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无思辨兴趣解读 编辑本段回目录
刘石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思辩的兴趣和乐趣
祝和军(2008-06-20 11:43:06)
文化 国学 哲学 历史 东西方文化 思辨 兴趣 乐趣 分类：哲学系列
被推下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庄子不也爱进行诡
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因为太注重纯技术的东西而遭到了排斥，而名家是太痴迷概念思辨而被推下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庄子不也爱进行诡辩吗？为什么他的“逍遥游”在今天还被广为传颂？原因很简单，在庄子那里，诡辩仅仅是一个“梯子”、一个桥梁。通过“子非鱼，安之鱼之乐”的诡辩，庄子最终要“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打破一切滞障，导向了“天地与我并作，而万物与我唯一”的人生境界。而“名家”的诡辩，仅仅在享受一种思辨的乐趣，一种辩论胜利的愉悦，而没有向社会和人生更进一步。换句话说，他们是为了思辨而进行思辨。可惜，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过于注重道德修养的民族，你可以在“反身乃诚”为道德而道德的修炼中获得“乐莫大焉”的愉悦，但绝对不能允许你在为思辨而思辨的概念游戏中获得快乐。道德品质和个人修养是中国古代个人和社会相结合的平台，对个人来说能够修身，把握人生的方向，对社会来说则是使社会和谐有序。“修身”和“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而思辨呢？不能让人安身立命，只能让人走火入魔；只能把社会搞得乱了章法，坏了秩序。对个人无益，对社会无功，注定了名家被淘汰的命运。因为他们的快乐实在太奢侈，他们的思辨确实太无用。
西而遭到了排斥，而名家是太痴迷概念思辨而
而在西方，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种思辨的乐趣不仅登的是大雅之堂，而几乎成了正统，形成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和中国人的想法相反，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地根本就不在现实的世界里，而是在一个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理念的世界是完美的，而现实的世界却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对人来讲，现实中的人都有一个“肉身”，所以是堕落的。而摆脱这个“肉身”，就要靠一种投向上帝的活动，不断摆脱自己“肉身”的束缚。对世界万物来说，它们都是不真实的，因为它们也都有自己的“肉身”——物质载体。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无论我们怎么在白纸上摆弄圆规和直尺，都无法画出理念中纯粹的“圆”。不仅是“圆”，还有“点”、“线”、“面”，也只有理念中的，才是完美的。与现实相对应的是我们的感性能力，我们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其实是一个充满虚假和错误的世界。而唯有我们的思维，才能完全摆脱感性的束缚，带领我们进入理念的纯粹世界。正如巴门尼德所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其实是一回事情”。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一方面，唯有思维中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而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将我们导入歧途的“意见”，不是“真理”。另一方面，所谓的“真理”，真正的存在，唯有通过智力活动才能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如此一来，对西方文明来说，纯粹理智的思辨，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乐趣，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安身立命。据说，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因为思考问题，一不小心跌倒在一个水坑里。一个婢女就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些没用的事情。”对此，泰利斯一时竟无法反驳。事实上，泰利斯是后来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名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他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然，他的知识没有欺骗他，——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利斯便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泰利斯的行为证明，哲学家如果想发财是很容易的，可惜，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此。正如他所说的那句名言：“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的这个故事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这就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批思想家。在他们眼里，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的纯粹思辨不是为了谋求生计，更不是为了治国安邦，仅仅是一种乐趣。如果还要向下追问，他们是在追求纯粹的“真理”，追求真实的“存在”，从而超越自己的有限，体验造物主的神奇和上帝的无限。对他们来说，这种快乐，这种追求才是严肃的，而非孟子所说的“吾养吾浩然之气”。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一提人性，首先想到的是“性善”或者“性恶”，而西方思想家谈及人性，从来不关注这些所谓的道德属性。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说：“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 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因为太注重纯技术的东 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思辨的“用途”，不在别处，而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
据说，一个青年想跟随哲学家苏格拉底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
在
就这样，西方的文化传统对于纯粹的思辨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中国古代的“两可之说”、“白马非马”、“合同异”的诡辩一样，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也出现了类似的诡辩。赫拉克利特说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可以说开创了西方辩证思维的先河。后来，著名哲学家芝诺提出了著名的“两分法”悖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悖论、“飞矢不动”的悖论，“操场或游行队伍”的悖论。这些近乎中国古代“名家”的悖论在西方不但没有遭到排斥和绞杀，反而却是备受赞扬。正如美国数学史家E．T．贝尔(Bell)所说，芝诺毕竟曾“以非数学的语言，记录下了最早同连续性和无限性格斗的人们所遭遇到的困难。”芝诺的功绩在于把动和静的关系、无限和有限的关系、连续和离散的关系惹人注意地摆了出来，并进行了辩证的考察。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芝诺主要是客观地辩证地考察了运动”，并称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人”。
就是在这种“为思辨而思辨”的活动中，西方产生了一个“智”的传统。“智”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而是追求真理，投向上帝。正因为此，摆脱感性认识的理性科学在西方较为成熟地发展起来了。形式逻辑学、天文学、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都在古希腊人的大脑中完成了其雏形。而中国古代的思辨思维，却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事功追求中被淘汰了。而这，可能是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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