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编辑本段回目录
外界在评估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时，常常将两者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经济腾飞时期的发展经历进行比较。有人认为：一、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为中国及后来的印度提供了一个充分发挥自身绝对优势（即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融入世界经济的机遇；二、由于近年来的进口急剧增长，所谓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三、外来直接投资（FDI）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起了主要的拉动作用。有人建议中印两国都应当调整产业失衡，鼓励技术升级并且应对未来的人口变化，尽管两国的人口状况在各自的经济改革时期都曾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结构：冲击和挑战
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印证了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外向型经济活动在制造业、服务业和能源产业当中的作用。但是产业政策的传统内涵必须随着国内外的经济动态一同进化。
推动工业腾飞的传统机制包括增加内部收益，推动劳动力向高价值经济活动转型，以及借助金融外部性--即通过价格变化促成财富重新分配。印度的经验表明，实现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发展服务业甚至是农业，以及如何将农村地区的服务业与提高农业产值相结合，从而加快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福利。
随着经济逐步自由化，服务业在印度取得了相当显著的地位，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超过50%）。1991年的自由化改革，尤其是银行、保险和电信业解除管制及私有化进程，带动了服务业在贸易额和生产力两方面的增长。然而，服务业的附加值增长更多地来源于生产力的提高而非服务贸易的量性增长。
中国对能源与日俱增的依赖性及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关系到经济政策和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中国发展道路的一大特点，是致力于打造科技创新体系作为知识经济的一部分，这一点与其他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一样。当然，如何实现能源安全与生态之间的平衡是有挑战性的。尽管存在潜在的冲突，但区域合作--尤其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合作（例如印度尼西亚、越南、印度），可能是建立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虽然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利益分配不均仍然是中国和印度所面临的挑战。
区域性的差异往往与政治、社会的紧张局势交织在一起，造成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例如，针对印度的研究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相关行业的投入，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将会提高。这一点与区域性的发展不平衡有关，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这种区域性差距在经济快速增长及经济自由化时期也一直在扩大。区域不平等的加剧，在中国体现在沿海地区与内陆贫困地区之间的差距，在印度则表现在技术密集的大都市与内陆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未像理论上所设想的那样营造一个地区之间"你追我赶"的局面。此外，区域发展还受困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均衡与城市化水平。事实证明，中国的出口产业和印度的人力资本开发都加剧了地区性差异。
此外，劳工福利分配还存在着性别差异。印度有很大一部分女性员工从事非正式工作，而且没有政策对她们的福利予以明确规定。印度政策改革特别是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好处，在工资刚性的情况下对正式员工更加有利。因为女性通常是临时工，工资刚性对女性员工较为不利，因此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待遇的性别不平等。
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策略：给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亚洲经济的增长正在加速全球化进程。中国和印度不仅影响了国际经济政治，而且为寻求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被视为国际经济的经济和政治驱动力，特别是在贸易和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接触包括在劳工、人权、国际关系、安全、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等方面的交流。其中的潜在威胁主要与贸易和资金流动有关，也与中国资金外流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有关。然而事实证明，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资源输出的下降起到了缓解作用。
给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启示与国家的内在动力有关。要弄清楚经济增长如何吸收剩余劳动力，关键在于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特性，特别是改革后的中国。在中国和南非，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了劳动力因素和移民因素的影响。正如刘易斯模型（Lewis Model）所揭示的那样，传统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发展迅速的工业领域，而工业的增长将逐步吸收劳动力，促进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和南非的劳动力市场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包括城乡之间广泛存在着不平等；尽管有各种限制条件，农村向城市的移民趋势仍然迅猛；正规部门的实际工资偏高且持续上涨 。然而，在正规部门的产值增长和用工增加的原因方面，以及劳动力的增长方面，中国和南非并不相同。
作为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国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一向缺乏劳工的南非，则面临着以公开失业为特征的劳动力过剩。农村人口进城以及外籍劳工流入等两大因素影响了南非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但标准的刘易斯模型无法解释下述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南非，相对价格机制都不奏效。换言之，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由政府干预和其他政治经济影响（例如贸易自由化）而决定。此外两国的经济政策都大幅向城市倾斜，而正规部门的工资也远高于市场出清的水平。
另外，中国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产量和出口不断扩大，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仍然保持着在这一领域的比较优势。这与持续的良性增长循环一致。相反，南非相对缓慢的增长速度与其相对成熟的经济有关：资源丰富但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率较低，投资者信心也比较弱（这可能是因为高失业率和对劳工保护力度的担忧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及高犯罪率）。南非在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例如黄金、钻石和矿产）的比较优势没有为出口的快速增长创造机会，因此，种种因素的累积作用并未加快经济增长。尽管宏观经济政策得当、企业表现强劲、基础设施完备以及国际矿产市场前景看涨，但南非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以及贫困人口的增加，对其整体经济的成功构成了威胁。
除了经济增长之外，与非洲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国际贸易也影响到了印度制造业的就业。在印度出口总额当中，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点与国际贸易经典理论的标准预测背道而驰。同时，印度进出口的就业系数也持续下降，并且在后改革时期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也已经减弱。就业率上升主要是由于内需的增长而非对外贸易的增长。
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范例，印度的经验揭示了技术进步以及传导渠道的作用；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正是通过这些传导渠道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带来了印度经济的成功。劳动力市场对立关系的变化以及投资市场摩擦（例如对劳动收入征税）的变化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印度将提高生产力作为首要目标的经验，令人不禁想起其他曾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或经济腾飞时期的成功的亚洲经济体（例如日本）。
投资，贸易和增长
国内和外来投资
FDI（外来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广为人知。实践证明，FDI非但没有排挤国内投资，而且还是后者的补充。因此，FDI不仅有助于解决资金短缺的难题，而且还可以通过与国内投资形成互补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FDI可能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例如收入不均和区域性差距的扩大、社会分化、以及吸收劳动力能力的下降等等。
FDI对地区间不平等的影响，可以通过评估FDI如何导致中国各地方收入的趋同或趋异来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可以达到各自的稳定状态，但必须经过调控，因为各地方在储蓄率、人口增长、人力资本、交通、FDI流入以及出口等方面都存在差别。而且，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同。因此，实际上是地区间FDI的分配不均造成了收入不平等，而非FDI流入本身。
除了FDI，还有私营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扩张。省会城市对企业尤其具有吸引力。在中国和印度，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不太愿意在中型或大型城市落户，主要是由于工资以及培训、损耗的成本更高。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劳动法规不利于企业留在较大的城市，出口企业还是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对城市投入的接近性（proximity to inputs）对企业选址有积极影响。这些发现对城市治理、基建建设、劳动力和环境政策等关系到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国内投资主要依赖银行体系的良好运转，但银行体系恰恰被认为是中国"最薄弱的环节"。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是否能够赶在外资金融机构入关之前，积极且成功地应对产权改革等挑战。研究发现，产权改革和外资竞争已经迫使中国商业银行进行自我完善，从1998年至2005年，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高5.6%。然而，大部分的生产率进步是由于效率的提高，而非技术的进步。
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互补还是竞争？
中国的经济表现和贸易扩张，已经引起其他发展中国家对竞争压力的担心，特别是在中级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方面分工模式与中国类似的国家。中国对很多拉美国家的出口有重要影响，而且随着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及《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的废除，这种影响已经大大加强。这种影响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更加深刻，例如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还包括一些南美洲国家（例如玻利维亚，巴西和巴拉圭）。同样，自2001年以来，拉美国家在美国市场的大部分份额也被中国所占领，特别是制造业产品的份额。这对一些生产和出口高度集中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是一个挑战。
关于亚洲的贸易动态，有证据显示，印度在第三市场面临着中国的竞争，特别是服装、纺织品和皮革制品。两国间有扩大双边贸易的潜力。中国对东亚经济体、美国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构成了挑战，尤其是在中级技术行业。印度则似乎主要与其南亚邻国竞争；中国和印度也从美国、某些欧洲和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进口互补性产品，这暗示了进一步扩大贸易的可能性。同时，随着技术密集型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增长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减少，中国的出口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从长远来看，中国出口对其他劳动密集型出口国所带来的挑战可能会减小。
【作者简介】Amelia U. Santos-Paulino是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 WIDER）的研究员。此前，她是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University of Sussex'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研究员，也曾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访问学者。万广华是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首席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专家和应用经济学家。他也是包括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内的几所中国顶尖大学的荣誉教授。【Santos-Paulino,万广华著 贾晓涛译 何平校，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改革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