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互联网正如何改变着我们的大脑以及这种学习方式的新文化对于教育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很多对话讨论都散发着对技术梦魇的杞人忧天气息，从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1970年代曾拍成纪录片，由韦尔斯作旁白，到尼古拉斯•卡尔的关于如今数字时代之注意力的简化论式断言。但是注意力的真相，它对科技与教育之交汇点的影响，似乎要涉及比他们声称的多得多的层面，也要复杂得多——并且，如果杜克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中心的创立者凯茜•戴维逊是对的，那就不用太担心了。这就是戴维逊在她的新书《现在你看到了吧：有关注意力的大脑科学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与学习方式》中阐明的——这是一组引人入胜的沉思：“注意力失明”这一奇特现象（哈佛大学著名的看不见的大猩猩实验可以作为例证）是如何造成了我们文化中的一种严重分裂：我们无法把数字时代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学校与工作场所因循的旧规调和起来。
“当我们专注已知事物时，就会错过我们有必要注意到的新东西。为了重新学习，首先需要忘记——这样的过程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即不把知识看成一种东西，而是看成一种过程，不是看成一个名词，而是看成一个动词”
——凯茜•戴维逊
在另一个著名的试验中，戴维逊，那时是杜克大学的教务长，将iPods 设为2003级所有大一新生的学术课程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试点工程一开始时被普遍嘲笑，但是随着学生们发现了一些明智而且富有创新性的方法来使用他们的iPods 之后，批评者们很快就哑口无言了：这些使用方法有的针对课堂有的针对实验室，从合作完成小组项目到向全世界播放关于莎士比亚的研讨会等等，不一而足。
戴维逊把从这些实验中得来的领悟当作一块透镜，从中检视注意力的本质与演进过程，她指出教育系统是建立在对于什么是“注意力”、注意力如何反映智力等问题非常僵化的预设答案之上的。在这样的系统中，那些不符合这些预设，注意力与众不同的学生会被认为是有缺陷、不走正轨、方枘圆凿、格格不入的。但是神经科学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心智集中注意力的方式有无数种，且往往是非线性、同时进行的。这意味着学术界与工作场所应顺应其发展，从而超越20世纪的教育与工作的流水线作业模式。（流水线与工厂其实是一种我们熟悉的比喻，在肯•罗宾逊爵士关于改变教育范式的深刻思考中已经用过）。
这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建设性意见，闪烁着我们急需的对于数字时代教育之未来的一线乐观主义微光，《现在你看到了吧》又在关于教育的7本必读书的基础上增添了一本，并为媒体不停叫嚣的我们注意力已遭受致命腐蚀的这一说法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解毒剂。
谢谢，杰克。
《现在你看到了吧：年轻人真的是互联网时代的主宰吗？》 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现在你看到了吧》（Now You See It)这本书的四分之一处有个值得讲述的片段，那就是凯西·戴维森（Cathy N. Davidson）关于数字工具应该改变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方式的慷慨宣言。戴维森是何许人也？好吧，我们很难准确地给出定义。她的官方头衔是杜克大学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人文学院（John Hope Franklin Humanities Institute）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教授。与此同时，她也是人文、艺术、科学与技术高级合作实验室的共创者之一，“这个实验室汇聚着一群致力于数字时代学习新模式研究的创新者。”
一个雪天的早晨，戴维森正在忙于她的工作。这时，她同事的三个九岁小孩正放学归来，在旁边的办公室玩电子游戏。这让戴维森很高兴。与她标新立异的职务描述相一致，她喜欢一切脱离常规的做事方式，尤其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在那一天行将结束之时，这三个小孩已经玩了八个小时的《小星球大冒险》（Little Big Planet）游戏，戴维森打断孩子们，“渴望听到他们在玩了一天互动挑战性游戏后的收获，我们正促使其成为学习的下一个前沿领域。”
“今天你们学到了什么？”她好奇地问。然而他们的回答让她大失所望。他们“发出无助的、竭斯底里的笑声”。他们告诉她什么都没有学到。“你们什么都没学到？”戴维森又试着问了一遍。“没有！没有！”孩子们笑的更厉害了。“这绝对不可能。”戴维森回到办公室，心情很压抑。但她很快回过神来：她明白了，这些孩子已经被传统学校深深地误导，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学习到底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所说的话，其他的对话者可能会有别的解释：实际上，他们每天坐在屏幕前面并没有学到很多东西。然而作者给出的是典型的戴维森式回答。由于对新生事物和数字时代有拥有狂热的喜爱之情，同时对任何来自前互联网时代的实践或者产物深恶痛绝，她极易大喜大悲。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们而言，她的理念也没多大用处。当人们正急速地向一个互动的、联系的、协作的未来前进时，那些居民连同过时的知识被当作障碍而遭到践踏。戴维森脑海里的未来，是一个游戏取代书本，在线合作取代个人劳作，并且“众包”裁决取代专家意见的时代。电子媒体已经颠覆了人们头脑中的社会体系，并且在这个颠倒的新时代中，年轻人将领导老年人，学生将指导老师，实习生将监督老板。成年人应该从孩子们那里获得启发（显然，除非孩子们不必说出我们希望他们说的内容。）
戴维森崇拜年轻的心理，虽然很极端，但在当下那些从事科技和社会文化方面创作的人群中间是很常见的。那些出生在互联网诞生之后的年轻人与你我是不同的，他们符合当前熟悉的旋律。由于一直在与电子媒体打交道，年轻人所想的事情与我们存在差异，他们所需要的学校教育、工作环境和社会安排也与我们不同。他们被称之为“数字原生代”（这种描述甚至带有一些嫉妒），毫不费劲地生活在一个电子世界里，而我们这些被称作“数字移民”的成年人，从旧时代懵懂地来到这个新时代，就像学外语一般，注定会有些结巴。
但在这种观点成为共识之前，就时代变迁而言，这是否是一种正确的或是有用的观点仍值得商榷。像戴维森这样的思想家们，他们坚持认为过去和现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和脱节的鸿沟，而忽略了这项数据转变为严肃问题之间的重要连续性。特别地，戴维森的关于年轻人能够采用求异的方法提高注意力的断言着实经不起推敲。
首先，无论老少，所有人的神经结构是基本相同的。按照戴维森的观点，我们集中注意的习惯完全来自于后天学习。谷歌出现之前，成年人学会了关注印刷在纸上的静态文字；我们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已经学会关注超文本和多媒体。然而她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在使用相同的基础设备——在进化中形成的特殊方式。“我们对集中注意力进行学习意味着什么呢？”戴维森写到，“这意味着，没有人天生就懂得如何去关注或者关注什么。婴儿追寻事物只是予取予求，并不知道哪一件事情更值得去关注。他们最终学会这一切，是因为自打他们降临人世，我们就把自认为足够重要的事物教予他们关注。”
这是完全错误的。华盛顿大学的安德鲁·梅尔佐夫（Andrew Meltzoff）与其他诸多学者的实验表明，刚出生几分钟的新生儿选择把重点放在人的脸上而不是无生命的物体上——存在一种跨越时间和文化的倾向性——甚至会模仿简单的动作，例如伸出舌头。今年初夏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三个月大的婴儿而言，相比于听到由玩具或水花产生类似的声音，当他们听到人类发出的声音时，大脑会表现得更为活跃——这是专门用于人类沟通的大脑区域的早期发展的证据。在整个生命历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潜在的危险、性和食物，这些事物的重要意义并不源自父母对我们的教导，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关于人类大脑的进化，存在很多更为微妙的异见——例如，它倾向于把重点放在变化而非恒定的事物上，或倾向于记住故事和图片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并且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集中注意力的方式，认为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想法显而易见。我们的父母听着广播长大，我们看着电视长大；如果我们的孩子伴随着Facebook 和YouTube长大，与其说是激进变革，不如说是技术的逐步完善。毕竟，那是我们创造并与他们共享的技术成果。
戴维森也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研究表明我们的注意力受到大脑认知能力的制约。她忽视全心关注的价值，对需要努力应对注意力中复杂需求的学生和工人们的关注点漠然视之。“思想不集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宣称。“这是一种觉醒。”戴维森说，我们所谓的分心其实是“学习的机会”。我们必须放弃旧的、20世纪的、只适用于正在消失的工业时代的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并且接受新的、适用于数字时代的、21世纪的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她的观点，忽略了我们记忆中存在着僵化的和近乎普遍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得在同一时间内，我们的意识仅仅只能记住信息中的几个点。这个结论与像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克利福德·纳斯（Clifford Nass）的工作成果不谋而合。“人类的认知能力不适合同时输入多种信息，并同时执行多个任务，”纳斯写道。换句话说，人类从本质来说是讨厌执行多重任务的。一种观点认为，那些自小处理繁杂任务的人更能学会从容应付。与此观点恰恰相反，纳斯的研究表明，那些经常处理沉重繁杂事务的人执行任务时，在过滤无用信息和转移注意力的方面要比其他人差一些。
如果一些年轻人看起来比他们的长辈更善于处理多种信息数据流——比如说，写作业的同时也能收发邮件、短信、谷歌搜索、探究、听音乐和玩愤怒的小鸟——这可能是发展的差异，而不是文化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大脑在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进行改变。我们不能够阻止杂念滋生，不能记住记忆中的诸多事实。换句话说，互联网一代的成员并不是新新人类。他们不过是与我们相同的年轻人罢了。他们不会永远年轻。数字时代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新工具，并且这些必将继续改变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方式。但是，集中注意力、收集和综合证据、从而得到清晰连贯的论据是与之前同等重要的一项技能——事实上，考虑到网络是很多以讹传讹和彻头彻尾的谎言的沼泽，技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数字人士”会调低音乐，关闭闪烁的屏幕，挂掉嗡嗡作响的电话，然后坐下来，在一个时间段里，只做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