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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是一个政经评论网站,2003年开设于北京。由于长期发布左倾类文章,被公认为是政论网站中的左派,中国崇毛派的一个重要社区,亚洲周刊认为邓力群是乌有之乡的高层背景之一。 在内容来源上乌有之乡允许一般网民注册,但文章和文章评论都需经过审核,乌有之乡的首页为人工编辑。 根据Alexa的数据,乌有之乡的网站流量排在中国前2000名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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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乌有之乡,一个中国大陆具有同情弱者追求公平正义的政治性网站。其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通过人们对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来针砭时弊阐述社会的弱者需求,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乌有之乡的核心理念:“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理念,对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以及对国家利益的出卖都不同程度的予以鞭挞。同时,乌有之乡还发表了大量的关注民生,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文章,对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无良官员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事实已经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所生成的诸多问题,使得今天到了反思它的时候了。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正确。不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就不能搞好真正的改革开放。不许对改革开放说一个“不”字,就会陷入总设计师自己所否定的“凡是论”中。  乌有之乡作为一个全国著名的左派网站,其影响力在中国所有的左派网站中堪称之首。
乌有之乡的主要思想继承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思想,主张用苏联模式反观当今社会问题和缺弊。其文章言辞激烈、振聋发聩,往往使读者热血沸腾。网站的作者们希望中国社会尽早实现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尽早实现公平正义,于是对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问题痛心疾首,呼吁重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从过去寻找解决的答案。

网站的观点与风格
乌有之乡在公共政策上怀疑邓小平及其后续者主张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经济政策, 并对当前政策伴随产生的社会问题与政府官员普遍腐化充满担忧与不满, 乌有之乡认为多项改革的弊端都来源于自由化。在历史评价上乌有之乡认为毛泽东时代社会正义、社会平等,生活福利远好于改革开放后, 社会中的新问题来自无产阶级专政的减弱。

在自我评价上乌有之乡将自身看作爱国者和毛主义拥护者.在语言使用上乌有之乡一般偏好文革语境,作者们在文章中经常对谈论对象评价过于主观。

支持者来源
乌有之乡的作者来源包括社科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者。同情者包括统计局、宣传系统、发改委等部门的退休官员。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都在乌有之乡著有文章。

忆混在“乌有之乡”的那些日子 编辑本段回目录

辛允星/文

一、漂在北京的日子

在2004年6月大学毕业后,出于对京城的奇妙幻想,我毅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临时寄宿在一位近亲的工棚里。然而,在之后寻找工作的岁月里,我可谓是历经磨难,到处碰壁,可靠的工作岗位申请不到,主要是因为没有工作经验;那些被宣传的“神乎其神”的销售工作,又不是常人所能胜任的。在被迫无奈之下,我也曾尝试接受一些培训,也曾到职介所寻求机会,但最终发现要么是骗局,要么就是因完全不能接受某种工作方式而作罢。清晰地记得,在这段艰苦求职的时间里,我遭遇了很多的身体折磨,有一次被大雨淋透,只好躲在潘家园的天桥低下避雨,直得很晚才回到马驹桥的临时居所;还有一次因为囊中羞涩一整天没吃饭,直到晚上7点多才回到亲戚的职工餐厅填饱了肚子;更多的悲剧是,因为没钱坐公交车,我只能是把北京地图拿来使劲算计,以尽可能减少换乘机率,通常情况下只要不超过五站地的距离,我一定是选择步行前往某招聘单位,一次因为错误判断,结果从苏州桥一直走到了马甸桥附近,等于半个北三环!

经过近两个月的艰苦摸索,我终于通过报纸上的“前程无忧”信息栏找到了第一家工作单位,名曰“翰略经济研究院”,名字很威武,其实就是一家“招商引资”的中介机构,即通过电话联系全国各地方的政府部门,告知他们本单位手头有众多的投资商,鼓励地方官员缴纳一定的费用参加我们组织的投资洽谈话。我对这个领域根本就不了解,自然在从事电话业务的过程中显得十分稚嫩,结果工作两个多月的时间毫无收获,加之工资还不能及时发放,我于是在2004年国庆节前后毅然辞职,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实习期,而这段时间所获的劳动回报还不到千元。

很快我又寻找到了第二家工作单位“心知堂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老板是自主创业的女性成功人士,公司是心海软件的销售总代理,其主要业务就是通过电话将这个品牌各种型号的心理测量软件销售到全国各地的学校中去,因此主要的联系人就是各学校的心理质询中心负责人或者心理咨询老师。我对教育行业是有些感情,因此很快就适应了这份工作,成为公司“第一单”销售任务的完成者,并受到了老板的额外嘉奖近千元。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半年多,还是因为要准备考研而辞职了,我的理想还是没有离开大学。

从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这是我在北京求职和工作的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东南六环的马驹桥镇物流企业工地迁居到了西北五环的肖家河公寓,又和两位高中时代的好友在肖家河村合租了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北漂族。这段60于公里的距离,我居然靠自行车来回了三五次,最终才落脚在知名的北漂大本营——肖家河,并误打误撞般的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园。记得刚到肖家河,我们三位高中同学都没处于寻找工作的阶段,相互救济的能力都没有,所以经常合作在餐厅花3元钱买一盘土豆丝,共同享用,吃不饱是经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又自买了煤气罐和炊具做饭吃,以此节省饮食开支。之后,我经常会在傍晚走到路边的菜市场购买那些剩菜,整堆的买下来,这样价格会便宜特别多,但是发现这样的菜做出来十分难吃,但也没有办法。公寓不允许住户私自做饭,所以被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从东村搬家到了肖家河西村,过起了“三人行”的合租生活。

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搬家到肖家河西村的农户出租房之后,我们三人当中的一人因为吃不消这种艰苦的日子临时返回了山东老家,但两个多月之后又回来了。在这个时期,我们剩下的两人都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生活条件有所改善,至少可以偶尔买鸡蛋吃了,但是为节省开支,我们还是轮流到西苑的万泉河蔬菜批发市场集中买菜,算下来30元钱的菜可以够我们吃一个星期,加上280元钱的房子,我们两人的月生活费不过500元钱,即使我们的三人小组后来再次得以组合,我们的月生活开支一直也未超过1000元。因此,我当时虽然月收入仅1000于元,却还可以偶尔在旧书摊上买些书籍来读,一本80年代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只花了5角钱就买了下来。为了省钱,我还是坚持只要非 “长途”就尽量步行外出,后来才发现这种的疯狂举动需要付出代价了,因为长期走急路,左脚的拇指甲钻进了肉里,最后不得不在肖家河的一个小诊所花了26元钱进行最简单的手术,直接把指甲拔掉,之后这条腿足足疼了一周的时间,当时正是夏季,现在每当想起这个事情,还会心有余悸!

从2005年6月起,我正式开始了专心复习考研的生活,每天进出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睡在肖家河,读书在农大教室,逐渐对这个校园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经过半年的复习,我如期参加了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水到渠成地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与此同时,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成员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司法考试,我们的艰苦北漂生活就这样继续着……2006年春节之后,我们三人再次回到那间房租只要300元不到的小屋,又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新未来,很快我在东五环旁边的东方基业汽车城找到了新工作,并暂时搬家到那附近居住。正当我在为新的工作而发愁时,3月8日我收到了同学的短信,他告诉我查询考研成绩的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是:政治73分,英语69分,总分382分,他还安慰我说这个成绩一定没问题的。

我于是很快就辞掉工作,专心准备复试,在离开一月之后再次回到肖家河的那间小屋,虽然率遇波折,我最终还是收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就这样,我在肖家河一直生活到2006年9月搬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公寓,整两年的北漂生活才算基本结束;次年春,我们三人小组的另外一位同学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成为了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并搬家到朝阳区居住,只剩下一位继续坚守肖家河阵地。时光在不停转动,我搬离肖家河的时刻已经恍然之间过去了七年,今年这位仁兄从北京告诉我说,肖家河也已经拆迁了,他已经于去年搬家到了离中关村更远的韩家川……可是我已经两年多没再回北京了,更没有机会再“瞟一眼”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肖家河!

二、结识“乌有之乡”

回想自己的北漂生活,其实最为重要的记忆恰恰不在于那些生活的艰辛,而在于那时候的精神世界,一个让我的人生观曾经激情四射又突然转向悲观失望的思想历程;这个历程与北京著名的“乌有之乡”(书店)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我还十分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听说乌有之乡这个“名词”是通过我在心知堂文化交流公司的老板,她在2004年的秋季的某天告诉我说,“北航西门那边有个书店,每周都有讲座,免费的,你可能比较适合去那,我去听过几次,感觉他们的思想太极端,接受不了。”在他这一席话的指引之下,我趁周末时间满怀憧憬地来到北航西门寻找,果然很顺利地找到了,正好是下午两点如期开讲,我早到了近两个小时,于是随手翻阅那里出售的图书,不禁对自己的知识匮乏深感焦虑,同时心里也不断泛起一种对知识的憧憬之念。我当时所听到的第一个讲座是杨帆教授的,他声音洪亮,言谈风格泼辣,但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思想绝对是精神盛宴,尽管演讲的内容我如今已经不记得了;从此以后,我就成为了“乌有之乡”的常客和坚定支持者。

结识乌有之乡让我的精神世界猛然间获得了超级能量,从而很好的填补了物质生活上的极度困乏,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最初的热情和满足感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获得的。在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之同时,我在工作方面的表现则日益衰落,主要是不再对那些电话业务有太多兴趣,甚至讨厌;记得有一次周末老板要求加班,我以参加乌有之乡的讲座活动为由给予了拒绝,她的那种无奈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袋里。还有同事曾这样调侃地说:“她介绍你知道乌有之乡,现在肯定很后悔,你的精力都跑那边去了”,随之就是其他同事的一片大笑,他们都认为我属于不太正常的人——连自己的吃饭都成为问题,却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所谓国家大事感兴趣,多少有点不可理喻。当然,在我考取了研究生之后,老同事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更多地认为我不适合吃“企业的饭”,注定要去“读书”云云,我对这些评价都表示认可,认为自己可能注定难以成为我们老板那样的人。

我结识乌有之乡一年多之后,它从北航西门搬迁到了北大西南门口的资源楼,离我居住的肖家河和中国农业大学西区更近了,因此去那里就更加方便,我经常会利用去北大逛旧书市场的机会甚至去中关村图书大厦的时候,都会顺便到乌有之乡看看,不管有没有讲座或者是不是喜欢某场讲座,因此355支线即后来的333路公交成为了我最经常乘坐的路线。听说后来乌有之乡又搬迁到了海淀桥南的一个高层写字楼,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发生了思想的重大转变,因此再也没有去乌有之乡的冲动,它的新家位置自然也不再属于我关心的事务。

三、听每周末的讲座

从2004年秋天开始接触乌有之乡起,我每周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甚至在没有讲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