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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守愚,自称文盲。治中国思想史、生殖崇拜、湖湘文化、船山思想。师从湖南省社科院哲学所万里研究员。“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好庄子、六祖惠能,心在无待。守民族之旧,革网罗之命。阐船山以当新命,微浏阳而道自由。船山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勉曰:不随丹凤朝阳去。又自命曰:要有野猪的傲慢。标榜贞节,自担“旧义”,受命不迁,独立不改,立脚不随流俗转。 湖南省六合国学书院教授,洪江市黔城古城旅游文化开发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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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青年学者、作家、楹联家、书画评论家。
  2000年,黄守愚论文《洪水创世神话、泰古哲学与生殖崇拜》,被认为开辟洪水神话研究的新方向,填补了国际洪水创世神话研究的空白。2004年,黄守愚组织国内学者在红网召开“朱张会讲”,被认为开网络论坛学术研讨会之先河[1]。
  2006年,黄守愚依据6年前的论文,沉潜反复,涵泳再三,在红网、人民网、天涯社区等提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不是龙的传人”观点,震撼了网民的民族神经。为此,著名文化批评家亦忱撰文说:“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自上世纪80年代起,被海内外华夏子孙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这个观念眼下却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各界纷纷在红网、人民网、新快报等媒体展开辩论,就如何客观阐释猪图腾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激烈交锋。该事件被人民网评论为人民网强国博客2006年度十大观点交锋,编辑点评说:“7月3日,黄守愚发表令人惊诧的观点: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当时引发众多的批评和嘲讽。不知道当时有没有人想到,几个月以后会有那场更热闹的取消中华民族‘龙图腾’的闹剧……”[2]所谓取消“龙图腾”闹剧,指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吴友富教授等,因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建议不再使用“龙”作为中国形象标志[3]。
  同年,黄守愚还先后披露著名学者易中天、著名作家余华涉嫌剽窃。其先,黄守愚撰文称易中天旧著《中国的男人与女人》涉嫌抄袭郭沫若、闻一多、赵国华等人的学术著作,易中天回应说:“书,有不同的性质,也有不同的写法。如果是‘研究型学术著作’,目的在于发表研究成果,那么在引述前人观点时必须加以说明。如果是‘普及型’作品,目的则在于传播知识,出于惯例可以不加注释。”易中天指出,房龙的书就通篇无注,也无说明,但从未有人因此对他横加指责。“因此,同样的内容,我在研究型著作《艺术人类学》(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书中就加了注,还曾五次注明引用了赵国华先生的研究成果,连页码都有注明。《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因为是‘普及型’,才没有加注。” 不过,出版界与法律界都反对易中天的狡辩,认为是强词夺理[4]。上海著名知识产权律师林华告诉记者:“我国的《著作权法》,以致美国和欧洲的法律里从来都没有‘研究型’和‘普及型’之分。难道说‘普及型著作’就不必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吗?这就好比孔乙己所说‘窃书不算偷’。”林律师同时认为,易中天的“二分法”也缺乏法律依据。 [5]
  其后,黄守愚与老英子联合撰文指责余华《兄弟》涉嫌抄袭山东滨州交警、诗人王长征小说《王满子》,并认为他的《难逃劫数》与《许三观卖血记》,就是模仿和剽窃了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子》和《百年孤独》。之后,王长征起诉余华,但败诉。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认为,中国作家对马尔克斯有过一段时期的仿写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作家是喝着盗版马尔克斯的精液长大的。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作家清单,他们包括莫言、贾平凹、马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等,几乎囊括了所有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中国的前线小说家始终面临“抄袭”的指责。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过大量批评声音,称先锋小说对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有过度模仿之嫌。” “甚至《兄弟》的开头,也仍然笼罩着‘马尔克斯语法’的浓重阴影。”[6]
  2007年,应知名学者朱成杰之邀出席2007中国·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发表《性文化视野下的玉猪礼器、女神庙、庙后方台》一文(该文收入《古玉今韵——朝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2008年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版),提出在性文化视野下考证玉猪礼器、女神庙、庙后方台、积石冢等,得到玉学泰斗杨伯达先生的重视,被认为是从全新的视角解读玉文化,开辟玉学研究新方向。
  同年,黄守愚还在网上提出屈原从来没有来过湖南,在潇湘晨报上与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建勋就此展开交锋[7]。同年,黄守愚在网上发表《根本没有大唐盛世》,质疑当前的大唐盛世之观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还撰文声援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孔子是私生子的说法,并且指出孔子不仅是私生子,还是遗弃儿[8]。
  2008年,黄守愚撰文吁恢复中国跪拜礼[9],称其为最庄严端正的礼节,在国内引起关注[10]。同年,应邀考察郴州观澜书院与临武湘粤古道(西京古道)。黄守愚认为观澜书院是湖南已发现目前现存最早的家族书院[11],而临武县境内的湘粤古道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12]。9月,出席湖南浏阳纪念谭嗣同殉难110周年纪念会与“谭嗣同精神与改革创新”学术座谈会。
  2009年1月20日,黄守愚提出将“春节”恢复为原来的名称“元旦”,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各界纷纷发表意见,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13]。同年,撰文称因为简化字的种种弊病,随着电脑的普及与华夏文化之复兴,重新统一和团结华夏文化圈,恢复使用繁体字、汉字竖排乃是大势所趋[14]。3月,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吸收黄守愚的观点,提出用10年时间恢复使用繁体字[15]。同年,撰文指出当代中国三大伪传统,即唐装与旗袍、中国结、龙的传人。同年,还撰文指出近代武术界三大伪民族英雄,即马永贞、霍元甲、黄飞鸿。同年,还认为“网络偷菜”违背了公序良俗与正义,主张禁止偷菜游戏[16]。之后,文化部将“偷菜”更名为“摘菜”,而民间呼吁禁止偷菜游戏之声日甚。[17]8月,黄守愚撰文指出, 将七夕设定为情人节违背中国文化精神,不合天道与人情[18]。而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认为,用“七夕”来抵御外来的情人节并非易事。我们不应该拒绝洋节,那些外来的节日大大充实了我们的文化生活。然而,我们更不能丢弃自己的节日,在全球化价值趋同的背景下,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一道壁垒[19]。9月,江苏宿迁某公交车上惊现一条“吐痰请向外吐,提高个人素质”的吓人标语,因此黄守愚撰文认为,开车排尾气比“吐痰向外吐”更不文明。人向外乱吐痰,车向外乱排毒气,模式一样,都是向外吐,而后者更严重。所以认为开车是一种恶,不是善行,更不是一种真正“文明”的行为[20]。11月,出席由湖南省佛教协会、船山学社主办的“庆国庆、走江湖、拜祖庭、弘文化、促和谐”国际禅宗文化系列活动,出席纪念王船山诞辰39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明真法师圆寂20周年学术研讨会。12月,黄守愚撰文参与国内外关于出土“曹操墓”的论争,称治学需严谨,安阳“曹操墓”暂无确凿铁证[21]。
  2010年1月,黄守愚继续撰文就安阳“曹操墓”质疑,认为对曹操头骨进行DNA鉴定很离谱,而所谓的曹操后人也无法获得确证,受到大陆、日本、韩国等媒体与学术界的关注[22]。4月,黄守愚获得湖湘文化湘军100人提名。同月,黄守愚撰文认为,西施全因意淫而捏造,浙江诸暨应当尽早废除“西施故里”这一子虚乌有的称号[23]。7月,出席由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台湾中华宗教哲学研究社、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举办的海峡两岸宗教与区域文化暨梅山宗教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略论梅山教的多神共存、兼容并蓄》,并在大会发言。12月25日,举办“体道不穷·黄守愚李逸玄十年道缘纪念座谈会”,章“体道不穷”,被认为树当下文化新风,开近百年中国士大夫文化之先河[24]。

代表作品编辑本段回目录



  其代表作有《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专著)、《洪水创世神话、泰古哲学与生殖崇拜》(论文)、《弘扬中国猪灵崇拜的文化精神》(论文)、《周敦颐“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学》(论文)、《陈寅恪与屈原之楚骚精神》(论文)等。其中,专著《生殖崇拜与中国青铜时代》(黄帝纪元四七零零年,西元2002年出版),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刘正教授曾在日本、大陆撰写专文评价该书。2004年,该著遭人抄袭。2005年,参撰《湖湘文化大辞典》(黄帝纪元四七零四年,西元2006年出版)部分分篇。2006年,撰《陈寅恪评传》、《猪突豨勇——猪的传人》。2007年,撰《根本没有大唐盛世》。2009年,撰《倒骑毛驴读中国文化》。自2008年以来,主编《湖湘文化研究与交流》杂志,连续出版8期,弘扬湘学,表彰先贤,厥功甚伟。

人物事迹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国人是猪的传人
  2006年,黄守愚提出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说,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巨大反响。黄守愚鼓吹“中国人是猪的传人”,与顾颉刚先生提出“大禹是一条虫”及否定上古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等先王,有异曲同工之妙。顾颉刚先生撕破了腐儒和国人一相情愿的南柯美梦,而黄守愚则砸毁了国人痴迷不悟的对“龙”的臆想。顾颉刚先生和黄守愚所处的时代虽不同,但面临的谩骂和斥责是相同的。然而不幸的是,顾颉刚先生的年代是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他有老师胡适之先生一班朋友的支持,而黄守愚几乎是孤立无援,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过他的心思。张岱年先生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黄守愚在他的博客上发出了屈原似的“天问”之后说:“吾谁与归?”
自称文盲
  也许大史学家、思想家都是孤独的,当然黄守愚还不是大史学家、思想家,正如他说的,他只是一个徘徊在过道上的文盲而已。我曾浏览黄守愚的在博客中国的专栏,对其深有感触。他想获得自由和独立,坚挺自我;他不想汩没于流俗,时时标榜“旧义”,因而不敢“裁新衣”;他自称文盲,追慕老庄和禅宗六祖惠能,否定“知识”和权威,砸碎偶像,不为文凭和职称,不求虚名,主张于“无字处读书”,默默耕耘于斗室。在熙穰往来之今世,黄守愚确实有点可爱可敬!他的执着与坚贞,唤醒起了我对懵懵懂懂之青年时代的追忆,也勾起了我对近三百年来湖南先贤的追慕。想当年,反清复明失败后的王船山隐居穷乡僻壤,坚韧不拔,著书立说,演绎春秋大义;曾国藩、罗泽南、左宗棠等人“扎硬寨”、“打死战”,“打脱牙齿和血吞”;黄兴、蔡锷历尽艰难困苦,与强敌人战斗,他们都是坚韧不拔的军人!
推崇陈寅恪
  黄守愚非常推崇陈寅恪先生。据黄守愚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心归诗人屈原,而诗人屈原被他追认为湖湘文化精神的渊源之一。是不是黄守愚从陈寅恪先生那里找到了相同的体贴?我不得而知了。屈原曾作《橘颂》以寄托他对独立不迁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的精神的追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屈子“哀民生之多艰”,坚忍不拔,不肯改弦易辙,与时俗同流合污,“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离骚》)“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羌冯心犹未化。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思美人》)陈寅恪晚年目盲膑足,仍然不肯流从时俗和附和当局,尤其是对那些“挑灯裁作入时衣”或自投网罗的昔日旧友极尽嘲讽,难道不正是屈原《九章.橘颂》中所讴歌的 “独立不迁”之精神吗?
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留学东西洋,不为一文凭,在当时算是异数了。他标榜“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思想,则更是异数之异数。“花落春犹去”,王国维先生水死之后,陈先生“发皇心曲”,作《挽王静安先生》曰:“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又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杨。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自此之后,陈先生终其一生常以“屈原” 其精神自况,字里行间处处不改“江东旧义”,以史鉴今,以求民族之复兴。
  陈寅恪先生是真有屈原般品格的史学大师。或许陈先生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他的治学精神获得了众多的追从者。而在黄守愚身上,我也看到了这种可喜的追求。黄守愚把他的博客命名为“船山讲舍”,以船山先生“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为勉,云“阐船山以当新命,极浏阳而道自由”,“不随丹凤朝阳去”,“要有野猪的傲慢”,果真是热血青年一个!也难怪他常说自己是陈寅恪门下走狗!

专家评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由此李若溪先生认为,“黄守愚是近代以来少有洞察中国文化奥义的青年学者,其治学的勇气与精神和陈寅恪先生、顾颉刚先生相似,可谓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继往开来,还真有股陈独秀所说的‘湖南人的精神’。”“黄守愚标榜中国人是‘野猪的传人’,人人应‘要有野猪的傲慢’,其目的正在于‘冲决网罗’,破除‘迷信’,砸碎偶像,获得独立与自由。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要有‘良知的傲慢’,而黄守愚提出要有‘野猪的傲慢’,或许有心心相印之处。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无家可归’,还受尽种种网罗之扼杀,房奴、卡奴等种种现代奴隶应‘运’而生,没有‘野猪的傲慢’和‘良知的傲慢’是回不了‘家’的。也许,现代人已习惯颠沛流离,不需要回‘家’了。”
  向敬之先生认为:“黄守愚先生以自己的思考方式行文《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虽有引经据典又似胡诌杜撰的才气,但他的质疑精神和对国学的了解却正是现时代目迷五色耳染七音的人们所渐已缺失的民族基因。时人少了对民族文化寻根溯源的精神,却多了对现代生活虚浮躁动的反应。仅仅对于一次文化根源的思考与讨论,也学会了一时意气的骂语宣泄,很少去用冷静的心性与平实的言语为事实说话。一个民族的发展(包括文化发展),如果我们能以一颗平静的心去加以审视与反思,那么一定会是于意进历程中大道而行。能以一些反思著作或论点带给国人一种新的历史意识,改变国人被麦当劳、肯德基式的快餐文化或天国无上、图腾神威的大国意识牵着鼻子走的命运,才可以真正走出短暂的幸福幻觉。今天社会主义发展观、荣辱观教育全国昌行,也正是导引国人在中华传统文化观照下对现代经济与伦理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当我们定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伟大”时,通常就是指这个民族和国家具有反思自己的文化劣根与经济转型的勇气和智力。”
关于屈原的考证
  2007年,黄守愚考证屈原从未流放湖南,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黄守愚在网帖中说,“贾谊赴长沙任职长沙王太傅,渡过湘水,写下《吊屈原赋》,认为屈原死在汨罗。”此后司马迁作《史记》,援引贾谊的观点。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也认为《九歌》创作于“沅湘之间”。贾谊也是“侧闻屈原自沉汨罗”,因此仅凭前人记述作出的判断是极为不严谨的。而司马迁《史记》不加怀疑地援引贾谊的观点,更无可信性。屈原放逐湖南的说法均源自贾谊《吊屈原赋》,“而贾谊离屈原的年代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他的文章难以当作屈原流放湖南、死在湖南的证据。”如果要证明这一传统观点,必须有屈原那个时代的史料和考古作为证据,“至今我们找不到这些证据。”(据潇湘晨报11月29日)这一点,黄守愚的治学方法是严谨的,符合科学的考证方法。因为任何的判断,要像法官断案一样,必须要有在场的合法证据。一切以证据为依据,凭证据说法。
  事实上,《楚辞》是文学作品,它难以当作史料证据。正如刘伟生在《〈涉江〉“溆浦”研究平议》一文中说的:“屈原的事迹不见于先秦其他典籍,而其作品也多为情感浓烈的抒情诗歌,基本不涉自己家庭及具体的君国大事,甚至连孔、老、墨子这样的先秦巨子也不提及,一般意义上的知人论世之法不但用不上,反过来考察屈原的身世还要依赖虚实难辨的屈原作品。而文学毕竟不同于史学,依赖文学作品进行史学的考辨,难免会有许多差距,由此我们想到了文史研究中文学与史学、综合与创新乃至研究与传播的问题。”
  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郭建勋说:“如果要证明屈原没有来过湖南,首先要推翻众多史料,包括司马迁的《史记》、贾谊的《吊屈原赋》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据潇湘晨报11月29日)显然,郭建勋的说法值得商榷。
总结
  黄守愚挑起的这场争论开启了通向真理的大门。放弃对所谓“已知”的审查与怀疑,那么真理就会与你擦肩而过。它的意义不在于今天,而在于将来。学术研究不仅要治学严谨和敢于怀疑传统,而且需要陈寅恪所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我们需要跳出乡土情结和利益的诱惑,不能为乡土观念所限制自己的治学视野,更不能为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绊住手脚。

治学态度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9年1月20日,在红网论坛发帖,称“春节”应改为“元旦”,认为“元旦”作为夏历正月初一的代称,从汉武帝时沿用到辛亥革命之后,可谓历史悠久,被袁世凯改名为“春节”,丧失了其岁时意义与文化意义等,同时他还建议将现行“公历”的“元旦节”改名为“洋旦节”,这样才是尊重传统文化。一帖激起千帖骂,网友大多表示改了没必要,不现实,也有网友赞叹他严谨的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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