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曼：造就硅谷
启点
硅谷：信息产业的麦加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到圣何塞之间长30英里、宽10英里的硅谷，属于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刚好夹在旧金山和圣何塞两个城市之间。它原是成片的果园，素有“美国梅脯之都”之称。在20年前，它并没有名字，当人们提到它时，用的是非常拗口的名字：西海岸的电子工业、帕洛阿尔托或圣克拉拉谷。直到1971年，才由《微电子新闻》的编辑唐·C·霍夫勒给它起了个正式名字—“硅谷”。
如今的硅谷已被充分神化。有关硅谷的每一个文字，都或多或少闪烁着神奇色彩。毕竟，硅谷不仅仅是美国梦的化身，更是信息时代的奇迹，不仅仅是全球计算机产业的心脏，更是IT业的圣地麦加。不可否认，硅谷是地球上离神话最近的地方，如果世上没有神话，硅谷自身就可成为神话。 英特尔、HP、Cisco、3Com、Sun、Netscape、Oracle、SGI、苹果、Adobe、Yahoo!……不但是硅谷的骄傲，也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安迪·格罗夫、斯蒂夫·乔布斯、Jim Clark、Mark Andreessen、Larry Ellison、John Morgride、Gordon Moore、Scott McNealy、Jerry Yang、Lew Platt……他们不但组成了硅谷阵容庞大的亿万富翁俱乐部，也是当今信息产业的连袂主角。这里不但诞生了袖珍计算机、影像游戏机、个人电脑、无线电话、激光技术、微处理器和数字手表，还奉献了NC、浏览器、Java、搜索引擎……这些公司、人物、技术和故事通过媒体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在传播过程中重新编写，重新剪辑，不断神化。
硅谷等待催化
关于硅俗的崛起一直有许多版本。有人将“硅谷之父”的帽子戴到HP创始人休利特和帕卡德头上。因为HP不但是硅谷最大的电子公司，而且也是硅谷创业的源头。但他们本人却万万不会接受这项桂冠，他们会毕恭毕敬地把它递给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F·特曼。特曼才是名正言顺的“硅谷之父”。因为他也是HP的“父亲”。正是特曼异常的远见和智慧，规划并造就了今日的硅谷。
特曼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是斯坦福-比特智商测验法的发明人，今天这种测验法仍在国际间通用，而他也因在天资出众的儿童方面的研究而著称。特曼从小就在斯坦福校园长大。小时候，他体弱多病，时常在家休养。养病之余，开始摆弄电气小玩意，这使他成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帕洛阿托读完中学后，特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当时，特曼认为化学是科学的皇后，就进了化学系。1920年拿到学士学位。毕业后去了该市最吸引人的公司---联邦电报公司工作。但不久他又考入斯坦福电子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然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指导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尼瓦尔·布什。布什是模拟计算机的发明者，当时是工程系主任，后又成为副院长；他还是二战前建立的雷锡昂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这位恩师对特曼的最大影响就是：大学应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中心，而不是纯搞学术的象牙塔。
特曼获取博士后，受聘在麻省任教。1924年，他正式执教之前，回斯坦福探亲。一场病改变了他的人生。回到帕洛阿托，他就患了肺结核，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年，胸部压着沙袋。由于气候阴冷的波士顿不适宜他的身体，因此麻省的教授梦终成泡影。他留了下来，成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如果不是这个变故，特曼就不可能是“硅谷之父”，而也许会成为波士顿128公路高技术区的“教父”了。而没有特曼，硅谷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
特曼着手创办电子通讯实验室，他为人谦逊，说话低声细语。正是这种品质，使他成为一位卓越的老师，而后又成为功底深厚的理想主义者。特曼似乎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在他的学生中激起电子改变世界这一能力的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学生们都说，特曼可能不是伟大的发明家，但确是天生的教学高手。新颖艰涩的理论，在他嘴里总能化为深入浅出的如珠妙语，连理解力迟钝的学生都能透彻地接受。他写的《无线电原理》，曾被许多学院校列为电气必修教科书。
特曼还在学生中激起强烈的忠诚热。在他作为通讯实验室主任期间（1924-1945），许多聪明过人具有科学头脑的年轻人，都把进这个实验室视为职业的第一选择。直到二战结束，特曼被提升为系主任之前，他的通讯实验室一直是美国西海岸技术革命的中心。也为日后高科技的领导人们提供了必需的实习地。
帮助HP起步
20年代末，特曼的实验室开始改变圣克拉拉克的模样。许多崭新的楼房冒起，迎来新的客人，也不可避免地迎来许多带着神秘和同样令人不可捉摸理念的斯坦福毕业生。特曼形容这些年轻人为“电子迷，对真空管、半导体、计算机的兴趣就像对姑娘的兴趣一样。”由于电子系和特曼本人的声誉，许多人没有回到家乡，而是留在了旧金山湾区。他们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而自办公司也开始司空见惯。但此地还缺少最后一样成分：一个与斯坦福相称的世界水平的大公司，它能带领整个行业，并获得世界的认可。30年代，特曼班上出现了两名不同寻常的学生，他们日后开设的HP（惠普）公司正好满足了这个要求。
1931年，两名斯坦福大学二年级学生—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成了好朋友。他们对业余无线电广播的兴趣，使他们选修了特曼开设的电气工程课程。特曼知道他们毕业后准备开办自己的电子企业，便鼓励他们这种创业精神。特别是休利特，老待在他的实验室中，他的动手能力和兴趣给特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两人毕业，创 业计划暂且搁置。4年后，特曼为他们安排了奖学金，使他们回到斯坦福，选修了特曼开设了许多电子课程。休利特的硕士论文是<<可变频率振荡器的研究>>,特曼鼓励两人把它变成产品。特曼给他们538美元，以便开始生产，并帮助他们从帕洛阿托银行得到1000美元的贷款。1938年，两人开始在帕洛阿尔托镇的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里，开始研制电子产品。这间车库，在1989年被加利福尼当局定为历史文物和“硅谷诞生地。”
第一年，生意时多时少，但有特曼帮助，为他们掌舵，公司可以继续办下去，只要看看帕卡德的汽车就知道状况。“有订单时，汽车会停在车道上，他俩在车库里干活；如车停在车库里，并且大门关着，那就可以断定，他们无事可干了。”
对他的两位高徒，特曼说：“你把他们放在任何新环境，他们都会迅速掌握必需的东西，而且达到高超的水平。所以当他们开始搞学业时，他们无需什么老师指点，而是一边干一边学会需要掌握的东西。他们学习的速度总比问题冒出来的速度更快”。正是凭着这种特殊才能，使HP迅速崛起。
到1980年，休利特拥有HP 9.1％的股票,价值10.45亿美元,帕卡德有18.5%的股票,价值21.15亿美元。在美国公司首脑中名列前两位。从这个角度看，两人是美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两位成功者当然不会忘记他们的老师。特曼作为HP公司董事会成员达40年之，成为硅谷历史上最感人的插曲之一。1977年，两人向斯坦福大学捐赠920万美元，建造了最现代化的弗雷德里克·特曼工程学中心，作为40年前538美元的回赠。年迈虚弱的特曼出席了捐赠仪式，并聆听了由他的“孩子们”所作的演讲。在休利特和帕卡德自己都成了白发老人后，他们还一直非常尊敬这位受人爱戴的老师。
缔造斯坦福研究区
40年代后期，斯坦福大学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怎样使大学的土地产生效益，以便用这些收入聘请一流教授，提升学校学术声望，并向世界一流迈进？这个重任落到了刚刚提升为副校长的特曼肩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休利特应征入伍，特曼教授也去了东部的哈佛大学无线电研究实验室。战后特曼教授回到斯坦福大学重操老本行，他深感到二战期间电子学应用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脑的研制更势不可挡，于是建议校方要进一步加强同当地电子产业的联系，以斯坦福大学为依托，联合惠普等一批公司，把美国西部的电子产业带动起来。
特曼想到了校园“下海”。但当初捐赠土地有规定，土地一点都不能出售。特曼与校长斯特林商定，利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个高技术工业区。1951年，在他的推动下，斯坦福大学把靠近帕洛阿尔托的部分校园地皮约579英亩，划出来成立一个斯坦福工业园区，兴建研究所、实验室、办公写字楼等。这样，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区就诞生了，特曼称它是“斯坦福的秘密武器”。通过土地出租，“斯坦福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给学校赚钱”。到了后来，工业区改名为研究区，成为把技术从大学的实验室转让给区内各公司的一种手段。
当时在大学附近建立工业区的主张是非常新鲜的事。第一个前来租地设厂的是瓦里安公司，这是一家由斯坦福分离出去的公司，特曼是它的董事会成员。1954年，HP在斯坦福研究区承租了一块土地，该区就成了硅谷的中心地带。HP成了特曼的最佳广告。当某公司的人前来查看研究区的情况，特曼就会请他们“去找帕卡德或休利特谈谈吧，他们会告诉你靠近斯坦福大学设厂的种种好处“。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1955年，已有7家公司在研究区设厂，1960年增加到32家。1970年达到70家。到1980年，整个研究区的655英亩土地全部租完，有90家公司的25万名员工入主其中。这些公司一般都是电子工业中的高技术公司，因为那是特曼私人关系最多的领域，也是他认为最具潜力的领域。特曼认为这个领域并未很好地组织起来，而他的任务就是穿针引线。特曼描绘了50年代研究区出租的情况：“我们有了一个小小的体系。这里的电子工业正在兴起，二战以来显示了电子工业的潜力。帕卡德是大学理事会成员，而且他的公司也在研究区内。他也会请他动员的公司来找我，我一般叫布兰丁领他们看看像公司一般的校园。有时布兰丁也会发现一些客户。“斯坦福研究区成了美国和全世界纷起效尤的高技术产业区楷模。
电子革命之父
斯坦福工业园区奠定了“硅谷“电子产业的基础。而研究区带来的租金，也为斯坦福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财力。其中预付的租金总数超过1800万美元，相当于当年斯坦福1885年向大学捐赠的数目。1981年，土地出租的年收入约为600万美元。而且这种收入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使特曼可以用重金聘请名家名流充实教师队伍。他用这笔可观的收入设立了“战斗基金”，用来挽留和聘进名流教授，并为斯坦福之星制定计划，培养他的“人才尖子”战略。
特曼认为：“一个大学学术声望的高低，要看它是否是有一批学术水平很高而人数不多的人材尖子，而不是靠它的学术水平普遍较高，但没有拔尖的”。这种尖子“是一小伙各自在某狭小领域十分精通的人，他们的学术水平之高能举世公认，并且他们研究的是一些重要的学科领域”。
特曼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构想，随着斯坦福研究区的崛起而如愿以偿。而特曼教授把斯坦福推向高技术产业的同时，又作出另一项令人惊叹的措施。起初，他还是机电系主任时，就有工业园区内的公司提出他们的雇员能否到学校来学习。当时朝鲜战争刚结束，许多士兵和军官复员去公司，又想继续他们被战争中断的学业。特曼教授提出一个方案：让这些公司雇员到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像正式在校生一样学习，费用由公司负责。这种公司和大学联合培养的方法大受欢迎，像通用电器、惠普等公司还和斯坦福大学建立长久的员工培养合作关系。
特曼教授平生最得意的事情，是把肖克莱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又拉上岸，请他到斯坦福大学教书。1958年，肖克莱应特曼之邀，开始在学校兼课，1963年，他在商海扑腾，大概也已有倦意，干脆上岸，离开自己创办的半导体公司，执教斯坦福大学。
1982年，特曼去世。各家新闻社都向全世界各地播发了讣告，称赞他为“电子革命之父”。特曼大楼的建造也向大家保证，这位老教授对电子工程学和硅谷的贡献将流芳百世。
CCIDNet 2000年0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