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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切瑞顿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福布斯评出全球互联网富豪榜(3)

戴维·切瑞顿(David Cheriton)

  戴维·切瑞顿(David Cheriton)

  净资产:16亿美元

  谷歌

  切瑞顿在担任斯坦福教授时,将谷歌创始人布林和佩奇引荐给风险投资机构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后,获得大量回报的股票。切瑞顿曾和安德烈·贝托谢姆(Andreas Bechtolsheim)一起创办了网络设备公司Granite Systems,并在1996年将该公司出售给了思科。2005年,曾将价值约2100万美元的股票捐献给加拿大的母校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这位亿万富翁非常节俭,喜欢穿牛仔裤、多次使用茶包,并且自己修剪头发。

简介

David R. Cheriton is a Canadian-born computer science professo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ho has investments in technology companies.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in 1973 and received his Masters and PhD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in 1974 and 1978, respectively, and spent three years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his alma mat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before moving to Stanford.

Research

Cheriton leads the Distributed Systems Group at Stanford University.

One of Cheriton's notable publications, with Dale Skeen, is the paper "Understanding the limits of causally and totally ordered communication", presented at the ACM Symposium on Operating Systems Principles in 1993.[1]

Industry Work

Cheriton co-founded Granite Systems with Andy Bechtolsheim, a company developing gigabit Ethernet products, acquired by Cisco Systems in 1996. He was also a co-founder, in 2001, of Bechtolsheim's next start up company, Kealia,[2] which was acquired by Sun Microsystems in 2004. Cheriton is also credited for connecting Stanford students Sergey Brin and Larry Page with venture capitalists at Kleiner Perkins, thus becoming one of the early investors that helped get Google off the ground. Recently, David Cheriton has been involved with Arastra (now Arista Networks), a maker of 10-Gigabit Ethernet switches. Cheriton is also an investor in and advisory board member for frontline data warehouse company Aster Data Systems (http://www.asterdata.com/about/advisory.php) and Zunavision (http://www.zunavision.com), an in-video advertising startup founded at Stanford. He has founded Optumsoft (http://www.optumsoft.com/about.html)

Awards and honours

In 2003, Cheriton was presented with the SIGCOMM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by the ACM "for his contributions in data networking and systems, and for his keen talent for questioning the assumptions behind all our work." 

Gift to the Universities

On November 18, 2005,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nnounced that Cheriton had donated $25 million to support 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its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In recognition of his contribution, the school was renamed the "David R. Cherito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On January 18, 2010, Cheriton donated $2 million to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hich will go to fund the Carl Wieman Science Education Initiative (CWSEI).

目录

切瑞顿:全球最富有教授 曾10万美元投资谷歌编辑本段回目录

 今年1月份的某日,天气干冷,时值黄昏,大卫·切瑞顿(David Cheriton)坐在斯坦福大学一间位置上佳的办公室里,等待每周的研究例会开始。冬日的最后一丝余辉透过窗口,照亮桌上的《超级游艇生活方式》——一份光面纸印刷的杂志,切瑞顿正不算很感兴趣地随手翻阅。

切瑞顿:全球最富有教授 曾10万美元投资谷歌

  “我曾经读到过这样一种说法,游艇就是水上的一个坑,你可以往里面倒很多钱。”切瑞顿说,他又翻了几页,随手把这杂志扔到了地板上,让它与一堆键盘、电缆和电源线呆在一起,“我真不知道他们为啥总给我寄这些东西。”

  该游艇杂志的出版商Burgess公司知道为什么:切瑞顿很有钱。有钱到买得起200英尺长、钢质船身、外形典雅、价格高达6,000万美元的游艇愚人节号(April Fool),还可以买下新西兰亿万富豪格雷姆·哈特(Graeme Hart)那艘尤利西斯号(Ulysses)——标价4,900万美元。或者两艘一起收入囊中。

  握有13亿美元净资产的切瑞顿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全职学者,不过他对游艇不感兴趣。这位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偶尔去夏威夷毛伊岛度假,玩玩帆板,就这样他都觉得自己“被宠坏了”。记者问他最近一次大笔花钱是什么情况,他能想出来的最奢侈的享受就是一辆2012款本田奥德赛(“为孩子们买的”)。思考问题的时候,他指间总是转动着一支三色圆珠笔,不时按动几下。

  那他有什么奢侈的爱好吗?“创办公司。”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玩着那只笔。蓝色,咔嗒,红色,咔嗒,黑色,咔嗒。

  切瑞顿常用这支笔给初创公司开支票,而且最终总是挣的居多,亏的甚少。他参与创办的头两家公司后来分别卖给了思科系统公司和太阳微系统公司,售价均达数亿美元。他总共自掏腰包逾5,000万美元,投资了17家不同企业,包括虚拟化与云计算解决方案提供商VMware和最新投资的云计算设备公司Arista Networks。不过,其中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他1998年给两位斯坦福大学博士生开出的10万美元支票,这两人分别名为拉里(Larry)和谢尔盖(Sergey),这笔投资换成的谷歌股票现在价值超过10亿美元。“我觉得在投资方面我非常幸运,但在花钱这个问题上我的思维方式跟乞丐没什么两样。”

  现年61岁的切瑞顿生活低调,用谷歌搜索他的名字,靠前的几个结果都是颇为朴素、采用泰晤士新罗马(Times New Roman)字体的网页,而不是LinkedIn或Facebook的个人资料页——尽管这已经成了硅谷人士的标配,他甚至连Twitter都不用。我随机找了一些斯坦福学生,问他们是否了解切瑞顿,结果好几个人都在思考片刻之后问我他的姓氏拼写是不是跟喜来登(Sheraton,连锁酒店集团)一样。

  切瑞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仍然开着赚到大钱之前买的那辆1986款大众维那根(Vanagon)汽车,还住在30年前在帕洛阿尔托买的那栋住宅里,请的还是同一位理发师——他自己。“我倒不是闲做发型肤浅,”切瑞顿说,“只是自己动手更省事。”  

  作为一个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的人,切瑞顿明白时间是最重要的。他投资的谷歌使忙于备考的大学新生们得以不受-AltaVista等其他搜索引擎上泛滥的垃圾困扰。他最近资助的Arista Networks生产的数据交换机能缩短服务器之间的延迟时间,使信息传输时间降至500纳秒之内,这一速度比思科和Juniper公司最好的产品几乎快上一倍。这使华尔街交易员下单时可以比竞争对手快上好几纳秒,使医生可以实时测定病人的基因序列。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从那时起,切瑞顿就开始全力为其开发操作系统。Arista Networks总部设在加州圣塔克拉拉,目前每天至少新增一家客户,该公司自称年营收已达到2亿美元。“想像一下吧,原来时速50英里的汽车加速十倍,”切瑞顿说,“它将使你能做到的一切发生质变。”Arista就是这辆汽车。

  切瑞顿的父母都是加拿大工程师,成长于大萧条时代,育有六名子女,切瑞顿在家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罗斯·切瑞顿(Ross Cheriton)说,从小他们就鼓励儿子走自己的路,他记得儿子小时候就很独立、“自给自足”,不喜欢团体运动,曾经背着其他孩子在家中院子里打造自己的木头城堡。罗斯还回忆说,儿子天资聪颖,曾决定不在埃德蒙顿Eastglen高中上11年级,因为他觉得课程进度太慢。“他一向走自己的路,”他的父亲说,“我们没有引导他。”

  小切瑞顿兴趣广泛,他曾经尝试攻读经典吉他与表演艺术专业——这是他大学时代最大的爱好,父母也并未因此责备他。未能如愿入读阿尔伯塔大学音乐专业之后,他只好追求另一项兴趣——数学,之后则是计算机科学。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完成本科阶段学习后,在滑铁卢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1年,切瑞顿为获得研究经费而加盟斯坦福大学,而该校不久之后就成了蓬勃发展中的硅谷的引擎室。正是在斯坦福大学,切瑞顿第一次见到了优秀的德国博士生安迪·贝克托尔谢依姆(Andy Bechtolsheim),后者时时刻刻都在琢磨如何完善他自己设计的一台工作站电脑,并将它并名为SUN,即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的简称。贝克托尔谢依姆需要有人为该工作站开发软件,于是找到了他在计算机科学系认识的切瑞顿,后者当时还是助理教授,把玩了这一工作站之后提出能否在硬件上也调整一二,贝克托尔谢依姆照办了。

  1982年,贝克托尔谢依姆离开学校创立了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但切瑞顿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直到90年代中期。尽管那时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醉心于创业,比如前斯坦福教授吉姆·克拉克(Jim Clark)创立网景之后成为亿万富豪,但切瑞顿基本上没受他们的影响。

  1995年,贝克托尔谢依姆离开了太阳微系统,开始到处寻觅能弄清以太网连接背后的基本软件问题的人士,他找出了多年前的电话本,给切瑞顿打了个电话。两人共同创立了花岗岩系统(Granite Systems),存续14个月后,思科出资2.2亿美元收购了这家以太网交换机公司。2011年,两人再次尝试创业,组建了另一家称为Kealia的网络公司,后被太阳微系统斥资1.2亿美元收购。在这两次创业之间,切瑞顿和贝克托尔谢依姆作了一笔最划算的投资:两人各给谷歌创始人开了10万美元支票。

  在切瑞顿的办公室里与他见面之后几周,我又得以拜访他家,坐在门廊前和他畅谈,14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给谷歌创始人开出了支票。佩奇和布林都不是切瑞顿的学生,但它们听说过后者投资花岗岩系统的成功经验,主动找到他,希望他能给两人开发的PageRank算法的商业化指点迷津。当时切瑞顿手头十分宽裕——花岗岩系统被收购之后,他的10%股份变现成了逾2,000万美元,也很愿意帮忙。

  “那时他们在筹集资金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不认为这应该是个大问题。”切瑞顿如此回忆谷歌创业之初的景象。(雅虎和Excite公司都曾将谷歌开发的算法拒之门外,并因此错过天大的好机会。)

  贝克托尔谢依姆当时也在场,片刻时间之后,他就领会了这个搜索引擎的精妙之处,也弄懂了其缔造者销售赞助链接获利的计划。“我记得当时自己这么想,‘如果他们每天能吸引到100万次点击,每次点击5美分,那就是5万美元了——至少他们不会破产吧!’”他回忆说。

  尽管贝克托尔谢依姆将他自己和切瑞顿描述为“偶然投资者”,其他人则不认为他们的成功纯属运气使然。“这完全不是偶然的,”身影无处不在的硅谷天使投资人罗恩·康韦(Ron Conway)表示,“这归功于他们在自己身边塑造的良好氛围,他们自己就是非常聪明而机敏的工程师,因此能吸引到其他工程师与它们分享构想。”

  回到切瑞顿的办公室。只见这里挂着33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具,很有震撼力。身处此地,感觉就像是站在斯坦福大学闻名遐迩的计算机科学系的引力中心,多年来,来这里寻求智慧——如果可能的话,还有投资——的学生数不胜数。曾在他手下读过博士的梁松(Sam Liang)就是其中之一,梁松曾在谷歌就职,2010年离职后与他的前教授共享了一个创业点子——用移动平台实时追踪用户的所在和习惯。此后切瑞顿赞助了他不止10万美元,用于创办Alohar Mobile公司。

  “他的标准非常高,”梁松说,与切瑞顿之间的研究会议往往是他一周中最难熬的时光,“他会对你说,‘你得从大处着眼,你得影响全世界。’”切瑞顿桌上的论文和书籍堆积如山,下面压着一块匾,上书:“大卫·切瑞顿博士,只谈要事的首席监督官。”

  希德哈思·巴卓(Siddharth Batra)曾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2009年其公司曾获得切瑞顿资助,他对前导师对细节的重视深表赞赏。他说:“科技人才或许会觉得与大卫分享点子更轻松一些,你和风险投资者谈的话,他们很可能茫然若失、不知所云,不明白你所做的一切有什么前景,而大卫的理解能力就强多了。”

  切瑞顿说,他不愿追随市场一时的热点——社交网络在他眼中就是其中之一——而是聚焦于能显著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科技突破,比如谷歌能帮助大三学生在凌晨3点之前完成研究论文。他还说,他“相信如果你能为世界提供真实的价值,并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做到这一点,那市场会给你回报。”

  切瑞顿和贝克托尔谢依姆总共为Arista投入了1亿美元,占该公司总筹资额的95%。Arista首席执行官杰仕瑞·乌拉尔(Jayshree Ullal)并未披露公司的财务数据,但指出经过7年运营之后,该公司终于“能盈利”了。能有财力雄厚的创始人支持,实是Arista的幸事,网络设备领域埋葬了许多类似的创业公司。“许多交换机公司从来未能赚回投入的资本。”Dell’Oro集团资深网络设备分析师阿兰·维克尔(Alan Weckel)表示。他举了Woven和Force10 Networks这两家公司为例,前者未能筹到第二轮资金,以至于中途夭折;后者则不能适时将产品推向市场,去年10月被戴尔(微博)收购。

  切瑞顿说:“如果你做的事情有新意和创造性的话,有时达成目标所需的时间会更长。”Arista去年将员工数翻了一番,而且关于该公司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传言不断发酵。维克尔预测,2016年前Arista参与竞争的高速交换机产业规模将扩大10倍,达到24亿美元。

  尽管聪颖异常,切瑞顿肯定无法预见到自己的人生会这么发展,他一直致力于确保生活方式基本不变。“人生中的有些事情无法规划,比如净资产,”他说,“有些投资得以成功,有的则不然。”

  至少大卫·切瑞顿的投资大多成功了。

节俭的亿万富翁

 斯坦福教授 David Cheriton 因为将谷歌 (Google)创始人 Sergey Brin 和 Larry Page 引荐给 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的风险资本投资商而成为亿万富豪。他获得很多谷歌的股票作为回报。

  加拿大人 Cheriton 表示,在加州帕洛阿尔托附近时他喜欢骑自行车,而当他需要驾车出行时就使用他那辆旧大众 (Volkswagen)小面包车或本田 (Honda)轿车。他说他只坐商务舱出行,喜欢牛仔服胜过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并声称他重复使用茶包。他也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以节约去理发店的时间。他对自己的放任是拥有两个帆板。

  当我们就这篇文章联系 Cheriton 时,他引用了 Wikipedia 对“frugality”(节俭)的定义:“获取并充分地使用经济物资和服务,以达到长期和更加满意的目标。”他说:“这显然就是我想要的。” 

关于Google

2005年夏天,李开复从微软公司跳槽到Google公司,这不仅引起了两大公司为此而大打官司,更引起了人们对Google公司的惊奇,是什么原因让李开复放弃微软公司副总裁的职位而选择了Google?

从2000年时就加入Google的周红,14岁的时候就读于中国科大少年班,后来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Google,而她也是Google公司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

对周红来说,在过去5年多的时间,她对Google感受最深的就是”Google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地方”,”因为每个人在Google做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刚到Google不久的李开复则赞叹的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Google的”激情魔力”,”我认识的许多朋友都去了那儿,有些是资深研究者和科学家,我发现他们以前的憔悴消失了,他们充满了活力;有些是我的学生,我发现他们像找到了一个梦幻之家,上班像是在享受。”

日前,作为Google公司的”文化大使”,周红陪同李开复一起来到中国,她将协助李开复开拓中国市场、招聘员工等工作。

“回到中国来,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也会经历Google在中国从无到有的过程,尽管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里头,但因此才富有挑战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尽管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但这次回到中国,周红感觉这和去年回国度假的心情不一样。

在当时,Google还是一个刚创业不久的小公司,而同意录用她的公司还有Oracle、SUN、思科等著名公司;但周红最终选择了给她最难面试考题的Google

1999年,周红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她几乎同时拿到了机械工程博士学位和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周红回想当时进入Google的情况说,”毕业后,就开始找工作,当时运气不错,Oracle、SUN、思科等都愿意录用我,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去了Google”。

“我去SUN的话,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暑假实习生,因为我斯坦福的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在SUN工作,他们招实习生的时候,希望我过去,等我毕业的时候,他们表示希望录用我。我想,在SUN,那也挺不错的,他们很正规的,需要有推荐信。我在斯坦福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教授,我特别佩服,叫David Cheriton(大卫·谢瑞登);当时,他在帮我写推荐信的时候,对我说,’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工作,还没有完全确定的话,我还可以推荐你去其它的几个公司’;然后,他就推荐了思科和Google”。

她很快向思科和Google投递了简历,思科很快有了回复,在经过面试后,很快就表示录用她。但投递Google公司的简历,却一直没有回音。

当时,她就给David Cheriton发了个Mail,David Cheriton帮她把简历发到了Google,第2天Google就有反馈了,说副总看过了她的简历后,对她很感兴趣,让她先做一个电话测试,还比较顺利,然后,她就得到了来Google公司面试的机会。

周红说:”面试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公司和其它公司完全不一样,象Oracle、SUN、思科都是大公司,公司非常庞大,建筑的很漂亮;而Google当时很小,去的时候几乎都找不到,它连门牌号都没有,在路边电线杆上有个小纸条,用圆珠笔写的Google,打个箭头,我开车过去,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公司。”

Google那时公司只有几十名员工,在一个普通楼房,第一层租给另一家公司了,第二层层才是Google。

让周红感到惊讶的是,在那种情况下,Google不但有厨房,还有洗衣机、按摩室等设施和服务,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直到现在。在2004年4月Google提IPO计划书时,对未来的投资者明确表明,必须接受这些福利,”在未来的日子里要做到有增无减”。

由于很早就去Google面试,她没有吃早餐,没想到面试经过了3轮,直到下午4点才结束。

第1轮面试周红的人,让她写3段程序,”要求很高,毕竟要使这个程序运行,给出正确的答案,并且是最好的,这就很用脑力;写完了之后,就有点精疲力竭了”。第2轮、第3轮面试她的问题,有惊无险。结束的时候,一个负责招聘的主管送给周红一件衬衫;她当时就想:经过大半天的折磨,如果不被Google录用,她就用这印有Google的衬衫拖地。但幸运的是,面试后的第2天,她就得到了Google的录用通知。

“后来,我想了想,我之所以选择Google,是因为我特别喜欢面试我的这几个人,我觉得他们的工作都特别用功,负责招聘的主管是第2天晚上9点打电话给我的。我想当时很感动,负责招聘的都要工作到晚上9点钟,工程师那就更不用讲了,工作都非常辛苦。”周红说,自己之所以选择Google,是因为面试者给了她最难的题目;而面试她的3个同事都非常聪明,”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工作一定有很多乐趣,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让周红选择Google另一个想法就是,”刚从学校出来,选择一家小公司,对未来还有很多憧憬”。
在Google现在的办公楼,有一个地球模型在运动,有Google搜索的地方地球模型上就会有一个亮点,周红说,”每天走过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闪亮的地球在转,我就感觉到我写的几行程序别人都在用,那种感觉会非常好”

等周红进了Google后,才知道,推荐她进入Google的David Cheriton是Google的第一个天使投资者,正是由于他的介绍和引见,Google的创始人佩吉和布林和他的朋友Andy Bechtolsheim,在David Cheriton家的后院第1次见面,由于Andy Bechtolsheim当时时间很紧,没有听完佩吉和布林的创业计划就签了10万美元的支票。

经过了短短的5年,David Cheriton和Andy Bechtolsheim为他们当初投入的20万美元得到丰厚的回报。去年8月,Google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Andy Bechtolsheim和David Cheriton,两人持有的股票市值将分别达到3亿美元左右,而当时Google的每只股票的价格是85美元;如今,Google的每只股票的价格已经高达353.06美元(11月3日的价格)。

在周红进入Google的半年前,也就是1999年6月7日,对Google来说是是历史性的一刻,那一天,Google获得了硅谷最有名的两家风投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Buyers(克赖那•巴金斯)和Sequoia Capital(美洲杉)一共2500万美元的投资。

而在周红加入Google的半年后,雅虎公司为Google”锦上添花”,又投入了1000万美元。

和一般经历跌宕起伏的公司不同,Google一直在稳步高速的发展,就是是在网络泡沫的时候,别的公司都在拼命的烧钱,但Google花钱却非常的节约。而从2001年开始,Google就开始赢利了。而自去年上市来,Google则成为纳斯达克的神话。

作为一名Google的员工,周红说,”我感觉最深的是,Google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地方,因为每个人在Google做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在半夜的时候都能听到同事们在大厅弹奏钢琴,或总是人声鼎沸,而停车场总是有车”。而正是这种非常的激情和创意,所以,Google的员工不在乎工作很长的时间。

在Google,有一个员工,差不多和周红同时加入公司的。那个男孩主要负责检测Google每天有多少访问量,由于他喜欢喜欢画蜡笔画,他就自发的在一张大纸上面画出Google今天是多少访问量、明天是多少访问量?他把Google的历史用访问量给画下来了,他这样一直坚持了4—5年,Google有一整面墙都是他画的。而同事们自发的就在他每天访问量的蜡笔画上,标注自己的一些事情,比如,”今天我加入Google”、一些有趣的人来访问等内容,也可以说这里记录了一个个小小的里程碑,而这些完全都是自发的。

而为了营造企业自由的文化和员工的这种工作的激情,Google自创立起就实施了一些充满人性化的制度。

在过去的5年多,周红从来不担心上班会迟到,因为她一般都是中午才上班。由于Google公司推行的是弹性工作制,员工上班不必”朝九晚五”,”我们公司的员工睡的比较晚,起来的也很晚,对我个人来说,我一般中午去上班,工作到半夜回去,我想这种弹性工作制对一个人的创造力也是非常好的;如果把工作时间限制在’朝九晚五’,那怎么能创新?灵感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来的?”

为了鼓励创新,Google还有规定,一星期员工有20%的上班时间做自己工作之外的事情。

周红说,创新对一个企业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想立于不败之地的话,就要不停的创新,”你只有不停的重新创造自我,企业才会长久”。因此,Google鼓励员工利用上班时间经常尝试不同的事情,”一个星期有20%的时间,可以自己掌握时间,公司有很多产品就是20%时间内做出来的,比如说Gmail就是一个人的创意,做着做着就做大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此外,在Google,还有这么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管理层不能限制一个员工在公司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

周红对此深有感触,她自己在过去,因为兴趣的原因,曾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才能很有创意,如果有所限制的话,就难以发挥出个人的最大潜力”。正是在这种激情的氛围中,在过去从事软件开发5年半的时间里,周红拥有了4项软件专利。

而Google的这种自由和激情也感染着李开复,他刚到Google后,第一次见中国籍的员工员工,有几十个人就表示愿意跟他回国,他就问,”你老板的队伍只有两三个人,老板不会怕你走,劝你留下吗?”而他们则对李开复的想法感到不解,因为,无论员工到哪个部门,都是为了公司更好的未来。
对我们招聘的人才,我要求一定要有非常聪明的头脑,要有很扎实的基础,也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一定要是实干家,我们非常强调编程的能力,对计算机这个学科深刻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你能够适应Google创新的文化

目前,Google在全球有4000多名员工,在中国市场刚刚起步,计划,在明年夏天前招收50名员工,而全部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应届生。

对于回到中国,周红表示,”我觉得Google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让人们更加方便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现在Google对中国市场非常重视,就我个人来讲,也非常愿意为中国做一些事情,对我来说,这么做非常有成就感和满足感”。

从一个求职者到一个面试者,从进入Google到又回到中国,周红所扮演的角色也跟着换个位置。她认为,Google在美国本土招聘人才的要求很高,而在中国,这种标准也不会降低,”我们在美国招聘的时候,非常看中个人的能力,而在中国招聘也不会降低这个指标”。

周红说,”我记得刚加入Google的时候,公司组织了一些培训,包括怎么去招聘?怎么去面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非常聪明,但你还要是一个好人;就是说,我们需要非常聪明的人进来,但我们也非常强调团队精神,你必须能够和其他人一起合作;如果你只是一个人工作,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那你在公司里的发展就会得到限制”。

谈到Google具体的招聘标准,周红说,她认为作为求职者,不仅要有很好的创意,而且还要把这个创意很好的实现,这对任何追求创新的公司都很重要。如果想进入Google,一定要通过考核,一般要经过笔试和面试,”在交谈的过程中,他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一个问题,通过交流可以感受他是不是很有创意?”

由于Google以技术起家,对应聘的人才要求有很很扎实的基础,也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如果应聘工程师,就要有很强的编程能力,要对计算机这个学科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求知者要认同Google创新的企业文化。

在Google公司中,有很多世界一流的专家,如果你跟他们一起共事的话,会感到每天都在学习新东西,在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周红的眼中,那些Google的著名专家之所以取得成就,和他们的刻苦分不开的,无论在周末或日常工作中,你都可以经常在办公室中碰到他们,而他们不但工作用功,也非常平易近人公司同事之间关系处理的非常好,”他们对任何新加入Google的同事来说,都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榜样”。

作为Google公司的”文化大使”,周红表示,”我想把Google的企业文化或人力资源机制移植到到中国来,让中国的优秀人才,同样的感受到他们自由的发展”。

参考文献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Cheriton
http://blog.syva.net/2006/01/13/%e5%85%b3%e4%ba%8egoogle%ef%bc%88zz%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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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戴维·切瑞顿 David Cheriton David R. Cheriton 大卫·切瑞顿 大卫·谢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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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David R. Cheriton,David Cheriton,大卫·切瑞顿,大卫·谢瑞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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