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观察中国互联网？编辑本段回目录
如果Google退出的风波没有发生，这本名为《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的书很可能还躺在京城著名的万圣书园的某个书架一角，继续接受着乏人问津的命运。据说就在Google在官网发布博文透露将停止在中国内地过滤搜索结果的那一周，《我们的防火墙》攀上了万圣书园销售排行的第一名。
两个月前，这本装帧朴素甚至根本不想引起人们注意的互联网观察著作刚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市，作者李永刚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是国内比较早的从事互联网政治研究的人之一。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在1999-2000年创办了著名的学术网站 “思想的境界”，吸引了大批精英人士，最后因言论触及到了“国情尺度”不得不关站。也许正是因为这段经历，才有他日后关于互联网管制的重要研究成果的产出。
虽然还称不上畅销，但《我们的防火墙》目前的销量已足够让这本书的主编之一张树新女士感到意外。毕竟太学术，而且几乎没有做任何上市之前的宣传。“我们现在还是很小心，希望把这几本都出完，出完以后再做一个系列性的推荐。”她说的另外几本书，包括更早出版的胡泳的《众声喧哗》、姜奇平的《后现代经济》、《我们的防火墙》之后出版的段永朝的《互联网：碎片化生存》，以及将要出版的杜峻飞的 《看不见的人群》等共十本，而这套丛书只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项目的名称是：思想@网络.中国。
这是一场头脑风暴过后的产物。翻开这些书的扉页，可以看到编委的成员同时也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中，有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家、投资巨头、媒体人士，还有互联网研究学者。相比纯粹的学院和研究机构课题，或者完全商业化运作的畅销书系列，这样一个由背景各异的人用一种小心翼翼的方式运作的，看起来近乎反商业的研究项目，总让人觉得神秘。只有“思想”、“网络”、“中国”三个词在隐约提供着些许暗示：这群人正在从某种特别的角度观察着中国的互联网。而在未来，他们所做的一切或许将成为中国互联网研究的重要参照。
思想
在一篇题为《写在“思想的境界”关站之后》的网文中，李永刚写道：我做了这个“思想网”，一切都变了。网络推倒了盆地和大山，它把世界都展现给你看。网络改变了我的思想、我交往的人群，从而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从中获得的教诲终生受用无穷。本来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得接近尘土的人来说，从来不奢望人生有奇迹。以我极端封闭内向的性格，我永远不会进入某些人群的视野，也不可能坦荡地面对公众。但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奇迹每天都在发生，那些书本中的“大人物”一个个朝你走来，向你点头问好。
李永刚只是无数个被网络改变了命运的人中的一个。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某种更为先进的工具；它更像一种新的宗教，重塑了身处其中的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只是，极少有人会在享受着它所带来的便利和心灵涤荡的同时，安静下来仔细思考网络的过去和未来，网络之于人类的可为和不可为。
从这一点上来说，张树新是个很特别的参与者。1995年张树新创建瀛海威公司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互联网，整个中国网民还不到2万人。瀛海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司网和电子商务。瀛海威几乎教育了国人所有关于因特网的基本概念，创立者张树新也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织网人”。
十几年过去，张树新的生意起起落落，中国的互联网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她觉得有些东西还没有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她身边的一群朋友也和她有一样的想法。“我们都是亚布力的论坛发起人。200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内部的讨论，当时田溯宁在，我在，沈南鹏在，王志东也在，还有张朝阳等，大家都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做互联网了。当时我们在讨论一些互联网本身的问题，话题很散，比如各种各样可能的未来，下一个十年是什么样子，技术会怎么发展，会带给行业生态环境怎样的变化，等等。后来就谈到有没有可能做一点宏观性的研究，比如说，有没有人写互联网史，互联网史现在有很多版本，但很多都是资料的编辑。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商业英雄故事、投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包括当年中国互联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内联网，我们其实有一个可能选项的是内联网的。”
田溯宁是张树新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一位和田相识的人说，“他（田）说自己每天都会控制不住想一些问题，占用了很多时间，但也没有想明白。”作为一个曾经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先驱、如今的职业投资人，产生对一个行业进行深入理解的诉求并不奇怪。而在这个项目中田的角色是项目资金的主要提供者，除了他所领导的中国宽带产业基金，另外的两家资助人是邓锋的北极光和沈南鹏的红杉资本。这三人其实都在发起人之列，而使用创投资金做为资助，张树新的解释是，“大家都想离现实的互联网公司远一点，稍微宏观一点，创投公司相对中立，不会说到底是微博好还是twitter好，没意义，因为这些都是过程，都是大江大河中的浪花而已。”
由此也可以看出做这件事的这些人的理想所在。“互联网是一个中国人民现代性的新希望，但是互联网也会带来太多泥沙俱下的东西。客观上我还是喜欢学者抛开表面的一些东西，去做深度的观察和分析，这个分析将来会有意义。商业公司都只是一个被迫的载体而已，想办法不把饭碗砸掉，就拼命拼命，最后看成本能不能担负，担负不了就不做了；担负得了那就接着做，这叫避害驱利。就这么一个原理，还有什么可分析的？”
至少在张树新看来，她是抱着一种精英的意识在做这件事，“我觉得国家跟国家，制度跟制度，最大的差别就是精英的差别，我们中国的问题是，精英不承担责任。精英是要承担责任的，精英是要思考的，我们当然不能像犹太人那样思考太过深远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应思考大问题。我去岳麓书院时就想，不管是王阳明、朱熹，还是最后的蔡和森、毛泽东，我们不管他的‘主义’，他们是思考大问题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今天你告诉我谁是这么想问题的？”
这个项目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共识，这是慢热的事，急功近利不得。他们甚至是把这当做一件善事来做的，因为他们似乎都不缺钱。这只是在做一点“负责任”的事，对于互联网，如果大家都有这么多困惑，那就尽量找一些人说明白，可能会永远说不明白，能说明白说明白多少。但在说的时候，会有个底线：第一是非商业的，第二个是非技术的，第三个是非急功近利要有政治利益获得的。也就是纯粹的学术观察和理性讨论，回到启蒙。张树新坚信，不用太久，五到十年，他们现在所做的将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网络
这个项目看上去类似于一个非盈利基金，但实际上的运作要松散得 多。没有固定的组织和管理人员。因为成员平时大多忙于自己的工作，而一直负责策划和日常运作的张树新，用她自己的话说，也只不过是个volunteer(志愿者)，而她的秘书则在需要开会的时候，用电话或电子邮件将大家临时召集起来，即使这样也还是有人经常缺席。项目最初筹集到的100多万元人民币，现在还剩三分之一。做企业出身的张树新把报表做得非常好，每一份开支全部透明。事实上，支出看得见的也就几项，主要是作者稿费和对出版社的补贴。到现在为止没有花一分钱的宣传，没有劳务费、没有工资，偶尔的作者聚会也都是张树新请客。“我今年用剩下这三分之一钱，把剩下的五本书出齐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然后再看做什么，情形好的话我们再做一个长的计划，因为我们没有兴趣做任何明天就不见了的事情。”张树新说。
实际上，“思想@网络.中国”这个项目的初衷包括三部分内容：首先是互联网历史的整理，主要是以互联网口述史的形式，其次是做一本周期性的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网情观察”，第三是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哲学、人类学等角度对互联网进行完全学术性的学理分析，分析它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并希望以此来为政策制定部门提出一些宏观建议，更加建设性地推进互联网的生态环境建设。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副教授、知名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人士胡泳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互联网历史整理这一部分工作的主持者。为了做口述史，胡泳请了很多最早参与政策法规制定的人，和最早参与互联网创业的一些人，请他们回忆当初的情形，并做了大量的录像和文字记录。但是这项工作只持续了半年多就暂停了。这其中，体现了项目的支持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口述史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网民不是一个集体数字，是一个能够具化到使用中国互联网的个人的概念。我的理想是做各种各样的使用互联网的人，他可能是用互联网成名的网络红人，可能是管理互联网的人。我想找出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个体经验和感受，这些东西可能你一个人一个人来看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花上一定的时间做足够多的人，就会出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我是想全方位的来看互联网这个东西。但后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短期看不到它有什么用，所以就暂停了。实际上初衷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你的时间线更长了，你可能分步骤、分阶段在去实现一个东西，而不是急于达成什么。”胡泳说。
对于口述史，张树新的想法则是，这件事情很庞杂，要持之以恒地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再做成可传播的产品，这个路非常长。“我到今天为止也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做。但是互联网变化很快，其实很多人已经把那段历史重新改写了。所以，这件事现在做，还是有点早，因为我们还是带着很多故事编给我们的痕迹，再放一放也许又不一样了。”
对于第二项内容——“中国网情观察”，也仅仅出了两期。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观察，张树新说，“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会把很多事忘了，我们说去年会说到邓玉娇，说前年会说到三一四，说MSN上有多少红心，它是碎片化地发生的。如果我们看服务器在当时发生了多少点击量，有谁在引导谁，舆论是怎么最后变成社会事件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社会学观察。这些东西如果留下来，我想不论是对将来的历史记录者，还是社会观察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特别有效。但可惜，到了2009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如果一个很现实的观察不能传播，它是没有意义的。这项工作后来其实也停了。当时主要是社科院的信息化研究中心的汪向东和姜齐平在做这件事。”
那么现在唯一在推进的，就只有第三项内容——学术资助，而最直接的成果就是上述的一套互联网研究丛书的出版。那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外对互联网观察和研究得相对深入的人士和专家。他们各自兴趣不一样，研究的方向也不一样，但基本上都是长期观察的问题，因为学术的东西和畅销书不同，是需要积累的。例如胡泳的《众声喧哗》和李永刚的《我们的防火墙》本来就是他们各自的博士论文，分别从传播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互联网事件和政府治理进行剖析；段永朝的《互联网：碎片化生存》从笛卡儿一直讲到互联网，试图建立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哲学体系；姜奇平的 《后现代经济》则希望建立一个互联网统治下的后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
但即使这样的只需考虑怎么花钱的学术资助，在张树新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把国内外所有研究这个事的人都资助完了，这其实是很奇怪的。我去动员很多人研究，很多人看着我说，这事太难了，算了吧。我一直在找做教育的人，因为实际上互联网对于现有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师者授业解惑，你凭什么能解我的惑，我所有的惑上百度问一下就知道了。那你教育是要变化的，怎么变化？这其实是需要构建和研究的，所有做教育研究的人都说这事是重要，但是没人做。网上的双面人格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譬如我们经常说有人沉迷于游戏，为什么？是不是游戏世界比现实世界好？哪个世界是真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哲学问题，也没人研究。”
这样的断语似乎有些夸张，但实际上在互联网研究方面，确实存在着人才匮乏的问题。在学术和研究机构体系内部，做网络传播或者做新闻媒体研究的，很多人是被国家的课题体系指挥的，不会投入精力来干这个事情，一方面是因为价值的取向，另外也有实用主义的问题，“你做那个东西更容易在体制里头，或者在学术机构里获益，做这个东西可能有社会效益，但是它不是在一个规则之下。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像是一个公益的东西，就得靠公益的机制来支持。如果是能够坚持做下来，希望未来几年内能够有新的人选，更有智慧和能力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找新作者还是挺困难的，至少说目前国内培养这么多博士，我觉得合适的能帮我们写东西的博士不是特别多。”胡泳说。
中国
2008年6月，“思想@网络.中国”项目的主要成员们都被拉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整整七天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头脑风暴”，讨论项目的开题。他们还请来了关信基等知名教授来为大家讲课。作者们也把他们的想法拿到那里去与企业家、资助者们互相碰撞。他们谈到了一些要实现的目的，产生一个共识，就是中国互联网十几年的发展，跟当初的很多预想已经产生了变化，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中国独有的文化特点，因此应该总结一下。即使是未来要引进的译丛，也不应是泛泛的东西，而应该是国外学者对中国互联网的观察，还是围绕中国体系。
和十几年前的张树新曾经资助的那套网络文化丛书相比，“思想@网络.中国”的成员们这一次更强调对于中国问题的观察和判断。从前是引进普及，现在则是聚焦到中国。他们想知道作为一个外来的物种，互联网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到中国的土壤上，又会长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21世纪商业评论》执行主编、从1997年开始就从事网络文化和IT产业的研究与分析的吴伯凡，也是项目的主编之一，他认为互联网这些年大家都是凭着本能在做，好像很繁荣了，但有些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不再是自然主义的野蛮生长就可以了。要获得一个长期良好的成长态势需要哪些环境？政府和民间、监管者和业界、学界之间能不能有一种对话沟通的可能？大家应该把自己的立场亮出来，对整个态势有一种共享，以减少混乱，尽可能地达到相对有序的状态。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些民间的既不是站在政府立场，也不是站在商业的立场上说话的人，完全从中立和建设的角度来进行。
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你能不能看到中国互联网产生的真问题，然后你去研究这个真问题，而不再是像我当年翻译《数字化生存》，就是介绍外国的东西，告诉你这个新的东西是什么，现在这个工作还要进行，但是主旨应该转移到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会是这个样子，它和曾经的互联网存在的差异在哪里，这种东西可能开始的时候大家的认识不是很清楚。”胡泳说。
“搞互联网研究的人特别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特别容易觉得技术来了就横扫一切。但实际上技术是植根于政治社会土壤之中，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显然有‘中国互联网’的存在。”作为观察者，胡泳认为当前中国互联网最严重的问题是自治的结构和能力没有形成，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自主性的问题。如果没有互联网自治，就可以推断中国网民的自主性不是太好，虽然互联网仍可以推动中国社会多方面的进步，但达不到人们想要它达到的程度，因为网民的行为本身以及整个互联网的结构本身还有很多的问题。也是由于这些问题，加强监管那一方永远有它的理由，从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最终政治逻辑会压倒经济逻辑，造成产业的损失甚至停滞。
张树新也认为，身处今天的中国，不能脱离社会转型来单独看互联网。“在一个开放的信息社会里，互联网是没那么大作用的，它更多是用不是体，我们把互联网弄成这么严肃、重要的一件事，是因为这个国家物理世界本身造成的，很早以前金观涛做过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全面分析，其实稳定了两三千年，主要就是信息控制，这个东西彻底在解构中，或者在崩塌中。解构的时代还没完成就不存在建构。互联网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解构工具，如果还是以传统方式管理，就会继续造成紧张。”
在胡泳看来，还没有一个什么东西像互联网这样释放了中国社会力量，唯一一个差堪比拟的是1978年邓小平发动了农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不光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释放了中国的农民。而互联网正是这样一个力量，如果得到充分的释放，它的确能够改变中国社会。朱学勤有一句“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将军是很难的，但是卒是要拱的。而“思想@网络.中国”所做的，其实也相当于是在“拱卒”。它的组织者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个项目是否可以长期运行下去，理想状态是它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思想学术的资助基金，然后作为一个公益组织长期运行。 （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翔 张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