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产业外迁编辑本段回目录
迁移
纽曼公司于1996年成立于北京，产品涉及移动存储、汽车导航、手机、电脑等。早在2005年左右，纽曼的产品包括MP3、移动存储产品等，在同类产品销售中，已经名列前茅。
不过，这家在北京创立、成长起来的企业，却开始从北京迁移。
2007年6月，北京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与长沙市开福区政府达成协议，纽曼总部将会搬迁至长沙。
在此项消息公布后不久，根据长沙市政府公布的信息，2007年6月29日，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2500万元。
而纽曼在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197亩土地，约131399平方米，其厂房设施建筑面积达到400多亩，该项目于2007年7月正式启动，2009年3月开工建设，拥有15条国际先进水平的自动化产品生产线。
如果是北京要获得同等面积的土地，代价必然是昂贵的，而在长沙，情况则大不同。
与长沙签订合同后，纽曼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湖南在招商引资环境和政策方面提供了很多优惠，是纽曼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北京市工商局查询到的企业信息，2009年12月14日，湖南纽曼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注册成立，其办公地址位于上地嘉华大厦D1005，而北京纽曼公司的办公地点是嘉华大厦D1004。
不过，纽曼南迁，更多的是一种拓展。2010年底纽曼副总裁吴广祥表示：并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长沙去，纽曼的研发和开发工作一直是在深圳和北京，北京一直是纽曼的研发中心，产品的前期研发则放在深圳，这是不会变的。我们只是把产品加工这一块放到湖南去，因为在湖南我们有自己的工业园。
正是南迁使得纽曼迅速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建设，2009、2010年，纽曼在原有产品线基础上，布局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线。
挤出效应
正略钧策资深顾问张辉认为，随着城市的发展，确实会出现产业外迁的现象。以一线城市为例，传统制造业的外迁已是必然，资金密集型、智力密集型行业如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留了下来。
张辉表示，以北京为例，中关村区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关村最早以展品展示、贸易为主，而现在变成以研发为主，产业升级的效果很明显；此外，珠三角、长三角同样遵循了这样一条产业更替的道路，最早期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加工、制造为主，地方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人口就业的问题，后来才开始转型。“从高中低端产业来说，高端产业包括金融服务、管理咨询、信息产业等资本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产业，中端产业包括高端的制造业，属于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同时存在；低端产业则是指劳动密集型行业。”张辉表示，同样，这些产业按高、中、低端来看，其对成本的承受能力的高低，也遵循了这一规律，而这些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居住办公成本、交通成本等。
实际上，不仅传统制造业在北京离开，从纽曼总部南迁来看，智力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同时并存的中端行业，也在离开北京。
根据本报记者从天津某开发区了解到的信息，包括国内一流的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等纯粹的智力密集型企业，也计划在天津开辟重要的业务阵地。该开发区招商负责人表示，许多有意向的企业，都是来自一线城市。
而北京甲级写字楼市场的变化，也能为北京产业的分化提供一定的佐证。
世邦魏理仕办公楼服务部董事黄蔚说，今年一季度和去年四季度比，情况就已经大不同，简单说现在已经不是看出租率，而是看谁的租金贵。去年租金还是200元/平方米/月，现在就已经到了300元/平方米/月。“由于租金快速上涨，现在反而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开发商不再看企业资质、属于哪一类行业，谁付得起租金，就租给谁。”黄蔚说，现在市场需求量的旺盛可以说前所未见，需求量主要来自PE、私募、投资、银行、能源、制药等行业，并且是以中资企业为主。
在以往的甲级写字楼市场中，外资公司是最主要的客户源之一。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黄蔚表示，现在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中资公司的崛起，他们做决定快、给的租金高。金融危机之后，甲级写字楼租赁市场，中资公司就比外资活跃，而这些中资公司以金融业为主。
不仅如此，中资公司在甲级写字楼租赁中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以金融街为例，去年的成交量中，一半以上的成交都是中资公司。”黄蔚说，以位于金融街的甲级写字楼太平洋保险大厦为例，该写字楼于去年10月正式面向市场招租，总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今年2月已经满租，全部租户都是中资公司，主要是金融机构。目前，该写字楼租金达380元/平方米/月。
黄蔚表示，据她目前所知的租赁需求在1万平方米以上四个大单租户，分别是两个央企、两个跨国公司。
在甲级写字楼市场，租金高企以及金融、银行等实力丰厚租户的争夺，实际上已经在逐步挤压一些竞争力相对较弱的行业。
以IT行业为例，以该行业的传统来看，其要求租金相对较低，又希望有好的办公环境、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此外，和银行、咨询等行业不同，IT行业一般还需要生产投资部分，有研发和生产成本。
黄蔚表示，不久前其代理过一个电脑品牌公司的租赁交易，租赁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最后在一个郊区项目中成交。
随着核心商务区写字楼租金的上涨，“郊区化”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即搬迁到非核心商圈的写字楼，望京、酒仙桥等相对偏远区域已经显示出其吸引力。“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发达国家的CBD入驻行业是比较集中的，以银行、咨询、投资行业为主。从这一点来看，北京目前还比较多元。”黄蔚说。
随着城市的发展，办公租金以及居住、生活成本的不断上升，北京的产业挤出效应还将进一步进行。
北京市人大代表：员工买不起房 企业欲外迁编辑本段回目录
“目前北京出现新一轮人才外流趋向。”昨天（1月15日），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城市学院院长刘林表示，在其对17个成长型高科技企业的调查中发现，由于科技人员等中层次收入群体买不起房，员工普遍缺乏幸福感，一些企业萌发了外迁北京的念头。
“收入不上不下很困难”
刘林代表在去年10月份专门对中关村、望京、上地等高科技聚集地的17家企业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发现，这些企业聚集的人才大部分是年轻的研究生和海归人士，“他们的收入属于中等水平，按照他们的收入要想在北京买房比较困难。”刘林说，现在能买得起房的大部分是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国家有一套保障措施给予保障。
“中等收入者处在不上不下的阶段，很困难。”刘林称，由于买不起房，员工普遍缺乏幸福感，人员流动很大。“为此企业也开始萌发外迁北京去一些中小城市发展的念头。”刘林认为，这样的结果将对北京的发展不利，“流动出去的都是新兴的高科技人才。”
“教师也存在这个问题”
目前教师群体也存在这个问题，“原来高校还设有教师公寓，现在教师普遍买不起房。”刘林认为，北京保障经济房政策应该调整，“既要考虑低收入群体，也应该保障中层科技人员和教师。”今年两会上，刘林代表准备提交《建设教育、科技人员专用保障住房》提案。
刘林说，应该将教育、科技人员等中层收入群体列入市政府工作议程，纳入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中。
“还要扩大保障人群范围。”刘林说，目前在北京的科技人员有很多并没有北京户口，北京应该出台相应措施，专门为这些中层次收入的科技人员建设公租房，“让他们能以比较低的价格租房住。”
由于买不起房，员工普遍缺乏幸福感，人员流动很大。为此企业也开始萌发外迁北京去一些中小城市发展的念头。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城市学院院长刘林
花絮
“我不是领导是人大代表”
“我的身份不是卫生局领导，而是人大代表。写稿子时，一定记得哦。”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卫生局副局长毛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本报记者 刘泽宁
“评估办理结果不能太简单”
市政协委员刘一兵说，每年的提案办理时相关部门态度都很好，承办单位会出一个单子，让委员们填意见。但是意见选择只有同意和不同意两种选择，我认为在评估上不能这么简单，有些提案办理情况，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承办单位确实做了工作，委员们不好说不同意，但完全同意又不合适。
本报记者 郭超
委员建议
“福利明补可缓解人口压力”
市政协委员安建军表示控制人口一要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二要提高生活成本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北京市政协委员安建军表示，北京要在未来控制人口的膨胀，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一个是把相关福利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提高在北京的生活成本。
安建军委员接受采访时解释说，企业是最吸引人口流动的载体，北京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最能吸引人们前来就业。因此要将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北京，迁到周边地区。
安建军分析说，这种方式对北京而言，可以减轻人口压力；对周边地区而言，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虽然这些产业对北京而言是低端产业，但周边地区仍很需要这些企业前来投资建厂；对企业而言则可以降低成本，“比如在北京，工人每月工资要2000元，迁到周边地区以后，当地工人工资标准可以为1500元。”
对于“高福利吸引人口流向北京”的说法，安建军委员认为，这是由政策造成的。
他解释说，北京市政府要拿大量的钱补贴在教育、卫生、公交、自来水和用电上，“公交车现在很便宜，才四毛钱。”这些福利就使得北京的最低生活成本很低，“形成一个盆地，哪里的生活成本比较低，哪里就会吸引大量的人口。”
安建军委员建议，应将这些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比如说，可以把公交补贴由补给公交公司改为直接补给乘客。比如让学校放开学费，核算成本，假设学校一年学费两万，孩子要上学就按这个标准交费，但政府要将这笔资金拨到家长的账户上。”他认为，这样就不是所有在北京生活的人都能得到这些补贴，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针对“补贴”对象，安建军说，“不仅以北京户籍为标准，而且也要将为北京所做的贡献纳入标准。”福利的明补对象的非京籍人士要有正当职业，有三险保障和纳税证明。（记者杜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