《小小日报》主办人宋心灯之聘，担任该报编辑。开始发表系列性的侦探小说，署名“霄羽”；也写短评，署名“柳今”。
1934年，往西安谋生。次年，与李丹荃女士在西安结婚。先后任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校对员、 《民意报》编辑。
1936年，与夫人返回北平，卖稿为生。
1937年春，与夫人同赴青岛。“七七事变”之后，陷身日占区。
1938年6月1曰至同年11月15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署名“王度庐”(此后在该报连载侠情小说皆署此名)。
1938年6月2日，在《青岛新民报》发表散文《海滨忆写》 。
1938年11月16日至1939年4月23曰，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宝剑金钗记》。
1939年4月24日至1940年2月2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落絮飘香》 ，署名“霄羽”(此后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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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 |
1939年7月30日(?)至1940年4月5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剑气珠光录》。
1940年至1945年，先后任教于私立圣功女子中学和市立女子中学，同时仍写小说。
1940年2月3日至1941年4月10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古城新月》 。
1940年4月7日至1941年3月15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舞鹤鸣鸾记》。
1941年3月16日至1942年3月6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卧虎藏龙传》。
1941年4月11日至同年8月27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海上虹霞》。
1941年8月28日至1943年10月6日，在《青岛新民报》(其间更名《青岛大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虞美人》。
1942年3月7日至1944年，在《青岛新民报》(其间更名《青岛大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铁骑银瓶传》。
1943年10月7日至1944年2月，在《青岛大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寒梅曲》 (未完)。
1944年夏至1945年夏，在《青岛大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紫电青霜录》 。
1945年夏，在青岛《民治报》连载武侠小说《金刀玉佩记》(未完)。抗战胜利之后，曾在青岛市摊商公会兼任文墨，但仍以写作为主。
直至1949年，陆续撰写、出版小说《雍正与年羹尧》(即《新血滴子》)、《风雨双龙剑》、《绣带银镖》、《宝刀飞》、《燕市侠伶》(未完)、《粉墨婵娟》、《绮市芳葩》(疑未完)、《洛阳豪客》、《龙虎铁连环》(未完)、《风尘四杰》、 《香山侠女》 、《金刚王宝剑》、 《春秋戟》 (疑未完)、《紫凤镖》等，多为中篇。
1949年，与夫人到大连，先后担任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编审科编委、旅大师范专科学校语文教员。
1953年秋，与夫人到沈阳，任东北实验学校(后改名辽宁省实验中学)语文教员。
1956年，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该会沈阳市委委员；随后当选沈阳市人民代表，皇姑区政协委员。
1966年夏，“文革”开始，受到冲击。
1970年春，以退休人员的身份随夫人下放到昌图县泉头公社大苇子大队，不久转到泉头大队。
1974年，与夫人落户铁岭市，与幼子王宏同住。
1977年2月12日，因病逝世。有二子一女：长子王膺(1974年病逝)、女王芹、幼子王宏。
作品集编辑本段回目录
《河岳游侠传》1938.6.1-1938.11.15 青岛新民报 未见单行本
《海滨忆写》1938.6.2 散文
《宝剑金钗记》1938.11.16-1939.4.29 青岛新民报 单行本用名《宝剑金钗》
《落絮飘香》1939.4.24-1940.2.2 青岛新民报 署名“霄羽”，单行本分为《落絮飘香》、《琼楼春情》、《朝露相思》、《翠陌归人》四册。
《剑气珠光录》1939.7.30-1940.4.5 青岛新民报 单行本用名《剑气珠光》
《古城新月》1940.2.3-1941.4.10 青岛新民报署名“霄羽”， 单行本分为《朱门绮梦》、《小巷娇梅》、
《碧海狂涛》、《古城新月》四册
《舞鹤鸣鸾记》1940.4.7-1941.3.15 青岛新民报 单行本用名《鹤惊昆仑》
《卧虎藏龙传》1941.3.16-1942.3.6 青岛新民报 单行本用名《卧虎藏龙》
《海上虹霞》1941.4.11-1941.8.27 青岛新民报 署名“霄羽”
《虞美人》1941.8.28-1943.10.6 青岛新民报 【注】署名“霄羽”，单行本已知有《琴岛佳人》、《少女飘零》、《歌舞芳邻》三册，其后当还有三册，待查考
《铁骑银瓶传》1942.3.7-1944 青岛大新民报 单行本用名《铁骑银瓶》
《寒梅曲》1943.10.7-1944 青岛大新民报 署名“霄羽”
《紫电青霜录》1944夏-1945 夏青岛大新民报 单行本用名《紫电青霜》
《金刀玉佩记》1945青岛民治报 未载完
《雍正与年羹尧》1947 单行本用名《新血滴子》
《风雨双龙剑》1948.6 上海育才书局 1941年南京《京报》社曾出同名之
《绣带银镖》1948.10 上海励力书局
《冷剑凄芳》1948 上海励力书局 续完《绣带银镖》
《绮市芳葩》1948.12（二版）上海励力书局社会 言情小说
《寒波玉蕊》上海励力书局社会 言情小说，续《绮市芳葩》疑未续完
《宝刀飞》1948.12 上海励力书局 《今古传奇》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曾连载
《燕市侠伶》1948 上海励力书局
《粉墨婵娟》1948.11 上海励力书局社会 言情小说，书未见
《霞梦离魂》1948.12 上海励力书局社会 言情小说，书未见
《灵魂之锁》1949.4 上海励力书局社会 言情小说，书未见
《暴雨惊鸳》1949.4 上海励力书局未完，有无续书待考
《洛阳豪客》1949.2 上海励力书局无
《洛阳豪客(续)》1949.3 上海励力书局无
《风尘四杰》1949.4 上海励力书局无
《香山女侠》1949 上海励力书局 续《风尘四杰》
《金刚玉宝剑》1949.4 上海励力书局无
《紫凤镖》 书未见
《续铁骑银瓶》书未见
《龙虎铁连环》书未见
《春秋戟》书未见
创作风格编辑本段回目录
30年代中期，王度庐改写武侠小说，以言情小说的笔法创造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的天地。王度庐的特点，是能够充分把握江湖儿女内心的矛盾、人性的挣扎、爱恨交织的复杂情境，写情则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写义则慷慨侠烈、血泪交迸，并因此谱成一部壮烈深沉的“武侠悲怆命运交响曲”使“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书剑名士之气和恩仇江湖之情深入到武侠小说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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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 |
1.描写朴实、简单：在王度庐的作品中，看不到诡谲的斗智争霸，也看不到华丽的武林奇学；事实上，在他的作品中「点穴」已经是一门十分深奥的绝技，更别说有轻功、内功的描写了；不过这样的文字不但不会令读者感到不能接受，反而有了另一种的感受，因为王度庐的作品虽然情节简单，却在朴实的描写中，透露出深刻的人性和爱情的成份，这在当时的武侠盛世，是另一种成功、独特的尝试。
2.悲剧思想：不只是武侠小说，事实上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中，悲剧的结局一直是很少见的，但是王度庐的大部份作品却多半是悲剧结局，或许是因为自幼受尽穷苦的背景，使他有这种创作思想。王度庐式的悲剧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牺牲，反而有点像是命运的作弄和世俗的无奈，似乎在向读者诉说着人间的现实与无情。
结语：与其它同期的作者如还珠楼主相较，王度庐的作品因为倾向朴实、简单，反而没有「枝繁叶茂、尾大不掉」的缺点，但是许多作品中，却常有「划蛇添足」的感觉，在原本已经可以结束时，没有结束，减低了读者想像的空间，这是十分可惜的地方。
以今日的眼光来看，王度庐当时令人着迷的描写技巧，可能早已不流行；他的悲剧思考也令不少人，难以接受，但是不论是对当时的武侠界或後来的发展，他的影响力绝对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作品分析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北派五大家”中，王度庐独以悲情武侠著称，使得言情武侠小说旁支斜出又出现新的类型。从1938年开始，他连续写下《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五部小说共包括三个悲剧侠情故事：江小鹤（后称江南鹤）和阿鸾、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娇龙的爱情纠葛。最后一部《铁骑银瓶》写玉娇龙产下与罗小虎的私生子（韩铁芳），却又被人调换为女（春雪瓶），上一辈的情义演化为下一辈的情义；后来韩铁芳千里寻亲，在荒漠分别遇到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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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 |
这五部作品构成了所谓“鹤－铁系列”，其中人物最多，情节最复杂，展示社会风貌最为广阔生动的，当属《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1941年开始在《青岛新民报》连载，连载时名为《卧虎藏龙传》，题中暗嵌主人公罗小虎和玉娇龙之名，并喻示了他们的命运。玉娇龙身为九门提督之女，虽爱罗小虎，但为维护父兄官誉却不得不嫁丑翰林鲁君佩；玉、鲁大喜之日罗小虎闹婚，玉娇龙出走，倚仗盗来的青冥剑之利横行江湖；又因盗“九华秘籍”而受制于女贼耿六娘，为此遭李慕白、俞秀莲等“侠义道”围攻；后来得知母死家败，借机巧施跳崖之计，遁迹后与罗小虎相见，但又碍于封建门第观念，认为侯门之女终究不能委身盗匪，遂于一夜温存之后，仍然孤剑单骑，远走大漠。
小说刻画玉娇龙这一人物极为成功。她是刁蛮任性、为所欲为的侯门之女，又是敢爱敢恨、豪情万丈的江湖女侠。她既具争强好胜的叛逆性格，不服输不信邪，所以敢于盗剑，敢于向俞秀莲挑战；却又冲不破传统名教观念的束缚，不敢“败坏门风”，只能怀着一颗破碎之心黯然离开。她那官家大小姐的身份恰是她心头无形的桎梏。台湾学者叶洪生先生认为，“作者悲悯地将玉娇龙这种对封建门第观念视同‘原罪’，并予以无情地揭露、鞭挞，正要世人认清其祸害本质所在。”而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正是借玉娇龙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方得以显示。在揭示人物内心上，作者甚得力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运用较为成功。
《卧虎藏龙》中另一个成功的人物是铁小贝勒府的教拳师傅，绰号“一朵莲花”的刘泰保。他不仅是书中起贯穿作用的线索人物，而且是一位被塑造得最为血肉丰满、最具“浑圆”特征的角色。书中的刘泰保生性嗜赌好吹牛，喜欢管闲事、打不平；又爱慕虚荣，想入非非，常自以为是。他是北京市井中的混混头儿，故有几分“青皮”习气，但遇事却能“咬住不放”，用徐斯年先生的话说，是能够“用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来伸张正义”，屡败屡战，永不气馁，既可憎可笑，又可爱可敬。由于熟悉北平下层社会生活及这一阶层各种人物的生动个性、语言心态，王度庐写起刘泰保这样的市井人物显得得心应手，格外入神。据说李安的电影里，最初刘泰保的戏要比现在看到的重，可惜的是，为了突出女主角，很多都被剪掉了。
王度庐不擅长写武打，他小说里最绝顶的武技无非“点穴”，春雪瓶的连珠袖箭即可射得众多高手望风披靡。对他作品以情取胜的特点，叶洪生是这样评价的，“说来也怪！王氏书中没有奇幻情节，没有神功秘技，甚至连江湖帮派、武林高手都没有——简直不像是一般所熟悉的武侠小说！乍看之下，王派‘江湖’平平无奇，‘武艺’十分笨拙！其塑造的英雄儿女常唉声叹气，又心有千千结！似乎没一个叱咤风云的好汉，只有‘举杯浇愁愁更愁’……但细加品味，掩卷深思，他们的身影却都活生生、血淋淋地直逼眼前！泣诉江湖儿女生命的悲情、现实的无奈；令人感同身受，低徊不已。”
王度庐的语言朴拙，虽然有时失之粗糙，但并非缺乏功力。深厚的传统底子加上新文学的滋养，使他的小说妙笔时出，常得意境之美。作为北京长大的旗人，王度庐行文幽默，有一种自然流露的京味儿，他的作品应当算作京味儿文学和旗人文学的一部分。客观地讲，聂云岚的改写使玉娇龙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引起的混淆，却足以令原书及其作者遭到掩盖。不光普通读者不知有《卧虎藏龙》和王度庐，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闹出过把《玉娇龙》当原著的笑话。今年的电影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从《玉娇龙》改编的，以至有的文章竟发出了“《玉娇龙》被大材小用”的感慨。
长久以来，虽然普通读者对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很多研究者却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徐斯年、叶洪生诸位先生，就撰写过不少介绍和评论文章。
在武侠小说家里，新派大侠古龙曾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在海外，美国的《侨报》90年代初就连载过王度庐的小说。然而，直到李安电影《卧虎藏龙》问世，才真正使王氏作品光芒再现。
李安五年前在台湾首次阅读小说《卧虎藏龙》，之后便一直都想把它拍成电影。他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我最欣赏作者的传统手法，对中国古典社会文化充满怀旧味道，某种程度上，它十分写实，没有哗众取宠，没有离经叛道，而且女角的设计尤其突出，还有一个悲剧结局，两者都是武侠片绝无仅有的。”对于从小做着武侠梦，但又向来以文艺片见长的李安，文人气息重、传统意味浓的王度庐作品恰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挥空间。
电影《卧虎藏龙》的成功掀起了“王度庐热”，群众出版社向王家买下版权，出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已出《卧虎藏龙》）；日本的一家出版公司也前来联系，要翻译“鹤－铁系列”。影视方面，李安表示要把“鹤－铁系列”继续拍下去，而中台合资拍摄的电视版《卧虎藏龙》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新世纪带来了新契机，王度庐和他的作品终于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那年（一九○九），北京「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一户姓王的贫困旗人家庭添了个儿子。父亲给他起名葆祥，字霄羽，他就是后来的王度庐。也就是这一年，清廷废除了八旗「俸禄」制。霄羽的父亲在清宫一个管理车轿的机构当职员（这个机构当是内务府的「上驷院」），虽有部分薪金可领，但生计毕竟日蹙。一九一六年父亲病故后，家境更趋拮据。所以，霄羽是以高等小学毕业的基础，靠自学而成材的。
《卧虎藏龙》的情节直承《剑气珠光》（其主人公杨豹是罗小虎的亲兄弟），但就风格、氛围、情感内涵而言，与之内在关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形成对比、构成「复调曲式」的，倒是《宝剑金钗》。这里显示著作者写作《卧虎藏龙》时，有着一种超越表层情节的深度宏观构思，这种构思与人生观念、情感流向、作品「格体」密切相关。
《宝剑金钗》写李慕白和俞秀莲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伦理悲剧」：孟思昭的牺牲，不是为李、俞的结合扫清障碍，而是决定了伴随他们的永远只能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当「义」与「情」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舍「情」取「义」。然而，作为人性的永恒内涵，「情」又是无法消灭的，所以他们永远得不到快乐。
电影《卧虎藏龙》里李慕白、俞秀莲的「戏分儿」很大，以致有人把玉娇龙当成了「配角」。作为「改编」，这也许不算妙笔，但是改编者对《宝剑金钗》的理解是深刻的，而且大概相当偏爱。
美国有评论家说，电影《卧虎藏龙》中玉娇龙对婚姻的反叛，「是奥斯汀式的故事结构」，而李慕白、俞秀莲的爱情「却受传统的束缚」。他们所看出的，「正是小说《卧虎藏龙》和《宝剑金钗》在内涵上、观念上、主题上的反差。反差之间又有内在联系：李慕白、俞秀莲的遗憾，在玉娇龙那里得到了「补偿」。这样，两部作品也就构成了既对比、互补，又承接、发展的关系。
在风格上，小说《宝剑金钗》的精彩之处在于「武戏文唱」，其叙述方式比较传统。《卧虎藏龙》的叙述行为则更加「现代」，作者常取多层次、多视点的非全知叙述角，充满悬念和张力。书中对市井人物、市井生活的描绘，更加色彩斑斓、生气勃勃，「京味儿」、「旗味儿」十分浓郁。原著中，刘泰保是一个写得非常生动的「闾巷之侠」（这是度庐先生的长处），在电影里这个人物却显得「扁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改编必须「减头绪」。
小说里，玉娇龙虽因罗小虎的「盗贼」身份而终于离他而去，但她为了「爱」（也就是李慕白、俞秀莲为「义」而压抑的那个「情」）和自由，却是不顾一切的：可以与贵族家庭永远割断联系，可以与「白道」大侠们拚死奋战。她的性格更为复杂、丰满：亦「正」亦「邪」，亦「善」亦「毒」，既工于心计又不无天真，既决绝狠辣又时或优柔。最后她所不能战胜的「敌人」，正是「自己」。这是一部深刻的「性格悲剧」。
李安对这个人物的把握是准确的，但是由于「戏分儿」有限，对其性格的刻画就不能如原著那样游刃有余。电影结尾的跳崖，虽很浪漫，却不如原著的厚实（小说里是宣称，为尽孝道而舍身跳妙峰山还愿，实乃又是切断家庭羁绊的妙计）。
这些悲剧的总体风格趋于阴柔而较少阳刚，苍凉、悲怆多于雄奇、壮烈。这是作者情感个性和审美个性的集中表现（王度庐先生特爱《纳兰词》 ）。
作者早年失怙，他笔下的主人公也多是孤儿。孤独、狷傲、寂寞、惆怅而时或优柔，是这些人物普遍的心态。这也是作者心态、性格的投射。
度庐先生武侠作品的特点是世俗化、平民化，「玄学化」与他基本搭不上边。「青冥剑一出，天下武林将如何如何」之类的话，他的作品里绝找不到。就此而言，电影未免把王度庐「金庸化」了。是「得」是「失」可以讨论，因此而失却了原著的一些「神髓」则是肯定的。
玉娇龙的反叛精神，其实质首先令人想到个性主义，这反映著作者对「五四」精神的认同。作者熟知佛洛伊德学说，所以，书中的冲突更是「生命意志」与现实生活「僵硬外壳」的冲突，而且这种「外壳」又内化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这样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构思是十分「现代」的。我曾引用佛洛伊德的话，证明度庐先生笔下的悲剧具有佛氏所谓「心理悲剧」的特征，这对中国现代文学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侠」企图凭借「个人的独立自足性」来伸张正义，这就注定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度庐先生致力于展现这种悲剧性，这就把中国武侠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五四」以来长期贬抑通俗文学，这是一种偏见。度庐先生的创作表明，立足于自己民族的小说传统，积极吸取西方文学、「五四」新文学的营养，是中国通俗文学「通变」的正确而且必然的途径；他的作品也表明了「俗」可以与「雅」融会到何种程度。
因此，以历史的观点考察，没有王度庐这样的作家，也就不会有金庸。
度庐先生及其作品由影响遍及全国，到「销声匿迹」，又到重被人们「发现」，并且经由李安「阐释」而成为世界的艺术瑰宝，这本身就是一出悲喜剧——中国文化的悲喜剧。想想度庐先生和许多中国作家的遭际，我的「悲剧感」要大于「喜剧感」，这种悲剧感的色调亦非「壮美」而是「苍凉」。但愿中华民族文化的运行不再使人产生此种「悲剧感」，这也许是《卧虎藏龙》最大的「现实意义」。
古龙眼中的他编辑本段回目录
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大概已经很少人知道王度庐是谁了。幸好我已不再年轻，所以我还知道王度庐是谁。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看武侠小说，那个时候，我最不欣赏的武侠小说作家就是王度庐。因为那时候我总觉得王度庐的小说太淡。因为那时候我只有七八岁。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过去的，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成熟转变。所以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中，我忽然发现我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可是我最不能原谅的，也是王度庐。每一部成功的小说里，一定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主角，王度庐的小说里，写的最成功的一个男人，就是李慕白。王度庐的小说里，写的最失败的一个，也是李慕白。王度庐绝不想把李慕白写成一个失败的男人，更绝不想把李慕白写成失意的男人。可惜王度庐已经不由自主了。因为李慕白已经脱离了王度庐的控制，因为李慕白在王度庐笔下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思想的、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一个作家能够在他的笔下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悲情大侠编辑本段回目录
王度庐在当时的“武侠五大家”中，“武艺”不如白羽、郑证因,“修行”不如还珠楼主,他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公认为是“悲剧侠情”。
王度庐的代表作“鹤一铁”系列,将情放到与侠有关的各种观念的网络中加以“千锤万击”。《鹤惊昆仑》中，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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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度庐 |
台湾学者龚鹏程说:“他们不断在‘求知己’，并将自己交付给知己或求知己的活动”，但是“知己一旦出现,即意味孤独的旅程业已结束,侠客孤独漂泊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此论颇具慧眼。阿鸾用小鹤之剑自吻,小鹤九华山归隐,李慕白、俞秀莲终身压抑真情，玉娇龙与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这些尽管有“封建观念”在作祟,但却恰恰成就了人物的“大侠”形象，令人感到同情与向往、感动与惋惜、寂寞与悲凉。一种带有本体询问意义的悲剧被作者笔酣墨饱地展示出来。
有些小资说，北京人不懂爱情。其实，北京文化的主流，或者说受到北京文化较多影响的人，是把爱情放到与“侠义”有关的文化系统中去整体衡量，而不是一张口就死去活来地爱呀爱的。王度庐正是从这个角度，不自觉地透露了一个北京作家的心理奥秘。你看从老舍萧乾，到王蒙、王朔，哪个北京的大作家是“爱情至上”的？
什么是侠?什么是情?什么是侠情?王度庐将这些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来的梁羽生、金庸、古龙,交出了几张优秀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