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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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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庆振,出生于1940年4月25日,196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技术人员,北京科海高技术集团公司总裁,现任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在80年代初中关村最早出现的民营IT企业里,科海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家。科海这个名字,是从“科学院”和“海淀区”中各取第一个字构成的。科海的全名是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它的创办人陈庆振,196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一些与国防有关的科研任务,后来调到了所里的科技处,管理绝密科研档案。由于工作的关系,陈庆振有机会看到很多科研成果材料,他惊讶地发现,很多很先进的成果,在研究工作完成后就变成了一堆资料,却不能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他觉得很可惜。于是陈庆振先后找到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科协等单位,呼吁要充分利用科研成果,也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希望引起重视,但是都收效不大。

    在文革结束后,国家领导人很希望科学院尽快地搞一些能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成果出来。但是科学家的想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由于被文革耽误了10年,中国的基础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了很多,因此应该先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当时胡耀邦找了一些科学家座谈,提出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家的反应比较冷淡。但是,科学院的管理机关这时却比较着急了,因为如果出不了成果,国家给科学院的经费就可能会被削减。于是科学院计划局决定成立成果推广机构来促进此项工作,陈庆振被看中是做此最适合的人选,所以被调到了计划局。

    在1982年,科学院在民族宫举办了一个成果展览会,展出了很多成果,如何把这些成果应用到国民经济中去呢?当时,像陈庆振这样的科技干部,月薪是60元,科研人员的出差补助是0.60元/天。如果到全国各地去推广成果,大家都不愿去,难度较大,所以他们决定在科学院所在的海淀区先进行试点。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海淀区政府的支持。当时陈春先创办的民营企业刚刚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所以,陈庆振决定效仿这个做法,不要国家的投资,成立一家民营的企业来做这个成果推广工作。于是陈庆振从区里的“新菜田改建基金”里暂借了10万元,在北大西门外畅春园北的海淀公社那里借了三间办公室,于1983年元月份筹建科海公司,五月份正式成立。当时科海的口号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当时科海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中国科学院花了大量的经费和科学家的心血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应用科技成果,能够让它产品化,推广到社会上去得以应用。推广首先在海淀区开始,在区里面的一些乡镇企业那个时候叫社办企业推广。推广了一阵子以后,推广了几十项成果,最后成功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失败了。在这种情况下,陈庆振经过反复研究就发现了几个问题,一个是科海推广的是科学院的成果,科学院是搞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毕业于理科学校,连绘图课都不上的,这里创造出的成果是为了科研而搞的一些简单装备跟原理性的实验仪器或者设备。尽管它已经是世界水平,或者是科学技术水平很高,但是不具备商品的品格,只是一种原形。把这种原形实验室搞科研用的装备推广到乡镇企业里面去生产,会产生两种结果:一个结果是生产不出产品,因为乡镇企业都是农业大军转业来搞工业的,把科学院的比较尖端的设备仪器让他们生产,有很大的落差。另外一个结果是,科学院成果本身不熟,既没有工艺又没有做过终试,是一个原机样品,只能在展览会上展示、演示,根本没有办法复制,而且当时不懂成本,也没有成本这一概念。当时问工作人员这个产品成本是多少,他会给你一个数字,真正工厂生产出来之后才发现差距太大,原来利润有一倍,出来之后却赔钱。

    最后陈庆振明白了一个道理,科学院的成果不熟,要想到企业生产必须孵化,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产品的开发。于是科海建立了一个中间实验厂,让科研人员和工人一块儿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孵化成可以供工厂生产的东西,再下去生产,这是科海当时做的工作。
      这些工作做起来比较困难,科海成立了一些开发部,由研究所招一批人来,自己拿过来生产孵化,一个一个去搞。科海当时有若干个开发部,开发了不少项目。但课题组有好的项目一旦开发出来,不知道怎么整合社会资源。自己把一个产品开发出来,然后自己生产,不知道怎么运作资金,小打小闹卖了几台赚钱再扩大。

    陈庆振认为:“创业的时候有一种心态,总想把自己的技术由一项专利变成一个产品,办一个公司,这种情况下,总有一种心态,就是这个专利是我的,技术在我手掌握着,不肯跟别人分享。愿意百分之百受自己控制,不愿意切除一块吸引资金跟别人合作。这样资金缺、管理跟不上,所以技术人员又要搞管理,又要去找钱,又要去管工艺,又要去管销售,你不可能样样都懂,你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势必产品推向市场时间要延长。在延长过程当中,可能国外同类产品出来了,比你还好还快,或者竞争对手把你挤垮了。”

    尽管科海失败了,但留给我们的教训的历历在目的。“应该是要绝对数,不要计较百分数。”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宁愿独家占有不愿和别人分享。中关村创业的企业当中,有许许多多不错的产品,最后舍不得拿出来跟别人合资,舍不得拿出一点股份吸引资金进来,舍不得跟别人合作,跟市场合作,最后自己萎缩,最后被淘汰。创业的时候拥有专利和技术的人要想做大,首先得把战略搞清楚,把市场搞明白。光技术变成产品占领不了市场,一定要在制定了战略之后,引进先进的技术,引进资金,引进优秀的人才,引进管理机制。把这些资源有效整合起来,自己的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去占领市场。如果光是技术再先进,不能够把人才吸引进来,不能够把治理结构搞好,不能制定一个很好的战略定位和一些具体做法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不成的。

    在中关村繁荣的今天,陈庆振对创业仍然充满希望,他认为在中关村创业的企业当中,有许多不错的产品和技术,如果能制定一个很好的战略定位和采取一些合理的管理方法的话,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目录

王辑志:记科海公司的创业编辑本段回目录

图文:中国民协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陈庆振

在八十年代初中关村最早出现的民营IT企业里,科海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家。

科海这个名字,是从“科学院”和“海淀区”中各取第一个字构成的。科海的全名是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它的创办人陈庆振,196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一些与国防有关的科研任务,后来调到了所里的科技处,管理绝密科研档案。由于工作的关系,有机会看到很多科研成果材料,他惊讶地发现,很多很先进的成果,在研究工作完成后就变成了一堆资料,却不能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他觉得很可惜。于是他先后找到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科协等单位,呼吁要充分利用科研成果,也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希望引起重视,但是都收效不大。

在文革结束后,国家领导人很希望科学院尽快地搞一些能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成果出来,但是科学家的想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由于被文革耽误了10年,中国的基础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了很多,因此应该先去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当时胡耀邦找了一些科学家座谈,提出科研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科学家的反应比较冷淡。但是,科学院的管理机关这时却比较着急了,因为如果出不了成果,国家给科学院的经费就可能会被削减。于是科学院计划局决定成立成果推广机构来促进此项工作,陈庆振被看中是做此最适合的人选,所以被调到了计划局。

在1982年,科学院在民族宫举办了一个成果展览会,展出了很多成果,如何把这些成果应用到国民经济中去呢?当时,象陈庆振这样的科技干部,月薪是60元,科研人员的出差补助是0.60元/天。如果到全国各地去推广成果,大家都不愿去,难度较大,所以他们决定在科学院所在的海淀区先进行试点。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海淀区政府的支持。当时陈春先创办的民营企业刚刚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所以,陈庆振决定效仿这个做法,不要国家的投资,成立一家民营的企业来做这个成果推广工作。于是老陈从区里的“新菜田改建基金”里暂借了10万元、在北大西门外畅春园北的海淀公社里借了三间办公室,就这样创办起了科海公司。

当时科海的口号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一开始,科海的人员跑遍了海淀区属下的所有企业,用科学院的成果和企业配对,结果谈了几十项,谈成的很少。原因是,企业认为科学院的成果是骗人的,根本不实用。例如,化学所有一项成果——人造大理石,当装修到海淀的一家面包房里做墙壁时,烤面包时室内温度一高,大理石就变形了。其实,人造大理石的耐温程度和它在制作时的固化温度有关,企业不懂这个道理,所以生产的产品就不过关。而科研人员则觉得企业的素质太差,因为海淀很多企业是由于农民的土地被占了而改制所产生的,管理者连酸碱中和的道理都不懂,也不懂欧姆定律。这样,你看不起我,我不相信你,双方谈不到一起。虽然科研人员看不起农民,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其实也有很多东西不懂。例如他们不懂得要制订产品标准,制订工艺流程,他们的成果都只是在实验室里的东西。所以,把企业和科研机构拉在一起就搞成果推广,实践证明这种想法过于简单了。

上述失败,使老陈明白还缺一个中间环节:应该有一个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的中间实验基地。于是他们又向科学院申请了20万元的贷款用于建立基地,科学院秘书长顾以健还在申请报告上加了5万元,表示了对此事的支持态度。这个实验基地建在了海淀区的一家倒闭的企业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就是科研成果的孵化器。虽然有了这个孵化器,还是出现了很多预料不到的问题。例如,科研人员说,我们这个产品比进口的要便宜,利润率将高达100%,于是项目开干了,可是企业拿去生产之后才发现利润几乎为零。原来科研人员只计算了材料成本,没有把工人的工资、生产设备的折旧、运输费等工厂的其它成本计算在内。另外又如,当时这个实验基地还上了一个制作小电弧炉的项目,这个产品是为生产超导材料用的,等产品开发完成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在全国市场的需求总共才12台。这时他们才发现,并不是有了科研成果就一定值得去商品化的,还要看市场的需求和规模。所以,他们后来又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技工贸一体化”的口号。

17年过去了,科海关于科研成果商品化道路的探索经验,对于现在正在从事科研成果孵化器的公司来说,是不是还有借鉴的价值呢?(王辑志,2001年09月29日)

四通故事(19)陈庆振编辑本段回目录

 

当时,四通还是刚诞生两个月的婴儿。账上只有一万多元人民币,就想做几百万元的大生意,简直是匪夷所思。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当年是如此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但当时,不觉得,所谓无知者无畏吧,只知道埋头往前冲。

吉人自有天相,关键时刻,我们得到了一位“贵人”相助。各位千万别想歪了,以为这位“贵人”是什么大官,不,是我们从市场上找到了一位大客户。

这位大客户,我们的“贵人”,就是科海公司的总经理陈庆振。

科海公司,全称科海新技术开发公司,比我们早成立一年,是中科院与海淀区政府联合创办的科技企业。那时候,我们还在板井村的一个传达室里立足,他们已经在中关村有一个相当大的门市,开始销售PC系统。我经常到那里去观摩学习。

陈庆振比我年长六岁,南开毕业,原来是中科院物理所科技处的干部。在他眼里,无论是四通,还是小万,都是小兄弟。他也很有长兄风范,每次见到我,总是耐心地向我传授一些商场上的ABC,我也获益良多。

当时,一台PC的价格大约是3-4万元人民币,配一台九针打印机,三千元人民币。我试探着问老陈:“如果我想配一台24针的打印机呢?”

陈庆振回答:“大约要九千元人民币。”并且耐心地解释,电子产品的市场价格,大约是进口美元价乘十,折合成人民币。24针打印机,进口价大约要一千美元,市场价应该是一万元人民币。所以,他们的九千元人民币,已经是很好的价格。他又说明,24针的打印机没有现货,还在进货过程中。

我又试探着问:“如果我们按五千元人民币一台的价格给你们供24针的打印机,你们会接受吗?”

老陈听了眼睛一亮,像是发现了金矿。因为当时卖PC的利润很薄,每台也就是赚几千元。如果五千元进打印机,他们笃定卖九千元,资金利润率相当可观。

我开价五千元人民币,是临时想出来的。老陈刚教了我乘十的定价原则,立竿见影,就用上了。我经常这样现学现卖,而且胸有成竹。但陈庆振当时不放心,他怀疑这个价格的真实性。那时候公司要下班了,他热情地邀请我:“走,到我家里去接着谈。”

我跟着老陈到了他家里。他耐心地继续给我讲解做生意的基本常识:当时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价是2.8,加上关税和其它成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差不多也要乘五。所以,在他看来,五千元的定价,对我们来说是无利可图。

出于一种本能,我口风极紧,闭口不谈我们的进口渠道和价格。只是信心满满地向他表示:“我们做得到。”

老陈诚恳地说:“我们从哪里进都是进,如果你们能做到,我就从你们那里进。”

“但是,你们要付定金。”我怯怯地说。

“当然。”陈庆振很痛快。

第二天,科海就拿来了订货合同,还有定金,一张一百万元人民币的支票。

有了科海的合同和定金,崔铭山又找到海淀信用社的老祁,贷到了一百万,利息比国家银行的牌价高百分之十,限期一个月。

哈哈,腰包里有了两百万,可以做点事情了。

与陈庆振谈民营科技企业 编辑本段回目录

    8月18日,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原科海总裁陈庆振为纪念华贻芳逝世四周年的追思会的事宜专门来到长城所,我们就民营科技企业和中关村发展等话题进行了讨论。林京耀、刘志光、武文生和张明也一同在座。

    我与陈庆振早在90年代初创办长城所之前,我尚在《民办科技实业》杂志编辑部做主任之时便已结识。后来我们因为长城所承担的第一个中关村二次创业的软科学课题而有了更加广泛的接触,他多次被邀请为课题的专家与长城所商讨“二次创业”等诸多议题,算是我的老朋友了。陈庆振是第一批下海的科学家,1983年参与了科学院院部的成果推广中心——科海新技术发展中心的筹建,成为了科海的负责人。科海的意思是科学院和海淀,科海是电子一条街时代中关村先期成立的公司之一。在八九十年代,科海是中关村的重要企业,陈庆振在发展民营科技企业方面也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在第一批民营企业的发展中,他与信通、四通等企业有很多相互帮忙,尤其是信通出事后,科海的帮助更是中关村早期企业史中浓重的一笔。

    后来陈庆振被邀请做中国民协的秘书长,据陈庆振讲,他本来是受×××的委托到民协帮忙的,但是后来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包括段永基出任民协理事长,他不但没有卸任,而是做了几届,一直做到现在。他说民协的工作需要有为民营科技企业做事情的动力。

    我们聊到了《中关村改革风云纪实》一书。这本书陈庆振和李国光的动议,得到了赵凤桐、段永基、柳传志的支持,并在民协里设立了一个编辑部,并邀请张福森作为主编,朱丽兰、陆宇澄、段柄仁为顾问,副主编是沈仁道、胡昭广、李荻生、张景安、赵凤桐、柳传志、段永基和陈庆振,编委包括于维栋、王晓兰、史定潮、邹祖烨、赵慕兰、夏俊生、戴卫等人。这本书描写了当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中关村科技人员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旧传统观念,走出大院、大所、大学,在中关村地区“下海”创办科技产业,探索科技体制改革,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过程。由于初期的资料不是很多,所以这本书的素材主要来自中关村的第一代企业家的回忆。这本书是中关村改革回忆录丛书之一,据陈庆振讲,虽然编辑班子已经解散,他们还会继续把回忆录丛书写下去。

    去年的时候我就想举办华贻芳的追思会,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成,今年陈庆振对我的提议很支持,我们将邀请企业、园区、政府等各方嘉宾出席追思会,并以后不定期的举办主题会议,回忆往昔,探讨时事,激荡出更多思想的火花。(王德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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