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时期的德国科学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科学是权力的奴仆，是现代社会支配力量和精神文化固有的部分，并在上层结构与基础二者之中结合于生产设备内，如同它也存在于认知与工具二者之中一样。科学既然是权力的一个方面，也必须要受到权力的判定。当权力中人需要科学时，他们就会提倡科学；当他们需要一部分真理时，他们就会提倡不完备的科学；需要自我欺骗，就提倡伪科学；需要欺骗别人，就提倡操作社会心理科学的半真理。当科学结构为不同的利害和阶级所分裂，科学探究也会大不一样。 ——T.库恩
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开始在德国形成以高等教育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科学研究逐渐变成一种职业，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涌现，世界科学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此时的德国，现代科研组织结构基本定型：大学建立起了自己由教授、研究生和辅助人员组成的研究队伍和具有专门化的设备仪器的现代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工业实验室里从事科学应用于生产的工作；政府科研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也已经出现。
但是，纳粹政府的上台对德国的科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使德国科学的繁荣进入了一段低潮时期。
1、纳粹统治下科学的遭遇与后果
纳粹对科学的干预是从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开始的。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政治势力开始公开介人反相对论运动。爱因斯坦被纳粹分子看成是“世界观非常之恶劣”的“共产主义分子”、“犹大国际主义”分子，不仅如此，纳粹冲锋队还闯进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并洗劫一空，以后又乘机查封了他在卡普特的别墅.1933年4月l日，纳粹头目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他的宣传讲话中，破口大骂爱因斯坦。1933年5月10日午夜，纳粹右派学生将几万册图书付之一炬，其中包括大量爱因斯坦的著作。
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对本国科学最直接的有害影响来自于纳粹政府的政治极权主义。借助于这种反动的社会政治势力，纳粹党徒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破坏、歪曲科学的基本原则，践踏科学的基本精神，把相对论物理学和现代原子物理学贬斥为“犹太科学”，使这些代表物理学最新进展的学科很快人去楼空、濒临崩溃的边缘；把德国的大学很快就置于纳粹党徒的政治控制之下，使曾经让德国引以自豪、让世界称慕的德国大学声名扫地。他们对理论科学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感，大学中不仅有许多“非雅利安”的教授被开除，而且其余的人也是根据他们对纳粹党的忠诚程度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能力来任用选择。结果使得学术骗子们竟能与有才能的科学家竞争并占有研究资金和设备，政治权威可以随意践踏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并且经由科学同行确认的知识成果。
从1935年开始，科学家们参加国内外的任何科学会议，都要经过设在德国宣传部的一个名为科学会议中心的专门机构的批准。当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参加会议时，宣传部就来指定一位“领导”，对这样的领导的选择标准同样是根据他作为纳粹党之成员的忠诚和可靠性；自1939年起，所有的博士学位科学论文都必须提交给官方的纳粹审查官去审定。
1933～1940年间离开德国的并先后荣获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不是犹太人，赫斯和赫兹伯格的妻子是犹太人。
资料来源：Alan D.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运动面前，科学家的行为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有的科学家公开地或者私下地抗议，有的科学家辞职或者移居国外，有的科学家留下来巧妙地应对政府，有的科学家与纳粹同流合污，不同的科学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1]。
2、弗兰克与玻恩：哥廷根的辞职者
弗兰克作为一个科学家，因他的友善、正直、颇具深刻的原则感的天才性科学家而倍受称赞。战争开始时，他曾放下研究工作，充当志愿者到前线战斗。1933年春，纳粹在柏林加紧了行动，当爱因斯坦从普鲁士研究院辞职后研究院的答复不是挽留而是粗暴无理，弗兰克感到自己应该有所行动，德国学生的“反对非德国精神”游行强化了他的义愤，使他走出了勇敢的、孤独的一步：他决定用辞职来抗议政府的纳粹行为。
他起草了两份抗议文件。一份是给普鲁士教育部部长的信，信中简单地写道：“我请求辞去哥廷根大学教授和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考虑到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的态度，这一决定是发自我内心的需要。”
另一份是给教区负责人的，送到了哥廷根日报去公开发表。报纸刊登了部分内容：“我已经请求我的上级主管辞去我的职务，我将会在德国继续我的科研工作。在自己的国家我们犹太后裔被认为是外来者或者敌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他们不允许证明自己是德国人的意识之中。任何一个入伍参战的人被允许不被驱逐，但我拒绝这种特权。……”
很多朋友劝说弗兰克最好不要辞职，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们认为事情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坏。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离开德国。柏林物理学领导人普朗克、冯劳厄鼓励他留下来。因为能斯特即将退休，他可以接任能斯特的柏林物理教授职位；哈伯也告诉他可以接任凯撒·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1932年末，他是柏林教授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并和教育部有过一次初步的面谈，只不过因为政治剧变暂时中断了。这一切都表明弗兰克至少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从事他的科学事业。
可是随着他的抗议信公开，谣言便紧接着在哥廷根流传：弗兰克和他的同党密谋阻止国家的革命，他的抗议实际上是煽动反对德国的宣传。大学里42个教员签名谴责弗兰克。他们控告弗兰克的辞职声明的目的是吸引外国和国内政治势力以形成新的政权，并呼吁政府促进认识清洗措施的必要性。
与弗兰克不同的是，玻恩基本上没有犹豫就决定离开德国。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个性、健康和魏玛时期的一些事件。尽管玻恩力图远离一些时代节拍，但他仍是敏感的。玻恩表明在他的政治观点和人类关系的态度上，他与爱因斯坦是一致的。在个性上，玻恩是高尚的、矜持的和负责的，相信“知识是冷静的殿堂”。在早些时候，玻恩也一直站在爱因斯坦一边，公开支持爱因斯坦反对那些反对相对论的反犹分子。另外，玻恩的健康状况也极其糟糕，头疼和哮喘一直在折磨他。1928年到1929年，他因为神经衰弱被迫中断了科学活动。他曾住进一家疗养院，刚开始他还能强迫自己呆在床上，可是别的病人除了希特勒和反犹活动之外几乎不谈别的话题，使得他只好离开医院回家。
尽管玻恩也曾有过留在他的职位上简单考虑，但一旦决定辞职，就没有动摇过。他从未打算回到纳粹德国，也没有为留在哥廷根而战斗。玻恩开始设法在国外寻找一个他能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的职位。对一个如此知名的科学家来说，即使是在不景气的学校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1933年7月，玻恩到了剑桥。而对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科学家来言，移居国外的前途是暗淡的。爱因斯坦曾在给玻恩的信中写到：“一想起那些年轻人，我就心疼。”
3、普朗克与冯·劳厄：德国科学的坚守者
当纳粹对犹太科学家和德国科学进行摧残时，作为德高望重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和冯·劳厄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借助于合作斗争尽力作工作，通过官方渠道去阻止、延迟或者取消对重要的科学家的解雇命令，以便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居留在的国际性正常的科学活动。
普朗克是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斡旋者。在纳粹最初掌权的日子，普朗克也曾想离开自己的职位，毕竟自己年事已高，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留下来。1933年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时，普朗克在德国的科学机构里担任两个重要职务：科学院秘书和威廉物理学会主席。这两个组织都是需要政府赞助的，所以他对新的政权有所妥协。他曾和希特勒有过一个会面，力图使希特勒相信强迫犹太人移民会扼杀德国的科学，而希特勒给了他一个糟糕的回答：“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犹太人，相反我们保护他们。”感到无力直接对抗政府，他要求自己并尽量说服别的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尽量不要和政府发生冲突。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秘书，普朗克要考虑的是科学院的命运，科学院作为一个研究机构能否存在要比某一个人的命运重要的多。作为威廉皇家学会的主席，普朗克通过与政权表面结盟的方式保护了学会。学会接纳纳粹分自己呢理事会，悬挂纳粹党徽，在正式场合向希特勒敬礼。他学会了在演讲台说“嗨，希特勒”，尽管非常不情愿。
通过一系列幕后的努力，普朗克不仅帮助了和保护了一些犹太科学家继续留在德国工作（如迈特纳），使一些德国年轻的优秀科学家留在德国和他一起与纳粹政府周旋（如海森堡）；也阻止了更多的纳粹分子进入科学院和学会（与一些大学和其他组织不一样，威廉皇家学会一直没有被政府控制），使学会的大多数研究机构在纳粹掌权的早期没有受到大的干扰；而且还在1938年建立起了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
与普朗克不同，冯·劳厄（M.T.F.Von Laue,1979-1960）是一个典型的不合作者。1933年9月的德国物理年会上，他把德国纳粹政府对待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行为比喻为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说除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地球仍在转动。”1934年哈伯（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1933年离开德国去了瑞士）因心脏病去世，劳厄公开发表了悼词，颂扬了哈伯的品质和对国家的忠诚，哀悼哈伯的去世是德国物理的损失。劳厄的这些言辞实际上是对普鲁士教育部的公开谴责。
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普朗克等人曾谨慎地提议施塔克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这个提议遭到了劳厄的强烈反对，认为斯塔克的加入将使科学院在国内变成没有价值的机构，在国外成为被耻笑的对象。劳厄的反对使得施塔克没有如愿以偿。作为报复，施塔克解除了劳厄担任了10多年的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
表明公开的态度后，他私下采取的是与普朗克不同的行动。他常写信向国外同行求援，希望给自己的同事寻找职位，或者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者方面的信息。1937年他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
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作为独立精神象征的劳厄战后参加了审判纳粹的作证，帮助了德国科研组织的新生，负责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的重建。
4、勒纳德与斯塔克：希特勒的跟随者
菲利普·勒纳德（P.E.A.Lenard,1862-1947）出生在捷克的普雷斯布格，曾先后在布达佩斯大学和维也纳大学学习，获得了哲学博士和工程学博士学位。勒纳德发现了阴极射线透射到极前的管外空间中，使放在那里的荧光屏产生了光效应。勒纳德也因此而获得了1905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阴极射线也被称为“勒纳德光”。
约翰内斯·斯塔克(J.Stark,1847-1957)出生在德国的西克肯豪夫。斯塔克在物理学的多方面都有贡献。首先他在放电管的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成果。1908年，他提出了原子的电子模型，认为化学键是由于电子共享引起的。1913年，斯塔克把极隧现象置入一个强电场中，从而在电场中找到了人们长期以来试图寻找的复杂效应：氢原子光谱线的分裂。后来该效应被命名为斯塔克效应。斯塔克由于发现了极隧射线中的多普勒效应和谱线在电场中的分裂，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政治生涯是从反对爱因斯坦开始的。最初他们对爱因斯坦还是抱有好感。1909年，勒纳德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个有深刻头脑的思想家。斯塔克在1907年曾邀请爱因斯坦在他主持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写了介绍狭义相对论的文章。斯塔克还曾邀请比他小5岁的爱因斯坦去作他的助教。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进行，政治立场在科学家之间迅速建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大战期间勒纳德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他在93名知识分子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中签了名，并且对宣言中的愚蠢准则身体力行。有一次，俄国著名物理学家约飞路过海德堡想要拜访他，竟被他傲慢无理地拒之门外。此外勒纳德还认为，不少英国、法国的科学成果都是剽窃他们德国人的，因此他要把电流强度的单位由安培（法国人）改成韦伯（德国人）。另外，勒纳德还利用自己的实验室研制军事设备。战争失败又使他迁怒于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这种情绪燃起了他对爱因斯坦的怒火。他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英国人吹捧起来的。这种沙文主义的狂热在勒纳德心中不断扩展开来，恶性膨胀，竟致把爱因斯坦的成就视为是自己科学事业的障碍。勒纳德从1919年开始权力鼓吹建立一种德国物理学，一种没有犹太理论污染的德国物理学，并试图通过新的政治力量达到改写德国物理学的目的。
1929年，勒纳德出版了《伟大的自然探索者》一书，书中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哈森内尔（Hasenohri）发现的关于光能的公式代替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全然不顾科学界最起码的准则，挖空心思地极力贬损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1936年到1937年，勒纳德发表了四卷本著作《德意志物理学》，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注入到物理学中，和“犹太人物理学”对抗。
斯塔克在由他主办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拒绝刊登谈论科学国际性的文章。1922年6月，斯塔克出版《德国物理学的危机》一书，书中攻击相对论和“玻尔一索未菲量子理论”有害于德国的实验工作。
施塔克与勒纳德有所不同，勒纳德仅满足于按照雅利安模式重写物理史，而施塔克则力图实际控制整个德国物理界。施塔克曾一度放弃科学研究，在德国北部创办了一个瓷器工厂，但没有成功。他试图重返学术生活，也没有成功。因为他变得比较极端，把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斥为犹太科学的产物，普遍不得人心。到1928年先后他先后遭到6所德国大学的拒绝。这一切使得施塔克的权力欲望更加强烈。1933年，他虽然被普鲁士科学院拒绝，但却成功地当上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并试图以这个研究所为权力基地，控制德国物理学。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选择错了支持者。当希特勒上台后，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都发生变化，而他们的早期支持者在政治权利斗争中固守原来的政治信念，结果输给了海默尔和戈培尔，因此尽管他们仍然效忠希特勒，但仍然被政治无情地抛弃了。施塔克想控制德国物理学的企图导致了他与教育部官僚政客的冲突，他们看到他过于刚愎自用和管理上的无能，对他们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强迫他1939年辞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德国战败两年后，勒纳德死去，斯塔克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4年苦狱。
5、民族主义与政治对科学的影响
德国科学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原因，主要是源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当时，相当多的一部分德国人特别是德国统治阶级自认为由于战败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蒙受民族屈辱，从而滋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反英情绪尤为强烈，这种情绪也波及到科学界，许多德国科学家因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主张在科学活动中以民族主义代替科学固有的标准，这样的作法受到了本国政治势力的赞赏和社会公众的支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的1914年4月，德国的93个著名科学家、艺术家、牧师就联合签名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的宣言》。他们谴责英国和法国科学家的剽窃行为，声称许多科学发现是德国科学家首先发现的，只是没有在国外得到承认而已。这个宣言为德国皇帝歌功颂德，为德国的侵略战争进行辩解，宣称全世界人都应该接受“真正德国精神”，是一份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德国科学文化界的所有名流，甚至连普朗克、伦琴、奥斯特瓦尔德等著名科学家也在其列。不过，不久普朗克等多数科学家对自己的这些过激行为表示了后悔。
纳粹期间大多数科学家不再有那么狂热的民族情绪，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政治的对科学的侵入而保持科学的自治，因此他们很多人既不是反对纳粹的，也不是赞成纳粹的，他们只是谋求在专业领域里的独立。
尽管科学已成为一种高度社会性的活动，个人也许可以暂时与远离政治，但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环境、基金资助、论文发表以及对理论接受与否的价值判断等不能不受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在受到政治干扰后，不同的德国科学家用不同的形式表现与政治的牵连。不管是沉默、离开还是抗议，都是科学家谋求独立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人们在赞扬爱因斯坦、弗兰克等科学家毅然决然地离开德国与纳粹统治决裂的态度，也赞扬冯·劳厄、哈恩等科学家强烈的反叛的精神，还为普朗克和海森伯等科学家在不断斗争与大量妥协中表现出的责任感表示钦佩。1934年1月著名的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决定在柏林召开哈伯逝世1周年的纪念大会。尽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国各大学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组织和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但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纪念会，很多科学家也参加了会议。这种公开的活动实际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国科学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丧失。1934年1月著名的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决定在柏林召开哈伯逝世1周年的纪念大会。尽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国各大学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组织和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但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纪念会，很多的科学家也参了会。这种公开的活动实际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国科学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丧失。
还有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在纳粹期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作为一个科学家，斯塔克为自己的反犹精神寻找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理由。他认为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存在着分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心理类型：实用主义精神和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物理学需要的是实用主义精神，即“把目光投向现象的，目的在于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他特别反对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教条主义的出发点主要是他们对从自己头脑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都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产物，因为相对论是以时空坐标或者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而薛定谔则通过物理数学奇巧的手法得出一个微分方程作为物理学的结果，然后薛定谔和他的支持者（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一起去寻找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的教条主义的物理学意义。斯塔克认为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的当代物理学先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实用主义精神最常见于日耳曼人，而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都是犹太人的后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施塔克拒不接受现代物理学，与主流科学背道而驰，结果也被当代科学共同体所抛弃，导致德国6所大学都不给他研究职位。他把方法论的差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把报复心理与政治手段结合起来，一步一步走向了反对科学的极端。
勒纳德是一个深受德国战败影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儿子也在战场上死亡，战后通货膨胀使他的全部积蓄丧失殆尽，这可能是勒纳德从一个天才的实验物理学家转变成一个偏执的怪人的外因，而对英国的敌视和对爱因斯坦的嫉妒则是这种转变的内因。勒纳德在设备方面帮助过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他认为这种设备上的帮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还认为J.J.汤姆逊应用过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些猜疑使他对英国科学家充满敌视。勒纳德在研究光电效应时提出过“触发假说”，后来被爱因斯坦的量子假说所取代，爱因斯坦因此获得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的成名对于他自己在科学界的声望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勒纳德产生了病态的嫉妒心。
6、几点启示
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政治，科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和政治都是社会大系统中发生的社会现象。科学与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科学属生产力范畴，是人、社会和政治的一种工具；政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通过社会制度、国家政权、政策法令、政党和政府的各种活动，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和进行军事斗争等体现出来的一种无形力量。现代社会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政治需要科学，科学也要依靠政治。在政治上关心科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出自实践需要，有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也有的出于威望上的考虑。科学发展朝大科学方向发展，需要的经费与人力越来越多，也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科学是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影响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使得科学必须服从国家目标（特别是军事的与经济的），必然要受到政治的干预。
科学与政治的过密结合会出现一些令人担心的情况。例如，科学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往往会危及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可能使科学建制官僚科层化，从而破坏科学体系特有的运行机制；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有可能使科学家成为权力的附属品。社会政治势力轻视科学或把科学置于过多的政治控制之下，把科学变成了政治运动，剥夺科学应有的自主性，破坏科学运行的道德秩序，肯定要付出科学停滞和退步的沉重代价。
科学上的民族主义也不能与科学的普遍主义相背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是凝聚个人为本民族统一和强盛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因此它也能够加快一个国家的科学进步过程。但是民族主义走道极端，就会造成思想的狭隘和盲目的自尊。科学上的普遍主义要求科学家尊重客观的科学规律，不以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等作为科学真理的判断标准。在德国，科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也加快了科学体制化的进程，促进了德国科学的发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加剧了民族主义情感，希特勒上台后把民族主义推向了高潮，试图以所谓的“雅利安科学”作为科学标准，民族主义成了德国科学进步的严重障碍。
纳粹德国由于改变了那些对于科学进步最为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们自己，这不仅是造成纳粹在军事科学竞争中的失败和整个战争中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也导致了科学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开始在德国形成以高等教育为主的科学研究体系，科学研究逐渐变成一种职业，一大批科学家开始涌现，世界科学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此时的德国，现代科研组织结构基本定型：大学建立起了自己由教授、研究生和辅助人员组成的研究队伍和具有专门化的设备仪器的现代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工业实验室里从事科学应用于生产的工作；政府科研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也已经出现。
但是，纳粹政府的上台对德国的科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使德国科学的繁荣进入了一段低潮时期。
在这一时期的德国，对本国科学最直接的有害影响来自于纳粹政府的政治极权主义。借助于这种反动的社会政治势力，纳粹党徒打着反对伪科学的旗号，破坏、歪曲科学的基本原则，践踏科学的基本精神，把相对论物理学和现代原子物理学贬斥为“犹太科学”，使这些代表物理学最新进展的学科很快人去楼空、濒临崩溃的边缘；把德国的大学很快就置于纳粹党徒的政治控制之下，使曾经让德国引以自豪、让世界称慕的德国大学声名扫地。他们对理论科学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不信任感，大学中不仅有许多“非雅利安”的教授被开除，而且其余的人也是根据他们对纳粹党的忠诚程度而不是根据他们的科学成就和学术能力来任用选择。结果使得学术骗子们竟能与有才能的科学家竞争并占有研究资金和设备，政治权威可以随意践踏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并且经由科学同行确认的知识成果。
从1935年开始，科学家们参加国内外的任何科学会议，都要经过设在德国宣传部的一个名为科学会议中心的专门机构的批准。当要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德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参加会议时，宣传部就来指定一位“领导”，对这样的领导的选择标准同样是根据他作为纳粹党之成员的忠诚和可靠性；自1939年起，所有的博士学位科学论文都必须提交给官方的纳粹审查官去审定。
1933～1940年间离开德国的并先后荣获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 姓名 | 领域 | 获奖年 | 离开年 | 出生国 |
| 爱因斯坦 | 物理学 | 1921 | 1933 | 德国 |
| 弗兰克 | 1925 | 1933 | 德国 | |
| 薛定谔 | 1933 | 1935 | 奥地利 | |
| 赫斯※ | 1936 | 1938 | 德国 | |
| 斯特恩 | 1943 | 1938 | 瑞典 | |
| 布洛赫 | 1952 | 1933 | 德国 | |
| 玻恩 | 1954 | 1933 | 匈牙利 | |
| 迈耶 | 1963 | 1933 | 德国 | |
| 贝特 | 1967 | 1933 | 匈牙利 | |
| 加博尔 | 1971 | 1933 | 德国 | |
| 哈伯 | 化学 | 1918 | 1933 | 荷兰 |
| 德拜※ | 1936 | 1940 | 匈牙利 | |
| 海韦希 | 1943 | 1934 | 德国 | |
| 赫兹伯格※ | 1971 | 1935 | 德国 | |
| 迈尔霍夫 | 医学 | 1922 | 1938 | 德国 |
| 勒韦 | 1936 | 1938 | 德国 | |
| 钱恩 | 1945 | 1933 | 德国 | |
| 克雷布斯 | 1953 | 1933 | 德国 | |
| 德尔布吕克※ | 1969 | 1937 | 德国 |
※不是犹太人，赫斯和赫兹伯格的妻子是犹太人。
资料来源：Alan D.Beyerchen, Scientists under Hitler,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迫害运动面前，科学家的行为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有的科学家公开地或者私下地抗议，有的科学家辞职或者移居国外，有的科学家留下来巧妙地应对政府，有的科学家与纳粹同流合污，不同的科学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1]。
他起草了两份抗议文件。一份是给普鲁士教育部部长的信，信中简单地写道：“我请求辞去哥廷根大学教授和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考虑到政府对德国犹太人的态度，这一决定是发自我内心的需要。”
另一份是给教区负责人的，送到了哥廷根日报去公开发表。报纸刊登了部分内容：“我已经请求我的上级主管辞去我的职务，我将会在德国继续我的科研工作。在自己的国家我们犹太后裔被认为是外来者或者敌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他们不允许证明自己是德国人的意识之中。任何一个入伍参战的人被允许不被驱逐，但我拒绝这种特权。……”
很多朋友劝说弗兰克最好不要辞职，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们认为事情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样坏。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离开德国。柏林物理学领导人普朗克、冯劳厄鼓励他留下来。因为能斯特即将退休，他可以接任能斯特的柏林物理教授职位；哈伯也告诉他可以接任凯撒·威廉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位。1932年末，他是柏林教授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并和教育部有过一次初步的面谈，只不过因为政治剧变暂时中断了。这一切都表明弗兰克至少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从事他的科学事业。
可是随着他的抗议信公开，谣言便紧接着在哥廷根流传：弗兰克和他的同党密谋阻止国家的革命，他的抗议实际上是煽动反对德国的宣传。大学里42个教员签名谴责弗兰克。他们控告弗兰克的辞职声明的目的是吸引外国和国内政治势力以形成新的政权，并呼吁政府促进认识清洗措施的必要性。
与弗兰克不同的是，玻恩基本上没有犹豫就决定离开德国。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他的个性、健康和魏玛时期的一些事件。尽管玻恩力图远离一些时代节拍，但他仍是敏感的。玻恩表明在他的政治观点和人类关系的态度上，他与爱因斯坦是一致的。在个性上，玻恩是高尚的、矜持的和负责的，相信“知识是冷静的殿堂”。在早些时候，玻恩也一直站在爱因斯坦一边，公开支持爱因斯坦反对那些反对相对论的反犹分子。另外，玻恩的健康状况也极其糟糕，头疼和哮喘一直在折磨他。1928年到1929年，他因为神经衰弱被迫中断了科学活动。他曾住进一家疗养院，刚开始他还能强迫自己呆在床上，可是别的病人除了希特勒和反犹活动之外几乎不谈别的话题，使得他只好离开医院回家。
尽管玻恩也曾有过留在他的职位上简单考虑，但一旦决定辞职，就没有动摇过。他从未打算回到纳粹德国，也没有为留在哥廷根而战斗。玻恩开始设法在国外寻找一个他能继续从事科学工作的职位。对一个如此知名的科学家来说，即使是在不景气的学校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1933年7月，玻恩到了剑桥。而对那些没什么知名度的科学家来言，移居国外的前途是暗淡的。爱因斯坦曾在给玻恩的信中写到：“一想起那些年轻人，我就心疼。”
普朗克是政治与科学之间的斡旋者。在纳粹最初掌权的日子，普朗克也曾想离开自己的职位，毕竟自己年事已高，但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留下来。1933年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时，普朗克在德国的科学机构里担任两个重要职务：科学院秘书和威廉物理学会主席。这两个组织都是需要政府赞助的，所以他对新的政权有所妥协。他曾和希特勒有过一个会面，力图使希特勒相信强迫犹太人移民会扼杀德国的科学，而希特勒给了他一个糟糕的回答：“我们一点也不反对犹太人，相反我们保护他们。”感到无力直接对抗政府，他要求自己并尽量说服别的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尽量不要和政府发生冲突。
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秘书，普朗克要考虑的是科学院的命运，科学院作为一个研究机构能否存在要比某一个人的命运重要的多。作为威廉皇家学会的主席，普朗克通过与政权表面结盟的方式保护了学会。学会接纳纳粹分自己呢理事会，悬挂纳粹党徽，在正式场合向希特勒敬礼。他学会了在演讲台说“嗨，希特勒”，尽管非常不情愿。
通过一系列幕后的努力，普朗克不仅帮助了和保护了一些犹太科学家继续留在德国工作（如迈特纳），使一些德国年轻的优秀科学家留在德国和他一起与纳粹政府周旋（如海森堡）；也阻止了更多的纳粹分子进入科学院和学会（与一些大学和其他组织不一样，威廉皇家学会一直没有被政府控制），使学会的大多数研究机构在纳粹掌权的早期没有受到大的干扰；而且还在1938年建立起了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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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普朗克等人曾谨慎地提议施塔克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这个提议遭到了劳厄的强烈反对，认为斯塔克的加入将使科学院在国内变成没有价值的机构，在国外成为被耻笑的对象。劳厄的反对使得施塔克没有如愿以偿。作为报复，施塔克解除了劳厄担任了10多年的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
表明公开的态度后，他私下采取的是与普朗克不同的行动。他常写信向国外同行求援，希望给自己的同事寻找职位，或者通过别的渠道获得者方面的信息。1937年他把儿子送到美国求学以免受纳粹的影响。
劳厄认为自己留在德国有几个原因。一是他不希望占据那些比他境遇差的人急需的国外职位；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等到第三帝国垮台后可以很快地重建德国文化”；还有一个原因是“憎恨纳粹所以必须靠近他们”。
作为独立精神象征的劳厄战后参加了审判纳粹的作证，帮助了德国科研组织的新生，负责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院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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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政治生涯是从反对爱因斯坦开始的。最初他们对爱因斯坦还是抱有好感。1909年，勒纳德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个有深刻头脑的思想家。斯塔克在1907年曾邀请爱因斯坦在他主持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写了介绍狭义相对论的文章。斯塔克还曾邀请比他小5岁的爱因斯坦去作他的助教。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进行，政治立场在科学家之间迅速建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大战期间勒纳德变成了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他在93名知识分子的《文明世界的宣言》中签了名，并且对宣言中的愚蠢准则身体力行。有一次，俄国著名物理学家约飞路过海德堡想要拜访他，竟被他傲慢无理地拒之门外。此外勒纳德还认为，不少英国、法国的科学成果都是剽窃他们德国人的，因此他要把电流强度的单位由安培（法国人）改成韦伯（德国人）。另外，勒纳德还利用自己的实验室研制军事设备。战争失败又使他迁怒于和平主义者和犹太人，这种情绪燃起了他对爱因斯坦的怒火。他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英国人吹捧起来的。这种沙文主义的狂热在勒纳德心中不断扩展开来，恶性膨胀，竟致把爱因斯坦的成就视为是自己科学事业的障碍。勒纳德从1919年开始权力鼓吹建立一种德国物理学，一种没有犹太理论污染的德国物理学，并试图通过新的政治力量达到改写德国物理学的目的。
1929年，勒纳德出版了《伟大的自然探索者》一书，书中以奥地利物理学家哈森内尔（Hasenohri）发现的关于光能的公式代替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全然不顾科学界最起码的准则，挖空心思地极力贬损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1936年到1937年，勒纳德发表了四卷本著作《德意志物理学》，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注入到物理学中，和“犹太人物理学”对抗。
斯塔克在由他主办的《电子与辐射年鉴》中，拒绝刊登谈论科学国际性的文章。1922年6月，斯塔克出版《德国物理学的危机》一书，书中攻击相对论和“玻尔一索未菲量子理论”有害于德国的实验工作。
施塔克与勒纳德有所不同，勒纳德仅满足于按照雅利安模式重写物理史，而施塔克则力图实际控制整个德国物理界。施塔克曾一度放弃科学研究，在德国北部创办了一个瓷器工厂，但没有成功。他试图重返学术生活，也没有成功。因为他变得比较极端，把量子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斥为犹太科学的产物，普遍不得人心。到1928年先后他先后遭到6所德国大学的拒绝。这一切使得施塔克的权力欲望更加强烈。1933年，他虽然被普鲁士科学院拒绝，但却成功地当上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并试图以这个研究所为权力基地，控制德国物理学。
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选择错了支持者。当希特勒上台后，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都发生变化，而他们的早期支持者在政治权利斗争中固守原来的政治信念，结果输给了海默尔和戈培尔，因此尽管他们仍然效忠希特勒，但仍然被政治无情地抛弃了。施塔克想控制德国物理学的企图导致了他与教育部官僚政客的冲突，他们看到他过于刚愎自用和管理上的无能，对他们没有多大用处，因此强迫他1939年辞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德国战败两年后，勒纳德死去，斯塔克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4年苦狱。
纳粹期间大多数科学家不再有那么狂热的民族情绪，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政治的对科学的侵入而保持科学的自治，因此他们很多人既不是反对纳粹的，也不是赞成纳粹的，他们只是谋求在专业领域里的独立。
尽管科学已成为一种高度社会性的活动，个人也许可以暂时与远离政治，但科学家共同体的研究环境、基金资助、论文发表以及对理论接受与否的价值判断等不能不受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科学在受到政治干扰后，不同的德国科学家用不同的形式表现与政治的牵连。不管是沉默、离开还是抗议，都是科学家谋求独立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人们在赞扬爱因斯坦、弗兰克等科学家毅然决然地离开德国与纳粹统治决裂的态度，也赞扬冯·劳厄、哈恩等科学家强烈的反叛的精神，还为普朗克和海森伯等科学家在不断斗争与大量妥协中表现出的责任感表示钦佩。1934年1月著名的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决定在柏林召开哈伯逝世1周年的纪念大会。尽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国各大学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组织和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但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纪念会，很多科学家也参加了会议。这种公开的活动实际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国科学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丧失。1934年1月著名的化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逃亡到瑞士的哈伯逝世在瑞士去世。1935年普朗克决定在柏林召开哈伯逝世1周年的纪念大会。尽管政府正式禁止德国各大学的教授们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组织和参加这样的纪念会，但普朗克坚持举行了这个纪念会，很多的科学家也参了会。这种公开的活动实际上表明了普朗克的反法西斯的精神以及德国科学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丧失。
还有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两个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在纳粹期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作为一个科学家，斯塔克为自己的反犹精神寻找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理由。他认为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存在着分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心理类型：实用主义精神和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物理学需要的是实用主义精神，即“把目光投向现象的，目的在于判明主宰着已知现象的规律并且发现还没有发现的新现象和物体。”他特别反对教条主义精神。他认为“教条主义的出发点主要是他们对从自己头脑产生出来的观念或者对符号之间的关系所下的专断定义，赋予这些符号以概括的和物理学上的意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都是教条主义精神的产物，因为相对论是以时空坐标或者微分的专断定义为根据的，而薛定谔则通过物理数学奇巧的手法得出一个微分方程作为物理学的结果，然后薛定谔和他的支持者（玻恩、约尔丹、海森堡、索末菲）一起去寻找方程式中出现的函数的教条主义的物理学意义。斯塔克认为从伽利略和牛顿算起的当代物理学先驱几乎都是雅利安人尤其是日耳曼人，实用主义精神最常见于日耳曼人，而教条主义学说的创始者都是犹太人的后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施塔克拒不接受现代物理学，与主流科学背道而驰，结果也被当代科学共同体所抛弃，导致德国6所大学都不给他研究职位。他把方法论的差异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把报复心理与政治手段结合起来，一步一步走向了反对科学的极端。
勒纳德是一个深受德国战败影响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儿子也在战场上死亡，战后通货膨胀使他的全部积蓄丧失殆尽，这可能是勒纳德从一个天才的实验物理学家转变成一个偏执的怪人的外因，而对英国的敌视和对爱因斯坦的嫉妒则是这种转变的内因。勒纳德在设备方面帮助过X射线的发现者伦琴，他认为这种设备上的帮助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还认为J.J.汤姆逊应用过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些猜疑使他对英国科学家充满敌视。勒纳德在研究光电效应时提出过“触发假说”，后来被爱因斯坦的量子假说所取代，爱因斯坦因此获得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的成名对于他自己在科学界的声望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使勒纳德产生了病态的嫉妒心。
科学与政治的过密结合会出现一些令人担心的情况。例如，科学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政治对科学的干预往往会危及科学的这种自主性；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可能使科学建制官僚科层化，从而破坏科学体系特有的运行机制；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有可能使科学家成为权力的附属品。社会政治势力轻视科学或把科学置于过多的政治控制之下，把科学变成了政治运动，剥夺科学应有的自主性，破坏科学运行的道德秩序，肯定要付出科学停滞和退步的沉重代价。
科学上的民族主义也不能与科学的普遍主义相背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是凝聚个人为本民族统一和强盛共同奋斗的精神动力，因此它也能够加快一个国家的科学进步过程。但是民族主义走道极端，就会造成思想的狭隘和盲目的自尊。科学上的普遍主义要求科学家尊重客观的科学规律，不以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等作为科学真理的判断标准。在德国，科学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也加快了科学体制化的进程，促进了德国科学的发展。但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加剧了民族主义情感，希特勒上台后把民族主义推向了高潮，试图以所谓的“雅利安科学”作为科学标准，民族主义成了德国科学进步的严重障碍。
纳粹德国由于改变了那些对于科学进步最为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大大地削弱了他们自己，这不仅是造成纳粹在军事科学竞争中的失败和整个战争中的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也导致了科学中心由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