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信用危机 编辑本段回目录
李继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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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的信用危机
陈潭10－16
近段时日以来，教育界出现的北航和西安某校等“高价招生”事件尚未完全平息，平静的学术界则泛起“层层涟漪”：由河海大学甘氏讲师和其报考的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教授“导演”的所谓“甘朱门”事件引发了网站无数的“愤青”；号称股民之亲的“郎监管”——香港学者郎咸平孤胆“斗抗”格林柯尔、海尔、TCL等大型国有企业，引得媒体指责大陆经济学家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的“集体失语”；由某些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象直接导致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及“屁股决定脑袋抑或脑袋决定屁股”的逻辑论争，争论结果的最大受益者则归于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北大英语系某副教授的学术成果被指“抄袭”，落得中国最高学府作出了“开除”的严肃处理决定；南方某社科院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收取昂贵的版面费和其内部的“勾心斗角”博得了无数的“江湖笑料”；“著作等身”的两个年轻学人证据绰绰地被指“一稿九发”乃至“一稿十二发”现象……乃至于以“学术打假”著称的著名网站新语丝和学术批评网似乎一刻也没有闲过。
学术乃天下公器，学者乃社会良心。按理，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们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最纯净也最受尊敬的一个群体。但是，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在大学校园或科研院所之内，除了知真向善爱美的知识学人之外，“假冒伪劣”雕虫小技者也不可能无！搜索和组装各种媒体信息，我们还可以发现被称之为“学术不端”或“学术腐败”的形形色色：“七拼八凑编教材，几十年来不换‘芯’”，这些名为创新实则雷同的编写行为导致了除封面、作者、书号不同其他都相同的“教材困局”；“近亲繁殖，学术乱伦”，学术名号的集中、作坊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维惯习直接导致“学术家天下”的场景；“泡沫泛起，浮夸盛行”，随着各种“知名”、“著名”式的符号充斥和大规模的“知识生产”，中国著名专家、专著、论文之数量据载早已名列世界前茅；“剽窃不知羞，抄袭家常饭”，原先认为只发生在学术水平不高或年轻学人身上的事情听说已经向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蔓延；教授到企业“顾问”，领导到学界“导师”，“官跑学”和“学跑官”造就了“两栖”或“多栖”的职业生存闹剧；博士生招生有了“内定”和“钦点”，有人形容为“只要识得东风面”用其“可用资源”即可“高攀”，乃至于出现了诸如打趣 “华人与狗不得入”围城招博之怪现状；申报课题、申报奖项以及申报职称越来越需要可靠而又过硬的“关系”，以至于各种荣誉称号越来越出现向评委和向评委“靠近”者集中的危险……
学术失范行为的不断出现使本来严肃而又自高的学术被异化为“注水学术”、“泡沫学术”、“家族学术”、“官话学术”、“权力学术”、“金钱学术”、“交易学术”的时候，学者们的信用赤字和学术界的道德危机已经显露无疑。一些“清者自清”的学术自觉者惊叹：一个“学术蝗祸”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警觉的盛世危言。你要知道，学术行为的不端及其失范有可能带来社会的全面道德滑坡。当官员用权力、商人用货币影响社会的时候，学者则是用思想在引导着人们；当成为“思想的奴隶”的人们发现代表正确而又先进思想的学术界乱道，“形而上”的不端必然带来“形而下”的崩溃，因为不良思想扰乱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秩序，“误人子弟”的恶果危害的则是薪火相传的代代后人。如果“注水学术”、“金钱学术”、“权力学术”大行起道，那么其所带来的社会不正之风怎么能够要求政府和社会理直气壮地铲除社会各种阴暗面和各种假冒伪劣之陋习呢？再者，学术不端与失范将使学者自贱、学术自戕、文化自贬，比如“学术家天下”的结果必然带来“学阀”的诞生、学术民主的摧残和学术整体水平的下降，学术本身将会变成学者们自娱自乐的“圈地式”文字游戏。更为恶劣的是，一部分学者不仅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品格、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还将忌贤妒能、卖身投靠、党同伐异的劣根性发扬光大。
事实上，造成学术失范的个中缘由似乎学术中人“心知肚明”：主观方面，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功利主义的利益诉求是罪魁祸首；客观方面，社会不良风气和刚性固化的学术评价机制应该首当其冲。针对“功利学术”及其“泡沫学术”现象，一位学者坦言：“现在的高等学校过于追求一些名气方面的指标，而忽视苦练学术基本功。各种名目的评比太多，排名太多，学术指标量化的要求太刚性，评博士点、基地、还有各种人才晋级，全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这种过于刚性的管理办法可能就助长了浮夸的学风，也为某些学术不端行为准备了土壤”（曹建文：《学术研究：从“失范”到“规范”》，《光明日报》2004－09－17）。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麦当劳化”确实值得学术界本身细细寻思和反省，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先生明确指出：“社会科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企业，而且有各种迹象表明它还在朝着更进一步麦当劳化的方向发展。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可控制性这几项麦当劳的要素，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并成为社会科学理性化的指标。这种发展趋势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和效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原创性的减少和学术研究装配线上产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苏国勋：《抵制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中华读书报》2004－09－08）。
要防范学术失范行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亟须建立一套能够体现学术自身逻辑和内在发展规律的学术评价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学术氛围。可喜的是，被誉为“学术宪章”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已经由教育部发布并实施，这部学术规范出台的意义在于规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风建设和学术伦理，从而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这部“学术宪章”中，对学术评价机制与学术评价机构明确作出如下规定：学术评价应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标准，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学术评价机构应坚持程序公正、标准合理，采用同行专家评审制，实行回避制度、民主表决制度，建立结果公示和意见反馈机制。并且明确规定，被评价者不得干扰评价过程，否则，应对其不当行为引发的一切后果负责。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建构及其效益评价的专家性和社会性、历时性和共时性应该是学术逻辑的反映和中国学术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蒸发所谓的“潜规则”、把一些容易人治的东西交给制度是目前中国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同样，贯彻落实学术规范，也必须要有健全的监督和惩处机制做保障，否则单靠“道德自律”缺乏“制度他律”难免会使学术规范成为“君子协定”。近年一直坚持在网站上进行“学术打假”的海外学人方舟子指出，美国政府对科学不正当行为的处理相当规范，有三点经验值得借鉴：第一，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道德监督机构，专门接受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置。由单位自己做的调查未必可靠，处置未必合理，因此全国性机构的介入很有必要。第二，详细公布调查结果。第三，必须加以适当的处罚（李苏晋：《首部“学术宪章”遭遇学界质疑》，《社会科学报》2004－09－26）。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术制度的移殖、学术伦理的强化以及学术评价的去功利化都将有益于中国的学术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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