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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拐向罪恶的距离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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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拐向罪恶的距离编辑本段回目录

今日世界,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也正在试图从"后极权"的坑坑洼洼中走出。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当历史翻过黑暗的一页,过去那个血腥而愚昧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么?
  世界离独裁有多远?35岁的德国导演丹尼斯?甘赛尔(Dennis Gansel)透过他杰出的电影《浪潮》(Die Welle)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

  1. 纳粹速成班

  汽车摇摇摆摆,车外人来人往,影片《浪潮》在一片轻松而热烈的摇滚音乐中开场。这是一所普通的德国中学,主人公赖纳?文格尔(Rainer Wenger)是该校一位老师。不巧的是,今天他被告知自己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老师抢先一步,而且事情已毫无回旋余地,文格尔只能硬着头皮在接下来的"国家体制"主题活动周上主讲他并不喜欢的"独裁统治"。
  故事就这样围绕着接下来的一周展开:
  星期一。文格尔来到教室时,教室里一片自由散漫的气氛。显然,文格尔并不适应这个课堂以及他将要讲的课。"如果我是你们会去上无政府主义的课,而不是听这倒霉的独裁统治。" 这是他的开场白。当他将"Autokratie"(独裁统治)写在黑板上时,学生们仍在看闲书、发短信,东倒西歪,以至于文格尔不得不停下来希望大家"给点反应"、"好歹这一周要打发过去。"然而,就在大家七嘴八舌、漫不经心地讨论独裁统治时,文格尔陷入了深思。显然,他并不相信学生们所说的"纳粹已经远离我们了,我们德国人不必总带着负罪感。"或"独裁统治不可能发生在今天,因为没有民众基础。"课间休息后,文格尔让学生重排桌椅和座次,他准备做一个试验,让学生们体会独裁的魅力。文格尔说,独裁的主要特征就是"纪律性"。通过口头投票,最后文格尔成为课堂上的"元首"。接下来他要纠正大家的坐姿,而且发言时必须站立,必须尊称他"文格尔先生",不服从者可以退出。
  星期二。文格尔再次走进教室时正襟而坐的学生们向他齐呼"早安,文格尔先生"。 "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这节课,文格尔要求大家站起来像军人一样踏步,"感觉所有人都融为一体,这就是集体的力量"。而且,踏步的另一个目的是,一起将楼下的"无政府主义课"踩在脚下,"让我们的敌人吃天花板上的灰"。显然,通过这种集体行动,文格尔试图给"独裁班"的学生们一种优越感-- "无论表现怎样,我们这个班也比楼下的'无政府主义班'要好"。接下来,文格尔与学生们一起讨论是否需要穿着统一的服装,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一种廉价的白上衣与牛仔裤定为他们的"制服"。
  星期三。课堂上,只有女生卡罗继续穿着她的红上衣,其他学生都如约穿上了白衬衫。制服使卡罗陷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她仿佛不属于这个集体。上学路上,她的男友在说她"自私",而现在文格尔几乎无视她的存在,同学们也不和她讨论,并视之为异类与不合作者。有人建议给班集体取个名字,最后"浪潮"从"恐怖小组"、"梦想家俱乐部"、"海嘯"、"基石"、"白色巨人"、"核心"等名字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红衣女生被冷落,她提出的"变革者"无人响应。这节课还定下了"浪潮"的标志。当晚,"浪潮"成员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张贴他们的浪潮标志。
  星期四。在"浪潮"组织中获得归属感的成员们的创造力也被激发出来。课上有人动议,既然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手势,浪潮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手势。这是一个右手在胸前划波浪的手势。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浪潮",并以是否做这个手势与他人划分界线。甚至连卡罗年轻而玩世不恭的小弟弟也加入进来,甘愿为"浪潮"把门,凡不能做浪潮手势的人,都不许进学校。卡罗越来越觉得情况不妙,她奉劝文格尔立即中止这个游戏,因为他"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了"。
  星期五。课程接近尾声,文格尔希望大家将参与"浪潮"的体会写下来。文格尔激进的教学方式同时受到来自校方与家庭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情绪失控而掌掴女友卡罗的马尔科后悔不已,乞求文格尔能中止这一切,并指责这所谓的"纪律性"不过是法西斯的一套。文格尔知道,一切该结束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如期漂亮的结尾。当晚,所有浪潮成员都收到文格尔发来的一条短信:事关"浪潮"的将来,周六12点务必在学校礼堂开会。
  星期六。学校礼堂。文格尔让学生关闭了礼堂。在选读了几篇学生们关于"浪潮"的体会后,文格尔发表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演讲,并煽动学生们将其间提出异议的马尔科揪上台来。在一片"叛徒!叛徒!"的高呼声中,马尔科被争先恐后的学生们举到了台上,以接受惩罚。事情本来到此为止,接下来文格尔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法西斯当年做的",并宣布独裁实验结束,"浪潮"从此解散!然而,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着文格尔的意愿发展下去。狂热分子蒂姆拔出了从网上购得的手枪,乞求文格尔不要解散"浪潮"。"浪潮"是他的第二生命,他绝不允许背叛,即使文格尔也不成。电影由此进入高潮,蒂姆枪杀了一位同学并在绝望中吞枪自尽,重重地倒了下去。
  这就是"浪潮"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纳粹速成班"的故事。它速成亦速朽,然而一切顺理成章。

  2. 蒂姆是一个隐喻

  《浪潮》是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那是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一位学生向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道如何回答。之后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而且,不出琼斯所料,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实验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五天以后,当几百名学生在礼堂里伸出手臂向琼斯致以崇高的"浪潮"问候礼时,你首先能想到的,或许正是里芬斯塔尔在《意志的胜利》(1934)中记录的德国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不过一切还好,琼斯最后控制了局势,戛然而止--"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在最后的聚会上,琼斯接下来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琼斯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相较琼斯的教学实验来说,《浪潮》的结局显然更富戏剧性,残酷的陡转让你不得不认为导演甘赛尔从《死亡诗社》的结尾中获得灵感。尽管这种剧烈的冲突招致一些批评。但在我看来,狂热者蒂姆(Tim)的出场,恰恰是《浪潮》区别乃至超越琼斯教学实验之关键所在。我甚至认为,从影片所要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浪潮》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文格尔,不如说是蒂姆。
  蒂姆性格内向、不善交流,少有成就感,在学校更是经常被人欺负,被人称作"软脚虾"。也许是这个原因,他一直希望周围能有几个"兄弟"。为此,他经常给其他男生送些小恩小惠,并在后者近乎鄙夷的目光中讨好说:"是送你们的,我们是兄弟。"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把他这个窝囊鬼当兄弟。
  对于为什么加入"浪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理由。显然,对于蒂姆来说,"浪潮"更意味着一种梦寐以求的力量,就像他后来握在手里的手枪一样。文格尔的介入与"浪潮"的成立,显然给一直处于"校园底层"的蒂姆的生活带来转机。而且,他竟是那样全心全意,甘于冒险犯难。为了制服,他焚毁了家里所有名牌上衣。制服的确给蒂姆带来一种神奇的力量感。当他被欺负时,他开始试着反抗,而与他同穿制服的"浪潮"成员也走过来保护了他。因为浪潮的存在,蒂姆感觉自己不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龙的一部分。在喷涂"浪潮"标记时,他不顾危险爬上市政府大楼。他不仅用假手枪吓退了寻衅斗殴者,甚至自告奋勇要为"元首"文格尔的保镖,弄得文格尔莫明其妙。蒂姆诚心诚意地想维护"浪潮"的坚固,要光大它的荣耀。在他看来"浪潮"就是他梦想中的帝国,而文格尔先生就是能为他引领未来的领袖。
  了解了蒂姆的这种近于迷狂的心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会拔枪。从中也不难发现,在类似"浪潮"的组织中,加入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互相绑架的过程。它提倡以组织的名义消灭异类,却不允许成员主动退出,因为主动退出对于组织而言是一种不可控的行为。文格尔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浪潮的利益代言人。当他像赵匡胤一要被手下皇袍加身,他只能应允,而不能主动退出。
  伏尔泰说,"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荷尔德林说,"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一个人信仰乌托邦并非恶,真正的恶是这种乌托邦被赋予魔力,从而具有进攻性。显然,在《浪潮》中,蒂姆更像是一个隐喻,被革命唤醒的怪兽,被科学家创造的弗兰克斯坦,抑或其他。"浪潮"使蒂姆获得了"新生",他的成长远远超出了文格尔所能控制的范围。组织之我的成长,同时意味着个体之我的消亡。

  3. 通向奴役之路

  "纳粹速成班"不仅为观众展示了一个微缩的纳粹德国,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些学生如何通向奴役之路。与之同时进行的是个体被集体化如何被异化。
  在第一节课上,当被问及"独裁统治的基础是什么?"学生们回答包括意识形态、控制、监视、一位元首等等。同样,高失业率与社会不公、通货膨胀、政治信用破产、民族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有利于独裁的诞生。不过,这都是一些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当这一切变成一种日常的和风细雨时,"浪潮"成员们似乎都失去了警觉,而是沉醉于他们的同志友爱和共同理想。
  在《浪潮》中,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所有有关独裁的典型元素:没有原则的集体主义,泯灭个性、消除差异的制服,对异己的隔离与言论自由的取消,一个元首,替罪羊,光天化日之下类似黑话的手势,煽动性的反政府演讲,利他名义下的强迫,对未来利益的许诺,标榜团结的仪式,归属感等等。
  而且,"浪潮"不仅是一个平等的集体,也是一个健康的集体,站起来回答问题首先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星期六的会场上,当文格尔指责马尔科是受女朋友唆使的"叛徒"时,旁边一位女生称马尔科"已经被传染了"。在他们看来,谁反对浪潮谁就是瘟疫。只有拥护"浪潮"的人才是健康的。为了维持这种健康,文格尔在演讲中指责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成为输家,政治家根本是经济的傀儡。"当我们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时候,那些富人却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间站,还想从高处来欣赏这一切。此时此地,我们要创造历史。从现在开始,浪潮将席卷全国,谁阻止它,浪潮就将它吞噬。"也正是这个原因,觉醒者马尔科被当作敌人要被浪潮清除、吞噬。
  关于为什么加入并沉醉于"浪潮",文格尔选读了学生们的部分感想: "这几天的生活十分有趣,谁最漂亮,谁成绩最好都不重要,'浪潮'让我们人人平等。出身、信仰、家庭环境都不重要,我们都是一场运动的一分子,'浪潮'让我们的生活重新有了意义,给了我们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从前我总是惹事生非,'浪潮'让我投身于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就足够了。""如果我们能够相互信任,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愿为此重新做人。"
  然而,这种平等,正如托克维尔在1848年的一篇演讲中所提到的:"民主扩展个人自由的范围,而社会主义却对其加以限制。民主尽可能地赋予每一个人价值,而社会主义却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显而易见,浪潮寻求平等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通向奴役之路的过程。
  正如文格尔最后打开谜底时所说的:"你们还记得我曾经问过的问题吗,独裁统治是否会实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我们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优秀,我们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排队在这个集体之外,我们伤害了他们,我们不知道还将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浪潮" 本是个中性词,当它成为一种暴力,便成了吞噬一切的恶。

  4. 人性没有终结

  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时,一个问题困扰着许多人。"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著名的极权主义研究专家阿伦特发现了一种基于日常服从的恶。也就是说,艾希曼之所以恶行累累,不是因为他本性恶,而在于他在一种恶的体制中 "尽职",而这种尽职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甚至还是一种美德。
  为此,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74年做过一个很著名的实验:请一批实验志愿者在一群实验组织者--心理学家们的监督下,考察一群被实验对象的单词记忆能力。每个实验对象的身体被联接到一根电击棒上,电击棒由志愿者们操控,被实验对象每次背错一个单词,志愿者就要对他进行电击一次,电压强度逐次提高15伏,最高达到300伏。实验过程中,很多被实验对象在高压电流的刺激下,反复挣扎,发出惨叫,请求停止试验,当时情形如同梦魇,按照一般人的逻辑,目睹被实验对象的种种挣扎,很多志愿者会一定会停止电击,放弃实验。然而事实是,所有志愿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停下来,其余全部完成了实验,也就是说,对被实验对象都实施了电击,最高达到450伏。也就是权威在场时,人们会服从权威,即使作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心理不安。
  当民主政治在全球攻城夺池、遍地开花时,弗兰西斯?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谁也不能打保票说,人类可以坐享民主之成,从此一劳永逸,因为"人性没有终结",因为任何制度都不如人性古老,亦都比人性更早消亡。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抑或是其他形式,皆出自人性。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屡屡读到令人毛骨悚然的新闻。
  比如2008年4月13日晚,昆明某高校发生一起内衣丢失的小事,激化成一桩恶劣的校园暴力案件。10个女生围住另一位不停殴打,有人向她头上浇淋吃剩的方便面汤,有人在她脸上用眉笔写字。更为恶劣的是,甚至当着男生的面,这些人强迫这位女生脱下裤子暴露下身,并用手机拍下施暴与受辱的照片和视频......
  谁能想象,这些恶正是被视为善与美的象征的女人干的。我曾经说,没有底线地合群,人类会走向疯癫。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也都有灌溉独裁的潜力。只要条件成熟,这一切难免会与一种恶的集体主义里应外合,长出独裁的恶之花。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让我们回到1967年4月克柏莱中学的那场试验。就在试验结束之时,罗恩?琼斯对他的学生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熊培云/原载《凤凰周刊》

陈丹青:我们是一群望不到边的奴才 编辑本段回目录

3/1/2009 2:14:44 PM     


 
【人物志】陈丹青,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1953年出生于上海,17岁到农村插队,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近年来在绘画之外,陆续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纸风行。

先做一道选择题。陈丹青是:A.海归,B.教授,C.画家,D.作家,E.公众知识分子。

只要你知道这个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但你做了这道题。任意选项,或者全选,都会有人告诉你:恭喜你,答对了!但陈丹青显然不愿意接“公共知识分子”这顶帽子,他说:“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

2001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公众人物”的陈丹青,在一个公开场合,激扬地说:“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

2008年,这个身份复杂机智而敏锐的人,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独家专访时,依然口无遮拦:“在国外,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多少年过去了,陈丹青还是那个陈丹青吗?他的多重身份,仍在决定着公众面对的选择题:他是多面的。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文革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

吴怀尧: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那么幸福是什么?

陈丹青:到我这年龄,活着,没病,就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啊!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不会的。我只是活着。

吴怀尧: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后,你为赈灾所绘的油画《中国的山川》在一场慈善竞拍中以165万元拍出。有媒体报道,这笔善款将全部捐助给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建立多所希望小学。这些小学,你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吗?

陈丹青: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我从未想过。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会不会拿去盖小学,甚至不曾指望钱会用在灾民那里。只是我得做些什么,不是为了灾民,只为心安。

吴怀尧:一个人用什么名字,或者接受什么样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看,“丹青”是红色和青色的颜料,借指绘画。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来历----是父母取的吗?如果是,那他们太有先见之明了。

陈丹青: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亲是抗战那代过来人,相信“精忠报国”,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俩起这对名字,当时哪料到我喜欢画画。

吴怀尧:据我所知,你的父母经历过战争,逃难,你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打了半辈子仗,你的岳父也是军人,也打了半辈子仗。你虽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战争有关。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然后经历“文革”,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丹青:我对苦难会敏感。但“苦难”这个词现在被说滥了,惹人讨厌。当我说对苦难敏感,意思是说:苦难是美的,假如进入艺术的话。我喜欢画悲剧主题。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
吴怀尧: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经经过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经过风月流水的涤汰,你觉得这样一座历经过苦难的城市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或者说,什么样的艺术会适合上海?

陈丹青:除了殖民时期的建筑,“殖民文化”对上海曾经有过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干净了----不论这种熏陶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民国的上海艺术家作出了全中国最“洋气”的作品,七十年代上海给出全国最左的无产阶级文艺----八个样板戏有四个是上海创作的----现在上海的艺术,整体上既不洋,也不左 ----我甚至不清楚上海提呈给全国哪些作品。譬如现在上海没有一部惊动全国的电影。这种情况已延续十年以上了。可是在三四十年代,包括七八十年代,全国都在等待上海出品的电影。

吴怀尧:前几天我倒是看了一部电影,叫《海角七号》,台湾的片子,看完后宝岛是个美丽温情有梦想的地方。最近你也写了篇《日常的台湾》,说台湾人情好,早期时定居纽约,不以为珍贵,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台北,就处处看得稀罕。在地理面积上,台湾算是弹丸之地,但是却接连出了不少厉害角色,诸如李敖、柏杨、侯孝贤、邓丽君、白先勇、周杰伦等。如果我说,台湾是目前中国最有文化或文化氛围最好的省份,你会同意吗?

陈丹青:一个省份不能和整个中国的“文化”或“文化氛围”比较,但台湾出人,不是因为文化氛围,而是相对大陆,比较自由,比较地没有遭遇文化上的毁坏与劫难。你去问问台湾有头脑的文化人,都对台湾不满意。

吴怀尧:在评述王家卫的时候,你说他“一看就是一个流氓”,很多人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否为大家推荐三部你觉得必看的电影?

陈丹青:媒体喜欢耸动,在我全部讲演中只摘取这句话,并予夸张。那是形容词,表示一种泼辣大胆的影像风格。事后家卫请我吃饭,我说媒体只用这句话,他说对啊,不是流氓你怎能拍电影!即便从电影故事看,事实上欧美多少电影以黑帮流氓作主题。

我喜欢各种类型的电影。没有一种类型是好的或不好的,要看拍得好不好。我很难推荐“三部电影”,那样会对不起其他好电影:好电影太多了。

教授

2000年,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的一员,陈丹青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为教授及博士生导师;2005年,因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不满,他愤然辞职,由此受到各界广泛关注,同年杂文集《退步集》出版,在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

吴怀尧:你25岁时考上美院,其时正好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据说在考大学的前几天,你突然被取消考试资格,真有这事吗?坊间还流传一种说法,那年你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你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考场,真是这样?

陈丹青:具体情况就像你所知道的一样。但考试前几天忽然被取消资格,完全没这事。那时国家拼命鼓励所有年轻人考试,每个县委公开发放申请表,谁都可以填表申请。国家十年不招生,急坏了。

吴怀尧: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侮辱。要改变这种考试制度,关键点在哪儿?对此你是否抱有希望?

陈丹青:我对制度的改变与否,不抱希望,那是许多人的饭碗,不能随便改动。我对出人才不绝望。人才是挡不住的。

吴怀尧:你小时候是乖孩子吗?学习成绩如何?有没有翻墙越界手腕子给大人捉牢了的经历?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打架与被打的经历?

陈丹青:我小时候很乖,听话,又很顽皮,叛逆。我想现在也差不多。媒体夸张了我的判逆。许多记者一见我,发现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样子,他们大概以为这家伙是个疯子。

吴怀尧:有人问毕达哥拉斯,女人是否值得尊重。毕达哥拉斯说:她们有三个神圣的名字:起初被叫做女儿,接着被叫着新娘,然后被叫着母亲。能否说说你对女性的看法?

陈丹青:上帝创造男女。我对女性谈不出什么要紧的话,太多人已经发表过意见了。我也谈不出对女性的“看法”,一个男人对女性不是抱有看法,而是被吸引,或不被吸引----这要看你面对一位怎样的女性。我不会对太宽泛的词语发表意见:“女性”一词什么都没说出,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太和一位五岁的女孩,都是女性,但你希望我回应的显然不是这俩年龄段的“女性”。

吴怀尧:那我们来谈男性吧,今年11月23日晚上,在北大的百年世纪大讲堂,你和贾樟柯围绕电影《小武》展开对话,台下座无虚席,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学生们提问也很踊跃。退场时,我看见有个男同学冲着台上大喊:“我爱你!”看得出,不少年轻人对你很是崇拜,不少听上去 “很深刻,很哲学,很迷茫”的问题,你也面带微笑,耐心作答,你当时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陈丹青:我喜欢小孩,喜欢看见年轻人。中老年人要么对年轻人讨厌----年轻人处处提醒他们,你老了,快死了----要么看见年轻人会高兴。我属于后一种吧。我年轻时,凡是对我们笑的,善意的中老年人,我也会喜欢。

吴怀尧:既然这么喜欢年轻人,那你有生之年,还会参与体制内的教育吗?

陈丹青:体制不变,我不会参与。

画家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陈丹青曾被国中同仁认为是最具才华的油画家。直至今日,油画圈仍存在着“陈丹青情结”。他的“西藏组画”被公认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轰动,并获得持久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画家身份都不会被忽略。

吴怀尧:1979年你在拉萨画的《西藏组画》共计七幅,由于它们意识形态,以写生般的直接和果断描绘出藏民的日常生活片段,画作公开后,轰动一时,被誉为文革后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现在回头看,你自己如何评价《西藏组画》?它们的命运如何?二十多年来,说起你,大家总会想到《西藏组画》,这让你感到得意还是尴尬?

陈丹青:我觉得人不应该评价自己的画。

吴怀尧:去年你的油画《国学研究院》以1200万元落槌;不久,《牧羊人》以7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几轮叫价,最后以3200万元卖出;这种价格,很多明清时期的画作都达不到,对此你怎么看?很多人都以为艺术家一天到晚在数钱,实际情况如何?

陈丹青:我对太过疯狂的事情,说不出看法。疯狂不需要看法。目前不少幸运的艺术家可能是在数钱,但我自己知道,艺术家并不是天天在喝咖啡。真的艺术家几乎都是工作狂,而且独自工作。有谁会看见艺术家独自工作的情形呢?工作是不能展览的。

艺术市场问题的误区之一,是媒体总要问艺术家,完全错了,应该问买家和卖家,那是商场的事物,作品只是货品,理论上和一双皮鞋或一支口红一样。

吴怀尧:相比国画,油画毕竟是舶来品,但什么国画就是卖不过油画?

陈丹青:国画被认为是纸本的,油画是布面的,物质,以及保存的久长,似乎是价格的一个理由,当然,那是西方给出的理由。问题是中国在太多事物上认同西方的准则。董其昌与委拉斯凯兹(编者注:Velasquez,又译委拉士开支。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同代,可是董的作品在拍卖行的起价甚至不如今日哪位中年画家。而委拉斯凯兹要是有作品流入市场,可能数倍于我们一次拍卖赢利的总和。

吴怀尧:画家黄永砯称美术馆为坟墓,他说美术馆展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僵尸,不可能在美术馆里学到艺术。对于这种观点,你怎么看?请说说你对美术馆的理解和定义。

陈丹青:美术馆的确是坟墓。一个没有坟墓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黄永?认为学不到东西,我没意见。没有一个场所能够让你学到或学不到“东西”,只看你想不想学。我喜欢进美术馆,但不会想到学什么,只是喜欢走进去看,发呆。我对美术馆无法给出定义,我只是看见,一个有美术馆的社会与没有美术馆的社会,大不一样。就目前而言,我们没有美术馆,现在的国家美术馆只能叫陈列场所,不是真正的美术馆,更没有“美术馆文化”,那是一个专业,“美术馆学”就像“图书馆学”一样,一整套观念和方法。现在的中国美术馆就是轮流租场子付钱,画马马虎虎挂起来,大家热闹一场,就算玩儿过了。

吴怀尧:美术界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家村”现象。先是圆明园画家村,继而是798艺术区,还有现在已经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京郊宋庄画家村、上苑画家村,这些“画家村”村你关注吗?你觉得它们的崛起和衰落,和艺术有关系吗?

陈丹青:自从资本主义兴起,画家不再受雇于王朝、贵族、教宗,个体的自由的艺术家出现了,于是变成波希米亚人。北京艺术家群体和窝点再对不过,这种动物自会寻找栖息聚合的区域,然后创作。一件创作能否成为艺术品,能否被确认为艺术品,前提是你得持续创作。

吴怀尧:你认为齐白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画家。那么吴冠中呢?这位对中国美术界影响深远并享有国际声誉的画家,在央视《大家》上谈艺术时说,“艺术只有两条路:小路,娱己娱人;大路,震撼人心。300个齐白石抵不了一个鲁迅。”对此说法,你作何评价?

陈丹青:我的私人意见,以为齐白石是过去百年最重要的中国画家,我的理由是:百年来的西画家固然有杰出者,但和欧洲人比,还差得远,国画家更多,但和历代古人比,也差得远,但齐先生的花鸟画独树一格,比清的吴昌硕更清新、更出趣。论高雅,齐固然不及宋元人,但宋元没有他那样的类型和风格。

吴冠中先生被全国美术界关注,是在文革后,因为那时文艺一片凋零,我们忽然发现还有一位留学法国的前辈。你要知道,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没有一位中国人到欧洲留学,这时,吴先生独一无二。当时刘海粟林风眠等前辈都很老了,而且被文革摧残,不可能发生影响,而吴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才五十岁出头。

吴怀尧: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吴冠中有个观点,“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人事派别之争)导致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垃圾箱式的环境里,艺术家泛滥,空头美术家、流氓美术家很多,好的艺术却出不来了;现在的问题,不光是艺术教育,还有艺术场馆、大赛评奖、市场,全方位都有问题,而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当代美术水准落后于非洲……”这些观点你赞同吗?

陈丹青:我不清楚非洲目前的艺术是什么,但吴先生说出了大家都看见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最糟糕的,而是几乎谁都明白,但不说。

吴怀尧: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假如伦勃朗或毕加索坐在你的正对面,你会目不转睛看他们,假如能够,你愿为他们捶背,洗脚,倒尿壶,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文艺工作者都喜欢以否定前人来体现自己,对此你如何看?

陈丹青:如果否定前人能体现自己,那就请否定前人吧。我热爱“前人”。上个月我去了维也纳,特意去了莫扎特、贝多芬和舒勃特的故居。非常感动的经验。我不能想象我活着,可是没有这些“前人”。

作家

近年来,陈丹青著作颇丰,从《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一直到《与陈丹青交谈》,作品出版后均一纸风行。于是,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陈丹青,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画画的陈丹青,而是一个写作的陈丹青。对于这一种角色变换,他表示,“我并不是要抢作家的饭碗。”

吴怀尧:身为画家,你屡有新的文字作品问世,回国至今,出书六本;因为写作,你成为跨专业的学者明星,在更广阔的领域发出声音。对于那些让你的生活出现新地带的文字,你自己如何评价?

陈丹青:我无法评价自己的文字。我只是保持写。

吴怀尧:近年来,你对你的老师木心推举有加,称他是“唯一衔接汉语传统和五四传统的作家”,《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因观点与你相左且毙掉了记者关于你《再谈木心》的访谈,还引起过你的口诛笔伐。你评价文章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能否以巴金和木心为例,作一次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陈丹青:我与朱伟一来一去,那年居然在媒体上算一点小热闹,实在可怜。中国还不是言论自由的国度,而中国的多数国民会吵架、会叫骂,但不会辩论,不会争议。这一层,我们远远不如巴今与李健吾们年青时代。

将巴金与木心比较,令我难煞。无论如何,巴金是中国现代白话长篇小说的初期实践者,他的位置会在那里。

吴怀尧:杜尚说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艺术家和艺术之间谁更重要?在你看来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陈丹青:我认同杜尚的话,只有艺术家,没有艺术,贡布里希说过同样的话。但福娄拜说过另一句话: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我也十二分认同。我最爱委拉斯凯兹的画,他在作品中完全隐去自己的性格和任何私人印迹,你看到的只是那幅“画”。

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这等于问阳光、风、花朵或月光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你能够想象没有艺术的文明么?我活着,但不会问自己“怎样看待”这种“生活”。相对我曾活过的阶段,我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

吴怀尧:2005年底你开通了博客,2007年元月你关掉博客,能说说开关博客的缘由吗?你平时上网多不?上网会关注什么?

陈丹青:开博是被动的,我当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博客,关博是主动的,很简单,我时间有限。关博时我正离开清华,要画画,现在我回到纽约时期的生活,天天画画。我不上网,也是时间有限。朋友会转来各种有趣的网络文章,我每天开看邮箱。

吴怀尧: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无论网络还是纸媒,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做一些总结和盘点。事实上,中国真正变化最大的,还是最近十年。这十年你正好人在国内,耳濡目染,你最大的感受和改变是什么?

陈丹青:我说不出“最大的感受”,我也不会这样去想问题:改革开放,或过去十年,我有些什么感受呀?没有,我不会这么想。中国自然是在变化,不少事情越变越象样了,更多的事情越变越离谱。

吴怀尧:《东方艺术》杂志曾经登过一篇文章《我不喜欢陈丹青》,作者列出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你现在所画的画,语言过于直白,观念过份简单,就其视觉给人的感受而言,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丰富的心理期待与视觉要求,对年轻人更是难以再像他以前的作品那样提供出营养;第二,写生活琐记,作怀旧文章,不温不火地挠痒痒,是流于表面的玩味。第三是你在接人待物方面所表现出地那种左右逢源的乖巧。对此观点,你怎么看?

陈丹青:这篇文章我读过,附有作者的照片,一个小伙子,相貌蛮好看。我没有意见,希望他是对的。常有年轻人表达对我的不屑与愤怒,我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并写文章肯定他们,立刻有年轻人痛斥,说我无耻之尤、被招安----我瞧着这些批评,就像看见我年轻时。

吴怀尧:既然提到奥运,能否说说你对奥运在中国举办的感受?

陈丹青:我对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没有感觉。这是一项超级政治任务,它被出色完成了。我们国家不鼓励智力活动,对体力活动的鼓励,也出于政治目的,不是吗?当然,它也满足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对此我说不出什么意见。 
 

私 人 词 典 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     言鸽 

私人词典

书桌上放着一本字典

小学 中学 大学

所有的中国学生

50后 60后 70后

80后 90后 00后

几代祖国的花朵

千千万个听话的孩子

一直听着一个语文老师的指令

翻开字典里那些

饱含崇高汉字的页面

深情地让孩子们组词 造句

半个世纪的时间  

蓄意点说的烙铁

用工整的笔画

在孩子们的心灵上

刻写出一部伟大的国家词典

一串串红色的词汇

象火炭一样串连在

孩子们失血的神经元上

烧灼着嘴唇和舌头

字正腔圆地朗诵

成为民族的宏大节日

狂欢事件象补钙一样

鼓舞着所有的母亲平凡的心

一个对疼痛敏感的孩子

背着大人  躲在角落

用小刀剜抠着让他窒息

却可以考高分的词句

用课余时间  把

与怜悯  与孤独  与飞翔

与自我  与人性有关的词

粘贴在上面  不幸

被老师发现  判定

这是私人词典

把那孩子交给了校长

校长把他交给了全校大会

在众目睽睽之下

孩子的灵魂开始了逃亡

他要逃到人们

审判私字的视线

不能抵达的荒原

把有关私人的词汇埋藏

用思想的血液日夜浇灌

词典变成只与私人有关的种子

等有朝一日  能在

和煦的春风中发芽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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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otus-eater.net/ReadNews.asp?NewsID=5987&BigClas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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