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编辑本段回目录
本论文主要介绍媒介生态学在北美的学术起源简史。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是一个十分复杂且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其本质和意义。作者在这篇对媒介生态学学术历史的论文中，主要讨论以下几个主题：媒介生态学作为媒介研究中一门新学科的兴起和建立；媒介生态学出现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媒介生态学典范内容的各个重要方面，包括理论问题和媒介时代史学, 以及将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或者环境作为媒介）等问题。论文突出介绍一些奠定媒介生态学基础的权威思想家。最后，作者还就媒介生态学与中国媒介研究的相关性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媒介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
本文拟对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在北美的发展作一个概述。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媒介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之一，其根源来自于多种不同的学科(Lum, 2000b)。作为媒介研究领域之一，媒介生态学的独特性表现在将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传播技术本质或内在的符号 (symbolic) 和物质 (physical) 结构如何对文化导致深远的微观及宏观的影响。
一、媒介生态学的兴起
在此部分，笔者将探讨媒介生态学一词的起源和媒介生态学在美国最早的体系化情况。
从最初的学术背景来看，“媒介生态” 一词最早是由加拿大媒介理论家和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H. 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 (Lum, 2000a)。在麦氏许多著名的著述中，有两本研究媒介和文化的经典著作: 《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 1962）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McLuhan, 1964）。这一时期，麦克卢汉还提出了其他很多重要的、在传通和大众传播媒介研究领域耳熟能详的精辟论述，如“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冷媒介和热媒介”（“cool media and hot media”）以及“地球村”(“global village”）等论点 (注1）。现在很难确定麦克卢汉如何提出“媒介生态”一词的确切起源。但是，根据其诸多著述，通常认为他创立这一表述方式是将其作为一种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传播技术和媒介对文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起到生态式的影响。
媒介生态学的命名：从修辞比喻到学术领域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尼尔·M·波兹曼（Neil M. Postman）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拓展媒介研究课程时采用媒介生态这一术语后，它才转变为代表一种媒介研究中用于正式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波兹曼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研究生时，他就认识了麦克卢汉。从那时起，两人便建立了长期的友谊，直到麦克卢汉于1980年去世为止。这因为他们对于媒介和文化都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在他们首次于纽约会面后一段很长的时期中，麦克卢汉成为了著名的媒介理论家，而波兹曼也成为一位在教育、媒介研究和社会批判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
波兹曼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生态一词，是于1968年他在“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年会上所作的演讲，后来该演讲以《革新的英语课程》(Postman, 1970)为题发表，其中，波兹曼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30年后的2000年，波兹曼再次使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解释为什么他采用媒介生态一词来命名这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从你首次知晓皮氏培养皿（petri dish）时起，你会记得“媒介是被定义为文化繁衍的物质”（a medium was defined as a substance within which a culture grows）。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 来替换“物质”(substance)，那么这个定义便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是文化繁衍的媒介；也就是说，它赋予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和思维方式以形式。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再援引另一个生物学上的比喻，生态学。该词的起源和我们现在的用法已经大为不同了。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生态意味着“家庭”（household）。他提到了我们保持家庭井然有序的理智镇静的重要性。而首次以现代意义使用“生态”一词的则是德国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8）。20世纪晚期，他用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将生态一词用于指自然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强调这种互动如何产生一种平衡和健康的环境。我们把“媒介”放在“生态”的前面，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媒介，还有媒介和人类之间的互动给予文化以特性的方式，也可以说帮助文化保持象征意义的平衡。如果把生态一词的古代和现代的含义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它说明了我们需要保持整个地球大家庭的井然有序。(Postman, 2000, p. 2)
从以上生物学的解释中，我们可以逐渐理解到底什么是媒介生态学，或者什么是媒介生态学的典范内容（paradigm content）。典范内容指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中最重要的核心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是形成这些学术研究领域或学科的知识基础。深深根植于这些由典范所定义的理论中的是一套阐述问题的研究方法。那什么是媒介生态学的独特的典范内容呢?
在我们对媒介生态学的典范内容进行更进一步解释之前，这里先要总结三个很基本然而却很重要的特征：
首先，媒介生态学承认传通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因为传通是人类社会互动的过程，而文化则是这一互动的产物。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在人类文化中便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因为媒介的变迁促进了传播和传通在本质和过程上的变化，而后因传播和传通的变化又促进了文化上的变化。
其次，媒介生态学承认媒介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现象，承认要理解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将会是艰难的努力。媒介生态学者 (media ecologist) 并不指望在媒介和文化间发现简单、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和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复杂且常常不可预知 (Postman, 1992b)。
第三，根植于媒介生态学中的还是人文主义的研究议程 (Postman, 2000) 和教学法 (林文刚, 1999)。媒介生态学者并不只研究媒介和文化的关系，实际上，他们也期望用自己的知识结构帮助文化或社会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媒介生态学应该也被视为媒介教育的教育学和教育法，即一种教授我们的年轻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如何能帮助保持文化平衡状态的方法。
波兹曼在其1968年的演讲中，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 。这是媒介生态学这一独特的媒介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当意义的一步。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生态这一词是作为一个比喻 中文把“media ecology”作为比喻的翻译是“媒介生态”，而作为媒介研究学术领域的翻译则是“媒介生态学”。但在英文中，“media ecology”一词无论作为比喻还是学术研究的专有名词，在写法和拼法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即便当波兹曼使用的是和原本作为修辞比喻的“media ecology”一样的拼写方式，但他于1968年首次公开将其定义为“对媒介环境的研究”，这也就明显地标志着该词从比喻转为了媒介研究中用于新的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麦克卢汉是首位将媒介生态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但波兹曼则是首位将媒介生态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块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
媒介生态学的机构化
根据知识社会学（例如Mannheim, 1945; Stark, 1958）和特别是科学社会学(Fleck, 1979; Kuhn, 1962) 的论点, 任何正式的学术领域或学科的构成都决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相反,学术领域的成长过程囊括了长期以来诸多志趣相投的学者群的工作和合作,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过程。由此而言，这些学者之所以凝聚成了一个独特的学术团体，很大程度因为他们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持有一些相似的理论关注点。比如在科学中，某一专门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受过类似的训练：他们学习的学校或多或少地从相同的角度教给其或多或少同样的知识；他们阅读类似的教材；学习类似的理论；掌握类似的研究方法(Kuhn, 1962)。正是这样，他们才形成与众不同的理论群体 (theory groups) (参看Murray, 1994)。同时，这些学者群体存在于专门的研究机构中，比如大学、研究中心、实验室、智囊团等等。这种机构化的层面在社会学知识或者理论群体的构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要在类似的持续不变的机构支持下进行任何持续不变的研究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点来看，最早将媒介生态学研究在北美学术背景下机构化的创建者是波兹曼(Gencarelli, 2000; Lum, in press)。在波兹曼公开介绍这一术语不久以后，他就于1970年在纽约大学的教育学院设立了“媒介生态学研究”(Media Ecology Program) 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部分讨论的目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宣传某一大学或学位方向，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如何在机构化的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因此，由波兹曼创立的这一学位方向的意义不能被忽视，这是媒介生态学机构化的最初基石（注2）。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波兹曼的学术领导下，再加上诸多对此持有共同兴趣的学者、思想家、作者和研究生的贡献，媒介生态学开始作为媒介研究的崭新领域而逐渐成型。研究讨论班被设计出来并安排到教学中，其所探讨的有关科技和文化的一些关键主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范式内容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波兹曼首批博士研究生和长期合作者之一的克里斯汀·L·尼斯纯（Christine L. Nystrom），写下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项正式研究领域的首批主要文献之一 (Nystrom, 1973)。此外还有一些精心组织的学术会议，很多作者被邀请到会，与系内师生一起讨论有关对技术和文化的观点，这些都有助于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建立。正是在此过程中，主要是1970年到1992年，不少文献著作（大部分为书籍）积累成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构建了媒介生态学的经典基础和典范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注2）。
在下面的四个部分中，我将讨论一些媒介生态学典范内容的重要方面。所以，首先我要通过介绍媒介生态学几位核心思想家的工作，来讨论这一学科社会性、多学科性的起源。
二、媒介生态学的社会起源和多学科起源
与所有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领域相比，媒介生态学的形成有着其更为广阔的社会及学术背景。就此而言，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20世纪，特别是在北美，技术和文化领域中所发生的一切，这应该会有助于为媒介生态学的兴起建立一个更宽广的社会性和学术性基础。
20世纪可以说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真正开始。无论从象征还是实体的层面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全球意识 (global consciousness) 的出现。从本质来看，这个全球意识源自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全球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后来继续演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兴，后来又在各种各样后续的全球性的冲突——如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表现了出来。
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层面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标志现代化开始发轫这一具有分水岭性质的全球事件。当国家的隔阂卷入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中时，技术和传播在战争期间开始占据了舞台的中心。就此层面而言，20世纪本质上又可以由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定义，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之一便是相信技术是文明进步的发动机。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大多存在于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推进技术的欢呼者和统领者。例如在美国，通过无情的工业化进程，一个完全的工业联合体建立起来；现代广告的兴起，同时又为现代主义的推进帮了忙 (Marchand, 1985)，并在这一进程中有助于创造我们所知的消费文化 (Ewen, 1976)。
但是技术的发展也是有它的代价的。事实上，当技术革新的步伐加快之时，20世纪也目睹了社会中由技术扩散的疯狂速度而带来的许多恶果。我们看见全球环境恶化得越来越快。自然资源正以更快的速度被耗尽：很多曾经干净的水域正被来自工业的化学毒素所污染；森林和沼泽之类的自然资源也正受到破坏。越来越糟的交通状况阻塞了城市的街道，而同时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正在兴建，市中心的空气弥漫着由汽车和工业排放物造成的污染物质。在美国，每年平均有大约45000人死于车祸；这些死亡并不包括成千上万的因技术进步而造成的伤亡：如与工业有关的死亡、由环境变化带来的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社会和心理的失调，等等。
正是在这种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越来越多来自各种不同理论背景、学术领域或政治意识形态信仰的学者、思想家或社会批评家开始讨论他们所认为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和积极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结果。但是我们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媒介生态学出现的时机：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一时机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中绝对是一个伤痕时期。对美国人来说，在某些方面，所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产生的不安）看起来都集中在了这段时期。各种社会运动都在兴起。这里仅举几例：如民权运动相当活跃，该运动向在政治体制中具有最根本地位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自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派出第一批军队开始，整个美国随着越战的节节败退而越来越分化(Karnow, 1983)。反战抗议日益加强，反战之声回荡在每个角落：从旧金山的街道, 到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从西海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到中西部的肯特州立大学、再到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自然生态的恶化促使环保运动的兴起，包括对发展和使用原子能的抗议。女性解放运动加快步伐，要求两性间的基本平等和妇女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这些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激进事件似乎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段时间的发展势头如此迅猛，以至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将1967、1968、1969和1970这几年称为“风洞中的飓风” (“a cyclone in a wind tunnel” ) (1987, p. 242)。
简而言之，媒介生态学兴起的时机之所以值得注目，原因在于它是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的一部分。这样的社会背景极度需要新思想，也在热切地寻觅着观察和生存的新方式。实际上，大部分后来成为媒介生态学经典基础的著作都体现了思考技术和文化关系的这种新思想和新方式。技术和文化所存在的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都是由20世纪头几十年产生的。下面我将着重介绍一些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对媒介生态学学术传统的崛起做出了贡献。这里介绍的这些人物，并不因为只有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而是因为这一些思想家的思想有助于“媒介生态运动”(media ecology movement) 的发端。
媒介生态学的奠基者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被许多美国的媒介生态学家视为媒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他的著作《科技与文明》(Mumford, 1934）有助于定义媒介生态学的“媒介时代史学”（详见后面部分的论述）。在他其余著作中，《机器的神话（第一卷）：技术与人类发展》（Mumford，1964）和《机器的神话（第二卷）：权力的五边形》（Mumford，1966）这两本书为以媒介生态学的方法分析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极好的例证。请参阅有关芒福德（Strate and Lum, 2000）的附文，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其著作对媒介生态学的贡献。
加奎·埃吕尔（Jacques Ellul）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同时也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在《技术化的社会》（Ellul，1964）一书中，埃吕尔介绍了他用法语命名的“la technique”一词的概念，用以理解人们是如何适应根植在技术中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我们技术化了的心智又是如何对我们思考的方式、同时从总体而言也对人类文明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他稍后的著作——《宣传：人类态度的形成》（Ellul，1965）则集中批判媒介对他的“la technique”概念的使用。
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另一位重要学术奠基人。他的著作，《帝国与传播》（Innis,1950）和《传播的偏倚》（Innis, 1951）属于最早一批探讨传播媒介内在的时空偏倚如何影响文化的书籍，其关注点主要是西方文明史。英尼斯的著作对麦克卢汉有着极大影响。
毫无疑问，麦克卢汉 (McLuhan) 一直是媒介生态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虽然他于196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三十多年来一直被很多评论家误读或误解，但这本书在媒介生态学的历史上总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追寻媒介的本质和媒介的内在结构如何影响文化的问题时，它介绍了一整套全新的方法。他早期的著作《古登堡的银河系》（McLuhan，1962）被视为其最具学术气的论著；该书为其在《理解媒介》中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历史背景。麦克卢汉的另一本书《媒介法则：新科学》（McLuhan & McLuhan，1988），是与其子艾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合著的，在他去世后八年出版。该书介绍了“四分体”（tetrad）或者说媒介的四种法则，它们用作分析任何媒介或革新的影响和意义时的结构。
波兹曼 (Postman) 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之父，因为正是在他的学术领导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整合，形成了媒介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基础，同时他还以媒介生态学项目为名在纽约大学设立了研究学位課程 (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他自己的许多著作都是对本文所提及的所有媒介生态学经典著作充满智慧的诠释、分析和综合。就此而言，他的《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Postman, 1979）、《童年的消逝》（Postman, 1982）、《快乐至死》（Postman, 1985）、《尽责的异议》（Postman, 1988）以及《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的屈服》（Postman, 1992a）等著作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例子。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只列举了五位媒介生态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思想家，这部分因为文章的篇幅所限。同时, 他们的著作往往集中于媒介和技术对文化的整体影响上。还有很多其他学者的著作对媒介生态学的兴起同样具有重要贡献。我将在“媒介生态史学”部分中简单提及他们的贡献，因为他们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具体的媒介种类上。整体的说，媒介生态学根植于及源自各种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理论中。
三、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1968年，当波兹曼在其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生态一词时，他也将其改造成媒介研究里一块全新学术领域的专有名词。他在演讲中将媒介生态学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的研究。什么是 “媒介作为环境” 呢？这里, 我们可以从至少两个层面来说明该问题。
首先，媒介生态学将一种（或任何）环境视为结构。结构的独特性在于管制内部行为的外部规律或规则。例如，一个建筑便是一种结构。建筑的主要建筑设计和构造决定了在基础结构中如何安排所有其他事物（例如室内设计、硬件、家具等），以及最终该建筑的居住者如何获得（或无法获得）彼此沟通的途径或人际互动。
同样道理，我们也能将每一传播媒介本身视为这样一种结构，比如可以假设这一媒介是书写系统、烟的信号或者电影。当然，这里我们并不讨论建筑结构，如水泥、砖瓦等物质。相反，谈到媒介，我们所谓的是一种符号结构或曰符号环境，它们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地组建而成。例如，要使用标准的书写中文作为传播媒介，我们必须掌握其词汇（也即符号及其指定的意义）和语法（例如，规定意义建构的语法规则或规定）。
但当我们掌握这种或任何媒介之时，我们也适应了媒介本身这一符号环境。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看来，我们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世界的界限，因为在语言所建立了符号结构中，我们必须遵循其内部逻辑，来观察、表现或者说形成我们对所相信的周围世界的概念。当我们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感受或者“感觉”身边的世界时，我们从媒介的内在符号世界中思考、感知、谈论或表现它。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作者或读者而言，世界“读起来”像本书；对电影制作者而言，电影“看起来”像一系列视觉图像和声音，等等。从这个微观层面理解“作为环境的媒介”可知，当我们“使用”媒介时，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相反，我们处于传播媒介符号结构其中。
因此，这个方面表明，媒介生态学是对传播媒介在人类感知、人类意识或者人类思维过程（例如，某一书写系统如何建构或定义其使用者描述自身经验并使之概念化的方法）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研究。
现在我们将探讨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第二个层面，从本质上说，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延伸。这里，所讨论的符号环境，其本质特征并不在于一种媒介或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而在于两种以上或多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的并存。不难想象，这个多媒介的符号环境，比前面描述的单一媒介符号环境在本质上要复杂得多，也更难研究。就这个层面而言，我们的理论关注点不只集中在多样媒介中每种媒介的内在符号结构。相反，我们在这个层面所关注的，是媒介共存的动态影响以及它们的互动如何产生或组成一种合成的符号环境，其符号整体与各个符号部分的总和有着质的不同。例如，当文字在最初靠口语传通的人群中得以传入和扩散时，这些人的心理动力状态会发生些什么情况？同样，我们不能使作为实体的因特网 (Internet) 概念化，它兼具书写、（静态和动态）图像、声音、计算机、电话等的特征；相反，它是一个独特的符号环境，我们还需要多作研究来破译其语言文法特征。
在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从第二个层面理解“媒介作为环境”的一个变异（或者“反面” 探讨）。从这个（“反面”）角度来看，媒介生态学者也能考察“媒介作为环境”(environments as media)。当传播学者谈论到媒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谈到诸如收音机、报纸、电视、电影、唱片、电脑等信息载体。但根据媒介生态学, 任何一种(社会)环境就是一个复杂的人际互动传通系统，其内在的符号结构能够并确实从总体上定义或决定的不仅仅是信息的产生，还有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我们在前面讨论中所提到的，一个建筑的结构如何解释人际互动的总体环境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其中建筑物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传播媒介。
另一个例子是作为机构的学校。学校是一个复杂的“多媒介”符号环境 (symbolic environment)，具有一套专门的词汇和规则来说明其居住者（学校管理者、老师和学生）的行为和他们如何处理各自的事物，如何相互发生联系，以及如何与这个环境界限外的一切相互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将一家电影院、一个拜神场所、一个俱乐部或者一间卧室都概念化为传通媒介，因为这些环境都体现了一套符号结构或传通方式，很像用于传播或传通的任何一种传统媒介。
四、媒介生态学的理论命题
“作媒介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生态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生态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生态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生态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 (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 (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生态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 (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 (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 (accessibility)，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倚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 (epistemology)的偏倚。(转引自 Lum, 2000, p. 2).
理论命题之三
作为第二种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生态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这一理论命题直接谈到了媒介生态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媒介生态学正是通过此节点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这里将这一理论命题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而该统一体的两端则是两种分别不同的解释性观点。一端是确定性的观点，正如有人所谓的“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或“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该观点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或者更广泛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统一体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共生观点，或“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此观点认为社会力量或人类自主力量 (human agency)，也能在技术变化中扮演角色（注3）。这两种观点都承认传播技术在文化或人类传通中所扮演的深远而具阐述性的角色，但它们在解释当面临技术扩散或媒介变革时,人类的自主力量在社会变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这方面上存有分歧。
五、媒介生态学的媒介时代史学
基于上述简要解释过的三种基本理论命题，我们应该来看看媒介生态学典范内容的中心和定义明晰的特征：关于传播媒介的变化如何能促进文化中根本的、大范围的或全面生态变化的研究。媒介生态学部分受芒福德 (Mumford, 1934) 所介绍的科技时代史学 (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technology) 的影响，所以有一套专门分析历史演进的方法，或我所谓的“媒介时代史学”（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媒介时代史学根据传播媒介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将人类历史进展概念化为四个传播媒介时代：口语（口语文化）、文字（文字或书写文化）、印刷术（印刷文化）以及电子媒介（由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口语－文字研究”（orality-literacy studies），它从其他许多学术研究领域学者的著作中获得灵感，比如考古学、古典文学、民间传说、普通语义学、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和媒介研究。这些学者如杰克·古迪（Jack Goody，1968, 1977）、艾里克·A·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1963, 1982, 1986）、S·I·早川（S.I. Hayakawa，1964）、罗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1986）、沃尔特·J·昂（Walter J. Ong，1967, 1982）、丹尼斯·施曼特－巴塞瑞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1996）、波兹曼（Postman，1982）、沃德·萨皮尔（Edward Sapir，1921）和本杰明·L·沃夫（Benjamin L. Whorf，1956），等等。口语－文字研究是作为媒介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主要关注口语文化各种不同的心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认知论特征。这一背景下的口语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什么是所知的原始口语文化 (primary oral culture)。
原始口语文化 (或纯口语文化) 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处于原始口语文化中的人类甚至并不知道会存在文字记载；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自己所说的一切话语都没有视觉元素。换句话说，以口语为媒介的原始人类，他们传播的主要含义是进行口语言说和非书面化的帮助——比如绘画、面部表情和手势等的身体语言、物体的排列等等——来对信息进行编码、记录、传递或传输、恢复及译码。这样，媒介生态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就是：原始人类是如何思考和建构外部世界（或“现实”）这一概念的？（当他们说话时，肯定无法“看见”思维中的任何词语，因为其所有的言说词汇都是纯粹的声音，而像我们这样识字的人在说出这些词语时，是愿意或能够看见思维中词语的书写元素的。）纯口语人 (primary oral people) 保持的是何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比如，与存在着正规书写体系的文化中那些对应者相比，虽然如果正规的书写体系并不普遍，但前者与后者仍然大相径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既然纯口语人没有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任何文字记载，我们又如何得知原始口语文化的特征呢？
类似的问题在媒介生态学者研究因文字扩散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文化时也是存在的。比如，文字在社会的传入将怎样重新定义社会的权力结构？使用口语的原始人，其思维过程通过和文字作品的接触（比如当它们开始学习如何写字时）如何改变？这种改变又如何改变他们对周围世界（或“现实”）的思考和理解？在一个口语盛行的社会，往往是谁会从文字的传入中受益最多？为什么？正规书写体系的传入将怎样重新定义人们对“信息”的认识？为什么？同样的，我们怎么能发现文字对口语文化的冲击？简而言之，这些问题只是媒介生态学家研究媒介变化在文化转型中的角色时试图阐述的诸多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阐明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中的这个方面，来理解媒介在文化变迁中所扮演角色。从媒介时代史学的角度来看，长者往往是原始口语文化或以口语为主的文化中的社会精英，因为他们是这些文化中最重要的信息媒介：通过多年的生活经验，他们积累了越来愈多的知识和技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诸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历史悠久的谚语的主要原因。从这点而言，长者是口语文化中信息、知识、智慧以及实践技能最珍贵的参考源。但文字的逐渐普及，取代了长者拥有特权的社会角色，因为在文字文化 (literate culture) 中，他们不再像在口语文化时代那样享有对信息的控制权。在文字文化中，只要人们学习阅读和书写，只要身边具有足够的阅读材料，即便是年轻人也可以学得更多更快。一个文字社会的人到21岁时便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这对口语文化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壮举，应为后者学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达到前者的水平。就此而言，所谓的“代沟”能从媒介时代史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因为这条“沟壑”部分是由于人们信息环境的变化而加深的。因此，这种来自口语文化的媒介变化之所以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就在于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口语文化中作为宝物的老者）被代替了。
媒介时代史学的第三个传播时期属于印刷术或印刷文化。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扩散在人类传播史上绝对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革新，因为有了它，人们可以对仅有的原作进行大批量的复制。当印刷技术充分应用后，特别是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1450), 加强了早现代欧洲 (Early Modern Europe) 社会中许多为期更短或更直接的变化，创造了新的行业（如活字制作者、排字工、印刷工等）、新的职业（如作家、编辑、书商等）乃至新的工业（如印刷机制造商、墨水生产商等）。
印刷技术的传播也能促使其他更为深远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产生。例如，印刷术的传播如何提炼社会对信息本质的观念？这里，有人会说印刷术所继承的无非是一种使信息民主化的手段，过去信息被社会上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控制，信息大量、廉价复制的手段极为有限。
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所谓的信息民主化在重新定义文化中现存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或体系时到底能做什么？就媒介时代史学的这个方面而言，对此贡献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密歇根大学的历史学家伊丽莎白·L·埃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1979, 1983）。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也对该领域做出相当大贡献的学者，包括：英尼斯（Innis, 1950，1951），麦克卢汉（McLuhan, 1962）、波兹曼（Postman, 1982, 1985），以及在讨论口语－文字部分时所提及的哈弗洛克 (Havelock，1963, 1982, 1986) 和昂 (Ong，1967, 1982)。
媒介时代史学的第四个传播时期是以电子媒介为主导的文化发展阶段。从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视角来看，电子媒介的兴起开始于19世纪晚期电报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埃森斯坦（Eisenstein, 1979）在其对古登堡印刷机极为详细和深刻的历史研究中，她认为印刷技术对早期现代欧洲的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她还明确提出，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机有助于产生早期现代欧洲各种重大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认识论转变，例如宗教改革、现代科学的出现和文艺复兴。如果印刷术对早现代欧洲文明确实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冲击，那么自进入20世纪这个电子传播技术快速发生、发展和传入的时期以来，电子媒介对接受自己的文化会有何作为呢？
从这个程度来说，20世纪长期以来被公认为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纪就不足为奇了。就从媒介生态史学的角度来想象一下人类的历史：人类用了多百万年来发展口语言说，数千年来发展书写体系，不到两千年来发展印刷文化 (始源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机的西方印刷文化史就更短)，而仅仅在一个多世纪这样短暂的时期里，人类历史便猛然进入了一个电子传播的时代。在这个电子传播时代，就是变化自身的改变速度和本质也都一直在加快改变着。这里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媒介生态学的论点：电子传播技术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式，因为它们拥有一套与以前三个媒介时代完全不同的时间、空间、符号和物理结构的偏倚。这也是当麦克卢汉（1964）提出发聋振聩的“媒介即讯息”时的智慧所在，因为电子媒介所改变的不只是局限于人们谈论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 它们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电子媒介完全改变了人类传播和文化中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念。作为文字和印刷文化特征之一的线形、逻辑的思维方式，现在收到了多维、直觉的思维、观看和认知方式的挑战。这是后现代文化的征兆，在这种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诸如电视、因特网和多媒体这样的电子媒介。
但是电子媒介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仍然是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学者激烈讨论的主题。近年来，就此问题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书籍、文章。但从媒介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最初理解来说，以下有一些很好的参考资料：J·戴维·博特（J. David Bolter，1973）、丹尼尔·J·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1992）、保罗·勒温森（Paul Levinson，1997）、麦克卢汉（Mcluhan，1964）、麦克鲁汉父子（McLuhan and McLuhan ，1988）、约瑟华·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波兹曼（Postman，1985）、托尼·施瓦兹（Tony Schwartz，1973）和约瑟夫·维森班（Joseph Weizenbaum，1976）。
因此，读者最好还是带着一种求知欲，来发现以上的理论和学术著作如何累积成一套里外一致的体系，以及如何形成我们所知道的媒介生态学这个媒介研究的学术领域。现在首先明确的是，媒介生态学不仅仅只包括麦克卢汉和波兹曼的著作；事实上, 很多学科和学者都为这个相对较新领域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另外，正如我在前面简要阐明的那样，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研究媒介的正式学术领域，其兴起是一个体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于纽约。
总结：媒介生态学对中国媒介研究的启示
本文的目的是为媒介生态学在北美发展的最初学术背景提供一个概述。任何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例如媒介生态学，都需要许多志趣相投的同行所作的贡献，这些人可能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他们同样也需要多方面的支持, 如学术机构, 学术期刊、学术会议和出版社。
通过这篇概述，及与在本刊的其他有关媒介生态学的论文, 我希望我们能开始研究如何用媒介生态学的方法来理解传播媒介在中国文化或历史上的角色。换言之，中国媒介生态学 (Chinese media ecology) 会是什么样的？中国媒介时代史学会是什么样的？从学科的层面而言，媒介生态学如何与中国的媒介研究发生联系？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对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发展将有什么贡献？我们如何进行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建构？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典范内容会是什么？中国媒介生态学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在典范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会有什么异同之处？
由于我在中国进行媒介研究和教学的经验有限，所以我肯定无法确定而权威地回答上述问题以及与之类似的问题。并且，我肯定会向中国的媒介学者同事讨教。但我认为，中国媒介生态学必定牢牢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从学术层面来看，还牢牢根植于中国的学术传统，在这里指明这一点是很重要。例如，当我们研究传播技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扮演角色的时候，我们不应指望“复制”那种研究媒介对西方世界文化的影响时所用的媒介生态学理论分析。
还值得强调的是，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生态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 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 (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 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 媒介生态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同重要的是，选择生态一词来命名媒介生态学还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原因。生态代表着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和流动性的系统。任何生态中发生的一切都是该系统中诸多因素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则是该系统中的基石。所以，生态（也包括自然环境中的生态）是一个活生生的事物和正在进行的过程。同样，媒介生态学（或者中国媒介生态学）也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 千变万化的和不断成长的研究领域。
【作者介绍：林文刚 (Casey Man Kong Lum) 是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彼德森大学 (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 传播与媒介研究副教授。他于1989年获得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博士学位。并于1998年协助创建了媒介生态学学会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http://www.media-ecology.org)，该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旨在推进媒介生态学的发展; 林文刚博士目前是该学会的副会长。这篇论文是林博士用英文特意为本刊撰写的。林博士邮箱：casey.lum@nyu.edu。】
【译者：陈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译校：崔保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1、 中文往往将“communication”翻译成“传播”，但它也可以翻译成“传通”。”传播”有散播的内涵，这表明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例如大众传播过程）；而“传通”则强调人类互动过程的双向性，其内涵是在此过程中意见的一致或思想的共识 (见，林文刚, 1998, 1999) 。
2、 虽然波兹曼在纽约大学开创的媒介生态学学位课程, 是媒介生态学程这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第一个机构基地 (institutional base)--特别是从197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还，媒介生态学慢慢的没落于纽约大学;现在该学位课程的年轻一代的教员并不像文中论述的那样,研究或教授媒介生态学。而通过我对别处的观察 (Lum, in press), 于1998年由几位在80年代毕业于纽约大学的媒介生态学家所创建的独立性学术组织, “媒介生态学学会”（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第二个机构基地。
3、 林文刚（1996）将卡拉OK既作为一种媒介形态，也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来。此研究可归入从共生的视角来进行媒介生态学研究这一主线。
原載香港《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s）2003年第2期
4、 参考书目
林文刚 (1998). 卡拉OK在身份认同构成中的模糊特性. <<新闻学研究>> (台湾台北), 56: 65-83.
林文刚 (1999). 论传通教育课程内的传播科技: 一个浮士德的交易？ <<新闻学研究>> (台湾台北), 58: 269-283.
Bolter, J. David. (1973). Turing’s man: Western culture in the computer age.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Boorstin, Daniel J. (1992). 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 25th anniversary ed. New York, NY: Vintag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7 by Atheneum in New York.]
Eisenstein, Elizabeth L. (1979).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senstein, Elizabeth L. (1983). 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England: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1979 version.]
Ellul, Jacques. (1964).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J. Wilkinson, Tran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54 as La Technique, ou l'enjeu du siPcle. Paris, France: Armand Colin.]
Ellul, Jacques. (1965). 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an’s attitude (K. Kellen, Trans.). New York, NY: Knopf.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2 as Propagandes. Paris, France: Armand Colin.]
Ewen, Stuart. (1976). 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Gencarelli, Thomas F. (2000).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in the work and thought of Neil Postman. In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91-103.
Gitlin, Todd. (1987).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Goody, Jack. (1968). Literacy in traditional societies. London,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ody, Jack.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leck, Ludwig. (1979).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Translated by Fred Bradley and Thaddeus J. Trenn.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5 as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Einführung in die Lehre vom Denkstil und Denkkollektiv. Basel, Switzerland: Benno Schwabe & Co.]
Haeckel, Ernst. (1868). 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 Gemeinverstänliche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über die Entwickelungslehre im Allgemeinen und Diejenige von Darwin, Goethe and Lamarck. Berlin, Germany: G. Reimer, 1868.
Havelock, Eric A. (1963). Preface to Plato.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ric A. (1982). The literate revolution in Greece and its cultural consequenc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velock, Eric A. (1986). 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yakawa, S.I. (1964). Language in thought and action. 4th ed.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1939.]
Innis, Harold A. (1950).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nis, Harold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Karnow, Stanley. (1983).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NY: Viking.
Kuhn, Thomas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er, Susanne K. (1942).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A study in the symbolism of reason, rit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son, Paul. (1997). The soft edge: A natural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Logan, Robert K. (1986). The alphabet effect: The impact of the phonetic alphab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Avon. [Reprint edition in press.]
Lum, Casey M.K. (1996). In Search of a Voice: Karaok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Chinese America. Foreword by Neil Postman.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Lum, Casey M.K. (2000a).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1-7.
Lum, Casey M.K. (Editor). (2000b).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 [special issue].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1-103.
Lum, Casey M.K. (In press). Notes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edia ecology. In Casey M.K. Lum (Ed.),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he Media Ecology Tradition. Cresskill, New Jersey: Hampton Press.
Mannheim, Karl. (1945). American sociology. In G. Gurvitch and W. Moore (Eds.),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 (pp. 507-537). New York, NY: Philosophical Library.
Marchand, Roland. (1985). Advertising the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cLuhan, H. Marshall. (1962). The Gutenberg galaxy.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cLuhan, H.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McLuhan, H. Marshall, and McLuhan, Eric (1988).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eyrowitz, Joshua. (1985).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Mumford, Lewis.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Mumford, Lewis. (1964).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Later editions were published in 1967 and 1971.]
Mumford, Lewis. (1966).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II. The pentagon of power.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Later editions were published in 1970 and 1974.]
Murray, Stephen O. (1994). Theory groups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North America.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Nystrom, Christine L. (1973). Towards a science of media ecology: The formulation of integrated conceptual paradigm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system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Nystrom, Christine L. (2000). Symbols, thought, and reality: The contributions of Benjamin Lee Whorf and Susanne K. Langer to Media Ecology. In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8-33.
Ong, Walter J. (1967).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Ong, Walter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England: Methuen.
Postman, Neil. (1970). 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A.C. Eurich (Ed.), High school 1980: 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pp. 160-168). New York, NY: Pitman.
Postman, Neil. (1979). 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 New York, NY: Delta.
Postman, Neil. (1982). 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 New York, NY: Delacorte Press.
Postman, Neil. (1988). Conscientious objections: Stirring up trouble about languag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Postman, Neil. (1992a).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Postman, Neil. (1992b). Seven ideas about media and culture. In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nnual, 6, 7-17.
Postman, Neil. (2000).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Keynote speech at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Schmandt–Besserat, Denise. (1996). How writing came about.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chwartz, Tony. (1973). The responsive chord. New York, NY: Doubleday.
Stark, Werner. (1958).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Strate, Lance, and Lum, Casey M.K. (2000). Lewis Mumford and the ecology of technics. The New Jerse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 56-78.
Weizenbaum, Joseph. (1976). 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W.H. Freeman.
Whorf, Benjamin L.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思想·理论·趋势：对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一种历史考察编辑本段回目录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环境；北美洲；麦克卢汉；波兹曼；媒介时代史学；传播学史
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和不断成长的研究领域”，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源自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的概念内涵、思想缘起、理论发展脉络等还存有模糊的认识，在此有必要对其学术发轫的渊源流变进行一种细致周密的历史考察，这将有助于学界清楚把握其发展趋势。
一、概念辨析：媒介生态学正名
媒介生态学的英文是media ecology，从字面上看，其准确恰当、无可争辩的译法就是“媒介生态学”。但有学者声明：“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可见在媒介生态学概念诞生三十多年后，却尴尬地在中国面临着正名之辨。于是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射到其学术发源地——北美大陆。
其实，把生态学思想明确带人到传播研究或者媒介研究领域，并提出“媒介生态学”这个术语的，是多伦多学派的领军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但正式使用者却是纽约学派的主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今天，在媒介生态学学会（The Media EcologyAssociation）的官方网站上仍然十分郑重地列出了几位研究前辈对于这一概念内涵的精辟话语。波兹曼在论及“什么是媒介生态学”时是这样说的：“媒介生态学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即媒介传播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感和价值判断，以及人类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如何增进或阻碍我们的生存机会。‘生态学’一词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包括其结构、内容和对人的影响。毕竟，这一‘环境’所指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它对于人类所思、所感、所行动的方式施以一定的影响。”波兹曼把这些影响归为三个要点：其一，媒介环境“构建着我们所能看的、能说的是什么，进而构建着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其二，媒介环境“赋予我们以角色，并且坚持要求我们扮演好它”；其三，媒介环境“具体规范着什么是允许做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但这种规范完全不同于现实环境诸如法庭、教室、办公室里“明晰的、正式的”规范，在媒介环境中，“更多的时候，是模糊的、非正式的、半隐蔽的”，因此，“媒介生态学就是试图使这些隐蔽的具体规范清晰起来”，“它试图发现媒介究竟迫使我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媒介如何构建着我们的所见、所言、所行”。最后，波兹曼一言以蔽之，“媒介生态学是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0f media as environments）。
从以上经典文本的内在逻辑推演以及波兹曼等学术前辈的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媒介作为环境”这一生态学思想正是媒介生态学所以存在并发展至今的奠基石。所以，即便从“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的角度而言，“媒介生态学”也比“媒介环境学”更佳，因为它把“生态”的理念放在了最核心的地位，而非“环境”这一具体的研究对象。退一步讲，即便“媒介环境学”的译名在某些意义和层面上更为妥帖，但如果更改译名的声明过晚，就不容易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如果只得到少数人的认可，而多数人依然故我，反而可能加剧它的混乱和不确定性。这就像当年对传播学的翻译，先入为主的译法最终变成了大家的约定俗成。本文在此重提旧事，既不是反对什么，也不是支持什么，只是提醒学界同行：一旦火车已经高速奔驰，如果还想让它再回到起点就为时晚矣。
我们认为，但凡能以生态的眼光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相关研究，其实统统可以纳入到广义的媒介生态学的学术圈中，所以，当今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广泛讨论的“媒介生态”，即不同媒介之间生存、竞争、合作的生态问题，也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归置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视野之内，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国内学界纷扰一时的“媒介生态学”的名实之辩。
二、全景描绘：北美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景观
仔细探究北美媒介生态学思想缘起、理论发展以及学术流变的来龙去脉，恰好印证了生态学思想和整体性地“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眼光在其学术传承发展中的重要性。
依据林文刚《媒介生态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主要观点和学术脉络，再逐一审视和考证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们发现北美媒介生态学包括两大主流学派：一是多伦多学派，二是纽约学派，在此外围还分布着一些有生命力的学术种群，限于篇幅，不再进一步探讨这些学术种群的源流和边界。我们在此将勾画清楚北美媒介生态学的两大主流以及个别支流的汇聚、交流、融合所形成的学术史图景，这对于中国本土化的研究无疑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
在“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的框架下，并依据涉及内容的差异，本文将重要人物的主要观点或理论冠以“论”，只是便于分析、理解“媒介生态学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性的、各学派间具有沿袭关系的网络”及突出其研究特点，并非真的要承认其学术的系统和成型。据此，我们要集中讨论的主要有十种媒介生态理论，以下详细梳理辨析之。
多伦多学派：从时空偏倚到场所拟剧
1．伊尼斯的媒介时空论。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是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对人类造成影响的人。伊尼斯关于媒介环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与经济的生态关系史和媒介与时空生态关系形态的研究中。《报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40）是伊尼斯的第一篇媒介环境研究论文，该文认为报纸是优化市场环境、推动市场前进的动力。此后，他着重将媒介作为一切历史运转的轴心来探讨，这方面的著述有：《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倚》（1951），这两本著作体现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上的学术价值就在于论述了媒介的时间与空间偏倚性问题。
在伊尼斯的笔下，偏倚时间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的、宗教的、商业的特权媒介，强调传播 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与神圣性，但是，它不利于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例如，使用黏土和石头媒介的权力中心就只能在小区域内行使权力，而无法对广阔无垠的领土进行有效管理。偏倚空间的媒介是一种大众的、政治的、文化的普通媒介，强调传播的世俗化、现代化和公平化。因此，它有利于帝国扩张，强化政治统治，增强权力中心对边陲的控制力，也有利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伊尼斯认为，权力中心要想确保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过分倾向于使用偏倚时间的媒介已不合时宜，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媒介的时间偏倚和空间偏倚的平衡，使之取长补短、互动互助。可以说，这一理念体现出某种平衡、共生的生态学思想。总之，在伊尼斯的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从媒介与统治权力的角度来“观照媒介传播之实质”，其论述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闪耀着智慧之光。
2．麦克卢汉的媒介人体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是加拿大的著名文学批评家，也是大众传播理论的一代宗师，在国内外学界被广泛研究，所以在此就不具体介绍其人。在媒介生态学领域，麦克卢汉对媒介传播的深刻洞察力尤其让人佩服，不用细说他的“媒介即是讯息”的著名论断，仅就其关于媒介人体延伸意义的研究而言，就体现出丰富多样的生态学思想。
麦克卢汉在《媒介通论》序言中写道：“要回答‘人体的延伸’这类问题，就必须把人体每一部分之延伸一并合在一起探讨。人体任何一部分的延伸，不论是手、脚或皮肤的延伸都会影响到整个心灵与社会。”的确，媒介传情达意的特定方式能改变人的“所见”、“所听”、“所触”、“所尝”、“所嗅”，因而亦能改变人的“所知”和“所为”。在麦克卢汉看来，“要想了解和认识传播媒介，就必须先探讨它与人体和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因为，“媒介是我们人类生理与神经系统的延伸，它构成了一种系列化交互作用的世界”。麦克卢汉将媒介分为热媒介与冷媒介，是以人体温度为分类依据的。他说，所谓“热媒介，是指对某一感觉器官具有高清晰度扩张的一类传播媒介（如照片、拼音文字、印刷品、收音机、电影）”。冷媒介则是指对某一感觉器官具有低清晰度抑退的一类传播媒介（如卡通画、象形文字、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在麦克卢汉的笔下，热媒介和冷媒介的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人要愉悦身心，麦克卢汉认为应“让许多感官交织地参与，而不要使某一感官个别地偏激发展，而使该感官主宰一切”，以免失去平衡。麦克卢汉还进一步延伸论述道：“就冷热媒介而言，落后国家是冷的，而进步国家则是热的。城市是热的，乡村是冷的。但就程序与价值之复原而言，则以前的机械时代是热的，而现在的电视时代是冷的。”在这里，冷与热所反映的是发展差距、生态鸿沟，同时暗藏着生态退化和生态危机。另据《麦克卢汉精粹》一书，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四定律——媒介放大律、媒介过时律、媒介再现律和媒介逆转律。在今天看来，媒介四定律合在一起、有序排列，居然正好构成一个可以循环的生态系统。奇妙之极!
以上论述和观点表现出麦克卢汉具有一种自然联想的、直观直觉的生态学思维，在他的深邃目光中，人体作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占据着至上的地位。把媒介隐喻为能知冷知热的人类生命肌体，则展示出麦克卢汉的天才气质。
3．戈夫曼的媒介场所论。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是符号互动论者，又是“拟剧论”或媒介场所论的倡导人。在他的八部著作中，最为学术界推崇的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戈夫曼在这部著作中将“场所”提到了突显的地位，他把人际交往比作演戏，把“场所”（社会）比作剧场，社会成员则在这里按照社会剧本的需要扮演角色，以取得别人的赞许，而演出又受到十分警觉的现场观众的鉴定。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在做戏，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以把握自己给他人造成的印象，从而使自身形象能最好地为自己欲达到的目的服务。戈夫曼认为，一场演出要包括三种人：演员、观众和观察者；演员或集体表演，或演独角戏；他们使用“道具”，对照“剧本”，登上“舞台”，并活动于“前台”和“幕后”的特定环境之中。
戈夫曼的媒介场所论从表面看似乎与生态学无关，但联想到生态世界里能适应环境色的“变色龙”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多么类似人类行为在“场所”里的表演和表现。由此，戈夫曼的种种“场所”构成的恰是人类的符号环境，它对人类行为究竟产生了哪些戏剧化的影响，难道不正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二）纽约学派：从技术容器到媒介进化
1．芒福德的媒介容器论。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是比伊尼斯更早的媒介生态学方法的创立者，也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他在《历史上的城市》（1961）及《技术和人类发展》（1967）两本书中强调了容器（container）技术的观点，这成为芒福德最为重要的媒介生态学思想。
芒福德认为工具、武器和机器都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具有刚性的特点；而容器、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则是女性文化的符号，陶器、花瓶、广口瓶、缸、蓄水池、箱柜、谷仓、壳仓、沟渠、房子、村庄和城市等“容器”都是女性器官的延伸，都有柔性的特征。芒福德将信息传播系统当作一个“看不见的城市”，而把城市看做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或者“准容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语言文字是一种“容器”技术，一种能够贮存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容器”技术，而且报刊、广播影视等也是一种能够贮存信息、知识和思想的“容器”技术。由此可见，芒福德的科技生态观念和有机论思想根源于生命、生存和繁殖，暗含着一种协调、平衡和比例均衡的观念，也是一种女性文化。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成了生态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以及他的容器技术的观点，是具有前瞻性、独特性和显著性的，但是却被现代那些过分强调机械意义上的科技进步的学者们忽视了。
2．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约舒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传播学教授。他的媒介情境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于1985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梅罗维茨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这对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说：“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梅罗维茨指出，相安无事的人际交流情境一旦遭到大众传播媒介的入侵，原先的和谐与平静往往会受到破坏，引起麻烦。因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运用混淆了区分不同情境的界线，将那些只适合某些人观看的演出原封不动地搬给了整个社会来观看。比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黑人权利倡导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不同的特定物质场所里演讲，他既有忠实的黑人受众群，也有热情的白人听众群；但当他运用广播、电视来 讨论黑人权利时，采用了适合运动主体黑人需求的办法，结果尽管在黑人受众中激起了巨大热情，却引发了白人的敌意和恐惧。梅罗维茨的这一论述体现出的大众传播媒介入侵人际交流情境的复杂性，并不亚于自然界的生态入侵，两者比照具有某种相似性。即便到今天，这对我们审视电子媒介传播之实质，仍然很有启发价值。
梅罗维茨媒介情境论的主要特点是：媒介研究与社会研究有机结合；以动态的和可变的眼光分析情境与行为的关系；将受众的概念纳入媒介情境的分析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情境合并”的论点。这样做突出了受众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弥补了伊尼斯、麦克卢汉、戈夫曼媒介理论的缺陷。
3．波兹曼的媒介环境论。尼尔?M．波兹曼（Neil M．Postman，1931-2003）是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专业博士和硕士学位课程的创建人，是媒介生态学真正的开山鼻祖。他在1968年“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介绍“媒介生态学”一词，后来该演讲以《革新的英语课程》（1970）为题发表，他在该文中将“媒介生态学”正式定义为“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林文刚评价说：如果说麦克卢汉是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将“媒介生态”一词作为比喻的学者，那么波兹曼就是首先将“媒介生态学”命名为媒介研究中一个正式学术领域的学者。波兹曼在《教学是一种保存性行为》中指出，电视已经成为一种与传统学校相抗争的现代课程，一种视像传达胜过文字传播的课程，吸引注意战胜了文化的连贯性。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学校被迫改变原有姿态以适应被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所控制的文化环境。他在《童年的消逝》中认为，电视袒露了我们原来极力向儿童保密的东西，成人世界被电视毫无保留地向儿童开放，结果儿童原本十分珍视的“文字、学校、羞耻心”三种重要灵物变得一文不值，直接造成了16世纪在印刷术的刺激下形成起来的儿童概念趋于消逝。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媒介即隐喻”，言下之意是指“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也就是说，媒介的形式重要，内容不重要，因为特定的形式会规定特定的内容，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他说：“媒介并非一种通过所处文化来处理自身事务的不偏不倚的工具。它是价值的塑造者，感觉的疗理者，意识形态的鼓吹者，社会结构的严格的组织者。”
总之，在这三部著作中，波兹曼既看到了新媒介与旧媒介在竞争中的明显优势，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妥协与合谋；既看到了新媒介对环境带来的改变，也看到了它对环境的破坏和伤害。于是，他想要提供一种整体平衡以对抗文化的倾斜。波兹曼的媒介环境理论“强调的正是如何在这种重构和改造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保持文化自身的协调、平衡和比例”。在今天看来，他的这种人文关怀精神，恰恰映现出某种生态学思想的睿智。这从另一个侧面更证明了他以“媒介生态学”来命名这一研究领域所体现出的匠心，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他对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媒介传播之实质”的深刻分析和整体性观照。
4．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47-）是美国纽约福德汉姆大学教授，被喻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他在尼尔?波兹曼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顾：一种媒介进化理论》（1979），确立了他在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莱文森在《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这本信息文化的书籍中指出，媒介进化论“是一种系统，它认为技术只决定事物可能发生，而不认为技术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绝对的后果”。它的核心是“人为了生存而选择最适合需求的东西”。信息是自然世界的基本元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变化是自然世界的动态进化过程。莱文森认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有补救作用，当代媒介对传统媒介有补救功能。在《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中，莱文森甚至认为：“一切媒介都是立竿见影的补救性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他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一书中将手机看作生命体，认为手机“仿佛是一个有灵气的细胞，手机在分裂繁殖的过程中和其他的细胞互动、结合，从而产生新的有机体；就像是一个强大的火花塞，手机点燃了技术进化与人类生活的发动机。”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能够生成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
莱文森在其论著中的观点无疑有着仿效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的痕迹，在其各种澎湃激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其生态学意义上的直觉思维的灵感火花。他作为后起的学术精英，与麦克卢汉的为人行事风格有着某种一脉相承的特点。他认为：“媒介的选择不是自然的选择，而是我们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媒介就是适合人类的媒介。”这表明，莱文森不仅是一个媒介进化论者，还是一个技术乐观主义者。
（三）支流学术种群：从媒介“依赖”到“失控”、“控制”
1．鲍尔一洛基奇的媒介依赖论。媒介依赖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认为，一个人越依赖于通过使用媒介来满足需求，媒介在这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而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这是美国大众传播社会学家桑德拉?鲍尔一洛基奇（Sandra Ball-Rokeach，1941-）最先于1974年在《信息观念》一文中提出，又于1976年在同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福勒（M．L．DeFleur）合作的《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依赖模式》一文和《大众传播学诸论》（1989）一书中对“依赖模式”及“媒介系统依赖论”进行详细阐述的“生态学的”理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把社会看作有机的结构……把媒介系统设想为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与个人、群体、组织和其他社会系统具有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大众传播中就是媒介依赖关系，因此这意味着“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他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
个人、群体、媒介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互动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媒介生态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既是信息传播和媒介运作的客观存在，也是用来描述及解释大众传播现象与规律的可靠途径。后来，鲍尔一洛基奇在他本人主持的一个大型研究项目《媒介转型：改变社区黏合纽带》中，将“媒介依赖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并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这种变化既可以看做是媒介依赖论的逐步淡化，又可以看做是媒介依赖论向媒介生态论的时代转变。
2．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先后任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约翰逊总统的科学顾问和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指出：“美国独占鳌头的时期也许不可能持续多久!”因为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特别是媒介已经处于一种大失控和大混乱的境 地。这反映在超级大国的四个特征和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媒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在媒介中，电视遭到了他的猛烈抨击：首先，电视“刺激了全球群众在物质上的攀比欲望”；其次，电视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精神危机”；此外，“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但是，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电视煽动起来的“目前着力追求处于道德混乱中的物质享受的目标会带来风险”。布热津斯基最担心的是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大失控、大混乱中失去作为超级大国的“催化作用”。
布热津斯基对媒介发展失控的论述，只是他对全球范围内的变化失控论述的一部分，他对媒介生态恶化的现实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发出的声音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
3．阿什德的媒介控制论。大卫?阿什德（David L．Altheide）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司法研究院教授、国际知名的媒介研究权威，曾于1995-1996年担任美国符号互动研究会主席。体现其媒介生态学观点的主要著作是《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此书立足于信息技术和传播对社会活动的渗透与控制，关注媒介对受众观念、行为，包括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关注媒介及其信息是如何被维持、认识以及如何受到挑战的。在阿什德看来，在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介全面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人类的所有行为几乎都已经被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介控制和左右，它不仅决定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且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传播生态（ecology of communication）作为一种以媒介控制为核心的系统，其传播形态已经远远超出它作为大众媒介的范围，并且同宗教、文化、政治、法律、商业、民间组织、战争、恐怖主义等等产生频繁的符号互动，甚至连社会权力生活和组织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仪式、惯例与观念等也发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论文来源于 www．2008w．com 流星 网
作为至今还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阿什德，他在《传播生态学》中体现出的生态学思想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他所展现的媒介控制渗透的图景如同现代生物科技中物种基因改变、移植一般无孔不入，他所描述的“媒介传播之实质”的确给人以强烈震撼。
三、比较分析：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历史逻辑
为了便于理清思路和进行比较，在此将以上十种理论梳理后列出一个表格（见表1）。以今天的眼光通览历史的全景，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就依稀浮现出来。
学术流派形成与演变中的历史发展逻辑 如果从学术流派的视角来分析，多伦多学派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开启了历史先河，在当时相对冷僻的一个研究领域，在不自觉中开始探索，默默耕耘，其观察媒介的视野较为宏大，有着天才般的洞察力，能抓住“媒介传播之实质”，想象力丰富，无拘无束，语言表达具有时代的穿透力，甚至能造成社会的轰动效应，影响深远。第一批理论成果的取得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无论是伊尼斯、麦克卢汉还是戈夫曼，他们的研究与历史、文学、戏剧这些人文艺术学科密切相连，他们的主要观点基本是通过隐喻、比拟的语词加以陈述和表达的，在观察视角上有种从边缘探视中心的“旁观者清”的冷静，在研究心态上是微妙复杂的。他们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与北美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研究截然不同，如天马行空一般，不拘一格，甚至让人捉摸不透。这也许就造成了其中有些人在学界的形象也位于两个极端：赞赏者推崇备至，贬低者则不屑一顾。
纽约学派可以说继承和延续了多伦多学派的某些传统与特点，其研究方法、思维方式、观点表达、学科联系等等都与多伦多学派一脉相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纽约学派又有其独特之处，由于他们所处的是美国最大且世界第一的城市，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到了“媒介传播之实质”，因而就会产生触及到底部深处的痛切；由于他们的第一批理论成果取得的年代恰好是美国社会动荡敏感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媒介特别是电视媒介的普及和发展达到了某种极致状态，媒介报道、参与、印证、记录了一个时代，从而在这些学者的深刻目光的观照下，媒介传播显现出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本质性，例如：在波兹曼看来，“教学”的意义已经面目全非，“童年”消逝了，“媒介作为环境”构建了人类所见所言所行。的确，只有到了纽约学派那里，媒介生态学研究才真正算是进入了正题，其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凸显出来，他们的研究进而延续深入，学术疆域取得不断拓展，他们的学术智慧和成果才赢得了北美主流学术圈的应和、认可乃至赞誉，直到今天还处在非常活跃的发展状态。
其他支流则完全是在与两大主流交汇中显示出其魅力，这些学者是在两大学派开启的大路上阔步，他们发现的眼光和思路带有其独特的身份、地域、职业及学术背景的影响。经过仔细比较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阿什德与布热津斯基的理论诉求貌似截然相反，实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媒介的完全“失控”与完全受“控制”，恰是生态系统全面爆发危机的两种极端状况，都是我们所不愿意看的；而媒介依赖论所揭示的思想是个体受众对于媒介依赖性，如同生物要生存必须依赖水、空气、食物等，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的是媒介生态系统共生共存的依存关系图景。这“三论”揭示的是人与媒介关系的图景或依赖、或“失控”、或“控制”的局面，这些研究成果与两大主流学派思想理论之间具有增加多元研究视角的作用，对于充实和完善媒介生态学研究大有裨益。
（二）媒介时代史学中的历史发展逻辑
如果用时间线（time line）来串联起上述十论，可以展示出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发展的历史逻辑。按照系统且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时间为其标志性时间，这“十论”的排列顺序（见表1）与时代推演和媒介时代史学（epochal historiography of media）的发展顺序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我们看到前三论提出者均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早期学者，时间为1950-1961年，此时印刷媒介比之于电视还占据着主流主导地位，他们多用时空概念或器物作为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媒介生态学”术语最早提出者是排在第四位的麦克卢汉，他在媒介人体论中用人这一生物性的主体作为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具有某种象征性的转折和突破意味，他论述的年代正好是电视时代的来临，标志着电子传播技术控制的文化横空出世；再到第五位的波兹曼的媒介环境论，正是1970年，电视时代对社会深刻影响的后果已然显现出来，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的思潮正是风起云涌之时，“媒介作为环境”的生态学理念在这一研究领域卓然确立起来；至此，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两大主流学派主导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大势已定。
其次，我们看随后的媒介依赖论、媒介进化论都诞生在20世纪的70年代。媒介依赖论体现出的依然是媒介传播对于受众的长期行为的影响后果，媒介进化论展现出的是媒介之间的技术进化规律；这“两论”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都变成了动词，在本质上揭示的是人与媒介环境互动关系层面上的问题。排名第八的媒介情境论体现出的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维特征，此时电子媒介对 社会行为的影响更全面深入，媒介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界限在模糊，“情境合并”成为媒介生态的一种特征形式，其陈述核心观点的语词表面上看又变成了名词，实际上是复合性的、带有动作意味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媒介失控论和媒介控制论陈述核心观点的词都变成了描述强悍动作和态势的语词，这在根本上显示出媒介对于社会影响渗透力几乎达到了无孔不入、登峰造极的地步。研究者的身份已经悄然从专业的人文学者变成了学者型的前政客要人、战略家与法学圈人士，这暗示着媒介传播作为国家行为和战略价值的考虑正进入到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地位当中。
最后顺带说明一下，这“十论”如果仅仅是按照理论提出者系统且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时间为序排列，还有局限性，还是简单化了。其实这些学者自身的思想理论也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健在的学者还在与时俱进，继续深化研究。例如，保罗?莱文森完成博士论文（1979）时才32岁，后来发表的论著非常丰富且多元化；最近，阿什德等人还有新的论著发表出版，只是国内还未引介翻译出版。进入21世纪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还有待总结归纳。
总之，纵观数十年的北美媒介生态学史，可谓是：大浪淘沙，真金始现。尽管其间难免存在迂回反复、浮沉隐现的片段，但其内在发展逻辑大致是由冷僻渐趋热门，由边缘走向主流，由北美传播到全球；其研究视角由外围审视中心到中心的自我体认，再到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其思维方式由天马行空到逐步严谨细密；其研究领域由社会人文扩展到国家战略；研究成果从相对单一发展到丰富多元。
四、结论补充：展望北美媒介生态学的未来趋势
以上我们以历史为经、理论为纬，对北美媒介生态学史上的重要理论、重要人物和著作做了一个基本的回顾与总结，难免挂一漏万、遗珠漏金。我们发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确主要集中在“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方面，但大多只是在研究媒介传播问题时涉及环境和生态思想，并非专门的媒介生态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大多是从科技、文化甚至教育的角度切入，研究多以描述、分析加批判为主，一般不对媒介生态退化、生态失控、生态危机提出治理、调控和干预的措施。从根本上说，北美学者开创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研究，它主要是从媒介符号本质、信息传播特征、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与变迁，考察媒介的结构如何影响或定义其传递的信息，这种信息的结构如何塑造人们思维的过程，人们思维过程中媒介导致的变化又如何决定社会的各种进程。
除了上述“十论”，还有些专家学者及其著作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比如美国学者尼斯卓姆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林文刚主编的《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和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由于主要是介绍性、集锦性或者说是“论文集”式、百科全书式的，一时还认不清个人在其中的学术贡献，因而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历史沉淀和学术累积之后，才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分析讨论。还有的媒介生态理论已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却不能展开分析，仅在此提及：比如，关于媒介入侵并影响社会生态、掌握政治甚至于颠覆政治的“媒介入侵论”（media intrusion theory）；关于立志要与信息爆炸、信息污染、信息垃圾进行斗争以重新获得静谧的绿色精神空间的“信息环保主义”；关于发展中国家联合反抗传播霸权主义、力图实现一种更加民主的、建筑在信息与其他文化产品相互交换及“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全球传播体系的“世界信息新秩序”。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某些与媒介生态学相关的思想、理论研究逐渐与某些社会运动相结合，这也许是当初媒介生态学开拓者所始料不及的。
这些新现象、新问题的出现，显然在昭示媒介生态学的未来趋势正由单向研究向多向研究拓展，由学术领域向社会领域延伸，由文化批判向人文关怀靠拢。如果说生态意味着无比复杂的活的结构和系统，那么，媒介传播也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无比复杂的活的结构和系统，即生态。只要人类存在媒介传播，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就还会不断继续深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