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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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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三大技术元老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出了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公司;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出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公司;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出了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公司。而在今天,倪光南和王辑志早已出局,王选在历经“逼宫事件”之后,也已经淡出了。中关村变成了商人街,已经没有科学家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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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含金量最高的三位技术元老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关村到底有没有技术?如果没有,那么,方正照排系统为什么能很长时间拒Adobe这样的 国际 巨头于国门之外?四通打字机为什么能支撑起四通这样一个大公司?联想汉卡怎么 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有时候,争论并不能使我们澄清认识,而对事实的陈述反而能加深我们对问题的领悟,下面 就让我们走近中关村含金量最高的三位技术元老,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

今日王选?
1997年,60岁的王选说他当时每周只工作40多小时,王选把这句话的重音落在“只” 字上,这是因为从1975年到1993年的18年间,他一直每周工作65小时,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 。 王选说:那18年是他的创业期,当时条件差,前10年还没有奖金,后来报酬也不高。自己既 要在第一线上奋斗,又要负责整个照排项目的协调管理,两副担子都很重。?
今天的王选认为自己轻松多了,但在我们眼中,王选依然很忙。?
1997年8月22日上午,王选接受《计算机世界》报采访之前接受了《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 青人成长 的半小时采访;下午接待天津市副市长之前,他还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关于高科 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采访;然后要参加周培源基金会理事会;晚上,英国女王的表弟在英国使 馆请他吃饭。?
这就是王选1997年8月22日的一天。?
我有自知之明?
关于60岁的王选还要忙多久?王选表示:他只会再做三年,三年之后最好行政职务都辞 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王选认为自己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的优点,我知道我不行的地 方,我也知道我已经60岁了,在计算机这种新兴领域里,60岁很难跟得上技术的迅猛发展, 我这个年龄容易阻碍年青人的发展。我退下来,对方正的发展更好。退下来后绝不做太上皇 。”?
王选最反对挂名。“我挂了名,底下人还有什么责任感、积极性。过去就是这样做的, 即使我在项目中做了具体工作,如果贡献不如年轻人,署名只能排在后面;如果我在项目中 只做了组织工作,就不署名。”?
尽管如此,王选还是认为他客观上“剥削”了别人。“尽管我没有主观上剥削别人,但 恰恰是我剥削得最多,因为最终外界还是认为‘什么都是在王选领导下完成的’,其实我脱 离第一线具体技术工作已经四年了。”?
说起方正年青人的成就,王选显得眉飞色舞,语调轻快急促,恨不得把所有有成绩的人 挨个称赞一番。?
“现在整个方正的技术主管是40岁的博士生导师肖建国。担任方正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 年多的肖建国,在项目和市场结合、项目计划进度的监督以及协调方面都比我掌舵时做得好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出版系统的核心部分“栅格图像处理器”的研制方面,王选认为,领导第六、第七代 研究的31岁的阳振坤副院长比他承担了更加繁重的任务。“前五代是我领导的,我领导前五 代研究时,汉字还有一定的保护,而阳振坤时代已经没有保护了,他面临的是与国际最强大 的竞争对手较量。”?
“在软件方面,汤帜和李平立主持的飞腾打入日本日文市场,而我只是使国产照排系统 垄断了国内的市场和进入海外中文市场。”?
“另外,近年来,方正在实践中锻炼出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企业家,31岁的方正电子执行 副总裁赵威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为了突出年青人成就的不凡,王选不惜压低自己。?
看着年轻人的成功,王选为他们高兴,为方正事业蒸蒸日上高兴。王选说:“这个行业 竞争非常激烈,年轻人绝对有优势,在计算机界很少有45岁后创业成功的。”?
我不是企业家?
尽管王选有“自知之明”,尽管王选在淡化自己现在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直至今 日王选仍然是方正的象征。一般来说,一个公司的象征大都是这个公司的总裁,而王选从来 没有担任过方正总裁,他自己也明确表示不是方正的企业家,但为什么王选一直是方正的象 征??
王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方正是以技术发家,同时一直以技术为本,公司一 切的一切都依赖于技术。方正的成名是由于‘告别铅与火’这场革命的巨大影响,方正10年 来利润的主要来源也一直是出版系统。方正首先是一个软件公司,其次才是PC机制造、销售 商和系统集成商。对于方正这样的以技术为本的公司,最大的风险是技术是否一直领先。” ?
王选说:“我不是企业家,我只是一个对市场有判断能力的技术专家。企业家要主管营 销,开拓市场,主管整个公司的运作和管理,而我只是主管技术。但我能判断,什么样的技 术是有前景的,是受市场欢迎的,我和企业家一起讨论可以加深这种判断。在这一点上,我 可能比好多专门搞研究的人强一点。我并不满足于得奖,我更看重市场的成功。有深厚技术 背景的人能对未来进行预测,能够看到技术对市场的冲击。比如彩色出版市场就是我们推动 市场人员去开拓的,开始时市场人员并没有看清楚它广阔的市场前景。”?
当我们问,是不是方正出版系统本身是一个十分有竞争力的产品,以致于它本身的竞争 力掩盖了方正经营人的业绩时,王选说:“市场开拓工作同样很重要,比如,指纹识别产品 同样是技术做得很好,非常富有创造性的产品,但由于以前的市场开拓工作做得不够好,技 术与市场结合不够紧密,一直没能火起来,而这个产品并入方正一年,市场就大有起色。这 说明方正的市场营销人员同样是很优秀的。”?
说起方正的企业家,王选认为方正的总裁一代比一代好,“第一代楼滨龙在创建公司和 开拓市场方面有功;1992年的第二代晏懋洵,不为自己谋私,也很敬业。每天从上午8点半 工作到晚上9点半、10点,回家后还要在脑子里过电影,整理一天的工作,但他在发挥下面 一批将才和帅才的能力和积极性上存在不足;1995年张玉峰任总裁后,在很短时间内使方正 股票在香港上市,并实现了研究院和公司的一体化。现在张玉峰任方正董事长,由张兆东任 总裁。1995年建立起的领导班子是10年来最好的班子,估计会稳定较长时间。”?
“方 正两次总裁更替都是比较平稳的过渡,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每换一次,方正都向着好的 方向发展。”?
没想到会有今天?
22年前,王选搞照排系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个产品后来可以支撑起一个北大方正来。 “我绝对没有想到会有后来的北大方正。那时,我想照排系统一定是交给工厂生产。我也没 有想过会有今天这样的荣誉和头衔。如果那时就一心想着荣誉和成就,也不会有今天的成绩 ,过分追求荣誉的人一般会急功近利。那时追求荣誉,不是做产品,而是写论文,评职称。 还没有做,就想着荣誉,什么事也做不好。欧美科学界流传下面的说法:‘一心想得诺贝尔 奖的人,得不到诺贝尔奖。’那时追求的是价值,是看到了取代铅与火带来的变革不可估量 ,是一场技术革命。”?
王选搞照排系统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当时计算机界有它自己时髦
的课题--操作系 统结构和数据库管理系统。搞这些的人认为,计算机这么高级的东西怎么能用来搞“黑不溜 秋的印刷”。当时好多人错误地认为,照排只是一种自动控制。?
而王选则认为,“当时传到中国的时髦东西在国外已经经过了延迟,你觉得时髦的东西 ,人家已经不时髦了。”而且,王选当时就预见到,像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这类领
域中国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而别人认为是“黑不溜秋 ”的东西王选则认为“出版系统里面涉及到很多前沿的技术”。另外,当时印刷界、出版 界一些很有名的人认为“照排再好,但中国拣铅字更便宜”,王选则预见到了照排给出版带 来的巨大变化和市场前景。?
对此,今天的王选深有感触地说,“选题的好坏和人的一生的成就关系很大。”?
我们今天说王选是个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不仅仅是因为王选选择了当时计算机界并不 看好的照排,而且因为,王选当时就敏感到要“跳过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第三代阴极射线 管照排机,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机”。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个构想是必须力排众议的。? 王选在回忆录《艰难的起步》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大字报批评我“喜欢一 鸣惊人”。现在看来,“喜欢一鸣惊人”、“喜欢标新立异”、“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第 一流的”这种雄心壮志都不坏,关键在于还要有严谨细致、脚踏实地和锲而不舍的实干精神 。?
70年代中期,王选经常是中国科技情报所所藏相关杂志的第一个借阅者。当时条件艰 苦,车费不便报销。从中关村到地处和平街的情报所,公共汽车票是二角五分钱,王选经常 少坐一站省五分钱。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复印资料必须很谨慎,对于字数不多的页,经常靠 手抄。王选说:“这也是我一生中承担的最困难的任务。”?
在产品的生产上,一开始只有王选赞成选择潍坊,其他人都力争与苏州计算机厂协作。 王选的理由是:积极性最重要,只要积极性高,技术力量可以加强。?
从1988年北大开始自己生产照排系统一直到1991年3月8日和潍坊分手,王选的解释是: “如果北大不自己生产,就无法保证进一步提高质量和竞争力。”当时潍坊和北大的合作还 是转让技术的方式,联系不够紧密,如果要进一步加深合作,王选认为只有“按股份做”, 但当时还没有股份制。?
在照排淘汰铅字以后,有人对王选说,你们的市场会萎缩,但王选让方正在“技术上不 断长出了新东西”:采编流程管理、检索、远程传版、彩色出版、广告管理和制作、多媒体 、动画制作等。拓展的新领域大多利用了方正已有的技术积累和市场优势,这一方针是“最 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投资”。“方正不随意开领域,开了则力求成功。”?
我在做一个实验?
王选认为,他对方正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用技术领先的产品占领 市场,更重要的是,营造了吸引人才的机制,树立了一种团结奋斗、不断创新的风气和氛 围。王选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形资产。”?
怎样使这种团结和谐的气氛坚持下去,让未来五年内扩充到1000人的方正研究院里的优 秀年青人创造奇迹,是王选现在思考最多、最感兴趣的“一个重大的实验”。?
王选说:“软件开发是一个集体性劳动,人才必须组织起来,围绕一个正确的方向,围绕一 个目标,才有价值。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青人,而是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的情形是 ,中国人只有到了国外,到了硅谷,受外国老板指挥才能把才华发挥出来。中国人难道只能 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有幸的是,王选认为现在方正研究院有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研究院年轻一代在继 续创造着这种气氛。所以王选说,他现在已经预感到了这批年青人将来能够创造奇迹,能够 造就国际一流的软件公司。?
“台湾朋友参观完我们的研究院说,‘像你们这样埋头钻研技术的年青人,台湾10年前 还有,现在已经很少了。很多年轻人想的是如何尽快赚钱。’韩国朋友说,‘韩国青年人很 多不愿意干埋头钻研技术的工作,因为太苦、太累。’我听了很高兴,物以稀为贵,越是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坚持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进入国际市场。急功近利成不了大事。 ”?
王选主张,研究院的新一代领头人要继续营造奋斗的气氛,以身作则,自己干得比谁都 多。“懂得团结人,懂得尊重人。最怕武大郎开店,要能够让有才华的人从自己手下冒出来 ,应该有这个风度,能够听取不同意见。”?
王选认为,人才,包括为人和才能,缺一不可。他对立志于走技术“路线”的年轻人的 忠告是:“技术上要突出,能敏锐地洞察发展方向,同时又要有市场头脑,能和市场紧密结 合,懂得什么技术和产品是当前或未来市场所需要的。有些技术尖子孤芳自赏,不懂得市场 需要,自认为高级的东西,市场并不一定看好,而失去市场就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另外要 有管理能力。”?
王选十分看好方正的未来,他说:“我们有领先的技术,有强有力的分公司,出现了一 批帅才和将才,管理水平逐步向国际靠拢。因此,10年之内方正将有很大的发展,并将在国 际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采访手记?
王选是个学者。采访王选之前,看过王选写的一些文章,文笔流畅生动,因此,觉得王 选一定是一个十分健谈,能牢牢掌握谈话主导权的人。为了不“跑题”,事先拟好了详尽的 采访提纲传了过去。?
见面时,第一句话,我就忙着解释:采访提纲只是一个参考,王老师不便回答的问题, 可以不答。而王选却说:“还是按照你们的兴趣来。”接着,王选拿出传给他的他已经 看过的提纲,取下老花镜,凑近,看完了一个问题,重新戴上眼睛,然后,娓娓道来。就这 样,王选拿着一份提纲,我拿着一份,按照采访提纲上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像老师解答学生 遇 到的难题一样,逐一解答。有时问题提得不太恰当,王选也详细解释其中的缘由,并站在我 们的立场上,理解我们原本的意思。本来采访王选这样的业界精英,是很有些压力的,没想 到王选竟是这样的配合。?
王选很善于从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为别人着想。在接受《北京晚报》关于方正年青人 成长的采访时,提到了很多年青人,采访结束时,王选专门拿了一张纸,写下了这些年青人 的名字,以防记者在写稿时,不知道这些名字到底该怎样写。王选体质文弱,谈吐举止从容 不迫,没有企业家雷厉风行的姿态和作风。但他做事却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含含糊糊 ,“晚上七点半,我一定准时到达大使官邸”,“我在这里等他们,等不到他们,我不走。 ”这就是王选和别人打交道时的爽快和果断。我想这大概和王选处处为别人着想的性格有关 。成稿后,传给王选审阅,王选又显露出了他作为学者的认真。在逐字逐句地推敲后,为了 让我们看得清爽,他又让人重新打印出来,传给了我们。当我们听说,王选正在让人重新录 入时,我们的心里直犯嘀咕,生怕文章被“伤筋动骨”,结果文章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 是王选的认真让我们“虚惊一场”。当我们正在做这个版时,王选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文 章中有两个错字和一个标点错误。其实,这些错误我们已经在校对时改正了,但我们还是为 王选的认真精神所感动。?
王选是一个细心、认真、记忆力非常好的人,他能一口说出和潍坊分手的时间是1991年 的3月8日以及方正照排系统前进中的每一个历程。阅读王选回忆自己研制照排机的文章,在 那里,你可能会以为王选不是科学家,而是个搞历史的。那么多的人名和时间,错综复杂的 关系和线索,王选在耐心地编织着它们。?
王选是方正的象征,但王选的办公室一定不是。这间办公室没有装修,丝毫没有气派可 言,它更像一个大学教授的书房;另外,王选现在的住房还是67平方米。具有三院院士头衔 的王选,完全用不着用气派和奢华来装饰自己。?
王选在方正非常受尊重,上上下下都喊他王老师。并不是见面才喊,背后也这样称呼他 。王选的秘书对王选的照片十分重视,她首先要求我用完以后一定要还,然后又让我打了个 借条,写上电话和呼机,最后,怕邮寄丢失,她问我:“有时间亲自送回吗?”?

王选眼中的好产品?
能让王选看上眼的产品不多,即便是方正研究院的产品,王选认为好的也不多。要让王 选说好,必需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是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发的产品。“开发第三代RIP的时候,因为当 时 PC速度很慢,靠纯软件不行,所以,早在1984底1985年初做设计的时候就采用了当时最先进 的专用芯片,提高了速度,占据了市场。NPM推出以后之所以会风靡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 就是它在硬件上采用了当时刚刚面世的黑白高分辨率竖式大屏幕Viking,使中文报纸第一次 在计算机上 ‘所见即所得’ 地整张显示出来。1991年的8月30日,我在香港发现了 一 台高分辨率彩色照排机ECRM,价钱便宜,报社也能负担得起,赶紧把它引进到国内,1992年 ,用上这种照排机的方正彩色系统,给方正带来很大的利润,否则仅靠黑白,我们早就萎缩 得一塌糊涂了。”?
第二是要有自己的创新产品。“方正RIP拥有9项专利,一项欧洲专利,8项中国专利 。 1989年,国外中文PS系统用激光打印机出300DPI低分辨率A4幅面样张,20分钟出一页,方正 RIP一分钟出6页,而且精密照排与激光打印机输出合用一个RIP,取得了明显的压倒优势。 ”?
第三是贴近用户的产品。“1988年的方正RIP在字型、倾斜、旋转、勾边、阴阳、半阴 半 阳上的变化,特别贴近当时用户希望版面漂亮、复杂的心理状态,从前的铅排从来也做不到 这些变化。另外,NPM使用户能够看着屏幕直接修改报样,让报社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
第四是要性能稳定的产品。“1987年的华光系统一开始不太稳定,后来北大开始生产照 排系统,市场上有了竞争,潍坊和北大两个系统都稳定了。”?
第五是在较短的时间里做出来的产品。“时间一拖长,市场就没有了。”?
在王选眼里,方正1988年创业之初的三大产品RIP、NPM和书版都是符合上述五个条件的 产品。“方正RIP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同时出胶片和纸介质的RIP;NPM第一次做到了中文报纸 排 版的‘所见即所得’;BD语言功能极强,现在每年都还能卖出几千套,出版社60%到70%都 在用它排书。”?
在方正研究院,符合这五个条件的产品,王选认为还有后来阳振坤主持开发的第六代RI P和第七代RIP以及开始由邹维负责,后来由郭宗明主持开发的点睛动画制作软件。 但“方 正 也有不少产品不符合这五个条件,比如不贴近用户,推出以后改呀改,拖后了进度,失去了 竞争力。有的产品缺乏 ‘一着鲜’,没有突出 ‘卖点’。”?
在王选看来,1988年到1992年是方正的创业阶段,1993年方正集团成立,意味着方正创业完 成, 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创业阶段,方正人均利润极高,后来的人均利润一直没有超过创业阶 段的人均利润,这与方正在一开始就有三个叫得响的产品有很大关系。”?

倪光南研究员?
倪光南,1939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1961年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毕业后到中科 院计算所工 作。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计算机及其应用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曾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几台大型 计算机的研制,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1981年至1983年受聘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 访问研究员赴加工作。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主持开发了联想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型机 ,先后于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工程院院士。 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联想集团研究员。?
业界对倪光南最大的误解莫过于倪光南离开了联想以及他为什么要离开联想。其实,倪 光南并没有离开联想,他现在还是联想的研究员。倪光南名片上的Logo(徽标)还是联想的 Logo(徽标),只不过他现在不再担任总工罢了。1984年12月,当王树和、柳传志 、张祖祥(当时计算所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邀请倪光南加盟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 的时候,倪光南考虑了一天,最后回答:“如果能让我专心致志搞科研,不参与任何行政事 务,公司又认真负责经销汉卡产品,我就可以到你们的公司去。”现在倪光南不在总工的位 置上,腾出空静下心跟踪一些最新技术的动向,是不是正契合了倪光南多年的
夙愿??
退下来的倪光南还兼任了几个地方政府的顾问,协助地方发展高技术产业,他认为这也 是他“义不容辞”的事。?
涉及联想,倪光南说,在联想已经快14年了,对联想有感情,所以,“任何时候都不会 做对联想不利的事”。倪光南解释他从总工的位置上退下来的原因时,只说了一句话:“为 了联想的利益。”?
回首当年,总让人感慨良多。倪光南称,自己对联想最大的贡献是主持开发了联想汉卡 和联想微机。?

从联想汉卡到联想微机?
自70时代起,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的倪光南便开始了两个方向的研究:一个是模式识别, 另一个是汉字信息处理。倪光南当时把自己的一个研究方向定位在汉字信息处理上是由于他 认为,Computer翻译成计算机并不太合适。“这种翻译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认为计算机只是 用作科学计算,其实计算机更多地是用作信息处理,科学计算只是一个方面。”当时的倪光 南就意识到中国人要用计算机处理信息,必须让计算机能方便地处理汉字。?
到了1979年,倪光南、竺乃刚和他们的研究组一起在中科院计算所自己生产的111大型 机上,开发出了“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他们给这台大型机配上汉字显示器、键盘和打 印机,使之能够处理汉字。倪光南经常亲自拿着光笔,一个偏旁加一个部首地用拼形的方法 给人表演汉字是怎样输入计算机的。?
最让倪光南自豪的是,他的光笔输入法具有联想功能,输入“中”字后,“国”字就会 自动联想出来待选。“人看了上文就可以知道下文。既然计算机有智能,为什么不能让它像 人一样产生联想,帮助人推断下文呢?”这就是联想输入法的由来。?
倪光南的另一个研究方向模式识别也出了成果,也是在1979年。倪光南主持做出了“手 写文字识别系统”,包括扫描机在内,这个系统的所有软硬件都是倪光南他们自己做的。虽 然这个系统做了出来,也获了奖,但后来还是被倪光南放弃了。“在当时的计算机软硬件条 件下,OCR太超前,尽管想了很多办法,系统也能够表演,但不实用。因为硬件价格太高, 软件能力也不够。”?
倪光南的模式识别和图形学研究为他赢得了去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的机会。1981年, 倪光南作为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每年在全世界邀请一个的“访问研究员(VRO)”来到了加拿 大。在加拿大两年,倪光南除了学到了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和C语言以外(联想汉字系统一 开始就是用C写的),更重要的是他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计算机将会大规模地普及,计算 机不再是一个学术上的东西。倪光南认为去加拿大是他学术生涯和人生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 。?
1981年倪光南去加拿大的时候,在计算所的工资是一个月70多元,在加拿大的收入是70 元的近百倍,但1983年倪光南还是从加拿大回到了中国。“一次,我看到鞋店漂亮的橱窗里 陈列着意大利皮鞋、英国皮鞋和美国皮鞋,而在门口一个筐子里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大堆布鞋 ,上面写着:$1.99一双任拣。我拿起一双鞋来,上面印着Made in China。后来,我又陆 续看到了一些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是轻工产品,就是农产品,而且,往往都是最低档的。” 为此,倪光南下决心回国做高科技产品,卖到国外去。“不能叫外国人太看不起了。”?
柳传志曾经指出:“倪光南从加拿大归来,本可在计算所搞世界尖端的模式识别课题, 来个‘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以博尊重。可倪光南却选择了最有应用价值和市场最急需 的汉字处理技术。”这是倪光南的眼光。?
1983年,倪光南回到计算所,用Z80芯片开发出了LX80联想汉字图形微型机,这是一台 除了Z80芯片外全部都是由自主设计的完整的8位机。这种机型曾经转让给了大连、广州、四 川的三个工厂生产,一共生产了600台。?
但是,当倪光南看到有硬盘的IBMPC/XT和严援朝在PC上开发的CCDOS(尽管软 汉字显示汉字速度很慢,而LX80每秒钟能显示几千个汉字,打印很漂亮,又有自己的联想输 入法)问世时,便决定放弃LX80,下决心把LX80的技术浓缩到PC上的一块汉卡。“从 技术上 讲好像是往后退了,因为LX80整个系统是我们做的,到了PC上就只做汉字的显示输入输出部 分,一台整机成了一块汉卡,但我们必须跟上世界潮流:PC是16位机,而且是工业标准。做 产品和搞科研不同,做产品第一要素是市场能否接受,而不在乎科研水平的高低。计算机不 是一个学术的东西,它是个产业。”这是倪光南的眼光。柳传志称倪光南是“假书呆 子”。 倪光南认为“真书呆子”和“假书呆子”的界限只有一点:“真书呆子”做出一个成果会把 它锁在书柜里而再去做别的东西,而“假书呆子”明白,这只不过是接力赛的第一棒,还要 传给第二棒,第三棒……一直传下去。?
LX80向PC移植,软件上要从CP/M转到DOS,硬件要把原来的整个LX80浓缩到汉卡上。就 在倪光南的开发组紧张地进行移植工作的时候,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找到了倪光南。提 起自己和这三个联想创始人的关系,倪光南有些兴奋:“我和张祖祥从1962年在119机一起 倒班工作时就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了;和柳传志曾是1974年至1975年‘五七干校同学’,又同 在 一个研究室,感情很好;王树和原在所业务处工作,是我的老上级,所以彼此之间都能充分 信 任。”而且,在LX80的转让过程中,倪光南也深感国有企业机制行动的迟缓,所以,倪光 南欣然加盟了计算所公司。因为,此前“深圳工贸中心”和信通公司支持过倪光南做的LX80 向PC移植成为联想汉卡的工作,后来,计算所公司给了它们一些补偿,使汉卡成了自己的独 家产品。?
1985年春节,倪光南的开发组紧张加班做出了样卡,“在公司负责生产、销售、服务的 同志们共同努力下”,4月,推出了第一块联想汉卡(一型)产品,它是用扁电缆互连的三 张卡。“因为要赶时间,市场不等人,所以,把工作量减到了最小,只做最必要的,当时还 来不及把三块卡缩成占一个槽位。三块卡虽然在工艺上不太好,但它的功能很强。”倪光南 强 调,高技术产品开发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把进入市场的时间放在第一位。“现在看一型卡 是只丑小鸭,但是没有它,也就没有以后的二型、三型……。一型卡推出后,许多用户如首 钢、国家体委、北京吉普车公司等等都给以好评。”?
对联想汉卡的真正考验是1986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汉字系统对口赛。“当时参赛的有新 时代汉卡、二炮研制的汉卡、CCDOS等等”,题目是编辑文件,做数据表,进行排序、检索 ,造字,然后打印。为了保险起见,倪光南亲自上机操作,“因为我最熟,我第一个交卷, 并以最高分得了一等奖。”?
“可见,我们的‘丑小鸭’比别人的‘丑小鸭’还是强一些。1986年7月,联想汉卡获 得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的应用支持系统奖。1986年8月,只占一个槽位的二型卡问世, 汉卡就这样一个型号接着一个型号向前发展,走过了10年。”?
联想汉卡为什么没有做一个像WPS一样的字处理系统,最终,被方正Super汉卡在90 年代初夺去了很大一块市场?“从1988年起,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在香港开发联想微机上。 联想汉卡的软件2.17以前的版本是我负责,3.0以后是年轻人负责。在软件设计的指导思 想上,我们当时把主要精力用在了系统软件方面,而应用软件我们没跟上,少了一支队伍。 后来,我们发展了联想Office,才把重点移到了应用软件,但这个计划和微软直接形成竞争 ,时间上也晚了。在这些决策上,说明我们对市场研究得不够,因为大的方向我们都一起讨 论,所以不能怪年轻人,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1988年以后,倪光南的心从联想汉卡移到了联想微机上。“我当时看到了汉字平台技术 前途不大。我去过微软三次,也和盖茨一起吃过饭,对微软比较了解。微软已经把多语言支 持作为了公司的决策,如果我们再搞中文平台就相当困难了,今后的中文系统只能起增值作 用,而很难再成为中文平台了。”这是倪光南的眼光。?
1988年倪光南带领一支精干的队伍来到香港和深圳,准备做联想品牌的PC。“计算所出 身的人对自己过去做的一些计算机感觉很不错,这些计算机也为国家一些重要项目作出了贡 献,但那都是一台两台,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让中国人都能用上我们自己设计生 产的计算机。”?
倪光南在香港首先研制的是主板。“因为主板比整机容易做,容易销售。”但联想出口 的第一批2000块主板曾面临退货的危险,最后还是倪光南在危机时刻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 但这次经验使倪光南在第一批联想286微机在国内推出时很紧张,“怕出问题。好在联想286 很稳定。北京的前门地区有一家用户失火,把联想286的外壳都烧得变了形,然而再开机, 运行正常!这使公司上下都很自豪。”?
“与现在的PC不同,当时各家PC在电路设计、性能指标方面都不相同,联想286的速度 是当时AST286的1.6倍,它的主频达到了16M,而AST只有10M。用测速软件SPEED2
.0测试,AST286是16M,而联想286达到了21M。”?
1989年,联想286在汉诺威博览会亮相 获得成功并打入国际市场后,到1992年,联想主板占了世界市场份额的2%。倪光南
在加拿大看到中国布鞋时引发的心愿实现了。?

联想为什么?
联想是什么?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用不着多说,而联想为什么?说法却不尽相同。这一 点并不奇怪,因为无论再高深的理论也只不过是对实事的一种解释而已,而且,解释永远是 第 二位的。最重要的是联想业已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这个事实,这比任何关于联想为 什么的深刻解释都重要得多。?
任何关于事实的阐释都基于阐释者所处的位置、时代以及他的角度。处在倪光南的角度 ,他希望全面理解“联想是以20万元起家”的说法。“这种说法固然反映了股本是20万元的 事实,也反映了联想的发展速度,但最好不要理解为:联想就是靠这20万元发展起家的,因 为起家时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起了更大的作用。”“有人写书误把联想汉卡说成是1986年由 公司投资才开发出来的,这样,公司成立后的1985~1986年就变成没有拳头产品了。于是作 者解释说,第一年公司的300万营业额和70万利润,是靠做‘500台电脑的验机、培训、维修 ’服务,靠‘流大汗’赚来的。”“这么一写,我们在计算所的10年研究开发,公司职 工奋战出来的一型汉卡,一型卡创造的直接和间接效益,它的广大用户和用它得到的对 口赛两个奖等等被统统一笔勾销了。作者可能没有看柳传志在联想集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这个有中科院、北京开发区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柳传志总结说:‘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 想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联想汉字系统自投放市场三年多以来,共销售了二万套 ,创产值6000万元,1988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倪光南指出:“联想汉卡在公司成立的头三年里,营业额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38%,利 税占到了45.6%,除了这种直接的经济效益外,正如柳传志同志所说:‘联想式汉卡是参 与市场竞争的拳头产品,至今已销出的一万套联想式汉卡,不仅取得了明显的直接经济效益 ,而且其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相当可观的。’1985年到1996年,联想汉卡8个型 号,共销售出了16万套。”?
“四通有打字机和四通利方,联想有汉卡和微机,方正有排版系统和中文之星,所以这 些公司发展起来了,而信通没有了,科理高也没有了,因为实在想不出它们有什么拳头产品 。中关村如果只是靠做贸易中心就长久不了,硅谷不是贸易中心,硅谷是新技术的发源地。 ”?
“信通比计算所公司早成立二年,当时颇有名气,但它没有拳头产品,后来,努力开发 “小巨型机”,试图用贸易积累的资金进行支撑,但因利润不足捉襟见肘,最终由于各种原 因它退出了历史舞台。‘科理高公司’当时也比计算所公司大,它的领导人看到联想汉卡利 润好就说,要用半年时间做出比联想汉卡更好的汉卡!但始终没做出来。”?
十年总工?
打电话联系采访,接电话的小姐一口一个倪总,让我们误以为倪光南当上了什么公司的 总裁,后来才知道,原来这种称呼只是倪光南在联想十年半总工称呼的延续。10年总工,倪 光南的体会有三点:“谁也不是天生就该当领导,这里面有客观机遇。如果同事们没有开公 司,我恐怕还是计算所的一个普通研究人员。”?
第二,“要认定被你领导的人和你是平等的,他们和你一样能干,一样聪明,甚 至在某些方面比你更高明或者在大多数方面都比你高明。企业领导人最重要的是把部下的积 极性发挥出来,而不是和部下比谁更聪明?比谁更能干?”?
第三,“企业领导人要认识到自己是会犯错误的。谁都不是神仙,因此,不要把自己神 化,这样才能听得进意见,出了问题才能够及时改正。”?
10年总工,最让倪光南欣慰的事是自己部下的年轻人出去后“基本上没说过我坏话”, 而且还经常联系。“这说明我没有压制他们,我在学术上不保守,如果年轻人超过了我,我 就再去开新的项目。”?
倪光南很庆幸自己学的是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里从一开始他就出类拔萃。1956年倪光南 考入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学的是无线电专业,5年间所有的功课全部是5分。 在学校里,倪光南没有学过任何计算机的知识。“当时,我误以为有了计算机,各种文字可 以自动互相翻译,外语就不用学了。”?
1961年,倪光南被分配到了中国第一个搞计算机的研究所中科院计算所。倪光南是在参 与中国第一台自己设计的电子管计算机119的研制过程中入的计算机门。倪光南在这个时候 看了关于数字运算原理的书和前一台计算机104的全套资料。在研制119机的过程中,倪光南 当上了外部设备的插件(线路)组长。“无线电的线路数目很少,而计算机有大量重复的线 路,有几千个线路之多,是通信设备线路的几千倍,所以我感觉到有很多新的问题,很有兴 趣。”当时倪光南的“看家本领”是能背出外部设备部分的逻辑图、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 每天都会有的出故障的电子管。?

凤凰涅?NFC40??
从表面看,优秀的人不会被失败击倒,却容易被辉煌的成功捆住手脚。人们说,M S-24 01捆住了段永基做汉卡的手脚;联想汉卡捆住了倪光南做软汉字系统的手脚;但求伯君不愿 被WPS捆住手脚,主动放弃WPS for DOS全力转向Windows,没想到却转早了,DOS中文平台最 后一块“肥肉”让UCDOS吃掉,盘古好大求全,也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
所以,凤凰涅?NFC40?不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更是一个时间难题。所有的人都明白,任 何事物都要经过成长、全盛和衰退阶段,但确切地给出其时间表却是十分困难的事。?
在外人看来,段永基放弃MS-2401做汉卡或者一边做MS-2401,一边做汉卡是一件十分 容易做出的决策;在外人看来,早已掌握汉字平台技术的倪光南做出一个软汉字平台来一点 都不难,难道他们仅仅难在否定自我,难以在自己最成功的地方寻求突破?不是。他们是因 为无法确定凤凰涅?NFC40?的时机,就像我们后来会问求伯君,为什么提早放弃在DOS中文 平台上 收钱一样。段永基在1988年就意识到了单一产品占公司份额过大的危险,他也一定在某个时 候思量过该不该放弃MS-2401,但他当时的认识是MS-2401还有很广阔的基层、农村和个人 市场有待开拓。?
有些成功之所以耀眼是因为它沿着一个方向做到了极致,所以,当段永基和倪光南认定 自己的产品以往的成功只是未来更加辉煌成功的开端的时候,又怎么要求他们凤凰涅?NFC4 0?呢??
采访手记?
计算机业发展最快,忘却也最快。这个行业最懂“俱往矣”,最喜欢热闹,也永远不缺 热闹。所以,现在的倪光南很难找到。?
好不容易找到倪光南的联系方式,倪光南在电话那头说:“你们到中科院计算所北楼后 ,给我打电话,我下楼接你们。”我们说:“哪能让倪总下楼接,倪总只要说房间号,我们 自己找。”但最后,还是倪光南下来接了我们,因为他的办公房间实在太难找了。?
进门,就瞥见倪光南的计算机在上网,用的是Netscape。如果倪光南的电话总占线,那 么,很可能他又在拨号上网了。和倪光南联系,手机信号不好,倪光南说:“你等两三分钟 ,我从网上下来,你再给我拨电话。”本文正文写完后,要传真给倪光南,倪光南说发 E-Mail就行。我们说:“已经给你发E-Mail了,但怕你收不到,所以,再传真一份。”但 倪 光南相信只要我们发了,他就一定能收得到。59岁的倪光南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相信网络, 还依靠网络。?
星期天,倪光南通知我们修改好的文章已经发出,我赶忙检查了一下Mail。倪光南在Ma il中说:“刘韧同志,附上修改稿,请酌用。我用了Word的修订功能,可用‘工具’菜单中 的‘修订’项观察修改前后的文稿。如你改后今晚传过来,我当晚还可再改一次。”?
给倪光南发Mail的时候,怕已经59岁的倪光南用的系统老,读不了Word 97文件,在附带 Word文档的同时,还给他贴了一个纯文本的文件。哪里知道倪光南连Word 97的修订功能都 会用。倪光南说,他发表的文章都是他亲自在电脑上写的,用的是他自己开发的联 想输入法,“而且一两天就可以写一篇”。这个速度比我们这些职业作者都快。不是说院士 会用Word文件修订功能有什么新奇,而是像倪光南这样“数字化生存”的老专家并不多见。 ?
倪光南很严谨。曾经在倪光南手下工作过的许志平说:“我们做开发也很投入,但和倪 总那批人相比还是不同。”倪光南说他和年轻人做研发的不同表现在锲而不舍。“年轻人具 有开拓性,思想新,反应快,而我们的长处在于认准的事情不会轻易放弃,会一直做到底。 ”搞技术是年轻人的事,59岁的倪光南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有经验,知道哪些技术最贴近市 场,哪些技术是市场最需要的。当然,倪光南也认为,他目前遇到的最棘手的事是“技术发 展太快”。?
倪光南有空的时候,喜欢听古典音乐,最常听的是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 ?
“每当我耳边或是脑海里响起这熟悉的旋律,童年时的一幕幕情景就会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那是老师在教室中教我们一班小学生唱以这首曲调配词的歌,歌词是:黄金的年华虚度过才 知道从前铸成大错/萧萧两鬓白徒唤奈何瘦影已婆娑唤奈何/雄心壮志早消磨斜阳景已不多 /深悔蹉跎深悔蹉跎。”?
“我不知道这词是谁做的,对小学生来说它是太艰深了,情调也太消极,不过我当时朦 胧地觉得它是在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管怎样,这么多年来我总没有把它忘记 。随着这个旋律,我会自问:我有没有虚度年华?我有没有蹉跎岁月?虽然要作出回答恐怕 还为时过早。”?
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联想汉卡和联想微机的总工,倪光南直到59岁还要问自己是否蹉跎了 岁月,而且,更让人感动的是他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尚早,就是说,他认为自己的 未来还能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才能决定自己是否蹉跎了岁月。这种永远向前,永远向上 的意志让功成身退的想法无地自容。?
倪光南思考中关村问题[KH2D]
□ 倪光南
中关村的优势在哪里??
中关村在中国领先的主要有四条:一是高科技人才最集中;二是高新技术企业最集中;三是 电子信息产品的市场最发达;四是与外国公司的联系最密切。中关村有的情况很差,例如交 通、住房、空气污染等等,但这四条却使它在中国高技术界处于领导地位,而且看来这个地 位还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

首先要产权清晰?
中关村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成立较早的,往往产权不清晰,在公司成立时,知识产权 没有界定,无形资产没有评估,智力资本没有量化……这样当企业长大后,产权问题就很难 处理,很多问题由此产生,例如,科技人员和管理者之间不能统一在共同目标下,在发展策 略、资金运用、经营活动、人事安排等等方面发生种种分歧。另外,经营者的权益不能从法 律上得到保证,其贡献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不但影响积极性,还会产生其他问题。现代企 业制度把产权清晰作为首要条件,今后高技术企业在建立时都要吸取这一教训,力求产权清 晰。?

两个市场的竞争?
高技术企业不仅面临着产品市场的竞争,而且面临着人才市场的竞争。例如在国内外的许多 公司中都有从联想出去的骨干,他们身居要职,出类拔萃,这对联想来说不能不是一大损 失。所以如何吸引和稳定高技术人才是任何一个高技术企业的头等大事。?
西方的经验表明,长远的、与公司前景紧密结合的利益机制(即期权:stock option)在这 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机制在我国现行的法规下还难以进行操作,因此我们希望能与 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相配套的法规尽快出台。?
时势造英雄和“10X”力量?
中关村一些企业为什么能做大(相对而言)?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看来是 时势造英雄。试想,改革开放前的中关村不也是这块地,也是这些人吗?为什么那时出不来 什么高技术企业呢?当然,除了改革开放这个环境因素以外,促使中关村高技术企业发展起 来的还有技术和需求因素,这就是汉字(中文)信息处理,它使弱小的中国公司在起家时得 到了一个能与外国巨人竞争的武器。如果把那个时期看作一个战略转折点(使中国高技术企 业从无到有),那么中文处理就是在战略转折点的那种“10X”力量。下面列出了 80年代汉 字信息处理领域的佼佼者,后来比较成功的企业大多由此发家。?

相应的拳头产品名称?
汉字编码方案?
八笔、五笔、双拼、表形、郑码、自然、……?
软汉字系统?
CCDOS、CCOS/2、CCS、晓军、UCDOS、天汇、……?
汉卡系统?
联想、长城、新时代、方正、巨人、……?
中文办公设备?
四通打字机、中文激光打印机(联想、北佳、先锋、……)?
中文排版系统?
华光/方正、909、4S、科印、……?
中文应用软件?
WPS、CCED、用友、译星、……?
(仅列部分产品、不按顺序)??
现在,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已相当成熟,各种标准也已纷纷确立,再加上人才流动的结果,它 已经不能起到当年的那种特殊作用。今天,Internet正是那种“10X”力量,我们可以预言 ,中关村的新星将属于那些能借助于Internet这个“10X”力量发展起来的企业。?

高技术产业的标准?
现在比较多的人以R&D的投入比重(与销售收入相比)作为高技术产业的标准, 按照OCED的划分,高技术产业的R&D的投入比重应达到8%~10%。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中 关 村的企业合格的太少了!实际上我们是将人家认定的高技术产业作为我们的高技术产业,因 此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如果我们不努力增加R&D的投入比重,高技术产业这顶帽子可能会戴 不住。?

中国的特殊性?
当然,中国有它的特殊情况,一是智力成本低,另外,当初很多高技术企业继 承了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的成果,例如方正排版系统、联想式汉卡等等都是,它们的研制在 公司成立10多年前就开始了,是用了国家以前多年的投入,这是一种技术储备。不过技术储 备是会用完的,高技术产品的寿命又很短,一个企业如果一直不增加R&D的投入比重,它的 技术含量、附加值、利税率、竞争力等等都会逐渐降低。中国的特殊性只能在一个时期里使 某些企业在低投入下顺利发展,“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从长期看,不能指望可以在R&D 的投入比重上取巧。?

艰难的道路?
联想是典型的依靠技术储备发展起来的公司。近年来公司R&D的投入比重在0?1%左右,以前 也相近。公司成立初期,它继承了计算所的成果,所以只用半年时间就实现了联想式汉卡的 产品 化。根据公司成立头三年(1985~1987)的数据,公司累计营业额是0?911亿元,利税2970 万元, 利税率达到29?7%,体现了高技术产品的特征。以其中销售量最大的ASIC型汉卡为例,它的 销售价为2500元,毛利率高达98%,历年来汉卡共销出了16万套,贡献了数以亿元计的利税 。从1989年起,在计算所研制多台计算机所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联想先后在国内外推出了 联想系列微机拳头产品,微机的产值大而利税率较低。不过根据1990年4月至1991年11月的 一年半数据,这期间微机产品的出口额是7579万美元,利税率为12?6%;在国内新增产值2 ? 5亿元,利税率为10?8%。但后来利税率继续降低,到1998年不到3%。现在公司利润来源更 多的 是依靠品牌和规模效益,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之一是,在0?1%的R&D投入强度下 ,要使技术创新能力与公司扩大了的规模相匹配是十分艰难的。?
联想前12年的口号和实践?
在1984年底,计算所王树和等十几个科技人员建立了计算所公司,以转化计算所成果作为目 标。3年后,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表扬公司“坚持以研究所为后盾,以市场为目标,以产品为 龙头,实行科研、试制、生产、经营一条龙的方针,开发了以联想式汉卡为代表的一批拳头 产品”。5年后,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宣称“联想集团以开发成功联想 汉字系统起家并由此而得名”,“在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700多家高技术企业内,我公司 成为拳头产品最多,也是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最高奖的公司”。8年后,中科院为此嘉奖 说:“公司成立8年来,共研制开发出381项高新技术成果,获得科技、经济奖励的有60余 项,其中联想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机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经过全体职工的艰苦 劳动,目前的联想集团已初具规模,成为一个技工贸一体化的外向型产业集团”。9年后, 北京市开发区认定联想集团已是一个“技、工、贸一体化的计算机跨国产业集团”。一直到 12年后,公司的年度手册上宣布“联想集团已发展成为技工贸一体的以计算机为主,多元 化发展的产业集团”。总之,从1984~1996年,联想的口号是技工贸,它反映了这段期间的 实践。?
轻结构和重结构?
在1995年以前,联想只有中试生产线,主要是依靠外加工,那时在深圳有20家工 厂为联想加工主板和扩展卡,这种模式称为轻结构,即联想掌握开发和销售二头,中间的生 产靠外加工。有10年多的时间,联想的业务就是这样开展的。从1995年下半年起,联想建造 了自己的生产基地,这就是位于惠阳,号称亚洲最大板卡生产基地的联想工业园,目前它已 有约3000工人。从此联想增加了大批员工和固定资产,变成了重结构。这种结构变化的利弊 还有待于实践检验。我们看到,国外很多高技术企业愈来愈多地采用“Outsourcing”,这 和联想当初的轻结构相似,那么这是不是高技术企业的一个好模式呢?至少值得缺乏资金的 企业一试,而且决不会上当。?

高技术企业的风险?
1998年联想集团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仍然取得了相当好的业绩。全年实现销售总额17 6亿元,特别是杨元庆率领的联想电脑公司,共销售电脑76万台,继续据中国第一,这是可 喜 的业绩。但在这么大的销售额中,利税总共才5亿多元,不到3%,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切 。看来,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已成为我国一些大企业的重要课题。19 96年香港联想曾出现2亿港元的亏损,占当年营业额的5?6%,这说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特 别 是在营业额很大的情况下,如果不注意防范,未雨绸缪,一旦出现问题将不堪设想。最近日 本最大的微机和半导体公司NEC因经营失误导致亏损12?5亿美元,约占当年营业额的3%,裁 员15000人,我们应引以为戒。总之,搞高技术企业如履薄冰,必须兢兢业业,来不得半点虚 假和骄傲。?

王缉志讲四通打字机的故事[KH2D]


□ 王缉志
在澳大利亚产的电脑上开发汉字系统?
1983年,我还在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本来长期出差在上海参加宝钢工程建设,为此 ,曾在1979年底被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将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 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下 一步做什么,领导还没有安排。?
我在所里的计算机应用研究室,负责其中的一个组,以搞热轧过程控制为主。当时我国刚开 始进口微机,我们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了解到科学院天文台使用了一种澳大利亚产 的微机,性能价格比很好。经同事介绍,我认识了该机的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他 们公司叫DATAMAX公司,他研制的机器就叫DATAMAX 8000,CPU是Z80,操作系统是CP/M,DATA MAX机问世时,IBM PC还没出来。?
该机所带的软件有字处理软件WordStar、试算表软件CalculStar和数据库软件dBASE II等。 当邝先生为我们演示WordStar时,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可以这样运用自如的字处 理软件,WordStar还有Mail Merge(邮件合并)功能,真使我大开眼界。?
那时候,一套微机系统包括三大件:主机、显示终端和打印机。终端是字符终端,主机和终 端是通过RS232串口连接的。邝先生说他只是微机的开发者,如果终端和打印机都通过他从 澳洲进口,价格必然高。所以他只卖主机,终端和打印机可由我们自选。?
我有一位朋友王安时(后来成为四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 理),当时他正在科学院负责进口设备,对进口手续和价格等都很熟悉。选择什么终端和打 印机,我去找他咨询。他向我推荐了美国的TeleVideo终端和日本的OKI打印机。当时一台终 端的市价约2000美元,而王安时介绍的TeleVideo只要900美元,OKI打印机是350美元,也比 市价低。?
说来也巧,我妹妹王缉惠的初中同学于成金是一位港商,正在做打印机的进口生意,他向我 推荐日本伊藤忠的一种新型打印机,他说你先拿去试用,不合适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 款。?
就这样,我选了邝先生的DATAMAX 8000主机,王安时推荐的TeleVideo终端,拿了伊藤忠的 打印机来试用,凑成了一套价格相对便宜的微机系统。在该系统上,我很快熟悉了WordStar 、 CalculStar、 dBASE II等软件的使用。?
因为是自己攒的系统,有关的驱动软件要自己做,我认真地阅读了打印机的说明书,突然发 现,这个打印机的打印头是由8根针组成的,用软件指令可以控制它每一根针的动作。当时 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打印机是图形打 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哈哈!我灵机一动,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打 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
这一夜我兴奋得没有睡着,我想了很多很多,能打印七个汉字,就意味着原则上可以打印所 有的汉字。也就是说,让电脑处理汉字不再是遥远的事了,似乎触手可及了。?
但是,能打印七个汉字,只是解决了原理问题,要让这套微机系统能用汉字处理各种应用, 则要解决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首先,要有汉字字库才能使打印机真正能打印汉字。当时,到哪里去找汉字字库呢?自己动 手做吧!于是,我从家里拿来了一副围棋,把塑料棋盘布往桌上一铺,我们全小组的人都动 了起来,一个人用棋子摆放汉字点阵,另一个人把该字型用十六进制数来编码,再有一个人 把 该数据录入到电脑中。我们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终于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 16点阵字库。?
其次,有了汉字字库还不够,如何把汉字文章输入电脑呢?需要有汉字输入法。因为国标一 级汉字是按汉语拼音的顺序排放的,从工作量来考虑,研制拼音输入法是最容易实现的,因 此我又开始研制拼音输入法。不久,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也大功告成了。?
拼音输入法有许多同音字,要想把汉字输入到电脑中,就要选字。那时的终端是英文字符终 端,根本显示不了汉字,只能显示80×24个英文字符。怎么办呢?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汉字字 库,我就把一个字符M当一个点来用,用屏幕上的16×16个M来组成一个汉字,这样一来,虽 然一屏只能显示4个大大的汉字,但总算以一种最原始的落后方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当然,要处理汉字,还要修改操作系统的BIOS部分,这些工作我也完成了。?

开发汉字系统的应用?
于是,该系统就可以用西文软件来处理中文了。我马上想到,何不用dBASE II做点什么呢? 我找到所里财务科的洪宝钧,表示愿为财务科搞一个可以打印中文财务报表的财务软件,我 的建议得到了老洪的积极支持,于是我们和老洪一起把所里的财务数据录入到电脑中,用dB ASE II处理并打印出整齐的中文财务报表。实现了部分财务工作的电脑处理,提高了工作效 率。财务科的同志都非常满意,所里科研处的同志也十分称赞。?
当时,我家的住房正想搬迁,想从城里换到中关村附近。于是,我经常往西城区的换房站跑 。换房站有非常多的换房信息,但查询起来却很不方便,我自然又想起了dBASE II,我们小 组和西城区换房站的工作人员一起,把所有的换房信息都输入到电脑里,在1983年劳动人民 文化宫举办的北京市首届换房大会上,西城区的换房站采用了我们的电脑查询系统为群众现 场服务,只要把你的换房要求输入电脑,符合要求的查询结果就用汉字打印了出来,当时《 北京日报》和《计算机世界报》都对此作了报道。?
这年,在武汉要召开第2届中文信息处理国际研讨会,我就以中西文兼容的汉字处理方案为 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我交去审查的论文是用自己的汉字系统打印出来的,该论文被当时科 学院计算所负责审稿的董韫美录用了。于是,我于同年10月到武汉参加了研讨会,并宣读了 论文。当我在报告中举例说用dBASE II处理中文时,有很多与会者还不知道dBASE II。到武 汉开会,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旧地重游,因为从1976年到1979年,我曾为全国重点项目武钢一 米七热轧工程计算机控制方面工作了三年,这三年是我计算机知识和技术提高最快的三年, 尤其是对大型工厂的实时控制操作系统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后来我在上海宝钢二期工 程的筹备阶段,又同各国的电脑专家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技术引进谈判,使我在大型工业过程 控制系统设计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
用dBASE II处理中文的问题,算是凑合解决了,但我很欣赏的WordStar却对中文处理无能为 力,首 先是我的字符终端显示不了中文,其次还会有其他我暂时还无法预料的问题。我给自己提出 了一个奋斗目标:先要解决汉字显示的问题,然后要解决用WordStar处理中文的问题。?
要显示汉字,就不能再用现成的西文终端,要研制中文终端。于是我找到了科学院计算所六 室,并认识了这方面的专家贾丕长和刘岁杪,我表示愿向他们学习并和他们一起研制中文终 端,以最终完成我的汉字处理系统的夙愿。他们二人是合作得很好的科研伙伴,我加入了之 后,我们的研制工作既有效也很愉快。我几乎每天都泡在他们的实验室,为解决汉字的显示 问题而工作。?
由于我用伊藤忠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我们打 印的样张去宣传他们的打印机。为何不能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呢,我很想找伊藤忠公司合作 来做这件事,为此我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我想,在DATAMAX机上的汉字系 统做得再完善,全中国也只有200个用户使用,应该寻找更有普遍意义的机种做开发。那时 候IBM PC刚开始进入中国,所以我决定选用PC机做开发的平台。另一方面,从与邝先生的合 作中我体会到,与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我感到还应该找一家外国公司 来合作,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我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
这年,我家搬到了双榆树西里。王安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离双榆树很近的友谊宾馆,于是我就 常常到王安公司去,了解王安电脑的各种性能。当时王安驻京的代表是陈恒先生,他很热情 ,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而且说,王安公司演示所用的电脑,放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只 要你有空,就可以来玩玩。我也不客气,晚上经常去用王安的个人电脑,对其英文办公软件 (包括文字处理)玩得很熟。常言道,见多识广,我对WordStar的熟练使用和我对王安电脑 的钻研,为我日后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和陈恒也成了好朋友,也常讨 论各种问题,他是曾经建议和鼓励我开发中文电脑的少数人之一。?
辞职加入四通?
这年,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民营公司,中关村出现了陈春先教授办的华夏硅谷研究所, 京海公司等也成立了并受到了改革者的注意。我也蠢蠢欲动,想到某个公司去,或者自己出 来办公司。?
我和同事许教津在一起酝酿,想在冶金部自动化所之下,成立一个公司做体制改革的试点。 我们把这个想法对所长顾炎讲了,得到了他的支持,他说,所里可以出资金,你们先拿一个 方案出来。我和许教津等人讨论后,提出了一个计划,基本思路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 久,所党委的意见出来了,我们的方案被否决了,至于被否决的原因,顾炎并没有进一步说 明。?
既然所里的路走不通,我开始考虑是否出去自办公司。但办公司需要资金,资金从那里来呢 ?我母亲得知我的想法和困难之后,她也帮我出主意,她和荣毅仁的夫人是同班同学,荣毅 仁的中信公司那时刚成立不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否可以从他们公司得到资金上 的支持呢?我母亲给荣夫人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不久,荣毅仁的女儿给我们家来了电话, 叫我带着办公司的方案去中信公司找一位开发部经理谈谈。?
那时,中信公司在建国门外的大厦还未竣工,他们公司暂时在天坛宾馆办公,我和许教津两 人带着方案找到了那位开发部经理。那位经理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自我介绍说他刚从美国 回来工作不久,确实,他说话时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显得很有学问。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就 拿出了准备好的方案给他看。他看了之后,笑着摇了摇头说,你们的方案完全是资本主义的 一套,在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注定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如果你们对自己的工 作不满意,我们公司有个计算中心,正缺技术人员,你们可以来我们公司工作。?
从中信公司出来,我和许教津都很失望,真难以想象,连荣老板的公司都是这样,那我们该 上哪里去呢??
几天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我夫人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碰到了王安时和沈国钧(四通创 始人之一,现任四通集团董事长),王安时问我近况如何,我说我想办公司,但没有资金, 我就把如何去中信又如何没谈成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说,你找他们没用,我们正在 筹建一个公司,叫四通公司,机制比较灵活,总经理姓万,才39岁,是很能干但又不胡来的 那种人,你不妨找他谈谈。?
很快我就和万总经理见了面,见面地点在中关村丁字路口原四季青自选市场的门市部,看来 四通刚搬进来不久,屋里空空荡荡,只放了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折叠椅,在空房的靠墙处有一 个保险柜。王安时向万介绍说,王缉志很聪明,在“五七干校”的时候,他能光凭电台录音 就把 交响乐“沙家浜”的总谱写出来……。万总听了王安时的介绍之后说,老王是我的朋友,你 又是 他的朋友,你办公司的想法和我们都想到了一块,你就来吧。就这样,我就算加入了初创的 四通公司。四通是1984年5月16日注册成立的,同年9月门市开始营业,我进入的时候大约是 1984年的六七月份。?
这一段时间我一边继续搞汉字终端的研究,一边到四通工作,并在等待所 里对我申请调动的答复。在四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站柜台。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 ……,看来,按正常的人事调动手续是办不通的了,这时很多好心人劝我不要轻易离开原单 位,否则人事关系就没有了,而且工龄就不能连续计算了,公费医疗就永远没有了……,这 确实是需要我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个敢不敢丢掉铁饭碗的问题。我也仔细想了一下 ,我思考的逻辑是:我相信我的能力属于中上水平,吃饭总应该是没问题的。万一四通垮了 怎么办?我想,首先可以仍然搞我的电脑和过程控制,万一没有这样的机会,我还可以有两 个出路:一个是教钢琴或者手风琴,即做家庭音乐教师,因为我的业余爱好是弹钢琴和拉手 风琴,在文革中先后教过十几个孩子;再不行的话,由于我曾经自己装过收音机和电视机, 我还可以利用我的无线电知识开个修理部,替人修理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我想:车到山前 必有路,我相信我不会养不活我这个家。当然,我夫人也坚决支持我的选择。?
于是,我决定辞职,我在1984年11月给所里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我在报告里用词温和但态度 坚定地表示:不管批准还是不批准,我辞职了。就这样,我毅然离开了冶金部自动化所。过 了不知多久,我听所里的人告诉我,所里开过全所大会,宣布将7个人除名,其中就有我一 个,其他被除名的人,还包括出去开餐馆的人。?
我父亲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王力,他是1900年生的,当年虚岁85,他能理解儿子的抱负,对我 去四通的行为是支持的,当时他写了一首七律诗鼓励我:??
不负当年属望殷?
精研周髀做畴人?
霜蹄未惮征途远?
电脑欣看技术新?
岂但谋生足衣食?
还应服务为人民?
愿儿更奋垂天翼?
胜似斑衣娱老亲?
缉志儿存念?
与日本三井合作?
四通刚成立的时候,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 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日本东芝3070,进口价近1000美元,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 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由于价格便宜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当时中关村出现了科海等一批电脑公司,热衷于PC主机的销售,打印 机是电脑系统必配的外部设备,四通则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 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我 没有参与Brother打印机驱动软件的开发,但参加了后来进口的1570打印机汉字驱动软件的 开发。1985年初,四通从日本伊藤忠公司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 文的汉字,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当时,为了公司的生存,我把还没完成 的汉字终端的开发暂时放在了一边,带领一个开发小组,为1570打印机做汉卡。?
打印机汉卡的开发工作不算太难,1985年,四通以1570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 。这一年,四通的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四通公司成立不久,我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公司的领导人在一起酝酿开发自己的拳头产品 。当时我们发现,大多数购买电脑的单位,都是拿电脑配上一台打印机来打印合同和报告之 类的公文,而一套这样的电脑系统要近五万元。于是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的想法被提了出来 ,想开发一种价格在万元以下的能完成打字和编辑任务的机器。当时在公司主管销售的王安 时就是极力主张开发的领导人之一。由于我原来就是搞汉字处理的,对搞文字处理机当然也 很赞成,但最终决策者是公司的总经理。四通的决策方式是:“听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 商量,最后一个人说了算。”总经理很快就做出了决断:上马。?
1985年3月,总经理和我两人到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该公司物 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就是通过三井物产物 资部进口的,因此这次谈判是双方决策者的会谈。在这次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共同开发中文 文字处理机的建议,希望三井公司投入开发费。当时万总分析中国的市场,认为中文文字处 理机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他向日本人许诺说,一旦产品开发成功,我们将从三井进口 文字处理机硬件。万一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他产品的方式来弥补他们的损 失。石田先生听了我们对市场的分析之后,问大概要多少开发费用,万总说大约100万美元 ,石田闭上双眼思考了片刻,说好吧,我就出100万美元。这次谈判进行了约两个小时,双 方就合作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 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我们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 君子协议。?
这次与三井的谈判,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石田先生的魄力,给我们留下了 深刻印象。回忆我过去曾经同很多外国公司谈判合作,为什么总谈不成呢?因为我没有订货 量拿在手里。如果四通在一成立时就谈合作开发,也可能谈不成。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呢?而 这次谈判,首先是因为四通通过三井已经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打印机,使得日本人相信了我们 的市场开拓能力,其次又有每年10万台的市场前景,使他们不能不心动。当然,我们总经理 的口才和石田先生敢于冒风险的精神,也是合作得以开始的重要原因。总之,与三井物产的 谈判取得了成功。?
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在日本的市场上,已经有各种品牌的文字处理机在销售。我 们总经理开始的想法是,从日本现有的文字处理机中,选择一种性能价格比好的产品,把它 的日文汉字字库换成中文的字库,把日文输入法换成中文输入法,而文字编辑功能不变,这 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出我们的产品。这年5月,我们公司的主要领导人去日本进行开发方案的 讨论,万总、王安时和我都去了。?
三井物产物资部是投资者,自己并没有开发力量,他们要选择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 发工作。三井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的是土屋哲雄先生,他向我们解释说,我们可以选择的开 发者有三类:一类是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 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 urer)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 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三井物产选择的日本ALPS公司,就是一家这样的OEM公司。我们在 三井的安排下到ALPS公司去参观访问。在中国,我们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到了该公司后, 看到公司规模很大,在日本很多地方设有工厂。它开发和生产很多电子产品,但都是受人之 托做的。如我们看到它开发和生产的激光唱机就是SONY牌的,它生产的电脑键盘产量是世界 第一,占了当时世界总产量的16%,都是打别人的商标,他们还为SANYO等公司开发日文文字 处理机。?
我们和ALPS的领导人坐下来讨论文字处理机的开发方案,日本人拿出几种现成的文字处理机 给我们做演示。经过讨论比较,日本人的方案都被我们否定了。原因是:日本的文字处理机 都是热转印式的,对纸张和室温的要求高,色带价格很贵,不能打蜡纸。于是,我们决定重 新开发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器,打印机芯采用击打式的打印头,以便可以打印蜡纸。此外 ,由于我对操作系统比较熟悉,我情愿自己从头搞起,这样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可以不必长期 依赖日本。?
最后我们双方商定的合作开发方式是,四通方面负责总体方案的设计,ALPS负责选择打印机 芯和液晶显示屏,进行硬件设计并提供BIOS接口,我们则进行软件设计,最后由他们进行生 产。为降低开发的投入,机壳采用铁壳,免去了昂贵的模具费。?
与ALPS公司合作研制四通打字机?
ALPS公司负责该机开发工作的是岛津邦文先生,据说当时ALPS在挑选这个负责人时,很多人 听说是与中国人合作,都不愿意参加,而岛津先生是自告奋勇来做这件事的。?
经过准备之后,我们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我们双方联 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我和岛津先生就通过电传机交换开发文件, 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
为了使我能够更好地设计,日本方面拿来了一台那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我参考 ,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当时,国内市场已经有几种中文文字处理机问世, 如上海的奥林匹亚、深圳的桑达、香港的运科等。四通并不是第一家做中文 文字处理机的单位。奥林匹亚的价格在两万元左右,采用喷墨打印方式,编辑能力较差。其 他 几种机器也都各有缺点,我觉得我应该能做得更好。也有的产品,如我在展览会上看到过香 港运科公司开发的中文文字处理机样机,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相当不错,只是不知为何后 来不见了踪影。?
尽管有这些做参考,其实我心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样板,就是WordStar,我想,它在英文能 实现的编辑功能,我一定要在中文上面也实现。我的总体功能设计多少受了WordStar的影响 ,例如WordStar中有“block move”功能,在我的设计里想不出好词,就用了“块移动”的 说法,等等。总的说来,我把该机的使用者考虑为初中文化程度,在屏幕提示、编辑和打印 命令上的说明文字以及使用说明书都要尽可能通俗易懂,绝不使用电脑术语。四通打字机日 后在市场上的成功,与我的这些设计思想和目标用户定位不无关系。?
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 针数,00表示第一代。由于国内绝大多数人还不习惯什么文字处理,既然我们开发这个产品 是为了取代传统的机械打字机,为了市场宣传方便,消除多数人对电脑的天生恐惧心理,我 给该产品起名叫中文电子打字机。在设计外壳时,公司有些人主张在机壳上标外文,我坚持 在机壳上的所有文字都用简体中文。也有人主张给机器设计一个洋商标,但万总和我都主张 用四通商标。?
我们的开发小组由四个人组成,除了我之外,还有王玉钤、孙强和张月明。王玉钤负责打印 驱动软件,孙强负责显示驱动软件,张月明作为大家的助手,做些辅助工作。我是总体设计 ,并负责文字处理软件的开发和拼音输入法的开发。?
作为文字处理机,只有拼音输入法是不够的,我认为起码还要有一种笔形码的输入法。我在 开中文信息处理会议时认识了不少研制输入法的人,当时这些人里面笔形码输入法做得比较 好的有李金凯,我就去找他商量把他的输入法放在四通打字机里,他要求我们给他先支付一 笔入门费,开价10万元,从当时角度看我认为高了,我们谈判了几次都没能达成协议。于是 我又找其他的输入法作者,我在分析了各种输入法之后,决定去找王永民,他当时在中央统 战部招待所的地下室租了个房子在搞输入法的开发,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张道政。当时王永民 的五笔字型输入法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去找他商量,他比较痛快就答应了,条件我比较容 易接受。他并不要求我们支付入门费,只是提出每销售一台打字机给他一个提成。于是我就 同他签了一个合作协议,就这样,四通第一代打字机选用了五笔字型作为笔形码输入法。后 来的事实表明,王永民其实是很聪明的,四通打字机在全国范围的销售,为五笔字型的推广 带来了显著效益。当然,在众多的输入法作者中,王永民比较善于做推广工作,反过来也促 进了四通打字机的销售。?
其实,在同日本合作之前,我在PC机上已经开发了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软件,同时配了我开 发的拼音输入法,我把该软件复制了一份给了岛津先生。后来,岛津先生来北京谈判的时候 ,向我们打招呼说,他已经以他的名义在日本就我的拼音输入法申请了专利,我和万总听后 都没有表示异议,那时,我们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岛津先生解释说,在日本,如果不申 请专利,就不能保障我们产品的利益。至于后来,他有没有因该专利而得益,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想起来,该专利的专利权人应该是我。?
为了加快开发进度,在同岛津先生确定了BIOS接口标准之后,我们在PC机上做了一个模拟的 BIOS,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日本的硬件开发出来之前就同时在北京开发软件。?
因为分工明确,我们三人的软件开发工作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家里进行的,必要时在一起开会 ,半年之后,即1986年的3月份,双方各自的工作已告完成,我们开发小组到日本横滨ALPS 公司去进行最后调试工作,同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北京事物所的雇员郗建民。按计划我们应工 作3周,但是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制,而是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6个小时,几乎每晚都是 12点以后才睡觉,第二天仍然准时上班,星期天也不休息。除了我以前去过日本以外,其他 3人都是初次到日本,但是我们从未上街逛过商店。即使这样,3周还是很快过去了,机器仍 未调好。于是我们决定延期回国,因为签证的原因,延期也顶多是一周,回国的日期定在了 4月14日,星期一。安排大家4月13日星期日到富士山游览,但是我做出决定,如果到星期六 还未调好的话,星期天的游览活动也将取消。?
不幸的是,国内来了长途电话,万总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说,我的父亲因病住院了,而且生命 垂危。他说,如果需要的话,公司同意我立即回国见我父亲一面。日本方面立刻安排我和我 母亲通了一个长途电话,我通过电话向母亲了解了父亲的病情,知道他是因感冒发烧而住院 ,不想竟发现是白血病,而且病情恶化得很快。这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如果我这时立刻 回国去看望父亲,眼看要调试成功的产品开发就要夭折,因为在日本有比较好的开发条件, 如果这次没调好,下次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了。但是如果我不回去,万一我父亲有什么情况 ,我不能在他身边,也是极为遗憾的。当我把我在日本的情况向母亲介绍之后,我母亲说, 你的工作很重要,你回不回来由你自己决定。我听了之后告诉她,我还是决定留在日本把开 发工作做完。?
就这样,尽管我父亲病危,我还是领导全组人员继续昼夜奋战,终于在4月11日(星期五) 中午,机器的调试成功了,当大家听到打印头发出刺耳的声音在纸上打出汉字时,都像听到 了美妙的音乐一样高兴。当天下午,三井和ALPS公司的领导都来向我们祝贺,而我因为几天 都没有睡好觉,感到眼冒金星,脑袋昏昏沉沉,我强打起精神,向他们介绍开发的经过。日 本人说,我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刻苦精神。?
星期六,大家到商店去采购物品,星期天,在岛津先生等日本朋友的陪同下,我们到富士山 游览了一天,他们都很玩得很开心,唯有我想到病危的父亲,没有心思欣赏美景,恨不得立 刻飞回国。?
4月14日,星期一,我们回到了北京。我立刻赶到友谊医院去看望我父亲,我父亲这时的病 情 非常严重,已经不能说完整的句子了,但神志还清楚,我向他汇报了我在日本的工作,告诉 他开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在出国前,曾经给他讲解过文字处 理机的工作原理,并答应等机器开发完成后给他演示,遗憾的是,还没等我给他演示,半个 月以后的1986年5月3日,他终于离我们而去了。临终的时候,我一直守在他的身旁。他给我 的诗中所说的“还应服务为人民”的教导,将永远牢记在我心中。?
当年5月16日,是四通成立两周年的日子,公司在北京饭店宴会厅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推 出四通MS-2400中文电子打字机。会上展出了我们的新机器,能打印普通纸和蜡纸,除了能 打印8种大小的汉字外,还能打印英、日、俄、希腊等多种文字,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发 布会邀请了国家语委的周有光先生参加,周有光先生是我国语言文字学方面著名的专家,也 是经济学家,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在开发打字机的拼音输入法时,曾多次向他请教。他看了 四通打字机后说,“外国有人人都能使用的打字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中国人整整丧失 了一个机械打字机时代,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四通打字机开创了中国语词处理的新纪 元。”这里顺便说一句,周有光先生对“Word Processing”翻译成“文字处理”表示不同 意,他一直认为应该称为“语词处理”。语言学家郑易里先生也说,MS-2400打字机,在中 国文化史上是个创举。?
MS-2400推出后,当时的零售价是7000元/台,公司内部有人怀疑能否销得出去,但是,在四 通销售经理沈维公和谌受于等人和全公司的努力下,第一年就销了7000多台,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成绩十分令人鼓舞。?
MS-2400是第一代产品,虽然我努力想实现WordStar的所有功能,但毕竟开发时间太短,所 以很多功能都未能做进去,而且该机的液晶屏太小,编辑起来不方便。此外,该机用盒式录 音机做外存储器,使用也很麻烦。当时,用PC机实现的中文系统里已经有仿、宋、楷、黑四 种字体,而我们的打字机只有一种字体。总之,从门市部反馈回来很多顾客的意见和建议, 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市场信息。?
另外,因为我是第一次开发单机型的电脑类产品,也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例如,我设计 的四通打字机键盘不符合英文打字机键盘的规范。当MS-2400刚刚开始销售时,就有一位专 家给我打电话,说,老兄,你的键盘设计犯了一个错误,熟练的英文打字员肯定会感到不习 惯 。我再仔细观察英文打字机和电脑的键盘,才发现了问题。但是,这种属于硬件设计的错误 改起来费用太大。好在一般用四通打字机的人都是初学打字,出现不了这个不习惯的问题, 所以决定在下一代产品中再改。不过我也奇怪,既然ALPS公司的键盘产量世界第一,为什么 发现不了我的设计错误?可见日本人是习惯于一丝不苟地照图纸施工,以至于我怎么画就怎 么做,错了自然是设计者的责任。?

开发MS-2401?
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是迫不及待的任务。我开始组织MS-2401的开发小组。由于王玉 钤向总经理提出要求去做另一项工作,所以退出了开发组。我的新的开发小组增加了几个人 ,除了我和孙强以外,主要的开发人员还有裘钢、王东方。裘钢取代了王玉钤做打印驱动部 分的软件。2400由于没有方便的外存,所以文章的长度不能超过内存的容量,而2401打印机 增加了软盘驱动器,所以我决定不限制文章的长度。但是如果文章长度超过了内存容量,编 辑软件就要增加很多处理,如磁盘滚入滚出处理等。岛津先生警告我,说日本的文字处理机 一般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比较难。但我还是决定增加这个功能,并且安排王东方专门负责 磁盘I/O调用的软件。裘和王两人都是很优秀的开发人员,所以开发工作基本顺利。岛津先 生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的,后来我在磁盘滚入滚出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才算解决。?
2401增加了液晶屏的面积,2400只能显示2行每行10个汉字,2401可以显示5行每行40个汉字 。当时PC机普遍还在采用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3?5英寸的软盘驱动器刚刚问世,而我就决 定 要采用这种小驱动器,虽然当时有点超前,事后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另外,我们采用了仿宋 楷黑四种汉字字体,也就是说,要烧制很大容量的Mask ROM来放字库,生产前期的投入比较 大。但由于2400的成功,公司的领导人也敢于下决心投入。?
2401的开发采用了2400同样的方式,先在PC机上模拟,最后到日本调试时再下载移植到打字 机里。按原方案,2401采用带背景光的液晶屏新技术,但我到日本看了样机,觉得有背景光 的效果还不如没有,我给万总打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要求不用背景光。万总坚持要用新技 术,我说,我在ALPS公司这里看到了实物,你又没看到,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万总说,将 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就看着办吧。于是我通知ALPS放弃采用背景光,ALPS设计液晶屏的工 程师都很懊丧,但也没办法。?
2400推出成功之后,国内有很多搞汉字输入法的人找到我,要求把他们的输入法装到四通打 字机中。2400的拼音输入法是我做的,其实,我也对进一步改进我的输入法很有兴趣,可是 我实在太忙了,没有精力顾及这件事。这时刘为民找到我,他说,你开发打字机是一项很有 意义的工作,何必其中每件事都亲自做呢?在他的说服之下,我同意在2401中采用他的拼音 输入法。此外,我经过研究,又在笔形码输入法中选择了一些我认为优秀的加入到打字机中 。我的想法是,我不对输入法做评价,让全国的用户自己去选择采用什么输入法好。但是, 后来的事实说明我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王永民自己投资在全国培训四通打字机的操作员, 因此在四通多数的分公司中,演示四通打字机操作的小姐只会五笔字型输入法,尽管四通的 销售资料上写着由顾客自选输入法,但是销售小姐都向顾客推荐五笔字型,所以大多数顾客 都选择了五笔字型。?
为了使我能专心投入2401的开发工作,万总选择了段永基(现任四通集团总裁)来配合我工 作,段原来是学航空材料专业的,在航空部的612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是1985年来四通的 ,他来的时候带来了粉末冶金等项目,带领一个小组搞开发,但是搞了一年多就下马了。当 时王安时对我说,科学院前党委书记张劲夫说过,要有人为科学家提皮鞋,段永基就是为你 提皮鞋的,各种杂事你都可以交给他办。的确,段的工作能力很强,凡是与开发有关的非技 术问题,我都交给他去办,他总是完成得很好,工作落在实处,而且看来他与其他人不一样 的是,很任劳任怨,很少看到他提个人条件,当时我们合作得很好。?
到1987年5月16日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在友谊宾馆召开的庆祝会上,我宣布MS-2401正式 推出,应邀出席会议的嘉宾有贾春旺(当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现任公安部部长)、于光远 (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在1984年四通成立时,贾春旺任北京 市海淀区区委书记,是在他的介绍之下,四通的创业者们和四季青乡建立合作关系、向四季 青乡借两万元起家的,四通的“四”字就来源于此。?
MS-2401是比较成熟的产品,它解决了2400的所有问题,并且基本上实现了WordStar的所有 功能,里面还有我和同事们的很多创新。岛津先生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说,我们日本人可以 把产品做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创造性,你们中国人有创造性。三井的评价是,2401的技术 即使在日本的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2401的推出,在四通的销售部门,产生了分歧。因 为当时2400的销售正旺,2401被认为是阳春白雪的东西,当时在三井工作的郗建民就曾和我 激烈地辩论过,他说,2401好比高级音响,2400是普通录音机,高级音响好是好,但需要的 人不多。?
2401推出的头半年,销售情况并不好。2400销得不错,但它是铁壳的,产量有限,因此公司 决定把铁壳换成塑料壳,软件基本不动,再推出一种产品叫2402。2402的开发委托开发部的 杨盛达等人来做。当时在四通电脑门市部来了一个年轻人,对软件很熟,叫求伯君,也被推 荐到我们开发部协助开发2402,为了使他对打字机的软件有所了解,我就把2401的源程序全 都交给了他。因为2402的硬件设计基本上和2400一样,因此软件也没有多大改动,但更正了 一些2400中的软件错误。?
对于2400、2402,我很清楚它们的弱点,我相信2401的优点会被用户所认识。果然,半年多 以后,2401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在市场上也越销越好。?
在2401推出不久,求伯君就离开四通到了金山电脑公司,他在珠海和另外一个软件工程师李 明一起,在2401软件的基础上,开发了WPS文字处理软件。当时,如果卖纯软件产品,很难 保证有好的利润,所以金山电脑公司想把该产品做成汉卡,但是当时因为四通和金山有较好 的商业合作关系,所以金山电脑公司在做汉卡之前,其总经理张旋龙向万总打了招呼,万总 怕该汉卡的销售影响四通打字机的销售,就没有同意金山推出他们的汉卡。金山鉴于在其他 方面与四通有密切的合作利益,也可能考虑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直到1989年以后才将其 汉卡推出。?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1987年,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SKD方式生 产打字机的公司--中日合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把2401的生产从日本移到 中国。该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产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机技术占了2 5%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在确 定合资公司的领导人的时候,曾经考虑让我当总经理,段永基当副总经理,我说我只善于做 技术工作,不善于当头,更不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还是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较好,我就当总 工程师吧。这样,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是段永基,我是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三井物产派东京 总部的中入纯先生和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任副总经理。让段永基当总经理,这可能是我今生 中犯下的一个大错误。?
2401从那时候起,连同后来以2401为原型开发的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 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20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也为国家带来了几亿元的 税收收入。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销售人才 ,如王玉海、刘棣华等。四通打字机的成功生产,也离不开李玉琢、刘德麟等一批四通的优 秀管理骨干的贡献。?

2401赢得利润之后?
在1988年,2401打字机SKD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的合资公司(SOTEC )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8800多元,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OA部,OA部加价之后以11000 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 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由 此我们可估算出每台打字机四通有多少利润。?
但是,四通的领导仍然不满足,专程到日本去,对打字机里的每个部件的成本进行了调查, 例如,2401的打印机机芯是富士通公司的产品,就假以其他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 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得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150美元左右。用这种方法,四通计算出2401 的全部材料成本加起来也不过300多美元。于是,一个计划在四通的领导层内开始酝酿:四 通要求三井对所提供的SKD散件进行分项报价,目的是如果你哪项报得高于我们所了解的成 本价,我们就自己去采购。换句话说,要把三井口袋里的利润也放些到四通的口袋里。?
三井当然不愿意分项报价,于是四通就向三井施加压力,甚至对中入先生上纲上线说,你们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并没有忘记……。为了增加对三井的压力,四通停止了从三井进 口2401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双 方进入了一种僵持状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最后,三井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 ,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 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SOTEC自己解决。在四通同意了此条件后 ,三井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从报价单上看,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300美元/台。这就是说 ,如果四通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仅这一项,SOTEC还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 ?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当四通自己去富士通采购机芯时,该厂的报价是300美元/台而不是原 先报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 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也就是说,三井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 价格,统一了口径。这件事,你说是这些生产厂商害怕大公司三井也好,你说是日本人团结 一致对外也好,总之,四通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时候,四通发现自己在斗争中打了败仗 ,于是向三井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 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SOTEC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
这一年,由于中途有一段时间中止了从日本进口散件,打字机一度脱销,四通的经营利润受 到了不小的影响。?
万总事后对此事的评价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把新产品的型号定 为MS-2406。显然,根据计算,自己开发产品有更高的利润,当然,也不用再受日本人的气 。我对这个方案表示了保留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我亲日,而是我认为,四通的翅膀还没有 硬到可以立刻脱离日本人的帮助,从2401的开发中我很清楚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 。我心中本来有一个长远的开发计划,在两三年内最终会实现真正的国产化。我持保留意见 ,是从当时公司的开发能力和国内的部件配套能力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 个逐步国产化的计划,而不是一步到位。?
不知什么原因,是否因为对开发方案有不同意见,我不得而知,2406的开发工作不让我插手 ,作为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我在公司里的权力开始被架空。?
2406的开发方案在我看来是很奇怪的,因为系统里所有的BIOS,包括磁盘I/O等等,都由公 司自己的开发人员重新来写。而且可笑的是,其中有些写BIOS的人过去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 验,也就是说,由若干新手从BIOS做起,要开发一个完整的文字处理系统,可见工程是多么 巨大,人手和时间都显得很不够。其实,如果用PC机的主板作硬件平台,完全可以设计一个 简单而又达到同样目的新机型。?
也许因为我们开发2400和2401都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司有些人估计2406的开发也只需一 年左右。他们订了一个很乐观的计划,在我看来,计划很不实际。之所以计划不实际,是因 为制订计划的人对工作量没有概念。于是,我开始不断地提意见,指出2406方案中的问题。 但是,我的建议和意见没有起作用,也许他们认为我是故意挑毛病。2406的开发地点设在香 港,王安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该产品的开发上。我很多次想找机会把自己对开发方案中的看 法向王安时反映,我想,他可能会听得进我的意见,但遗憾的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近王安时 。以至于王安时是否知道我的意见,还是知道了我的意见而不接受,我都无从得知。?
2406的开发费用比原来设想的多了很多,开发周期也一拖再拖,最后终于在1991年开发成功 了,前后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样低,软件性能也没有比2401有突出 的改进。当2406推向市场的时候,其售价比2401还略高一点。但是,2406 一上市,各地的 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本来,2406是为了取代2401而推出的,但2401始终还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2401为原型机又推出了2411,四通对于三井的依赖程度不见得 因此而有所降低。后来王安时向我讲起2406的开发时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不过 ,我也不知道他的教训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由于生产2406,从香港大量进 口打字机零部件,而使得他持有很大股份的香港四通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北京合资公 司将大量开发费向香港四通输血也是显而易见的。?

感慨良多?
回顾开发四通打字机的前前后后,真是感慨良多。我有幸为我国的办公自动化事业做了一些 有益的工作,这是我今生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这首先得益于邓小平理论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大 环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实现自我的机会;其次是我找到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许多事单靠 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企业有一个能把握方向的领导人,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又 各有分工。此外,在一起合作的三井物产公司的人员,都有较高的个人素质,我们和他们公 司之间的合作很规范,很讲信誉,也是成功的保证。?
在一次会议上,三井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时说,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 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 ,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回顾中关村成功的电脑企业,无不 与适应中国的文化特点有关。微软的Windows产品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始终 认为应该开发更适合中国文化的界面,尽管我也是Windows的用户,而且算得上是电脑专家 了,但是Windows中文版的许多提示,连我都看不懂,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国家的许多科研机构,每年从政府那里拿到开发经费,最后不少都打个水漂完事,比起他们 来,四通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自主开发了对社会和对自己企业都有益的产品,给国家上缴 了可观的利税,这是一种进步。?
但是,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公司获得巨大利润之后,如何继续保持高技术公司的活力 ,是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我虽然是四通集团主管开发工作的执行副总裁,但是我能够 支配的开发费用还不到公司总营业额的0?3%,而且就连我比较擅长的打字机开发方面的领 导 权也被剥夺了。尽管按照国家和开发区的规定,公司可以提取营业额的7%作为开发费而纳入 成本,但这些开发费提了之后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公司请人吃顿饭,唱一次卡拉OK,动辄 可以一掷千金,甚至万金,为总裁办张高尔夫会员卡可花几十万上百万,可是我要调用几万 元的开发费都要经过很麻烦的手续。每当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就要我们写科技开发 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但这是写给银行和政府看的,因此而得来的科技贷款却用到了其他方面 ,用去炒股票、炒期货、搞房地产。为什么会这样?除了产权和机制问题外,我认为首先是 因为公司的第一把手和领导集体不懂技术,看不出为了公司今后的发展要做些什么,缺乏起 码的技术前瞻性认识。例如,当时四通集团董事会的7名成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是搞技术的 ,在1990年以后,我主张开始搞多媒体技术,并在集团成立了电脑音乐事业部,但公司的大 多数领导并不理解搞多媒体的意义,如果靠投票来决策,我永远是少数。?
说到电脑音乐,在1991年,我领导四通集团开发部的王岩、朱峰等人,与日本Roland公司合 作,开发成功了四通牌数码钢琴,并生产了10台样机。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四通公司视察 ,段永基向江总书记介绍了这一新产品,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在四通门市部展厅里的样机上弹 奏了一段曲子。但我只是事后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因为江总书记来的时候,四通公司总裁 、主管销售和后勤的副总裁以及很多其他人员都在场,而我则被通知说,由于接待人数有限 ,不能出席。?
现在,四通打字机正在逐渐从市场上消失,生产2406的深圳SOTEC濒临倒闭,生产2401和241 1的北京SOTEC也处于常年停工状态,其原因说什么的都有。让我们来看一些数字:中国有12 亿人口,四通打字机销售最好的时候年销售量为5万台,同是使用汉字的日本只有一亿多人 口,1997年它的文字处理机的总销量为370万台,与这年它的PC机的总销量差不多。因此, 四通打字机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主要原因是开发跟不上而不是别的。一个高技术公司, 领导人不熟悉公司主要业务的技术趋势,又舍不得在开发费上投入,那么它走向衰败就是迟 早的事。?
我本来是搞技术的,不善于搞管理,也不愿搞管理,但是,我发现,不当第一把手,就无法 把握公司的技术方向,搞高技术和开餐厅是两码事。我以后将专门撰文谈我这方面的体会。 我认为,要保证高技术公司的正确方向,公司的第一把手必须非常了解技术发展的趋势,同 时还应该有卓越的管理才能。?
此外,遗憾的是,在公司得到巨大利润的同时,我个人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在打字机销 售最红火的时候,一个2401经销员的脚上,一双皮鞋就值三五百元,而我当时每月工资收入 只有560元,列在全公司第19名。在我1992年离开四通之时,我经四通集团办公室主任同意 ,搬走了一台2401打字机,几个小时之后,该办公室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奉上级指示,必须 要回那台打字机,并立刻把机器拉了回去。1993年,四通与我签了一个协议,承认我是四通 创始人之一,并答应给我创业股,其数值与其他董事相同。四通股票在香港上市之后,我要 求四通兑现该承诺,四通公司答复说,我们答应给你的是创业股,但是现在公司并没有创业 股,所以不能给你股份。总之,搞经营的搞管理的搞后勤的可以有机会得到除工资外的其他 好处,埋头搞技术的,最终只可能是替他人做嫁衣裳,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高技术公司里难道 不奇怪吗??
在四通打字机开发完成的时候,岛津先生送给我两个人头形状的娃娃,但都没有眼睛, 这个娃娃头在日语里叫做“daruma”,据说,一个人做成功一件大事,就可以在上面画上一 只眼睛。因为四通打字机的成绩,我画上了一只眼睛,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画上第二只眼 睛,我现在正在总结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期待着画另一只眼睛的机会。(刘韧)

忘却的三总工时代:王选先撤了 倪光南和王缉志留守中编辑本段回目录

三联生活周刊这期的人物报道,要是柳传志也…就不是人物报道那么简单了,得封面。

忘却的三总工时代

当王选突然辞世,我们记忆中的他只有了方正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和当代毕升的颂称。而在GOOGLE直接的搜索中,王选这个名字更瞩目的是对日军侵华细菌战诉讼的女王选。尽管原本就很低调的王选在2000年因病修养,实际上大家对于方正的王选并没有忘却,当2002年《南方周末》把年度人物给了对日军侵华细菌战诉讼的女王选时,并不了解她的人仍要疑问一下,哪个王选?

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著名企业,这是1993年前后谈论渐渐兴起的中关村故事时,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段子。王选、倪光南、王缉志,三位来自大学或者科学研究所体系的技术派总工,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依靠汉字激光照排、汉卡、打字机三项技术,成就了方正、联想、四通最初的崛起。而张玉峰找到王选、柳传志找到倪光南、万润南找到王缉志,几乎是所有描述中关村发展史的传记中都不得不提及的重要内容。

当还在《计算机世界》任职的记者刘韧出版《中关村问题》,蒋胜蓝因为撰写《联想与计算所的“婚变”》而引来联想压力的时候,20世纪最后几年对于中国信息产业界的探讨焦点,依旧关注于传统研究所体制下技术到底如何跟市场相结合,技术派的总工如何推动技术企业的商业发展。这几乎成了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浪潮席卷之前,中关村如何变成硅谷的大辩论中最大的导火索性话题。当倪光南1996年被柳传志从联想总工位子上解职,王缉志很早就淡出四通一线,王选作为三位科学家总工之一,可以说赢得了最平滑的个人事业转型,推动方正成功上市,并且将一线管理让位给年轻一代,自己依旧能够关注在技术开发领域。而2000年后王选患病时,同他一个时代的倪光南更近似中国信息界的开源推广者和布道士,而王缉志则在尝试推动电力上网项目之后,依旧穿着标志性的吊带裤过自己的养老生活。
“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不是科学家的企业”,这是1999年对于中关村技术创业元老频繁去职时最流行的评论,尽管包括当时刚刚兴起的CCTV2《对话》节目都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资本与知识、技术与市场的冲突,但流行在中关村文化中的“贸、工、技”思路,还是深深左右了中国信息产业的历史。而王选恰恰依靠早年牵头主持开发的汉字汉字激光照排系,令方正始终不敢放弃技术研发的要点。

王选曾经在1999年3月出版过一本《王选谈信息产业》,这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小册子尽管定价只有16元,字字真切地道出了第一代中关村技术先驱的看法。放眼国内外华人技术派领袖,只有现任Google中国统领的李开富也是一个热衷舞文弄墨的技术分子,王选恰恰前辈般一直保持自己北京大学很多年助教生涯的那种人文气息。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曾经在2005年6月12日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演那篇《改变我生命的三个故事》中透露,之所以苹果电脑始终保持优雅的字体和排版能力,很大程度得益于乔布斯在里德大学退学后旁听的书法美术课。而王选的开发汉字激光排版技术,也充满这种学习主义和长久的人文气息,就如同1998年开始任王选助理的丛中笑在传记《王选的世界》中引用的王选说法,“1988年后的几年间,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栏,看里面的报纸哪些是铅排的,哪些是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的。到1991年,我在上海交大看到交大的校报都是用我们的技术排的版,这以后我就不看报栏了——我知道不用看,用的都是我们的技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享受。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个座右铭: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最幸运的人,面对人们对知识带来财富这条增值方式的认可,技术派越来越赢得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关注。王选所代表的三位总工时代,更多依赖于通过解决汉字的计算机化门槛,而得到了最初的成功。在他们之后是金山的求伯钧,早年编写UCDOS的鲍岳桥,杀毒软件走天下的王江民,一大批没有学院背景的民间技术派,软件编程成为了这些第二代中关村的技术法宝。而互联网在2000年之后的技术崛起,给那些并没有学院背景,也不需要混迹中关村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百度搜索窜红的李彦宏,网易电子邮箱起家的丁磊,都不再需要挂靠中关村为背景,风险投资机制的引入和海外上市的模式,让第三代抓住技术机会的“总工”们可以不再戴中关村的帽子。而这距离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次披露王选成功研发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消息,过去了26年。

三联生活周刊这期的人物报道,要是柳传志也…就不是人物报道那么简单了,得封面。
忘却的三总工时代

当王选突然辞世,我们记忆中的他只有了方正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和当代毕升的颂称。而在GOOGLE直接的搜索中,王选这个名字更瞩目的是对日军侵华细菌战诉讼的女王选。尽管原本就很低调的王选在2000年因病修养,实际上大家对于方正的王选并没有忘却,当2002年《南方周末》把年度人物给了对日军侵华细菌战诉讼的女王选时,并不了解她的人仍要疑问一下,哪个王选?

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著名企业,这是1993年前后谈论渐渐兴起的中关村故事时,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段子。王选、倪光南、王缉志,三位来自大学或者科学研究所体系的技术派总工,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依靠汉字激光照排、汉卡、打字机三项技术,成就了方正、联想、四通最初的崛起。而张玉峰找到王选、柳传志找到倪光南、万润南找到王缉志,几乎是所有描述中关村发展史的传记中都不得不提及的重要内容。

当还在《计算机世界》任职的记者刘韧出版《中关村问题》,蒋胜蓝因为撰写《联想与计算所的“婚变”》而引来联想压力的时候,20世纪最后几年对于中国信息产业界的探讨焦点,依旧关注于传统研究所体制下技术到底如何跟市场相结合,技术派的总工如何推动技术企业的商业发展。这几乎成了90年代末互联网技术浪潮席卷之前,中关村如何变成硅谷的大辩论中最大的导火索性话题。当倪光南1996年被柳传志从联想总工位子上解职,王缉志很早就淡出四通一线,王选作为三位科学家总工之一,可以说赢得了最平滑的个人事业转型,推动方正成功上市,并且将一线管理让位给年轻一代,自己依旧能够关注在技术开发领域。而2000年后王选患病时,同他一个时代的倪光南更近似中国信息界的开源推广者和布道士,而王缉志则在尝试推动电力上网项目之后,依旧穿着标志性的吊带裤过自己的养老生活。
“企业是企业家的企业,不是科学家的企业”,这是1999年对于中关村技术创业元老频繁去职时最流行的评论,尽管包括当时刚刚兴起的CCTV2《对话》节目都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资本与知识、技术与市场的冲突,但流行在中关村文化中的“贸、工、技”思路,还是深深左右了中国信息产业的历史。而王选恰恰依靠早年牵头主持开发的汉字汉字激光照排系,令方正始终不敢放弃技术研发的要点。

王选曾经在1999年3月出版过一本《王选谈信息产业》,这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小册子尽管定价只有16元,字字真切地道出了第一代中关村技术先驱的看法。放眼国内外华人技术派领袖,只有现任Google中国统领的李开富也是一个热衷舞文弄墨的技术分子,王选恰恰前辈般一直保持自己北京大学很多年助教生涯的那种人文气息。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曾经在2005年6月12日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讲演那篇《改变我生命的三个故事》中透露,之所以苹果电脑始终保持优雅的字体和排版能力,很大程度得益于乔布斯在里德大学退学后旁听的书法美术课。而王选的开发汉字激光排版技术,也充满这种学习主义和长久的人文气息,就如同1998年开始任王选助理的丛中笑在传记《王选的世界》中引用的王选说法,“1988年后的几年间,我每到一个城市,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栏,看里面的报纸哪些是铅排的,哪些是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的。到1991年,我在上海交大看到交大的校报都是用我们的技术排的版,这以后我就不看报栏了——我知道不用看,用的都是我们的技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非常难以形容的享受。法国作家莫泊桑有一个座右铭:一个献身于科学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这也是我的座右铭。”

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最幸运的人,面对人们对知识带来财富这条增值方式的认可,技术派越来越赢得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关注。王选所代表的三位总工时代,更多依赖于通过解决汉字的计算机化门槛,而得到了最初的成功。在他们之后是金山的求伯钧,早年编写UCDOS的鲍岳桥,杀毒软件走天下的王江民,一大批没有学院背景的民间技术派,软件编程成为了这些第二代中关村的技术法宝。而互联网在2000年之后的技术崛起,给那些并没有学院背景,也不需要混迹中关村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百度搜索窜红的李彦宏,网易电子邮箱起家的丁磊,都不再需要挂靠中关村为背景,风险投资机制的引入和海外上市的模式,让第三代抓住技术机会的“总工”们可以不再戴中关村的帽子。而这距离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次披露王选成功研发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消息,过去了26年。(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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