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说明：此文写于1994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此后作者继续进行有关调查，并把所获得的资料加入文中。2006年修订本的篇幅因此已经增长了一倍。此文也曾以英文发表。英文版自1997年以来一直印入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中。）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
（2006年增订本）
王友琴
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国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事件。如果不从法律、道德以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衡量，那么这个事件确实可以算是“革命”，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事实上，1966年夏季发生的大规模的普遍的学生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折磨侮辱，不但在历史上非同寻常，也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 1976年死亡之间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国的宣传媒体每天热烈支持并大量报道红卫兵学生的活动，但是对学校里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打死人事件，却从不报告，只字未提。从中国官方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新闻纪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只是千千万万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而红卫兵的领袖们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毛泽东欢呼鼓掌。在天安门红墙的背景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红旗、红色标语以及兴高采烈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构成了独特的“文革风景”。这一类材料已经变成了今天关于“文革”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这类场景，现在的人们评价不一。有人觉得这种狂热场景实际上透着邪恶，也有人觉得这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对同一场景的不同判断，显然和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紧密相关。然而本文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开始评价这些已经被报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还有大量的未被报告的另一面。而这未被报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实际上这完全不是通常意义上说的“自杀”）；另外，还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和打骂，甚至被打死。
这些暴力事件不仅仅在其发生之时未被报告，十二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随着中共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中国媒体开始谨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以为他们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报道的范围只限于数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是副部长级以上受难者才予登载）和个别社会名流，普通人受难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伤的老师，虽然人数很多，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在文革后也轮不上被媒体报道。
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没有一部报告了1966年夏天发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残暴行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仅仅记述了1966年8月下旬后红卫兵学生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没有提到8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未能说清暴力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简单地谈到1966年夏天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这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86页）作为数量词，“若干”显然少于“万”。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在说，“阴阳头”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的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写，正是这段未被报告的历史。
二、寻访缺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从来未被记录和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文革研究者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其他记录来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调查正式开始于1979年。我和数百名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话。被访者中大多是1966年时的在校学生，有一部分则是教师，还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伤的人的直系亲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几百所学校里的事情。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
在所有调查所及的学校中［3］，在1966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红卫兵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一批学校外的居民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
除了与被访者的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两轮问卷调查。在第一轮调查中我询问网络使用者当年他们所在的学校中是否发生了殴打教师。大多数网格使用者都太年轻而不可能见证这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七所学校的名字。在这七所学校中，都发生了打老师。在第二轮调查中我询问未发生过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的名字。结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实上，至今为止，我还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打老师的学校。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但是不少人在接受采访前有过犹豫或者曾反复改变是否接受采访的决定。文革残留的恐怖气氛一直在影响人们。一些曾参与打人行动或者牵涉较深的前红卫兵不愿谈及这一话题，有人挂断了我的电话，拒绝接收采访。
被访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忆中，目击者往往只记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画面，却不能准确记得事情发生的日期。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帮助笔者为本文以下将写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阅了个人的或学校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比如，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郭兰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杀，但是无人记得准确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红卫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开会批判她，因此她自杀。有人记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官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后来有一个被访者想起来那一天是他生日。接着笔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确实是星期六。这样才查出了郭兰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举例来说，是当时的中学学生而不是老师，向我提供了下文记录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克服对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是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官方保存的死亡档案以及这类档案本身也并不齐全，所以对于调查所及的学校的伤亡，一定仍然会有遗漏。这篇文章只能试图对1966年的迫害教师提供一个不完全的再现。还有很多事实依然不为我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载的，其实挂一漏万，只可能是比实际发生的大大减轻而不是夸大或渲染过重。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实录性资料，如当时手写的日记、“检讨”、“认罪书”、会议记录等等。由于政治恐怖，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或者在日记上只抄写了一些《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当然，这也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表明了文革时代人们精神活动枯竭以及心态压抑的状况，但是无助于提供关于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录。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当报纸赞美红卫兵却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不置一词时，死亡数目大规模升级了。杀戮也很少被群众组织的宣传品提到。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打死人的残暴的行为当时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会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需要对历史真实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这一巨大差别－－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迫害和杀戮的特殊反应，以及文革领导人如何利用媒体操纵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如果仅仅阅读这类来自文革时期的材料，则可能导致今天对“文革”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曲解。
本文是由笔者把被访者的口头叙述、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写成的。其中，通过采访调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主要通过调查所得的材料再现并分析“文革”的一个部分。文中有大量实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从其他书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处。那些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
作者：皇甫三 回复日期：2008-1-16 17:37:13
三、学生怎么打老师?
1.规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女），胡志涛（女），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女）。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给他们戴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她和踢她。后来她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停放在校门里侧。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女）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在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女）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万邦儒和副校长韩家鳌被多次毒打。万邦儒的肾脏被严重打伤，头上的一个大伤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曾强迫韩家鳌跪在他们教室的地上，全班一个接着一个，轮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带打了韩家鳌一个多小时，然后用火点燃了韩的头发。万邦儒和韩家鳌被强迫在衣服的胸前缝上一块黑布，黑布上分别写着“黑帮大头”和“黑帮二头”。他们的头发被剪掉。他们还被强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园里掀起新的一轮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红卫兵召开全校性“斗争大会”，侮辱并殴打一大批他们认为 “有问题”的教师和干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师干部那天在会上被严重打伤。顾涵芬（女），一名行政干部，在会上被打得昏迷过去，会后被丢在自行车棚子里，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只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学教师刘树华，在“斗争会”被毒打和侮辱，会后爬上了清华校园内的烟囱顶上，跳下身亡。连该校传达室的看门老人，也遭到过红卫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旗战斗小组”。在这之后，暴力行为迅速蔓延到其他学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长被打死以后，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学生殴打“斗争” 了十多名教师。他们强迫这些教师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爬行，以致这些人的手掌和膝盖都流血不止。他们在后面用铜头皮带打这些爬行的教师。有一个红卫兵还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师的手背。被“斗争”的女教员都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为红卫兵所说的“阴阳头”。美术教员陈葆昆被毒打后又被丢入喷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一百万红卫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学、第六中学和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斗争大会”。中山音乐堂位于紧靠天安门的中山公园中。在音乐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观众面前，二十多个来自这三所学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帮分子”跪成一排，红卫兵对他们拳打脚踢，用铜头军用皮带抽打。孙国栋，北京市教育局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温寒江，北京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温寒江是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的。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一个在“斗争会”后见到被斗者的学生说，那些人的形象极其吓人，因为他们都被打得“不象人样”了。后来，在同一舞台上，还召开过一系列的这样的“斗争会”。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一些老师，也同样在那里被打并被剪了头发。
酷刑在北京各学校迅速传播。在位于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边的二龙路学校，校长徐丕凯被绑在树上，红卫兵学生把他当活靶子练习刺杀动作，用像真步枪一样大小的木枪猛捅他。徐丕凯被戳断了数根肋骨。英文教员张放（女）也遭到毒打，还被“活埋”四次，在她呼吸困难时才被挖出。红卫兵还拎起她的手脚丢入粪坑，她爬上来后，又被推下去。张放在两年后又遭到关押监禁等迫害，自杀身亡。
高等教育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家住部办公室街对面的小院里。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内的一批干部子弟红卫兵，有二龙路中学、第四中学、第八中学、第35 中学等学校的学生，抄了蒋南翔的家。他们强迫蒋南翔面对红卫兵跪下。红卫兵用脚踩着他的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阵，红卫兵揭开他的白衬衫后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经被打得血痕累累，红卫兵还嫌鞭痕造成的“图案”不匀称，抡起皮带补打血痕不够浓重的一侧。红卫兵还打了与蒋南翔同住的老母亲和寡妇姐姐，并强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带抽打他。
死亡大量发生了。在位于和平门附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语文教员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原为教员，文革前夕被以“历史问题”为由不准再教书）。这个学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工。红卫兵领导人在学校大会上说，这叫“杀二以儆二百”。
8月20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女）被红卫兵打死。8月19日晚上在学校西小院的小房子里，红卫兵用老虎凳、皮鞭、冷水和捆着带钉子鞋底的木棍等，一直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被“斗争”。打沙坪的主要器具是民兵训练用的木枪和军用铜头皮带。还有几个红卫兵用脚踩在沙坪背上，实践毛泽东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一滩血迹，是副校长熊易华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砖头落下时，把熊的额头打破，血滴在地面上形成的。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自杀。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严重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残废。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身死。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年轻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 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红卫兵还在操场上烧书，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以致手臂被烤出大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受到这种折磨后，在家中上吊身亡。一名老工友被打死，还未找到他的名字。
8月 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学生在学校里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共产党支部书记，这个学校的最高负责人；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高云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认为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火葬场当时堆积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烧的过程中，高云被发现还活着。他活到了文革后。
北京第33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女），也和高云一样，遭到红卫兵毒打后被认为已经死亡，被送到火葬场以后，火葬场的工人师傅发现她还有呼吸，没有烧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负责人梁光琪（女）被红卫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时候，已经在校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一直遭到殴打侮辱，头发也早被剪掉了半边。26日，红卫兵把她和学校另一名负责人高孑非抓出来“批斗”，罚跪，强迫他们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绝喝，被红卫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该校四楼实验室旁边开辟了一间“牛棚”，全校70余名教员中有40人被关进那里，“劳动改造”外加写“检查交代”，还常常被红卫兵喊出去打耳光揪头发等等。化学老师王岫（女）背上被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教员王开舜（女）“劳改”时弯腰擦洗便池，有红卫兵用棍子打在她后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后来她的脊椎成为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残废终身。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个校工。还没有找到记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后，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漱喜（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有一次，红卫兵“斗争”她和英语教员贺惠生，把他们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姚漱喜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时36岁。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
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被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这所学校离天安门城楼一公里远，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的红卫兵学生把音乐教室建成了一座监狱，在屋顶上设有了望哨和强光灯。他们在监狱的墙上写了“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后来他们在那里打人时，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这六个大字。这座监狱存在了三个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职员自始至终被关在这座校园监狱中，其中一人离开监狱一个月后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员、学生以及从校外抓来的“阶级敌人”也曾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有三个人被打死在这座监狱里：该校高三学生王光华，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学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产主何汉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写到的，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和抄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郊区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傅敏投水自杀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女）投湖自杀。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中，夜里到楼外小树林上吊。中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姓袁的地理教员和姓许的电工师傅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还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跳下后尸体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笔者寻访多年，还没有能找到第二中学这两名受难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 “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在北京大学，7月27日，掌管学校的聂元梓提出对“黑帮”“监督劳动”。于是数百人被编入“牛鬼蛇神劳改队”中。这些人被剪掉了头发，脖子上挂着写有“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牌子，在校园里“劳改”。美学教授朱光潜，被剃光了头发，在离学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捡西瓜皮，随时遭到大量前来“学习北大革命经验”的红卫兵的殴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被强制“劳改”拔草时，有红卫兵强迫他喝了水沟里的脏水。这条水沟里有从学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厂排出的污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说成是 “装死”，不准送医院。当天夜里吴兴华死去，时年44岁。红卫兵说他“畏罪自杀”，命令解剖了尸体以图证实。8月24日，生物系的学生到讲师胡寿文家中用铜头皮带打他。他的衬衫粘进皮肉里。事后，他的妻子用温水泡软血衣，才把衬衫慢慢脱下来。1966年8月24日夜，英语教授俞大絪（女）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后自杀，她是中国最好的一部英语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程贤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在经受了近三个月的侮辱、殴打和折磨之后，9月2日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哲学系心理学教授沈乃章被批判斗争和抄家，他从年轻时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强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杀。历史系教授向达被关押在昌平县太平庄，生病不准治疗，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在那儿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清华大学的学生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红卫兵命令拆除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那座牌坊造于1905年以纪念这所学校的建立。(这一地点在1967年5月建造了巨型毛泽东塑像，1987年8月29日拆除。)一块一块沉重的石头由 “劳改队”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学生站在他们身后挥舞棍棒皮带。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他们一个一个被拉进一个小房间里拷打，没有一个人躲过。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在1966年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自杀身亡。8月下旬，中文系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在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学生红卫兵打死。9月5日，俄语系教授胡明从北师大主楼北边的宿舍楼上跳楼身亡。
北京铁道学院（1969年被命令迁离北京，文革后在北京复校改名为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因在1954年建造而得名）二楼，1966年8月22日被铁道学院附中红卫兵从家中拉走打死。
在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教授陆进仁和其妻子吕静贞被“斗争”后，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杀。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她自杀。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1966年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小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只有13岁。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姓叶的老师被学生强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学的学生剃去了四个女教师的半边头发。在北京三里河第三小学，学生剃了音乐教员张家敏的头发，还强迫她和教美术的丈夫（也姓张）在众多学生面前互相打耳光。
王庆萍（女）是北京市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兼中共支部书记。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斗争”和毒打并被关押在校中不准回家。8月20日凌晨在校内坠楼死亡。因为没有遗书留下，家人一直认为她是被从楼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后扔下去的。她留下三个孩子，分别为11岁、9岁和8岁。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自杀；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一天内被学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赵谦光是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 “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自杀。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杀，他幸而没有死。在实验一小，王启贤老师跪在地上，被强迫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幼儿园的老师们也难逃恶运。北京东城区的几所幼儿园的一些老师曾在中山公园中的中山音乐堂被“批斗”。从中学来的红卫兵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有幼儿园里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盂里的脏水。
暴力殴打教师也发生在全国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斗争”。他们把墨汁浇在这些人头上身上，给他们戴“高帽子”，并且拖着他们在滚烫的马路上“游街”。学院负责人之一李敬仪（女）当场被斗死，她的臀部和脚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省教育厅厅长，一起被“斗争”。吴天石身上被浇满墨汁，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肿，昏迷两天后死去。三个星期之后，8月27日，这个学校里再次举行大型“斗争会”，殴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斗争”杀害了两个人，但是斗人者不但没有犯罪感，还一直以这一天为光荣。他们命名他们的组织为“南师八三造反团”。后来他们建造的毛泽东塑像，特设高度是8.3米。在南京第十三中学，红卫兵殴打教员，把一些教员打得大小便失禁，9月5 日，数学教员韩康和体育教员夏忠谋被打死。“批斗”从上午开始，韩康三次被打得昏死过去，都被用冷水泼醒后继续“批斗”，到傍晚时候死亡。夏忠谋没有当场死亡，晚上被关押在学校实验室。他看到韩康已经死亡，自己明天要被继续“批斗”而难逃一死，在夜里用衣服撕成布绳上吊身亡。打死他们的“理由”仅仅是他们曾经在共产党执政前加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在南京市第二中学，历史教员朱庆颐被学生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从8月5日开始，被斗的人都被编入 “牛鬼蛇神队”强迫劳动。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十八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后到图书馆工作的金志雄（女）老师自杀。金老师生前，她的头发被学生剪掉时，用了一把很钝的剪刀，把头皮都扯了下来。英语老师张景福服安眠药自杀未死，后来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经退休的老校长薛正（女）在打扫厕所时被强迫吃屎尿。有学生用图钉把一张大字报钉在她的背上（8月时只穿单衣）。上海市四女中数学老师王蕴倩（女）被“批斗”后在校中跳楼自杀。大同中学语文老师李雪影遭到多次殴打侮辱后在家中自杀。上海育才中学数学教员王守璠（女）和俄语教员袁俊英（女）自杀。上海位育中学数学教员蔡蕙芳（女）悬梁自尽。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程卓如（女）和丈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嘉仁被“斗争”和折磨后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杀。音乐学院的另一位教授李翠贞（女）被游街和侮辱后在9月9日自杀。京西中学物理教员杨顺基被打死。同济中学的语文老师林修权，被红卫兵学生绑在学校操场上的单杠上，活活打死。嘉善路小学的小学生，用火柴点燃了一名女教师烫过的卷发，烧起满头火焰。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学红卫兵召开“斗争会”。被“斗争”的老师遭到残酷殴打。红卫兵还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强迫老师在铺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语文教员王冷（女）被打死，死时36岁。已经从此校退休的语文教员王伯恭也被抓来打死。该校校长被打断肋骨，九个教师被严重打伤，一名教师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报恩寺路小学，语文老师白素莲（女）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被挂牌子“游街”，挂牌子的是铁丝，勒在脖子上。彭康后来在1968年3月28日在“游街”和“斗争”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学语文老师袁玄昭，被打并且被关押，试图逃走又被抓回后自杀。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师范学院发生全校性的大规模“游斗”。中文系教员熊化奇、黎仲明和学校医务所医师周天柱三人在“游斗”过程中死亡。历史系教授何基被“游斗”后自杀。
在天津，南仓中学的学生把垃圾篓子扣在老师们的头上，在他们的衬衫上画上黑“×”，剪掉了女教导主任的头发。105中学的女校长被剃光了头发。南丰中学的校长孙若云（女）从“斗争台“上推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学生把铁丝纸篓做成“高帽子”套在她头上，打她的头部。铁丝嵌进肉里，斗完后“高帽子”竟取不下来了。天津红桥区金钟桥小学的校工姚福德，因为曾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兵，被学生殴打，他冲出校门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浅。他的头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两脚露出水面。河岸上的人群看着他这样死去。天津红桥区红星中学俄语教师魏恕（女）被指控和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丈夫“划不清界限”而遭到侮辱和殴打。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全校学生被集合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当红卫兵拳打脚踢地把一场串“牛鬼蛇神”带上台子跪下的时候，魏恕从教学楼四层的侧面跳了下来。第二天学校召开“批斗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魏恕”大会，台子上扎了一个稻草人，身穿魏恕的衣服，衣服上血迹斑斑。
在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思杰，在遭到残酷“斗争”后，和妻子儿女共四人一起自杀。在厦门第八中学，1966年8月，物理教师黄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师萨兆琛在被残酷毒打后关在学校楼上，在一天凌晨坠楼身亡。
在广州第十七中学，一批教员遭到“批斗”。1966年8月8日早晨，遭到“批斗”的该校语文教师何佩华在离学校不远的登峰路口铁轨上卧轨身亡。在广州铁路中学，学生“斗争”英语教员高本锵时，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后猛击他的胃部。他开始呕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后是红的血。高本锵被关押在学校教室中，半夜自杀身亡，时间是1966年9月间。中山大学罗应荣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下乡劳动两年，贬入资料室工作。1966年进了该校的“专政队”失去行动自由，他请人递送一个纸条给住在城中曾经和他一起编写英汉词典的朋友，被红卫兵发现，争夺中他把纸条吞了下去。他被以“殴打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县赤泥镇采石场“劳改”时被刑事犯打伤后脑，不久死亡。
在湖南，长沙第一中学的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归来之后（该校一名红卫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门上讲了话），立即在校中掀起殴打老师以及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被打得最严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长。她的头发也被剪掉了半边。浏阳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唐政（女）被殴打和在学校“劳改”。她被用绳子绑到该校大礼堂的“斗争会”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时年47岁。她死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被捆绑起来。当晚她的尸体被埋时，还有人往土坑里吐痰扔脏东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庆大学共产党党委书记郑思群自杀。在泸州第三中学，一位姓钟的女教师被罚跪煤渣，双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学，物理教员毛世禄 上吊自杀，数学教员黄天倪卧轨自杀，校长王侃割喉咙自杀未死。
在武汉，1966年8月24日，76岁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反复被“斗争”后死亡。武汉市第一中学英文老师李德辉自杀。武汉第十四中学数学老师陈邦鉴自杀。武昌实验中学政治教员姚学之（女）被该校红卫兵殴打折磨致死。
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陈自成、王亭（女）夫妇原是辽宁大学的教师，1957年陈自成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王亭在“右派补课”中也被定为“右派分子”，一起被送到“北大荒”。1966年8月28日，他们和一批教职员被脸上涂了墨，围绕主楼爬行。当晚他们留下遗书给小儿子（大儿子在外婆家），然后一起服安眠药自杀。时年分别为44、40岁。学校里就他们自杀开大会，叫他们的孩子（11岁）上台发言表态，批判已经死亡的父母。这个学校在兴凯湖边靠近国境，但在实行迫害方面，紧跟北京，一点不落后。
在江苏常州，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褚孟衡，被挂牌子“示众”并被批斗多次。有一天，一些学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用烟熏得昏了过去，然后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断。他满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没有一所医院敢给他治疗。后来他又被通知去学校参加一个“会”，那显然包括一场殴打和折磨，于是他上吊自杀。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发现了并砸开窗户及时解开了绳子。他活下来了。在江苏省扬州湾头公社小学，副校长张筠（女）被毒打并监禁在教室里。她投河自杀，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岁大的儿子曾听到有些学生交流如何用铜头皮带打人的“经验”。
在浙江绍兴，第二初级中学的语文教员冯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斗争，在一次斗争会上，除了被辱骂、挂牌子、“坐飞机”和拳打脚踢之外，有学生在台上举起一把椅子往他头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冯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杀。
被访者说，打老师的现象在他们所在的省区全都发生了。这些省区有：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四川、江苏、江西、新疆、浙江。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而北京在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2.暴力迫害的发展过程
第一阶段 从骂到打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当局者为“黑帮分子”，号召“坚定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7］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一大字报。这张大字报震动了全国。在北京，六月初，“工作组”被派往各学校取代学校当局并领导那里的“文革”运动。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搞运动”。学生以北京大学为榜样，开始用同样的一套词语来改击他们所在学校当局。6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在很多学校里，那些最早起来开始对老师作语言攻击的人得到了工作组的大力支持，成为新建立的权力机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工作组号召和组织学生写大字报 “揭发”教师。除了“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这一类政治性术语之外，象“猪”、“毒蛇”之类的贬意词语，也被用来咒骂教师。［8］脏话“他妈的”，从1966年初夏开始在校园中普及化，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特色用语之一，不但用在口头上，还用在书面上。
工作组把教师“排队”并划成四类：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相当比例的教育工作者被工作组划成了第四类，并且被宣布“停职反省”。北京西城区的工作队，把全区61所中学的58•4％划为“三类”， 5％划为“四类”；476名中学领导干部，40%划成“三类”，14%划成“四类”。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被打死的的卞仲耘副校长和被严重打伤的胡志涛副校长，因为是“重点中学”的领导干部，都被工作组划为“四类”。
据《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大事记》（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编，2005年5月）记载：
1966年6月9日，“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中校学校学生批判、殴打、揪斗老师。幸福村小学教员赵之田被扭送崇文分局；北京市第一一六中学党支部书记张淑芳被揪头发、打嘴巴；北京市第九十中学学生围攻老师。
在北京大学，有学生把大字报贴在历史系教授汪籛的门框上。关于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大字报是被风吹掉的；另一种说汪因出入房门而把大字报撕了。有学生指控汪籛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大字报。工作组命令汪籛认错并把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籛做了他们要求他做的，然后在当天夜里反锁家门服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亡。毒性发作后的剧烈痛苦使他以头撞墙。他的邻居们听到了他临终前的的痛苦的喊叫。那是1966年6月11日。历史系青年教员俞伟超遭到“斗争”后两次自杀，先触电后卧轨，幸而未死，但是两手的食指被电流击毁，身体被火车头铲出铁轨受了重伤。
北京宽街小学的李荫福老师是六年级的班主任，他被工作组指控有“历史问题”，在工作组时期自杀了。在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投水自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平心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北京第52中学副校长易光轸6月30日自杀。北京钢铁学院院长高芸生遭到“斗争”后于7月6日自杀。7月16日，北京第四十九中学教师张以撒在马家堡铁路卧轨自杀。
在6月就有学生对教师进行暴力性攻击。在清华大学，6月11日和12日，有学生组织了“打狗队”，来打那些被看作“黑帮分子”或别种“敌人”的人。在“打狗队”看来，那些被打的人是“狗”而非人。他们对“狗”实行“戴高帽子”和“游街示众”等等。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对那些已经受到语言攻击的人展开了暴力攻击。比如，上文写到的自杀了的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学生追赶并殴打。有学生从厕所拿来大便纸篓，扣在程贤策和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还把墨水倒在他们身上。晚上向景洁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在他背上的青紫伤痕上敷了草药膏。胡寿文，上文写到的生物系讲师，被学生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拉倒在地，拖着就走。胡几乎窒息昏死过去。那天北京大学各系共有六十多人被用这样野蛮的方式“斗争”。
在兰州大学，１９６６年6月17日，得到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着跑到操场，进行“斗争”。他们把桌子和凳子层层相叠，让江隆基跪在上面，并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铁笼子。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 “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自杀。在中学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力事件。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在她1966年6月29日写给上级党委的信中，描述了她如何在6月21日的“斗争会”上被打以及会后又被打。她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9］这个“斗争会”是由工作组主持召开的。她写信向上级领导求救。她的丈夫亲自把信送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传达室。但是高层领导人没有理睬她的信。
然而，虽然工作组鼓励学生批判斗争老师，并计划把那些已被划入“第四类”的人送去“劳改”，但是对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那种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表示反对。1966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转批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九号简报给各学校，要求制止学校中的“乱斗现象”。［10］刘少奇只是要求制止“乱斗”，他自己正在积极领导“工作组”组织“斗”人。他亲自指导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如何把该校校长刘超“斗倒斗臭”。（他在和该校工作组成员的谈话中使用了这一“文革术语”。他在该校上学的17岁的女儿也成为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但是这个文件要求制止大规模使用暴力，显然和这一时期还没有发生文革的攻击对象被活活打死直接有关。
第二阶段 从打到打死
打死人是在工作组被撤销后立即发生的。1966年7月28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从大字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包括中学)”。在此之后的一周内，工作组来离开各个学校。学生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称他们自己为“红卫兵”，填补了因工作组撤销而造成的权力真空。正是在这时候，大规模的打老师事件发生了。已经被工作组划入“第四类”的人首先被红卫兵开会“斗争”和毒打。剃“阴阳头”，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打人，在那时候普遍并且公然地发生。
首先，各学校建立了校园“劳改队”或称“专政队”。北京大学公共数学课讲师董怀允在工作组领导文革时期已经被编入另组，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的会议等。他也目击了6月18日的北大暴力斗争场面。7月26日江青在北大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7月27日聂元梓宣布建立校园劳改队。董怀允在７月２８日上吊自杀。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卞仲耘校长打死后，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当面向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此事。中共北京市委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干部来到学校，要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至今没有任何材料告知高层官员曾如何谈论卞仲耘之死。但是，他们在卞仲耘被打死后没有采取措施来制止暴力是十分明显的。相反，他们高度称赞正在全国迅速传开的红卫兵运动。毛泽东在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告诉她“要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彭小蒙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作了演讲。这两个最为瞩目的红卫兵人物所在的学校是最早开始用暴力攻击老师的。
在8月18日之后，暴力行为猛然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师被打或被打死。这一点，从上文写到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的日期可以清楚看出。从撤销工作组到8月18日大会之前，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的学校有两所，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8月5日）和北京101中学（8月 17日）。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会之后，有数千教育工作者和城市居民被打死。上文写到的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和第八中学校长华锦，都在8月 18日大会后开始遭到连续毒打，分别在8月20日和22日死亡。
按照一篇在1991年刊出的关于“文革”期间的北京中小学教育的文章说，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11］这篇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介绍篇幅很短，并且未给予准确数目，也未说明受难者姓名。但是这篇文章显然有北京教育局的内部统计资料作依据，只是这些资料不准学者查阅。
在本文和笔者的《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一书，记载了一批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死亡事件和受难经过，材料来自笔者一人之力所做的调查，还相当不完全。
第三阶段 大规模杀戮：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全国
在1966年8月18日大会之后，暴力迅速发展升级。 1966年8月2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不准动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那时候，北京学生的暴力行为已经从校内扩展到校外。
受难者是北京的普通市民，其中有从前的工厂或商店的拥有者，有自己的小店铺的人，有拥有自己的房屋的人，有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的人，还有艺术家、作家，等等。
1966年8月23日，作家老舍和其他二十多名文艺工作者一起在国子监被中学红卫兵“斗争”和毒打，老舍在8月24日投湖自杀。8月24日，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把崇文区药王庙后门10号居民孙如谦和东晓市居民牟志林抓到学校中打死。8月27日半夜，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把住在附近的37岁的工人陈彦荣和一名老年女人（姓名未知）打死。陈彦荣的妻子刘万才一起被毒打。该校红卫兵还在8月20日打死了北大东门外沟沿8号60岁的居民吴素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后，又在该校化学实验室中把一名学校附近西单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打死。这名服务员 18岁，被指控为“流氓”。化学实验室就在校门附近，很多人听到她被打时凄惨的哀叫。打了很久，红卫兵见她不再有反应，把校医叫来。校医说，已经死了。红卫兵才把她从柱子上解开绳子放了下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打死校长沙坪后，还在校园内打死了附近一位汽车司机马宝山的妻子和一名被声称是“老地主”的男人。
北京教师进修学院位于宣武门内大街天主教堂旁边，那里的学员一般是教师，但是有108个初中毕业后在那里受培训将任中学外语老师的学生，那时也组织了红卫兵。8月下旬的一日，红卫兵通知负责“教师之家”项目的赵立生和在那里其他任教的老师，晚上不准回家，留在校中等候他们开会。那天晚上，红卫兵先在学校门口打死了一个做水煎包子的山东人。他们来见老师们的时候已经很累很晚，把老师们训了一顿就让他们“滚蛋”了。老师们不知道那名做水煎包子的山东人的姓名，但是知道如果不是打死了他，他们就会挨打或者也被打死。
上文写到的在1966年8月25日在校中打死三个人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8月28日抄了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家，并且打他。邻居李丛贞，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上前说了“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了。”为此话李丛贞被绑在柱子上当众打死。李死后，红卫兵为判断他是不是真死了，抡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见没有反应，才把尸体松了绑。
8月29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二（二）班的红卫兵到北京大学教工宿舍打死了一名同学的爷爷孔海琨。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学校原来的菜窖变成了打人场所，有十三个从校外抓来的人被打死在那里。位于北京郊外风景区的第四十七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该校红卫兵不仅打了他们学校的老师，而且把学校附近的几个村庄中的所有“阶级敌人”都“消灭”了，也就是都打死了。杀戮从市区扩展到农村。在北京大兴县，从 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325名所谓“四类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被杀害。在受难者中，年纪最小的是刚生三十八天的婴儿。［13］
据前引《北京市公安局崇文分局大事记》672-3页，1966年8月24日：
北京市第一零九中学学生韩玉亮，串联北京市女十五中学红卫兵10余人，贴大字报宣布撤销东厅胡同居民主任梁国勤职务，韩自封为居民主任，强占东厅胡同 25甲25号3间房屋，门口贴一副对联：“抄家灭族砸烂混蛋”、“斩尽杀绝摧毁魔窟”，横批：“杀杀杀”。至9月4日，抄家14户，打了24人，打死6 人，重伤4人。
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底，在北京有1，772人被打死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出现在1966年 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份“内部”文件上，标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标题就表明了把红卫兵打死人当作革命功绩看待。而在这之前， 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就说北京已经有上千人被打死。那份简报的副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但是这些“内部”文件从来没有向人民公布过。）文革后的1980年，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14］发表一篇关于那时已被批判的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的长文，简单提到了1966年8月下旬到9月的20天中有1，772人被打死。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说明这些死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被打死。另外，文章使用了动词被动语态“被打死”，而没有说明是谁杀害了这1，772人。这种口气是会令后人惊讶的：即使在文革后，杀害1，772人竟然仍然不被认为是严重事件，也不被认为需要追查责任。事实上，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判决书也没有提到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杀戮。
根据一份“内部”材料，从1966的8月24日到9月1日，在北京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是：8月24日，44人；8月25日，86人；8月26日，126人；8月 27日，228人；8月28日，184人；8月29日，200人；8月30日，224人；8月31日，145人；9月1日，228人。8月31日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显然是因为那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去了，用来打人的时间有所减少。9月1日数字回升。9月2日以后每日被打死人数大幅降落，是因为那一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一个文件要求制止“打死人的现象”。那个文件口气十分温和，“打死人”被称作“现象”而不是被称作“犯罪”。但是这个文件立刻起了作用。可见当时红卫兵的行动看似杂乱，但是总的局势是上面稳稳掌握在手的，要打就能打，要收也能收起。
红卫兵杀戮发生在北京的每个区，以西城区打死人最多，有333人被打死。西城区是北京最为中心的一个区，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就在西城区内。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在西城区内。西城区当时有六十所中学，平均每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打死5至6人。（打死人主要是中学红卫兵做的。）
特别残忍的是，这些人甚至不是被子弹射击而死的，也不是像古代那样被用大刀砍头的，而是被红卫兵们用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打死一个人，有时候用数个小时，有时甚至用几天的时间，显然死亡过程因漫长而更为痛苦。被打死的人，衣衫破烂，浑身血迹斑斑，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车，没有姓名标记，横七竖八地堆在一起，就被送往火葬场焚烧。因为突然增加的大量死亡，北京的焚尸炉供不应求，来不及焚烧。加上天气炎热，火葬场只好往死尸堆上放冰块控制腐烂。目击者说，那里的场面极其恐怖。
另外，事实上有更多的受难者不可能被计算在1，772人内，因为他们被强制遣返后，在离开北京前往农村的路上被打死，其时他们的北京居民户口已被注销。另外，在9月底以后也还有人被打死，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校工徐霈田老人和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
尽管1，772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很多目击者认为有理由认为被打死的人的总数大于1，772。北京市在文革后“内部”统计了被打死的总人数，没有分别死亡的年份，但是可以看出在1966年的死亡人数应该高于1，772人。
在1966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他们的骨灰不准保存。在文革后，为一些被打死的人“平反”，并不说是召开“平反会”，只说是举行“骨灰安葬仪式”，而仪式上的骨灰盒子，多半都是空的，并没有骨灰在内。
在大规模抄家打死人的同时，北京有十万居民，被作为“阶级敌人”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他们的人数，占当时城区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人被扫地出门，失去了一切财物，在其后十多年间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在遣返路上就被打死，或者在到达农村不久后就因受到“斗争”和饥寒交迫而死亡了。
从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得到免费车票去全国各地旅行以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北京的红卫兵把暴力行为带往外省市。比如，1966年8月27日，北京第二十八中学的三个红卫兵串连了上海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到上海郊区梅龙公社牛行大队“斗地主”。结果，一名前地主被打死。[15]在上海外国学院附中，1966年8月16日，该校红卫兵就发起对附中和上海外语学院的教师和干部的残酷“斗争”，8月下旬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了那里以后，又对老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毒打。老师被打伤后血流在地上。他们强迫老师用舌头把地上的血舔干净。
在上海育才中学，9月初，北京红卫兵“串连”到达以后，在该校召开全校大会，在会上把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揪到台上打耳光，谩骂侮辱。这是该校文革中第一次发生大规模当众打人。接着，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一起“斗争”该校老师。一天晚上，他们连夜毒打该校数学女教师王守璠，直到凌晨四五点钟才歇手。他们打她耳光，还强迫她在地上爬并喝抽水马桶里面的脏水。王守璠随后就跳井自杀了。
来自上海的一位被访者，前上海中学红卫兵成员说：
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本文所附的学校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从北到南，从大城市到乡村，学生攻击教师和其他“敌人”的现象到处发生。在湖北省省会武汉，根据该市官方文革后的 “内部”统计，1966年夏天，红卫兵打死了62人，还有32人因被打斗而死亡。［16］广播和报纸对红卫兵的宣传，以及“革命串连”，是把暴力从校园带到社会，从北京发展到全国的有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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