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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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09日03:11:39
venus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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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venusfire (金星火焰), 信区: Thoughts
标 题: 成熟社会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Wed Dec 9 03:20:14 1998), 转信
上面在谈民主中,谈到对自己需要的了解
如果再加上对社会制度(比如民主)可能提供的东西的了解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人,能真确了解这两个方面,那么这个社会是成熟的社会.
成熟的社会中,一些大的框架相对稳定,从而能容忍小的骚动.
成熟社会中的人,并不是多聪明的人,他们能正确了解那两点,不是因为他们
自己善于思考,其实和不成熟社会中的人一样,不过是来自教育和经验.
但成熟社会中的人,他们的教育和经验得来的东西,正好和他们真正的需要
或制度真正的作用相符合.--那么他们的经验和教育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如同迭代算法(比如神经网络吧)的收敛.他们的
集体意识,来自他们的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也许可能不收敛,但一旦收敛,是稳定的.在不收敛下
将不断变化.
BBS是个不成熟社会,人们不知道来这里是需要什么--至少没有共同的答案.
也因人们不知道BBS民主能有什么好处.
中国还是个不成熟社会,人们不知道人生意义是什么,更不知道国家政府到底
是干吗的.
从不成熟社会,走向成熟社会,关键是时间,但也需要正确的思想引导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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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了解自己的需要,正确了解环境外界....这其实都是非常难的．
一个成熟社会的特征
(本文作者为美国驻华外交官，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最近，我在《北京青年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南京一老外所穿的T恤衫上的文字引起了中国人不满。据这篇文章所言，T恤衫上的文字是以《给中国人的十条告诫》为题目，内容是关于应该如何对待外国人，其中包括了不要盯着外国人看，不要向外国人收高价，不要询问外国人的物质条件(包括收入)，还指出禁止外国人住便宜旅馆是不公平的，此外还有不要与外国人谈移民，谈出国留学，“换钱”，以及看到外国人知道怎么用筷子不要表示惊讶。显然，有两个中国人被这些话得罪了，他们走上前来，并要求他脱下这件T恤(但他没有脱)，但当他们到了派出所理论这一问题之后，最终从这个老外口里挤出了一句道歉的话，这位老外也“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不再穿它。
我以极大的兴趣注意到了《北京青年报》在此事中的立场：老外的T恤衫上的话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这些观点虽来自一个外国人，但并没有偏离建设性批评的合理范畴。该报论述道，这名外国人并没什么错，而是那几个中国人连一点小小的有道理的批评都忍受不了。我极为尊重《北京青年报》采取的这一极为理性而成熟的立场，但同时，我觉得还有几点值得探讨。
虽然我很理解在T恤衫上的话的背景给外国人带来的沮丧，但我也感觉到那些话是得罪人的，也明白为什么有些中国人看了会心中不快。此外，十条当中的很多内容已经过时了，比如：最近几年，在取消老外购物或是接受服务时付的钱比中国人多这一极不平等的双重价格体系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极大的步伐；上个月，北京还取消了外国人只能住某类(总是比较贵的)旅馆的作法(我不知道南京是否也采取了这一非常明智的措施，如果还没有，那就应该着手做了)；至于谈到“换钱”，就我所知，自从1994年1月1日取消外汇券以后这就不是个大问题了。简而言之，T恤衫上的话既过时也不得体，在我看来，制作这件T恤并把它卖给外国人的中国人应该“与时俱进”，生产出更符合当前情况而且不得罪人的产品。
毫无疑问，我认为穿这件T恤的老外判断事物的能力很差。然而，指责他的两个中国人据说要求他脱下T恤--显然，这是个具有胁迫性的姿态--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错误：由于不喜欢他们在T恤衫上看到的文字，他们就试图超出中国法律允许的限度来禁止这个老外表达自己的想法。由于某人的评论、举止或衣着得罪了自己--特别是当这些评论、举止、衣着并不是不合法的--那就不意味着你有权力去胁迫或恐吓他。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人们有表达想法的权利，其中包括表达那些有可能得罪人的观点和想法。正如一位名人所说，“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为保卫你表达它的权利而誓死战斗。”
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的核心在于：法律，只有法律，才可以制定出议论自由的范围标准。要知道，如果不是法律，那么谁来决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呢？那两个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穿的T恤衫得罪了他们，他们有权这样认为，他们有权生气，他们有权告诉那个老外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有权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是，正如报道所说，如果他们愤怒地要求他脱下那件T恤，他们就清清楚楚地超越了界线而变成了胁迫，这是不可接受的。我注意到很多中国人都对这两个人的行为表示了失望。的确，由新浪网所做的非正式问卷调查中有多一半的人承认“十条告诫”中有四条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北京青年报》对T恤衫“告诫”的建设性本质所做的评价也许过于客气，但我认为她对此事做出了正确的结论，能够容忍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存在，而不管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国籍是哪里，这所表现出来的不是软弱，而是明智。容忍不同观点是一个成熟社会的特征。
成熟社会中的“学者力量”2007年01月16日10:50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千龙网 2005年初江西拟定的“十一五”规划和省内一些报告文件中，均提出将建设环鄱阳湖城市群、赣西城市群、赣中城市群的规划。一些学者就分析认为这个提法欠妥，可操作性不大。接受记者采访时，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麻智辉说，“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此次党代会上果真只提了一个城市群。
这让我感到，有时学者还是蛮有力量的。”（1月15日《中国经济周刊》）
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认为，知识分子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此言不虚。2004年底，四川省社科院离休研究员鲁家果致信温家宝总理，对南水北调的西线工程提出不同意见，此后，四川60多位学者介入。如今，西线进度明显放慢。日前，水利部官员坦陈，四川专家的意见是西线调整和延迟的原因之一。“学者还是蛮有力量的”绝非孤例。
学者孙立平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出现。显然，利益主体越分化，表达的诉求就会越热烈，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学者也就纷纷走上了前台。这是一种进步。此外，学者的发言乃至学者力量化，同时是对行政力量的反拨和调节，在行政力量一手遮天的情势下，容不下异见。如今，有力量的学者挺身而出，并能矫正不正常的行政行为，这也是一种进步。
“学者有力量”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种是公益型。近年来，一大批颇具公共知识分子之风的专家学者不断涌现出来，比如，建议公开养路费年征收额的法学教授周泽等。这样的公共学者令人敬佩，他们的发言与公众福祉、公共利益紧密相连。尽管他们的力量是孱弱的，但由于根植民意，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
一种是自利型。这些学者维护的是当地利益或团体利益，比如，河南七知名学者筹建“新学术俱乐部”，希望这个俱乐部成为河南经济学术界的“发声器”。这无可厚非。利益博弈时代，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有自身的学者代表。
第三种类型的学者则让人警惕。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饱受诟病，有的甚至成为公众抨击的对象。究其原因，许多不成熟、不合时宜，甚至伤害民生的决策背后，或多或少有一些经济学者的影子，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里，不少学者也赫然存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李曙光说：“……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以接受国际惯例为借口，谋取部门利益，甚至不顾国家利益，成为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是说的某些部门，某些学者何尝不是如此？令人悲哀的是，这些学者由于靠近或者本身就置身于权力中枢，往往具备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掌控力。显然，这样的学者越有力量越是国人的不幸。
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日趋走向透明，学者可以影响决策，但影响的程序和机制必须透明；一个成熟的社会，必须尽力促使各方利益群体走向均衡化，学者可以影响决策，但因为有纠错机制和平衡机制，可以避免利益独享；最终，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是多元力量并存，必须容纳多种声音，“大狗叫，小狗也要叫”，让学者有话语的力量，也要让普通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凝聚成强大的力量。王石川（江苏编辑）
一个成熟社会的社会架构2008-06-11 13:35最近学习了一篇文章，讲到了美国的发展历程，200年的时间里，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强国，不是靠高成长率，而是靠成熟稳定的社会制度，如果平摊到每一年，美国的成长率每年才2%左右，但是因为有成熟稳定的社会做保障，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没有政变，每年增长2%，于是就有了美国现在的成就，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社会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从健康状况上说，有正常人，残疾人，有智商高的人，有智商差的人。从职业上说，有农民，工人，手艺人，商人，政府官员，学者，教师，医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要建立一种社会机制，保证决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能得到回应，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的运转，才能持续的向前发展。
那我们看看发达国家的社会是怎样运作的，发达国家里，法律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政党，社会组织都要在法律下运作，法律说到底，就是社会共识，就是说大家达成的一致意见，任何人和组织都不能违反。政府，
媒体，社会，个人都在法律制度下活动。政府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媒体是社会良知，发现社会问题，监督政客活动，社会公众通过投票监督政府。总之，社会处于一种比较透明，监督的氛围下运作，这样也减少社会动荡，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今天，我们的社会成熟度如何
2008-04-23 09:27:07 来源: 南方网 网友评论 0 条 点击查看
不管有多少不如愿之处，这都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一块里程碑。首届“北京人权论坛”在北京召开，昭示着我们今天具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的勇气与胸怀。
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李君如在大会发言中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了“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思想、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但是，这些人权的实现并不容易，其中既有执政党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也有社会成熟度的问题。（据4月22日《南方都市报》）众所周知，未成年人是不能参与选举的，但并不是说未成年人不拥有选举权，只是选举权被政府“托管”了。基于同样的“权利托管”法理理念，在一个社会成熟度不足时，某些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可暂由政府托管。但既然是托管，就有归还的问题。作为归权的前提条件，今天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这社会的成熟度。
社会成熟度，只能以一些社会事件呈现出来的公民的心智状态为判断标准。有两件事我认为是可值得观察的，一是华南虎事件，一是厦门抵制PX项目“广场散步”事件。在旷日持久的华南虎事件中，公众表现出智力上的成熟，他们对真相寻求所表现出来的锲而不舍精神，足以让人相信，这不是一群可以随意欺骗和糊弄的民众。而在厦门“广场散步”事件中，则表现了公民的强烈自我约束感，说明他们一样可以跟高度成熟的国家公民那样行事，一样有着克制、理性、非暴力的良好公民品格。
或许不能从以上两起事件就能片面地判断我们社会业已成熟，可以马上将宪法纸上的公民权完整交还于民，但至少在这两起自发性事件中，我们公民所表现出来的成熟度是不落后于任何国家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努力成长，这点尤应为政府所看到并加予足够的尊重。社会的成熟需要足够的训练与尝试，站在岸上的人永远学不会游泳，奥运会三个多月后就要召开了，这是社会成熟生长的一个机遇之窗，期望民众和执政者都本着爱国之心，好好利用这机会，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早日将宪法上的公民权落到实处，几乎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担当。（来源：南方都市报 范大中）
面对巨灾：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社会
《财经》特约作者 钱钢 [09-04 11:09] 共有0条点评
传播中的信息“放大”效应成为政府地震预警须正视的新困扰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钱钢】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称，据人民网报道，北京市今晚二十二时到二十四时将发生二到六级地震。短信引起很大恐慌，直到汶川地震的确切消息传来，经地震部门澄清，谣言方消。
这一事件具有警示意义：我国对地震信息的社会应对能力还相当脆弱；无论是政府的地震预警，还是空穴来风的不实信息，都可能引发动荡。这是有效实施预警的严重障碍。
地震谣言源于公众对地震的恐惧，源于科学知识不普及，源于信息封闭、信息畸形传播和民间社会调适功能薄弱，也与地震科学未过关、震情信息若明若暗有关。中国大陆发生过多起地震谣言，为此付出很大代价。
一九八〇年春，山东烟台地区流传本地将发生八级大地震和海啸的消息。其依据，有人说是日本地质学家勘测出的，有人说是美国卫星测出的，有人说看到了内部文件，中央已知道，故意不告诉。伴随地震谣言的，还有各种迷信故事。消息蔓延到两万多平方公里、两个市十余个县，据调查，全烟台地区七百万人口，相信的人达百分之二十，半信半疑者达百分之五十，本地经济和民众生活均受到严重影响。i
一九八一年夏，陕西省汉中地区发生暴雨洪灾，关于八级地震将发生的消息随之流传。原因是一个冶金地质勘测队因拆房建房，临时搭建油毡棚。有人说，地质队是通中央的，人家知道得早，要地震了。这起谣言影响二百万人，引起混乱。一次电影院里有人惊呼“地震”，造成踩踏伤人事故。ii
另一起发生在广东的地震谣言，起源于一九八〇年香港《明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该信称，“勘探石油发现地下是空旷大洞 闽南地区盛传大地震”iii。次年，广东海丰地区发生小地震群活动，当地民众的海外亲属联想起报纸信息，纷纷致信、致电、汇款。民众大惊。三月二十九日，汕尾渔民吹响螺号，次日下午，近二百条渔船载着六千多男女老幼，逃离家乡。其中有一百零六条，载着四千多人到达香港，被香港当局拦截。iv
一些对地震谣言的研究，结论引向政府的管理，要求对地震谣言严厉打击。然而，许多的地震恐慌，并非谣言所致，而是与地震预报有关。
一九八三年在甘肃古浪发生的地震传言，起因是一位教授的内部预报意见。该教授预测，九月十七日前后，古浪一带，将发生六点二级地震。这个并未形成共识的意见，本由地震部门内部掌握。但地震测量队在野外工作时钱财被盗，向县公安局报案，顺便向公安部门透露了这个消息，并有“君子协定”，商定绝对保密，不能外传。于是公安局内首先出现了防震棚，路人问询，又神神秘秘不作回答。不久，防震棚便在古浪县遍地开花，连群众大会都不敢在礼堂内举行。v
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地震，预报取得成功，预警却有深刻教训。vi这次预警，在地震中期预报被作出后即开始。年初国家地震局召开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肯定了川、青、甘交界地区，特别是松潘、茂汶在一九七六年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级以上地震的意见，将其列为全国重点危险地区。四月，四川省召开地震工作会议，部署松潘、茂汶地震危险区和其它重点区工作。绵阳、阿坝、温江等地区先后召开地震工作会议，地震局派出大批专业人员在松潘、南坪、茂汶、汶川、黑水、理县、江油、大邑、邛崃等县协助当地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在地震发生的四个月前，震情信息已经广泛传播。
某种意义上说，四川防震，与“六十九号文件”下达后华北地区的预警方式有关，也与海城地震和刚刚发生的龙陵地震被成功预报有关。六月十四日，省地震局发出该年度第二期地震简报，提出龙门山断裂带中南段，茂汶、北川至康定在一二个月内，特别是在六月下旬可能发生六级左右地震。这个短期预报意见，引起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
但社会缺少成熟的应急措施和精神准备。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防震抗震指挥部在六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四日相继成立时，动荡随之出现。二十四日凌晨，成都市近郊一家工厂的锅炉放气，人口密集的生活区一片混乱，一些人跳楼致伤。当晚，成都火车站地区警报器误动，又引起市民恐慌，数万人冒着大雨上街避震。省地震办公室接到各种各样的问询电话，从水库是否需要放水、电影院是否可以开映到医院的手术能否进行。
人们紧盯着预报所说的“六月下旬”。二十二日，国家地震局和四川省地震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南北带中段地震趋势会商会”。有专家判断，灌县（今为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的映秀湾一带（即本次汶川地震的震中），可能是发震地点。而人口集中、工矿企业较多的灌县，是危险区中的危险点。消息迅速传到灌县。县政府决定，县城的五万人全部撤离。市民搭汽车、火车，或是在大雨中步行，撤向成都。二十六日，灌县已经成为一座死城。月底，地震没有发生。省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短期预报，预计发震时间推迟到“八月底前”。
七月，成都气氛稍缓和，月底唐山地震爆发，恐慌再起。人员外流、哄抢仓库、砍伐树木、干部带头撤离家属等事件连连出现，满城遍布防震棚，停工停产。中共中央为此发电报指示四川稳定局面。八月初，地震部门发出临震预报。这个预报所圈定“十三日、十七日、二十二日前后”三个时间点。八月十六日，为贯彻中央指示而召开的二十万人大会结束不久，松潘七点二级地震发生。二十二、二十三日再接连发生六点七级、七点二级两个强震。震后，地震部门又发出虚报，成都警报拉响，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
八月二十七日，在政府已撤销警戒后，四川省安县秀水镇红光村发生六十一人集体投水、四十一人死亡的奇异事件。两个月来，有线广播里频频发布的地震警报，使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风声鹤唳，许多自然现象和动物行为，都被当作异常报告，有的公社的业余观测员，也可以向全社发布地震预报。地下的“一步登天道”在这时散布“四川要沉为汪洋大海”、“毛主席讲的天翻地覆，就是要发生地震，要赶西山塞东海”、“大难临头了，善人要收一半，恶人要收完”、“只要进佛门，赶快做功，祖师爷就会派慈船来接你们到仙山，回到西天躲劫难”等传言，致使六十一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 vii
松潘、平武地震的预报是在小震活动不明显的情况下作出的，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它没有带来成功的预警。它不像海城等地震的预报那么“幸运”，短、临预报发出后不久地震就发生；松潘、平武地震对发震时间的判断几经调整，预警持续了较长时间。公开发动群众防震的有利之处，是宏观异常可能被迅速报告，地震短临预报的准确性大大提高；弊端是社会要承受动荡压力。这个案例提醒人们，地震预警的实际操作有极大复杂性，在社会自调控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公开防震，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是极大挑战。
历史的吊诡在于，文革时期信息封闭，但在那一时期，地震信息却曾有过公开的传播；文革结束至今，社会逐渐开放，地震信息却被牢牢控制，防震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减少。公众对地震的反应，仍处于幼稚阶段。中国大陆的“地震恐慌”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汶川地震后还有愈演愈烈的可能。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山东苍山县发生五点二级地震。震害不大，却有许多人惊慌外逃，因摔倒挤压、跳楼造成伤残，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中小学生。原因是大多数人缺乏地震知识和避震常识，尤其是部分教师率先外逃，引起学生极大恐慌（这一事实显然不曾传播到四川）。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甘肃玉门五点九级地震，间接死亡的两人，亦因惊恐。有三百五十人，在惊慌逃离住宅时拥挤压伤或摔伤。更严重的是，恐慌的人群在严寒中滞留户外，八千多人冻伤患病。viii
一些论者认为，唐山地震后，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严重的恐震心理。事实上，政府的恐震心理，确切说是政府因“稳定压倒一切”、怕地震信息引起社会动荡的“恐乱心理”，更为严重。与其责怪百姓蒙昧，不如首先反省现行的信息传播和社会控制体系。因为信息的过度控制，独立媒体缺位，使单一管道释出的官方信息公信力日减。因为社会体制的僵硬，民间社会不发育，政府和民众间缺乏有弹性的中间层，民间缺乏自我调适机制，无法参与灾害预警。政府与民间，表现为管制与被管制的二元分离状态。公众对地震预报，存有对气象预报同等的期望值。未能预报的破坏性地震，常会引发公众对地震部门和政府的追究诘难，导致“人祸说”流行。而政府则因此越加谨慎，严控舆论，形成恶性循环。
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发布临震预报和公共管理增加了难度。公众的忧震、恐震心理，公众对地震专家、政府的期望与信任，与整体上临震预测的可信度和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间形成强烈反差，使地震信息高度敏感，极易传播“扰动”社会正常秩序。ix进入数字时代，各种新工具为包括“临震应急”在内的公共管理提供了便捷条件，然而传播中的信息“放大”效应，也成为政府地震预警必须正视的新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