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国富民穷怪圈时间表 编辑本段回目录
陈刚
中国何时走出“国富民穷”的怪圈？
中国央行最近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9)》中，重申了希望推进以IMF成员国之间的特别提款权为基础，建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上述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标的讨论，整体上是冀望于减轻中国对当前储备货币——美元的过度依赖，降低中国在现有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中遭到损失的风险。
美国天量的财政赤字和美元滥发，给美元债权国带来财富和权益被掠夺的心理阴影。同时，只要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它的赤字财政和举债模式就难以平衡。但美元的储备币角色是否因此而改变，并不在于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詹姆斯K. 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对笔者说，问题在于整个世界需要有一种储备币存在。在国际货币（记账）单位缺失的情况下，储备币的角色，自然会落到那些愿意在贸易项下保持收支逆差的大国货币身上。在加尔布雷斯的最新书著《掠夺国度》(《Predator State》，近期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中，他论述了美国的国家内部赤字，即其“公共”赤字和“私人”赤字——公司和家庭年借贷之和将等于其国际赤字，并认为在现有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让美国追求财政预算平衡是不切实际的。加尔布雷斯说，如果不削减出口，中国不可能停止积累美元。
那么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构建新国际储备币、并且要求中国成为其一的设想，是否可以使中国摆脱这一处境？我们不得不诚实的说，以特别提款权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要完全代替大国的主权货币，既要满足国际协约的约束力和信用度高于主权货币这一条件，并且还要被接纳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结算与计价货币（这意味着储备币不能仅是记账单位，而是流通单位）。此外，人民币要位列特别提款权的主权货币之一，需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现有的学术讨论估计，在10年内人民币可能实现自由兑换，但作为非主权货币的新国际储备币的建立，则要50年甚至更长。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漫长过程中，中国如果改善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真正的经济大国，使人民币位于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之列，则可能更具现实性，而这要求中国结束追求出口（进而形成顺差）的增长战略，并且未来还可能要适应大国逆差的新阶段。
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相对其他国家，中国受到的“货币损害“比较严重，而这与我们的出口导向密切相关。在技术层面上，国际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变化，实际上是其它货币对美元超发和美国赤字的约束机制，而中国在保障出口的目标之下，限制了人民币汇率的防御性、市场性变化。当然，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保障出口目标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把出口作为一个可控变量呢？外部需求变化毕竟是很难以国家意志为转移的。
加尔布雷斯教授也对笔者说，中国商品出口到西方市场，由于那里的产品标准更严格，这相应地促进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持续改善，中国在过去的年份中，出口也带动了很多地方的城市化进程，但同时，加尔布雷斯认为，出口部门的发展不能够以支付工人过低的工资为基础的。他对笔者说，在制造业实行相对公平和均衡的工资，能够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产品品质的改善升级，他的观点让人想起了他的父亲——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加尔布雷斯介绍了他的研究，他认为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欧日和美国的不同劳动薪资保护程度，由此产生了对各国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程度的不同影响。美国的分配公平和劳工保护是相对最弱的，这降低了美国长期生产率，从而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美国经济的衰弱。
长期以来，中国苦于走不出低工资、低消费、高出口的怪圈，陷于一旦出口受挫、就业和经济增长都受到影响的被动局面，而加尔布雷斯关于公平工资和劳工福利对提高生产力、就业和经济增长作用的判断，对中国经济转型，就深具参考意义。加尔布雷斯认为在美国的制造业中，保持了较高薪酬的行业和企业，依然维持了它们的国际竞争力。而严格的劳动薪酬保护制度，迫使企业不能靠压缩人力就可以获得目标利润，从而迫使企业进入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力的正确发展方向上来。也就是说，国家竞争力不是可以靠廉价（工资）战略打败的。相反，较高的工资与福利，往往是保持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也许有人会举出美国汽车工业的高工薪、高福利的制度，最终颠覆了美国汽车业来予以反证，但这是一个“错位因果归纳“。在笔者看来，美国汽车业的倒闭，责任在于当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大举袭来时，适值共和党执政的年份中，布什政府的各项政策坚持否认这一现实，为了代言石油工业等共和党票仓的利益，共和党迟迟不推行严格的减排政策，让美国汽车业错失了向能源节约技术及早转型的时机。日本汽车工业的工薪和劳动者保护成本相对美国而言，并不占优势，但是对环保技术的先期优势，让它避开了美国汽车业的厄运。
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察，美国经济实力的衰弱，一部分是由于金融业等对分配权力的占有和对制造业实业形成掠夺，另一部分是在一些制造业内劳动者保护的减弱，这些都影响了美国生产力的进一步跃升。对照中国，加尔布雷斯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还远没有形成这种掠夺和破坏能力。
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是否对中国也有借鉴？在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性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逐年迅速下滑，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占总收入比例的距离拉大，政府收入和企业资本所得比例越来越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弊端。（作者：郭 凯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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