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官僚化
副标题：
作者：阮炜 文章来源：中国学术论坛 点击数：
“学术腐败”已成了当今社会的热闹话题。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抄袭一类的事。造假、抄袭之人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会又会热闹十天半月。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学术腐败”的爆料。然而，高校的腐败难道仅止于此？
大学的本份是学术，这包括教育与研究。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个学校的教授、副教授不用心做学术，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开会或勾心斗角，这当然是有后果的，那就是，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或一个政府。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即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大学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设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有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二十来人的“学院”就要设院长、副院长和书记、副书记六七人，有多大一个比例的人们会真正全副身心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人们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从此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这样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给公众造成何种印象？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比学术造假严重得多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大学好好教书育人，好好做学术研究，而是让大学人整天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和争官。从哪方面看，这也是一种比通常所谓“学术腐败”严重得多的腐败，一种危害大得多的腐败。高校教师中搞学术造假、抄袭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较小，一经爆料，会引来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当事人可能立马身败名裂，所以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如果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作用必然是学而不优则仕，必然是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所以其所造成的危害之大，绝不亚于少数几个人的造假和抄袭。
其实一出中国国门，在香港、澳门就可以发现，一个大学最多设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即可，行政上的杂事完全可以让两三个秘书或助手去做。事实上，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的制度。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大学不是政府，就那么一点破事，一个校长、副校长加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办下来，甚至办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官少效率高。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艄公不多，船自然一帆风顺，不会发生打烂船的事。
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秀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能如此愚蠢、荒谬？
这当然要当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发明了科举和八股？不用说，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结果是知识、真理并再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履。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起钩的国家，非中国莫属。说真的，一个中国大学里边除了校长或书记有一点权力，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统统没有真正的权力。仅就深圳大学而言，教师晋升职称，主要靠的是学术成果，而不是看院级或校级干部看他是否顺眼；一个新人要进入大学，主要也是靠其学术实力；出国机会也主要看是个人实力，或干脆靠排队。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一种权力的宣示？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做学术的是少数人，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而假装搞学术的人实在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非知识和真理，而是权力或并无实权的权位？
在经济上表现优秀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却非常愚蠢、荒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执政党缺乏自信。但执政党在经济上有优秀的表现，是完全应该有信心的。是不是不设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治？可是，执政党何苦这么不自信？以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完全可以比现在自信得多，用不着设立如此多的破官位来败坏自己的名声，用不着把官位当作荣誉、特权来腐蚀那些在学术上本来会有造诣的读书人。从执政党自身利益来考虑，它完全应发动一场类似于十一届三中会那样的革命，来消除这种高校腐败。
事实上，大学官僚化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结构性腐败，其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通常的学术腐败，因为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普遍现象。更可痛的是，人们不以为怪，反以为正常。举目望去，读书人当中真正对知识、真理感兴趣已成了凤毛麟角的异类？一百个读书人里九十九个是官迷。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扩大。
中国太可怜了。
一个大学设十几个、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到七个院级干部已够愚蠢了，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最多不超过一个已够荒谬了，可更愚蠢更荒谬的是，我们还整天乐此不疲地侈谈得诺贝尔奖！中国人实在太不知羞耻了，实在太可怜了。这方面的议论不绝于耳。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扪心自问一下，诺贝尔奖是奖励那些真正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去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整天不要脸地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有什么资格得诺贝尔奖？我们有什么资格侈谈得诺贝尔奖？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尤其是科学、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是需要天赋和汗水的，是需要投入全副生命的，是要不求闻达，耐得住冷板凳的？中国人的智商还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既然如此，就得扪心自问，像我们这样一个如此看重权力或者官位的民族，究竟有没有脸面谈论得诺贝尔奖。
有血性的读书人，有血性的执政党中人，可怜可怜中国吧。
大学官僚化运作乃是教育之不幸
作者： 黄守洲 发布时间： 2008-10-21 13: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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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董健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1996年以来一直达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比重4.1%，这是“使国人蒙羞”的事。只有重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启蒙精神，进行教育深层改革，克服教育政治化、官僚化弊端，大学才能走上正路。（羊城晚报10月19日）
谈教育改革已经很多年，就像喊口号一样。老百姓得到实惠的是，现在上个大学容易多，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社会精英，而是“大白菜”。无奈之下，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高校扩招。对扩招持赞成观点的教育界人士感到很纳闷，好不容易让大家读大学容易，反而不乐意，这不是让人难做嘛！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当紧缺的情况下，人们埋怨最多的是自己不能接受优质教育。扩招有什么用呢？说句实在话，扩招本身就是国内高等教育官场化运作的一大经典。学校扩招不是学校说了算，而是政府、教育部门说了算，给一个指标，而且，高校扩招带有一定地域、政策性倾向的，绝不是高校按照自己学校能力和意愿去扩招。没有办法，高校本身也摆脱不了政府、教育部门对其投资和所谓指导。扩招就扩招，牙关一咬，校门一松，很多大学曾经辉煌一去复返。
有人反省当代大学存在问题的时谈到，官僚化严重，一流学者乐意当领导。行政官员摇身一变成了学术、科研领导人。这种模式运作下，变成了外行主导内行。外面的人还不知道怎回事，学校一再变得差，相反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学校领导也因此升官像芝麻一样节节高升。说句实话，那些行政官员搞教育，实际就是一种糟蹋，他们仅仅是把大学当成自己的一份升官政绩，许多大学不惜耗资千万、不惜举债去建一个大门，却不注重人才建设、图书馆、实验室建设，结果导致科研和教学水平严重退化，大学成了文凭“批发商”，学生还没毕业就天天跑人才市场要饭碗而不是安心在课堂或者图书馆安心学习，这不是教育的悲哀么？
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是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很少看到校长到教育一线任教，这是教育界不争的现实。有人说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没错。但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校长干什么去了？市长可以兼“校长”，局长可以兼“院长”，或许官员的影响力能为学校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及“后台”影响。不少小学文化捞到点钱的商人不满足现有社会地位，花个几十万上千万的“赞助费”，摇身一变就是“教授”。从娱乐界进军的教育界的那些所谓“教授”，凭脸蛋和人气把高校给“雷”了。以前说大学神圣不为权贵折腰，现在则频频向明星抛“橄榄枝”，习惯用市侩手段利用明星效应为学校谋发展。你看，那些娱乐界名声狼藉的人，一下子站在讲台上言传身教，能培养出什么人才呢？
如此教育改革能行得通吗？不敢断言否定，最起码目前种种现象让人担忧。
说到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还是大学看门人的问题。假如校长不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拍板，苍蝇般的东西能大摇大摆溜进学校吗？显然不至于这么泛滥。
期望有一天，衡量大学校长成功指标，是培养了多少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科学家，或者知识分子，甚至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事实告诉我们，这是只是一种奢望！中国大学教育早已“阳痿”，培养优秀人才只能用自己标准来衡量。
乱套了！人们天天喊着要救市，却很少人关注了解大学教育改革中存在的危机。别以为大学教育跟“救市”没什么关系的，人家美国华尔街不就是金融精英集散地。华尔街之所以辉煌，印证了“人才就是生产力”一说。那么，这些金融精英从哪里来？还不是靠教育。国内如此官僚化运作的大学教育，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培养质量。如今，看来花钱救市不如救教育还有效呢！
看看每年的世界高校排名，不知道大学校长还没有羞愧之意？假如我国大学教育想要“雄起”，该思考下怎么抛弃官僚化运作的错误，推崇教育家治校，独立发展为好。
来源： 中国法院网
谁来保护季羡林老先生
被爆涉嫌偷窃季羡林藏品拿出去卖钱的秘书杨锐，近日已被更换。杨锐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吴志攀之妻。杨锐此前长期担任季羡林秘书，却对老人疏于照顾，甚至拿吃剩的鸡骨头给老人当午餐。季羡林曾向温总理去书求助，要求撤换秘书。温总理回信督办，北大迟迟不采取动作。（11月5日《信息时报》）
季羡林德高望重，为国人敬仰，可就是这样一位大师更换秘书，都要写信向总理求助，这让我们看到他的“艰难”。
季羡林藏品被窃后，杨锐有很大嫌疑，可北大只是更换秘书，显然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有这些，都因为杨锐是有“背景”的人。
如果季羡林是有相当级别的官员，他要求换秘书，还会这样扯皮吗？他家里发生盗窃，有关方面还会没有任何反应吗？
季羡林的遭遇不只是一个人的伤痛，反映的是当前大学官僚化的弊端。正因为此，一个再有学问的人也要在“官”面前低头，也才有北大党委副书记之妻做季羡林秘书，即便不合格，也难换掉。
大学官僚化对人的伤害，连季羡林这样的国学大师都在所难免，让人无言以对。一所大学如果连国学大师都保护不好，又谈何尊重人才，激励人才搞学术？
大学官僚化、行政化、侏儒化、悲剧化 2008-10-19 17:38
分类：回忆 字号： 大大 中中 小小 【导读】
南京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已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
广州日报：大学成官场是教育的悲哀
中山大学教授：大学生失业是国家的悲剧
“大学衙门化”导致“教育侏儒化”
江苏大学教授：教育行政化的危机
南京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已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演讲称，现代教育要“招回大学精神”，大学重在培养“和谐的人”而非“有用工具”（何奔、吴进摄）
本报讯 记者夏杨报道：“大学重在培养和谐的人，而不是培养有用的工具！”昨日，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在广州“公众论坛”演讲时指出，中国现代教育要重振启蒙精神，招回大学之魂。
董健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1996年以来一直达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比重4.1%，这是“使国人蒙羞”的事。只有重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启蒙精神，进行教育深层改革，克服教育政治化、官僚化弊端，大学才能走上正路。
董健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今年72岁。总结30年改革和大学教育现状，他指出，当今教育存在一些危机。大学官僚化、学术腐败，抄袭、剽窃时有发生，大学精神在衰退。
“30年来教育改革多是表层的，缺少实质性举措。”董健说，恢复高考、高校扩招、大学合并等改革，都未曾触及大学精神的实质内核。“时下出现的大学腐败现象，不是改革的结果，而是改革缺位，原有被掩盖的许多问题，在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后爆发出来”。
董健说，一些改革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本科、硕士和博士等一再扩招，“有一个博导带了35个博士生，简直是误人子弟”。而论文答辩时，若不让其通过，又感觉对他不公平，“同样水平，在别处可能过了。这是体制问题，靠几个人把不住防线”。
董健说，教育是“软”任务，它出问题，伤害在文化深层，破坏的是民族精神资源，不会马上看到，但影响未来。“今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50年后，我们和子孙后代将尝到苦果。”董健说，教育改革虽是“软任务”，但非常迫切！
大学精神是什么？董健认为，大学之“大”，内涵应该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培养人完善人，不断提升人格和道德；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追求学术真理。
“大学要把学生培养成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有用的机器。”董健引用爱因斯坦的话指出，大学教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工具制造型教育，教给学生技能，让他们成为实用“工具”；一种是人格提升型教育，把学习看成完善人格的高尚事情，培养出来的是“和谐的人”，能分辨真假、善恶和美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董健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这是可悲的”。
大学如何进一步改革？董健认为，要实现“大学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大学要建立董事会、校友会和教授会，办学最高权力在董事会。实现独立发展。
董健认为，现在不断发生的社会事件，源头往往在人文精神缺失，导致道德行为失范，诚信良知泯灭。中国人文教育缺位，需要重补启蒙主义课。（金羊网-羊城晚报）
广州日报：大学成官场是教育的悲哀
“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昨日，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广州 大学大学城校区一论坛上发言“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10 月12日《广州日报》）。
官本位、衙门化是当今大学一大“奇观”，不但干扰了学校的正常管理和学术创新，还把许多知识分子给“夹生”了。行政官员变成了科研领导，科技人员变成了行政官员，两者本是“分离相生”的事物，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方式、思维和行动，硬要“捆绑”成“夫妻”，岂不要制造更多的“妻”离“子”散么？
大学的功利化，导致许多大学千方百计接受行政官员当大学领导，市长兼了“校长”，局长兼了“院长”，或许官员的影响力能为学校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校舍越来越多，并不意味着知识越来越多。学生们疾呼：“宁要真知识，不要糊涂官”，不就是对大学官场化的畏惧么？
行政官员往往追逐政绩，许多大学不惜耗资千万、不惜举债去建一个大门，却不注重人才建设、实验室建设，结果导致科研和教学水平严重退化，大学成了文凭“批发商”和“加工厂”，这不是教育的悲哀么？
不少人抱怨我国大学不能驰名国外，大学的官场化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作者: 童克振）
“大学衙门化”导致“教育侏儒化”
“目前，国内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四次工作会议上，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侯建国这样说。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认为，这几年研究生扩招速度太快，造成研究生质量下降，在很多学校，研究生成了减缓就业压力的工具。“浮躁”，朱清时用这个词来形容我国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７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
研究生相当于本科生的水平，本科生相当于高中生的水平，这种让人痛心疾首的教育侏儒化，其来有自，一是扩招，二是浮躁。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曾直言，盲目扩大规模会影响教学质量。中科大校长朱清时的“浮躁论”，亦点中命门。诚然，偌大的大学，如今还能摆下几张安静的课桌？人心浮躁，沽名钓誉，整日都为稻粱谋，无时不为名利计，如此言传身教，莘莘学子怎能心如止水？
追本溯源，扩招和浮躁只是表象，它们的背后隐匿着大学衙门化这一操盘手。何谓大学衙门化？即是权力主导一切，大学的组织序列由行政权力来划分。校长的产生类似于行政官员的任命，因此校长要对上负责；大学成了行政机构，本该占主导的教师须仰行政领导的鼻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曾说过，我国校长对应的级别是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正处级等，此言不虚，据悉，我国目前已经确立了３１所大学“副部级”的行政级别。教师与行政员工地位颠倒，受伤最大的只能是学子。
以扩招为例。为什么要扩招？强强联合，强弱联姻，终极目标是做大做强，剑指国际一流学府。由此，不惜举债大兴土木，从校舍翻新到轰轰烈烈地兴建大学城，再到引进良莠不齐的人才，尽管如此，师资仍然匮乏，校舍依然短缺，“博士生一走廊，硕士生一礼堂，本科生一操潮，导师带的研究生翻倍增长，无暇以顾，教学质量谈何保证？然而，上至领导下至老师，谁曾给学生一个说法？在许多学校领导和地方官员眼里，只要把学校打造成巨无霸，就是显而易见的政绩工程。
再来说说浮躁。暨南大学校长胡军曾游学欧洲，很欣赏欧美大学规范的运行机制。担任暨大校长后感叹，撼动浮躁可真难，因为“一些有形无形的力量会推着你往前走”，“就像一些地方政府追求ＧＤＰ”。诚然，教师的天职就是培养学生，不是争博士点、抢经费、比大楼大师，但是，在强大的行政压力下，谁能置之度外？况且，一些导师的确唯孔方兄是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胡海岩就曾感叹：“有没有办法能够阻止教授呆在学校办公室时想的是公司的事？”教授如此，难免误人子弟。
教育侏儒化的后果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学生不值钱了，缺斤短两的教育当然培养不出高质量的人才。学子的家长把血汗钱交给学校，假若收获的却是跳蚤，往浅处说这是不负责任，往深处说这是祸国殃民。基于此，必须整饬大学里森严的行政序列，弱化行政权力，加大学术权利，同时，增加学子的话语权和博弈权。
（《中国经济时报》王石川）
中山大学教授：大学生失业是国家的悲剧
站在左派的制高点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那叫妇人之仁
任剑涛
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本刊记者 曾繁旭
42岁那年，任剑涛当上了中山大学政务管理学院院长，从此他开始把一些西方的大学理念用于具体的办学之中。
他开始要求学院的老师们安排一个Office Hour(办公时间)，以便学生前来讨论交流，而不管多忙，他自己都会固定在一周中的某一天待在办公室里；
他开始用一种全球性眼光办学，他的学院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引进博士生。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的大学开始裁员，一部分优秀学者无法获得财政支持，他趁机到香港挖人，“一些优秀的人才就此加入学院教师队伍”；
学院与西方名校合作，每年送一些选派的学员到牛津这样的名校去学习；……
当然，这样一套西化的大学思想，是很难完整移植到中国本土的。本土能吸收的，只是很表面的那部分细节。
因为，“谁也无法逃脱扩招指挥棒的宏观调控，谁也无法阻挡越滚越大的雪球”，所以，尽管他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在各家媒体写文章，批评当前的大学教育，但他所“主政”的学院，也不得不卷入大学大跃进的洪流之中。
明确中国的问题
他是公认的善于演讲的老师，因此有人说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但他说自己没有做政治家的野心。
1962年任剑涛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小学和中学期间，正赶上“高歌猛进，战歌嘹亮”的“文革”。到四川南充 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如饥似渴”，却“对知识的脉络毫无了解”，以至于“往往为表面现象或者道德热情遮蔽了理性的眼睛”，这些经历使得他今天成为了单纯道德热情的坚定批判者。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他与很多研究者一样，开始研究“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成为这样，中国的国民性是怎么样的”，1992年他出第一本书，就是谈论中国国民性问题，结论是惟有改造国民性，中国才能走上现代化之路。
在今天的任剑涛看来，这些结论非常幼稚可笑，“有勇气而没有理性”，“看见针眼大的天，就认为那是中国文化”。
1994年到1996年读博士，做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研究，“关心中国的伦理政治为什么建构在那么精巧的理论上，而实际上却不能发挥政治效用”，“讨论在什么条件下伦理政治可能代替法理政治”。
1998年，杜维明先生到中山大学考察。任剑涛跟他说，新儒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头，个体心性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的关键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这样的表述切中杜老先生的思虑，他决定资助任剑涛到哈佛去做访问学者。这趟访问，对任剑涛的研究和价值立场产生了根本影响，他开始“由原来国民性的反思到传统文化的理性分析，转到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上来”。
在哈佛，任剑涛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乃至整个现代政治的设计，都有了一个通盘的考察，并开始用现代性的立场反思中国传统政治问题，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落实在社会政治生活上，一个国家的有序、发展以及成功的转轨，都要落实到政治平衡上”。此后，他出版的所有书籍、发表的所有文章，始终都在讨论政治制度怎么安顿，政治与经济怎样和谐，如何解决中国现代性和传统性接轨的问题。“没有这些，一切免谈”。
课堂上，任剑涛是一名认真的老师，“没有任何一节课、任何一次讲座偷过懒”，与此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介入社会，他是广东省政府、广州 市政府的智囊团成员，不停地给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他批判社会，也“注意释放善意”；他是一个学院的管理者，甚至是扩招的获益者，却公然向大学扩招发起攻击。在那场著名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之中，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自由主义的坚定鼓吹者。
大学生失业，是国家的悲剧
人物周刊：前段时间您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大学扩招：大跃进必然大欠债》，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
任剑涛：高校7年扩招，造成2000亿的债务，这确实是一个由金融问题显示出来的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大学扩招来缓解社会矛盾，但现在大学负担了超过自身承载力的期盼和使命。一直以来我们都追求“多快好省”，但制度现代化确实需要“比慢”，慢工出细活。
人物周刊：大学过度扩张和适中扩张的边界如何界定？
任剑涛：边际平衡问题本来是公共政治一个最重要的指引，就是要找到一个边际的契合点，或者叫最满意点。大学问题上，我们要考虑几个边际问题：经济发展的边际——我们能为大学提供什么样的经济配置；政治发展的边际——我们能否让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学；社会政策的边际，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就业的社会政策有没有解决等等。
从大学的内部边际关系来看，大学里头的三权，学术权、行政权和管理权，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匹配。现在的大学管理权是最弱的，大学行政权基本上吞噬了这个管理权，而教授治校的提法又掩盖了教授治学的重要性。
在这些边际问题考虑不足的情况下，中国大学的急剧发展，实际上是以降低大学的学术文化和教育含量、牺牲大学的尊严为代价，来满足社会的大跃进需求的。
人物周刊：现在大学生就业相当困难，有人说“知识不再改变命运”，您怎么看这个现实？
任剑涛：如果“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真的成为中国一个社会现实的话，这是一个悲剧。现在有人说我们的大学生就业可以到西部去，可以做屠宰工，可以去扫厕所，可以做家庭保姆——确实，对一个成熟的多元社会来讲，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相对于总的人口比例，大学生的数量还非常少，相对于整个社会发展对于技术动力和精神动力的需求还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发出大学生应该调整自己心态、接受一般工作这样一种不正常的高调，肯定是国家的悲剧。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你进入什么学校，之后有什么样的收益，大家都非常清楚，因为学校跟社会、市场的分流已经稳定了。
在就业的比例安排里头，能不能有一个比例，专门给予贫困学生或者贷款学生，这个要看国家政策的技巧水平。我们现在的政策是粗放型的，没有一个就业比例的配置问题，更没有性别比例、地缘比例、社会阶层比例等等。而美国的政策安排就有这样的一个比例，比如对黑人就有一个制度安排。
新左思潮回流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反而给国家带来新的负担
人物周刊：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您一直身处其中。现在回过头看，您觉得这样的论争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什么效用？
任剑涛：这个论争影响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比如说，新左派的论述对中央政策造成了巨大压力。
新左思潮的影响有其客观理由，因为之前我们边际配置不足，平衡考量没到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新左思潮的回流并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国家新的负担，比如说三农问题，每年国家投入上千亿，在农村公共制度建构不足、公共产品供给秩序混乱的情况下，这笔钱有多少能落到实处，这是我担心的。
站在左派的制高点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是一种小市民式的东西，那叫妇人之仁，因为农民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这都是不可抵挡的国家现代发展大趋势，所以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农民进城之后该怎么办，比如他们的教育问题，给农民工子弟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还是让他们成为新的文盲，这些问题是我们真正要管的。左派考虑问题不是这样。我的一个左派朋友说，要使农村成为蓄水池——城市能容纳他们，他们就进城，城市不能容纳他们，他们就回农村——哈哈，哪有这么美好的事情！现代城市变迁，就是一个道德考验，就是要像邓小平一样，真正站在历史理性的角度，狠着心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农村这么多的贫困人口？他们中有的人已经面临生存的挑战，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不正是社会对他们的一种援助吗？
任剑涛：这个问题要分两面来看：一方面，就政策的总体设计来说，不能像左派那样仅仅强调道德同情，大量投入资金却不管结果如何；另一方面，贫困问题我们要解决，社会福利也要推进，但政策设计要精细，政府要给贫困人口补贴，但是够他们吃饭就可以了，创造财富的人应该吃得好一些，否则，贫困人口连饭都没得吃。
很多人把自由主义的辩论妖魔化，说自由主义学者和富人、大资本家同盟，其实搞错了。
自由主义强调政策设计的精细化，这是对此前粗放政策的一个考验和超越，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并不看重与谁结盟的问题。比如对农村贫困问题怎么资助，如何让农民有序地进入城市，完成农民的居民化，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工业化等等。另外，城市的贫困者应该怎么援助，他们下岗转岗应该补贴多少，如何提供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都需要严密的设计。有的人这边领300块钱的补助，那边再多打一份工，不报告给政府，这就是政策设计的巨大漏洞，因为他们白占了纳税人的便宜。
现在我们更多是表示同情，心潮澎湃、泪流满面，然后把钱扔出去了。这是一种不足取的、非常粗糙的社会福利取向。
人物周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任剑涛：我一直强调中国要有一个转轨政治学的研究。转轨政治学首先启示我们要“告别革命”，小时候，我们对革命文化是有很多好感的。当我们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人，需要用真正的理性来分析自己的问题，思考自己的人生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革命文化只给我们带来满腔热情却没带来任何理性。我现在批评的那些研究文学的新左派，就是要继续维持“文革”时期那种好玩的感觉，因为那让他们维持了“文革”的愤青心态。而自由主义的学者意识到，不能再用原来的热情去解决问题，所以一直呼吁落实到制度上来，这是一个大差别。
真正使社会稳定发展的不是激进思想，也不是保守主义。激进派主要是想打破现有秩序，而保守派希望捍卫传统价值，只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智慧强调我们既不极端激进，也不极端保守，强调在一个制度平台上由各方表达主张，然后由公民做出理性判断，这才是转型社会的理性选择。
自由主义从来不提供美好生活的答案，所以社会情绪对它不满，极端保守主义、极端激进主义对它也不满，但自由主义表达了一个不能突破的现代底线——你不能以高尚的理由把人家的生命财产剥夺掉，你得建立法律主治的国家秩序，这是关键。
其他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比如与权贵结盟，比如它造成中国的社会不公，都不够严谨，在逻辑上太简单了。自由主义与中国当代变迁绝对没有这样直接的勾联关系。一些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比如经济学的非主流学派，根本不知道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什么，他们对现代知识的了解是缺乏的；比如汪晖教授，他是研究鲁迅出身，他的一些思考方式还带着文人思维气质；另外一个著名学者韩毓海也是这样。这是一种作家式的社会批判，但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思维方面他们有缺憾。
中国学术界的最大危机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研究中国现代性和传统的接轨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也是非常热闹的话题，其中也有不少应景之作，您如何评价这个领域内的研究？
任剑涛：总体上我们现在叫转型社会，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另外一个判断是，面对这么复杂的时局，任何观察与分析都有种种不足，所以不管当年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怎么争论，不管最后大家有什么样的个人恩怨，每个人都应该有反讽意识，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话。我到北京 开会，跟我的论敌都是笑脸相向，看到他们我都主动握手。
我批评中国现代性学术的危机，其中有一点，就是中国学者对时局的判断，关心权力如何运用的多，关心权力来源的少；另外一点就是以自己的学术策略来替换公共责任，像刘小枫这样变幻莫测谁也搞不懂——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是支持自由主义的，一回到大陆，哇，怎么大家都倾向类似看法，他又赶紧宣传斯特劳斯和施密特，任由自己的灵性引导自己的研究。刘小枫和甘阳，都是这样，用学术策略太厉害了，以至于他们要履行的公共责任被他们成功的学术策略所掩盖。这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危机。
人物周刊：您对刘小枫的学术怎么评价？
任剑涛：当然我不像刘小枫那样超越现代性回到古典政治哲学，回到个体生命处境来思考人生安顿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走那么远。他做学问的精神我是尊重的，但是我不同意他对中国问题的解码思路，因为个体安顿是个心性问题，是个人信仰问题，你没有办法以个人解释来解决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
另外，他说研究神学只为解决个人的灵魂安顿问题，这个说法我很不同意，因为你是公众人物，除非你写的东西放在抽屉里，不发生任何公共影响，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的影响力那么大，做一个什么研究都可能影响一大帮年轻人，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就是犬儒主义了。
江苏大学教授：教育行政化的危机
编者按：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委员会2007年学术年会日前在京举行，主题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若干重大难题。与会者就何谓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阻滞力、科教系统面临的难题等3个中心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将陆续选登部分与会者的论文，与读者分享。本文是作者在会上提交的论文《教育系统的深刻危机》的一部分，作者在这篇万余字的文章中指出，我国教育系统中存在的深刻危机是，行政化的制度抑制了教育本真的思想和精神，致使教育缺少了发挥自己独特意义的基本条件。而形成教育危机的原因，是教育缺乏理性的思想指导和文明的价值观引导，消除危机的基本思路则为恢复教育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支持教育家办教育。这里，我们选登其中的部分内容，供读者参考。标题为编者所加。
由于没有反映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和特征，没有体现教育的专业性、自主性品质和精神主旨，现行教育制度缺乏内在的合法性及相应的权威。以其规范的教育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为简单化、片面化的教育。教育制度层面的危机，主要集中在教育与外部关系的领导体制和处理教育内部关系的管理制度方面。
我国教育领域目前通行的领导制度，是一种显著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教育被作为行政机构进行管理。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决策者心里，并没有意识到教育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念和文化目标、独特原则和活动规律的专门性事业，是需要遵循其专门的活动规律的。
这种制度衍生的外行领导内行趋向造成的常见性结果是，教师们要么放弃自己的教育信念，自觉自愿地做行政需要的工具，要么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现行制度貌合神离，以消极的态度表示自己的不满。这种制度由于以往的许多决策造成不少失误，在人们心中缺乏权威。这种意识的发展，便是人们普遍地漠视教育本性，对教育事业不负责任，滋生雇佣感和无奈感。
由于社会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习惯于将自己的自利需求强加于教育，严重地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和宗旨，使教育失去了自己引以为荣的品格和精神，变得委琐和庸俗。比如：教育行政机构在普通教育中推行的重点学校制度，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造成了教育机会和权利的不公平，使教育的畸形发展越来越严重。而高考由政府组织，更是明显越位。它既使政府管着自己不该管的事情，又使中小学校、高等院校的职能窄化，无法全面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一些大学被定为副部级的做法，让人感觉大学与官场差不多。这种行为凸显的行政特征，以及在各级教育机构中强化的主要对上负责的行政原则，造成普遍忽视教师声音的现象。教育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矛盾形成的主要根源，可以说就是行政性的领导制度。虽然现在许多大学校长都声称在思考大学改革问题，但他们思考的改革，往往是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或基础上的改革，他们所要加强或完善的大学制度，是董云川先生所说的“现在大学制度”，而不是我们期望追求的“现代大学制度”。
教育内部管理制度的简单化和行政化，造成教育领域中的种种乱象。教育管理制度层面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化的数字管理，一是显著的行政化倾向。简单化的数字性管理诱发了许多功利化现象。行政主导体制在剥夺了教师许多权利的同时，也解除了他们的不少教育责任，使不少人尤其是水平低的人感到大学中确实“好混”，很多本来应该极其严格的事情，在现在的大学中却无人过问。如：对大学活动有极其重要导向作用的教师职称评定，往往没有严肃、认真的专业性讨论，一些本行业的专家评定又由于“关系”等因素而流于形式，其真正起作用的标准却是一些机械的论文数、项目数、获奖数等数字。所以，有人说，现在的职称评定根本无需什么专家，只要找几个细心的本科生，将职称标准与申报人的材料仔细对照一下就可以了。这种简单化的标准，诱发了包括刊物版面费、期刊公关费、评委公关费等许多腐败现象。所以，虽然现在的一些大学中教授、博士数百上千，若过江之鲫，重大成果却屈指可数，风气也江河日下，越来越缺少大学的意味。
众所周知，教育制度与社会上的任何制度一样，其内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开的价值观念基础上的，而如果缺乏这些特征，制度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制度的作用就会被无形中减弱。而我国教育领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管理者与教师、学生之间的协作关系，变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实质性的“上下级”关系。管理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向教师发号施令，甚至要求教师们要对他们的权威表示敬畏，教师们却几乎没有质疑和反对的余地。可以说正是我们长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盖了学术制度，造成了行政权力至上的结果。而行政原则至上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师的责任心。（注：作者系江苏大学教授王长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