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西耶拉编辑本段回目录
哈维尔.西耶拉写了一本在西方极为畅销的小说《秘密晚餐》，解读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隐藏的秘密，但他绝非《达·芬奇密码》的模仿者。他是一位写过数本艺术史著作的专家，运用的是科学的调查方法，不过他更享受在找不到科学证据的情况下，设想一个最接近的回答。
由于《达.芬奇密码》在全世界产生的轰动效应，所有人都在问，画中的约翰真的是圣母玛利亚吗？（根据丹.布朗在小说中的解读，耶稣右边原属于约翰的位置，实际上是一个女性的形象。他穿着的是与耶稣颜色对应的衣服，身体倾向耶稣相反的方向，和耶稣一起留下了一个V字形的空间，而他们俩的身体又恰恰组成一个字母M，即Marrige）西班牙艺术史学者哈维尔.西耶拉不得不反复解释：“肯定不是，如果这个人是玛利亚的话，那么约翰去哪儿了呢？岂不是得画14个人？”
关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隐藏的秘密，西耶拉也有自己的解读。他把他花费数年时间在意大利和法国考察的成果写进了小说《秘密晚餐》中，这本书长期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前列，使他成为第一位打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的西班牙作家。
《秘密晚餐》绝不是《达.芬奇密码》的众多模仿者之一，在后者出版的时候，西耶拉已经完成了他的书稿，尽管《达.芬奇密码》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西耶拉仍然决定一字不改地推出他的作品。虽然《秘密晚餐》无论在风格还是观点上均与《达.芬奇密码》大相径庭，但西耶拉说，他与丹.布朗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历史上没有解答的问题感兴趣。
耶稣右边那个人，真的是一位女性吗？西耶拉认为不是的。我们往常看到这幅画的印刷品，通常自然而然地把它当成一个平面，然而西耶拉告诉我们，这幅画在现场看，与周围环境合为一体，就不只是我们平时的印象。画中圣徒们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里，那是因为那幅画所在的房间的左边有一扇窗，达·芬奇是按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的真实效果画的，画里的房间和真实的房间也是连在一起的
“卡塔尔分子”达.芬奇
在西耶拉最初的写作计划中，《最后的晚餐》并不是主题，他关注的是后来在书中出现的一个次要人物马西里欧.费其诺。费其诺是最早将柏拉图的希腊文作品翻译成拉丁文的学者，因为他的翻译，当时的基督徒发现很多原来被认为是《圣经》中原创的耶稣的观点，其实柏拉图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提到过了。这在中世纪无疑是革命性的事件，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也从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文艺复兴。不过，在对费其诺的研究过程中，西耶拉注意到了达.芬奇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伟大影响，所以改变了写作方向。
西耶拉的故事以达.芬奇是卡塔尔教派的信徒为前提。卡塔尔教派被看作基督教的异端思想，信徒认为人可以不通过任何媒介与上帝直接交流，这对教会来说不啻是极大的威胁。早在13世纪末，卡塔尔教派就基本上被消灭了，传说幸存下来的教徒秘密隐藏在意大利北部米兰地区。《秘密晚餐》的故事就从对达.芬奇通过《最后的晚餐》传播异端思想的指控开始。明道会神父阿古斯提诺.雷尔神父负责追查此事，但他握有的线索仅仅是一则藏着迷题的诗……
寻找画中秘密的悬疑情节当然是虚构的，但西耶拉对这个秘密的解释却并不是坐在书桌前幻想出来的。他利用记者的职业便利，走访了达.芬奇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查阅了大量不公开的资料。在《最后的晚餐》所在地、米兰北部的圣玛利亚修道院，西耶拉对那里的修士宣称自己是一名对修道院的历史感兴趣的记者，对方直至小说出版才知道他的真正目的。因此，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员十分配合西耶拉的“调查”工作，给了他过于大量的资料，令他深陷其中。
《最后的晚餐》与米兰修道院共同经历了数次劫难。不仅达.芬奇采用的湿画法和蛋彩加油技术令壁画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壁画完成后的第三年开始，它就遭到一系列外来破坏。1500年的米兰大洪水，水碰到了这幅壁画；1796年拿破仑入侵，把米兰修道院作为自己的据点；1800年，又是一次洪水；1943年，米兰在战争中被轰炸，修道院几乎被毁，壁画左右的建筑都坍塌了，只有那堵墙像奇迹一样立在那里……
众所周知，《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在一起分享最后一顿晚餐的情景。而西耶拉经过研究，认为达.芬奇并未按《圣经》中的原文绘制传统的圣餐礼场景，却用符号描绘了卡塔尔教派唯一接受的一种圣礼，而圣礼的名字，就隐藏在十三个人物的名字之中。
西耶拉在他的书中按照古老的记忆术法则，设置了通向最终谜底的路径，两幅图是其中的关键，“文法夫人图”是其中之一，它出自一种教授记忆术的艺术设计类丛书，在图中，文法夫人右手抓的鸟儿在拉丁文里写作Passer，P代表“宣道”（Praedicatio），左手的P形旗子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在当时作为一种隐藏信息的方法，教会内掌握记忆术的人一看便知。
这张塔罗牌是另一张关键的图，它是一套叫作VISCOUTISFOREA的塔罗牌中的一张。这套塔罗牌在达·芬奇开始画《最后的晚餐》前20年开始流行起来，VISCOUTI和SFOREA是当时两个强盛的家族的姓氏，对米兰的知识界有很大的影响
不在现场，就无法真正理解《最后的晚餐》
由于画法和环境导致的保存困难，《最后的晚餐》经历多次修复，每次修复都有不同程度的新发现。西耶拉写作《秘密晚餐》所依据的，是1997年完成的、运用最新科技经过20年才“复原”出来的最新版本，这一版本出现了很多与原先所知《最后的晚餐》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彼得手中拿的匕首，就是最新研究的成果。
也是出于保护的需要，意大利文物局对观赏这幅巨画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每人只能观看15分钟。这对于西耶拉来说完全不够。于是他每次去都一下子买六七张票，时间到了他便再出示一张。“工作人员都觉得我很可疑。” 但是西耶拉强调，要真正理解这幅画，一定要去现场看。“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圣徒们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里。那是因为那个房间的左边有一扇窗，达.芬奇是按阳光从窗子照射进来的真实效果画的。而且从入口进来，有画的墙在右手边，画里的房间和真实的房间也是连在一起的。”由于壁画是画在修道院的食堂里，也就是说，达.芬奇的意图是让修道院里的修士们与圣徒一起用餐。如果只是在电脑上看，就完全感觉不到这一点。
西耶拉认为，如今，识字率前所未有地提高，但人们读图的能力却在逐渐丧失。在书中，他按照古老的记忆术法则，设置了通向最终谜底的路径，有两幅图是其中的关键。“文法夫人图”出自一种教授记忆术的艺术设计类丛书，该记忆术的起源据说可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西班牙语中有一个词“Hermético”，就是来自这一理论，表明这件事是秘密的，不能让外界了解。在图中，文法夫人右手抓的鸟儿在拉丁文里写作Passer，P代表“宣道”（Praedicatio），左手的P型旗子也是同样的意思，这在当时也是作为一种隐藏信息的方法，然而教会内掌握记忆术的人一看便知。另一幅图是一张塔罗牌，是一套叫作VISCOUTI-SFOREA的塔罗牌中的一张。这套塔罗牌在达.芬奇开始画《最后的晚餐》前20年开始流行起来，VISCOUTI和SFOREA是当时两个强盛的家族的姓氏，对米兰的知识界有很大的影响。即便是写小说，西耶拉在选择材料时也十分严密。
然而，史上宗教迷题何其多，任何尝试性的解释都无法说服所有人。比如丹.布朗在遭受抄袭指控时，被严肃的法官问及：“你能摆出证据给我看，耶稣和玛丽亚在2000年前确实有过性关系吗？”显然，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答案。西耶拉也面临同样的质疑，他的历史调查方法虽然是科学的，最终也只能提供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尽管写过数本艺术史著作，他却更享受在找不到科学证据的情况下，设想一个最接近的回答，而且西耶拉认为小说显然胜过非虚构：“如果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是百科全书，可能我们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是他们留下的是神话传说，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是怎么来的。也许人的脑子是为故事设计的。”
西耶拉解读达.芬奇名画
西耶拉的多部小说均涉及宗教题材，寻找起源是他主要的兴趣。“寻找精神追求的过程比已经找到更加有趣，自信自己已经能够和神交流的人思维往往僵化，还在寻找中的人则比较灵活和宽容，我比较喜欢那样的人。”对待艺术研究，西耶拉抱着这样的好心态。在采访中，谈到达.芬奇本人以及他的画作，有疑问的部分才是他的兴奋点所在。
《施洗约翰》与同性恋
有人说画中的约翰形象其实是达.芬奇的同性恋人。关于达.芬奇的同性恋传说是很有名的，他遭到过同性恋的指控，这是有记录的。他很在意子孙的问题，认为艺术家每多一个孩子就少一点艺术的给养，所以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男孩。不过在我的印象中，达.芬奇创作最旺盛的那几年，他是没有时间谈情说爱的。他爱的是他的工作。
在达.芬奇的画中，施洗约翰总是处于比耶稣还重要的位置，他对施洗约翰的执着，与卡塔尔教派有关，对那个教派来说，施洗约翰比耶稣更神圣。
三幅《岩间圣母》
达.芬奇一共画过三幅《岩间圣母》，除了比较有名的藏于卢浮宫和伦敦国立美术馆的两幅，还有一幅私人收藏在瑞士。伦敦国立美术馆的那一幅画作之下，还隐藏着两幅截然不同的草图。三幅《岩间圣母》有细节上的差别，构图不尽相同：卢浮宫藏的那一幅，圣约翰没有抱着芦苇十字架，天使的手指向圣约翰；伦敦的那一幅，人物头上有光环，圣约翰抱着十字架。
达.芬奇不是多产的画家，他完成的作品很少，这个场景居然连续画了三次，我很感兴趣这是为什么——《蒙娜丽莎》可没有画三次。在艺术史中，肯定有什么秘密。《秘密晚餐》里提了第二和第三个版本，但也没有最终答案。
达·芬奇《岩间圣母》卢浮宫藏
达·芬奇《岩间圣母》伦敦国立美术馆藏
透镜技术为什么突然消失？
透镜问题也是我很喜欢的话题。根据霍尼克的研究，从1420年开始，西方绘画突然变得精密细致起来，具有完美的构图、无可挑剔的透视画法和神奇的光影效果。透镜的传播最先可能是在比利时，然后流入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然后是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然后是更广泛的地区。透镜的原理就是小孔成像，这也是照相技术的前身，达.芬奇肯定是知道这个技术的，因为他的笔记本里有暗箱的场景图。
有一个很有争议的说法，说达.芬奇用这种技术复制了著名的“都灵裹尸布” （包裹耶稣尸体的那块布）。没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透镜技术突然消失了。可能是因为宗教上的原因，认为把人的形象整个保留下来是异端行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自从达.芬奇搞了那个假的圣物之后，它就被禁止了，否则很多事情都可以造假了。这对于小说来说是很好的主题。
（编者：所谓透镜技术，简单说就是以小孔成像的原理将影像投映在画布上，然后画家把那个影像在画布上描下来，有一种说法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神秘的绘画大师如丢勒、拉斐尔、哈尔斯等大师可能都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透镜来帮助自己绘画，这种说法的反对者也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