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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二代
“农二代”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户口在农村的一代人,他们与父辈不同,虽同样作为农民,却没有了土地。一部分是因为进城,另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流转,随着农村土地实现规模流转以来,他们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

这一部分人口正当盛年,在这样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有着极大的悬殊,他们这一代人再也不安于守着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苦苦度日,他们为着利益的最大化而奔波,寻找机会和出路。“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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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二代-分类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农二代”大致可进行如下的分类: 
   
第一类,“农二代”是学习成绩优异的莘莘学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脱离农村,由农二代变身为城市的一员,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大江南北。 
   
第二类“农二代”是学习不那么优异的学生,虽经过高考,但学历层次较低,在就业难的形势下,毕业就往往失业,去向不明朗,也可能和农民工没两样,但唯一不屑的可能就是务农了。 
   
第三类“农二代”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进城打工,是正宗的农民工,是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军,闲得无聊时可能会考虑务农。 
   
第四类“农二代:是家境丰实的农民子弟,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可能会打工,但多数还是从事父业或其他技术行业,90%不愿从事农业生产。 
   
第五类“农二代”是家境较为贫穷的农民子弟,可能会打工兼顾种田,因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但这部分农二代将很少。 

农二代-问题现状 编辑本段回目录

农二代的前途迷茫农民工这个词还存在,但农民工的孩子们已经快长大了,这些农二代逐渐长大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他们的父辈可不一样,农二代赚钱后的目的不是回老家盖房子,而是为了能在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资源上,农二代看过天上飞的,自然不愿意在地上爬,于是城市的内在矛盾就会产生。

在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增长奇迹30年后,中国农民理性的扩张释放出的强大力量,面临着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的挑战。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认为,农民理性的扩张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率先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但这种理性也需要一种转型,而转型期显现出的一些农民理性的天生缺陷,也让包括新一代的农民后代无人再愿意种田,成为中国最需要担忧的问题之一。 

“农二代”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自小的生活条件就比上一代优越,因而长大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冲动很强烈,而轻视“泥腿子”的旧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看来,真正的种田人将会少之又少,推论下去,农村的土地抛荒现象将逐渐逐渐严重,另外,大量的“农二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容纳量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诸如吃、住、就业、盗窃、暴力犯罪等)。 

农二代-特征分析编辑本段回目录

     “农二代”思想在改变 
中国模式的农民理性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变化,最鲜明的就是,“农二代”即农民的后代的思想在改变。“比如说第一代进城务工农民,只要能挣到钱,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但是现在去招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有很多条件,是会挑剔的,比如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可能就不会有兴趣去。”徐勇认为,和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农民后代,勤劳和节俭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暴富的心理。 

而由于土地不断减少,需要的农村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劳动力只1亿,而现在的农民和以往的农民也不同,劳动时间在减少,土地在减少,因此,如果过多的劳动力堆积在土地上,社会必然矛盾重重。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中,没有农民,没人愿意种田。

农二代-未来出路  编辑本段回目录

科技农业是农二代的出路“农二代”由于不重视种田,因此以后,真正懂得科学种田技术的人将成为稀缺资源。因为现有的“农二代”的父辈们将逐渐老去,而很多“农二代”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接班人。 
   
与国外比较,可见其土地相对集中,往往以农场或农庄的形式而存在,而经营和生产主要在少数的农场主手中,国家对其给以大量的补贴,供给大型农机,极为重视其发展生产。现在国家虽说也向农民补贴,也允许土地流转,但当土地集中到部分种田能手的手中时,其成本已经很高了,那么种田能手的收益将变少,而由于自然灾害等影响收入的风险在加大,所以现在的政策并不利于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种田能手也缺少一种利益的冲动,这样进行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将变得不可能。 
   
国家应有意识培育懂技术、懂管理的“农二代” “农三代”的种田能手或种粮大户,让他们劳有所得,给他们提供保障,让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等阶层的收入相当,激发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不然若干年后恶性循环,就将危及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了。

真空化的“农二代”编辑本段回目录

 他们,与父辈不同,虽同样作为农民,却没有了土地。  随着农村土地实现规模流转以来,他们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  套用“富二代”、“贫二代”的构词法,他们被称为“农二代”。  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山已有七成土地实现流转。这一波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旬的新一轮“土地运动”,对“农二代”的工作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土地的他们,未来在哪里?  抽烟喝酒、打架搞恶作剧、唱流行歌曲、早恋拍拖……在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里,坏孩子干了这些“坏事”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如今,电影荧幕上的镜头在“农二代”身上也能寻找到现实的影子。  夜幕降临下的禄围村,三五成群的小伙子或走在通往K房的路上,或驾着摩托车呼啸而过,挥舞着手中的上衣向路人叫嚣,或聚在士多店拥挤的麻将室里,咬着香烟,满脸通红。  “白天睡觉、晚上去混,你吓我一次,我打你一拳,这些都没什么大不了的。”村里的老人们评价自己的后辈们时,显得满脸无奈。  和中山许多农村一样,禄围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土地就开始实现流转。对于年轻一代的农民而言,他们几乎没有与农田接触过。如今长大了,无土地可耕,依靠土地分红而生存,他们不愿进工厂打工。在舒适的条件下,部分“农二代”的懒散、高傲让人担忧。
   强烈的呼声不仅来自于他们的家庭,也来自全社会:如果不注重心态上的改变,从而实现这一部分劳动力的转移,“坏孩子的天空”将会笼罩在更多的农村之上。
 “田园牧歌”远去
   许多镇区农村已非昔日的田园牧歌,大大小小的工厂像春笋一样生长,也带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土地分红、租赁收入让当地村民日子过得相当舒坦。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珠三角地区的许多耕地纷纷被填平,变身工厂。如今,记者深入中山各大镇区的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已非昔日的田园牧歌。诸如小榄、古镇等工业较为发达的镇区,农民一早已经变身居民,而在板芙、三角、民众等农业大镇,大部分耕地也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实现了规模经营。对许多农民们而言,“以耕养生”已然成记忆了。  一条岐江河将板芙镇划分为河东、河西两区,因为历史上地理位置优越,河东区很早就发展起工业,如今,该区的白溪、虎瓜、深湾等村庄,已经焕然一新。早年间,便利的交通将制衣厂、鞋厂等大大小小工厂吸引到了这里,取代耕地而成为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以白溪村为例,这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建起工厂,或外租给外来人员耕种。虽然村民们还扣着农民的帽子,但干的不再是农民的活儿了。秋日的太阳仍旧火热,几名约莫四五十岁的村民坐在村头的大树下乘凉,旁边的摩托车,成为他们脱离土地后的生存工具。
   “我们土地分红每年每人有几千元,加上出租房屋,生活算不错。”一名村民对记者说。他所指的出租屋,其实就是这里建起工厂之后,外来打工者也逐步多了起来,于是,村民们纷纷建起了出租屋,每间房以200—300元的月租出租,按一个家庭有5间房子出租,每月就有1000—1500元收入。事实上,大部分家庭都建起了三四层的小楼房。  “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每人都勤快一些,家里生活还是很宽裕的。”这名陈姓村民说,在他家里,除了他老婆种些蔬菜,他平日还开着“摩的”搭客赚钱。但他那20多岁的儿子却不愿工作。“整天不是闲坐在家里,就是和朋友出去,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这显然不是个别现象。据调查,镇里大多数年轻人的文化水平都不高,大部分都是中学毕业后就回家了。平日里,每逢遇到工厂需要人时,劳动分局都会组织工厂到附近的村庄进行招人,“专门招那些年轻劳动力”。但在白溪这样“相对宽裕”的村里,年轻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本地很难招到人”。
   而在河西一带,近年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村民说,过去那里企业少,生活水平普遍都低,大家都很积极打工赚钱,河东的工厂里很多都是河西的年轻人。但如今,随着古神公路的开通,带动了这边的地价“以十倍的速度”飙升。如今,河东的工厂里也少有河西的年轻人了,清一色是外地人。一个“农二代”的历程  在黄伟国的眼中,村里许多年轻人“不谋正业”。如果不是有了成家的压力,自己至今可能也跟他们一样“坐吃山空”。
   燥热的街头没有几个行人,与此相对应的是,一阵刺耳的摸牌声响在这间狭小的士多店里回响。几名20出头的小伙子正在投入地打着麻将,神情亢奋。  店主是横栏镇某村的村民黄伟国。招呼村民们打牌,也是黄伟国开这家士多的收入来源之一,而且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买东西的人很少,但打牌的人很多,主要是年轻人。”在黄伟国的眼中,村里的年轻人“不谋正业”、“坐吃山空”。这也是黄伟国曾有过的历程,而且如果不是有了成家的压力,他至今可能还是坐吃老本的“败家子”。
   与许多80后一样,黄伟国只记得很小的时候帮过家里种田,上中学后农田就逐步被卖或租出去了,以至于他中学毕业后不能像父辈一样以土地为生。随后的几年里,黄伟国便开始成了村里的一名“小混混”,在赤裸的上身上搭着衣服,见到漂亮的女孩子就吹口哨。
   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里,孩子们之间互相逞强、打架闹事、抽烟喝酒、早恋拍拖,其实就是黄伟国等年轻而失业农民的真实写照。
   在家人的劝导下,毕业三年后黄伟国进入了一家家具厂打工,开始了3年“坎坷”的打工历程。1000元的月薪,很快让这名已经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年轻人感到厌烦,第二年,他开口让老板提薪,老板答应月薪提高250元,但提薪的前提是必须要延长工作时间,由过去的8小时延长到12小时(包括加班)。虽然随后几个月里,黄伟国的月薪也提到了1350元、1500元,但繁重的工作开始让他感到吃不消,结果便辞职回家了。
   虽然在随后的几年里,无处可去的黄伟国曾几次选择回到了工厂,但现在大多数工厂都采取计件工资,“外省人每月能拿3000多元,自己最多拿1000多元,根本拼不过他们”。而且,由于工厂里本地人较少,黄伟国也很难和外地人相处。有一次,因为一些矛盾发生口角,还在厂里打了起来。从此,黄伟国再也没有去工厂打工。前几年结婚后,“意识到要养家”的他开了一个士多店,一直维持至今。
   农村问题的研究者指出,“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新生代农民尽管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对城市的融入程度却反而更低———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心气却很高。他们头脑灵活,却难以控制。近来,本地青年犯罪事件并不鲜见,这样的态势也发出了警示的信号。怎样激活就业动力? 
  “我有几万元的分红,还用得着来这样的地方吗?”各镇政府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地青年就业,但许多年轻人并不买账。  大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应对农村土地流转带来问题的有效之策。据市劳动部门透露,从2003年起,中山便开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5年多来共培训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10.87万人,转移就业9.24万人。
   在乐观的数字背后,有着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在小榄、古镇的富裕镇区,年轻农民基本解决了就业或创业的问题,形成良好的就业和创业氛围。而在工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其他镇区,年轻人无所事事、甚至违法犯罪的现象也不鲜见。如何实现这一部分人的就业,事实上各镇区一直以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做“功课”。
   据板芙镇劳动分局的负责人说,该镇每年新增劳动力就500人左右,然而该镇企业每年岗位缺口却是3000多个,重点都是面向本地青年农民。“对于本地人来说就业显然是不难的”。为了提高青年农民的技能,该镇每年还抽取80万元的专项资金培养新增的劳动力,不仅免费对他们实行就业培训,每月还有补贴。对于创业人员,他所租赁的物业每月都会得到政府20元/平方米的补贴,共补6个月。
   但在基层劳动部门的眼中,年轻人对政府的这一努力并不买账。“每年我们到村里招人,都少有人来应聘,他们学历不高,缺乏技能,但姿态却很高。”这样的就业观念,让许多年轻农民宁愿失业在家,也不愿去打1000元/月的工。
   在市劳动培训基地里,每天都有本地的年轻农民在接受劳动技能培训。但记者和他们聊天却发现,部分人是由地方政府“赶”来的,部分人则是由家人劝来的,真正自觉而来的却不多见。“我在东区有几万元的分红,还用得着来这样的地方吗?”
   如今,在许多镇区的农村,年轻一代靠“吃地租”而生存并不少见。“过来人”黄伟国说,不管政府做了多少工作,最主要是改变这群人的不良心态。正如他一样,想点办法,做点小买卖,也算是靠自己的一双手吃饭。

“农二代”的婚恋难题编辑本段回目录

  编辑引语: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农二代”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如今,他们正处于婚恋的黄金年龄。从封闭的农村进入相对开放的城市,这一特定的人生经历将在诸多方面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道路和人生轨迹,特别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标准、择偶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及其相关的行为都会具有明显的冲击和影响,婚姻问题正成为影响农民工存在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在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婚姻与爱情又遭遇着怎样的困境,这对他们的心态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正成为所在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

  情感缺失背后的制度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障碍的背后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政策后果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果,是各种权益的缺失,是他们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享受不到应有国民待遇的结果

  ■ 长子中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近年来,广大农民工的工资、就业、医疗、住房、子女就学等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并正在不断得到改善。然而,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另一面——情感生活迄今鲜为人知。

  现代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的冲击

  择偶观念城市化。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曾指出,城市经历对于现代性量度有很强的间接影响, 也就是说,城市经历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和工厂经历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受城里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濡染,他们也开始学着城里人大胆追求理想对象,“舍得花钱培养感情”,会在重要的节日为心仪的姑娘送花,或者是约心仪的姑娘看电影、逛街,制造并享受浪漫的爱情感觉。他们更加渴望自由恋爱的婚姻模式。

  择偶标准多元化。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多种角度、立体全面的考虑其择偶标准,不再局限于传统农村“能过日子”、“勤劳”、“老实”这样简单的线性思维。他们的择偶标准已经开始多元化了:“谈得来”、“感情好”、“体贴”、“有共同语言”、“相貌俊”等现代择偶因素越来越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视。他们重视对方的个人品质和能力等个人条件,轻视家庭背景、政治成份等传统择偶标准。

  择偶方式市场化。随着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农村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加快,而日益发达的各种交通、通讯设施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交往提供了方便。随着男女青年交往频率的增加和交往范围的扩大,自主选择的婚姻越来越多, 介绍婚姻的“媒人”范畴也大大拓宽了:亲戚、朋友、打工时的同事、婚介所、报纸、杂志、电视台、广播电台,甚至包括了因特网。需要指出的是,在信息发达的现代社会,网络、手机信息等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交友平台,在这个虚拟社区里能够自由地进行情感交流。

  择偶对象自主化。传统婚姻信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唯父母命是从,婚恋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双方父母态度的影响甚至是支配。新生代农民工则走出了农村相对封闭的生活生产状态,有了一定自由交往、接触的时机和条件,对自立自主婚姻的追求日渐强烈,希望自己主宰自己的婚姻生活,把择偶看成是个体私人领域的事,突出个人需求、个人幸福和个人价值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信奉“我的婚姻我作主”,在择偶中突出以个体的喜好为取向而不是以群体主要是大家庭的喜好为取向的现代化特征。

  择偶区域扩大化。随着择偶方式市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区域大大延伸,婚姻圈突破了原来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狭隘限制,只要双方情投意合,“一切皆有可能”。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娶城里姑娘已不是天方夜谭,打工妹嫁“城里郎”也较常见。并且,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与“打工妹”之间的相互吸引与结合不少是跨地区、跨越语言障碍、跨越习俗差异的。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下的男女恋爱结婚的机率越来越高,相互学习,优势互补。这也反映了群体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

  总之,从上述可见,如果说传统社会婚姻缔结的主要目的是男方寻找传宗接代、女方寻找一个终生的依靠, 那么现代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已经突破了窠臼, 逐渐转向精神因素, 更加突出人品的吸引和具有共同的话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首选。在封闭的建筑工地和封闭的工厂里,他们“眼里只有尘土和沙石、钢筯、水泥、机器”,“根本没有机会见到女孩子,工地上全是男的。”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因此很难受到年轻女子的青睐。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尤其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组建一个家庭也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和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经济基础好一些,可以减少不可预知的未来生活风险和生存压力,“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肯定不会长久”。这也影响到新一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而不少新生代农民工也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暂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将“爱情和婚姻”搁置起来。

  不少婚姻以分手告吹。择偶是婚姻生活的基础。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当他们无法在城市找到爱情和婚姻时,就只能将目光重新转回乡村。这样,受到父母的干扰较多,他们也很难通过自主地运用“婚姻自主权”来寻找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

  新生代农民工男女错位。对农村人而言,升学和婚配是他们冲破户籍制度壁垒,告别农村生活,为城市人所真正接纳的两条最为重要的途径。新生代女农民工更易于接受城市的生活方式,一般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但是,对于男性青年农民工而言,这样的“好事”就不会有很多。见过了“市面”、“心气颇高”的女青年打工者已看不起这些同样来自农村的“曾经的战友”。

  他们在城市被爱情遗忘

  无房、无业、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并且在生活空间和工作范围内所接触的异性很少,而在“择偶梯度”法则的效应下,一些打工妹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一致向“钱”看或一致向“城里”看,城里姑娘也大多对他们不屑一顾,致使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到了30岁还找不到另一半,父母发愁,他们自己也无奈。一方面, 他们渴望城市里面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的现状, 另一方面, 他们又害怕遇人不淑、一辈子“毁掉”,让他们对未来另一半从心里产生了恐惧感、畏惧感、危机感和压力感,让想在城市里找到归宿感的他们无法左右自己的明天。

  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的相亲大会多以白领青年为对象,普通外来民工难以融入,苦于没有相互交流认识的平台,使他们的黄金年龄只能用“熬”来度过。婚介机构也很少将青年民工群体纳入服务对象, 而以盈利为目的地相当一部分的城市婚介所也让许多报名交钱的农民工“很受伤”,有苦难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年龄较轻,心理承受能力和心智发展不够成熟,而且远离家乡和亲人,扎根未稳,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较为薄弱,同时又多为单身,正处在恋爱的季节,爱情是他们最需要的情感类型,但却受到了过分的压抑,身边鲜有能够在一起说心里话的伴侣,很难形成有效的心理压力分担机制、心灵创伤的消弭机制和生理压抑的消解机制,致使他们在黄金般的年龄感受着黑色的情感煎熬。随着他们的适婚期临近,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如何让他们在打工的时候有一份温馨的爱情和一个不太奢华但也足够温暖的婚姻,已成为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在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的前提下,在人性感情压抑长期得不到排解、宣泄之下,在一些农民工中间出现相关的犯罪倾向和苗头及非常规的满足路径是极有可能的。最近,广东三大监狱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报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性机能发育逐渐成熟,在缺少良好教育的条件下,他们的性道德的形成往往落后于性机能发育;他们追求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如强奸、猥亵、轮奸等侵害案件,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犯罪类型。

  农民工需要岗位、需要信息,也需要解决婚姻问题。也许有人会说,婚姻问题是个人问题,与社会无关,与政府无关,自己找不着对象,市长也没有理由帮助他们解决。其实,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存在障碍的背后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政策后果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果,是各种权益的缺失,是他们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享受不到应有国民待遇的结果。诸多现象表明,婚姻问题正成为影响农民工存在与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正成为所在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课题!(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农二代”的希望之路

  阻止农民工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他们在第二代、第三代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的希望,农民工二代的希望,也是全社会的希望

  朱 力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我国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超过1.4亿,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已是相当大数量的人群。农民工二代的种种不适应问题对社会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对农民工二代存在的问题没有高度的重视与充分的认识,它将会成为城市隐痛。

  如何让农民工第二代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顺利接受主流价值观并融入城市社会? 

  阶层间流动不畅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深层次的根源。如果农民工长期没有进入主流阶层的通道,而成为一个相对凝固的底层群体,会使他们产生失望、绝望的悲观主义心态,产生对社会的不满。面对农民工第二代已经生长在城市这一客观事实,我们的社会政策与制度改革的步伐还显滞后,比如,虽然淡化了户籍功能,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保障、非义务教育、医疗、福利等制度改革的速度不够快。社会政策改革的总体方向是让农民工的第二代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社会心理,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让其具备在城市社会中向上流动的能力。同时,城市要向他们充分开放,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与发展的社会空间,鼓励他们通过正当途径去实现个人理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攀登。

  一是必须重点关注他们的受教育权利。政府着力解决了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我国大部分城市对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已经开放。但这还远远不够,农民工渴望子女在城市继续接受初中后教育。因此,高中阶段的教育也要对农民工子女开放。对农民工新生代的教育不能单纯以解决有书读为目的,而要考虑以培育其竞争的技能为目的。城市要考虑将高中、职业技术学校向他们免费开放。农民工子女通过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而逐渐提升竞争力,能够在城市站住脚。

  二是学校要教书,还要育人。要教育全体城市的孩子,尊重来自外地的同学。校长、教师、同学都应纠正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给农民工子女尊重和平等。应不断地向学生传输平等、团结、友爱观念,转变城里孩子对农民工“污名化”的偏见,培养他们的宽容心和博爱精神。帮助农民工子女改变自身固有的心理偏差,引导他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社会工作机构要介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与心理疏导。在学校建立社会工作机构,专业辅导农民工子女,关注他们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应的心理诉求渠道。教育农民工子女应自尊、自立、自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发展自己,把自己同别人放在同一起跑线上,主动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学会自尊,把外界的环境压力当作奋斗的动力。学会取舍,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四是社区要发挥作用。进城农民工子女生活在社区,受社区的直接影响较大。因此,社区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积极营造各方参与、密切配合的良好社区环境。街道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领导小组等机构,要协调社区相关职能部门,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像关心城市孩子一样来关心农民工的子女并义务为他们提供法规、政策的指导和帮助。倡导社区居民善待农民工,减少社会距离,减少偏见与歧视行为。

  五是媒体要加强正确社会舆论导向。媒体应该客观介绍进城农民工子女的现状,提供服务机构的信息,宣传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以各种形式宣传进城农民工子女中的表现优异者,倡导他们的先进思想行为。要更加注重他们的需求,给他们话语权,将他们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

  在宏观的环境方面,政府要加快农民工权益保护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农民工并不追求特权,而只是要求具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与发展机会。他们需要的只是市民待遇,而不是特权保护。这在我们城市政策中应该予以充分地重视。因此,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除不平等现象,使外来员工在职业技能培训、城市文化生活参与、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得到更多机会,为外来人员第二代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尽快融入到城市生活中。认同是双方的,城市宽容与大度,开放与友善,农民工才会认同与融入。

  社会不能够让农民工的二代成为绝望的一代,而是有希望的一代。阻止农民工贫困的代际传递,让他们在第二代、第三代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的希望,农民工二代的希望,也是全社会的希望。(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代农民工的婚姻困惑(编辑手记)

  青年农民工是社会代际转换期第二代农民工,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他们面对婚姻心理状态如何,记者也对其中一些农民工二代进行了采访。

  “平时工作很辛苦,下班后感觉很累,哪有时间和心思去谈恋爱?我今年27岁了,也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但身边都是姐妹们,又没时间接触外面的男性。在我们纺织厂,很多姐妹都有着和我一样的烦恼。”来自河南的邱春红如是说。而面对和他同来打工的小伙抛来的“橄榄枝”,这位姑娘表示,还是要找个城里人。“我现在降低标准了,只要是有稳定工作的城里人,哪怕年龄大些、身体略有残疾也行。”

  江西务工小伙徐磊已经谈了3次失败的恋爱了,每次分手女方给出的理由:“你赚的钱太少了,我们是没有结果的。”如今他还转战在各类为民工组织的相亲会上,但基本上没有任何成果。今年他希望过年能多带点钱回家。“最好还能带上一个人回家过年!”

  从婚恋困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农民工群体已经“更新换代”了,但城市的环境并无太大变化: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坎”,仍然是体制障碍,他们遭遇的依然是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依然有政策和情感歧视,依然是城乡差别。只有通过制度改革消除这样的歧视,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突围、就业突围等才有实现的可能。(王慧)

“故乡田园”召不回“农二代”编辑本段回目录

    “农二代”是指八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户口在农村的一代人,他们与父辈不同,虽同样作为农民,却没有了土地。一部分是因为进城,另一部分是因为土地流转,随着农村土地实现规模流转以来,他们这一特殊的群体便不断壮大。他们有着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把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一切以城市作为参照物。

 

尽管根在农村,也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今年26岁的小李坐在自己的汽车维修公司的办公室里,门牌上的“总经理”三个字,显示着他的身份。
    看上去,外表风光的小李实在和“农民”没有关系。但他并不讳言,自己就是一个标准“农二代”。“我父亲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现在还在榆林蹬三轮”他微笑着说。
    1983年,小李出生于清涧县的农村,只上完初中,父亲就携家带口到榆林打工,而小李被送去汽车学校学习,父亲希望他们学到一技之长,好成家立业、养家糊口。
    因为父亲没有文化,一直在榆林的建材市场上当装卸工人,挣的钱并没有让家里富裕起来。小李在汽车学校毕业后,依然回到榆林,在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以他所学到一技之长,赚取微薄的收入,尽可能帮父亲减轻压力,努力改变家庭的生活现状。
    虽然是在打工,小李一直有着创业的愿望,于是当时年仅17岁的小李,在打了不到一年的工后,选择了汽车销售,他认为,做销售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人生阅历,建立人脉关系,也可以为自己将来创业打下基础。此后的日子里,小李兢兢业业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从一名销售人员到一家4S店的经理,他自然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我必须要努力。”为此,小李有自己的理由,努力才能改变贫困,“为什么我的父母要忍受贫穷,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世袭的贫困?难道我要将贫穷当作‘遗产’继续世袭给我的儿女吗?”
    5年的奋斗,让小李在帮助家庭的同时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积蓄。后来,他干脆在上班之余开起了属于自己的汽车维修公司,并招揽家乡与自己同样渴望走进城市的“农二代”到自己的公司打工,给他们发展的平台。
    以前跑销售,总感到矮人一等。开了公司,做了老板,有了事业,赚到了钱,又成了家,有了孩子,买房买车都近在眼前了。坐在“总经理”办公室里,他突然找到了做城里人的感觉。小李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农村,那里有他的土地,但却没有他的事业。这时候的他不想再成为“城市的过客”。他坚信,平等比生存更重要。
    在小李看来,所谓平等,就是要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机会,最终拥有财富,拥有事业。父亲辛辛苦苦一辈子,直至到城市里蹬三轮,仍然只是这繁华都市中的一个匆匆的过客,“他在城市什么都没有得到,除了自己用肩膀扛出的微薄的养家糊口的收入。”
    “尽管根在农村,但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小李如是说。

 

做好准备“赚大钱”

    早上7点的时候,小白就被妻子一脚踹了醒来。每天的这个时候,他就要收拾工具在南门口的镇远门下和熟悉的老乡们一起找到一天的活计。
    今年春天,27岁的小白把家里的土地都交给了父亲,与5个老乡一起来到榆林,跑起了“摩的”,主要是为了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现在天冷了,“摩的”没人坐了,只能和老乡们一起出去找点活计,好维持生计。
    榆林的冬日清晨非常寒冷。但镇远门下聚集的民工早早的就热闹起来。9点多钟的时候,太阳开始暖了起来,因为没有人前来招工,小白和伙计们打起了扑克牌。一直到10点多钟的时候,一个老头走到他们面前问:“你们打短工吗?”
    小白赶紧扔下手里的扑克,蹭地蹿过去拉住老人就问:“老师傅你要招人吗?”这时,伙计们都凑了过来,又招手叫其他几个年轻人都过来。
    他们采取了包围战术,把要招人的老头围着,不然,招工者会被其他人拉过去交谈。老头被这些年轻人淹没了,其他想靠近来的人都被推开。
    小白用善意的谎言取得了这笔业务,两天嘛,可以让大家换着做,都有钱挣。双方谈妥后老头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具体地址给了小白,让他明天上午到指定地点。
    业务谈好已至饷午,确定下来去打短工的十几个小伙子来到一家小炒馆,按每人4元钱的标准点了菜,想喝啤酒的自己喊。小白喝了瓶啤酒,笑谈中,大家忘记找工作的艰难。起哄让“小帅哥”小韩约个网友出来耍,据小白说,小韩每天用他的山寨手机上网聊天,听说他QQ上的女网友有好几十个,他们都想见见小韩的网友。
    而小韩则故弄玄虚地说,现在钱都没挣到,约出来咋耍嘛。23岁的小韩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以前在外打工的父亲已回到老家种地,他对此不屑一顾,种地肯定要穷一辈子。自从出来打工,他都是与几个同乡一起。离开农村已有6年多,虽然没存到钱,但小韩做好准备要开一家小饭馆,还是觉得自己有挣大钱的那一天。

 

在不远的将来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小张比小李还小两岁,是佳县人。但离家多年的社会历练,已让小张的言谈超越了他的年纪,他身上“农二代”的标签已荡然无存。
    “我父辈是标准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说起自己在童年里干过的农活,说起跟父亲一起赶着驴车,上坡推、下坡拽的往事,从他的的话里,听得出走进城市的渴望。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的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走向城市的渴望。善于言谈的小张笑着说:“我是一个标准的‘穷二代’加‘农二代’。”
    16岁那年,初中还没有毕业的小张在亲戚的介绍下,直接就“闯”向了大上海,走之前,他并没有想过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只想能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不想再像父亲一样当个农民。”到上海以后,小张在亲戚的帮助下买了自行车,手执一张地图在一家报社当起了走街串巷的投递员,还经常迷路。但经过艰辛的努力,他依然成为了这家报社的发行管理人员。后来他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娶了妻,成了家。
    “上海的物价太高了,父母也希望能够回来。”去年秋天,小张带着妻子、儿子回到榆林,租了房子,受聘于一家报社搞发行工作。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又干起了“老本行”,小张显然很有信心。
    “我们这种农二代书读得不多,在外面就靠吃苦,肯学习,完全靠自己努力。当然,还得会‘混社会’。”小张说,他害怕父辈那样的贫穷,这是他成功的推动力。
    说到未来,年少离家的小张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不远的将来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地址都想好了,就在开发区卖。

 

把城市作为参照物

    职业经理人田先生说,“从谋求生存到寻找精彩,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普遍满足于将谋生、赚钱为主要目标,而更多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
    有关人士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读过初中甚至高中,有的还上过职业技术学校,深受电视文化和信息文明的熏陶浸染,在谋生、赚钱的同时,更关注个人发展。“他们积极寻求通往城市生活的路径,愿意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留城生活的愿望。”
    有关网络信息也对“农二代”进行了如下分类:
    第一类“农二代”是学习成绩优异的莘莘学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脱离农村,由农二代变身为城市的一员,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大江南北。
    第二类“农二代”是学习不那么优异的学生,虽经过高考,但学历层次较低,在就业难的形势下,毕业就往往失业,去向不明朗,也可能和农民工没两样,但唯一不屑的可能就是务农了。
    第三类“农二代”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进城打工,是正宗的农民工,是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大军,闲得无聊时可能会考虑务农。
    第四类“农二代”是家境丰实的农民子弟,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可能会打工,但多数还是从事父业或其他技术行业,90%不愿从事农业生产。
    第五类“农二代”是家境较为贫穷的农民子弟,可能会打工兼顾种田,因为打工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但这部分农二代将很少。

 

更关注发展和前途

    “出来,不再是只为了赚钱。”田先生说,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关心薪水,还关心工作时间,关心工作环境,关心培训机会、社会保障等,比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接受继续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愿望,更关注今后自身发展和前途。
    “现在很多服为员都想学个专业,特别是男生。”酒店经理胡女士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呆在家里也没有意思,村里都没有什么年轻人了”。都跑了出来,可没有一技之长也难在城里呆得下去。
    据互联网上的有关信息称:农民工这个词还存在,但农民工的孩子们已经快长大了,这些农二代逐渐长大后,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他们的父辈可不一样,农二代赚钱后的目的不是回老家盖房子,而是为了能在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城市的阶层化竞争必然形成对农二代的排斥,无论从文化上还是社会资源上,农二代看过天上飞的,自然不愿意在地上爬,于是城市的内在矛盾就会产生。
    “农二代”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自小的生活条件就比上一代优越,因而长大后走出农村、走向城市的发展冲动很强烈,而轻视“泥腿子”的旧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看来,真正的种田人将会少之又少,推论下去,农村的土地抛荒现象将逐渐严重,另外,大量的“农二代”涌入城市,对城市的容纳量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将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

 

种地的“班”谁来接?

    中国模式的农民理性在不同环境下会发生变化,最鲜明的就是,“农二代”即农民的后代的思想在改变。“比如说第一代进城务工农民,只要能挣到钱,他们什么苦都愿意吃,但是现在去招工,年轻一代的农民就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他们有很多条件,是会挑剔的,比如工厂在比较偏远的乡镇,可能就不会有兴趣去。”有关人士认为,和传统的中国农民相比,新的农民后代,勤劳和节俭的性格特征正在弱化,消费欲望迅速扩张,并且滋生出一种暴富的心理。
    而由于土地不断减少,需要的农村劳动力也在不断减少,中国目前有9亿农民,而耕地上需要的劳动力只1亿,现在的农民和以往的农民也不同,劳动时间在减少,土地在减少,因此,如果过多的劳动力堆积在土地上,社会必然矛盾重重。中国最需要担忧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以后的年轻一代中,没有农民,没人愿意种田。
    “那这个问题怎么求解,这就关乎一个出路的问题。”有人认为,“农二代”由于不重视种田,因此以后,真正懂得科学种田技术的人将成为稀缺资源。因为现有的“农二代”的父辈们将逐渐老去,而很多“农二代”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3-15/153019867836.shtml
http://www.yulincity.com/news/shijianshijiao/2010-01-07/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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