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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灭亡》《灭亡》

1923年5月,19岁的巴金跟随哥哥尧林离开四川老家,乘船顺江而下,到达上海。4年后,他又去往法国。走出四川与出国是巴金人生的两大转折。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是在法国巴黎写成的。《灭亡》反映的是1926年左右,在北伐战争之前,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的生活,塑造了一个以生命向黑暗社会复仇的职业革命者杜大心的形象,这位主人公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却忍住极大的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他对自己个人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对黑暗压迫下的人类前途也感到绝望,然而他还是要尽力奋斗。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那种绝望、虚无而又要拼死抗争的心态最终使他丧失了爱情,甘愿消耗生命以殉事业,求取良心的安宁。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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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小说《灭亡》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沾满了“腥红的血”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一些受到五四新思潮鼓舞,因而寻求社会解放道路的知识青年的苦闷和抗争。塑造了一个以生命向黑暗社会复仇的职业革命者杜大心的形象,这位主人公得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却忍住极大的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他对自己个人的前途失去了希望,对黑暗压迫下的人类前途也感到绝望,然而他还是要尽力奋斗。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那种绝望、虚无而又要拼死抗争的心态最终使他丧失了爱情,甘愿消耗生命以殉事业,求取良心的安宁。响彻全书的是这样的呼声:“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这也是小说的主题。主人公杜大心怀有“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决心,最后,他为“信仰”而英勇献身。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巴金巴金

巴金(1904.11.25—2005.10.17)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1923年到上海,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写成中篇小说《灭亡》,次年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被视为他的创作生涯的正式开端。1929年回国后,在沪从事翻译、创作、出版工作,三十年代的《家》《春》《秋》 (合为《激流三部曲》),四十年代写于重庆《寒夜》,长期流传不衰,被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长篇小说的重大成就。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创作短篇合为《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等短篇小说集,并有散文、报告文学集问世,《随想录》五卷被文化界誉为“讲真话的大书”1958年起陆续出版《巴金文集》(十四卷本),1987年起出版《巴金全集》(二十六卷本)。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创作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青年时期的巴金青年时期的巴金

在巴黎,巴金原本想学经济,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一下子获得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左拉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如饥似渴地阅读后,他被深深感动了。关于《灭亡》的写作,巴金后来写道:“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前四章。”

《灭亡》是巴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由叶圣陶推荐发表在1929年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当时《小说月报》已是全中国最有名望的文学期刊。巴金从此闯入文坛。 

《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评价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晚年时期的巴金晚年时期的巴金

在巴金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小说《灭亡》的命运十分特别。它是青年巴金在法国留学期间完成的。可以说是巴金文学生涯的标志性起点。作为一部成名作,它在诞生之初即被评论界誉为“现代文坛不可多得的佳作”,成为广受读者追捧的畅销书。但与巴金日后的作品相比,它又被普遍认为算不上一部上乘之作。它的命运之多舛,如今想来,发人思考:从1929年出版单行本算起,到1951年7月,共印行28版(次)。而在随后的55年里,再没有出过单行本。在理性缺席的年代,《灭亡》甚至因为“无政府主义的狂热”,几乎遭到全面否定的厄运。连巴金自己编选的十卷本《巴金选集》,竟也没有将它收入。晚年也很少提及,似乎也有回避的嫌疑。
  
2008年,是《灭亡》创作完成80周年,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推出了新的单行本,以示纪念。纠缠于作家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图在小说主人公身上得到什么印证已经不再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当年远离祖国,才24岁的巴金究竟想通过革命者杜大心的灭亡来表达什么?怎样理解序言中他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呢?

巴金离开祖国赴法留学之时,正是北伐革命军将军阀孙传芳的军队驱逐至长江以北之际。国共合作名存实亡,各地连年战争,流氓土匪横行。“整个国家罩满了乌云,广大人民流不完的血泪、诉不尽的痛苦!”小说主人公杜大心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启蒙,是一个已经觉醒的革命者。真诚地要求革命并坚信新世界的必然到来,却不知如何去争取。他痛恨黑暗的现实,又痛感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自己过于微弱孤单,因此悲观地认为自己将在光明到来之前必然灭亡。他苦闷、抑郁、悲哀,处于人群之中,却感到“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生人”;他还患有严重的肺病,为现实中的不公平和被压迫者的不幸深感苦闷的同时,认定自己不配有幸福,也不能有爱情,决然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姑娘,用工作压抑愁绪。当战友张为群被杀害之后,他终于下定了走向“灭亡”的决心。射向戒严司令的子弹是复仇,射向自己的那颗则是成全——杜大心认为,只有这样的方式才能使自己得到良心上永久的安慰,才能了结肺病以及无望的生活带给他的一切苦痛。
  
作品感人至深的并不是宣扬了什么主义,而是融绝望与抗争于一体的献身精神。甜软抒情的恋爱情节与悲愤暴烈的场景互相穿插,形成奇特的感染力。英雄至上的气象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难得一见,尽管这是一个在暗夜里绝望呼叫的英雄。杜大心的出现,对那些在革命受挫处于低潮时期而思想情绪又陷于苦闷彷徨的青年,无疑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灭亡》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真诚地反映了对于“信仰”的追问——这几乎成为巴金小说的一种核心价值。“信仰”是一个人内心最崇高的、并愿意为之不懈奋斗的东西。它不仅是一个“彼岸”,还是一条通向彼岸的路。杜大心的悲剧性在于他虽然能看到彼岸,但脚下无路。或者说,当他以为,一种理想非得以与世界的隔绝来实现时,他便陷入了青年人常常会遭遇的“极端”。面对消灭矛盾最直接的办法——死亡,巴金说,“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作家自己实践着的,正是李冷兄妹所选择的道路——拒绝家庭赋予的幸福和安乐,投身积极的创作以完成对自我的救赎。诚如巴金自己对于《灭亡》的评价:“《灭亡》不是一本革命的书,但它是一本诚实的作品。”正是这种诚实的挣扎和激情的表达,铸就了《灭亡》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回望一个日后被尊为真正有良心的作家的成长之路,这种挣扎毋宁说是一种宝贵的希望。

巴金自谈《灭亡》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灭亡》《灭亡》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的写得顺利,几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次序写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刚出版,我就引用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话改写了小说的结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研究这“忧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我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当浓的“忧郁性”。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的一条路:报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他只是一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容易愤怒。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

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导他,在支持他,他决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斗争,我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

我今天无法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更喜欢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样的办法。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影响的都是这些外国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它们甚至在我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或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 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回忆录》。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的哥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 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不知道怎样,有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来过一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家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并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了。两三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张《申报》,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了 。孙传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的外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辩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爱》一章中李静淑讲的一段话,就是根据他的来信写成的。

关于《灭亡》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我谈创作的过程谈得多,谈人物谈得少。我在前面说过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暴露我的灵魂。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所以《灭亡》并不是一本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点有多少,《灭亡》决不是一本虚无主义的小说,否定一切的小说,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小说。

《灭亡》序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灭亡》《灭亡》

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又是一个孤儿。

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为了我底信仰,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他也不能忘记我。

我有一个“先生”,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然而由于人间的憎恨,他,一个无罪的人,终于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的电椅上。就在电椅上他还说他愿意宽恕那个烧死他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爱他,他也爱我。

我常常犯罪了!(I have always sinned!)因为我不能爱人,不能宽恕人。为了爱我底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为了爱我底“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我常常在犯罪了。
我时时觉得哥哥在责备我,我时时觉得“先生”在责备我。亲爱的哥哥和“先生”啊,你们底责备,我这个年青的孩子实在受不下去了!我不敢再要求你们底爱、你们底宽恕了,虽然我知道你们还会爱我,宽恕我。我现在所希望于你们的,只是你们底了解,因为我一生中没有得到一个了解我的人!

我底“先生”已经死了,而且他也不懂中文,这本书当然没有入他底眼帘的机会。不过我底哥哥是看得见这本书的,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底面前,把这本书呈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底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底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底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但为了不使我底哥哥流眼泪起见,我也曾用了曲笔,添加一点爱情的故事,而且还编造了杜大心与李静淑底恋爱。

自然杜大心不是我自己,我写其余的人也并没有影射谁的心思。但是我确实在中国见过这一类的人。至于我呢,我爱张为群。

                                                  巴金
                                               192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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