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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文化》 发表评论(0) 编辑词条

《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 )是一本约翰·布洛克曼所作的讨论了诸多著名科学家的工作的书。这些科学家都用直接的方式与一般大众沟通他们新鲜的或者带争议性的想法。约翰·布洛克曼在边缘基金会的网站上延续了“第三种文化”这一主题,让最前沿的科学家和思想者在上面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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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第三种文化  
作者: 布罗克曼
译者: 吕芳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年: 2003-4-1
页数: 440
定价: 24.8
装帧: 精装(无盘)
ISBN: 9787544307147
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作者 John Brockman 
出版者 Simon & Schuster 
出版日期 1995 
ISBN 0-684-82344-6 
OCLC 35515680 

内容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洞察这个世界,谁更有发言权?是人文学者,还是科学阵营里的思想家? 而正在浮现的第三种文化,说明多数人有着追求新的重要观念的强烈渴望。代表这种新文化的一些科学家和思想家,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通过自己的工作和阐释性写作,向人们揭示”人生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这些深邃的问题。他们给公众指出了一种洞察世界的新途径。

作者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约翰·布洛克曼,布洛克曼是网络电子出版公司Content Com,Inc的创办人及董事长,经营书籍与软件版权代理。他所著作和编辑的书籍已达十九本,闻名全球的《EQ》一书,便是在他的催生与代理之下问世的。
“未来英雄”之一的杰伦·拉尼尔认为:“布洛克曼的支持与鼓励,成就了这个时代中介入文化、美学及精神领域的科学家与科技专家。他是个英雄,致力于使科学免于干涩无趣,使人文科学免于陈腐退休。 

在线版阅读 编辑本段回目录

《第三文化》和Edge.org所登的知识分子们的观点,诠释了“第三文化”的含义。这些知识分子包括:物理学家、进化生物学家(evolutionary biologists)、哲学家、生物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行为学家、人类学家以及科学记者。

1991年,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发表了一篇文章:《新兴的第三文化》(The Emerging Third Culture),引发了一系列正在进行的一对一讨论(1991年—1994年),其中,布洛克曼与许多“第三文化”科学家讨论了他们的著作以及本站收录的其他科学家的作品。于是有了《第三文化:科学革命之外》(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Simon & Schuster出版社,1994年)一书的出版,本书不是选集,也不是概览,而是对一种充满活力的新生体系的“活记录”(a living document of a dynamical emergent system),汇集了解答时代重要问题的第三文化思想家们的观点。在《第三文化》中,他们向公众、向彼此传达着自己的思想。这本书是对行动中的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展示。

The Third Culture
“《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以来最好的科普书。”——《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

本书包括的23位原创思想家包括:

Paul Davies 
Richard Dawkins 
Daniel C. Dennett 
Niles Eldredge 
J. Doyne Farmer 
Murray Gell-Mann 
Brian Goodwin 
Stephen Jay Gould
Alan Guth 
W. Daniel Hillis 
Nicholas Humphrey 
Steve Jones 
Stuart Kauffman 
Christopher Langton 
Lynn Margulis 
Marvin Minsky
Roger Penrose 
Steven Pinker 
Martin Rees 
Roger Schank 
Lee Smolin 
Francisco Varela 
George C. Williams

点此阅读《第三文化》在线版

目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引言 正在浮现的第三种文化
第一篇 进行的思想
第一章 乔治·威廉斯(George C.Williams)“信息包”
第二章 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生命史的图案”
第三章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 Dawkins)“生存机器”
第四章 布赖恩·古德温(Brian Goddwin)“生物学只是舞蹈”
第五章 史蒂夫·琼斯(Steve Jones)“为什么遗传多样性如此之多
第六章 尼尔斯·埃德雷奇(Nliles Eldredge)“词语之战”
第七章 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盖亚是头坚韧的母兽”
第二篇 杂牌机荟萃
第八章 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聪明的机器”
第九章 罗杰·单克(Roger Schank)“信息就是意料之外”
第十章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annett)“直觉泵”
第十一章 尼古拉斯·汉弗里(Nicholas Humphrey)“茫然时刻”
第十二章 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J.Varela)“显现的自我”
第十三章 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语言是人类的一种直觉”
第十四章 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意识涉及非计算的因素”
第三篇 起源问题
第十五章 马丁・里斯(Martin Rees)“宇宙全家福”
第十六章 阿兰・古思(Alan Guth)“后花园中的宇宙”
……
第四篇 什么是达尔文算法?
第十九章 穆雷・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琴学”
第二十章 斯图亚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自由秩序”
……
第五篇 不只是我们自己
第二十三章 W・丹尼尔・希利斯(W・Daniel Hillis)走向卓越“

约翰·布洛克曼:第三种文化 编辑本段回目录

第三种文化包括科学家及经验世界中的其他思想家门,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解释性写作,正逐步取代传统知识分子,向人们揭示生活的深层意义,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约翰·布洛克曼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精神生活的操练场发生了变化,传统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50年代所学的弗洛伊德学说、马克思学说和现代主义,都不足以让人能够成为90年代的思考者。美国传统知识分子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保守,他们不只对当代许多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一无所知,还(坚持这种无知并)为此感到自豪。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多属于非实证领域,且对科学不屑一顾。它用的是自己的行话,扫自家的门前雪。其主要特征是对注解加以注解,这种注解加注解的繁复膨胀,最终丢失了真实世界。

1959年,C.P. 斯诺(C.P. Snow)发表了《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是科学家的。他带着怀疑的口吻写道,30年代的人文知识分子趁人不注意时,自封为“知识分子”,似乎除了他们别无他者。“文人”所下的新定义将科学家排除在外,如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控制论学家诺伯特•维纳,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尼尔斯•波尔和维尔纳•海森堡。

人文知识分子如何做到这点呢?首先,科学界的人们没有充分地证明其作品的启示意义。其次,虽然许多卓越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和詹姆斯•金斯,也为普通大众写书,但是他们的作品被自诩为知识分子的文人所无视,且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和重要性也被当作是学术探索活动而不为人知,原因在于科学不是主流期刊杂志的关注对象。

在1963年再版的《两种文化》中,斯诺收录一篇新文章,《再看两种文化》。在该文中,斯诺乐观地提出,未来将出现一种新的文化,即“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能填补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沟通的鸿沟。在斯诺提出的“第三种文化”中,人文知识分子将与科学家平等对话。虽然我这里借用了斯诺的用词,但我所指的第三种文化不同于斯诺所预见的。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与科学家进行沟通。是科学家直接与普通大众沟通。传统学术媒体采取的是直线策略:记者加以捧高,教授加以贬低。如今,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常绕开中间人,力求以一种可行的方式,向以求知为阅读目的的大众表达他们最深刻的思想。

最近几本严肃科学作品的成功出版,只有因循守旧的知识分子会觉得意外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些书是偏离常规的,它们是用来买的,而不是用来读的。我不赞同。人们对新鲜的重要思想有着强烈的求知渴望,愿意努力让自己获得知识,这是第三种文化兴起的最好证明。

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能赢得广泛的兴趣,不仅仅在于他们的写作能力;传统上所谓的“科学”如今已成为“大众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写道“科学才是唯一的新闻。打开报纸,一眼扫过,那些有人情味的内容不过重复着老生常谈的“他说她说”,政治和经济的内容也是重复着同样拙劣的故事,时尚潮流不过是一种可悲的新鲜感幻觉,而只要你懂得科学,技术也是可以预见的。人类本性没有太大的改变;而科学的变化却是日新月异,这些变化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世界。“在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里,变化速度本身就是最大的变化。科学因此也成为重要的话题。

在过去几年里,获得报纸和杂志重点关注的科学课题包括: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人造生物、混沌理论、大规模并行计算、神经网络、宇宙膨胀、分形几何、复杂自适应系统、超弦理论、生物多样性、纳米技术、人类基因组、专家系统、间断平衡论、细胞自动机、模糊逻辑、太空生物圈、盖亚假说、虚拟现实、网际空间、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此外还有其它课题。对于这些思想,不存在什么经典作品集或公认的作品名单。第三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够容忍分歧,保留不同的人对哪些作品该得到严肃对待的不同看法。跟以往的智力探索不同,第三种文化的成就,并不是名流阶层争论不休的边缘性争论:它们将影响星球上每个人的生活。“

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包括沟通交流。知识分子不仅懂得知识,还要影响同代人的思想。知识分子能够综合他人的各种观点,能宣传并交流自己的思想。在文化历史学家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1987年发表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他哀痛一代公共思想家的逝去,痛心他们被冷血无情的学者所取代。雅各比说对了,也说错了。第三种文化思想家就是新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当今的美国是欧洲和亚洲知识分子的学术温床。这种趋势从二战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及其他欧洲科学家移民美国开始,并在苏联成功发射卫星后美国大学兴起的科学教育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动。第三种文化的兴起,提出了知识分子话语的新模式,重新确立了美国在某些重大思想领域的重要性。纵观历史,精神生活总带着这样一个烙印,只有少数人为其他所有人进行严肃的思考。我们正在见证的,是火炬从传统文人知识分子这群思想家的手中传递到一个新群体——正在兴起的第三种文化知识分子的手中。

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

1991


第三种文化和SFI编辑本段回目录

  最近读了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美国学者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写的《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第三种文化的代表人物们经常满怀感激地提到SFI。SM即圣菲研究所(Santa h lnstitute)(读者可参阅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为了讲清楚我的感受,需要把话题稍稍扯远一点。 

  写出《两种文化》以后,斯诺(C.P.Snow)在1963年再谈两种文化时,已经敏感地预见“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第三种文化”。他说:“谈第三种文化已经存在可能为时尚早。但是我现在确信它将到来。当它来的时候,一些交流的困难将最终被软化,因为这一文化为了能发挥作用必须要说科学术语。” 

  从1963年到今天,过去了四十年,斯诺的预见得到了相当可喜的证实,一大批为了沟通两种文化交流的作品相继涌现。霍金(Stephen Hawking)的《时间简史》,霍兰(J.U,Holland)的《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涌现——从混沌到有序》,道金斯(Richar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伊甸园之河》、《解析彩虹》,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的《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哈肯(Herman Hak-en)的《协同学》,普里高津(1lya Prigogine)的《从混沌到有序》、《探索复杂性》、《确定性的终结》……等等。在这些精彩无比的书中,作者试图与公众交流,而且也互相交流他们对科学进展的看法,并力图使艰深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公众所理解。 

  正是在这样一种势态下,布罗克曼于1995年写了《第三种文化》一书,宜称第三种文化"iE在浮现”。布罗克曼写道:“第三种文化的出现引入了崭新的文化研讨模式,重新界定了美国重要的思想领域的卓越人物。……我们正亲眼目睹着思想家的火炬传送,从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到一组新人,即渐渐浮出水面的第三种文化的知识分子。” 

  那么,第三种文化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有哪些特征?根据第三种文化代表人物们的意见,大约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首先,第三种文化的知识分子来自科学家,但“不是典型的科学家,而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涉猎领域更广泛的人,他们发现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并不符合本专业的课题结构。” 

  被布罗克曼视为第三种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盖尔曼(196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对这种科学家作了一个形象的描述,他在《夸克与美洲豹》一书中写道:这些科学家“常常和某种思维风格有关。尼采把思维风格分为两类:一是‘日神’(Appoloni-Q1,),这种风格擅长逻辑、分析,考虑问题比较冷静;另一是‘酒神’(Dionysians),这种风格更习惯于直觉、综合和情绪激动。有时很粗浅地用这两种特性区分左脑和右脑的用途。但我们当中的某些人似乎属于另外一种,即‘奥德赛’(Odysseans)型风格。具有这种风格的人在需要将各种思想连接起来时,可以将日神和酒神风格联合使用。这种人在传统的研究所里常常感到孤独,但在SFI却可以找到如鱼得水的环境。” 

  SFI研究所是1984年在盖尔曼的帮助下创建的。这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有点像一个家庭。研究所中只有3个任期为5年的教授,其他的人都是访问学者。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在研究所停留的时间有的只一天,有的逗留一年,其中有些人经常来访,例如后来成为第三种文化代表人物的霍兰、考夫曼(Stuart Kauffman)、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罗(K,Joseph Ar-row)等等。研究所经常举办各种专题学术讨论会,会期有的只一天,有的则为一至二周。SH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许多出色的科学家和学者渴望“偏离、逃离”他们原来的研究领域,但在专业研究所里不可能做到。而在SH,来访者可以自由地思考和交流,经济学家可以大谈生物经济学;物理学家可以把“吸引子”用到经济学领域;总之,$FI里出现了一大批第三种文化的中坚分子,是第三种文化产生的温床。 

  由于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领域极广,所以谁也不能自称什么权威。正是这种特点,形成第三种文化的另一大特征:容忍异己。布罗克曼说:“第三种文化的力量恰恰在于它能容忍异己,使得不同的观念都能得到严肃的对待。不同于以往的智力探索,第三种文化的成就,并不是在主流保守阶层中所常见的那种争论不休的边缘性争论,而是这些成就将影响这个星球上所有人的生活。” 

  正因为第三种文化的包容性,所以它不会像学院派那样居高临下,那样由于“过度的解释”而使得日渐膨胀的注释条目蜿蜒伸展,越排越长,直到真实的世界无处寻觅。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是贴近真实世界的大众知识分子。 

  有人奇怪盖尔曼为什么把SFI设立在偏远的圣菲,而不设在东海岸高等教育高度发达的地区。盖尔曼对此回答说:“我们没有将这个研究所选址在靠近哈佛或者斯坦福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有来自已经被接受的思想巨大压力,这些思想被整个团体接受了因而难以对其提出挑战。在圣菲,我们能够自由地思考和交谈,只受限于与现实的一致和吻合(只要与现实一致)。” 

  这一观点很值得我国学者的思考,因为我国目前对第三种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大都集中在几个文化重镇如北京、上海等地,这些地区的学者即使对第三种文化情有独钟,想进行一些研究或实践,但在传统的两种文化的夹击之下很困难,有可能消失,或者变味。这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言,盖尔曼尚且有这样的担心,更何况我辈! 

  第三种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它特别重视复杂性和进化机制的研究。布罗克曼对这一特征作了如下说明:“从第三种文化诞生了一种自然哲学,它建立在对复杂性和进化的重要性认识之上,非常复杂的系统,不论是生物体、大脑,生物圈,还是宇宙本身,都不是靠设计构造出来的;一切都是进化来的。已经有一套新的观念来描述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智和宇宙,以及所有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正是这些正在做研究和创作自己著作的科学家们,把握着我们时代的方向。” 

  以上谈的是对第三种文化粗浅的认识。尽管第三种文化如布罗克曼所说“正在浮现”,它的鼓吹者也极力指出第三种文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也对第三种文化的前途表示谨慎的忧虑,这种忧虑恰好来自传统两种文化的两方。 

  一方的威胁来自传统的人文知识分子。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几乎是愤怒地说:“英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肯付出一点努力去理解科学,他们明显地感到近期的图书,如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ABrief History ofTime)中提出的问题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有些反响似乎源自面对这种无知而产生的无助感。‘我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说,‘但我搞不懂这些。所以它一定是胡说八道!’几年前,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起伏的消息公布后,颇有影响的知名记者伯纳德·列文(Bernard Levin)就把整个宇宙理论研究当成了垃圾,认为不值得被当作重要评论。比如他说,大爆炸理论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证据;他认为这个理论的许多所谓证据,实际上都是一种误导。另一个把科学家当靶子的记者是布赖恩·埃普利亚德(Brian Appleyard),他在其畅销书《理解当前》(Understanding thePresent)的前言中写道,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他采访霍金后内心感到愤怒。看到科学家狂妄到要对诸如上帝、存在以及人性等深奥的问题发表意见,他感到不安。意义重大、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对这些发现的反应却是一种不由自主的防守反击,这不由得令人印象深刻。科学家年复一年地被忽视,因为没有人倾听他们;现在人盖尔曼也颇有同感地叹息说:“不幸的是,艺术人文领域里有人以几乎不知道科学技术或数学而自豪,相反的情况却很少见。你偶尔会遇到一个不知道莎土比亚的科学家,但你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以不知道莎士比亚为荣的科学家。” 

  另一方的威胁来自科学家的阵营。丹尼尔·希利斯(W.Daniel Hillis)曾深怀忧虑地说:“第三种文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科学家清楚地向非科学界人士解释他们的思想时,经常会受到其他科学家的蔑视。当有人像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或道金斯那样表达能力特别强时,另一些科学家会有点妒忌,因为这两个人正在向公众解释我们正在争论的重大问题。生物学领域更是如此,生物学界总觉得科学家不应该宣扬学界中的丑事,因为右派宗教势力一直在进化论学派间的争论中寻找什么,从而作为他们神创论的证据。生物学界的一个强大的思想学派认为,绝对不能公开质疑达尔文,但‘普及工作者’在科学家之间通常也确实是个轻蔑的称呼。普及工作者就是以人们能理解的方式解释问题的人。我想,科学家不尊重这样的人,这很荒唐。对任何别的领域来说,向国会议员解释为什么你做的事激动人心、美妙无比,将被视为是对这个领域的一项贡献,而在科学界,你将受到如同某种神秘俱乐部里的背叛者般的待遇。” 

  希利斯说的正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事情。有两件事我记忆深刻,一是1988年,我请一位大学同班同学(当时是研究规范场的副研究员)写一点东西;深入浅出地向公众介绍一下他研究的领域的成就和意义, 他回答说:“如果我写了那样的文章,我永远别想当研究员了。”二是在我评教授职称时,发生过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我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不能算数,但发表在《大学物理》上的文章可以算, 虽然文章内容都是物理学史方面的研究。 业内人士都知道,《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文章很不容易(记得该杂志有一个规定:每一位作者一年只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但在物理系却只看刊物名称上有没有“物理”两个字。偏见之深,可见一斑。 

  的确,第三种文化要想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承认,还有许多事要一步一步地去做;还有许多严重困难得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如果我们国家也有一个SFI这样的研究机构,并且设立在兰州;昆明……,也许能够使第三种文化在我国也尽快地、健康地“浮现出来”。 

   (约翰·布罗克曼:《第三种文化——洞察世界的新途径》,吕芳译,海南出版社,2003;M,盖尔曼:《夸克与美洲豹——简单性和复杂性的奇遇》,杨建邺、李香莲译,湖南科技出版杜,1997) ▲博览群书

纽约时报:我们的两种文化 编辑本段回目录

文学理论中很难会看到像“两种文化”这样留存很久的学说。而这正是C.P.斯诺针对他认为科学与文化间存在危险的断裂关系而提出的。然而很少有读者愿意在看完这个标题后去阅读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鲜明主旨的标题却仍然使读者觉得烦心呢? 

50年前(译注:本文发于2009322)的五月,身兼多重身份(英国物理学家;文官;小说家)的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次名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之后这次演讲被整理成册。斯诺最著名的感叹“整个西方社会的文化生活正在被分割为两极群体”正是涵盖了科学家群体和人文学者群体的二者。斯诺更多的是指责人文造成二者间“相互缺乏理解而产生鸿沟”。斯诺还表示那些知识分子会因不理解科学(比如说问是否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而陷入尴尬,“这种问题就是把‘你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吗’转换成科学语言描述。” 

正如美国宇航局主管迈克尔·格雷芬在2007年演说中提到的那样,半个世纪前,“两种文化”变成了一个“难解理论”(作为一名科学家,格雷芬自然也宣扬斯诺已经触碰到“核心真相”)。斯诺也从此卷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之中。在1998年,罗伯特在《新闻周刊》上撰写文章表示人们对千年虫电脑问题的手足无措或许正是对斯诺理论的“终极辩护”(然而并不是)。此外,一些学术界主流的声音也再现了斯诺的感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在一所大学里,很少有人会承认说——几乎没人能骄傲地承认——从未阅读过莎士比亚的剧作。”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他2001年的就职演说上这样宣称,同时他也补充说,“但是要说到不认识染色体基因,那再正常不过了。”这就是斯诺在DNA时代为什么受到了教职人员的彻底冷待。 

当然引用斯诺的理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他所认为教育不应过于专业化的观点还是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但是人们意识里错误地认为与其说斯诺是宣扬人类科技未来的传道士,还不如说他是对断裂知识群有着敏锐察觉的人类学家。“两种文化”在深层含义上来说,并不是认为我们拥有两个种类的文化。我们应当强调的是,正是科技首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稳定。尽管比起斯诺的文化类型学,他对发展的思考更切合当下形势,但他关于这种乐观主义(译注:科学必将导致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措辞确实有些过时。 

不管怎么说,斯诺对两种文化的阐释实在称不上精确。他声称科学家们的态度是“未来就在掌控之中”,而“传统文化则以‘期待未来并不存在’来作为回应”。他还加以补充,认为科学家应当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合理的知识的群体”,而人文的道德标准才更值得怀疑。他引用了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所提到的庞德、叶芝以及温德汉姆·刘易斯都有着法西斯主义倾向,以此提出人文文化有过“短时期”的道德沦丧的主张。他还反问道:“难道他们没有对推进奥斯维辛的形成产生影响吗?”然而他又说这些例子“并不能用来代表所有的作家”,可见他不过是站在片面立场两边倒。 

斯诺的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他本人受到了来自剑桥大学评论家利维斯对其的人身攻击——称他“应该是智力平平”——此外还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批判地较为含蓄,他只是坦言斯诺写了一本“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事实的书”,同时认为斯诺的文化部落制将降低“合理讨论的可能性”。 

如今人们认为科学证实了人类的发展状况并没有如斯诺预期的那样。在过去的20年间,编辑同时是书商的约翰·布洛克曼曾提出“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来描述科学家——尤其化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神经系统科学家——他们“使生命中更深的意识变得可见”且以其自身才能代替人文工作者来“塑造出这一代人的思想”。斯诺也在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社会科学家足以形成“第三种文化”。 

那么为什么斯诺会认为两种文化之间形成的鸿沟是一个大问题呢?如他在书的后半部分所言,这是因为这条鸿沟将会使人们将科学作为一个简单职业而忽视它,而这恰恰会阻碍我们解决世界“主要问题”——即工业化导致的威胁稳定局势的贫富差距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到这种贫富之间的差距……对穷人而言这是极端的,不自然的。”斯诺这样解释,又补充说,“这种差距不会一直存在。不管在2000年危机之后残余下来的还有什么挑战,但绝不会是贫富差距带来的。”(由于某些原因,斯诺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千年虫事件的预言)因此斯诺,这个在二战中参与给科学家发配远洋任务的人,也建议应当输送一批技术人才使第三世界的国家实现工业化。 

这就回到了《两种文化》这本书的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可以看到《两种文化》比起人文生活更倾向于参与地缘政治。斯诺认为,如果民主主义没有使不发达国家走进现代化,“那些共产主义国家将会”远离西方而“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存在”。在书中,他写道,只有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保证富裕和独立。另外他也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这些观点中有些会让人看着觉得熟悉;数十年来我们把科学看成是全球化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在奥巴马的演说中也提倡创新思维。但是从其他角度来看,《两种文化》就像是一份不可更改的冷战时期档案。斯诺设想的工业化的进程就是跟着罗斯托的“飞跃进入持续增长”理论走,这条理论是20世纪九十年代现代化原理中的一部分,即所谓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按照同一道轨迹发展。这样的大众改革就类似在殖民地自治化时代盖邮戳,所要做的就是准确无误地执行政府的指令,以此逐渐发展。“这种改革的规模就是最终整个成为国家所有,”斯诺写道,“私有工业,甚至是最大的私有工业,也不能拥有它,这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商业竞争。” 

在我个人看来,或许这就是斯诺的定论(之后的修改却被视而不见)可以流传至今的原因。最近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相信科技发展正涌入潜力无限的商业领域,从而我们得以乘着创造性毁灭的浪潮向前进。在这一点上,一位挑剔的英国技术专家也称大量的政府援助项目都显得不够沉着冷静。 

不管怎么说,《两种文化》还是很真实地反映了在我们对发展设想时感到最不安的一点。斯诺也是一样,他希望相信科学的力量会不受限制地发展,然后依靠科学来改变世界——使之更美好——而不是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掌控。他写道,工业革命发生时“并不依靠任何人”,当然这包括知识分子,“所有人只是旁观着一切在改变。”但是同时,他又指出20世纪的发展受到了冷漠的诗人和小说家们的妨碍,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写《两种文化》。那究竟哪个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科学真的在朝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抑或是科学开始需要掉头走? 

这个问题是《两种文化》向今天的我们传达得最为直接的一点。你的回答——当然会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回答——很可能决定了你观念中科学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是否需要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抵抗气候变化?他们又将如何展开这样的工作?我们需要扩大公众对问题的谅解度以期得到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吗?或者,我们还需要什么? 

我认为,斯诺这种个人的行动呼吁,最终会导致其观点贬值。《两种文化》一开始只是宣传科学家们道德标准上的特殊性,但是最后却恳请得到科学的援助来停止共产主义范围的扩大——其实不只是有科学头脑的人会关心这个问题。他所提出的两种文化分离的理论实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了整本书的长久利益,我们还是只大略扫一下标题《两种文化》就罢,然后花上更多的时间认真地去思考这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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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rary.sh.cn/dzyd/spxc/list.asp?spid=1171
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
http://dongxi.net/b05n2
http://dongxi.net/b05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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