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文革第一人 编辑本段回目录
4/10/2004 5:43:20 PM 黎明
“梁漱溟是否定文革第一人”的说法，是从已经被关停的《今日名流》杂志传开的。该刊2000年第6期发表史锋锐先生《否定文革第一人》一文，经许多报刊转、摘，使这一说法广为人知。我认为，此说是否合乎历史真实有待商榷。认定否定文革第一人是个严肃的史学问题，若就此广泛收集史料，并进行见仁见智的讨论，将对反思文革有所帮助。可以说，《今日名流》和史锋锐先生启动了一个有现实价值与后续影响的创意，同时在“第一人”课题方面产生了一家之言。
梁漱溟是位铁骨铮铮的思想者，其品格、气节堪为知识分子楷模。但崇敬之情不能替代记忆与思辨，而这种记忆应是社会的记忆，思辨应是群体的思辨。任何“候选人”在获“提名”之前都要经过某种尺度的衡量，所有研究者和“选举者”总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本来，若有正常、可信的史录，人选不成问题，标准亦无从谈起，而如今的研究则须从最基本的挖掘史料、澄清概念入手，其“补课”的特征非常明显。
从政治、精神、思想等不同范畴考察，或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分析，对“否定文革第一人”实际上可侧重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若论“否定”之“显著成果”，当推反文革政治家阳奉阴违式的斗争。最具权威性和标志性的，莫过于权力斗争结局和正式文告。但这顺应民生需求和民意诉求的“否决”并不具“第一”的性质。一来，在这之前，铲除党内反文革势力的努力从未间断，镇压对文革的“反动”殃及全民，从文革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否定”与“肯定”的斗争；二来，在史评中对职业政治家总得依据他们正式的表态、公开的言论，而不能放弃评价政治家所应持有的价值标准，不能置无争议的史料而不顾去妄加推测。
否定文革的先声是微弱而无助的，一旦发生就会被“割断喉管”。但无否决之效的否定毕竟是否定，被扼杀的第一毕竟是第一。地位高低、名气大小、有效无效及后来结局，都不应成为影响判断的因素，因人制宜的多重标准是需要首先排除掉的。否定文革先驱的最可贵处，在于为我们树立了执着真理的精神榜样和思想英雄的形象，因而领会其精神与思想、象征与警示才是核心问题。所以，评价“第一人”的标准主要有三：一是思想的明确性，即“否定”的言论并非出于个人原因的一时激情的只言片语，而是经冷静思考的有一定思想深度的言论，同时，该言论应俱有“彻底否定”的内容，不是仅仅指责某具体方面“失误”的；二是公开性，即主动披露或被动“暴露”的思想，而非私人性和“腹非”特征的；三是要看时间的先后。简言之，要以思想性、公开性、超前性三者为依据。
梁漱溟否定文革是明确、彻底的。他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为打倒第二号人物，绕开法治程序，利用青年学生的幼稚和盲从制造的大悲剧，并指出“人治”是文革的祸因。发言的场合是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会，时间为1978年2月24日至3月8日之间。当时在政治高层的公开讲话中还未见否定文革的内容，传媒对文革仍是一片赞颂之声。说时任政协常委的梁漱溟是高层人士中公开否定文革的第一人或能成立，但从更大范围看，他发言的内容并不具有超前性。1971年的林彪事件，促成了一次思想解放，对文革的怀疑与否定成了较普遍的社会心理。到“四五运动”，中国人民对文革的仇恨犹如火山爆发般不可遏止。粉碎四人帮则标志着文革派主体在权力组织中大势已去。梁漱溟发言时，否定“两个凡是”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文革派已是“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所以，梁漱溟批判文革后可安然无恙。
和政治高层人士长时期的缄默与回避形成鲜明对比，就在文革狂潮席卷全国，文革势力炙手可热之时，发自党内下层和民间人士的正义之声不绝于耳。大字报、标语、传单、诗词、言论等“恶攻案件”层出不穷，追查“政治谣言”成了生活中的大事，因“反文革”、“恶毒攻击”罪名而被批斗、管制、判刑、枪决、及迫害致死、致残的人数不胜数，仅判死刑者就以万计。20多年前，肯定反文革英雄开过一个头，人们知道了一些小人物的大智大勇与大悲大恸。著名的有被处死的张志新、遇罗克、史云峰，及沈阳民航局的张开元，南京空军复员兵石仁祥等人。还有几个见于传媒的优秀人物：北大才女林昭，1968年4月29日遭枪决于上海篮桥监狱（行刑后向林昭老母索要“子弹费”人民币5分），年仅35岁。郭沫若之子郭世英，文革前组织“X小组”探索思想禁区，1968年4月26日被残酷迫害致死（一年痛失两个儿子的郭沫若用毛笔抄写郭世英日记，存有八大册未见出版）。黎九莲，在给恋人的信中怀疑文革，信被上交组织后成反革命，1977年12月4日勒喉、塞毛巾游街后枪决，又遭辱尸割乳。军中一姓蔡的老红军干部（中央电视台一部专题片解说词中提到，未记下名字）也因反文革被处决……
文革中专政机关和专案组不公开“重复”所谓“反动言论”，即使在正式否定文革后，客观报道反文革思想、言行也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人们仍难以判断英雄们的思想深度，甚至难以估计究竟有多少死不瞑目或默默无闻的英雄。这意味着在目前史料匮乏的条件下，对否定文革先驱的研究还是个动态的过程，同时提醒人们应珍视新披露的史料和发掘封尘的档案。
刊登《否》文的那一期《今日名流》，还发表了史若平先生写的《冯毅之：怀揣日记逃亡》一文。文中的“革命家和作家”冯毅之，即“否定文革第一人”的适当人选。他批判、记录文革的许多日记和诗歌手稿，已作为革命文物保存在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
冯毅之（1908－2002），1930年随老师胡也频与丁铃从济南逃亡至上海，同年加入“左联”和中共，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四支队营长，益都县县长、县大队长，益都等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四县行政长官）。在马鞍山保卫战中，他的一家老小六人宁死不作日寇俘虏坠下悬崖，抗日政府赠“一门忠烈”金匾并建塔立碑。三年内战时任青州市市长、鲁中文协主任。建国后任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省文化局局长兼党组书记。1958年“整风补课”中被打成右派，其后20年间遭严酷折磨摧残。1978年平反后任山东艺术学院院长，1983年离休，笔耕至临终。一生中出版有抗战诗集《怒火与炮火》、解放战争诗集《苦难与快乐》、文革回忆录《阳春勿忘三九天》和各时期日记、随笔等二百多万字。
我父（党史工作者）生前曾嘱我向冯老讨教，赞其为“老一辈共产党人中的思想家”和“活着的张志新”。由于我心存“老革命难免某种思维定式”的成见，并未将父命当真。三年前，看了我所熟悉的另一位冯老前辈（冯乐进，文革中“61叛徒案”中受害人之一，原山东司法厅厅长，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在中共党内与冯毅之并称“山东二冯”。）出版的《百年记事》，其中有“冯毅之受胡也频、鲁迅影响很深”，“为人刚直，知识面广，有胆有识，对一些重大问题有预见性，是文革反对派”等语，才接触冯毅之作品并造访本人核证某些问题。他的清澈与豁然给我的震动难以言表，满腹酸楚时曾赠冯老诗云：“百年激流淘金沙，英雄大智醒中华。一座奇峰春如海，山东不愧圣人家。”
冯毅之最早的反文革言论见于1967年2月5日的日记：“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觉醒……但谁也不会向日寇表示感谢的。（他没料到――笔者）文化大革命也许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人民经过了灾难，尝到了个人崇拜和**制度的苦味，更了解到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将来社会主义制度将会得到改善发展，人民将会得到更多的自由幸福，但谁也不会感谢文化大革命……报纸广播上说形势是一片大好，中国亦成为世界革命中心，这是弥天大谎。”
同年3月29日的日记分析了“中央有那么多的英明人物不站出来说话”的原因后写道：“社会主义社会已变成奴隶社会，是因为中国封建传统太深，奴隶思想太重的缘故……是暂时现象，奴隶会醒悟变成主人，会为民主自由而战斗。”
1967年2月到1968年的日记，是写在纸片缝入衣缝，逃回老家整理在本子上的。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悲剧还是发生了。根据他交待的对文革的“反动认识”，施害者“有充分证据”将“老右派”的问题升级了。在山东剧院批斗过后，他们用酷刑折磨冯的爱人朱平（1940年抗日军政大学女生队班长，死前任山东烟厂党委书记），告知她冯毅之已无出路。朱平于精神恍惚中说日记藏在老家，被押到老家取日记时，跳井自杀了。专案组瞒住她的死讯关押了冯毅之，继续审讯逼供。搜出的一些诗文碎片，更使专案组丧心病狂，加紧了对冯的迫害。从“丢卒保车”计，冯毅之交出了几首诗。其中《一幕历史悲剧》和《在批斗会上》表达了强烈的愤怒情绪，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荒唐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空前大悲剧”；“忍辱低头来请罪，复仇怒火内心藏”；“有显微镜望远镜，思想镜无法制成，扑不灭怒火仇恨，风暴一起血债清”。
1968年2月到1973年4月之间没有日记。冯毅之先被造反派关押，后转移到省革委专案组，过了五年囚徒生活，没有写日记的条件。但“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陆游），被昼夜监视的冯毅之用脑“写”诗50多首（部分诗句记在列宁所著《哲学笔记》的字缝里），成为文革时“人民文学”的无价之宝。
“我把最后的诗篇，用脑浆写在石壁上！”他自认有记录历史的责任，如果不记不写，则对不起时代，对不起自己的信仰，也对不起“一门忠烈”的光荣。但屈辱和痛苦实在太重了。“一难未消一难临，爬过刀山火海深，血腥道路难迈步，活着比死更艰辛。”“死不成，活不成，似在刀山刀尖行，梦非梦，醒非醒，又如身受炮烙刑。”他觉得自绝很诱人，“一切可以迎刃而解”，“看见墙壁上露出的一根半尺长的铁棍，可以栓绳子，给了我希望的出路。夜里，我在被窝里偷偷地把包袱撕成布条，然后结了绳。”他体会到“人在死前，思想特别活跃，许多往事和念头都涌现在眼前。”他想到自己的诗文是为自己的信念奋斗而死的铁证，不能同他一起消失，还突然领略了鲁迅先生在自杀问题上表现的深刻，因为他想起了鲁迅的话：“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关键时刻，鲁迅英灵和他本人的使命感拯救了他的生命，也使他的精神升华至一个新境界。于是他认定赴刑比自杀好。他准备赴刑，写下了这样的遗言：“高山不动暴雨袭，大海无冰自知寒，无私无畏无幻想，肝胆涂地心坦然。”“革命圣地是刑场，碧血千秋人颂扬。革命何惧抛头颅，浩气填膺步安祥。”“血洒大地花凌云，太空万里贯长虹，孩儿受难须忍耐，胜利勿忘告父灵。”
英骨作笔，碧血泼墨，冯毅之诗文真实反映了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记下了对文革及其恶果的前瞻性评价，前车后辙、是非曲直已有事实印证。探究冯毅之何能独步至此，除了革命“入门”的起点，个人的学识修养及独立思考品格，其参加革命后受“左”祸残害的经历显然是明其心志的重要原因。《灾难根源》一诗对“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痛心疾首：“错误路线灾难多，革命历史同志血。道路崎岖多坎坷，反右不止行极‘左’。极‘左’危害特别大，残酷斗争谁不怕？敌人刀下含笑死，煮豆燃萁算什么？我家牺牲已九人，叔父三弟是冤魂，文化革命恶浪起，爱人又成牺牲品。错误路线怎避免？确保民主重人权。个人**无法治，痛苦灾难没有完”。冯毅之家六人死于日寇之手，二人在土改中被冤杀，第二个妻子在文革中被逼死。自己为革命出生入死，文治武功堪称显赫，反右时交出建国后所有日记、笔记以证无罪却反而成了反革命罪证。这样的人亦遭残酷迫害，这种用全家老小生命和鲜血昭明的赤胆忠心也一文不值，怎能不叫人悲愤满腔，怎能不叫人找一找人民苦难的根源呢？“侮辱仇视朝至暮，詈骂殴打又示众，一门忠烈遭此报，铁石心肠也哀痛。是非皂白难分明，军令党龄成罪证，埋怨爹娘生我早，知有今日谁革命？！”个中滋味，我等后辈或不可知，然其中定理，我等后辈却非知不可。
虽然一次次被公布罪状，一次次被斗被关被刑讯，冯毅之到底没被判刑、杀头，这是个近似奇迹的侥幸，显得冯老有“不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之处。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一是他的诗文虽批判文革，但在专案组掌握的材料中，对“恶毒攻击党和领袖”的言论的认定上颇费功夫；二是山东省革委一位主要负责人有意保护，采取扣押专案材料拖延研究的办法度过了危险期；三是有一种意见说冯“主动交待了别人不敢交待的思想三线的东西，还是相信党和政策的”；四是家乡的群众未忘他们的抗日英雄，为保护、解脱他做了不少事。还有一种推测，说为了整冯毅之逼死了一位查不出任何问题的老革命（朱平），对追究、处理冯产生了某种干扰。山东省委组织部1975年7月12日发的第103号文，对“冯毅之所犯错误”做出结论，保留了他的党籍。大难不死的冯毅之“本性难改”刚成为“内部”就公开散布反江青、康生的言论，把“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说的狗屁不值。他知道此时两种命运已是一决生死的时候，鹿死谁手尚无法预料，但他仍然“准备牺牲”。到“四人帮”垮台，他“肆无忌惮”起来。1976年10月中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山东传达到行政九级以上党员干部，他在座谈会上公开批评省委对群众保密，指出被镇压的“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运动，报纸广播仍在批邓是和“四人帮”划不清界限，呼吁否定文革，并说“如果说毛主席和中央都一贯正确，林彪事件和除四害就无法解释”。当时四座皆惊，会场一派肃静。冯毅之这次“逆流而动”实话实说，已是有惊无险了。
冒死反抗“民族浩劫”的人民英雄，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信念飞蛾扑火，显现出至善至勇至美的人性光辉。只有经历过那个疯狂年代或领会了人文进程真谛的观察者，才会真切地知道，在文革之势如排山倒海、崇拜激情催热泪成雨的时候，攻击者需要何等的英雄气概和思想境界。“左”派们曾以人民的名义用野蛮的法律与酷刑，惨杀、凌辱我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而我们民族因优秀儿女的血泪，才证明它没被封建法西斯完全彻底地愚化、奴化和鬼化，才证明中华民族良知未泯、智慧尚存，并非须走到绝路尽头时方能有所醒悟。否定文革的前驱，当在我们民族英雄阵容中排第一序列，而对他们的仇恨和亵渎，和汉奸卖国贼的丧心病狂没什么不同。认定否定文革第一人，实际上会让我们认识否定文革的第一批人，记住一些万万不能忘记的人物、事件和事理，以求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英雄们照亮民族前途的碧血丹心。虽然我不是文史专业人员，虽然我沉默我失语本不足为奇，但我既然知道，就不该不说，因为我对我有个基本认定：我心未死，它在跳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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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otus-eater.net/ReadNews.asp?NewsID=1383&BigClass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