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
该书全面、详尽地概括了当代信息哲学的主要问题、研究领域以及理论基础等方方面面；由主导各领域的国际性专家学者分别撰写，分七编二十六章，一方面体现出信息哲学的交叉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是一部完整的、批判性的导读。该书已于2010年由刘钢主持翻译成中文，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Luciano Floridi (Editor)
ISBN: 978-0-631-22919-3
Paperback
392 pages
October 2003, Wiley-Blackwell
Wiley List Price: US $51.95
精装本（0631229183）为69.95美元（美国/加拿大）；60英镑（世界其他各地）。出版年月：美国2002年10月，世界其他各地：2003年8月。简装本(0631229191)：为34.95美元（美国/加拿大）；18.99英镑（世界其他各地）。出版年月：美国2002年10月，世界其他各地：2003年8月。开本：246 x 171mm, 6.75 x 9.75in；插图：20；页码：392页。
样章下载：http://as.wiley.com/WileyCDA/WileyTitle/productCd-0631229191,descCd-DOWNLOAD.html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主编：当代信息哲学的倡导者和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ociano Floridi)
Luciano Floridi近照Luciano Floridi，旅英意大利学者，目前系英国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的高级研究员，英国赫特福德大学哲学系信息哲学首席研究员兼正教授。Floridi于2006年被选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主席，并在2007年连任。他是著名刊物Synthese的主编,同时也是信息伦理小组（IEG）这个牛津大学跨系的创始人和协调人。其主要研究信息哲学、计算机伦理学和认识论与逻辑哲学等问题，并已经在国际上著名刊物上发表了70余篇有关信息哲学、技术哲学、信息与计算机伦理、认识论、逻辑哲学以及怀疑论哲学史方面的论著，这些刊物包括Archiv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rkenntni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等。目前已出版及正在撰写的著作包括《怀疑论及认识论的基础——元逻辑缪误的研究》 、 《哲学与计算导论》和《信息哲学》等，主编的著作包括《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 、 《信息与计算机伦理手册》等。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Blackwell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简介
2003年8月14日，英国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网站发布最新信息：当代信息哲学的倡导者和创始人，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Lociano Floridi)主编的著作《布莱克维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引》（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正式出版。作为著名的《布莱克维尔哲学导引丛书》 （Blackwell Philosophy Guides Series）中的一种，该书全面、详尽地概括了当代信息哲学的主要问题、研究领域以及理论基础等方方面面；由主导各领域的国际性专家学者分别撰写，分七编二十六章，一方面体现出信息哲学的交叉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是一部完整的、批判性的导读。美国哲学会计算与哲学委员会（APA-CAP）主席，哈佛大学信息基础设施项目研究员，穆尔（James Moor）教授对此书极为赞赏：“《布莱克维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为哲学内部新兴的重要领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部杰出的著作涵盖了这个领域的基本话题，很有深度，但在写作风格上也同样适合非哲学专业人士的口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类似著作能将计算与信息哲学多个方面的信息进行系统地整合与解释。我相信本书在未来若干年中，既可以作为权威性的教科书，又可以充当标准的专业参考书。因此，我强烈地推荐这部著作。”
“信息哲学”的正名
在中国，人们对于名称的要求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涉及到“名正言顺”的大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个新兴的哲学学科的名称问题存在两种趋势，一是赶时髦，如“赛伯哲学”（cyberphilosophy）、“数字哲学”（digital philosophy）、“计算机哲学”（computer philosophy）；一是则表达特殊的理论旨趣，如“计算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ing science）、“计算哲学”（philosophy of computation）、“人工智能哲学”（philoso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计算机与哲学”(computer and philosophy)、“计算与哲学”(computing and philosophy)等。弗罗里迪在《元哲学》发表的奠基性文章用的是“信息哲学”。但这次新出版的《导引》却为什么用“计算与信息哲学”这个名称呢？我以为瑞典学者的考释很有启发意义，可作为参考。她在《科学哲学的范式转移：信息哲学与新的文艺复兴》这篇文章中说：“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人们分别用‘Informatik’,‘Informatique’和‘Informatica’（英语对应术语是informatics） 来指称computing（计算）。有意思的是英语术语computing具有经验的取向，而与之对应的德、法、意大利语术语informatics（信息学）却具有抽象的取向。这种术语的差异可以分别追溯到19世纪英国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抽象传统之间的差异。” 据我的研究，情况基本如此，信息与计算恰巧强调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信息学”就是指利用计算机和统计学技术来管理信息的学科。例如，在基因组计划中，信息学包括发展快速搜索数据库、分析DNA序列信息、从DNA序列数据预测蛋白质序列和结构的方法。而从这门哲学学科的名称上来看，基本采取了一种整合英美与欧陆哲学传统的态度，这也算是“信息哲学”所表现出的一种新气象吧。至于中译名，我以为“信息哲学”这个名称足以表达其间的意蕴。我曾与编者专门讨论过中文表达方式的问题，他也赞同我的观点，认为中文可以就叫“信息哲学”，而无需加入“计算”，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所遇到的那类困难。我们的难处属于另类，或许叫“信息与资讯哲学”才对，这样便将台湾的表达方式反映出来。
目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撰稿人简介
前言（Luciano Floridi）
绪论：什么是信息哲学（Luciano Floridi）
第一编：四个概念
1. 计算（B. Jack Copeland）
2. 复杂性（Alasdair Urquhart）
3. 系统科学引论（Klaus Mainzer）
4. 信息（Luciano Floridi）
第二编：计算机与社会
5. 计算机伦理学（Deborah G Johnson）
6. 以计算机为媒介的通信和人机交互（Charles Ess）
7. 互联网文化（Wesley Cooper）
8. 数字艺术（Dominic McIver Lopes）
第三编：心与人工智能
9. 人工智能哲学及其批判（James H.Fetzer）
10.计算主义、联结主义和心的哲学（Brian P. McLaughlin）
第四编：实在与虚拟实在世界
11. 本体论（Barry Smith）
12. 虚拟实在（Derek Stanovsky）
13. 信息的物理学（Eric Steinhart）
14. 控制论（Roberto Cordeschi）
15. 人工生命（Mark A. Bedau）
第五编：语言与知识
16. 信息与内容（Jonathan Cohen）
17. 知识（Fred Adams）
18. 计算机语言的哲学（Graham White）
19. 超文本（Thierry Bardini）
第六编：逻辑与概率
20. 逻辑（G. Aldo Antonelli）
21. 人工智能中的概率论（Donald Gillies）
22. 博弈论：纳什均衡（Cristina Bicchieri）
第七编：科学与技术
23.科学哲学中的计算（Paul Thagard）
24. 计算机科学方法论（Timothy Colburn）
25. 信息技术哲学（Carl Mitcham）
26. 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建模（Patrick Grim）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索引
书评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4年英国Blackwell公司出版了一套哲学指南丛书（Philosophy Guide Series），共有15本。其中有一部名为《布莱克威尔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13]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值得一提，（1）学术品位高；每一章都是由该领域的著名专家所写的一篇高质量的文章，编者按照文章所涉及的主题将这些文章变成体系章节，看上去是一本完整的书，但实际上却比一般教科书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和更密集的学术信息。（2）学科前沿性；该书涉及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该学科的学术热点、前沿问题和学科的发展方向，能够将读者一下子带到学术前沿，让读者了解学科的新进展、新动态。（3）专业性和可读性相兼顾；该书探讨的问题专业性较强，适合作为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参考教材，但是，作者也十分注意可读性，力争让非哲学专业的读者也能读懂，让他们了解哲学领域内争论的问题和兴趣所在。（4）指导书和工具书相统一；该书由于前述的学术品位高、学科前沿性和专业性，因而它是读者学习哲学的指南、指导书，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全面的参考书目，给读者提供了一种向导，使他们能够进一步地学习和研讨，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该书已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译本《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第一册的封面、书脊与封底下面我就将这本书的七篇二十六章的纲目介绍给大家：
第一篇：四个概念
计算、复杂性、系统：系统科学导论、信息
第二篇：社会中的计算机
计算机伦理学、计算机为媒介的通讯和人机界面、互联网文化、数字艺术
第三篇：心智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哲学及其批判、计算主义，联结主义和心智哲学
第四篇：现实的和虚拟的世界
本体论、虚拟实在、信息的物理学、控制论、人工生命
第五篇：语言与知识
信息与内容、知识、计算机语言的哲学、超文本
第六篇：逻辑与概率
逻辑、人工智能中的概率、博弈论：纳什均衡
第七篇：科学与技术
科学哲学中的计算、计算机科学方法论、信息技术哲学、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计算机建模
背景阅读：弗洛里迪教授访华记编辑本段回目录
当代国际著名信息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始人、著名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教授访华记
刘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The UK’s National Academy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的协议，旅英意大利著名学者，当代国际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的积极倡导者和创始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教授携夫人诺布尔（Anna Christina de Ozorio Nobre）教授，应邀于2008年9月21日至30日到中国访问，共做六场系列学术讲演。弗洛里迪这次来华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交流局欧洲处和综合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以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也为这次系列讲演活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学技术哲学室作为此次学术活动主要接待的单位，不仅为弗洛里迪教授夫妇准备了精彩的系列讲演，而且还为他们安排了一些其他活动；与此同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也作了积极配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亦将此次活动作为 “科技哲学前沿问题研讨会（班）”第七次研讨会的一次活动。
弗洛里迪系旅英意大利学者，目前系英国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同时还被聘为英国号称“企业家和工程师的摇篮”之称赫特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哲学系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首席研究员兼正教授。他在这个领域杰出的研究工作有两个方面，信息哲学基础研究与信息哲学的伦理学研究。根据《科学、技术与伦理百科全书》 （Macmillan, 2005）的介绍，他是意大利科学、技术和伦理在这个领域中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曾师从著名逻辑学家哈克（Susan Haack）和著名哲学家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从事认识论和逻辑哲学研究，已被连选二届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主席。他于2006年被选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主席，并在2007年连任。他是著名刊物Synthese的主编,同时也是信息伦理小组（IEG）这个牛津大学跨系的创始人和协调人。其主要研究信息哲学、计算机伦理学和认识论与逻辑哲学等问题，并已经在国际上著名刊物上发表了70余篇有关信息哲学、技术哲学、信息与计算机伦理、认识论、逻辑哲学以及怀疑论哲学史方面的论著，这些刊物包括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Erkenntni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等。目前已出版及正在撰写的著作包括《怀疑论及认识论的基础——元逻辑谬误的研究》 、 《哲学与计算导论》和《信息哲学》等，主编的著作包括《Blackwell计算与信息哲学导论》 （该书已由刘钢主持翻译成中文，不久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信息与计算机伦理手册》等。
他的夫人诺布尔系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实验心理学研究生导师（tutorial fellow）和牛津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的教授。此前她曾任Astor and Todd Bird初级研究员。在来英国之前，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先后在耶鲁和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她目前负责实验心理学系的大脑与认知实验室的领导工作。这个实验室利用多种互补的非侵入式的脑成像方法（FMRI、ERP、EEG、TMS）与行为研究结合在一起来揭示人脑中的认知功能的神经系统。该实验室尤其重视对所谓的理解“注意力导向”的研究，即大脑如何发出一阵接一阵的有关事件的预测，其目的是优化感觉和行动。
在北京的7天中，弗洛里迪首先于9月23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了题为“理解信息转向：第四次革命”（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tion Turn：the Fourth Revolution）的讲演。这是他在华访问期间信息哲学系列讲演会的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会议由刘钢主持，谢地坤副所长致词，我所研究人员、研究生和来自外单位学者共3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就会议主题与弗洛里迪教授作了交流。弗洛里迪教授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范围广泛且影响深远的信息转向，这是一次堪与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和弗洛伊德革命相比较的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四次革命，它正在而且继续对人类的社会模式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外向型的，即外部世界与我们的互动是如何在改变的；另一种则是内向型的，即有关我们自我理解的解释。这就导致了所谓的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强调无形的智力财产、信息密集型的服务业(商务和知识产权服务、金融和保险业)、公共领域 (尤其是教育、公共管理以及健康保障)在起基本作用。由图灵所导致的第四次（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根本的改变是揭秘人类道德行为者的互联性，也就是说，信息有机体（information organisms），简称inforgs，与其他信息有机体和道德行为者共同享有一个基本上是信息的环境。由于我们都是信息体，而且人类所处的综合环境就是一个“信息圈”(infosphere)。如何以生态的方法建造、形成和调节这个新的信息圈是第四次革命带来的关键性挑战。弗洛里迪乐观地预言，“未来一代将会发现合成的环境主义（synthetic environmentalism）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任务就是确保从我们的环境过渡到未来他们的环境，而且是尽可能得从伦理上考虑”。尤其是他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一个是“信息圈”（infosphere），这个术语相对于“生物圈”（biosphere）而来，另一个则是对“信息圈”的“重新本体化”（re-ontologizing），该术语相对于“重新组建”（re-engineering）而来。那么将生物圈与信息圈加在一起，我们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也就大大改变了，形成了所谓的“扩大的生物圈”（augmented biosphere）从而引发出诸多的新问题，尤其是道德伦理问题等。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较弱的人类中心的道德行为者的立场。这个主题与后面弗洛里迪在人民大学第三讲中所重点讨论的问题相关，因此，第一讲与第三讲有着密切的关联。
同日下午弗洛里迪不顾上午讲演的劳顿，顺访了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并作了题为“认识论：相关信息”（Epistemology: Relevant Information）的专题报告；报告由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委员会会长，北京理工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喻佑斌教授主持。这次讲演的内容比较专业，应听众并非都是学习哲学专业出身的要求，弗洛里迪先是简单的介绍了信息哲学问世的主要学术背景及其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然后又把信息分成三个维度做了分解，即作为实在的信息（as），用于实在的信息（for）以及关于实在的信息（about）。他的这场报告主要集中在关于事实的信息，亦称“事实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主要内容涉及信息与事实相关性的理论问题，以及各种理论的优点和缺点。弗洛里迪的报告重点阐发了从认识论角度考虑信息的“相关性(relevance)”概念。信息在何时是“相关的”，他认为有两个要素：就特定境域提出一个问题，需要提供某信息作为答案；而关于该特定境域的信息则回答前述问题。分析这两个方面，弗洛里迪教授认为信息的相关性正是提出问题的概率和答案满足提问的概率的函数。关于答案，弗洛里迪教授提出了合适度(Adequacy)概念来衡量。答案回答问题的合适程度涉及准确度(Accuracy)和精确度(Precision)两个方面。而合适度则是这两者的函数。弗洛里迪教授关于何谓“相关的”信息的分析从提出问题开始，先给出初步答案，然后分三步对初步答案一次次修订，最后得出结论：信息处理中介要求持续高水平地处理相关信息以实现相关信息间以及与其存在于其中的环境间的成功互动；教科书中的信息理论没有回答语义学的信息相关性的本质问题；主观主义的解释可以就数种重要的应用问题以及有关信息相关性概念的说明做出满意的答复；他本人提供的解释为相关性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一直缺失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喻佑斌博士主持并评论了此次报告。众多理工大学的学生及其他单位的学者参加了弗洛里迪的讲演，讲演从下午三点开始，直到五点钟结束，最后半个多小时为提问与回答的时间，弗洛里迪认真得听取了提问者的问题并作出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诺布尔教授所做的另一场题为“行为分析”（Behavioral Analysis)即有关当代认知科学技巧的专题报告则吸引了对大脑成像技术、行为科学、实验心理学感兴趣的师生。诺布尔教授介绍了她本人在牛津大学实验心理学研究方面将大脑成像图谱用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以及该领域的一些新进展。全新的方法和理论激发起北理工在校师生们的浓厚兴趣。而医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与人类行为研究的结合本身也给报告现场的师生在进行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面很大的启发。此次报告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工系丁亚平博士主持并进行了点评。
这两场学术报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与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青年科技协会组织，并与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共同主办。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承办。国际交流合作处派专员参加此次接待工作，接待全程给来访专家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此次报告更得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一同与弗洛里迪讨论了进一步合作的问题。弗洛里迪行安排学术报告共计5场（加上诺布尔教授的共计6场）。在北京预定访问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是此次访问的第二站。因为机会难得，部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厦门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研究人员以及北京理工大学近百名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听取了这两场的学术报告。报告中互动频繁，气氛热烈，洋溢着友好而富于建设性的学术交流气氛。报告后师生都感到受益匪浅，并希望学校今后举办更多类似的学术活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王玉平教授、副秘书长张明国教授社科院哲学所科哲室主任刘钢亲赴报告现场，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活动，并就未来在京召开信息哲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事宜与中英双方学者进行了初步探讨。
此外又在9月26日上午顺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并在人大哲学系现代逻辑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科学-社会-人文论坛，作了题为“道德：信息伦理学的性质与范围”（Morality: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Information Ethics）。由于这场报告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场报告有一定的联系，又能单独成篇。在这场报告中，弗洛里迪认为信息与基于数据的社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于（Nobert Wiener）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首先预言并开始研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Walter Maner）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学”（CE），其研究领域是“由计算机技术加剧、转化或者制造”的伦理问题。后来，人们渐渐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伦理问题的产生不是由于特殊的技术而是源自技术所要处理的原始材料——数据或信息。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弗洛里迪的研究小组（IEG）在这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讲座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有关计算机伦理学的根源，计算机伦理问题的种类、解释与方法，以及作为计算机伦理学基础的信息伦理学；第二部分则重点讨论的是标准道德理论与非标准道德理论，并重点回顾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存在的伦理问题。弗洛里迪认为，他们所提出的信息伦理学作为一种创新的非标准伦理学是可以用作计算机伦理学的基础的。在计算机伦理的独特性辩护中，存在着所谓“无解的”、“职业的”、“极端的”、“保守的”以及“创新的”的诸多途径。弗洛里迪认为他们的理论属于“创新的”途径，按照传统的元伦理学是不充分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引起许多新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并非新瓶装旧酒，而是需要我们进行重新思考，在方法论上确定我们的立场所在。信息伦理学的四个基本原则，即所谓的另外，他还就信息在伦理学中的作用，道德行为的信息式模型，如何拓展道德行为者（moral agents）和道德受动者（moral patients）的种类，以及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等诸多应用问题。
最后又来到北京大学承泽园科社中心学术报告厅作了题为“本体论：实在的信息本质”（Ontology: the Informational Nature of Reality）。这场讲演与在北京理工大学的那场关于认识论的主题遥想呼应，是专门讲本体论的。他先从所谓的“数字本体论”（digital ontology）讲起，然后进入主题。首先，他提到了祖斯（Kanrad Zuse）这位德国物理学家，是他第一个提出宇宙正在被某种巨大的离散的计算机所决定。这便是著名的“祖斯论题”（Zuse’s Thesis）。但是，这个论题是否正确呢？于是，弗洛里迪进一步追问，宇宙倒底是模拟的还是离散的？他认为拥戴模拟论的哲学家有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以及黑格尔等；而拥戴离散论的就只有毕达哥拉斯和莱布尼茨。那么，在这个图景下，他又问康德有又在哪里呢？从中不难看出，他基本还是沿着物理学家的途径往前推进。他认为数字本体论无论是在物理学上还是在形而上学都存在着问题，并举出爱因斯坦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论点。接下来，他又提出所谓的“思想实验”（Gedenken Experiment）来从理论上论证宇宙既不是模拟的也不是离散的的假设。在完成了他的思想实验后他便提出自己的见解，即所谓的“抽象的层次”（LoA）理论，这样便可以走一条中间道路，在他看来，模拟与数字的二分很可能都不正确。之所以可能不正确是在于无论那种方式，它们都是一种表征存在的模式。最后他则提出两种“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s），一种是ESR（Epistemic SR）；一种是OSR（Ontic SR）这就构成了一种“二律背反”。那么如何克服这个二律背反呢？他认为信息哲学提供了答案。这就是他提出的信息实在论（Information Realism）。根据信息实在论的两条本体论承诺，知识是一个不断的语义建构的过程，而非表征的过程，而实在并非知识之源，而是可以被利用、操控和处理的资源。世界是不断动态地提供数据结构的总和。那么，康德不可知的物自体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了，而并非人类不可及的，它可以作为人类的一种可以不断在认识上延伸的资源（resources）。因此，说世界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没有一点意义。这是弗洛里迪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在国际上依然有许多争论。有兴趣者可以看他网站上的学术论文“反对数字本体论”（Against Digital Ontology）。
9月27日弗洛里迪离开北京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并于28日下午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作了他在华最后的一次讲演“信息哲学：概览”（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an Outline）的讲演。信息社会又有数据库化社会（databased society）之称，由个人计算机和网络引发了信息革命。将世界和人类生活数据化已经创造了全新的实在，使得无法预测的现象和经验成为可能，并提供了全新的有力的工具和方法论，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独特的问题并开创了无尽的无法想象的可能性。信息革命无疑也深刻地影响哲学家的工作，他们如何思考他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值得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如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概括甚至影响到他们所使用的词汇。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呢？弗洛里迪认为，我们对信息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建立他所谓的信息哲学（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简称PI），为此给出了他自己的定义：“a）涉及到信息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的一个哲学领域，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b）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进行确立与应用的哲学学科。”关于信息概念的本质的问题他认为是典型的哲学领域所要关心的标志；而动力学则关涉到计算这些的诸多问题；最后利用就是计算机伦理学的问题。那么，信息哲学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在他看来至少有四个：1）经典的：寻找一种统一的信息理论（UTI）；2）创新的：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以（a）为基础，为信息世界（信息圈）和信息社会所出现的传统的和新的哲学问题，开发并应用信息理论和计算机为基础的概念、工具以及技巧来对其进行建模和解释；3）系统的：一种以（b）为基础的系统基础，信息与计算哲学的各个分支都聚拢在这个系统之内（原信息哲学），从人工智能到计算机伦理；4）方法论的：为信息科学与相关学科（其概念的、方法论的和理论的基础）提供一种融贯性的、理论的框架。最后，他的讲演在提出信息哲学所面临的十八个大问题后结束。
参加弗洛里迪的讲演的西安交大师生共有众多师生参加，可以说他在华讲演规模最大的一次，交大还为弗洛里迪的这次讲演全程录了像。讲演完毕后，弗洛里迪又与交大师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此后，西安交大校领导也为弗洛里迪成功地在该校的访问表示庆祝，并希望未来能加强与交大的合作。弗洛里迪教授的这次成功访华为中国和国际信息哲学界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成功完成了中国的访问后，弗洛里迪教授夫妇于9月30日离京返英。
附：弗洛里迪教授与诺布尔教授在华讲演日程安排
第一场讲演
讲演时间：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上午9:30至11:30
讲演地点：哲学所941会议室
讲演题目：“理解信息转向：第四次革命”(Understanding the Information Turn: the Fourth Revolution)
主 持 人：刘钢
第二场讲演
讲演时间：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下午：3:00至5:00
讲演地点：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讲演题目：“认识论：相关的信息”(Epistemology: Relevant Information)
主 持 人：喻佑斌
第三场讲演
讲演时间：2008年9月23日（星期日）下午：3:00至5:00
讲演地点：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讲演题目：“行为分析”(Behavioral Analysis)
讲 演 人：诺布尔（Anna Christina de Ozorio Nobre）
主 持 人：丁亚平
第四场讲演
讲演时间：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上午：9:00至11:00
讲演地点：人民大学哲学系
讲演题目：“道德：信息伦理学的性质与范围” (Morality: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Information Ethics)
主 持 人：陈慕泽
评 论 人：刘钢
第五场讲演
讲演时间：2008年9月26日（星期五）下午：3:00至5:00
讲演地点：北京大学承泽园
讲演题目：“本体论：信息的实在本质”(Ontology: the Informational Nature of Reality)
主 持 人：朱效民
第六场讲演
讲演时间：2008年9月28日（星期日）下午：3:00至5:00
讲演地点：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讲演题目：“信息哲学：概览”(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 Outline)
主 持 人：王小红
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通讯》（国际学术动态专期），2008年，第16期，（总第50期），2008.10.10，第8-14页。
刘钢：信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哲学的计算转向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哲学界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挑战，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计算转向”。一般认为，“计算转向”是1992年由伯克荷尔德（Leslie Burkholder）提出的。在美国哲学会（APA）的计算与哲学（CAP）专业委员会的就职辞中，卡瓦利尔（Robert Cavalier）提到，“在上个世纪的最后25年中，哲学不论是在教学上还是研究上都开始了‘计算转向’。我认为，是伯克荷尔德在与哲学的语言转向的丰富程度进行比较时，最先使用了这个短语。这一转向意义深远而它的影响无疑在下个世纪的头十年会继续扩大。” 1998年， 《数字凤凰》 (The Digital Phoenix)出版了，这部文集有一个副标题《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How Computers are Changing Philosophy)。美国哲学会的计算与哲学专业委员会在90年代中期曾经就“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这一主题做过一次全国普查，普查的结果集中反映在1998年出版的文集中。该文集的主编拜纳姆（Terrell Ward Bynum）和摩尔(James H. Moor)承认，哲学中正在涌现出一股新生力量：
哲学领域不时会发生一些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始于若干简单但却非常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为哲学家提供了审视哲学问题的新透镜。渐渐地，哲学方法和问题得到了提炼并根据这些新观念获得理解。随着新颖而有意义的哲学成果的获得，运动发展成一股蔓延至整个学科的知识浪潮。一个新的哲学范式涌现了。
从方法论上看，计算机就为哲学提供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因而这个哲学可以说属于“工具驱动”（tool-driven），正如戴森所说的那样。而虚拟实在研究专家海姆（Michael Heim）则说计算机是“形而上学的实验室（the laboratory of metaphysics）”。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用“形而上学”来翻译metaphysics，实际上过于汉化了，《周易•系辞上》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就用“形而上”来翻译metaphysics。有人认为，这样理解metaphysics是“只悟其意，反误其形。”应将metaphysics中的meta译为“元”而metaphysics就成为“元物理学”，这似乎更合乎这个词的本义。因为meta-这个希腊语前缀是“在……之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编纂者在编完他的《物理学》之后，将一部分讨论实体、关系等方面内容的学问放在 “物理学之后”就用了metaphysics这个前缀，认为研究完物理学之后，就可以探讨这部分内容了。因而确切地理解metaphysics应该是“物理学之后”的或“关于物理学本身”的学问。那么之于信息哲学而言，它则是一种“元哲学”，即metaphilosophy，即“在哲学之后”，因而也就是关于哲学自身的学问。物理学为什么那么强大？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学问能够像物理学那样有威力，原因就在于物理学有一套所谓的“科学方法”。那么“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metaphysics到了康德那个年代，已经从“贵妇人”的地位沦落为“乞丐”，原因就在于它缺乏一套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方法”，只能靠思辩、玄想的方式来维持运行。而自从计算机问世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已经为“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学问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因而信息哲学这门“在哲学之后”的学问也就有了相应的工具。这个“元哲学”本身属于“工具驱动”（tool-driven）。或者说，信息哲学诞生于哲学与计算机的交汇处（intersection）。没有计算机和网络，信息哲学就好比外科学没有手术刀。实际上，计算机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拜纳姆和摩尔接着又说道：
……计算机的计算便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为哲学探究所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
二、信息哲学的诞生
“信息哲学”（简称PI）在国际哲学界问世的标志是什么？我们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 （Metaphilosophy）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是重要的标志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称：“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在国际哲学界能够出此断言，我以为作者还是经过非常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换句话说，此前国际哲学界并没有“信息哲学”的提法，也没有哲学家进行过类似的论证。该文主要目的便是论述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何以成为可能。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信息”这个科学概念被“事后追认”为“先驱”无疑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使未来的工作从“自发的天真”转向“自觉的有教养、有师法”，与此同时它也可以再造传统，使哲学领域中的旧话题在这个新“解释学装置”中产生新的意义、染上新的气象、增添新的价值。在这篇文章中，弗洛里迪提出信息哲学是一门成熟的哲学学科。
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Herbert A. Simon Lecture on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Open Problems in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讲演。根据这次讲演写成的论文刊登在2004年7月号的《元哲学》上。在这次讲演中，弗洛里迪仿照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于1900年在数学大会上提出23个未解决的数学问题方式，为信息哲学提出了5组18个大问题。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四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这篇文章实际也是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哲学界进行的一项普查的持续。
2003-2004年，人工智能、哲学与认知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思维与机器》 （Minds and Machines）连续两期出版了以信息哲学为主题的专刊。在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网站上刊出的启事中特别强调：“计算为哲学提供了这么一套简单而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计算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哲学探究中的这股思潮吸收了根据计算的主题、方法或模式，正稳定地迈向前方。这个新的领域已经被定义为信息哲学。”这里特别指出，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首次将哲学这个“新的领域”与“信息哲学”联系起来。这个提法无疑肯定了弗洛里迪在《什么是信息哲学？》中提出的哲学主张和基本观点，尽管这篇文章当时还未发表。因而《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在改变哲学》中所谓新涌现的“哲学范式”便是指“信息哲学”。这可以看作是信息哲学问世的另一个标志。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在国际哲学界经过数年的论证终于得以确立。我们认为，《什么是信息哲学？》与《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这两篇文章可被视为信息哲学的基础性工作，前者阐明了信息哲学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后者则给出了信息哲学的问题域。此外，2004年英国著名出版公司Blackwell公司出版了弗洛里迪主编的《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这门新哲学的著作，Elsevier公司也在组织编写《信息哲学手册》（Handbook 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主编是国际著名逻辑学家班瑟姆（Johan van Benthem）和阿德安斯（Pieter Adriaans）。此外，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专业委员会（CAP）这个区域性的组织也更名为国际哲学与计算机协会（IACAP）。信息哲学在国际上的各种活动可以说方兴未艾。
三、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大技术”（包括遗传基因工程和太空技术等）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的50多年，无论是理论方面，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还是应用方面，如从晶体管电子计算机到今天的互联网，无不与信息相关。具体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图景呈现出科学转向技术的趋势。结果是将人类带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纵观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像信息技术那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然而，盛行于英美的分析哲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上个世纪最后25年走向衰落。主要是因为它的批判功能遭到了抛弃，致使科学主义在许多哲学分支成为主导力量，其结果便是“哲学再次被普遍地看作是科学的延伸。”也就是说，哲学渐渐变成科学的附庸，甚至成了科学的“婢女”和“小工”。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哲学或者在科学之上，像科学的女皇（科学家认为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或者位于科学之下，为科学廓清道路、奠定基础。然而，无论是在科学之上或是在科学之下，“哲学都不是与科学比肩的学问。” 实际上，世界以及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复杂，哲学的话语水平也就越基本，只有这样才能使哲学自身保持一种超越、批判和反思的地位，这才是哲学的理由。
哲学对信息技术的反思主要基于两条进路，在与社会需求的互动中最终成就了信息哲学。一条是批判性的，即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主要始于欧陆的人文学者，尤其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反思，都是非常具有深度的。同时在社会认识论、媒体理论以及应用伦理学诸多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另一条则属于建设性的，即沿着形式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向前推进。譬如说，逻辑学家图灵提出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领域中绽放出众多奇葩，在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解释学和形而上学等诸多学科都能见到人工智能的身影。数学家维纳提出的关于信息的本质问题，则对传统哲学提出了挑战。逐渐地“信息”便成为哲学的一个独特话题，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PM）的广泛采用在哲学领域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的理论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为信息社会提供了系统性论证。
当代信息哲学虽然从信息的哲学问题脱胎而来，但形成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事情。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APA-PAC）组织的三次大的活动功不可没。第一次是1985年该会促成的计算机伦理学；第二次是始于90年代中期美国的“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的全国性哲学普查；第三次则是2002年推出的“什么是信息哲学？”这篇宣言。这三次大的活动，均得到西方权威性哲学刊物《元哲学》的全力配合，分别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伦理学》（1985）、《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1998）以及《赛博哲学——哲学与计算机交汇》（2002）的专刊。而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的两任会长拜纳姆（T. W. Bynum）和穆尔（J. H. Moor）则对这三次大的活动起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另外，随着全球互联网的连通，以下四个方面也是促进信息哲学成为一个学科的原因：
1.叙事的元语义化(metasemanticisation)。对新的个体自我(他同样也需要相应的叙事)被外化为实在后所做的任何反动的结果，现在认为是自我被迫语义化的进一步的数据。反映转向反思并意识到自身就是需要解释和有意义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2.文化的去界限化(de-limitation)。这便是外化以及分享由自我设计的概念叙事的过程。有意义的经验世界从一个私人的、主体内的和人类中心论的建构转移到一个越来越是主体间的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实在。话语团体通过维系、改善和传播一种语言(孩子学习语言就像遇难者拼命抓住一块漂浮的船板似的那样迅速)——及其概念的和文化的内涵——而分享使世界有意义所需的宝贵的语义资源。叙事因此变得愈来愈友善，这是因为与其他非挑战性的自我分享而非消除疑虑距一个自我的距离并不远，因为友善的叙事也是从某个未知的神灵那里继承下来的。作为特殊叙事的生产消费者(produmers)不再受制于空间或时间，社区的成员由一组明显的跨越物理(trans-physical)空间的人员组成，事实上，他们在功能上由其愿意并选择居住的语义空间定义。全球化的现象更是一种消除旧有界限和创造新边界的现象，因此是一种文化去界限化的现象。
3.自然的去物理化(de-physicalisation)。物理世界充满石头和树木、汽车和雨水以及作为社会认同(性别、工作、驾照和婚姻状况)的我，但是这样的物理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虚拟化和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即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最戏剧性的经验或最动人的情感——从爱情到战争、从死亡到性——均可以装入虚拟中介的框架，因此也就获得了信息的光环。艺术、商品、娱乐、新闻和他我均被置于一面玻璃镜后面，被人体验。在虚拟框架的另一方面，物体与个体完全是可以替换的并常常成为绝对无法区别的理想类型的标记：手表实际上就是思沃奇(swatch，瑞士手表的商标名)，一支钢笔只有是名牌时才够得上礼品，一处地点被视为度假地，一间庙宇变成历史遗址，某人是警官，而一个朋友可以仅仅是存储在微机上的声音。个体实体被当成可以任意处理的特例。此处和当下的含义被改变了、扩展了。通过快速的多任务运行，个体的自我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存身，甚至自我均体会到被同步感知的方式，因此，自我可以穿行在不同的生活中，它们没有必要融合。过去、现在、未来根据当下的时间被重塑为离散和多变的间隔。当前各种事件的各种投射和难以分辨的重复将其自身扩展到未来；未来事件在可以预期的现在被预测和预先经历；而过去事件在可以重播的现在被寄存和再体验。充满无法仿效的事物和不可重复的事件的非人类世界愈来愈多地进入视窗，而人性则通过视窗售出。
4.心灵设计和寄居的概念环境人格化(hypostatization)(具体化)。叙事(包括价值、思想、时尚、情感和具有意向性优势的宏大叙事的我)能够被塑造和外化为“语义客体”(semantic object)或“信息实体”(information entity)，现在距离交互中的自我们愈来愈近，它们无声息地要求一种存在论的身份，可以与诸如衣服、汽车和房子那样的寻常物件相比较。通过去物理化的性质和具体化的叙事，物理的与文化的在虚拟世界中比肩并立。根据这种辩证，信息社会可被视为最近的——尽管不是最后的——更为广泛的语义过程的阶段，其中精神世界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该环境如若不是越来越多的人趋之若鹜的环境的话。作为人类行为结果的历史与文化，因此也就是时间，被推向前台，同时自然，即物理空间，则被推向没有人情味的后台。在它演化的进路中，语义化的过程逐渐形成建构的实在概念化，其结果便是确立时间性的世界观，然后生成一种保守的闭环——正统哲学。
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并非一帆风顺，追溯它的历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1．探索阶段。图灵于20世纪30年代便开始发表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在以后的50年中，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复杂性理论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等，相继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人工智能。信息的科学研究为其成为哲学中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奠定了基础。这期间也不乏一些力作问世，如1978年斯洛曼（A. Sloman）在他的《哲学的计算机革命》这部著作中，便宣布了新的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哲学范式。他大胆地预测道：“数年内倘若还有哲学家依然不熟悉人工智能的主要进展，那么他们因其不称职而受到指责，便是公道的。在心智哲学、认识论、美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哲学其他主要领域中从事教学工作而不讨论人工智能的相关方面，就好比在授予物理学学位的课程中不包括量子力学那样不负责任。” 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界却未能提出一种成熟的，具有创新意义和影响力的研究纲领。而人工智能的作用就好像是特洛伊木马，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引入哲学的城堡。
2．徘徊阶段。信息社会迎来了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此前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暴露在如此异常的技术力量的加速度之下。信息和计算机网络资源利用占有绝对的地位，其现实性便是相应的社会变革和伦理责任。在主导科学和社会生活及未来的所有因素中，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是最具战略意义的，信息成为社会生产与交往的重要的资源。即便如此，信息哲学依然被视为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非交叉科学的（interdisciplinary）。哲学界和科学界对其发展尚未做好准备；而文化和社会背景也同样。信息哲学只有在两个领域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但仅限于一些研究专业，如人工智能哲学、计算机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则作为方法论被其他领域所吸纳。这两方面的趋势为促使信息哲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3．确立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信息作为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开始得到哲学界的承认，如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M. Dummett）在其《分析哲学起源》中，赞同信息是比知识更基本的概念的观点。此外，美国《时代周刊》将个人计算机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1985年，美国哲学会创建了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同年，美国主办的权威哲学期刊《元哲学》出版了题为《计算机与伦理学》的专号。首次由计算与哲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puting and Philosophy, CAP，即目前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IACAP）的前身]出资赞助的年会于1986年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召开。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哲学界已经完全意识到信息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确认其方法论和理论的价值。信息的概念、方法、技术和理论已经成为强大的“解释学装置”。它们形成了一种元科学，具有统一的语言，在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术领域畅通无阻。1998年，《元哲学》出版了《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专刊，这是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分会在1997年完成的哲学普查总结。其中首次确认信息哲学的涌现是哲学的一股新生力量，改变了哲学家理解那些诸如心智、意识、经验、推理、知识等诸多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
四、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浮出水面之后，便成为一个边界明晰的研究领域，具有鲜明的研究纲领。弗洛里迪认为，新领域可以具有交叉科学的性质，但却必须是自主的，而不是跨学科的，即它必须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代，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
2．新领域能够成为有效的收敛吸引子，即在这个领域产生的成果足以吸引大量的资源，包括人力的和财力的等等，这说明此领域富有生命力，使得大家乐意为之献身；
3．新领域要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将各种资源聚拢起来形成合力，还要能够从已经成熟研究领域“挖”资源，而不是相反；
4．最后，新领域研究内容要极为丰富，这样便可以组织起泾渭分明的子领域或下属学科，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专业化的需求，这包括研究队伍、教学队伍以及应用领域的合理人才配置。
那么信息哲学是否满足上述四个条件呢？下面我们便具体来看一下。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话题分别是意义与知识，而不是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属于“元理论”的例子。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其他一些哲学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旨趣相结合。譬如，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而信息哲学，虽然它的话题很古老，但是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但是，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也就是说，它在现象学和元理论之间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哲学？根据弗洛里迪的意见，信息哲学涉及两个方面，即（1）信息的本质研究及其基本原理，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2）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下面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两个方面。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一个新的哲学领域，它要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追问“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信息哲学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关于一种科学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相关系统的问题。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1）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演化等；（2）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3）计算，一方面指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则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
总之，作为西方新兴起的一个哲学思潮，信息哲学被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信息的动力学、利用和科学以及对哲学问题的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独特的话题）；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原创性的方法论）；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新的理论）。
信息哲学既然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纲领又是什么样的呢？
信息哲学的研究纲领强调的是“信息转向”（information turn），即强调信息的基础性地位，弗洛里迪甚至提出信息哲学将成为未来的“第一哲学”（philosophia prima）的口号。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研究背景的几次大的转向。先是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向认识论，即从探讨“存在”转向“知识”。接下来则是“语言转向”，其显著特征和重要结果是将传统哲学的存在论和认识论研究均放到语言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即从探讨“知识”转向“意义”，企图通过分析语言达到对世界的认识。那么，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终于使信息哲学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逐渐走向前台，则预示着哲学研究背景的再次转向，即从“意义”转向“信息”这一更为基础的分析概念，将人类理解带向更基本的层面。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可以预见，信息哲学的问世对基本的哲学观会产生很大影响。
实际上，早在8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埃文思（G. Evans）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
在我们看来，达米特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不仅因为他是世界级的哲学家，更因为他抓住了西方哲学走向的大脉络。分析哲学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兴衰之后，基本上已经淡出，退入背景，化为春泥。另一方面，信息革命的成功极大地影响了哲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哲学的主要领域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计算机不仅改变了哲学家的职业活动，如研究、合作以及教学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对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心智、意识、推理、逻辑、知识、真理等等。作为分析哲学的重要人物，达米特不会对这些基础性的变革视而不见，因而，信息哲学能够在分析哲学的重镇牛津大学问世，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 C. Dennett）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也就是说，信息的概念有可能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主张的研究纲领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Unified Theory of Information，UTI）。
具体来说，信息哲学的理论旨趣有以下四个方面：
（1）核心。寻求统一信息理论，这是信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信息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在信息环境中引发的系统问题。
（2）创新。以（1）为基础，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新老哲学问题提供信息理论的哲学方法（Information-theoretic Philosophical Method，IPM）。创新是信息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信息哲学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
（3）体系。属于原信息哲学（proto-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理论体系的根基。它以（2）为基础，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利用信息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
（4）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2）为基础，对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作者：刘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