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一个时代和它的精神遗产
1980年代是一个把“人”字大写的时代。1980年代其实也是一个冲突的年代，1980年代还是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中国人真正开始探索财富的价值，重建幸福生活的标准，重新审视与传统及西方的关系。勇气、梦想和充满活力的灵魂，是1980年代最重要的价值遗存。它更像是一个更宏大时代的前夜，为我们今天的好时光开了一个头，一个好头。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它的光荣源于1980年代的梦想，它的梦想也能唤醒1980年代的光荣。已经过去的1980年代并未真的过时——它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库，其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仍可凭依。
张海迪 我的少女时代，没有偶像只有榜样
“经过各种炒作，已被偶像化的影视明星和歌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人浮躁的心态和盲目崇拜的风气，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从长远来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张海迪说实在太忙，很多工作都堆在夜里处理。“我已经习惯这样了，这也正是1980年代很多人的习惯，就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结果很多人就成了夜猫子”已患病45载的海迪，今秋将迎来她的50岁生日。“海迪姐姐”说：只要追求，心就会永远年轻。除了写作，她更是一个生活家，用电脑软件学习作曲、绘画、裁剪、美容和排版，去年还买了一台电动缝纫机，设计并DIY了几件衣服。
1983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学习的决定》。张海迪说，那时人们把我当作一种榜样，而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我的少女时代，不知道偶像这个词，只有榜样的说法。她说：“1980年代，我的床头挂着一幅素描，是我自己画的居里夫人的肖像，她就是我的榜样。后来人们把我当作一种榜样时，我依然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彼此为榜样。今天的人们依然需要榜样，我们需要很多好人——无私奉献、忠于事业、勤劳诚实，希望他们能够带动社会风气的好转。一个有优良道德风尚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而今天的偶像大部分都是影视明星和歌星，经过各种炒作，这种偶像助长了一些人浮躁的心态和盲目崇拜的风气，已经影响了很多人的价值观。从长远来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采访完毕，海迪特别嘱咐“千万不要给我冠以什么名，我只是一个普通作家”。
《新周刊》:1980年代可以说是你人生的黄金时代，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张海迪:应该说，1980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黄金时代，那时我们年轻，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充满热情，很多人都在发奋地学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到处都有背着书包的青年男女，书店、图书馆和各种夜校总是挤满了人。那时候，青年们真的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今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成为各方面的重要人才。我想说——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新周刊》:你对1980年代记忆最深的事是什么？
张海迪:1985年，我用自己的稿费买了一架星海牌钢琴，一连好几个月，只要有时间我就坐在钢琴旁，每当触摸琴键，我就觉得像在梦里。我的少女时代，大多数孩子家里都没有钢琴，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家里有钢琴，结果她就被叫做资本家的女儿，在干部子女中就显得很自卑。那一年我有了钢琴，忽然感到进入了新时代，一切真的都变了，我们小时候憧憬的美好生活正在到来。
《新周刊》:1980年代之后你主要在做什么？对这样的状态满意吗？
张海迪:我从1983年开始一直从事文学创作，现在山东省作家协会工作。目前应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我对这样的生活状态还算满意，但对创作状态不满意，因为病痛给我很多限制，它总是让我不能流畅地表达思绪。尽管如此，我也依然要坚持，我的一生注定是为挣脱困境而奋斗的。
《新周刊》:你最满意自己哪一部作品？
张海迪:我对自己的作品从来都不满意，因为创作总会留下遗憾，于是我习惯把新的理想寄托于下一部作品。但是我对长篇小说《绝顶》看得重一些，因为这是完全脱离了我的生活的创作，更多的是文学想象，写作难度很大。这本书出版后一版再版，还有《生命的追问》也已经再版十多次了。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是我最大的快乐。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现在走红的少年作家？
张海迪:少年时期总会对事物和人充满认知的激情，用文字表达是一种精神需求和舒展情怀的方式。爱写作的孩子必定是有才情的，中国古代作得美文的少年早已有之，并不是今天的少年才聪明绝顶，只是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现写作少年，而他们一直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也许用成人的眼睛看来，他们作品有的过于成熟过于老辣甚至桀骜不驯，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在成长，作品是他们成长的印记。这种创作激情很可贵，而这很可能是今天的成人作家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的东西。总有一天孩子将不再是孩子，我希望他们能把对生活对写作的激情保留到永远！
田壮壮 不拍电影的10年，挺快乐
“那个时代文化非常繁荣、特别兴旺，有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觉得那个时期不能复制，不会再有了。张艺谋、陈凯歌？我至今也没有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电影的事情。”
田壮壮，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78级学生。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被称为“第五代”。与他声名更为显赫的同学相比，田壮壮的运气一直显得不佳，但日本评论家佐滕忠男称田壮壮为“当代中国最有才华、最杰出的电影导演”。1991年后，田壮壮似乎从电影界淡出了。2001年，田壮壮重拍了50年前费穆的《小城之春》，2003年拍了纪录片《茶马古道系列之德拉姆》，2005年执导的影片《棋圣吴清源》有望成为人物传记大片。有人说，田壮壮是第五代的最后防线。
《新周刊》:怎么看1980年代？
田壮壮:1980年代，我开始进入导演专业。那10年可能是我导演生涯最为忙碌的10年，所有时间都在拍戏，我的孩子出生时我都不在家里。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可能是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声誉最高的一段时间。
《新周刊》:第五代导演在1980年代的崛起，你认为当时具备什么样的土壤？
田壮壮: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天时是改革开放刚刚搞起来，感觉那时天一下子开了，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大量的好作品，包括诗歌、摄影、音乐、雕塑，都在相互影响，相互感染。当时第四代也就比我们早三四年而已，他们出现在1970年代末，一起有一块创作的土壤。另外，这一代人有很多的社会阅历，拍电影时能够很快地运用它。当时的文化非常繁荣，特别兴旺，有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觉得那个时期不能复制，不会再有了。
《新周刊》:从1981年《红象》、1983年《九月》、1984年《猎场札撒》、1985年《盗马贼》和《鼓书艺人》、1987年《摇滚青年》、1988年《特别手术室》、1990年《大太监李莲英》到1991年《蓝风筝》，这10年中你所拍过的电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格和类型跳跃？
田壮壮:那些电影分别出自昆明厂、西安厂、青年厂、北影厂。我想尝试不同的导演方式。
《新周刊》:1990年代的10年都没拍戏，有没有害怕或是寂寞？
田壮壮:反而不拍电影的这10年我觉得挺快乐的。1990年代以后，是中国电影比较烂的10年。千禧年之后才作了大幅度的调整。
《新周刊》:10年后再回来拍《小城之春》，感觉中国电影的氛围有没有什么改变？
田壮壮:有一些要变化的苗头，包括市场机制、审查机制也在不停调整。从2001年年底到今天，中国电影是比以前开放、宽松多了，但是本质上的东西并没有改变。
《新周刊》:这10年让你改变的是什么？
田壮壮:我觉得比以前纯粹了，对电影单纯了。以前拍电影老想实现一些东西，比如名利。现在没有了，觉得拍电影很安静，就是创造一个自己能够控制、能够把握的一个空间，然后去把自己心里喜欢的东西拍出来，这就够了。可能唯一一个要担心的东西就是不要给投资人带来损失。
《新周刊》:不变的是什么？
田壮壮:还是喜欢帮忙，喜欢掺和，喜欢电影圈子能热闹一点。
《新周刊》:今天的张艺谋在商业化上越来越成功，陈凯歌也开始温情。你怎么看他们的变化？
田壮壮:这样不好吗？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锐气肯定会越来越少，会有各种选择。我至今也没有觉得他们做了什么对不起电影的事情。电影就是超市，什么都会有。非要讨论商业不商业，没有必要，完全看个人喜好吧。
《新周刊》:你对今天的状态满意吗？
田壮壮:如果是物质上，我很不满意，很差。但对于电影来说，我很幸福，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每天都有不同的让你兴奋的事情。
《新周刊》:你现在拍的电影是自己喜欢的吗？
田壮壮:是，《德拉姆》、《棋圣吴清源》都是。
《新周刊》:有人说你是第五代导演的最后防线，你如何看？
田壮壮:其实这种说法是害我，让我挺累的。我自己没有想那么多，没什么可防可守的。这种说法也让我挺惭愧挺难过，有一天我想挣点钱都不敢挣了。另外，我觉得商业比艺术难做。艺术是个人的，商业是一个团队的，要设计得非常精致，要引起整个社会关注，其实操作是很复杂的，而且商业上的风险更大。我生性淡漠、懒散，不愿意社交，或者是不愿意让别人去干涉我打造的东西，这些加在一起，造成了我现在的这种选择。性格决定命运吧，我已经这样了，反正都50多岁了，我不可能再改变了。
李泽厚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
“1980年代算是一个启蒙时期，一个梦想的时代，人人都憧憬未来，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
75岁的李泽厚最近刚做了一个手术，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家中休养。这个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当选为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并获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的长沙人，在1980年代凭借一本新出版的早年论文集《美学论集》和《美的历程》，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美学家如日中天的声名。之后转向中国思想史和欧洲哲学研究的李泽厚相继推出《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著作，影响笼罩整个1980年代，被那个思想开放年代的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而关于他的影响力的另一个说法是：他的任何一篇文章的发表或观点的提出，都会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一个事件。提及《美的历程》一书，李泽厚说“我只知道有人有这本书的手抄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我了”。他不知道21世纪的今天，广州还有他的Fans收藏着十几个版本的《美的历程》。
《新周刊》:现在还会想起1980年代吗？你现在会怎样评价1980年代？
李泽厚:我会经常想起1980年代。评价？这题目有点大啊。而且叫我自己评价的话，也不太合适，还是留给后人评说吧。说起1980年代，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启蒙时期，越往后看越会发现1980年代的可贵。1980年代是个梦想的时代，刚过了“文革”，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但这些到1990年代却沦为笑谈，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可悲的。1990年代不是有人批判1980年代吗？我是反对的。
《新周刊》:有人说，1980年代，你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崇尚康德、倡导美学热而著称于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你反对吗？
李泽厚:早就有人说我是“精神领袖”。在1980年代这样说是一种表扬，但在1990年代，他们是用这话骂我。不过，我坚持认为，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而已。我是很顽固的一个人呢。
《新周刊》:对比现在的社会状况和1980年代你提出的一些预见性想法，有些似乎被你言中了。
李泽厚:我不久前说过，现在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四星高照”，“四星”是指：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任何一种社会进步都要付出点代价，比如经济发展了，四星高照现象就是一种代价，这很正常。此外，我从网上也看到，现在学术腐败现象很严重。1970年代末，我就鼓励一批知识分子去经商、去下海、去提高整个商界的知识水平，当时这观点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新周刊》:是啊，那时你提出“吃饭哲学”……
李泽厚:我说“吃饭哲学”是为了便于理解，我不怕别人说我庸俗，哈哈。
《新周刊》:1980年代对你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李泽厚:主要的影响就是后来一直有人在骂我，对我有些负面的冲击。其实我出名很早啊，25岁时，就曾经被《人民日报》点名，1990年代以后更是被别人攻击得一塌糊涂。民间一些激进分子也喜欢批判我。我很关心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这也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我讲，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赞成，主张还是要发展经济，还是要慢慢来，一切事情急不得，这在海外被批判得很厉害。所以我是两面挨骂，两面都骂得很厉害。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看法。我的文章现在拿出来仍然经得起考验，而那些人的话，有的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尽管一直有人在批判我，但我的一些说法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点我感到很安慰。
《新周刊》:1990年代以后你就去了海外，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李泽厚:我是1992年1月份离开的，从1993年起每年都要回国一次，时间短的话，不到一个月，时间长的话，有3个多月。在外面主要是教书。去过好几个学校：威斯康辛大学、密西根大学、苏瓦斯莫学院，最多的是在科罗拉多学院，算他们的正式教员，开课，名义上是客座教授。主要开中国思想史、美学，还开过《论语》。不过，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的，我不住在热闹的东部，也不住在人多的纽约，我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BOULDER的小镇上，很平静。
《新周刊》:那你平时的生活习惯什么样子的？
李泽厚:我现在退休了，很少和外界来往。我是个内向的人。有些人说我有时看上去很活泼，其实那是假象。我一直都是离群索居。
《新周刊》:你现在最喜欢看哪方面的书？
李泽厚:我最喜欢读历史书。我是学哲学的，当然也要看哲学书。我们这一代人，包括王蒙，都是受俄国的影响比较大。以前读的俄国小说比较多，不像你们，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小说都是虚构的故事，我不喜欢。
《新周刊》:你关注国内的情况吗？
李泽厚:我一直都很关心国内的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发展一直都保持乐观态度。我相信再过5年1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更好。
刘再复 我承认自己那时是潮流中人
“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刘再复说：“出国之后的16年中，《新周刊》是第一家采访我的国内杂志。” 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所长、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现任的客座研究教授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在1980年代写出了极具影响的《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名篇。他现在醉心的是莎士比亚和《红楼梦》。谈到自己的写作，“远的不说，最近出版的《高行健论》、《现代文学诸子论》和不久前和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是我在学术思想上表达得比较充分的书。散文方面《漂流手记》九卷是我的心灵史，比较满意。”
《新周刊》:回顾1980年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留下了哪些有价值的文化和观念遗产？
刘再复:1980年代是中国急速变化的年代，它发生的事太多，但最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项是中国全面打开门户，以新的眼睛与新的姿态面对世界，重新确认自身在地球上的角色。第二项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动。1980年代的思想变革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终止后发生的，中国一部分带有先锋性质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在心理上、理念上以及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结束，因此必须继续从过去的阴影与牢笼中走出来，进行包含着建设性因素的文化重构，重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可能还会有不同，但应当承认，它留下一种伟大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中华民族再次闪光的、拥有活力的灵魂。
《新周刊》:你如何看你1980年代扮演的角色？
刘再复:在1980年代的变革大潮中，我承认自己是潮流中人，有朋友说我是“弄潮儿”，我也默认。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40岁前后的中青年时代，充满生命激情，觉得可以开点新风气。但我始终都觉得自己只是个思想者，所做的两件事也是有意义的。一是通过“文学主体性”的表述，打破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点的前苏联文学理论模式，在理念层面上扩大了文学的内心自由空间，支持了个体经验语言和个性创造活力；在实践层面上支援了作家摆脱现实主体的角色羁绊而以艺术主体的身份进入写作。二是通过“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新方法论”的表述，推动了以双向思维取代单向思维的变动。可惜1980年代给我的时间太短，如主体性的表述应有三步：第一步讲主体性，第二步应讲主体间性，第三步应讲内部主体间性，可惜第二第三步未能充分论述。
《新周刊》:今天，你的价值观有怎样的转变？
刘再复:有“易”(变)的一面，有“不易”的一面。我更坚信文学是充分个人化的事业(不是“经国之大业”)，是心灵的事业，是生命的事业。文学应当走向生命，不应当走向概念、走向知识。生命语境大于历史语境与家国语境，境界的高低是生命修炼后所抵达的精神层次。
在变易方面：1980年代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基本点是批判的，现在虽也有所批判(如批判《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价值观)，但基本点已转向“开掘”，转向“发现”。在1980年代里，“禅”尚未进入我的生命，现在则进入我的生命并成为我立身行为的一种态度。1980年代我很入世，很“儒家”，现在虽然对社会也有所关怀，但内心却有一种禅的态度，一种抽离的(对世俗世界)、超越的、审美的、冷静观照的态度。换句话说，不像1980年代那样喜欢做价值的裁判者，而喜欢做观察者与凝思者，算是“外儒内禅”吧。今年4月底，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讲了“从卡夫卡到高行健”之后，还到广东的韶关南华寺朝拜慧能。这位不立文字的思想天才不讲“救世”，只讲“自救”，帮助我打破了“启蒙情结”和“救世情结”，从而获得更大的内心自由。
《新周刊》:你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呢？
刘再复: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和在海外的心路历程都在《漂流手记》散文系列里作了叙述了。《漂流手记》已出版了九卷，最近出的两卷是《沧桑百感》和《面壁沉思录》。其中有一卷《共悟人间》是和大女儿剑梅的两地书，在香港已印了五版。从这本书你们可以看到，我从1980年代那个出发点出发，又走了很远了。
《新周刊》:你如何衔接人生的上下半场？
刘再复:我早就把人生的上下半场称作第一人生与第二人生。至今第二人生已展开16年，许多瞬间，觉得第一人生(即上半场)好像是一场梦。从世俗社会的角色上说，1980年代我是时代的宠儿。而现在则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世俗的角色，只是一个漂流的学者。生活的基调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安安静静”。在许多时间中，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人际关系中的一个人，即不是“关系中人”，而是自然中人，自我中人，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是“山顶独立，海底自行”。对于世俗角色的落差，在刚出国的头一两年，我也常有不平衡，常有孤独的焦虑。但我终于真正地意识到重要的是内心角色。1980年代最宝贵的效应，是大时代激活并唤醒了我的反思世界与反观自身的热情与能力。1980年代我就提倡文学应从外向内转化，现在正是向内挺进的好机会。在节骨眼上，禅宗的核心思想帮了我的忙，帮助我“放下”，帮助我复活那颗质朴的农家子的平常心。我常与朋友说，只有在内心的最深处才能与伟大的灵魂相逢。总之，人生的下半场我丢失了上半场那许许多外在的耀眼之物，却留下和发展了一份最重要的内在的东西，这就是1980年代觉醒的人的骄傲和思想者活泼的灵魂。
《新周刊》:你更喜欢1980年代还是现在？
刘再复:从时代的生态来说，我更喜欢1980年代，因为我是思想者，喜欢有思想有精神有开拓热情的岁月；从个人的生活兴趣来讲，我更喜欢现在在海外的隐逸状态和精神沉浸状态。出门讲学，也可作精神上的逍遥游。
卢跃刚 新闻媒体作为“公器”始于1980
《新周刊》:你能否先谈谈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总的思想特征与精神状态？
卢跃刚:1980年代社会思潮波涛汹涌，其标志是三次大争论。第一次是“潘晓讨论”，第二次是“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第三次是“姓‘资’姓‘社’大讨论”。三个争论表面上分别是伦理问题、哲学问题、改革目标的争论，本质上是政治争论，争论的形态基本是“左”、“右”之争。这股社会思潮的背后，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即学术界以“新启蒙”为特征的“理论新潮”，展开了所谓的“文化反思”。这是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新闻界的社会坐标。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的主题词是“启蒙社会”、“推进改革”，意识形态主要是反左，其精神特征是一些编辑、记者相当自觉地反省假、大、空宣传对社会对国家对人心的危害，相对独立地进行新闻判断，并逐渐向“新闻职业化”、“新闻本位化”转型，以推动社会进步。
《新周刊》:当时有一些全国反响的重大报道凸显了传媒在引发、推动中国社会思潮方面的作用，请你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卢跃刚:新闻媒体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器”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可以说最典型，它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新周刊》:你对1980年代全国各地新闻传媒自身的发展有何认识？
卢跃刚:我首先要说说《读书》。《读书》是我的启蒙老师，读了26年，即使《读书》已经办得很糟糕了，我还是期期买，哪怕是看看题目就扔。你很难想象，一个在底层生活的青年读到《读书无禁区》这样的文章，浑身在燃烧！看的遍数多了，我几乎能把李洪林这篇文章给背下来。我的书桌上唯一一件艺术品，便是《读书》创刊号原大木刻，上面刻有《读书》创刊号封面和目录。一本读书刊物，与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实在是罕见。后来，出版家办《读书》的时代结束后，《读书》编辑方针丧失了“公共性”，实在遗憾。“长江读书奖”甚至闹出了丑闻，诱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知识分子的公开分化。1980年代的《中国青年报》非常值得研究。我是1986年调进《中国青年报》的。当时按照发行量和影响力算，有“中央七大报”之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从报道的内容、文体创新、思想敏锐、启蒙立场考察，《中国青年报》无疑都是处于先锋的地位。这家党报不论资排辈，鼓励出名记者名编辑，鼓励成名成家，鼓励名利双收，所以有一个让人缅怀不已的业务民主空气。1980年代是文学的年代，文学的影响力绝不逊于新闻，甚至超过了新闻。除了早期的《今天》，还有《人民文学》、《中国》。如果《中国》不垮，我不会去《中国青年报》。文学刊物在1980年代社会传播学意义上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看到。
张贤亮 我什么时代都怀念
“在1980年代，广大读者把中国作家当成是思想代言人，一触及到敏感小说就洛阳纸贵，对思想解放有莫大的推动。现在的文学就是‘熊市’。”
这位有过22年牢狱之灾的人，1979年平反，1980年加入中国作协。
“勇气，这是1980年代最可贵的东西。”张贤亮说。他认为这是整个1980年代最具有价值遗存的东西。他更是凭着勇气在这个被他形容为“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爆发。他是中国1980年代作家群中第一个写饥饿、第一个写性、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作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入选为“20世纪100部小说”。1993年后，他变身为影视城的老板，从11年前的负债经营至今作为4A级旅游风景区，固定资产已达5000万元。“我最自豪的一点就是：影视城虽说不是文学作品，但却是我非常得意的文化作品。”他强调说，“我觉得自己像是个酋长吧，因为宁夏更像是一个小部落。”有人说张贤亮是中国作家首富，他哈哈一笑：“总比说我是中国作家首饿强吧。”他不时招呼着他那只从澳大利亚运来的英国喜乐蒂狗。这个年近七旬的作家最喜爱的事就是开着他最爱的宝马狂奔在高速路上，时速180公里。
《新周刊》:25年前你被平反，随后又加入中国作协，当时有什么理想？
张贤亮:就是非常多的话要说，想把积压了20多年的生活体验、想法都统统倒出来。《习惯死亡》是我个人最满意的作品。当然我也买了《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可是每本书我都没有看下20行。当时欣赏的人是英文教材《follow me》当中的那个外国老师，在电视上会定期播放。那时还喜欢看电视剧《大西洋海底来的人》。
《新周刊》:请描述你记忆中的1980年代，最为怀念的人？你们一拨成名的作家还有王蒙、陆文夫、蒋子龙、冯骥才、铁凝、王安忆等人，对1980年代有什么特别贡献或价值？
张贤亮:那是充满着希望、激情、憧憬的年代，未来有多种可能性。1980年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耀邦。在1980年代，广大读者把中国作家当成是思想代言人，一触及到敏感小说就洛阳纸贵，对思想解放有莫大的推动。我们没有达到一定深度，但很多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是从文学中反映出来的。
《新周刊》:1980年代的作家跟今天有何不同？
张贤亮:1980年代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比较强，所写的也是一个群体，文以载道，以天下为己任。和1990年代后的作家对比，现在的作家写个人感受多一些。但在艺术性上，1980年代的确是比现在的作者要弱，如果说我们那时的表述是直白的，那么现在就更讲究技巧。
《新周刊》:那个时代的人最怕什么？
张贤亮:最怕“反复”。我们不是充满了很多美好的愿望吗？改革开放越深入的话就越艰难，因为另外一边的声音也很强，也有疑惑，但是我们不能走回头路，这也是当时整个1980年代的作家心态。
《新周刊》:你现在符合1980年代的期待吗？
张贤亮:自己在1990年代以后写东西少了，主要是1990年代文学边缘化了。很多电影、电视、网络这些都将读者分流了，他们也不需要作家为他思考了，他自己也可以思考。觉得现在的文学就是“熊市”。
《新周刊》:是否觉得现在与1980年代有着很大差别？觉得这种差别是什么？
张贤亮:第一个，社会上表现的疾弊越来越多，使人困惑。第二个，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搞清楚。现在有人认为很多社会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事实上根本不是，而是20多年前计划经济和封建专制体制带来的。有很多人认为今不如昔，这对改革开放非常不利的。
《新周刊》:你会怀念那个时代吗？
张贤亮:会。什么时代都怀念，即使我那段劳改的日子，今天打的馒头比别人大点儿，捡了一个烟头，就会很幸福！现在别人说我是“作家首富”却没感觉到半点幸福。另外一个就是年轻。凡是我年轻时候遇到的事情都值得我怀念。苦难会让美的东西的闪光点，超过美本身。现在呢，会审美疲劳。
《新周刊》:你觉得自己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张贤亮:玩得非常好。我当年在牢里读三册马克思，觉得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根本没有描绘，但是都提到把谋生的需要变成享乐，就是“劳动娱乐化”。所以想过共产主义并不难，只要从事让你高兴让你快乐的事情就好了。我也确信我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玩家。
《新周刊》:想对现在80年代生人说点什么？
张贤亮:我的思想是比年轻人还超前的，但要是作为教导者什么的，那就别——中山大学、武汉大学跟我约了好几次去演讲，几百上千人听我一个人讲，不好玩了。
1980年代音乐卷 张明敏
“我目睹了两地慢慢磨合、发生转变的过程。我现在的状态是‘四不像’：企业家不像企业家，歌手不像歌手，社会活动家也谈不上。作为演唱民族歌曲的歌手，我还是有点遗憾。”
1980年代是看着春节联欢晚会过年的年代。1983年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诞生被看成是一个创举，而在第二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登台的张明敏，让无数年轻人迷上了中山装白围巾的组合。被黄一鹤导演请来内地之前的张明敏，已在香港录制了第一张专辑《乡间的小路》。1990年代初，张明敏与人合资办公司，直到成立张明敏文化事业(集团)公司，内地有了多种投资，还活跃社会活动领域。联系采访时，张明敏正和一群香港中小学生在宁波。“我想带他们看看内地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说。
《新周刊》:你第一次来内地是什么时候？
张明敏: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在广州的华侨小学念过书，那时没有概念。直到1979年以一名爱好唱歌的电子厂工人的身份跟老板出差来内地，觉得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比如说当时内地人都穿中山装，女的也穿得很暗淡，给人感觉很压抑，和香港的花花绿绿很不一样。当时内地没有冰块，啤酒也是热的。
《新周刊》: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内地参加春节联欢晚会时的情景？
张明敏:当时他们就把我们当怪物(笑)，我们也把他们当怪物。吃饭的时候啊，他们要把我们围起来不给别人看到我们吃什么。因为他们给我们安排了比较好的待遇：比如内地演员一块钱的伙食标准，我们港台的可能就有十块钱。
《新周刊》:那时在内地表演和在香港有什么不同？
张明敏:从化妆、服装到登台表演，很多不一样。当时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的制作、器材怎么那么差劲啊，舞台布置、演员的气氛等都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我当时是自己带了服装，但用内地这边的化妆师，他们化妆的时候居然都是用手直接往脸上抹啊，我觉得这样挺脏的(笑)。而且他们化的妆都有固定模板。我当时就和内地其他男演员看上去基本一个样。不过，我还是要感谢那时的化妆师，他把我化得很老，所以给观众留下了“我很老”的印象，现在人家看到我都说，张明敏你怎么还是那么年轻啊！哈哈。
《新周刊》:1980年代的香港又是什么状态？
张明敏:当时香港经济发展势头很好，整个社会处在积极向上的状态中，廉价劳动力等因素都刺激着制造业，很多中小型企业蓬勃发展。人们就有一个念头：赚钱；都干劲十足。
《新周刊》:1980年代的你是不是就像当时的香港处于上升状态？
张明敏:其实我在香港的演艺事业从1979年开始，到1985年就结束了。我在香港比较出名的一段时间是1980年到1983年，1984年演唱《我的中国心》后，我逐渐倾向于到内地发展。从1986年到1988年我一直就在内地为北京举办亚运会筹款，几乎走遍了全中国。
《新周刊》:回看1980年代有什么感受？
张明敏:有惊有喜，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首先我唱的是爱国歌曲，又是用普通话，扮演了帮助两地沟通的角色，用我擅长的方式来增进两地的了解。1990年，我加入了香港青年联合会，就是想帮助香港青年来更多地了解内地。
《新周刊》:从整个大环境来看1980年代，你会作何评价？
张明敏:那时速度很快，包括经济发展速度和人们观念的更新，同时有很多挑战。在香港和内地关系变化的过程中，1980年代是个很重要的阶段。香港回归内地的谈判在1980年代初就很热烈，1984年12月19日又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那时内地对香港还有很多片面理解：觉得生活方式很不健康啊等等。我觉得我比后来几代人都要幸运，因为目睹了两地慢慢磨合、发生转变的过程。
《新周刊》:你在实业界、演艺界和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比较活跃，这是你理想的生活方式吗？
张明敏:我现在的状态就像一个“四不像”：企业家不像企业家，歌手不像歌手，社会活动家也谈不上。1985年之后我基本上就离开了香港歌坛，因为当时觉得自己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上升的空间，于是渐渐就把唱歌这块给淡忘了。现在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了，人们对民族歌曲这块的关注却越来越少。作为演唱民族歌曲的歌手，我还是有点遗憾。
《新周刊》:如果在歌唱家、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三个角色间择其一，你会选择哪个？
张明敏: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个歌唱家，只算是比较幸运吧。当时香港用普通话演唱的只有我一个人，唱的又是爱国歌曲，通过参加春节联欢晚会这个机会让我一举成名。但是香港当时对普通话的演唱形式还是比较抵制的。我想在中国内地发展，但因为为亚运筹款这件事而渐渐开始涉及社会活动这一块。年轻的时候其实对将来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后来的转行有点像无心插柳。
郭文景 我从不屈从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期待
“那真是令人难忘、激动人心的时代。万物复苏，激情涌动。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音乐，我不认为是沉寂了，而是像雨水一样渗入到中国音乐的土壤里。”
郭文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之一。《纽约时报》称他是“唯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郭文景的全部教育，除了大学5年，就是小学3年。他完全凭借自学和对于作曲的巨大狂热，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1980年代中期的出国大潮中，郭文景选择了留在母校任教，一教15年。1985年到2001年，郭文景先后6次在全国作曲比赛中获奖。他的《蜀道难》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1994年以歌剧《狂人日记》震动欧洲，1998年歌剧《夜宴》首演于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维也纳、纽约等艺术之都和著名国际音乐节争相上演过这两部作品。相应的却是郭文景在国内的孤独留守。直至2003年，情况变了。
《新周刊》:你记忆中的1980年代是什么样的？
郭文景: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激动人心的时代。万物复苏，激情涌动。人们都有一种相信未来的心态。我有幸碰上了不少好老师，而他们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也很感惊喜。当时音乐界还是苏联体系在主导，但来自欧洲的现代派音乐家纷纷来讲学，比如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亚历山大·葛尔，作曲系学生都听得如醉如痴。1987年我的作品音乐会举办时，我的老师苏夏说我们真是遇上了好时候。我很怀念那个年代。
《新周刊》:当时你们的先锋音乐在一片反对声中，你是什么想法？
郭文景:无论是批评也好，谩骂也好，我都不予理睬。因为我热爱作曲，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喜欢，没有任何功利心在里面，所以从来不会在这方面患得患失。
《新周刊》:在1980年代的出国大潮中，谭盾、陈其钢、刘索拉、叶小纲、苏聪等人纷纷赴海外求学，你为什么选择留在国内？
郭文景:毕业后我回到了重庆。谭盾他们在国外留学时，我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间游荡，为当时的一些电影电视作曲，比如《棋王》、《南行记》。我担心国外物质生活没有保障会影响到作曲事业，在国内也一样有很好的发展，没必要站在人家门口要稿约。
《新周刊》:1980年代中期对于先锋音乐的发展来说，似乎正处于沉寂阶段？
郭文景:我不认为是沉寂了，而是像雨水一样渗入到中国音乐的土壤里。上大学时强烈反对和批判我们的老师，已经开始在课堂上讲先锋音乐。当时我反而开始担心矫枉过正，怕学生过于重视追求先锋，而忽视了基本功。
《新周刊》:你的作品“墙内开花墙外香”似乎持续了很久？
郭文景:和我签约的著名国际出版商Ricordi—BMG这样概括我：“他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作曲家，但他从不轻易屈从于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期待。”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期待无非是知识范围内的一些符号，但我有我自己的方向。中国音乐界一向认为西方古典音乐才是正统，在音乐市场上也只认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这种情况下，孤独在所难免。
《新周刊》:从1992年开始的11年里，没有国内的乐团和演出机构邀请你写作品，也极少上演你的作品，你为什么依然愿意留守？
郭文景:在国内，我的生存就不依赖海外，面对来自国外的约稿时，我在艺术和精神上会更独立。就算是自我安慰吧——我的作品，在国外演出也是演出，有国外观众欣赏也是欣赏，没什么不平的。
《新周刊》:与1980年代相比，你认为今天的音乐环境是越来越好还是相反？
郭文景:我认为是越来越好。现在北京已经有了三个高水平的交响乐团，在他们的演出季中都有我想听的曲目，而且演奏水平也高得多。在1980年代中期，交响乐团曾受到流行音乐猛烈的冲击，乐手们大量地跑到录音棚录制流行音乐挣钱。但现在交响乐团的管理已经与国际接轨，非常正规。和1980年代相比，北京的音乐生活已经变得相当繁荣。
《新周刊》: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郭文景:从2001年开始，我辞去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的职位，9年的行政事务一朝解脱之后，那天我看了一晚上的《足球之夜》。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很满意。不断有国外的稿约，现在国内也有，而且很多是很有意思的，我还可以潜心写作和教学生。
叶小纲 当年想要的，现在都要到了
“音乐学院的生活并不像刘索拉小说描绘的那样，而是很严谨很刻苦很枯燥的学习。当年做音乐讲究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钻牛角尖。现在最大的变化是更扎实、平和，实在。”
中央音乐学院78届四大才子中唯一4岁起就摸过钢琴的叶小纲，与他的同学们走上的都是年少成名、出国、回国创作的人生道路。只是他的音乐早早脱离了先锋姿态，平和而低调。他的名字与30多部电影联系在一起，他担当着电影作曲。一曲钢琴协奏曲《春天的故事》奠定了他的“主旋律”位置。他是包括“金钟奖”、“金鸡奖”、“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和其他门类的奖项以及国内外重要的电影音乐奖项获得者。如今他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获得者。1980年代对叶小纲而言，不是一个触动他的词语。
《新周刊》:你记得自己最初成名时么？
叶小纲:1985年，我的《地平线》公演，台下坐满了人，也站满人了，整个演出充满了掌声。当时很平静，一切都很正常。都是付出努力得到的。一切很自然地发生。(注：1985年中国音协及中国唱片公司为叶小纲举行了交响作品音乐会，首演了《老人故事》、《八匹马》、《地平线》等五部交响音乐。《地平线》是叶小纲的成名作，也是当年很多音乐爱好者收藏的第一盘盒带。)
《新周刊》:当时对未来的野心是什么？
叶小纲:当时就想着可以走向世界，想能成功，没有特别的兴奋。觉得很正常，一切都志在必得。当年想要的，现在也都要到了。
《新周刊》: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写到你们的生活，当时生活是那样的么？
叶小纲:那是一种误导和误读。我们在音乐学院的学习生活并不像刘索拉小说所描绘的那样，而是很严谨很刻苦很枯燥的学习。
《新周刊》: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习，让你难忘的事情是？
叶小纲:当时有名外教亚历山大，是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次聘请的外教。他来上了一个月的课。他的严谨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乐观点是“技术至上”，改变了我们当时“思想至上”、“内容至上”的音乐观念。
《新周刊》:陈燕妮在《美国之后——50位旅美人士的归国之路》中写了你在美国和归国后的一些经历？
叶小纲:她的描述不真实。在美国，同样是一段非常刻苦的学习生活。“西方生活”给予我的冲击并不大，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大。回国后，也许我有些不适应，但那也是我原来熟悉的中国嘛，仔细一想也就无所谓了。
《新周刊》:1990年代后期，你的名字和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你个人最喜欢给哪些电影配曲的经历？
叶小纲:最难忘的是给《天上恋人》、《惊涛骇浪》两部电影作曲。前者是广西最偏远的少数民族生活，后者是军营生活，对我而言都是陌生、新鲜的。因为“音乐”，打开了我的生活之门，我觉得很好。
《新周刊》:你觉得这些年在对音乐、对生活的理解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叶小纲:当年做音乐讲究语不惊人死不休，总是钻牛角尖，想出奇招。现在最大的变化是更扎实、平和、实在。做人也这样。
《新周刊》:1980年代和现在，你个人偏爱那一段人生？
叶小纲:我没有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都是我经历过的岁月，我很珍惜。就像长江经过山川，也经过平原，这都是我避不开的。
《新周刊》:平和地想一下，你喜欢自己经历过的1980年代么？
叶小纲:我对1980年代没有“感情”，很无所谓。回头去看不是我的思维方式。也许我会回顾往昔，只是匆忙一瞥吧，我没有时间去做一些完整的回顾思考。
崔健 当时听Beatles和Rolling Stones
“能在有生之年听到摇滚乐，我感到无比庆幸。很多人认为我写歌词的影响力可能比歌曲更大些，我对此遗憾，因为我下在音乐上的功夫比歌词大多了，大概音乐上要花费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吧，写歌词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文字组织工作，而非创造工作。”
在采访之初，崔健误会了我们的意思，他以为我们希望他谈谈对80后的看法，而对于过去的属于他的1980年代，他似乎没有特别大的谈兴，这大概是一切着眼未来的人的基本价值取向吧。更多的人，把崔健跟罗大佑等量齐观，他们在现在举办的演唱似乎更容易吸引一批中年人，那些在1980年代经历了青春期的人们，他们在老崔的歌里，使劲怀旧使劲出力地嘶喊自己当年的“一无所有”和“花房姑娘”。在老崔最厌恶的卡拉OK厅里，他的歌往往是曲终人散前，用来总结呈词的，因为摇滚的力量，一旦被世俗化，差不多就等于摇滚的反义词。
只是，作为1980年代一代中国的音乐先锋和精神引领者，崔健这个已然被符号化的人物，与1980年代人无法避免的青春末路融合在一起，他们深刻的失落的哀伤，理想主义、英雄跟红色烈焰式的热情，已经渐渐日落西山。而崔健的当年的歌里所饱含的力量，将作为一种能量传递下去。
《新周刊》:1980年代时，你如何开始做音乐？
崔健:西方音乐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影响到我。在西方，摇滚是1960年代的产物，已经发展了有20年，当时我们基本上还是在小众范围内听音乐。当时也就是一些对音乐最基本的直觉反应。不受政治主旋律影响。我们搞自由创作，更多的是一种冲动，那时候，我们自身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积累，加上西方文化的冲击。对我个人而言，西方音乐更多的是意味着对于个人的开放。我当时听得最多的是Beatles和Rolling Stones，还有太多太多的乐队了。我们当时这拨人，主要从古典音乐做起，技术上没什么问题，西方摇滚带来的是一种框架，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加上对于中国当时状况的看法，融到了一起。
《新周刊》:把1980年代当时生活现状写进歌词，这是你的一种自发行为么？
崔健:我对大环境的理解当然并非客观，我不太愿意回头看，只是因为我们这一拨是第一代做创造性音乐，所以别人关注得比较多。
《新周刊》:当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表演形式？
崔健:尝试过很多种，西方的表演方式，我都比较喜欢，如果找到相对太固定的表演方式，并且永远按照这个方式表演，我又有点不甘心。
《新周刊》:能否描述一下，你在1980年代的生存状态?
崔健:生活和正常人一样，此外就是做音乐，写东西，所谓写东西其实也就是写歌词。很多时间是在跟朋友聚会。当时的朋友到现在还联系着，甚至现在还一起做音乐，老的朋友都在。当时演出的机会也不太多，主要是在晚会上演出，派对性质的比较多。
《新周刊》:当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是出专辑么？
崔健:专辑不赚钱，因为发行量根本不知道，盗版太多了。
《新周刊》:你觉得当下你的创作速度和1980年代相比，是快了还是慢了？
崔健:我写音乐很快，而写歌词有另外一个节奏，很多人认为我写歌词的影响力可能比歌曲更大些，说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是遗憾，因为我下在音乐上的功夫比歌词大多了，大概音乐上要花费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吧，也就是大部分时间。因为音乐上的标准很高，漏洞比较多，歌词则表达清楚就行了，无所谓多好，写歌词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文字组织工作，而非创造工作。
《新周刊》:1980年代，留给你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或者说，能否用一个人的名字来总结一下这个时代。
崔健:我反对用一个人的名字来概括，因为最重要的是他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而不是他这个人的意义，包括我。因为作品永远是走在个人前面的。
《新周刊》:你想什么作品来作为1980年代的代表作呢？
崔健:我个人觉得是《教父》，还有听到摇滚乐。我感到无比庆幸，我能在有生之年，听到摇滚乐。我的新专辑有一首歌《蓝色骨头》，作为主打歌，因为它讲的是人的灵魂与智慧不分家，中国自古以来，两者是分开的。举一个例子，中国和西方企业家成功的秘诀不一样，中国企业家可能是因为敢于冒险，而西方企业家成功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梦想。
黑豹乐队 很多人听着我们的歌开始练习摇滚乐
今天，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希望借助Beyond内地城市巡回演唱会，“来带动内地摇滚乐的复苏”。
1992年，大二学生军训时，一位同学问我：“你有没有听过‘东北一只耗子’？”我说没有。但不久后人人都会在水房里哼几句那首带着些无奈、有点孤漠感的调子。有一天我恍然大悟：那位同学那天问的是“DON誘 BREAK MY HEART”——这首歌的名字比黑豹乐队更早地在校园里传播。更为疯狂的是第二年《无地自容》的发行，《无地自容》这首歌随即成为卡拉OK厅中点播率最高的流行歌曲，尽管它经常被人唱走了调，但只要有人点，似乎每个人都愿意借这个机会“吼一下”。
1987年成立的黑豹乐队，经历过翻唱国外作品的阶段，终于在1990年代初开始用自己独立创作的作品征服世界，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当时黑豹的团员平均年龄25岁，在内地的摇滚乐队中属于中间地带，在那个极力开创风格的年代，他们选择了一条看似中性温和的道路。在坚持忠于自己的选择时，他们并没有预想到会有多火。经历过“文革”末期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洗礼，更多的年轻人选择摇滚乐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在此之前，黑豹的成员曾为没有能够参加1990年的北京“90现代音乐会”而不无遗憾，但在1991年他们的专辑在香港试探性推出后，却出乎意料地连获香港电台排行榜数周冠军。
这支当时经常更换主唱的乐队，在1990年代初期成为众多乐队和走穴的歌手们模仿的对象。但突如其来的高潮后，是10年的低谷。1994年以后，做摇滚乐的人逐渐发现难以养活自己，而流行音乐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有较好的市场效益。10年之后，黑豹依然安排了大量的商业演出，他们不遗余力地四处征战，他们相信摇滚乐的春天不远了。用成员赵明义的话来讲，“所有的音乐都被市场淘汰得差不多了”。赵明义在他的名片上印着一个文化公司的名称：人潮人海。除了乐队鼓手的身份外，他还是黑豹的经纪人，人潮人海公司将负责策划黑豹的一切商业活动。赵明义希望乐队的人，能自己为自己做事。
赵明义很忙。联系采访时他正在长沙，在电话里他压低音量告诉我：“我们乐队正在和Beyond排练，实在对不住。”他担任着Beyond内地城市巡回演唱会总策划，希望“靠Beyond的力量来带动内地摇滚乐的复苏”。
《新周刊》:你们最初开始创作是1980年代后期，对比当时，你认为目前的摇滚乐的环境有哪些改变？
赵明义: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摇滚音乐还是一种非常新的音乐形式。很多人对此非常执着地去追求，而现在的环境被市场所左右的因素太多了。
《新周刊》:黑豹乐队对你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赵明义:这个影响太大了，在以前我的生活非常有规律，也很平淡，但加入黑豹，让我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虽然我对过去的生活也很怀念。在1980年代，我是一名部队院校的学生，当时很严格的音乐训练，为我今后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新周刊》:你最喜欢的是黑豹的哪首歌？
赵明义:我每一首都很喜欢，它们都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如果要强调差别，只能说每张专辑有不同的风格，代表各个不同时期我们的创作思路。我们每首歌都要排练三四百次，也就是说在前期要花掉几个月时间，然后才能进棚录音。
《新周刊》:印象中，记忆最深刻的演唱会是哪一场？
赵明义:黑豹参加的演唱会太多了，有很多场都让人难忘。印象深的，有1995年拉萨演唱会，我们一直在拉萨唱了一个半小时，在演出结束后，鼻子都流血了。那一年4月，我们成功地举办了西藏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摇滚乐演唱会。
《新周刊》:黑豹主唱的更换对乐队的风格有没有影响？
赵明义:没有一点影响。我们不是经常换，从1987年成立以来，乐队更换成员，主唱更换过丁武、窦唯、峦树兄弟、秦勇等，但在今年3月前，我们有十多年没有换过了。
《新周刊》:你如何评价黑豹在中国摇滚乐的地位？
赵明义:在中国，毫无疑问，黑豹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摇滚乐队。黑豹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我们普及了当时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很多人是听着我们的歌开始练习摇滚乐的。我们在摇滚乐方面，起到了铺路石和领路人的作用。
《新周刊》:对于1980年代你印象最深的事有哪些？这个时期是否为你们今后创作提供了养分？
赵明义:1980年代，我大部分在军队生活，对摇滚乐还没有更多地涉入，但在军乐团所积累的节奏感、打奏技巧，为我今后在黑豹中对作品的把握作了扎实的铺垫。
《新周刊》:如今你既是乐队的成员，也是乐队的经纪人，对于这种角色的转换你是否适应？今后还会继续这样走下去吗？
赵明义:是的，今后我会继续这样。因为我了解乐队每一个人以及他们具体的想法，我就能做成功。在以前，经纪人和乐队是对立的，而我则可以从中找出平衡。 (采访/赵磊)
唐朝乐队 摇滚不误国
唐朝对梦想的期待，吻合着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的精神追求。
“活在你的梦里”是一首歌名。写这首歌是为了纪念1995年5月去世的张炬。张炬是一名贝斯手，1988年他和一名朋友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那位朋友叫丁武。那支乐队叫唐朝。
在1970年代中期，丁武随他下放到牡丹江的父母回到北京时，还是一名怀念农村生活、在街头看见马就出神的小孩。1980年代早期，丁武“愉快”而“缺乏责任心”地辞了美术教职，和朋友们疯狂地拷贝了大量的磁带，在北京一些使馆的Party和大学的食堂里进行着演出。1988年，从黑豹乐队出来的丁武遇见了张炬，和另外两名留学生一起组建了唐朝。1991年5月，唐朝与台湾滚石魔岩唱片公司正式签约，发行了首张专辑《梦回唐朝》。1994年年底，唐朝站在了香港红 体育馆。仅隔半年，27岁的贝斯手张炬因车祸去逝。
在激烈的重金属音乐中，主唱丁武的声音被人解读为：在激烈表达之后有对梦想的强烈的执着期待。正因为这种对梦想的期待，吻合着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的精神追求，唐朝因此被很多人所怀念。说怀念唐朝似乎并不准确，而是怀念那个时期唐朝音乐中表现的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逐梦精神。丁武说，他活在27岁张炬的梦里。但16年了，唐朝依然还在，并正在筹备他们的第三张专辑。乐队五位成员被已是不惑之年的乐队组织者丁武称作是“老中青三代人”，成员们有了自己的家和小孩、房子和车子，他们在排练之余也会从家庭生活中寻觅“有意思的事”。
《新周刊》:最早你接触到摇滚音乐是什么时候，与现在相比有哪些不同？
丁武:我第一次摸吉他大概是1976年，在唐山大地震那段时间，当时的氛围几乎没有，只是刚刚普及，吉他也被称为“流氓乐器”。我在1980年代前期读工艺美术学校，到快毕业时才和一些朋友们开始谈论摇滚，才知道音乐还有摇滚这种形式。那个时候没有趁手的乐器，没有相关资料，各方面都很封闭，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我们参加一些演出，结交了些朋友和琴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些磁带和画报等关于音乐的信息，然后再带回去学习。在“文革”后期，中国没有流行乐也没有摇滚乐，流传下来的只有戏剧和民间山歌。但摇滚乐在改革开放后最早通过一些外国留学生带入了中国，后来流行音乐才开始慢慢渗透。现在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音乐的气氛，都更加商业化，而在1980年代早期，人们没有这么多的技术方式去听音乐，也没有这么多的唱片店，那时候听音乐是一种交朋友的方式，见面后先问问对方最近在听什么音乐。
《新周刊》:如今可以选择的音乐多了，人们反而会有些迷茫？
丁武:是的，现在很多音乐随时都在轰炸你，很多是被动地去听的。比如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里，究竟该放什么样的音乐，并没有人把关，而是非常随意地选择一些流行音乐来播放。我不是说流行音乐不好，我也喜欢听好的流行乐，但在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有更慎重的选择。我们这几年与唱片公司谈，但由于商业上不成功，很多音乐人选择了离开，很多唱片公司对这个市场失去了信心，促使唱片公司在水准上降低。比如有些唱片公司问我能不能写“两只蜻蜓”之类的歌，我说我还想先写“两只老虎”呢。与他们难以沟通，我们只能一意孤行，自己联系一些企业，而不是唱片公司，将我们的事做好，对于目前的摇滚乐的市场形势，我只能靠自己去做点滴的积累。
《新周刊》:1988年组建唐朝时，有没有想过会对你的一生产生什么影响？
丁武:当时的想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认真去玩。我喜欢通过音乐结交朋友，乐队成员的性格都比较相似，家庭背景也比较相似，都有一些叛逆的情结。我们的想法就是想做一张比较好的音乐专辑。那时我们在一起一周排练两次，我每天早晨一醒来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很灿烂，然后骑单车或者挤公交车去排练，非常开心，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可能是艺术的青春期，对我们提高对音乐的理解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阶段。我没有什么信仰，我个人非常喜欢音乐，想创作出更有意思的音乐来。
《新周刊》:环境变化了，唐朝本身又有哪些变化和计划？
丁武:今天唐朝是16年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很多，也经历了张炬去世、分分合合等变迁。作为一个队长，我一直是比较固执和简单地去看待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正在筹备第三张专辑，我们考虑的还是在这个阶段应该表现的，比较立体的、有艺术摇滚色彩的音乐。在内容上也强调要有明确的主题来表现我们的生活状态。在老五归队后，又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五个人老中青三代，就像一个拳头一样，大家都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争取两年出一张专集。我们今年应该可以出三首歌。我们还要做一些唐朝的附带产品，将唐朝的画册、相关纪念品以及教学都做出来。我们也计划有所突破，比如在电影音乐上，让别人解读我们的音乐更简单、更时尚，技术一定得有，但更有内心的东西去表达，而不是简单地炫技。我们全国的巡演也在筹备中。
《新周刊》:你的歌声一直给人以高亢和激情的印象，如今你已经是不惑之年，这种风格是否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丁武:我觉得应该可以坚持下去的。从音乐创作角度考虑，可能更丰富些，我们不可能完全保留第一张专辑的状态，但那种冲动肯定是有的，我想表现得更感伤些，有高亢也有缠绵的，比如新作品《大风歌》就有大段旋律来表达这种感伤。
《新周刊》:有人评价唐朝是“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也有人说唐朝只是昙花一现的过气乐队，你怎么评价？
丁武:我觉得，唐朝应该是一支带创造性的、坚强的、有一些英雄主义色彩的乐队。我希望这个乐队能坚持20多年，甚至更长。随着时间推移，一支乐队的生命力会延续更长。很多人对摇滚失去信心，说摇滚误国，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很多人做了一半不做了，一个东西才刚开始，碰着个大风赶上个冰雹，就说不行了，我觉得摇滚是很有希望的，但周围的人的想法我也很理解。
《新周刊》:人们说你的歌声是激烈表达之后对梦想的执着期待，你的梦想是什么，它是否实现了？
丁武:以前我的梦想是周游世界。在我刚从学校辞职的时候，觉得做音乐可以到处演出，跑来跑去很自由。如今我的梦想是多出专辑，出5张以后拍两部电影。我希望能通过电影将唐朝乐队和当时一些好朋友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记录下来，来反映我们怎么从那个状态走到现在的状态的。目前这个电影还在脚本的筹备阶段。唐朝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但乐队和音乐是有局限性的。我还在寻找新的符号，我希望在自己还有创作欲望的时候，可以找一个新的生命。
聂卫平 本来很普通，但被宣传成什么什么了
“1980年代是中国腾飞的准备阶段，全国人民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整个社会的气氛非常好。中国能有后来的进步，跟1980年代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
在中国棋院旁边的围棋道场里，孩子们的嬉闹声不绝于耳，聂卫平身处其中，面带微笑，是一位和蔼的长者和智者，一位凡人。他在阅读时已需要摘下近视眼镜。20年前，在这副招牌式的眼镜中，漫画家在其中添加了一黑一白两颗棋子，从而勾勒出一副聂卫平最典型的形象，他也以围棋智慧赢得了精神偶像的地位。
时至今日，经历过1980年代的青年依然在家中珍藏有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棋谱。1985年，聂卫平在首届中日擂台赛中以弱胜强，连克日本“超一流”棋手，振奋了民族精神，这使他成为与中国女排、李宁等体坛精英并列的符号性人物。在随后的三届擂台赛中，聂卫平依然所向披靡，因此在1988年被国家体委授予“棋圣”称号。
《新周刊》:从1980年代到今天，你在这20多年中经历了哪些人生变化？哪些方面没变？
聂卫平:我自己的变化就是从一个30多岁的人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人。现在，我还在下围棋，参加比赛和教学。争胜负的东西我都喜欢，我爱好桥牌和足球，从1980年代到现在一直如此。
《新周刊》:从起步、巅峰到现在，哪一次的人生转折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聂卫平:没有。你们媒体有这种感觉，我没有。我是很自然地度过了这20年。
《新周刊》:你现在的状态是在预料之中了？
聂卫平:那当然不是。不过人总要顺其自然，像水流一样，遇到顺势而下的时候，就一泻千里；遇到阻碍过不去的时候，就绕一下，在绕过去和一泻千里之间就是人生中的分歧点。这20年来，我经历过一泻千里的时候，也有绕道而行的时候。但我的目标肯定是向前走的，而不会往后退。
《新周刊》:这跟争胜负的性格是否有些矛盾？
聂卫平:这互不影响。遇到阻碍时，实在不行了再绕一下，一般情况下都要争到底的。
《新周刊》:对你来说，1980年代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人和事吗？
聂卫平:有很多，比如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0年代初期，我们的接触很多，他是一个很好的长者，非常优秀的共产党人。从体育界来说，还有中国女排和中国男排。1981年，中国男排在落后很多的情况下赢了韩国男排，“振兴中华”就是从那时的男排比赛中喊出来的；后来又有了中国女排的五连冠。
《新周刊》:你因为围棋下得好而成为“民族英雄”，这些观念在今天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聂卫平:今天的比赛跟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年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时候，由于媒体的宣传，比赛带有了政治色彩，给它附加的东西超过了围棋本身。现在，围棋就是围棋，它是一项……(记者：陶冶性情的活动？)对，你都知道就不用我说了。
《新周刊》:从比赛来看，中日韩三国的围棋水平各有什么变化，三国格局又有何变化？
聂卫平:十几年来，三国鼎立的大格局没有变化。从几百年的围棋文化传统来看，日本的底蕴最厚，职业棋手的数量基本是中韩两国的总和，但是日本的成绩并不太好。从顶尖棋手来说，韩国的选手的成绩最好。可以这么说，整体实力日本好，顶尖实力韩国好，中间这一层的实力，中国好。
《新周刊》:下围棋时你需要长考，那么在生活和工作中你有哪些长考？
聂卫平:在工作中长考不多，在生活中虽然有长考，但不应该有长考，应该快一点考虑。长考这个东西，是特别难办的时候才需要。工作中我觉得应该大胆果断，没有像围棋中那么难办的时候。在生活中，我现在的状态很好，也不需要长考。
《新周刊》:你是如何看待1980年代的？
聂卫平:1980年代是中国腾飞的准备阶段，各项秩序和工作都走上了正规。当时我感觉全国人民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工作非常努力，整个社会的气氛非常好。那时候中国粉碎了“四人帮”，刚刚改革开放，正是百废待兴，中国进步得非常快。
《新周刊》:中国这20年的巨变你又有何感触？
聂卫平:这20多年我都看着呢。我觉得能有后来中国在1990年代和21世纪这样的进步，跟1980年代打下的坚实基础是分不开的。1980年代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后来的突飞猛进打下了基础，这是中国重要的10年。
《新周刊》:在1980年代，你获得了“棋圣”的称号，你当时如何看待自己对社会的影响？
聂卫平: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激励下、在大家的帮助下，才能取得自己的一点点成绩。本来也很普通，但被很多人宣传成什么什么了。
李宁 从个人到品牌的演变
李宁人生的上下半场在1988年截然分开，之前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世界的体操王子；之后他是在商海里沉浮打拼的商人。
作为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宁已是双鬓泛白的中年人。根据李宁所掌握的股票数量和每股的价格折算，他目前的身价16亿元。在1980年代，李宁则是106块金牌的拥有者。从106块金牌到16亿身价的转变开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那一次，李宁在比赛中意外失利，从吊环上摔了下来，也从神坛跌落到地上。当时的人们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体操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重压力的李宁在26岁时宣布退役。这时，健力宝集团创始人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
当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聘请他出任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加盟。李经纬的盛情、健力宝的品牌，还有中国体育产业的潜力以及当时李经纬所描绘的远景打动了李宁，他在1989年接受了健力宝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聘书，并很快地成立了李宁运动服装公司。当时对于拥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与胆识的，何况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为了推广新生的运动品牌，李宁策划了一次公关活动——参与亚运会火炬接力。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报道中认识了健力宝和李宁牌，这是李宁商业才华的第一次亮相。
1998年，35岁的李宁突然选择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读本科。从此，李宁与普通学生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地复习、考试。与那些不学无术的退役明星有显著的不同，年近不惑的李宁进入北大深造不是为了混到一个学位，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李宁进修了“经济学”双学位，并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进修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两年后顺利毕业。
2002年本科毕业时，李宁的学习成绩足够免试上研究生。李宁选择了喜爱的历史专业，到北大历史系攻读“明清史”方向。一年后，因为公司准备在香港上市，李宁在北大的求学生涯才暂告一段落。现在，北大历史系还为李宁保留着休学后的学籍档案。
李宁选择读书之际，公司正经历一场销售下滑的危机，而且公司管理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地方，因此李宁希望通过学习来认清公司的发展思路。接下来，李宁公司逐渐从家族管理中走出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整个世界正在经历全球化，如果我们想成为中国的第一，我们也必须成为国际品牌。”也许这才是李宁走过1980年代而在中年求学的最初动机。
2004年，李宁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标志着李宁在人生的下半场又一次触及了巅峰。也许，现在的孩子早已把李宁当作了纯粹的商人，只知道“李宁”是一个运动品牌的名字。但回顾1980年代，李宁正是中国体育界的领军人物：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夺得三枚金牌，成为中国体坛的一座丰碑。李宁因此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25位运动员之一，和乔丹、贝利并列，是世界公认的“体操王子”。
《诗刊》 一本诗歌杂志的甜蜜记忆
“在1980年代初，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
推门进入《诗刊》编辑部，看到那些由老式摆设、陈旧杂志和杂乱信件堆砌而成的景象，似乎又回到那个诗歌的盛世。在1980年代初，能把诗发表在《诗刊》杂志上，是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是千千万万文学青年出人头地、命运转折的捷径。因为《诗刊》，他们由普通工人变成名满天下的诗人。北岛在1979年就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常常挎着个小黄包到《诗刊》来，还把自己主办的民间诗刊《今天》拆散了，贴在《诗刊》社的大门口，想让编辑们看到之后能有所选登。在整个1980年代，朦胧诗风行天下，而在1980年8月号的《诗刊》上，广州军区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举出老诗人杜运燮和青年诗人李小雨的诗作为“朦胧诗”的例子，揭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
李小雨从1976年在《诗刊》担任编辑，直到现在担任副主编，经历了它盛衰的整个历程。
《新周刊》:《诗刊》对中国诗歌起了什么作用？
李小雨:1980年代的《诗刊》与1980年代的诗歌进程是同步的，尤其是“朦胧诗”的发现和推广上，《诗刊》功不可没。《诗刊》的风格能代表与反映当时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诗歌所呈现出来的蓬勃景象。在“文革”受到过压抑的北岛、舒婷、顾城等诗人反感“以上帝的口吻”“以英雄的口吻”来说话的诗歌写作风气。
《新周刊》:当时《诗刊》是本着什么精神办刊？
李小雨:首先它肯定了这批青年诗人的探索精神。并在1980年搞了中国第一届“青春诗会”。1980年的4月号，“新人新作小辑”集中推出了15位新人，8月号“春笋集”又有15位亮相，其中一部分成为了“青春诗会”的种子选手。张学梦、江河、常荣、舒婷、梁小斌、顾城、才树莲、杨牧、陈所巨、梅绍静、叶延滨、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徐晓鹤、徐国静、孙武军都是第一届“青春诗会”的成员。搞“青春诗会”也是对当时的朦胧诗派有一个肯定的态度。而把这种“看不懂”的诗歌形式冠一个总体名称，是从《诗刊》率先开始的。它开放办刊，能同时发表批评与反批评的文章。当谢冕和孙绍振发表完《在新的崛起面前》与《美学原则的崛起》，随后便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一场针对诗论以及朦胧诗的大批判。虽然“三个崛起”后来受到了群体性批评，但当时《诗刊》能把几方面的观点都发表出来，这很重要。另外，它也卸下了文化理想、政治重任，让诗歌回归到诗歌、艺术本身与诗人的内心，愿意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多种的尝试。
《新周刊》:你们当时选诗稿的尺度是什么？
李小雨:我们还是坚持主流的创作表达方式，保持诗歌本身尺度，比如它的意境、优美，语言的诗意化的跳跃性与节奏感，起码不是很晦涩、阴暗。当时的编前会、编后会一开就是一整天，每篇诗歌都要深入讨论。为了组到最好的诗稿，编辑部的人要到全国各地出差寻觅，看这个地区的诗人在写些什么。现在如果没有哪家企业赞助的话，我们几乎出不了门。
《新周刊》: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时候有多大？
李小雨:当时《诗刊》的发行量是54万册，直到1990年还维持在15万册左右，不过很快便出现了颓势了。而现在只有区区的3万多册。
《新周刊》:你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会这样？
李小雨:大家都可能有一种疲惫感，除了政治之外，更多的是创作自身的原因。1980年代的中国诗坛俨然一幅“百花齐放”的假象，每一位诗人都急着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于是有呼吸派、撒娇派等88个流派之多。1986年全国诗歌大展完了之后，光景不再，很多流派便偃旗息鼓，大家都不知道中国诗歌究竟应朝哪个方向走。1980年代的中国诗歌只用了10年甚至5年时间便把西方200多年来的印象派、象征主义、弗洛伊德等统统扫了一遍。流派虽多，但总体浮躁，之后便是写作上遇到难度之后的沉寂。沉寂一段时间后，有一些诗人便提出回归，出现“城市诗”“新乡土诗”等面向现实的诗歌，而写作也已倾向于口语化。
海子 “他被简单化了”
“有人把1980年代中晚期的88个流派称为中国诗坛刮出的88片尿布。第三代诗人总体的创造力确实迸发出来了。当时北京很多熟人认为海子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的错误。”
海子的抒情诗伤感而忧郁。西川与海子都是流行于19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他说：“在诗歌上，海子是有自己宏大的文化抱负的”，当海子的文化雄心在遭遇现实的破产之后，他选择了卧轨自杀来化解痛苦。海子的死不会与他所在的1980年代脱离干系。作为曾是海子好友的西川，或许能给我们还原一些时代的真相。
《新周刊》:1980年代的诗歌狂热到什么程度？
西川:在北京大学有一个3000多个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的时候都是满满当当的。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岛、顾城等诗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后的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没办法，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才算完事。
《新周刊》:1980年代的海子处于什么状态？
西川:与北岛、顾城等1980年代流行的诗人相比，海子在生前并不是一个很出名的人。当然，在他去世之前，圈内人都知道海子这个人，还有他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们知道海子。海子的第一首诗大概是在1982年写的，而他真正出现在公众面前已经是在1980年代尾声了。1980年代中、晚期共有88个流派，后来，有人把这88个流派称为中国诗坛刮出的88片尿布。我与海子属于第三代诗歌运动，但不是主要倾向。第三代的主要表现是他们从原有的英雄立场后退，变成了一种个人主义，语言也变成了口语化的东西，而在某些人那里，又变成了一种反文化甚至反语言。
《新周刊》:海子“大我”的痕迹还是很重的。
西川:海子对于诗歌本身有更大的文化抱负，这使得他与其他诗人在写诗方面就区分开来了。所以他既写短诗、又写长诗，把自己身上蕴藏的那种创造力给迸发出来了。第三代诗人确实是把总体的创造力给迸发出来了，但个体的优点表现在情调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态度，而海子的诗歌里有那种创造力的因素。
《新周刊》:海子被评价很高是1990年代的事情，1980年代的人们怎样看待海子？
西川:海子在1980年代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和困难，甚至连他的朋友都认为他的诗歌里有问题，觉得他的诗歌里的水分比较大。当然，由于他那种不拘小节、开放的工作方式也使得他诗歌里的很多东西写得不那么好，这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于是，他四川的很多朋友就认为他诗歌里的水分比较大，而北京很多熟人也认为海子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的错误。群体性的舆论让海子诗歌的发表阵地十分有限，没有什么太主流的刊物。
《新周刊》:为何后来人们又用各种方式去怀念与解读他？
西川:在1980年代末的精神状态之中，海子的死突然变成了大家宣泄情感的通道，对他的解读里也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学界借助了当时很时髦的海德格尔理论去解读海子。海子诗歌里的抒情性、直接透明甚至热情的语言，对读者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新周刊》:公众解读海子是简单还是复杂？
西川:目前的各种解读方式都是把海子简单化了。他的诗歌前后其实有很大的变化，他在1987年以前写的诗是非常温暖的，水一样的轻柔和爱抚。可在1987年时，他写了长诗《土地》，用12个月来写的，一开始便是“饥饿遗失在本世纪”。《土地》之后，他的诗风开始变了，变得非常烈火一般的、带有极大复仇感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不是太理解，海子的声望其实是建立在几首短诗上的。1991年，《花城》杂志曾约我稿子，我就把我和海子等人的诗都寄给了他们，后来我听说很多图书馆的读者都把这本杂志上海子的诗撕下来，拿到家里去珍藏起来了，而刊登在那本杂志上的很多诗后来都成为了海子的名诗。所以，我觉得海子死后，一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一方面又存在很多误解，我认为海子是一个比大众所了解的更了不起的诗人。
我们为什么追忆1980年代？
因为1980年代超越了编年史，不仅成为了一个国家以及无数个体生命焕发青春期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有勇气有承担、有才华有活力、有启蒙理想有逻辑支点的价值判断。
“1980年代下的蛋”们在传媒中抢先注册了这个年代，但真正把这个年代写进历史的
却是这些独生子女们的父辈——那些在1980年代与一个在劫难后重获新生的国家共同渡过青春期的一代人。20多年前，他们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舞台上激荡着自己的青春；今天，他们借助于对1980年代的温暖回忆，以当时的理想主义来菲薄今天的急功近利，以当时的精神至上来贬斥当下的消费崇拜，以当时的社会责任感来对抗年轻一代网络自由主义的泛滥和娱乐主义的横行……所有这些倾向，使1980年代成为了一种具有批判性的价值指向。
1980年代是一个把“人”字大写的时代。在思想解放的层面，它表现出“世纪元年”的意义，以充满活力的“西学东渐”和原创成果互相启蒙着一个国家内部成员的觉醒；在体制变革的层面，它释放了国家的生产力和民间的能量，使中国人在这个10年中第一次开始有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可以选择、可以追求的日常生活。即便全社会都醉心于诗歌、哲学等宏大叙事，牛仔裤、交谊舞会、美食一条街、灯光夜市、黑白电视机和万元户这些1980年代的新生事物仍如急管繁弦紧扣人们的心扉。
1980年代其实也是一个冲突的年代。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人与体制、主义与问题、风格与流派、主流与禁忌……所有这些矛盾的组合，把1980年代变成了一个激烈的战场和疯长的草原。失意者的悲歌和英雄们的凯旋相交织，正义、理想、崇高、纯情和功利、狂躁、偏狭、荒谬混合在一起，使那个时代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时代，不断突破禁区的时代。
在1980年代这样一个大时代里，贯穿所有冲突的一条主线，无疑是对于自我个体价值的确认。从“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民间大讨论开始，一个很久丧失独立思考习惯的民族，开始了对于自我个体价值的漫漫追索之旅。在此基础上，中国人真正开始探索财富的价值，重建幸福生活的标准，重新审视与传统及西方的关系。
1980年代留下了哪些精神和文化遗产？张贤亮说：“勇气，这是1980年代最可贵的东西。”刘再复说：“中国在1980年代全面打开门户和类似‘五四’的新启蒙运动，令中华民族再次拥有闪光的、充满活力的灵魂，觉醒的人的骄傲和思想者活泼的灵魂。”李泽厚、张海迪、聂卫平、郭文景、田壮壮、张明敏……每一个1980年代的当事人在面对我们今天的采访时，都对那个年代给予了类似“梦想的时代，人人都憧憬未来，充满希望，怀有激情”的评语。当然，还有为真理而抗辩的精神、锐意改革的先锋、求知与奉献的榜样、我手写我心的诗歌、作为思想代言人的小说……那个年代，国家和个人都齐刷刷地在探索中冲突、在冲突中成长。
当然，过于匆忙、急切、亢奋甚至是茫茫然的1980年代，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它只是为我们今天的好时光开了一个头，一个好头。今天，面对始于1980年代的财富的增长、生活方式的优化以及全球化的出路等现实命题，1980年代更像是一个更宏大时代的前夜，或前奏。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过去的1980年代并未真的过时——它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库，其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仍可凭依。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它的光荣源于1980年代的梦想，它的梦想也能唤醒1980年代的光荣。
1980年代的思想
1980年代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这样一种时代。
对话人/徐友渔 李公明
1976年的“四五”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1980年代的思想帷幕就是在那个雨雪霏霏的清明节被拉开了。在强烈的政治关怀氛围中，语言(诗歌)的感召力掀起了思想文化上的微澜，整个1980年代的姿态和口吻已悄然形成。在思想与情感的决堤之后更重要的进程是读书的热潮，最富有象征意义的一次事件是发生在1978年春天的购书活动，而《读书》所自觉肩负的思想言说空间的开拓之责使它成为一面思想界的旗帜。在整个1980年代的思想潮流中一直涌动着“五四”精神，另一条精神血脉是对作为精神史的“文革”思想资源的传承，而人道主义思潮的涌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始点。1985年的方法论热，1986年出现的本体论热以及全民族的美学热……当后来的人们回顾这个时代的时候，会为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而感到骄傲。
李公明:巨大的热情与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是1980年代的精神氛围。今天重新拉开1980年代学术舞台的帷幕，首先我会看到一种学统的坚韧承接。在1980年代初钱穆先生曾这样评说大陆的学术文化状况：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也还没有死绝，文化传承的根就不会断。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这座山就是书山。仅仅是一本《读书》杂志，我们便看到陈寅恪、陈登原、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这些学人的传统接下了“话头”，更不用说中华书局等纷纷编辑出版了不少前辈学者的纪念论文集。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是借助于关于知识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唤起而实现的。另一方面，大学、研究所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场所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复生阶段，紧接着在1978年招收研究生使在社会上离散多年的知识人才一下子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的轨道。再过不了几年，公费派出留学的最早一批青年学者相继学有所成。现代知识体制的重建是1980年代学术重建的首要基础。在校园，新一代的知识人非常有幸地追随着一批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华横溢、经受了劫难考验之后硕果尚存的老牌子教授，学术的薪火得以相传。
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中有一条精神血脉不可忽略，那就是对作为精神史的“文革”思想资源的传承。朱学勤先生的一篇关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寻人启示掀开了重新认识“文革”思想空间的帷幕。毕竟我们有过如顾准先生那样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精神堂奥中窃取天火以照亮脚下道路的思想前驱，有过无数次在寒冷的长夜中热切而激烈的讨论、有过那些在广场上热血喷涌的宣讲和辩难……所有这一切不正是塑造1980年代的精神气质的思想品格之一么?作为政治史的“文革”与作为思想史的“文革”留给后人的遗产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而在同一部思想史中，专制与自由、愚民与启蒙的斗争历历在目，多少在思考中的青年男女把生命奉献在燃烧的祭坛上——难道这些纯洁、勇敢的精神气质还不足以作为1980年代的内在魂灵么? 今天以轻蔑的口吻指责1980年代思想的青春病是不难的，但当年那种高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又岂是今天学界的精神状态所能相比的呢？
徐友渔: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具有整体特征，虽然也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对垒，但知识分子的主流可以说是支持改革，不像后来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大家都在体制内，每个人都要靠工资生活，都必须有一个单位。那时比较开放或开明的知识分子一般都认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界的分野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守旧的人看来，问题是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而在改革派看来，问题是真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和极左路线的斗争。当时，大家都觉得时代与“五四”时期很相似，自己正在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启蒙工作，都很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
李公明:的确是这样。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活动，全面地开启了对“五四”传统的重新评价和继承。 “新时期”与“五四”的契合点其实是因为面对着性质上的共同敌人。但是“新时期”的“新五四”一方面通过“五四”运动史料的整理、采访亲历者使被过去的革命话语所颠覆的新文化运动重新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更通过李泽厚等学者的研究而对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取向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而使以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新启蒙”建立在历史反思的理性基础上。在这基础上，全面引进西学的工作就迅速展开了。
徐友渔:引进西学是当时思想文化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也和“五四”时期一样。我当时属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这个所谓“文化山头”，它可能是1980年代在引进西学方面考虑最深、干得最系统和最有成效的。这个编委会是1986年秋成立的，已经太晚了。编委会的核心成员是中国社科院和北大学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生，同时推出3个书系，一是“学术文库”，二是“新知文库”，都是翻译，但前者为经典作品，后者是比较重要但分量轻一些的著作；三是“人文研究丛书”，是研究成果，自己的写作。说起来第三种最重要，但是实际上我们最重视的是第一种。我们知道学术建设不是几年的工夫，根本看不起当时其他人发表的研究成果，觉得在沙滩上建大楼是立不住的。我们下的决心是：翻译它20年再说。因为我们是真正打算放眼世界之后再潜心研究中国，特别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引介。
其实1980年代在引进西学方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着重的人文学术，还有一个是其他人搞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而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发生转型，研究从宏观的“主义”转到实证性更强的“问题”，我们原编委会的主编、副主编，还有我本人，都从纯粹的哲学、宗教学转向了政治哲学。
李公明:1980年代人道主义大讨论中隐含的市场经济对于个人价值观的保护等等，预示了在1990年代才得以展开的主题。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读书》杂志多次以专题系列的方式重点推介西学新知和本土学术的建设，其大而要者有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关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讨论、组织比较文学研究的讨论、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张维平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刘小枫的“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一瞥”以及1990年代初期的东方主义、全球资本等话语的讨论等等。这些学术性的言说大体上正与思想层面上的文化热、中外比较热、经济体制改革、人文精神失落等历程相关，表明了知识言说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徐友渔:我倒觉得不论是1980还是1990年代，甚至更长时间，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缺乏自发性，知识界的想法对国家方针大政基本上不发生影响。当然，知识界的主流认同对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想法还是会起作用，比如市场经济、人道主义，又比如宪政、法治。准确地说，因为市民社会开始发育，知识界对社会心理、社会舆论已经有所影响，但还没有达到政治和政策制定的层面。1990年代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比1980年代强得多。作长期的浸润性工作，以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况且来自社会的赞誉和名声，一点不比受到当权者垂青差。我想，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很可能会从这里开始。
李公明:1980年代的学术工作无论如何粗浅，但学术与思想、社会的结合是今天已经有了较为高深学问的知识状况所无法比拟的。刚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中逐步挣脱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理想和希望，把学术工作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进程相联系。那时的学术研究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以及个人理想和情感的抒发紧密联系， 因此，1980年代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在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这样一种时代。
来源：新周刊
信息时报访谈：忏悔与怀疑， 80年代的精神遗产(2008-04-27 20:28:17)标签：杂谈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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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汉语书写的一面旗帜。 信息时报：你认为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歌，而在90年代至今的文学边缘化过程中，诗歌是边缘得最厉害的，现在诗歌即使引起公众注意也多是因为某些带有娱乐化色彩的事件。这是因为诗歌本身的退化还是文化环境的变化？ 朱大可：诗歌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的汉语能力的退化。而诗人采用了过度口语化和娱乐化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众对诗歌的误解。在海子之后，诗歌本身还在缓慢生长，还有一些出色的诗人和文本。但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这些生命是注定要枯萎的。余地的自杀就是一个证明。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无奈。 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信息时报：1985和1986年，先锋文学和新潮美术、先锋音乐密集出现，为什么在这两年会出现这样的先锋高潮？ 朱大可：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都提到了一种政治宽松的氛围。到处洋溢着启蒙和人本主义的活跃气息。知识分子受到民众的支持。对前现代期的各种核心价值，比如个人的生存权力、自由、民主、平等、尊严和爱等等，人们有着共同的认知。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新的政治想象之中。这是文化复苏和生长的重要土壤。 信息时报：在先锋思潮过去后，到现在仍有反思认为，当时的中国文学急于追赶世界，但没有摆脱模仿的腔调，很多作品很快就过时，对此你怎么看？ 朱大可：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白话文基础上的，而白话文是建立在日文汉词基础上的。如果没有日文提供近千个现代语词，汉语的现代化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此后，英语和俄语等又提供了句法和语感，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二战前的第一个高潮。对域外语文的依赖，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宿命。模仿是汉语现代化的必经之路。80年代先锋文学已经过时，因为它大多是实验性作品，但这种语言的准备，包括叙事方式、语感和光晕的营造，对90年代的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余华、苏童、北村和格非，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信息时报：在你的视野里，现在中国还有没有你认可的具有先锋精神和特质的小说、诗歌和艺术？为什么？ 朱大可：先锋作为一种运动，已经成为历史性名词。当年的先锋作家，要么退出书写，要么完成了形态的转型，要么跟市场和大众趣味混合。除了个别人物的非正常存在，就整体而言，先锋已经死亡。 80年代，解冻后的文化焦虑 信息时报：你认为从1978到1989是当代文学的狂飙期，这个时期最值得回顾的是什么？ 朱大可：狂飙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式啼哭、诗歌夜莺的迷人歌唱、以及张贤亮自虐式的生命礼赞，而且伴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眷顾的作家是周扬、白桦和戴厚英等人。周扬试图从形而上的领域，为马克思人道主义探寻理论合法性，而戴厚英的忏悔则基于她自身的痛苦记忆，尤其是诗人闻捷之死，成为其精神苏醒的独特契机。戴厚英被谋杀，乃是当代文学中最惊心动魄的事件。她所开创的忏悔道路，被凶手残忍地切断；周扬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一病不起。他的悔恨跟他的躯体一道，瘫痪在文学核心价值重建的前沿。文学自此退回到拒绝道德忏悔的坚硬传统。 信息时报：你曾谈到这两年来文化界对80年代的怀旧热，说“80年代许多更为重要的东西，并未获得必要的叙事和阐释”，“更为重要的东西”指什么？应该得到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我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忏悔意识”的觉醒。这是80年代人道主义思潮中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可惜它遭到了彻底的抛弃。 信息时报：80年代的文学有一种潮流化的特点和命名运动，从伤痕文学开始，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朦胧诗，寻根派，先锋小说，你怎么看？ 朱大可：流派化或潮流化，这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指望在短期内被民众和世界所关注，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信息时报：回顾这30年文学，你曾提出，海子、多多、北村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基于什么标准？ 朱大可：优秀的中国作家应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三项：1、在叙事或抒情方面具备天才、2、对汉语的敏感和信念、3、独立的社会观察和表述立场、4、难以击破的普世价值乃至终极关怀。我认为他们都达到了其中的三项。 从过去到现在，文学的宿命 信息时报：现在有人总拿1980年代和现在比较，认为那时文学的繁荣，是因为人们对文学有多种诉求，而现在文学、诗人作家不再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力，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朱大可：我看都不太正常。从文学的过度神圣化到文学的过度市场化，文学从瑰宝降格为垃圾。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期待中的文学形态。但在中国，文学的宿命似乎就是如此。 信息时报：在回顾1978-2008这30年的文学进程时，你提到“国语”和“简体字”对汉语写作的限制。你对现在有人提倡重新恢复使用繁体字、改革汉语拼音方案等有什么看法？ 朱大可：在简体字被官方和民众共同锁定的情况下，完全恢复繁体字是不现实的。更具操作性的途径，是倡导繁简共存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字典和公共空间的文字标识，采用繁简双书加汉语拼音的形式，电脑输入法应当提供繁简字输入的自由转换功能；此外，应从小学生开始就“书简认繁”，而大学中文、历史等相关专业学生，则必须学会繁简两书；当然，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以审慎的态度重审简体字方案，对错误简化的文字，进行局部修正和复原。 信息时报：你说最好的文学读者都已经离开文学现场，是指哪些人？你认为在新媒体如网络孕育中成长的新一代读者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朱大可：90年代以前，文学一直是最优秀者所关注的事业，而在90年代以后，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流向商业、管理、金融等财经领域，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阅读文学，从而制造了文学读者的弱质化效应。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酷爱文学的聪明人会加入文学书写的行列。他们特有的镜头感、游戏感及其心灵时空结构，会对文学叙事方式产生微妙影响。 我可能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信息时报：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反思中，文化激进主义是被检讨最多的，尤其是当时强烈的反传统，你当时也是这样吗？现在则相反，传统重新兴起，国学热，讲史、读史热。你怎么看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反复？在全球化的现在，应该怎么看待民族传统？ 朱大可：我想我可能曾经属于这种文化激进主义。我的《话语的闪电》，多少可以表达这种激越的立场——对先贤和古典时代的深刻疑虑，以及重新阐释历史的强烈冲动。我认为这种扬弃性的历史反思是必要的，至少比今天的那种磕头式膜拜更为健康。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应当警惕这种文化复古思潮。那种不辨良莠、纳头便拜的复古主义，正在形成文化倒退的危险势头。 信息时报：你对90年代中后期兴起一股以余秋雨“大文化散文”为标志的文化热，如何评价？对现在一种“文艺复兴”的呼声，持怎样的态度？ 朱大可：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它首先是21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先声，所以民族主义者应该向这个人致敬；此外，余秋雨也确立了向体制鞠躬的立场，所以国家主义者也应当感谢余秋雨。至于文艺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忏悔与怀疑：80年代的精神遗产 近日，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接受信息时报专访，就1978—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变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朱大可在今年初又出版了一本文集《记忆的红皮书》中，书中回忆了属于他的70年代，对那个被普遍认为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他却有丰富的私人记忆，并确定“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就是他的“精神摇篮”。而对阅读狂欢的80年代，他却说，“我从来没有被八十年代塑造过”。这种独立的个人经验，不仅让早年的朱大可尝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更帮他形成了后来作为一个批评家所需要的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在谈及1978-2008年这30年当代文学和文化流变时，朱大可独立的批评姿态和标签式的朱氏话语一如既往，其中既有他与时代切近的个人记忆，更有他人至中年后的沉淀与反思。 ■本版采写 陈川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流派化或潮流化，的确是八十年代文学的特征。这显然是一种解冻后的文化焦虑，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天真的信念：以为文学价值可以通过运动化的方式建立起来。 人道主义讨论是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八十年代对民族劣根性的警醒的反思立场，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性传统，却遭到了现今知识界的全面遗弃。 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 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 信息时报：在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中，你说自己“精神的摇篮是光华四射的七十年代”，而不是“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70年代的阅读经历给你奠定了怎样的知识结构？ 朱大可：这是对文革早期抄家残余物资的重新占有和传播。那些书籍都是抄家时经过选择，冒着风险精心保存下来的，其中大多是西方文学名著，诗歌就包括雪莱、拜伦、歌德、席勒、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它们引发了我对话语的永久狂热。当然，还有古希腊和启蒙运动的哲学名著，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壁鸠鲁、狄德罗和伏尔泰等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政论。而渗透在其间的人本主义精神，就是我成长的秘密摇篮。 信息时报：在“平庸的大学期80年代”，你曾说过，当时经常逃课去公共图书馆看书，从早上看到晚上，当时主要看了哪些书？有怎样的阅读趣味？ 朱大可：我那时是走读生，逃课后大多数时间在家里。那时家对面是一家区级图书馆。我在那里读了许多学术书，是针对教学和考试的，很功利的，对这类阅读物的感受，远不如文革后期。 信息时报：上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常被认为是大众阅读贫瘠的年代，而80年代则是繁荣狂欢的时代，可你的个人阅读经历却与之相反。这种经验对你后来从事批评所需要的观察角度和品格形成有没有关系？ 朱大可：我要感谢少年时期的生活圈子，它提供了与众不同的精神养分，因为这种违禁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偷窥，它让我们尝试到了心灵反叛的滋味。正是这种独立的阅读经验，帮助我形成独立观察和言说的立场。 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媒体纷纷推出纪念专题，社会也有各种形式的全面纪念，从这些纪念中能够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怎样的思想文化特征？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 朱大可：缅怀那些思想遗产，不是要把它们变成庆功会上的展览成果，而是要展开新一轮的反思，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为什么在30年来的每个历史拐点，我们总是选择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这也许是最值得深问的话题。 信息时报：1978年是一个历史拐点，也是你所定义的当代文学“狂飙期”的第一年，当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就是伤痕文学的出现，你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伤痕文学作品时的感受吗？ 朱大可：第一次看伤痕派的小说，是卢新华1978年发在《文汇报》上的《伤痕》，但它只是幼稚的学生习作而已。我看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伤痕小说，是曹冠龙的三部曲《火》、《锁》和《猫》，它以小字报的形式在复旦大学校门口张贴，充满怪诞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那时我突然感到，一个新的话语时代降临了。 信息时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现在你对伤痕文艺思潮有怎样的阐释？ 朱大可：曹冠龙的伤痕小说没有成为主流。他的小说保持着对荒谬现实的阴郁立场，这不符合新国家主义美学的基本要求。伤痕文学最终被引向了工具文学的歧途，发展为新时期的感恩文学，它的特征就是啼哭、恋母（父）、撒娇，并且沉湎于一种受虐哲学，也就是要在饱受迫害的状态下寻找幸福的感受。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的能力。 信息时报：有评论家认为，伤痕文学并没退出文学舞台，因为支撑伤痕文学的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即通俗的人性论还在隐蔽地影响今天的文学创作。你对此怎么看？ 朱大可：伤痕文学的问题在于，它表达的恰恰是一种特殊的“人性”——儿童化人格。它的主要模式就是精神弃儿找回自己的母亲（父亲）的故事。而在回归母体的时刻，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将烟消云散。张贤亮的《牧马人》是一个范例。它证明只要获得“母爱”，一切反思都可以放弃。这是依附型作家的逻辑。正是依赖于这种逻辑，官方作家的队伍才会日益庞大。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由伤痕文学引起的贯穿80年代前半期的人道主义讨论？这些讨论对今天还有什么影响？ 朱大可：正如你所说的，人道主义讨论跟伤痕文学有关，但它超越了伤痕文学的道德边界。人道主义者在讨论中试图解决三个问题：1、承认超越阶级性的“普遍的人性”，2、确认人的精神主体性，3、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寻找人道主义的合法性。人道主义倡导者试图就此建立一种新的核心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逼近的信仰和伦理危机。它对人的独立、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诉求。但是，这场讨论遭到了反复的打压，并且在80年代末被彻底终结，成为一次流产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它的挫败正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混乱的根源。 它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 信息时报：朦胧诗是新时期继伤痕文学后又一重大文学现象，现在回看，你对它们有何评价？ 朱大可：朦胧诗没有太多的创造，但却是一次关于诗歌本质的重要修复。从诗学的方向看，它修复了被贺敬之、臧克家和艾青等人弄坏的意象，修复文学的抒情主语“我”，还修复了诗句的多义性和歧义性。这是“人道主义”在诗歌王国的一次成功的复辟。 信息时报：你曾说过北岛有太多的政治警句，削弱了其诗歌的价值。北岛曾反省自己早年诗歌的时候，也觉得没能超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腔调。这是只属于北岛的局限还是朦胧诗的总体局限？ 朱大可：警句是北岛成功的秘诀，也是他个人的局限。我从来不反对诗歌的意识形态气息。我只是觉得他应该做得更好。北岛是有才华的，但他跟世人一起，被自己脍炙人口的警句所迷惑。北岛的贡献主要在于促进了朦胧诗的流传，而他主编的《今天》，始终是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复兴的谈论，我早已经说过，这是一次时空错位的浪漫想象。它的出发点非常正确，却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相反，它只能为恋旧癖提供文化借口。 文化重建中，反讽和正谕都需要 信息时报：你认为反讽在文学方面的代表是在90年代流行起来的王朔、王小波。你对王朔去年出的书以及他的言论有什么看法？去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你怎么看人们对他的大规模纪念？ 朱大可：我觉得王朔好像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向文坛告别。至于人们对王小波的怀念，显然是要表达对当下文学现状的不满。 信息时报：你不同意把反讽称为“恶搞”，又认为反讽不是价值建构的主要道路，该怎么看现在盛行于网络的反讽？在现在你所认为的全民反讽时代，要靠什么来建构正面的价值？ 朱大可：反讽和正谕是话语体系的两个侧面，它们是一个话语共同体的两个支柱。反讽用于颠覆和解构，而正谕则用于维系和建构。正是它们的互动构成了文化生态。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事物。 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萎缩 信息时报：有一种看法认为，80年代是理想主义，90年代至今是实用主义、物质主义，商业化社会对文学艺术和知识分子的腐蚀性超过对其的正面影响？ 朱大可：市场的两重性特点，注定它既是精神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这种精神本身的腐蚀者。市场在解构威权主义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低级趣味的产品。这种两重性令当下的文化景观变得更加分裂。 信息时报：知识界现在回忆起80年代，都认为当时的学界有许多共同关心的话题，有很多思想讨论；90年代后这类讨论少了，即使讨论，也很容易变得自说自话或不理性的骂战，尤其在网络兴起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朱大可：这是80年代末普世核心价值被颠覆后的必然结果。公共空间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底线，理性的对话已经变得难以为继。 信息时报：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分化，各有派别，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启蒙作用也自我瓦解了。你对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生存空间感到悲观吗？ 朱大可：我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样一种现实：青年学子要么沉迷于国学和经院学术，要么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结合的“理想”所蛊惑，尽管这种“理想”已经被历史无数次地证伪。下一代人的这种精神特点，是我对未来感到悲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孤寂的状态下，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急剧萎缩。 真正的文化批评，目前还屈指可数 信息时报：我注意到你的文化研究很重视对大众文化的阐释，由此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就你这些年的研究来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断裂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了？ 朱大可：大众文化过去始终是一个知识界的研究盲点。但就像你所说，它恰恰就是时代精神的最直接的表述。正是由于知识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冷漠，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文化断裂。 信息时报：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最大问题是什么？ 朱大可：当下流行的文化批评，大多数只是时评的一个分支，也就是用时评的方式表达对文化事件的看法。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专栏上的书写，也属于这种类型。真正的文化批评文本，目前还屈指可数。我写过一些，但写得很慢。它是一种超越时空的写作。这种文本稀缺的状况，给我们编选《21世纪文化地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现在媒体批评的力量越来越大，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媒体批评的随意性和即兴是否也会带来某种消极性？ 朱大可：媒体批评是文化公权力的展现。但它的运用好坏，完全取决于媒体人是否具有新闻理想，以及是否坚守普世的核心价值底线。 信息时报：你的批评一直很介入当下的现实，你认为它们对现实的作用大吗？ 朱大可：文化批评对文化景观进行解读、解释和解构，就是试图辨认其属性和本质，探寻它们的发生机制，并向公众提供文化认知的价值参照系数。 信息时报：你经常发表一些观点犀利、言辞激越的言论，常会引来争议，如去年你提出的文坛空心论、垃圾场等言论，你怎么看自己的批评所引发的争议？ 朱大可：争议是正常的，它显示了价值多元的总体性状态。没有争议，我才会感到不安。 信息时报：“酷评”的模式是你有意追求的吗？你如何保持批评的勇气？ 朱大可：在文化批评方面，我只是在维系一种价值底线而已。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立场。我并没有做得比别人更高尚。 信息时报发表时的标题：《我曾经属于文化激进主义》 原文链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杰夫上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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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gb.cri.cn/3601/2005/08/08/882@652000_7.htm
（2）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08-04/20/content_17089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