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印度人华人比较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民族性格与民族认同存在差异?
民族性格（national disposition）是指一个民族的群体人格（community personality），即一个民族所共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想、情操、嗜好、激情、习惯及行为方式等。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与这个民族所长期依存的生存环境、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分不开的。[3]而民族认同（identity）则是指在一个族群（ethnic group）范围内人们对民族性（ethnicity）的确定，是某一人群能分享自己文化的独特感受而且在一些方面被族群中的成员视为一个“凭照”，或是指各民族通过长期的交往逐渐取消民族的偏见和隔阂，产生政治上、文化上和感情上在平等基础上的归属感。[4]尽管中印两国同属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但由于历史进程不同，社会发展水平、宗教信仰等各异，国民在民族性格和民族认同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今天硅谷的华人和印度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动机等。?
（一）民族性格造成了印度人和华人不同的民族认同
宗教信仰和文化在印度民族性格的形成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0.27亿人口中，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的80.5%，穆斯林占13.4%，基督教徒占2.3％，锡克教徒占1.9％，佛教徒占0.8%，耆那教徒占0.4%。[5]
印度教不仅信徒众多，而且历史悠久。在印度教文化的长期熏染和陶冶下，印度人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比较典型的就是鄙视物质，崇尚精神的核心价值观。他们相信在圣者身上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内在的精神已经与宇宙的无限精神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统一。他们崇拜神灵，为神无私奉献的观念、再生的观念和“达摩”（Dharma）[6]的观念在印度教社会影响深远。“达摩”是指人们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及应当履行的社会义务。印度教认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达摩”，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社会义务，只要每个人都严格按照自己的“达摩”行事，社会就可以达到和谐与统一。在印度教文化的长期熏陶下，“达摩”观念在印度人心中根深蒂固，[7]成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
上述这些印度人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心理或民族性格，是他们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直接影响到硅谷印度人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例如，当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失业率攀升时，身处硅谷的印度人毫不迟疑地抛弃优越的生活，纷纷回到祖（籍）国去追求新的生活、开创新的事业，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推动祖籍国高新技术的发展，他们认为，只有祖（籍）国强大了，海外的印度人才有地位。硅谷的这些印度人带回了高新技术和硅谷独具特色的创新文化，在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兴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产业浪潮，研发中心猛增，研发队伍壮大，高科技公司如雨后春笋，大大促进了印度高科技产业的迅速成长。今天，印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软件生产大国和出口第二大国，这批硅谷的回归者功不可没。
同在世界东方，同属文明古国的中国，由于受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等因素的影响，建立在主体民族汉族、主体文化和主体性格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性格有很强的群体意识，辩证地糅合了儒家养德、道家养生、佛学养心的精髓，努力寻求建立亲族关系等特征，表现出来的是中庸、和谐、孝道、荣耀等。同时还表现出“性格的多个侧面及其本相的暧昧性”[8]等。上述这种民族性格在硅谷华人身上也得到具体体现。例如在硅谷“回归”的浪潮中，与印度人相比，华人所表现出来的“暧昧性”是他们一般不会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经过多年打造所建立起来的“根”，其行为也不如印度人那样坚决和果断，回归的热情也不如印度人强烈，比较注重现实，常常把祖（籍）国的物质条件等外部因素放在“归”与“不归”的范围内思考，观望、等待、徘徊者多，文化的认同、（国籍）身份的认同等也常常受到生活、物质环境的影响，[9]把“根”扎在美国的思想占有主导地位。?
（二）不同价值观铸就了印度人和华人不同的思维模式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而这种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则是价值观体系。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纵观中印两国的价值观，就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受重视精神、鄙视物质等核心民族价值观的影响，印度人抽象思维发达，务虚，善于思辨，但思维模式多为发散式的，有些想法显得不切实际，他们重视普遍性，轻视特殊性。而中国传统民族价值观表现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暗示性，直接体现就是务实，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感受、类比等取代了理性、逻辑，理性弱，感性强；另一方面，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强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和分析的方法。?
这种由不同价值观所导致的不同的思维模式，在硅谷华人和印度人当中表现出不同的做事思路。例如，华人处理问题的思路不够结构化，逻辑不够严密，与强调逻辑的美国人在一起会显得有些不和谐。另外，由于受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华人有时也体现出“狭私”的一面，常常只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很少考虑团队的作用，这种思维有悖于硅谷创新文化。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只顾“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理念，却比较忽视对子女的认同教育，致使许多年轻华人不会讲中文。相反，印度人的思维多体现在精神的层面，他们对物质的东西不刻意去追求，想得最多的是，做事就是创业，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要创业就有波折和失败的可能。因此，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这种思维与硅谷创新文化的特点极为吻合。在对下一代的教育方面，印度人也更加重视自觉地培养、维护自身和后代的民族认同，考虑物质的因素少。
（三）不同价值观决定了印度人和华人不同的行为方式
不同的民族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印度人的人生观是“来世主义者”，而中国人的是“现世主义者”，因此两个族裔的处世方式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印度人重奉献，而华人则较为现实。例如，在考虑“回归”时，印度人就认为是为了“报效祖（籍）国”，实现个人价值，而华人则相对保守。同时，华人表现出来的创业勇气也不如印度人，他们甘愿先当打工仔也不冒险去自己创业，即使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不会轻易去创办自己的公司等。二是华人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保守性和对异质文化的排他性，故融入主流文化的过程较为缓慢。例如，华人选择居住地点时多选择华人居多的社区，与上级主管的沟通也多是“公事公办”，多看重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这种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升迁。而印度人则是开放性的行为方式，体现出其更容易找到成功的渠道的优势。例如，他们创业有勇气，敢于独立开创。在与上司沟通方面也显得主动，有时甚至是“好功”，所以公司高级主管中印度人居多。凡此种种，华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直接影响到华人在硅谷的地位和应该具有的影响力。
（四）不同处世方式影响印度人和华人不同的个人成就
处世方式影响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甚至追求，进而会影响人们的成就。从现实来看，硅谷华人做事情有周密的思考和计划，注重事情的“把握性”，如果华人认为“回归”祖（籍）国有很好的发展机会，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而无论条件有多么好，只要能回去报效祖（籍）国，印度人不会考虑其他目的，将毅然做出决定（见表1、表2）。
表1 影响硅谷华人与印度人回归祖（籍）国的主要因素?
因 素 |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职业机会 | 8.3 | 8.1 | 7.8 |
文化和生活方式 | 7.5 | 7.0 | 8.3 |
税收和其他激励机制 | 7.0 | 5.7 | 6.8 |
美国职业机会的限制 | 6.7 | 5.9 | 5.0 |
帮助母体国的欲望 | 7.0 | 6.1 | 7.8 |
注：按重要性从1到10赋值，1表示不重要，5表示无所谓，10表示最重要。?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17. http://iis-db.stanford.edu/pubs/12082/Dossani_Survey.pdf
表2 影响硅谷华人印度人回归祖（籍）国的可能性 （单位：%）
回归目的 |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为了全职工作 | 42.8 | 24.8 | 45.1 |
为了全职工作（年龄在26~35岁者） | 46.6 | 41.8 | 52.7 |
为了全职工作（年轻在35岁以上者） | 37.0 | 14.4 | 33.9 |
为了定位生意 | 78.3 | 55.4 | 76.1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17.
不同的处世方式也影响到华人和印度人在硅谷的成就，最直接的表现体现在硅谷高科技公司管理决策层面。目前，在高科技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中的比例上，华人要比印度人少得多。另外，印度人表现出强烈的群体意识是他们在生意场上取得成功的关键。而华人则更多地体现出狭隘的一面，特别讲究“避嫌”，显得不够团结，因此目前硅谷取得成就的个体人数也远不如印?度人。?
（五）祖（籍）国环境机制影响“回归”
客观上讲，祖（籍）国的强大和制度的改革是民族认同感的关键，也是硅谷华人和印度人“回归”的主要动因。今天和平崛起的中国硬实力强大，软实力增强，法规更加健全完善，规制型的政府正在建立，办事更加便捷，这些都对硅谷华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大大增强了他们对祖（籍）国和民族的认同感，即使过去拥有中国血统而不愿承认自己是华人后裔的第三代、第四代，也为自己身为华人而感到自豪。同样如此，走上新兴工业化道路的印度所取得的成就，对硅谷的印度人也产生很大影响，他们为祖（籍）国高科技的发展感到骄傲。如今，同等学历在祖（籍）国待遇高、有责任报效祖（籍）国以及发展机会好等，已成为硅谷华人、印度人“回归”考虑的主要动因（见表3、表4）。
表3 硅谷中华人与印度人决定回归的祖（籍）国因素
决定回归的祖（籍）国因素 | 百分比(%) |
同等学历在国内地位高 | 46.5 |
情感孤独和思乡 | 29.4 |
文化差异 | 28.1 |
工作缺乏保障 | 14.8 |
种族歧视感 | 11.6 |
生活的压力和紧张感 | 10.0 |
不能获得永久居住权 | 6.8 |
资料来源：Based on the Data from 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p.16-17.
表4 硅谷中印度人和华人决定回归的硅谷因素
决定回归的硅谷因素 | 百分比(%) |
有责任为国家做贡献 | 50.0 |
家庭与亲情 | 44.8 |
留学经历是发展机会 | 30.9 |
喜欢国内节奏和方式 | 23.4 |
有履约责任 | 21.7 |
有难得的发展机会 | 19.1 |
有留学人员的政策 | 12.1 |
资料来源： AnnaLee Saxenian,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an Francisco: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Quoted from Devesh Kapur and John McHale, “Sojourns and Software: Internationally Mobile Human Capital and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India and Israel,” Working Paper for the Software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Carnegie and Mellon University,2002.
当然，硅谷两大族裔在“回归”内外因素考虑上也折射出祖（籍）国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后裔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通常，硅谷华人“回归”创业的最大愿望是希望能够获得较为公平的竞争和生存条件。但国内的现实情况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压抑感”或“潜在的压抑感”，长期处在徘徊之中。?
二、创业动力与创业形式比较
一般来讲，与从业相比，创业能够给创业者带来更大的收益，更能够实现创业者的理想与抱负，但创业毕竟是一种具有较大风险的经济行为，必须有较强的创业动力来驱动。〖JP2〗价值观有着很大差异的印度人和华人在创业动力上也有高低之分，有强烈创业愿望的印度人体现出了一种对成功的强烈需求，创业形式也更为多样化。而华人则相对保守，常常受小富即安传统观念的影响。
（一）不同的创业动力
硅谷被公认为最适合创业的地方，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创业文化生态环境，如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宽容失败的理念、容忍“背叛”的态度、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嗜好冒险的行为、全新的投资理念和生产结构的开放性、热衷改变自己的位置、对产品而不是金钱的痴迷、机会的慷慨分布、分享财富的强烈倾向等，正是这种独特的硅谷文化才成就了今天的硅谷，也成就了硅谷的华人和印度人。?
但由于受到两种不同祖籍国文化背景的影响，硅谷华人和印度人在创业的动因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大约有60%的印度人一般乐于做自己的初创公司（start-ups），而70%的中国人不愿意创办自己的公司，而是愿意替别人管理公司（见表5）。在对未来是否创办自己公司的态度上，也存在差别（见表6）。可见，华人的冒险精神不如印度人。
表5 硅谷中印两个族群创办公司的情况?（单位：%）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
是否全职创办公司 | 14.8 | 34.2` | 43.3 |
是否兼职创办公司 | 16.5 | 16.5 | 16.6 |
不愿意创办公司 | 68.7 | 49.4 | 40.1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15.
表6 硅谷中印两个族群对创办公司的态度（单位：%）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
是的，2001年创办公司 | 1.1 | 2.9 | 10.5 |
是的，未来创办公司 | 50.7 | 50.9 | 63.8 |
从不会创办公司 | 7.0 | 16.5 | 2.2 |
不知道是否要创办公司 | 41.2 | 29.8 | 23.5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p.16.
另外，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研究中心调查，21世纪以来，硅谷印度人的创业动力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华人和印度人创办公司的数量差距因此会变得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华人的创业动力远远不及印度人。?
（二）不同的创业模式
创业模式是人们在创业时所选择的方式，这是创业初首先要考虑清楚的问题。在设计自己的创业模式时，就是要对自身以及环境的条件有一个客观的衡量，而不是盲目地去模仿和追随他人成功的模式。[10]从硅谷总的现实情况来看，华人和印度人的创业模式除印度人更讲究团队创业，而大多华人则愿意独自创办公司或是建立血缘团队外，主要还有以下差异：
第一，教育程度差异。印度人多在国内就完成了研究生教育，而华人多为留学后定居者，其学历程度要远远高于印度人（见表7）。另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创业模式取向也不尽相同。印度人喜欢走学以致用之路，比较乐于学习应用性的实用技术，而中国人倾向于学习型，尤其注重受学历教育的程度。
表7 硅谷的华人与印度人的教育水平（单位：%）
教育程度 |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高中毕业 | 0.2 | 0.0 | 0.39 |
学 士 | 10.5 | 15.4 | 20.8 |
硕 士 | 52.2 | 53.7 | 39.8 |
MBA | 7.2 | 14.9 | 28.9 |
博 士 | 28.6 | 14.9 | 8.4 |
其 他 | 1.2 | 1.0 | 2.5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12.
第二，工作岗位结构方面的差异。印度人担任执行官和管理者职位的人居多，而华人大多担任技术人员等非管理人员（见表8）。这说明印度人比华人更容易晋升，并且居于公司的高层管理之中。
表8 硅谷中华人与印度人的工作岗位状况（单位：%）
工作岗位 |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度 | 拥有MBA学位 |
执行官 | 9.6 | 24.1 | 41.4 | 46.2 |
经 理 | 13.3 | 30.9 | 26.1 | 34.8 |
技术，非管理人员 | 67.7 | 35.2 | 28.7 | 7.3 |
其 他 | 9.4 | 9.8 | 3.8 | 11.7 |
总 数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硬件公司担任执行官/经理 | 19.7 | 52.9 | 62.9 | 0 |
软件公司担任执行官/经理 | 16.8 | 43.4 | 65.0 | 0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p.13.
第三，投资创业及创业领域的差异。如表9所示，印度人创业的产业领域多为计算机/通信技术、软件、职业服务等，而华人则大多分布在半导体、计算机/通信技术、软件等方面。硅谷的印度人在软件方面占了绝对的优势，在软件产业领域就业的高达38.5%。可见，印度本国发达的软件行业基础使印度人在硅谷软件行业施展身手游刃有余，“回归”又能反哺印度的软件业。
表9 硅谷中华人与印度人就业产业领域分布（单位：%）
公司行业 |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半导体 | 17.8 | 20.1 | 9.1 |
计算机/通信技术 | 26.3 | 23.9 | 19.6 |
生物科技 | 5.3 | 4.4 | 1.4 |
国防/航空 | 0.7 | 1.3 | 0.4 |
软 件 | 25.8 | 18.9 | 38.5 |
工程/制造相关的服务业 | 3.4 | 4.4 | 2.1 |
职业服务 | 6.8 | 8.8 | 12.9 |
因特网内容/服务 | 6.7 | 6.3 | 9.1 |
其 他 | 7.3 | 11.9 | 6.9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13.
（三）硅谷印度人与华人不同的融资方式?
有了创业模式和所熟知的领域，融资尤其是初创基金的来源等是初创企业成长的关键。在硅谷创业领域，华人和印度人在融资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别。?
第一，融资渠道的差异。80%的华人主要依赖于家族成员或血亲关系（见表10）。印度人交往的层面比较宽泛，渠道也广。这种现状充分折射出两大族群在对外交往中存在的差异。
表10 硅谷中印两个族群获取创业基金的来源 (单位：%)
初始筹集资金 | 后续筹集资金 | |||||
资本来源 | 中国 大陆 | 中国 台湾 | 印 度 | 中国 大陆 | 中国 台湾 | 印 度 |
个人储蓄 | 52.7 | 42.0 | 61.5 | 19.5 | 19.6 | 25.1 |
在美国的家庭/朋友 | 16.4 | 26.0 | 23.1 | 9.8 | 21.7 | 10.0 |
在美国外的家庭/朋友 | 20.O | 20.0 | 5.1 | 12.2 | 19.6 | 4.2 |
天使投资者 | 41.8 | 38.0 | 46.5 | 26.8 | 26.1 | 25.5 |
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 | 34.5 | 18.0 | 35.9 | 58.5 | 34.8 | 61.1 |
美国外的风险投资公司 | 10.9 | 30.0 | 5.1 | 31.7 | 47.8 | 14.6 |
银行、银行借贷及其他 | 12.7 | 8.0 | 16.5 | 26.8 | 30.4 | 28.5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23.
第二，初创公司的创业资金来源差异。华人和印度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华人创业基金的来源多依靠家族、朋友、同学等（见表11），而印度人对此的依赖就要小得多，这充分说明印度人创业基金来源的广域性特点。同时，也折射出印度人在如何接触投资者、语言表达能力、对商业计划书的策划等方面的优势要大于华人，他们更能获得其他资金的支持。?
第三，接触投资者的技巧差异。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创业者相比，印度人要略胜华人一筹，在技能和管理方面，印度人也占有较大优势（见表12）。
表11 硅谷中华人与印度人兴办初创公司的资金来源（单位：%）
获取资金的网络关系 |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家庭和朋友 | 79.4 | 75 | 66.5 |
现在或过去的同事 | 50.0 | 47.2 | 55.0 |
同学 | 52.9 | 50.0 | 27.2 |
族群专业协会 | 23.5 | 22.2 | 24.6 |
其他专业机构 | 20.6 | 19.4 | 11.0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p.22.
表12 硅谷中印两个族群筹集初创资金呈现出的主要困难?（单位：%）
中国大陆 | 中国台湾 | 印 度 | |
接触投资者技巧 | 61.8 | 64.7 | 69.9 |
展示商业计划中的语言困难 | 11.8 | 11.8 | 1.8 |
不恰当的商业计划书 | 26.5 | 41.1 | 23.5 |
不恰当的技能 | 2.9 | 5.9 | 2.4 |
不恰当的管理技能 | 26.5 | 41.2 | 15.7 |
资料来源：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 p.24.
三、印度人与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影响力之比较?
影响力是一种在其发展过程中影响到其他事物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判断的一种综合能力。主流（main stream）是社会的大多数（majority of the society），要在主流社会取得影响力，就是要能够做出众望所归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表现为经济的整体实力，还直接体现为由政治影响力等因素决定的社会认知度和“软实力”。?
（一）整体经济实力分析
印度人凭借其独特的优势，在硅谷创造了不斐的业绩。在美国人眼中，印度人既擅长数学、逻辑、推理，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打造美国新经济的最佳人选。印度人也充分利用所处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力图把硅谷打造成一座印度乐园。在硅谷创办公司的数量上，与其他族裔相比，印度人创办公司的数量独占鳌头（见图1），且工程技术人员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其他族裔（见图2）。
图1 美国硅谷公司创办人祖（籍）国（地）比例分布图
资料来源：Based on the data from AnnaLee Saxenian, Yasuyuki Motoyama and Xiaohong Quan, “Local and Global Networks of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Silicon Valley,”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2002, pp.12-48.
图2 在美国硅谷创办公司的族裔比例分布图
资料来源：Based on the data from AnnaLee Saxenian, Yasuyuki Motoyama and Xiaohong Quan, “Local and Global Networks of Immigrant Professionals in Silicon Valley,”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2002, pp.12-48.
据美国加州大学199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在1980年至1998年间，印度人创办的公司数量占硅谷高科技公司数量的比例仅为7%。目前，这一比例已经高达25%以上。?
除了高科技领域外，印度人在硅谷从事医疗专业、旅馆业、金融、艺术、媒体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可见涉足的领域之广，其影响力呈上升趋势。
华人秉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吃苦、耐劳、诚信，不断追求，在硅谷的创业取得巨大成功，涌现出了一批时代精英，创办公司的数量在20世纪70～80年代迅速上升。[11]在《圣荷西水星报》评选的2007年“硅谷150大企业”排行榜中，就有21家华商上榜，朱敏创办的WebEx公司与邓峰、柯严共同创办的Netscreen Technologies(NSCN)，同列成长最快速的公司前十名。调查还显示，在硅谷创造的财富中，有40%的华人参与，在每年诞生的5000家初创企业中，由华人创办的约占四分之一。这充分说明华人的整体实力有了显著提升。
表13 硅谷圣塔克拉拉华人从事职业人员情况（单位：人、%）
职 业 | 中国大陆 | 中国香港 | 中国台湾 |
管 理 | 7077(43.44%) | 1866(34.42%) | 5657(38.15%) |
专业人士 | 2067(12.83%) | 1188(21.91%) | 3752(25.30%) |
技 术 | 870(5.4%) | 200(7.38%) | 1355(9.14%) |
行 政 | 983(6.10%) | 536(9.89%) | 1002(6.76%) |
合 计 | 10997(67.77%) | 3980(73.6%) | 11766(79.35%) |
资料来源：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PUMS)Files, 1990.
从表13不难看出，在职业选择上，硅谷华人多在管理、专业和技术领域。根据对硅谷腹地圣塔克拉拉县的统计，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华人在上述四大领域占有较高比例。?
（二）社会认知度与形象差异
经济上取得成功使硅谷华人和印度人开始涉足美国政治，在更宽泛的领域发挥作用。他们通过服务社会，维护族群利益，利用自身社会资源优势促进美国与祖（籍）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等，强化了自身社会的认知度，地位和形象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华人和印度人在社会认知度和形象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中国人参政热情高涨，社会认知度与形象与日俱增。据统计，2007年硅谷腹地圣塔克拉拉县的三分之一的市长由亚裔担任，五位亚裔市长有四位是华人。例如，2007年华人朱感生成为硅谷重镇圣荷西(San Jose)市157年来第一位华人市议员，改写了华人参政历史。华人通过参政既成为市政工作的主要决策者和参与者，也改变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的看法，逐渐融入以白人为主的社会政治生活当中。?
其次，华人专业协会的网络建设更加完善，影响力胜于印度人。[12]目前，硅谷华人拥有数百家各种同乡会、校友会、协进会等。在著名的亚裔团体“美国百人会”和“80/20促进会”的成员中，不少人来自硅谷。另外，美国移民局（INS）、联邦调查局（FBI）、国家税务局（IRS）以及其他强力部门开始在硅谷录用华人。这充分表明：第一，硅谷华人以其软硬实力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第二，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贡献的广泛认同和华人影响力的显著提高；[13]第三，华人也深深懂得了政治选票的力量，大量华人参政正在改变加州的政治版图。?
与华人相比，印度人参政热情似乎不高，实则另有玄机。硅谷印度人参政的消息很少，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对政治漠视。其实，取得成功的印度人开始以不同方式涉足美国的政治。比如，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利，他们不仅将资金投向民主党人，也投向共和党人，包括总统布什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在美印关系滑落的情况下，印度人敏锐地抓住了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的脉搏，进一步推动美印关系迈上新台阶，增强印度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除此之外，他们还借用美国离退休政要帮助牵线搭桥，引进美国一些全球公司到印度投资办厂，发展印度软件业。[14]
（三）对比中的反思——印度软件业为何发展迅速
信息软件业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经济，是提升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众所周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人凭借其实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就连比尔·盖茨也曾预言，“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印度”。印度软件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印度现在是世界五大软件供应国之一，其软件产业约占世界软件开发市场的20%。然而，在1990年，印度的软件出口额仅有5000万美元，到了2004年，其出口额已达135亿美元。如今印度软件产业继续保持50%的年增长率，出口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多个，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软件出口第二大国。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全球顶尖软件公司如微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摩托罗拉、甲骨文（Oracle）、爱立信、通用电气等公司在印度进行软件开发。另外，印度电脑软件业的发展也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脑软件出口地之一和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
印度信息软件产业之所以发展迅速，除了起步早、政策优惠、政府部门协调促进作用、高等教育发达、人才优势、跨国公司合作、大财团投资外，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重视人才库和人才储备、建设科学城、为硅谷创业者和海外留学生回归祖（籍）国开办软件企业或者从事软件开发大开“绿灯”、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制定激励政策允许软件人才智力投资等。[15]
与印度软件信息业相比，在经历了2000年前后的发展瓶颈期后，中国软件业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6年的出口额达到50亿美元，并涌现出如华为、海尔、UT斯达康通讯、海信等一百多家规模较强的软件企业。但这些大型企业集团多为国家控股，真正由海外回归华人创办的企业数还远不如印度。?
首先，中国软件研发和生产过于分散。目前，中国设有54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一百多个大学科技园区，几乎每个高新区都把软件业作为主导产业进行开发和生产，缺乏集约和规模效益。其次，由于受到体制和机制的制约，一些著名大学与科技园区（包括大学科技园）联系不紧，产、学、研多停留在口头上，造成大量知识资本、文化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环境资本和民主资本等的浪费。再次，发展电脑软件业面临诸多困境，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嵌入式软件税收难题，软件产业的系统性危机，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高素质软件人才培养方式缺失等。最后，在利用硅谷和海外华人软件人才方面，中国也不及印度。其中重要原因是创业环境的政策机制、法律机制、金融机制、人才机制、社会服务机制等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上述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否则，中国信息软件业在与印度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会处于不利的地位。?
结 语?
通过对硅谷印度人和华人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发现印度人和华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当地白人，有着创业的艰难历程，在获得经济成功之后，涉足美国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其软硬实力强弱与祖（籍）国的成就紧密相连。民族性格决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所形成的差异，直接影响两大族裔所取得的成就。总体来说，在硅谷中华人要略逊印度人一筹。同时，反思印度人和华人的异同及印度软件业发展的原因，我们不难看出人才和吸引人才的重要性。在全面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硅谷华人所具有的高新技术、熟知中美两国文化、无障碍的语言交流、构架起的全球知识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为更多华人回归报效祖（籍）国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使他们能够释放更大的热量，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财富来增强中华民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新的贡献。
[1] 本文中，华人、印度人泛指加入美籍、持绿卡和签证的中国人和印度人。
[2]洪泽、邹德浩：《走进复苏中的美国硅谷华人印度人员工受青睐》，载《环球时报》，2006年10月24日。
[3] 朱明忠：《宗教与印度的民族性格》，《世界宗教文化》， 2005年第10期，第28～31页。
[4]彭兆荣: 《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37～147页。
[5] Census of India,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 Census Commissioner, India.
[6] “达摩”是梵文dharma的音读，在中国古代佛教典籍中，按照其意义一般则译之为“法”。这个词出自于词根“dhri”，最早出现在梨俱吠陀，原初意思是“支持”、“支撑”、“维持”、“事物固有的秩序”等。以后这个词不断发展，其意义也逐渐扩大。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这个词的意思则完全与道德伦理观念联系起来。参见朱明忠:《达摩是什么》，《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4期，第43～44页。
[7] 朱明忠：《宗教与印度的民族性格》，第28～31页。
[8]周宁：《天朝遥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18页。
[9] Bernard P.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ndent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6), pp.189-221.
[10] Rafiq Dossani, “Chinese and Indian Engineers and Their Networks in Silicon Valley”.
[11] Annalee Saxenian,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 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Department of City and Regional Policy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Sep.27, 1999, p.24. http://siepr.stanford.edu/Papers/pdf/99-10.pdf
[12] AnnaLee Saxenian,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Working Paper 1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May 2000,pp.9-10. http://www.ccis-ucsd.org/PUBLICATIONS/wrkg15.PDF
[13] Bernard P. Wong,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ndenty?, p.209.
[14]钱峰、张海洋：《印度人在美国有实力》，载《环球时报》，2001年5月25日。
[15]孟薇、钱省三：《印度软件产业研究》，《科研管理》，2005年第1期。
作者：王志章 陈 纬 王启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