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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性的社会意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摘要】“嵌入性”的本质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经济行为本身就属于社会秩序。格拉诺维特继承韦伯经济社会学观点,将经济行动视为社会性的一种能构成信任并对经济活动中的稳定具有极大的帮助的行为,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偏向经济理性的范围内,忽略经济活动对于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无论是好或坏的。
【关键词】嵌入性 格拉诺维特 经济行动 社会结构 社会网络
格拉诺维特师从Harrison White研究有关市场与行为关系密切的企业具有某种关联性,White对市场研究中已隐约可见嵌入性与社会网络的概念,认为市场是由厂商间的互动而形成,每一个生产者基于观察他人的行为并透过回馈的过程而产生,虽未清楚提到嵌入性的概念,但已经隐约可见社会网络的基本架构。格拉诺维特对于嵌入性的思考,由个体的社会关系进行延伸谈论市场的制度,借用经济学新制度主义教父Williamson的对话,与波兰尼在50年代《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所提出“嵌入性”的概念即是人类学形式主义所提出,经济过程嵌入于社会关系的命题的嵌入性的概念,提出人类市场的经济行为从前社会开始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直到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的特性更是有增无减。格氏认为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是深深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嵌入性的看法观点是将经济视为现代社会生活中与其它领域日渐分离的一个业已分化出来的领域,格氏认为是基于社会结构的人际关系网络而进行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主旨不仅在于经济目标,而且也在于交际、赞许、权利和身份时,这种行为的理性或工具性特点,就更易为人所察觉”②,格氏提出问题却未给出答案,而且答案与制度学派相似,本文试图分析格氏的理论思路并提出不足之处。
社会秩序的历史思路
在经历英国内战后所导致的混乱之后,霍布斯思考是何种要素能够把社会个体重新聚结在一起,霍布斯反对平均主义者所提倡的原始公社制,而提出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所提的古代日耳曼人的生活是“自然权利”,而且早已经由盎格鲁萨克逊人传入英格兰,并在英国历史有过一段长时间的历史存在,然而,现行惯习法则是由征服者威廉所带入并消除了或许曾经存在过的“自由权利”。霍布斯认为规范社会的对立必然是一种随机的无序社会,人与人之间是企图控制对方并以寻求自保维持生存而发起战争,所以生活中充满着孤独、卑微、残忍及短寿。因此人们不得不选出一位并赋予统治者,而统治者需要能够维持社会契约的权力,确保任何行骗者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此社会个体就会愿意为集体利益服务。因此,霍布斯认为人类的祖先早进入完整的社会契约中,以避免个体凭自身的想法随意行事,也保证个体能从中获益,但当个体被设想为无社会关系也无制度背景时,则要通过一套权威结构来克服无序的困难。
罗素想象前社会型态的人是崇尚和平且各自满足自身的需求,相互之间接触极少,而人类转而从事农业生产就开始团结在一起以保护自己的土地,所以主张社会是因为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才产生的力量总和,每个个体是通过遵循自己意志所指示向集体或联盟屈服,因为有财产、共同利益的优先概念聚集众多人所产生的社会制度才能应运而成。
亚当斯密则在18、19世纪时提出互动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秩序的产生在于追求个人利益之间的互动,市场的起源也是制造商相互观察模仿不断再生产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过程,这是源于人性的自然倾向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个体间相互依赖通过成全他人的私利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在Smith的年代里,大多数的商品通过以物易物完成交易劳动分工的概念由此而生,满足个体的需求正是当时科学进展的目标,探明人如何充分利用永恒的不足性,劳动分工一但产生,劳动生产力提高达到的程度低但交换物品却能获得的东西越益增多,社会制度也在以物易物的交换制度中成形。
孔德则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是因为本质上就已经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就像是人体各种器官,组成各部分器官所在的位置就已经决定器官的功能,个体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概念,如同达尔文认为能在特定环境中生存下来,一群人中的个体会产生变异,人类社会也因为适应复杂的生存环境而日益复杂,但在复杂的社会中每个部份却都能恰如其分的发挥功能。
涂尔干认为社会生活是互动的产物个体所采用的行动,也是从习俗中不断习得的,所以不存在由自由个体自愿集合起来产生的社会契约时期,个体进行契约义务时是在进行已经界定好的角色责任。社会面对不同时期会产生不同的约束力,经济、犯罪与道德都会随着社会秩序的类型不同而有不同的现象产生,社会是由个体共同组成却展现出集体意识的运作,共享价值与信念的根本在于个体的发展,当集体意识呈现转变,政府则可将集体意识视为政策指引的方向制定法律法规推动社会有机体的改变。Marx认为原始共产主义是不发达的生产阶段,人们依靠狩猎、捕鱼、蓄养牲畜维生,家庭中的亲属关系构成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而随人口增加,社会秩序开始由简单走向复杂。
在马林诺夫眼中,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个体藉由“库拉”与其它居民进行关系连结的仪式以交换网络方式彼此联系,此种经济制度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形式,意味着高度相互信赖和商业声誉,在部落生活中渗透着不断的给予及索取,财富的给出和接受是社会赖以组织、酋长权力赖以显示、亲属关系赖以维持、法定关系赖以体现的主要手段,更是要求许多人的共同合作。
拉德克理夫布朗认为人类个体是根据社会互动的责任及权力来采取行动并被赋予特定的期待,然后获得地位③。功能主义将视角转向社会结构,由个体相互联系所连结而成的地位网络是由众多的“对偶”,也就是在许多小规模的社会中,个体继承社会中一半的社会组织的成员资格也就决定他们的通婚对象,如果这个偶族是外婚的,则必须与其它偶族的成员结婚,不可与自身所属的偶族通婚,因此这种社会结构是关连组成的,但是此种社会中没有人能与网络中的所有成员建立关系,而且所谓的关系建立并不共同拥有财产也不因为共同行动目的而结合,网络中的每种关连都建立在不同的角色地位上,一旦网络中某成员激活了网络关系,就形成了一个清晰的网络结构。个体在群体中的角色扮演与他人的关系都是确定的,每个群体都具有共同的目标并且不停会有新的成员加入,被假定为永恒存在的称为共享群体,功能主义者将网络、行动及群体关系的社会关系解释为协商的产物,社会结构是对个体被制度化的限定及管理关系的安排④。结构主义认为社会互动只是人类认知结构的外在表现, 涂尔干与莫斯描述社会提供自然分类的结构,一旦分类被确立便会反作用于起源之上,每一种习俗都应该被放在人类的认知结构中探究意义,个体间相互的交往方式由其信仰及价值观所决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不决定社会规则,经济基础是既定符号意义的规则表现,经济事务表达文化所约定社会关系,任何物质作用之下产生的文化安排都是以物质力量自身的文化布置为先决条件,不必以为商品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只是借助商品看清楚文化范畴并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
波兰尼则针对20世纪经济大萧条及世界大战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是因为市场经济失控所导致。在正常市场经济中,个体在乎的并非是物质财富,而是维护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有的社会都是彼此互惠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个体给予及取得的利益需要,所以交换和社会结构是互动的,无论是多复杂的社会结构,大多数仍然是市场交换,不论是以物易物或是以货币易物,因此,波兰尼认为交易和社会结构间的关系有三种形式:市场、再分配及互惠。
斯密认为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价格或是商品价值通常是由供需所决定;波兰尼所谓的市场经济使不直接联系的个体能进行交换,有货币的社会形式市场经济的运作就更有效率,因为商品可以被货币价值来衡量标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波兰尼认为经济市场为主导的社会进一步转化和其它的模式相互关联的社会关系,反而被社会关系嵌入经济系统。再分配则是流向权力中心之后商品重新分配的运动,可操作及控制再分配系统的个体因为掌握稀少资源的分配权力会用来提升自己的身分地位。
社会结构中的经济行为
在农业及劳动生产方面的交易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生存作物的交换是个体间的需求进行互惠行动所管理;一是经济作物必须通过市场交易进行交换机制,社会结构不是个体脱离“社会”企图维持的,是人们部署时间及劳动改变的策略所产生的副产品。不代表个体是因为双向互动使个体具有驱动力进行社会交往,双向互动视为社会形式的起点,构建一种物品、讯息与服务相互交换的模式:首先,当个体为他人提供服务时,社会关系开始称为经济行为中的交换模式;其次,当提供服务之后,个体获得回报愿意提供更深入的服务,建立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另外,个体没有获得回报因而失去信心不愿继续提供服务或是根本放弃服务社会关系因而结束;但也可能被提供服务的对方无法响应对等的报答,则建立一种上下等级的社会关系,但是这种交换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改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所存在的物质环境在环境中有不同的认知体系,而各种认知体系也会反馈于物质环境中,个体藉由自身的社会关系做为媒介创造社会中的物质环境,反过来物质环境也会限制个体的价值与观念可能形成的表现,“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假设的概念,是由人与人、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间的互动及关系所构成的空间,布迪厄认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也就是所谓的“场域”,每种“场域”规定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念,并且每个“场域”拥有各自独特的调控原则,而在每一个社会空间中的行动者根据所在的位置进行思考与行动,而场域的结构是由行动者彼此间和所介入的制度互相拉址的平衡状态,行动者投入社会建构则是因为能从社会建构中获得对自身有利的资本。
经济活动应该是社会关系,并且成为社会资本,才能有利于经济活动的运作,族群关系成为移民者的创业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关系则是外包制的重要后援,藉由代工者的社会网络可拓展发包者的代工点,甚至彼此间维系长期的合作关系,进一步成为中小企业间的雇佣关系。一方面是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有利于经济活动的运用,另一方面则增加社会关联性的密度与人际间的情谊。
行动者即便有所偏好及理性计算仍在社会关系中进行也受到相当的社会脉络所制约,这就是一种经济行动嵌入性的过程,然而嵌入性可以分为“关系性”与“结构性”二种,所谓的“关系性”是指意图掌握交易对方的行为及目的与需求,也就是交易成员间的信任;而“结构性”则指向在网络结构整体之下,双方可以进行有效的讯息交流,所以除了经济利益之外,社会人际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基础,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互为累积的条件,不同的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的资本惯习,相互关联形成社会本体的存在。从一九八零年代新自由主义倡导经济自由化开始,国家解除经济干预与管制以及随之而来全球化的兴起,所以波兰尼强调政治的干预对现代资本社会兴起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并非实体而是由国家行动所渗透塑造成的,经济制度是结合个体或组织的经济行动与国家行动的逻辑而存在,国家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组成的一部份,所以经济体制的运作必须附着在特别的社会制度或安排之下,波兰尼认为这样的从属关系,没有办法在任何的社会体系中生存。波兰尼未谈论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及威权保守主义,虽然这二种主义都是倡议经济镶嵌在国家、小区和工作之间的维度,或许只能说波兰尼是将社会政策必须与经济和社会秩序视为一体来看待所谓的“嵌入性”⑤。
结 论
波兰尼虽然提出“嵌入性”的概念,然而却认为是早期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经济行为受到社会秩序的约束,信任及规范使个体间的经济行为得以有效的进行市场得以存在,所以人类经济嵌入于制度之中受到制度及非经济的制度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是十九世纪之后社会却变成经济行动的附属物,一旦排除经济则社会必趋改头换面,在此一观点中波兰尼似乎又将经济附属于社会之下,而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扭曲社会自然变迁的过程。
格拉诺维特则继承韦伯经济社会学观点,将经济行动视为社会性的一种能构成信任并对经济活动中的稳定具有极大的帮助的行为,然而这种观点似乎偏向经济理性的范围内,忽略经济活动对于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无论是好或坏的。格氏认为经济行为在前市场社会中是深深嵌入在社会关系中,但随着现代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自主性。格氏本人在文章中也提到,经济生活利用社会网络的方式并不规则,因此不信任、机会主义与失序也可能产生,仍然需要道德或制度来执行社会秩序的维持。
经济行为本身就属于社会秩序,只是古典经济学家却单纯将经济行为视为社会秩序之外的另一种行为模式,一刀切的二元模式划分却使越趋复杂的社会更加无法厘清二者的界线,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已然隶属于经济行动的模式之下,又将如何解释个体消费行为的模式?或许从社会学家薇薇安娜·崔丽泽于其著作《金钱的社会意义》(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中,理解个体运用金钱并创造属于自己的金钱类型以不同的方式用于人际关系与社会脉络中,面对不同的社会关系运用金钱并赋予不同的意义及使用方式,反观前人在部落社会中所进行的研究,或许更能清楚社会秩序与经济行动二者的纠结与张力,梳理社会与经济行为的关系也更为清晰,有助于了解现代社会中复杂的社会构成与经济行为的扭结,因此不是一味地采用互相嵌入的简单概念,而企图解释原本就具有复杂历史背景的关系,也免于形成“附属”的刻板印象。(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本文参考M. Granovetter, 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481-501.
②利益与激情的动机模式,Hirschman认为因为17及18世纪启蒙思想后,人类这二种动机意识才被分离,而后者被经济学家所引用。
③Radcliffe-Brown A. R., 1940a, On Soc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y Institude, vol70, p188-204.
④Radcliffe-Brown A. R. and Forde, D.,1950,African System of Kinship and Marri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82.
⑤Esping-Andeson, Gosta,1987,The Comparsion of Policy Regimes: An Introduction, M. Rein, G. Esping-Anderson, and L. Rainwater(eds), Stagnation and Renewal in Social Policy, New York: M. E. Sharpe, p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