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凯利的哲学 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些东西看起来永远不会变化，但一旦有了变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之快，快到人们难以想象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常被称为KK，《连线》杂志创始主编，也曾担任《全球概览》主编。KK具有多重身份：作家、摄影家、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同时还是亚洲文化、数字文化领域的学者，“数字文化”的观察者和参与者，著作有《失控》、《新经济新法则》等。
“从三个音阶中所构造出的，不是第四个音阶，而是星辰。”
——勃朗宁
控制的消失
三块五毛钱的紫米煎饼离互联网的未来有多远？从人大东门北风凛冽的小卖部，到逸夫楼报告厅，有人啃着煎饼就来了，然后报告厅一个大屏幕上出现这么一行大字：吃个煎饼再讲！演讲人KK(Kevin Kelly，凯文•凯利)还没到，现场三块大屏幕上已经热闹起来，新浪、腾讯、搜狐三家微博在上面滚动播出，“谁吃我的饼干？”“KK大爷不会被堵在中关村了吧？Traffic(交通)+Tragedy(悲剧)就是Trageffic啊”“现场很多人都在玩TEST游戏”“上墙和翻墙哪个容易？”……
KK，《连线》杂志的创始人，可能是地球上最有名的互联网观察者和预言家，自从他4天前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一直被媒体、专家、业者追问着关于未来的问题：你怎么看待纸媒的未来？你怎么看待杂志的未来？你怎么看待大企业的未来？你怎么看待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未来？这并不奇怪，20年前，KK开始写一本有关预言的书，那时候柏林墙刚刚倒塌，冷战行将结束，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万维网，他开卷惊人：机器，正在生物化；而生物，正在工程化。
他多次观察过蜂群，每次都令他目瞪口呆。即将离巢的蜂群是疯狂的，在蜂巢的入口处明显地躁动不安。蜂巢开始吐出成群的蜜蜂，仿佛不仅要倾空其肠胃，还要倾空其灵魂。那微小的精灵在蜂巢上空形成喧嚣的风暴，渐渐成长为有目的、有生命、不透明的黑色小云朵。蜂群绝非无数只蜜蜂的简单聚合，当成千上万只蜜蜂一起振翅时，一个“超级有机体”从大量聚集的普通昆虫的有机体中“涌现”出来，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
科学家说，涌现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与之对应的则是A引发B，B引发C，或者2+2=4这样的因果关系。在涌现的逻辑，2+2并不等于4(甚至也不可能意外地等于5)，2+2=苹果。如果说前者是工厂的装配流水线，那么后者就更像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络，KK发现，宇宙中最有趣的事物大都靠近网络模式一端，熙熙攘攘的社会、错综复杂的经济，以及变幻莫测的思绪，无不如此。在网络模式中，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只要有“涌现”的字眼出现，人类的控制就消失了。
KK写的那本书就叫做《失控》，1994年在美国出版，他提醒人们，我们每将机器向集群推进一步，都是将它们向生命推进了一步，随着线性的、可预知的、具有因果关系属性的机械装置，转向纵横交错、不可预测且具有模糊属性的生命系统，我们需要改变自己对机器的期望。一个可能的简单经验法则是：对于必须绝对控制的工作，仍然采用可靠的老式钟控系统；在需要终极适应性的地方，你所需要的是失控的群体。
围观，你也可以的
KK到了，演讲很快开始。报告厅里WIFI信号很好，不少人都连接着微博，他们把各种各样的观感、意见、疑问，当然还有八卦(譬如，某某老师比想象中漂亮！)“推”送到那三块大屏幕上，KK发言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在一块屏幕上嚷着：有英文好的吗？我们自己翻译吧！发言结束，女翻译竟然忘了KK最后一段说的是什么，她略带尴尬地对台下解释：怎么会觉得有点紧张啊？我都身经百战了！
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讨论，好几位嘉宾显然是微博控，上台和KK对话时，也还在不停地刷着微博，人们刚听完他们发言，就在大屏幕上看到他们自己发出的文字版。一位嘉宾干脆向KK提问：我们在台上还一直用着iPhone和iPad，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很疯狂啊？“其实”，KK刚准备回答，另一位嘉宾干脆起身对着他拍了一张照片，会场一片笑声。10秒钟后，KK的笑脸出现在大屏幕上。这对习惯了你说我听的人来说真是新奇，会场的中心消失了，言者和听者的界限模糊了，你是应该听他们说，还是看大屏幕，又或者直接自己上微博看呢？主持人胡延平也不得不几次挺身而出，阻止讨论往某一个方向流去，“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技术哲学，不是技术政治，不然，大家一会儿都翻墙出去啦！”
失控，去中心化，群氓的智慧，KK当初的预言在互联网上一一得到了印证。如果说早几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中国网民对此体味还不够深刻的话，那么随着微博走向全民，时间开始了。那些大人物们，带着骄傲来到这里，以为可以像在机场书店的屏幕里，或者像在某个大戏院一样一人说个不停，结果一个个阴沟翻船，“现了原形”。一个斑点大的蜜蜂只有6天记忆，而作为整体的蜂巢所拥有的记忆时间是3个月，你还想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吗？
你也许可以制造热点，发起攻势，但一旦雪球滚动起来，它的方向和潜在的力量就变成了未知数，谁知道有什么会“涌现”出来呢？草民们获得了力量，“第一个买传真机的人，一定是个傻瓜，但是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传真机呢？”KK说，“使用服务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大，在数字时代，很多小的变化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一旦进入某个体系，就能引发巨大的效应。”
围观改变中国，这句话听起来不再像一句妄语了。
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
1969年，KK还是个17岁的嬉皮士，对一切控制都很反感，他不喜欢苏联，认为这样的国家不会持久。他记得曾经对父亲说，苏联迟早会崩溃的，然而他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他对美国同样感到不耐烦，认为这个国家的社保系统也会难以维持，“你每年都把钱交给政府，让政府保管，然后在你老了以后期待这个政府把钱交还给你？这样的事情，切。”他嗤了一声，“嬉皮士们天然觉得控制是适得其反的，这也是我的书名叫《失控》的原因，这是我最基本的哲学。”
他没有去读大学，而是去了亚洲，那时他是一个没钱的自由摄影师，他背着包从日本走到伊朗，经常在东方的庙宇里过夜，每年只花2500美元，带回36000张照片。他读了甘地的自传后有了皈依宗教的想法，却成了一名基督教徒，“我知道这有点奇怪，因为甘地是印度教的。也许是因为那本书在对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吧，毕竟我是成长于基督教文化之中。”
他眼见着日本变成了世界强国，台湾也从破败落后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如果说1970年代在亚洲的游历给他带来了什么，那就是不可救药的乐观。在去往长城的车上，他问4个年轻人：“你觉得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一个人回答更好，一个人回答不确定，另外两个人则表示虽不确定，但可以做些什么让它更好。“我认为毫无疑问中国会变得更好，”他说，“也许在某个地区、某些时候它会变坏，但我们把所有进步和退步的地方加在一起，它会越来越好。”
1979年，KK回到美国，在完成一次长达5000英里的单车旅行后，他开始关注技术。整个1960-1970年代，技术在西方世界有着糟糕的形象，它被认为是推土机一类的东西，是工业的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源头，但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技术变得不那么粗大笨重，“从1980年代初，我开始认为，科技应该具有人性的面孔，嬉皮士好像都不太喜欢大的技术，而喜欢小的技术。”
“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KK写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灰色冰冷的钢铁世界。相反，我们的技术所引导的未来，朝向的正是一种新生物文明。”
开放仍是互联网的主流
12月3日，KK第一次登上了长城，他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橙色羽绒衣，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头，只有脚力还能看出当年背包客的风采，一路不停地有小贩兜售纪念品，他三两步就把对方甩下了。好几次，他站在垛口向关外眺望，风吹起了他的胡须，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寒冷，他的面颊变得通红，“你们觉得长城真的可以起到防御作用，真的守得住吗？”
第二天他又回到了城里，在798参加一个公众交流活动，大老远赶来的年轻人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以前，没人愿意说他们是工程师，因为人们会认为他们在制造一些害人的东西，相当不cool。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技术变得更加柔和，人们开始想知道技术后面的故事。人们对谁制造了推土机没兴趣，却希望知道谁发明了某个软件。于是，这个行业，包括这个行业的人也cool了起来。”仿佛是为了证明KK的话，现场大屏幕蹦出一条微博：“本以为是Geek大会，没想到有那么多美女现身！”
人物周刊：在互联网的早期甚至是仅仅几年以前，免费和开放看起来还是互联网的未来，但是苹果公司的成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KK：没错，但是我想免费的趋势仍在继续。苹果是取得了成功，但苹果的成功与整个世界比起来，还只占很小的部分，苹果在iTunes上卖了数以十亿计的东西，但是免费的东西价值远大于此。我不太认为像苹果这样搭建一个封闭平台的做法会在未来成为主流，当然，它会成为某些人的选择，就好像一些人愿意购买非常昂贵的汽车，这一块的市场会非常之好，但其余大部分的市场不属于它。开放仍然会是互联网的主流，就像Android一样。
人物周刊：如果有一天乔布斯来向你征求一些建议，你会说点什么？
KK：他永远也不会来向我征求建议的。我采访过他，虽然我很尊敬他，但我并不喜欢他，我个人认为他是个混蛋(jerk)，他极其傲慢，让数以千计的人对他言听计从，让他们确信他想要做的，也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他个性非常强势，几乎不大会听别人的，虽然你可以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他。但既然你要问建议，(思考很久)我想其中一个大概是如何培养他的接班人，不然，他不在了，苹果也就完了。可我不觉得他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有没有什么理念，是你特别想让公众接受，但是失败了的？
KK：有不少，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在互联网上减少匿名。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取消匿名强制实名，而是认为匿名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大多数时候人们应该使用真名，这也是Facebook成功的原因之一。当然，这是双向的，不仅是民众和消费者，政府官员也应该透明起来，我是透明化的鼓吹者。总之，有人说了什么，就应该为他说的话负责。
人物周刊：你说自己也算一个Nerd(可以理解为对技术或者其他动脑领域格外有兴趣甚至迷恋的人)，想对中国的Nerds说些什么？
KK：首先，你们得知道，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Nerds，不必感到自己是异类。其次要记得，Nerds掌握着技术，可能有着巨大的力量，但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也许一些Nerds要求的是各种各样的权利，但不要忽视了责任，请正确和聪明地使用你们的能力。第三点是为成功做好准备，当然我并不了解中国的Nerds面临的很多具体困难，虽然我知道你们有审查，有GFW，还有版权问题。就美国最近20年在互联网上的经验来讲，很有可能情况是这样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变化了，但一旦有了变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之快，快到人们难以想象。你们会赚很多钱，但要记得还有比赚很多钱更重要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非常乐观的人，但我想知道的是，你对未来还有哪些担忧？
KK：对一些技术的发展，我确实有些担心，它们包括机器人智能、电脑病毒、基因工程以及纳米技术，它们的共同点是能够自我复制和生长，极小的变化便可能导致失控，因此隐藏着危险。虽然人们相信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但目前还没法解决。所以当我们在这几个领域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不会说不要去做，但我得说，应该密切关注和留意。
人物周刊：有没有可能技术的发展反而成为控制我们的工具，就像我们在《1984》和《美丽新世界》里看到的那样？
KK：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要永远牢记提防这种情形。但我认为与之相反的、反控制的力量也会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会占据上风，毕竟，控制比“放手(let go)”更难一些。
人物周刊：当你的孩子离家时，你送给他们一袋子工具，如果你要给中国的年轻人一些工具的话，你会给我们些什么？
KK：应该是一些实用的工具，比如锤子、胶带什么的，总之不必是那些高科技的工具，而是可以在宿舍里用得着的、可以修一些东西什么的。你知道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吗？没有这些工具之前，你不会想到用他们，一旦你有了，你会发现他们真的非常有用。我总是随身带着一把小刀，当然，我来北京要坐飞机，所以这次就没带来，即使我这一天只在办公室里坐着，我都会用它用上五六次，很难一一解释其用途，总之我开始用它之后，就离不开它了。
人物周刊：说说你应对信息过载的经验吧。
KK：把你自己解放出来，也许是一个月一次，也许是一星期一次，就像礼拜日一样。你会清空脑袋，重新认识自己，并且从另一种角度去看待科技。这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尝试新事物，但不要想着尝试一切，如果你整天都和科技打交道，可能会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了。所以，试着把你的手机放下，去林中徒步吧。
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人物周刊：宗教对你的影响？
KK：我很晚才皈依基督教，宗教让我试着去理解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它不只是给了我一个答案，更重要的是，有了信仰，我不再畏惧提出那些科学上不大会提的问题。我们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机器人，而机器人也会创造更多的机器人，我们就是它们的上帝，我们会明白做一个上帝意味着什么，怎么当一个好的上帝，宗教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这是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科学的角度去思考上帝。
人物周刊：你曾说过，科幻作家是当代的神学家。
KK：因为他们在探索着真正的大问题，比如宇宙如何起源、意识的本质是什么等等，他们创造了种种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会考虑如果不只是生物才有意识，技术产品也有意识会怎么样，如果人类可以获得永生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能永不遗忘一切事情又会怎么样，这些正是以前神学家才会提的问题，但是神学家们现在都不考虑这些大问题了，他们都研读圣经去了。而所有科幻小说累积起来，其实给了这些大问题一些相当有趣的答案。
你读过奥拉夫•斯蒂伯顿(Olaf Stapledon)的作品吗？他就是一种对人类的未来具有宇宙视角的观照。我想，在造物的进程中，我们只是其中一种有灵性的生物而已，我们制造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们究竟想要什么？我想我们不只是属于家人朋友，也不只是属于国家甚至地球，如果放在星系的层面去看，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特别，在宇宙的其他角落一定有其他生命体和智慧文明，我们只是茫茫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你明白了这些，会更加谦卑。
人物周刊：科幻和宗教，哪一个对你影响更大？
KK：噢，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两者对我影响都很大。
人物周刊：问KK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KK：你心目中的英雄是什么？或者，如果你有一个愿望，能实现任何事情，那是什么？
人物周刊：我们想听听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KK：第一个问题是哲学家梭罗，我一直很推崇他。如果只能实现一个愿望的话……(想了很久)可能其中一个答案是，让每个人都多活20年，也许会发生一些事情。
互联网专家凯文·凯利：我用思考让上帝惊喜编辑本段回目录
将生命的力量释放到机器中的同时，我们就丧失了对它们的控制，但这却是一个最美妙的结局
本刊记者/袁野
2010年12月4日，北京798的尤仑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里，凯文。凯利(Kevin Kelly)和曾任谷歌中国区总裁的李开复以及3G门户网总裁张向东在台上坐而论道，台下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听众，连场外的广播区也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一个由少数大公司掌握着通往某类信息的途径的今天，互联网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开放？”李开复突然发问。“这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凯利不得不承认，“我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向更多围墙圈起来的一个个封闭小空间，另一条是回到有更多开放性的状态。不过我想，我们已不太可能再拥有一个完全平等化的互联网了。”
38年前的凯利也许压根没想过，自己的生活有一天会和这个世界上最前沿的技术如此紧密地挂钩。彼时的他20岁，迷惘，从大学休学一年，在海边日夜读书寻求内心的出路。那个时候的美国，越战还在进行中，国内反越战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而冷战的阴云越积越重，美苏之间剑拔弩张。那时的凯利，觉得科技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他不知道自己和他的同类要去向哪里。
凯利生于1952年，喜欢被人称为“KK”。他是美国著名的互联网生活杂志《连线》的创办主编，身兼作家、摄影家、自然保护者等数重身份。不过，KK最看重的是“数字文化”(Cyberculture)的观察家和参与者——并以此身份提出了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前卫最大胆的科学预想之一。
1994年，凯利42岁，这个大学辍学生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大部头著作《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Out of Control: 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讲述了“去中心化”的失控状态将如何引导互联网走向生物智能化。凯利称之为“新生物文明”，并认为人类将走向和机器一同进化的阶段。
而此时，互联网在美国也只是刚刚兴起。人们在兴奋地谈论着信息高速公路，甚至还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信息爆炸即将来临。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凯利却已经提出了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概念。对于当时的世界，这些概念似乎太过“失控”，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尽管十多年后，这些概念正在逐渐变成现实。
16年后，凯利的这本“旧作”终于被翻译成中文，由新星出版社在国内出版。不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凯利当年提出的想法一点都不过时，而其深刻的洞见，在未来很长时间应该还会给人们巨大的启发。对此，凯利自己亦非常自信。“我在1990年开始写这本书，这本书在今天与20年前同样有效，需要更新的仅仅是一些事例。”
凯利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最初的销售成绩并不理想，但敏锐的思想一定会找到它敏感的知音。1999年上映的《骇客帝国》将该书列入了该片演员必读的3本书之一。基努。里维斯曾透露，导演告诉他在读完《失控》及另外两本书之前，不要翻开剧本。而在该书出版后的十几年间，其思想也不断地震惊着接触到它的人们。2006年，《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在亚马逊网站上评价该书是“少有的一年比一年卖得好的书”，“那时人们还无法想象博客和维基等大众智慧的异军突起，凯利却分毫不差地预见到了。这可能是过去10年来最聪明的一本书。”
这本书具有近似《资本论》的分量
“这本书具有近似《资本论》的分量。”该书中文版的策划编辑黄欧对《中国新闻周刊》评价说。
“在我读过的书中，可以说，没有一本能像《失控》这样引起我的共鸣，使我能藉以印证过去所学所得以及所经历的，并指导我未来的旅程。”赵嘉敏， 该书的审校，著名的翻译网站“东西网”的创始人，如是评价。而在组织该书的翻译过程中，赵嘉敏也结结实实地体验了一把“失控”和“去中心化”的状态。
《失控》的翻译工作从2008年5月就开始了。当时赵嘉敏及其团队在评估原作后认为，这样一个“大部头”，绝不能采用多人协作的方式，否则很难 保证质量，因此他们将该书交给了一位身兼清华数学系学士和北大哲学系准博士学位的译者。然而，半年过去了，翻译进度大大落后于计划——只完成了初稿的四分 之一。赵决定铤而走险，通过网络社区公开招募，选定了另外8名译者。这个由大学生、老师、公务员及其他职业者组成的虚拟团队很快进入了工作状态。而从组成 之日起，他们也进入了一种“失控”的状态。
团队创建了维基页面和Google小组，将《失控》原文的章节贴在网络上，译者可以自由认领自己喜欢的段落，所需要的只是在维基页面的章节后面 标上自己的ID。有的译者会小心翼翼地认领半章，而有的译者还会从别的译者手中“索求”自己喜欢的部分。赵嘉敏要做的，只是认真地维护一张进度表格，每周 向组员们汇报进度。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中，仅仅过了一个半月，全书的初稿竟然就奇迹般地完成了。随后，小组又进行了两轮互校及一次润色，并为 该书贡献了400多个注解，长达700页的第一版的中文《失控》用了5个月的时间就诞生了。
对此，凯利感到既惊喜又惊讶。按他的说法，《失控》的中文版并非由一位专业的作者来完成，而是由一些业余爱好者通过一个非常松散的去中心化的网络协作完成了，这正好是他在书中描述的“蜂群思维”的体现，或者叫做“众包”。
“这是一个白痴的选举大厅，由白痴选举白痴，其产生的效果却极为惊人。这是民主制度的真髓，是彻底的分布式管理。”凯利在书中写道。在他看来， 当按照一定规则行事的个体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像蜂群一样的效果，虽然没有中心，但却可以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他借用美国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 在《作为有机体的蚁群》中的观点支持自己：无论从哪个重要且科学的层面上来看，昆虫群体都不仅仅是类似于有机体，它就是一个有机体。而凯利，则将这个观 点，推广到了互联网和机器上。
凯利认为，互联网带来的“去中心化”，使得网络终端连接的世界，也在整体上具有了生物的智能性。“当人造与天生最终完全统一的时候，那些由我们 制造出来的东西将会具备学习、适应、自我治愈，甚至是进化的能力。这是一种我们还很难想象的力量。数以百万计的生物机器汇聚在一起的智能，也许某天可以与 人类自己的创新能力相匹敌。”他在书中论述道。“将生命的力量释放到我们所创造的机器中的同时，我们就丧失了对他们的控制。”“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个最美 妙的结局。”
凯利的观点显得惊世骇俗，而赵嘉敏却认为，这很像中国传统哲学中“周而复始”和“物极必反”观点的科技化版本。“凯利认为，总体上，技术越来越 接近生命系统，越来越有机化了。技术的发展好像离自然越来越远了，但其实是更接近自然的生命系统了。”赵嘉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现另一个亚洲
凯利说他少年时的梦想是给自己建一座完全“绿色”的房子，只依靠绿色能源就能自给自足的房子。不过，在实现这个梦想之前，他离开了美国，只身来 到亚洲。“我读到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他在诗集里描写路途中遇到的各种人，农民、渔夫、矿工。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觉得自己也非旅游不可。”凯利说。
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台湾读书，凯利决定去亚洲旅行，而他第一站则选择了香港和台湾——尽管之前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从未吃过中餐，只认识一个中国人。从此，这个20岁的美国年轻人开始了长达8年的亚洲“游侠”生涯。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尚未西方化，展现在凯利面前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秩序井然的西方世界相比，亚洲显得混乱和无 序。然而，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下，一切又显得相安无事。“亚洲给了我新的视角”。这一切，令凯利着迷，也使得他的旅行充满了冒险色彩。
“在那之前，有特殊技术或者有钱的人，才能进行这种旅行，”凯利说，“而在那之后，旅游则变得既便宜又舒适。”而凯利的亚洲生涯，则完全是在充 满未知的状态中进行的，“没有计划也没有目的，根本不知道下一站会遇到什么”。同时他还没有钱。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凯利会间或回到美国找份零工，攒够 钱又继续回到亚洲。
凯利一路走一路拍照，这些照片在多年后集结成了一本叫《亚洲的优雅》的摄影集。不过，这一切在他27岁的时候宣告结束。那一年，因为意外地在耶 路撒冷经历了一场“神奇的宗教体验”，凯利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并决定像一个只有6个月寿命的人一样开始生活。他开始匿名捐钱，看望亲友，学会了与 父母和平相处。
1980年，他回到了美国，这个与西方世界脱离了8年的穷小伙开始接触电脑，学习使用电脑的各种功能整理自己的文稿和摄影作品。“在这之前，我 认为技术是冷冰冰的东西，没有人性的东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然而，“当我将电脑链接上电话线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网络对我来说，就像是一 个新的国度，另一个亚洲。”凯利回忆到。他开始用电脑写作游记，也开始用电脑写作关于网络的一切。
1984年，他为《新时代期刊》(New Age Journal)写了一篇封面故事《网络国度》。“我以写作旅行手册的方式向人们介绍网络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凯利说。这一年，他读到一本关于黑客的书， 于是产生了将书中提及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起的想法。因此，全球首届“黑客大会”在凯利和他的同事们的努力下在加州召开了。一年后，著名的《连线》杂志也在 凯利和他的朋友手中诞生了。
“我发现网络非常地具有社会性、人性，非常温暖。”凯利说，“它是有机的，好像是科技的另一张面孔一样。”凯利说，网络生活改变了他对科技的看 法。1987年，凯利得知一个叫做“人造生活会议”的科技会议在墨西哥召开，没钱住旅馆的他，背着帐篷就出发去参加会议了。他将会议讨论的话题发到网络 上，收到了大量反馈。“我后来觉得有必要将会议中那些观点写成一本书。”他说，“这次会议给《失控》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不过到真正动笔，已经是3年之后。在这3年中，凯利参加了数次相关的会议，采访了一个又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人。在积攒够资料之后，又花了4年时间，写作《失控》。“当然，我并不是全职在写这本书，我还得为《连线》工作。”凯利笑着说。
尽管对网络洞察非凡，但在现实生活中，凯利却似乎经常有意和科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没有智能手机，甚至几乎不使用笔记本电脑。
“这可能和我的宗教信仰有关。”凯利解释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每周日一定不会工作，而要去做礼拜。但这并不意味我厌倦了工作。相反，我用这一天去反思，确认我做的是否是正确地工作，以确保下一周我能够更好地工作。”
凯利说，有时候和科技保持一点距离，就像每周日停止工作一样，只是给自己一个确认方向的时间。
很明显，基督教在凯利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思考着整个人类的未来，凯利却认为自己只是在完成让上帝惊喜的使命。
“上帝赋予了生物自由意志，而他赋予生物自由意志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去创造其他东西，那些他没有直接创造的东西。他说，‘我给了你们自由意志， 现在你们为我创造惊喜吧。’”凯利说，“而我们人类的任务，就是给上帝创造惊喜。因此，我们将会制造机器人以及其他人工智能机器，它们也将带给我们惊 喜。”
《连线》杂志主编凯文·凯利：出版不死编辑本段回目录
直接影响电影《黑客帝国》并预言了Web2.0时代到来的互联网文化专家凯文·凯利目前正在北京，并举办了多场规模颇大的公开活动，这位前段时间因为“Web已死”说法而引起巨大争议的《连线》杂志主编此行表示，出版业等靠内容为主的行业，可以凭借制作不能复制的东西而在互联网时代中取得价值。而凯文·凯利的《失控》日前由新星出版社引入国内。
“内容不会被复制取代”
凯文·凯利携代表作《失控》中文版来华，上周六，他与李开复、张向东等人在尤伦斯艺术中心对话。凯文·凯利针对李开复就出版界面对数字时代的危机和挑战的问题时表示，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复印机，任何东西与其接触，便会被广泛地复制，但是，出版界等靠内容为生的行业，还是可以通过制作不能复制的内容而重新获得价值。
他举例说，人们可能会花两个小时下载免费的《国家地理》杂志，但同时也有人会花钱去购买两分钟就能下载的版本，实时性令内容制作变得重要。此外，人们不去寻找免费的版本，而是花钱去亚马逊网络书店买书，一个原因在于网站的个性化服务。凯文·凯利表示，现在《连线》通过Ipad所赚到的钱，已经高过实体杂志的盈利了。
“Web已死”指流量下降
《连线》杂志前不久推出“Web已死”的专题，引起巨大争议。前晚，凯文·凯利在人大演讲《Web已死？》，他表示，人们对这一专题存在误解。“Web已死”，指的是静态的页面相对流量在下降，“Web(网页)并不是我们进入互联网唯一的入口，也不是最主要的入口”。他以社交网站Facebook等举例说，“各家公司都会建立一个自己的所谓高墙围起来的花园。”而公司控制的互联网围墙也并不代表互联网整体开放的趋势，而像苹果公司等则完全是另类的“个人王国”。
凯文·凯利被人昵称为KK，创办并主编了《连线》杂志，并发起了首届黑客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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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协作”译成《失控》
1994年，凯利出版了自己的代表作《失控》，这本书被电影《黑客帝国》导演认定为主要演员的必读物之一。在《失控》中，凯利借蜂巢、鸟群等有机的生态现象比喻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复杂系统的发展。
凯利在该书中认为互联网类似生物进化，以并行式而非中央控制的方式由简单到复杂进化，其演化过程无法进行控制，但是却会生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巨大力量。
日前，凯利对记者表示，虽然这本书写于十多年前，而互联网发展迅速，但他并没有需要纠正的地方，因为书中大部分提到的复杂系统现在都还未见踪影。
中文版《失控》由新星出版社引入，厚达50万字，由多位译者通过网络协作集体译成，凯利对此表示，协作式合作能做的比人们想象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