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与生物技术编辑本段回目录
至少过去10年内，任何关注生命科学行业的人，都注意到了两个赤裸裸的事实。
其一，制药巨头无不争先恐后地拓宽研发渠道，因为其销售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畅销药品面临专利失效，而内部研发项目也运转不畅，尽管它们已经砸了数十亿美元。
其二，生物技术公司往往怀揣制造新药的良方，但又苦于现金短缺。
这已不是什么新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药业与生物技术业就开始眉来眼去，主要原因在于制药公司为了缩小内部研发水平短期内存在的差距，于是借助外力，暂时弥补先天的不足。然而最近，这种恋爱关系开始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全世界的药品研发渠道眼下已真正实现联姻。这是上周在芝加哥举行的生物技术工业组织（BIO）年会上传递出的重要信息。
“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并非全能。”美国制药企业默克公司（Merck）全球临床研究高级副总裁巴利•格尔兹（Barry Gertz）表示。自2004年被迫从市场上召回止痛药伟克适（Vioxx）之后，默克公司的营业收入持续下滑。与其他公司一样，默克公司有些药品未能通过人体试验，或是专利已失效。“放眼默克以外，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格尔兹表示：“借助外力，我们成功的机率会更大。”
“绝大多数制药新理念都源于制药行业之外。”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首席生物技术官杰伊•西格尔（Jay Siegel）表示。强生公司最近刚刚设置了首席生物技术官一职。
生物技术领域善于创新，这一方面是因为该领域的多数公司都规模不大，从而减少了官僚作风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资金长期不足，也促使它们在研究和早期开发阶段反应更为敏捷、更具创新性。而药品研发渠道的另一端——最后阶段的人体临床试验以及制造、销售和营销阶段，则是制药巨头的拿手好戏。
这不仅是二者联姻的基础，也是重建药品研发渠道的基础。过去几年来，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现在才正式完婚罢了。
“坦率地说，过去当生产线出现失误时，我们也不禁向外眺望，寻找权宜之计。”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AstraZeneca）企业发展副总裁肖恩•格莱迪（Shaun Grady）表示：“现在，这在公司董事会已经是公认的战略了。”
确实，BIO年会期间，制药业大胆示爱，派出了业务拓展大军，向生物技术领域的明日之星频频展开追求攻势，4天内，双方就举行了上千次速配会谈。
比如，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派了35人来到BIO大会，与生物技术公司举行了300次会晤。“就在几年前，我们还与生物技术领域毫无往来。”葛兰素史克负责业务拓展的亚德里安•罗克里夫（Adrian Rawcliffe）表示：“现在我们在全球有100人负责与他们达成交易。”默克表示，他们派来了40人，看了生物技术公司的400次展示；阿斯利康也派了30位员工，与生物技术公司会晤了数百次。
其实，就许多交易而言，早在摩根大通（JP Morgan）每年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生物技术领域财务大会期间，双方就开始了接触。
罗克里夫表示，葛兰素史克每年都要投资上亿美元，用于与生物技术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或是进行收购，该公司迄今已完成了10至20笔大型交易，15至20笔重要交易，并且平均每年进行一次重要收购。“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做法不会变化。”他介绍道。
与此同时，制药厂开始大幅削减自身的研发费用，而在此前十年，其研发成本的增长简直是突飞猛进。辉瑞制药公司（Pfizer）宣布将裁员数千名，并且到2012年将研发预算削减20至30亿美元。阿斯利康表示，将在未来4年削减10亿美元的研发预算。一些制药巨头开发新药的成本，已经增至平均每种药40至50亿美元（用研发总预算——包括失败药品的研发成本，除以成功上市的药品的数量，便得到新药的平均研发成本）。因此，大幅削减成本实属当务之急。
对于生物技术行业而言，制药巨头的热情追求正可谓求之不得。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该行业已被资本短缺折磨得体无完肤。几十家公司已经宣告失败，其他的则廉价卖身。就连盛大的BIO年会，参加者也从几年前的1.7万人，减少到了今年的1.5万人。
“制药厂注定要达成更多的交易。”总部位于西雅图的Alder生物制药公司首席业务官员马克•利顿（Mark Litton）表示。Alder最近达成了一项价值10亿美元的重要交易，与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签下了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其中有8,500万美元是出让某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创新性产品获得的预付款，该药刚刚完成第二阶段的人体试验。
“鉴于市场不景气的现状，很难筹到资金。”利顿介绍说：“这笔现金能帮上大忙，我们不必再到风险投资商那儿去求爷爷告奶奶了，也就不会再继续稀释股东权益”。
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姻，眼下似乎倾向于采用合作形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收购生物技术公司并将之整合到母公司旗下的行为，并不总是成功之举。另外，制药业最感兴趣的是处于最后阶段的新药，因为它们的成功机率最高。但收购这些新药的交易往往费用过于高昂，于是有些制药厂将目光转向了风险相对较大的早期项目。
但是，爱得过深，也会闹出麻烦来。“我认为对于生物技术行业的宣传太过头了。”原史克必成公司（SmithKline Beecham）研发总裁、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健康创新专业教授乔治•波斯特（George Poste）表示：“如果制药业过于执着于此，可能会物及必反。生物技术行业拥有大量创新技术不假，但那不是万能药。”
我们无法预知这桩婚姻到底能持续多久，因为往往要花上十几年的时间，才能研发出一种新药。但我斗胆猜测，至少这种新关系的建立，可以提高推出创新性药品的几率。波斯特认为，这可能需要10至20年的时间。让我们拭目以待，盼望新婚双方早日诞下后代，美满姻缘早日开花结果。
DNA 大幻灭编辑本段回目录
这好比是一部科学传记片：主人公是四个普通人，分别叫A（腺嘌呤）、T（胸腺嘧啶）、C（胞嘧啶）和G（鸟嘌呤）。如同约五十年前来自利物浦的披头士乐队，这个“神奇四人组”是我们所谓“基因时代”的超级明星。
早在十年前，科学家就宣布完成了对人类几乎所有A、T、C、G碱基的排序，从那以后，碱基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电影、漫画、书籍、新闻广播、大学校园、讲堂和博客圈。各国政府和大大小小的生命科学公司已在遗传学研发上投入了数千亿美元。
数千名科学家以及包括许多美国500强（Fortune 500）企业在内的数百家公司，仍致力于揭开人体细胞内遗传密码捉摸不定的排序之谜，探究其如何影响疾病、行为和生命本身。
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的支持者将其比作阿波罗登月计划（Apollo Program），并称之为“生命之书”。自从爱因斯坦（Einstein）提出质能方程（E = mc2）之后，还未曾有哪一项科学研究如此具有吸引力而令人激动，同时又不那么危险。
不过，十年后，顶级科学家在《自然》（Nature）杂志上撰文称，从人类健康角度看，上述计划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宣传的那么高。
《自然》杂志的社论认为：“确实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比如发明了一些针对部分癌症的有效药物；通过基因测试可以预测乳腺癌患者是否需要化疗；确认了视网膜黄斑退化的主要风险因素；可以准确预测出十多种药物的药物反应。但是可以说，人类基因组计划还没有直接影响到大部分人的医疗保健。”
而且，该计划也没有像2000年预期的那样，生产出大量产品（和利润）。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President Bill Clinton）和一些重要的科学家在白宫东大厅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即将完成。总统称：“掌握了这一深奥的新知识，人类就将获得全新而巨大的治疗能力”。
在白宫庆祝仪式的前后几年间，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如赛莱拉集团（Celera Group）、千年制药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人类基因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基因解码公司（deCode Genetics）等筹集了数十亿美元。他们保证将基于对遗传学更加深刻的理解生产出大量新药，并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大型制药公司向这些公司及自身的基因组研究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
基因组的魅力，部分来自于密码的简单和优雅。多数生物学研究复杂、邋遢，真的可以说是湿漉漉又粘糊糊。DNA却干干净净，而且可以数字化。它使工程师和IT 人员联想到计算机密码。DNA就是生命的计算机代码这个比喻至今仍在使用。
不过，多数生物学家对DNA的看法还是较为冷静。从一开始，他们就猜想分子层面的人体生物学更为复杂，认为可以确认糖尿病、心脏病等常见病的“基因”并发明出药物以调整“目标基因”的想法过于简单。然而上述模型当时成为大多数制药公司的主要目标，对许多公司来说，至今仍然如此。
生物学家是对的
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DNA是一个复杂机制中的一部分。这个机制包括食物、太阳紫外线和毒素等环境影响，以及人体内各种物质的互动，如寄居在人体内的微生物以及与DNA相互作用并对其产生影响的众多细胞内结构等。
在理解和治疗疾病方面，本应有其他方法，然而，对DNA的偏执，实际上可能妨碍或延缓了研究和开发那些方法。起码，资源因此都被浪费在失败的公司和项目上，这些公司要么破产，要么被出售，要么放弃了纯基因组的研究。
或许正是因为资源错置，导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批准的新药数量从1996年峰值时的53种降至去年的25种（好消息是与2005年仅批准了11种新药相比，去年的数字是上升了）。
基因热还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几十种与常见病有关的DNA标记可用于预测人们患病的风险。对于某些疾病来说的确如此，比如部分癌症和导致失明的视网膜黄斑退化。
但是，23andme和deCodeme等线上公司提供的基因测试，多数并未经过科学验证。即使经过科学验证，它们通常也仅仅揭示了较为显著的疾病风险因素。这或许能解释为何至今仅有35,000名客户在23andme网站上注册。要知道，自2007年成立以来，23andme公司得到了极大关注。2008年，《时代》（Time）杂志将年度创新奖授予了23andme公司和个性化基因组研究。
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弗朗西斯•科林斯（Francis Collins）表示，该计划还有一线希望。科林斯目前是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所长，他在《自然》杂志的评论中写道：“我们仍然很有系望看到一场人类健康的革命。那些期待一夜之间就看到戏剧性结果的人可能会失望，但是他们应该记住，基因组学研究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第一定律（First Law of Technology），即我们总是高估新技术的短期影响，而低估其长期作用。”
因此，《自然》杂志的编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即我们可能需要另一个类似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协作性大科学（Big Science）项目，以填补当前正在快速形成的巨大研究真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但该研究却未能应用到健康和医学领域，这一真空亟待填补。
《自然》杂志的编辑们写道：“过去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知识进步。但是十年以后，当人们总结基因组前二十年的成果时，还应该包括其在人类健康应用领域的非凡成就”。
这番话使得我们这些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支持者急切期待“神奇四人组”传记的下一章，看他们如何走向大众，唱响治疗之歌，那才真正是名垂千古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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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ortunechina.com/business/c/2010-05/13/content_35496_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