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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面具下的狰狞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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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面具下的狰狞 编辑本段回目录

    其实识别“好人”比识别坏人更难。你需要具备鉴别道德泛滥者的眼力。

道德主义的泛滥 编辑本段回目录

 (《大话主义》系列之九)

(2007-01-13 14:07:12)  

 分类:大话主义(千奇百怪)

道德主义在中国的境遇,真是一言难尽。

中国的落后是全方位的,大多都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发展落后,因为传统中国历来就不重视生产殖业的发展;政治民主滞后,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人治”国家;思想文化衰退,因为中国实用主义的强势逼着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靠边站。唯有道德全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文化,我们中国人在道德方面可是下了死功夫,做了二千年的大文章,重视得无以复加、空前绝后,怎么照样不发达呢?这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惊诧莫名。

窃以为,中国道德落后的原因,集中在两大方面。

1、道德机会主义。前文多次提到,中国实用主义的魔力将一切是非标准弄得模棱两可、大而化之、莫衷一是,道德标准也是如此。传统道德固然强调忠、孝、仁、爱、信、义、慈、善等各个方面,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它们具体的所指,总是根据当时的情境和自己的客观需要进行机会主义解读。没有什么行为不可以冠上仁义道德,也没有什么行为不可以说成禽兽之行。道德要求人们分辨善恶,但本身并不预设一个绝对的标准,所谓善,所谓恶,最后由权势者说了算。这样,道德就从为人们良心掌握的舆论力量变成片面保护权势者利益的工具,善恶决于良心变成善恶决于权力。曾经,我们不是认定“为富则不仁”么?所谓的“礼仪之邦”,实际上是道德混乱、善恶颠倒的地方。由于德行的尺度本身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和随意性,使贪利的小人和权势者大占便宜,他们可以胡乱解释“圣教”,把道德当作衣食饭碗。比如,什么叫善?我变态地折磨你是“善”,这叫“严格要求”;我毫无原则地纵容你也是“善”,这叫“与人为善”。民间曾有一曲戏《莫问奴归处》这样编排理学大师朱熹老先生:迫害老母亲,不给老人好菜吃,说是为了“节俭”;迫害歌女,说是为了“正风俗”;纳尼姑做妾,美其名曰“孝”,为的是“传宗接代”。鲁迅先生在《牺牲谟》中,充分揭示了传统道德机会主义的这种困境。他认为,传统道德名义上是“克已”,实际上是“克他”;名义上是“为公”,实际上是“为私”。这种放纵权势者,难为弱小者的行为,表明政府是在通过行政手段拍卖道德,用物质手段收购良心。有必要再给大家讲一个民间故事:旧时有一个女人经常半夜涉水与河对岸的和尚私通,天长日久就合谋将女子的男人给害死了。过了几年,这女子的儿子进京考上了状元,乡民们都在想,这个得势的青年定要报那“杀父之仇”。没想到,状元出资令人在河上修了一座石桥,却只字不提那报仇的事。自此,他的老娘半夜再也用不着涉水。多年后,这女子死了,状元回家奔丧,乡民们又想,当年这青年如此心善,说不定这次要对老和尚好生安置。谁知状元却暗地里派人将老和尚杀了,并提笔写一对联:修石桥为母尽孝也;杀和尚替父报仇也。

2、泛道德主义。传统的道德标准几乎没有层次,总是用一个共同的高标准来要求社会上所有的人。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高尚,就是卑鄙。哪个朝代都要求普通老百姓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克己奉公,动不动就要求凡夫俗子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舍己救人、英勇就义。虽然王阳明也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心之动”,后面却又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泛道德主义绕来绕去,最后归结为“存天理,灭人欲”,将修身养性置于整个社会秩序稳定的头等重要地位。在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人有七色,为什么道德标准却只有一层?可不可以对自私而不侵害的人宽容一些?可不可以对基层民间的道德要求低一些?其二,“存天理”为什么非要“灭人欲”?可不可以建立一套不“灭人欲”的“天理”?其三,这种修身养性的“己身中心主义”(梁启超称为“束身寡过主义”)到底有多大的可靠性?是不是有一点乌托邦精神?反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见的常人,往往在高标准道德要求的逼压下,渐次培养出大批“伪君子”和“假道学”,即所谓“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它提醒我们,“高尚”是没有法子逼出来的,用高压政策逼出来的只能是“伪善”。王蒙在《沪上思絮录》中发问,“中国近百余年来,真是够壮烈的。烈士是伟大的。烈士出得那么多、出得那么频繁,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么?”我还是来给大家讲一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当时鲁国有一项规定,凡是商人在别的国家见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就请他们花钱将奴隶赎回来,然后凭发票到国库报销。这时,有那么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赎回来大批奴隶,却不到国库报销,而是自认了,一时间被奉为学习的楷模。事情传到孔子那里,他的学生都认为,这位弘扬道德的祖师爷肯定要对这种行为大加褒奖。没想到,孔子反而叹气说道:“好好一件事,被这个道德高尚的人给搞坏了!”为什么孔子要叹气呢?大家想想,如果道德上将此种行为视为正常,岂不是将一般的人置于两难——不报销自己吃亏,报销又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最好的办法是,下次再见到奴隶,就装作没看见,转身走人了事!

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规范,法律是坚守底线的低规范,要求社会成员必须达到,否则就会受到惩罚;道德则是一种高层次规范,虽然也希望社会成员能够遵守,却无法强制实行。也就是说,道德是一种“期望”,而不是一种“指望”。比如,现在我们号召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是,你不能完全“指望”这件事。到时,如果雷锋式的人物大量涌现固然是好事,那万一不涌现或涌现少怎么办呢?假如马路脏了,你总不能不安排清洁工打扫,而是在那里坐等雷锋式的人物出现吧?今天,农村的人看不起病,我们当然可以学习雷锋,伸出援助之手,但根本的方法还是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机制。

现在有不少人在拚命地鼓噪将“见义勇为”立法,也就是要将道德“刑律化”。意思是说,因为现在“见义勇为”只是一种道德要求,所以很多人见死不救。而将来一旦立法,再有人见义而不勇为,就要逮捕法办、严惩不贷。比如,一个文弱的小女子一大早在一个偏僻的小巷见到一个小流氓在调戏另一个看上去还不太文弱的小女子,她必须猛扑上去,作殊死的搏斗,否则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呜呼!我们的警察叔叔手上拿枪的干活,一年尚且牺牲几百,你怎么能强求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动不动就“拨空拳相助”?何况还是一个小女子!以中国泛道德主义之泛滥,我不敢保证这样的法律就一定不会推出,但我敢保证,那些大肆鼓吹者遇险未必就一定冲在前面。我倒也想提一项议案:将“见义勇为”改为“见义有为”,在当时的险境下,能勇则勇,不能勇尽力有所作为就可以了。比如,我拚不过那穷凶极恶的歹徒,可以跑到远处大声疾呼,可以拨110报警,为什么非要无刀可拨的常人去拚死呢?请大家务必小心,把道德推出舆论范畴“刑律化”,极易催生道德极权主义。

综上所述,道德机会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叠加,使得我们在道德建设上用尽了全力,却始终不能有期望的效果。且看现在愈演愈烈的“信任危机”,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高不成,低不就”道德标准造就的现状。民间老百姓经常发一句牢骚:“他妈的,如今这世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老娘是真的”。它暗含的意思是,请你回家好好地打量一下你老爸,说不定不是正宗的;现在社会上有一些所谓的“伶俐人”,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简直是“一屁三个谎”;那些所谓大智若愚、精于世故的人,平时一副忠厚慈祥的模样,却能卖了你还让你帮他数钱;再看看家家户户安装的防盗门和防盗窗,可比当年希特勒的集中营;小孩子出门,父母总是要叮嘱一句:千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我始终认为,现在中国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道德进步不能期望过高。况且,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社会复杂程度越来越大,“熟人社会”慢慢发展为“陌生人社会”,道德建设面临着空前的挑战。过去我们吃了“泛道德主义”不少的亏,千万不要“伤疤没好就忘了痛”。善良的愿望没有什么不好,可希望过分反而有害。要知道,天底下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君子,只要不是小人我们也就不要遣责。你不要指望高标准的道德就一定能培养高道德的人,它往往造就的更可能是“伪君子”。自私固然不是什么高尚的品德,但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能做到“自私而不害人”,不也很好么?高尚的人绝对不是逼出来的,而是自然培养出来的。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果真“自私而不害人”,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必定有少部分人能进一步发展为“高尚”。这样,少部分人“高尚”,大部分人“不高尚也不害人”,少部分人卑鄙,这样的局面难道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不可以接受吗?难道非要形成“云山苍苍,河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大好局面才能心甘?

文革暴力探源--为什么中学生会如此残忍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于文革,无论是回忆还是分析,评论文章已经浩如烟海。许多人在寻找文革的起因,试图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分析文革的现象。对于大多数文章,一般的线索无非来自于政治上的斗争。几乎所有的分析焦点都放在当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认为这是文革的主要成因。对于文革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大多文章又仅仅侧重于对其的揭露和由此产生的义愤。却很少有人去探讨暴力的本源:为什么当时的中学生如此残忍和无情?许多文章指出:中学生是受了某些人的指使和利用。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成为文革的打手。红卫兵的行为完全来自于政治的误导和坏人的利用。除此之外,很少能看见另类的分析。
   
    但是,无论在何种历史条件下,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以一种疯狂的手段摧残自己的老师,仅仅用“政治误导”来作为动机和原由,这种分析实在有些单一和肤浅。过去的文章过于强调政治和历史,却完全忽略了来自于心理和文化的因素。
   
    笔者曾经目睹街头施暴的红卫兵们,也曾经看到过去高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如何凶恶地鞭打温文尔雅的校长。最为难以让人理解的是这些“大哥哥大姐姐”都是文革前的高才生。他们不仅才华横溢,聪明才智,而且是校内的骨干和最优秀的班干部。我曾经以十分仰慕的心情听他们傲慢地讨论天外星人,阿以恶战,二战战史,以及《金陵春梦》,《十日谈》,和《拍案惊奇》。当北京的中学生们还在玩矿石收音机的时候,他们已经会装晶体管无线电发射机了。他们曾经参加《东方红》的汇演和长安街的迎宾队。每次遇到他们,我会看到绸子做的红领巾,雪白的衬衣,微微翻动的臂章,礼貌的微笑和略微遮掩的优越感。他们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歌曲真正的主人和演唱者。现在想起来,他们当时不过十四,五岁的年纪。但是就在1966年的夏天,他们温和的笑脸徒然变色,从蓝天里的天使一下子变成狰狞的群魔,在铁与血的恐怖中走向歇斯底里。
   
    在四十年之后,我好像淡忘了1966年在北京街头发生的暴行。我却在《十七岁自行车》电影中忽然回到文革的岁月。《十七岁自行车》其实是当代的故事。电影里的中学生已经是身著校服,耳听摇滚,波普时尚,网络意识的前卫少年了。但是他们在殴打那位农村青年时的神情和残忍几乎与文革中的红卫兵如出一辙。尤其在影片后半部众人在围堵主角和农村青年的时候对他们凶残地殴打已经十分的显露出打手心理病态的迹象。最后,那位同学,几乎是无法停顿地,歇斯底里的摧毁那辆农村青年心爱的自行车。他又踢又摔,面无表情,一下,两下,三下……车子已经彻底损坏了,他还是无法停下。他用力的,充满仇恨的,疯狂的,病态的用尽全力企图更为彻底的破坏这辆自行车。但似乎无论他如何实施自己的暴力仍然无法解除心中的愤怒和仇恨。对于男主角的殴打更为残忍。他已经毫无反抗的能力,但是对他凶恶的施暴却没有半点犹豫。面对鲜血淋沥头颅,明显伤残的肌肤,面部痛苦的表情,和撕裂的呻吟,施暴者从容不迫,毫无人性地继续摧残他。从打手的眼神里,动作上,你无法把他想象成自己的同类。
   
    红卫兵的年代和《十七岁自行车》的时间跨度至少有四十年。但是两个时期中反应出来的心理行为却如此的相似。也许暴力的原因有别:红卫兵是为了革命,<十七岁自行车》里的中学生仅仅是为了私人报复。似乎任何理由都能够诱发他们内在的暴力和仇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少年内心的恐怖和狂躁。而这种内在的积怨已经深深的压抑在他们的心底。只要遇到机会,就会彻底的爆发。文革也许是他们尽情狂热发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最佳条件。没有管制,权威,道德,只要你有内心的愤怒,就可以任意的宣泄。而这种内在的愤怒和积怨并不仅仅属于60年代的孩子们。《十七岁自行车》里中学生的残暴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红卫兵。如果他们生在文革时代,也会做出同样的暴行。
   
    那么,青少年内心深处的仇恨,愤怒,积怨从何而来?笔者认为主要来自中国压抑的文化。我们再来看《十七岁自行车》里的一个情节。当剧中的父亲发现儿子的自行车并不是正道来的,便在大门口训斥儿子。于是儿子大怒。他歇斯底里的狂喊,责怪父亲不守信义。儿子的怒气,愤慨,冲动像要把多年的积怨统统发泄出来。他的神情充满暴力和绝望,他的内心到处是疯狂和焦虑。儿子的举动似乎震惊了父亲。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会如此的暴怒,显示出十分陌生的一面:无奈,失控,没有理智。试想,如果儿子是文革时的中学生,并允许胡作非为,他的怨气和激怒会发泄在谁的身上,可想而知。文革时的父母,一定会有非常相似的感觉。仅仅一夜之间,父子反目为仇,再也看不到以前乖巧,听话,顺从的孩子了。
   
    中国的传统教育沿袭古典社会的一套宗法制度。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然提倡新的理念,但旧时的影响仍然主导家庭和社会。男人为一家之主,绝对权威。对于后代的培养毫无情感的交流可言。对于古典的家族,男人娶妻生子,天经地义。但孩子出生之后,如何教育成材,便是严父出孝子,一套严格的家规祖训。稍有出轨,则棍棒伺候,大打出手。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只有言从必信,没有平等的讨论,更谈不上促膝谈心,平等待人。学校的一套仍然是师道尊严,体罚训斥,极为普遍。此外是长辈,老师对学生的语言摧残,尤其对那些后进学生,竭尽侮辱之能事。笔者就多次听到一位数学老师对学生谩骂:天生的贱骨头!对于中小学生,在此压抑的文化氛围里,从何建立自尊,自爱,只有心中日积月累的愤怒和仇恨。更何况少年心理极为脆弱,很容易孤助无援,自卑自闭。于是,他们倾向于叛逆和暴力。即便在文革之前,笔者曾经目睹学生之间的群架斗殴事件,场面惨不忍睹。仅仅十几岁的孩子下手之狠,令人发指。如果是心理健全的少年,难以所为。这种内心愤怒的发泄,像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除此之外,少年摧残动物的事件更是屡屡发生。他们残杀猫狗,血腥成性,旁观者视为乐趣,面不改色。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一个被摧残的幼年和少年,是暴力心理的起因。小时被暴打的孩子,会产生施暴的倾向。文革之暴力,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心理压抑的环境紧密相关。政治仅仅是当时历史的外在因素。《十七岁自行车》里的少年,并没有政治上的误导,仅仅是私人报复。但是,表现出来的暴力行为与文革没有本质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家庭暴力十分普遍,但也存在著相对健康的家庭。同样是红卫兵,对于暴力会有鲜明的反差。即便红卫兵中,也有许多人拒绝参与殴打和暴力。笔者就看见一位红卫兵在血腥面前无奈的转过脸去,默然走开。可以肯定,他的成长,属于健康的一类。
   
    暴力的另一个原由是性压抑。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无性的时代。无论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必需极力从思想和行为上去除任何带有性的特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戏剧,对于一个个人的描述和分析从结构上首先是阶级性,而思想则是革命性,而他的整体态度便要从个人的历史中去鉴定。至于他的人性,必须忽略,遮掩,压抑。这种去除性的倾向在文革中更进一步的走向极端。在中世纪,每一个人的人性是用“神性”来鉴定的。每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上作为个人存在必须首先是基督徒。离开了神,和对神的信仰,他就不能成其为人。在文革,及文革前,个人的定义显然取决于阶级性,政治性,党性。五,六十年代的青少年,恐怕都经历了极大的性挫折感,因为与异性接触,交异性朋友,或者表现一种对异性的渴望都是犯禁的。大学不准谈恋爱得规定好像是在文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解除的。极度的性压抑造成他们心理极大的扭曲。深度压抑的性心理必定会寻求发泄的机会。而发泄的方式往往会是通过暴力的手段。在心理学上,性与暴力在人性的底层紧密相连,并且可以互为转换。性的释放可以是罗曼蒂克的,健康的,适宜的。但也可以是暴力的,扭曲的,破坏性的。对于性压抑的少年,他们心理充满恐惧感和对自己性的迷茫。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理使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只能在施暴的时候才能够短暂的获得一点安全感和控制力。
   
    青少年暴力倾向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在幼年和少年时期没有来自父母在感情和身体上的关爱。许多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说过,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来自父亲和母亲的拥抱,抚摸,和亲吻。更没有享受过语言上的爱抚,比如听到父母对自己表示一种直接,明了的关爱之意。来自父母的,尤其父亲,从来都是严厉的教诲和大声的呵斥。从现代心理学的的观点出发,这样长大的孩子是最不具有安全感的。在他们心理更多的是恐惧感。上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将很小的猴子分成两组,一组和母亲在一起长大,一组完全关在笼子里而没有母亲。很快,科学家发现,有母亲的猴子非常自然,放松,安全,并允许外人的触摸。而没有母亲的猴子显得相当焦虑,恐慌,不安全。在外人接触时大声吼叫,并做出威胁,防御的姿态,同事带有极强的暴力倾向。科学家发现,有母亲的猴子在母亲那里得到充分的关爱,他们几乎每天大多时间是抱在一起的。小猴子无时不刻的得到母亲的抚摸和身体的接触。于是科学家做了另一个实验:他们把小猴子放在一个没有母亲的笼子里,但是在里面放了一只毛茸茸的的假母猴子。科学家发现,这些小猴子分别和假母猴子抱在一起而寻求安全感。几乎每一时刻,假母猴子的身上都会有小猴子抱着。结果,他们发现,即便母猴子是假的,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猴子也比那些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下长大的猴子安全的多。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一个幼年猴子的长大,不仅要有父母的关爱,而且还需要肌肤的触摸。如果没有身体的触摸和语言的交流,猴子的长大会充满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是恐惧感的根源,也是暴力的起因。因为实施暴力的目的是在盲目地寻找安全感和排除恐惧感,在短暂的时间内好像可以得到制控。猴子的实验完全可以运用到人类。于是心理学家鼓励父母在婴儿的时候就开始抚摸自己的孩子,以此减低孩子的不安全感。即在儿童和少年时期,抚摸,拥抱,亲吻是极为重要的表达爱意的方式。儿童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安全感,以至自尊,自信。而一个儿童的成长完全是通过对父母的感情和语言交流。孩童的学识可以通过上学而得到,而感情成长却依赖于和父母亲密无间的关系。如果父母不能提供这种环境,孩子仅仅能够在学校学到知识,但是在自我认识和感情意识上却止步不前。许多那个时代长大的孩子无法在感情上与异性交流,就是幼年时没有与父母交流的结果。
   
    一个不安全感很强,恐惧感极深,时时有失控意识的青少年是最具有暴力倾向的。因为他们可以在暴力中得到短暂的安稳和控制。五六十年代的长大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是在这种文化下长大的。文革给予他们大规模施暴的可能,于是他们不稳定的情绪和不安全的心理忽然得到发泄的机会。学校的老师平时清规戒律,师道尊严,正好是他们的目标。于是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一切都可以无所欲为。他们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好像世界一下子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多年积压在心中的郁闷,愤怒,仇恨统统可以在暴力中得以发泄,包括从来没有得以释放的性渴望。
   
    也并非都是父母的错,因为父母也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长大的。中国的文化如此,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文革可以说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心理检查。虽然那时的社会从表面上看流行红色政治,破除旧中国理念,抵制西方思潮,但是在骨子里还是孔孟的一套。文革之后一位美国记者访华。他问一位中学教师:建国三十年来你们是用什么来教育自己子女的?老师回答的很简单:孔子。一语道破天机。即便是今天,孔孟的许多理念还在中国流行。它不仅反应在教育上,而且充斥文学,影剧,和人际关系中。
   
    惨不忍睹这个成语是用来描述人类的。因为在屠杀和血腥面前只有动物才会无动于衷。但即便人类也分为两类:一类不仅制造血腥,而且可以在残杀中得以享乐;而另一种却的确无法正视血腥,必需转过头去,满怀恐惧,悲伤,痛楚,和失望。后一种才是人类的情怀。之所以称为人类,是因为在血腥前会自然地产生这种情绪和心理。我们说这是一种正常,健康的反应和心理。如果一个15岁的少年在鞭弑自己的老师的时候能做到面不改色,从容不迫,那么他肯定有十分不健全的心理。任何一个健康的人,有幸福童年的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从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分析,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或多或少都经历了心理的创伤,否则,他们无法成为文革暴力的凶手。而这种创伤的根源显然来自文化。必需指出的是,参加暴力的学生绝不是每一个人。我的周围有许多属于“惨不忍睹”的一类。他们在血腥的打斗面前显得面部苍白,不知所措,但他们却是健康的一类。
   
   
    革已经过去多年。笔者更为关注的不是五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父母。或许他们在仔细的思考自己的过去,更加小心翼翼的珍惜自己的年华。而令人担心的是《十七岁自行车》里的少年们。他们似乎在重复父辈走过的道路,仍然充满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因为他们父母的父母也是一样,没有拥抱,没有抚摸,没有亲吻,更没有经常听到父母爱意的表达。
   
    华文的评论界,多以政治为主导。几乎所有的文章除了分析当时的政治和历史,就事论事的追究某些人的责任,就是简单的谴责文革,揭露红卫兵的暴行,以及痛斥当时参与者。但是关于社会和人性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少年会如此暴力?那时的青少年是否有健全的心理?父辈们是否有健康的心理?中国的文化是否与文革的暴力相关?诸如此类,重多论文却没有给出答案。相比与西方评论界对纳粹德国暴行的分析简直天壤之别。本文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心理学专家参加讨论。
   
    (在格式塔心理学中,卡夫卡曾提出心理环境是影响人行为的决定因素。借用书中的例子,一个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人会在掉落的过程中挣扎,他向下掉落是物理环境所造成的,而他挣扎则是心理环境所造成的,也就是他认为可以抓住点什么。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心理环境,恰好就是一个各种暴力充斥的世界,包括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完善的法制、被默许甚至被鼓励的暴力行为,会使人产生错觉。中学生正处于心理发育的过程中,心理基础(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有建立,他的行为受心理环境的影响就比较大。一个中学生也许在家庭环境里是个好孩子、在教育环境里是个好学生,而到了充满暴力的社会环境中,就成了一个屠夫,行为的转变界限分明,这是人文教育和家庭关怀所无法弥补的。可以想见,一个优秀的学生的行为受心理环境的影响应当比一个普通的学生要严重,因为他们“敏感”。
   
    当然,时东陆先生提出的性压抑、家庭暴力也有原因,但也不至于让整个红卫兵团体都陷入疯狂。因此我认为,文革期间中学生的暴力行为,主要原因还应归罪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上的错误和罪责占主要。我对文革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也曾就这段历史向我的父亲询问过,1965年至1968年,父亲当时是大学的团委书记,因此对文革中的各种事情了解的比较清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应当明白其中的原因。我写这篇文章,并非是为父辈们推脱,只是想说,那一代中学生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当文革结束之后,他们无不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无不想弥补当年的伤痛。对文革最好的反思,是政治上的反思,而不是从心理方面等过于基础的自然科学方面去评论(心理学应当是自然科学,我认为)。因为人在心理上的缺点,有些是无法弥补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象心理学家那样天天去“自省”,而政治的悲剧,我们却可以通过民主、法制的进步去避免。 以上为转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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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e396f010006u5.html

(2)http://www.lotus-eater.net/ReadNews.asp?NewsID=2945&BigClass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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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伪君子面具下的狰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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