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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萨缪尔森 |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于美国东部时间2009年12月13日在美国麻省贝尔蒙特的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4岁。麻省理工学院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位在该校执教数十年的学界泰斗辞世的消息。
萨缪尔森曾因将数学分析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贡献而在1970年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他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曾协助制订了著名的税收政策——“肯尼迪减税方案”。他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早已被成千上万学子们奉为经典。
现任总统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正是萨缪尔森的侄子。
据称萨缪尔森的葬礼不打算公开，将会由家人安排；但麻省理工学院表示计划为萨缪尔森举行公开的追悼会。
学术思想编辑本段回目录
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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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
进入大学后，他高效率地利用时间学习，博览群书。他爱好广泛，课余常把做高等数学习题作为自我消遣。他对物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初入大学时，萨缪尔森年纪虽轻，但沉着稳重，喜欢思考。他对前人的理论总抱着审视的态度，寻觅理论尚未完善或不完美的地方。萨缪尔森最后以优异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其平均成绩是A，随后他从容地进入哈佛就读。进入哈佛大学后，萨缪尔森的眼界大为开阔，这里的学术思想与芝加哥大学迥然不同。
面对着各种学术流派，他更加刻苦地探讨和研究、类比各种学说的异同，找出他们的不足。1936年，即来到哈佛大学一年后，萨缪尔森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以敏捷的思维、广博的知识及实干精神，赢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权威人士阿尔文·汉森教授的青睐。汉森收萨缪尔森做自己的助手，这使他对各种学派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不断地探讨汉森的学术思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为自己选择研究的主攻方向。
1936年，自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以后，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萨缪尔森的导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原来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放任”，后来转而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人，把凯恩斯主义移植到了美国。他不但继承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而且把这种学说理论通俗化，还做了一些补充发展，后来成为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权威人士之一。萨缪尔森纵观凯恩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感到确有可研究之处，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样，汉森和萨缪尔森便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森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他的导师大得多。
萨缪尔森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新阅读了从威廉·配弟到亚当·斯密，从李嘉图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凯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凯恩斯主义。当时社会上对凯恩斯理论中的“投资乘数论”及“就业乘数论”颇为注意，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因此，他决定从当时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来研究凯恩斯主义。
乘数—加速原理
针对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和“就业乘数论”，汉森认为，乘数论不足以说明问题，原因是乘数论没有说明一定量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增加，也没有明确收入（或消费）的变化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动。因而只有把加速原理（关于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导致投资量变动的理论）和乘数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估计乘数的作用，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现象。
萨缪尔森注意到了乘数论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关系，他在导师的提示下巧妙地把两者合为一体，于1939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并首创经济波动的模型，指出政府开支对国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是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经济学界的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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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萨缪尔森 |
在福利经济学方面，萨缪尔森首先对所有在这一领域中创建各个学说的先驱者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尔后，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并和汉森为国家福利论的建立和在实际生活中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自庇古（一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以来在福利经济方面少有的理论之一。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萨缪尔森补充了比较成本学说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对贸易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向均等的条件作了严密论证，被西方人士公认为“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他论述了国际贸易对贸易国利益的影响，被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项重要发展。由于萨缪尔森在经济理论界全面开创性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在1947年提升他为经济学教授。同时，美国经济学会吸收他为会员，并授予他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
《经济学》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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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 |
1953年，当《经济学》第三版发行时，萨缪尔森来到美国预算局，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他提倡赤字预算，追逐加速经济增长，从而使美国克服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他也成为白宫中不可缺少的高参。
1959～1960年，萨缪尔森被任命为美国总统事务委员会调查咨询小组的顾问。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58年，他与索洛和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
1961年是萨缪尔森学术生涯中的重要一年。他再次出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同时，他在《经济学》第五版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在1961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对其理论的核心部分、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他的此番解释，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人们一致推选他做该年度学会的会长。
1962年，萨缪尔森被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名誉法学博士。1965年，又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咨询委员会顾问，并出任美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较快。在肯尼迪·约翰逊出任美国总统的8年中，美国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被他的追随者吹捧为“战后繁荣主义”，作为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萨缪尔森便成了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代名词，美国经济生活中的成就也被视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功绩。
1966年，萨缪尔森在接受印第安那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的同时，出版了《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1967年，密执安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1970年，克莱尔门特·雷特·丢特学校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伊利诺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学授予他荣誉奖章。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爱因斯坦奖。
1970年，《经济分析基础》的水准得到三度肯定，协助他赢得诺贝尔奖，最使他激动的是，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从斯德哥尔摩领奖回到纽约时，成千上万的人用最高的礼仪欢迎他。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他没有忘记精心栽培他的汉森·阿尔文教授。
税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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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萨缪尔森 |
(一)税收性质
“在决定如何向他们自己征税时，人民实际上所决定的是如何把满足社会需要的资源从各个家庭中取出，从他们所拥有的企业中取出，以备作为公有物品和劳务来使用。”在这里，萨缪尔森指出了政府的税收是来自对私人部门的征收，这是税收的第一次再分配；另一方面，他认为，政府取得的税收主要用于转移支出，这是第二次再分配。“国家也在福利转移支付上花钱，把钱给予社会上某些人，以便用于他们的私人需要。”他进一步分析，税收的上述两次再分配是对社会有利的，是公平的，因为税负是“落于富人，而不是穷人”，“落于有形资源(如土地和财产)，而不是劳动力所有者身上”。十分明显，萨缪尔森企图通过对税收经济性质的分析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公平分配，它抹杀了资本主义税收的根本性质，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真正来源。
(二)税收原则
萨缪尔森对传统理论中的“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两个税收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两个原则固然重要，但他们却存在选择上的困难。“设想甲乙二人一切相同，其唯一不同之处是乙的财产和收入为甲的十倍。这是否意味着乙为警察保卫缴纳的税款的绝对量应和甲一样?或者为了支付警察费用，乙应缴纳同一比例的收入?或者，由于警察需用较多的时间来保护富人的财产，境况富裕的乙必须用收入的较大比例来付税才算是偿付了他在警察费用中的公道分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兼顾两个原则的公平合理原则，分别按横的公平和纵的公平征税。“对于情况相同的人征收相同的赋税；对于情况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赋税。”为此，一国应采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
(三)税收影响
税收对经济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许多方面：
一是影响收入分配。萨缪尔森是通过洛伦茨曲线来说明税收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的。
二是税收对劳动力的影响。在一些场合，如劳动力工资较低或税率较低，所得税可以刺激劳动者努力，而在另一些场合，如累进税率较高，所得税则可能妨碍劳动者努力。
三是税收对投资的影响。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会给风险投资带来不利影响，累进程度越大，这种影响就越大。但是，累进税同时也有对这种影响的抵消作用，因为“税款取自仅仅花费其增长的收入的微小部分的节俭的富人，而不取自花费其一切的穷人。以此而论，累进税可以把消费的力量保持在高水平”。消费水平高，自然对投资有利。四是税收对消费和国民收入的影响。萨缪尔森认为，税收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政府增加税收，使得“我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将降低，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使我们减少消费支山”。他分析到，消费支出的减少必然使消费曲线下移，较低的消费曲线自然相交于较低的国民收入曲线，导致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结论是，税收的增加对消费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导致国民收入下降。
学术学位编辑本段回目录
1944年，萨缪尔森被提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和辐射实验室经济学研究员。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来到美国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任职，并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这些工作使他有机会把经济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得以从实践中检验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使他有条件搜集资料，为以后的研究积累大量的材料。
学术著作编辑本段回目录
1、《经济分析基础》 （1947）；
2、《经济学》（第1版，1948）；
3、 《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 （与索洛和多夫曼合著，1958）；
4、 《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 (1～4卷)(1966，1972，1977)。
保罗·萨缪尔森：最后一个通才去了编辑本段回目录
他的教科书——《经济学》——教育了学生们如何去思考经济学。他的经济研究成果——《经济分析的基础》——教会了专业的经济学家们如何去研究贸易。在两本书之间，萨缪尔森重新定义了现代经济学。当经济学家们“坐下来拿出一张纸开始计算或者分析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在给他们提供所使用的工具及观念方面，没有人比萨缪尔森更加重要的了。”
焦建/文 “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12月13日，保罗.萨缪尔森，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凯恩斯主义者，静静的离开了我们。他的思想与行为与凯恩斯多有交集，且不仅仅体现在国家干预理论方面。当凯恩斯宣称，“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其正确与否，都比通常所认为的力量更大”的时候，为了影响年轻人，他则表示：“假如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写作经济学教科书的话，我才不关心是谁起草一个国家的法律。”这成为了他的一个为人所熟知的口号，也成为了他辉煌人生中的一个注脚。“我是一个运动场上的看台座位，能够坐到上面去观察几乎一个世纪的基础性经济学的历史。”
他自称研究经济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机缘巧合。他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都足够“幸运”——“我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而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之下去理解。”
按照出生日期记载，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但是，他却总是觉得自己的真正出生日期是1932年1月2日的上午，地点是芝加哥大学。“早晨8点，当我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的讲堂的时候，我又‘再生’了一次。那天的讲座主题，是马尔萨斯的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当时，这位“因为离家和学校近”所以来到旧式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的萨缪尔森，还只有16岁。而在他看来，1932年，是生而为经济学家的大好时机。因为当时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正在等待着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光临。“科学是只寄生虫，病人的数目越多，生理学与病理学究越进步，治疗方法从病理学中产生。1932年也是大萧条进入低谷期，一棵新苗正从腐烂的土壤中长出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宏观经济学。”
或许，比仅仅是运气所导致的结果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有益的现实：经济学正好适合与他。他为学术研究而生。在当时，这个学科刚好在理论和统计上都进入了一个数学化的阶段。作为一个早熟的年轻人，“我一直熟稔于逻辑操作以及解谜的IQ测试游戏。因此，假如说经济学对我是最理想的一个学科的话，也可以说，我也是经济学最理想的研究者。”因此，他像茨威格一般提醒年轻人，“永远不要低估，在你的职业生涯早期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能够让可能的后进生变成开心的战士。”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确要感谢希特勒。正是因为后者，使得他在1935到1940年逗留哈佛期间，能够让赶得上它的经济学文艺复兴的浪潮，Joseph Schumpeter, Wassily Leontief, Gottfried Haberler, 以及“美国凯恩斯” Alvin Hansen这些躲避战祸的经济学家推动了这一潮流。同一时期的哈佛研究生们，都具备了在才华上的这种新哈佛能力。Richard Musgrave, Wolfgang Stolper, Abram Bergson, Joe Bain, Lloyd Metzler, Richard Goodwin, Robert Triffin, James Tobin, Robert Solow,... ——他们全部都是萨缪尔森的同辈们——变成了1950-2000年代世界经济学前线上耀眼的明星。“的确，哈佛造就了我们。但是，就像我之前已经多次写到的那样，我们也造就了哈佛。”
在哈佛，他开始成为凯恩斯主义者。1936年，自英国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的理论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困局，解开困局，需要的是来自政府支出或者是减税的强力推进，除此之外，还需要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使经济得到修复。很多经济学的学生们将永远都不会对于19世纪的观点感到有兴趣——它认为，在不需要政府干涉的前提之下，私有市场可以医治失业。美国许多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的学说大感兴趣，而萨缪尔森与自己的老师汉森则更是不断的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萨缪尔森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1929年4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1933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因此，他决定从当时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难题——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来研究凯恩斯主义。逐渐的，他开始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并且终其一生。
1940年10月，他开始来到麻省理工学院（MIT），这个他度过了所有学术生涯的地方。他很快就开始得到同行们源源不断的认同。其中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国家学术院、美国哲学学会、英国学术院等的会员资格。而各种头衔也纷至沓来。但是，三个孩子的出生却让他的经济条件开始捉襟见肘。于是，他决定写作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他给自己设定的写作标准时——这本书不应该只吸引学生，还应该具有成熟和系统性的品质。他还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来集中讲述当时依然乏人问津的凯恩斯革命的观点。他说自己“殚精竭虑”的来写作这本教材。他雇人来增加图表、彩色图示及幽默小段。
很难去低估这本名为《经济学》的教材的巨大影响力。《经济学》让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了解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念。它以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它“在给予这个世界一种一般性的经济学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生们被它的充满活力的散文式风格及于自己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所吸引。从此之后，大量的教科书作者开始模仿这种写作方式。而《经济学》也使得它的作者跨入了富裕人士的行列。
他的教科书——《经济学》——教育了学生们如何去思考经济学。他的经济研究成果——《经济分析的基础》——教会了专业的经济学家们如何去研究贸易。在两本书之间，萨缪尔森重新定义了现代经济学。当经济学家们“坐下来拿出一张纸开始计算或者分析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在给他们提供所使用的工具及观念方面，没有人比萨缪尔森更加重要的了。”萨缪尔森在MIT的同事Robert M. Solow说。
1970年，当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瑞典皇家学院称赞他“在提升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水平方面，比任何一位当代的经济学家所做的都要多。”他被称为是“最后一个百科全书似的经济学家”。他几乎改变了经济领域所有方面的学术思想，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到股票价格波动的随意性。虽然在他之前，数学已经被社会科学家所采用，但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数学才称为了经济思维中的如此重要的主流工具。通过他，简单的数学预测获得了强大的理论预测能力。而“假如你做一次有关现代经济学家的成果的研究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有庞大比例的标准的研究方式，都可以追溯到萨缪尔森一生的研究，”Solow说。
除了学生和经济学家之外，萨缪尔森观点的受益者，还包括美国的总统、世界性的领袖、国会议员以及美联储官员。他曾经担任过顾问的机构有：美国财政部、预算办公室、以及总统顾问委员会。他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名叫约翰.F.肯尼迪。在1960年的选举之后，他曾经给这个学生单独上过一堂四十分钟的课程。在当选之后，虽然他作为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委员的主席的第一人选，但他却拒绝了这一提名。他在原则上就拒绝任何政府官职。他说，自己不希望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上去，“不能说出和写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他曾经讲过一个自己与弗里德曼之间的笑话：“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我不会做，”弗里德曼说，“如果换的是不平等理论，我到可以考虑。”而笑话背后，他与弗里德曼的经济学观点的争执，已经成为了美国20世纪经济史上的一段公案。他承认说，“我们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彼此不同意，但我们依然还是朋友。”
跟自由派的萨缪尔森不同，除了国防及法律领域之外，保守派的弗里德曼在绝大多数领域里都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把自由权交给个人，私有企业和竞争能够比政府做得更好。但在2008年，凯恩斯主义，以及它的强大护卫者萨缪尔森，却正式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王者归来”。当衰退开始的时候，西方的各国政府们不再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拯救市场的计划。
他曾经这样写道：“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经济活动。”2008年，在他93岁时所接受的一次访谈中，他宣称：当下的这次经济危机，证实了他自己的经济观点的正确性——而这也证伪了他长久以来的对手弗里德曼观点的谬误。“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观点，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不到解决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凯恩斯的观点，财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导市场经济时是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再一次的得到了认同。我希望弗里德曼还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了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但他从不把凯恩斯主义当作是一种宗教。在经历了20世纪下半场的历史之后，即便是他也已经表示：“自己相信政府上演奇迹的能力的乐观主义，已经消退了”。“假如政府变得太大，太多的国家收入要流经它的手中的话，政府将会丧失效率，而且对于满足人们的需求变得迟钝，因此，它将开始威胁到人们的自由。”他说。但是，他依然坚信，没有任何一位严肃认真的政治或者经济思想家会拒绝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性观点——与人为善的民主政府能够在避免经济问题领域里取得自由市场无法取得的成功。“政府和市场，它们单独任何一个，在没有另外一个的帮助之下，都无法服务于公共福利。”他最终承认。而有关其目的，他则在《我的人生哲学：政策信条和工作方式》一文中写道，“尽管对现实世界的实证分析指引并限制着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每一个行动，我从未真正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憎恶不平等。”
2009年12月13日，这位经济学泰斗级的人物，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岁。“一如既往，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在他六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
萨缪尔森:永不消逝的光荣和风骨编辑本段回目录
记得在大学刚开始学西方经济学时，教授推荐我们购买一本西方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学》，因为这本教材浅显而深刻，非常适合于初学者。这本书的作者就是美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保罗·萨缪尔森———12月13日，这位影响世界的经济学家在家中辞世，享年94岁。
《纽约时报》随即刊登一篇近20000字的长文，称赞萨缪尔森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者”。对于美国和世界来说，萨缪尔森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现代西方经济学。
1970年，萨缪尔森就凭借对经济学理论的卓越贡献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说，“在提升经济学家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上，他(萨缪尔森)的贡献要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他事实上以简单语言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相当部分。”
萨缪尔森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后来也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索洛教授评价说，在普通经济学家仍沉浸在计算或分析简单经济学问题时，优秀的经济学家则提供人们分析事物的工具、思考的方法，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超越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无疑是他撰写的《经济学》教科书。该书1948年出版，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畅销不衰，至今该书已发行至第19版，翻译成40余种语言，销售量超过400多万本。
在1998年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萨缪尔森说，他知道自己写的是本好书，“但我没想到它有如此持久的力量。”萨缪尔森说，他的目标就是让经济学变得“可以理解，让人享受”，“我认为，经济学———这也是我努力去阐述的——— 其中包涵有巨大的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在麻省理工学院(M IT)执教的数十载，让萨缪尔森桃李满天下。正是在他的带领下，M IT经济学院成为全美经济学重镇之一，一大批日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比如劳伦斯·克雷、保罗·克鲁格曼、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等，就受到他的言传身教。他的学生中，还包括美联储现主席伯南克——— 对于这位老师的辞世，伯南克深表哀痛，他评价说，萨缪尔森是“一个道路开拓者、多产的经济学理论家、所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教师之一。”
萨缪尔森影响及于外人，但也同样及于家庭并受家庭影响。作为一个犹太人家族，萨缪尔森亲人中有多位曾对美国经济和经济学界产生过影响。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现任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就是萨缪尔森的侄子。而萨默斯的父母，也是经济学界的翘楚(注：萨缪尔森是一常见犹太姓氏，保罗·萨缪尔森的弟弟罗伯特·萨缪尔森，也就是萨默斯的父亲，据说不愿沾其兄长之光或是为了规避反犹主义，遂将“Samuelson”改为“Sum mers”)。
萨缪尔森成就是广泛的，但让人钦佩的还有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老师。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立刻请他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高职，淡泊政治的萨缪尔森马上予以回绝，理由是不想将自己置于一个“他对自己所说所写都不能相信”的职位。
但他并不吝惜提出警告。他告诉年轻气盛的肯尼迪，如果不实行减税政策，美国经济将可能陷入衰退。萨缪尔森后来回忆说，当时肯尼迪对此大为不安地回答：“我刚倡导财政责任和平衡预算，你却来告诉我，我上台后的第一件事是减税？”但最后，肯尼迪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在他遇刺后，继任者约翰逊继续推行了这一减税政策。而这一举措，被广泛认为给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从学术观点上，萨缪尔森是新凯恩斯主义的开山人物之一，主张政府积极作为；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密尔顿·弗雷德曼则正好相反，崇信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在报纸评论上、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上，展开了几十年的激烈论战。但萨缪尔森说，尽管两人争吵了几十年，在很多场合不欢而散，但两人一直是朋友，尊重彼此的造诣。
尽管成就斐然，但萨缪尔森对荣誉总是淡然处之。《纽约时报》评论说，以萨缪尔森的成就和对M IT的贡献，M IT经济学院掌门人的职位非他莫属，但“当然，他总是拒绝”。萨缪尔森总是告诫学生，就像丘吉尔总是告诫他的政治同事所说的，经济学家们，“总是需要有自知之明”。
以下是人们对萨缪尔森的一些追忆：
保罗•萨缪尔森首先是一个学者。他曾经自豪地说，他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完整地停留过一个星期。但通过研究、教学和着述，他对这个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生活的影响，超过了任何政府经济官员和很多总统。一代风流，后无来者。
本•贝南克(Ben Bernanke)，美联储(Federal Reserve)主席，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
保罗•萨缪尔森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拓荒者，著作等身，也是经济学界最伟大的教师之一。我和保罗当年的许多其他学生和同事们一道，悼念经济学界一位巨匠的逝去。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诺贝尔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追忆文章节选：
萨缪尔森是教授经济学的朱莉娅•蔡尔德(Julia Child)（译者注：美国知名厨师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他教给你基本知识，同时又让你得到成为一种复杂文化的圈内人的感觉。我喜欢《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一书。像我所在圈子的很多人一样，我已经把它的一个观点记在心底：如果我不能以数学的方式阐述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个问题，那么我就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甚至认为，数学分析不是研究经济理论的诸多方法之一种，它是唯一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即数学分析。其他一切都不过是印象和漫谈。
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kerlof)，诺贝尔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
20世纪60年代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保罗•萨缪尔森遥遥领先于全国经济学界。他是肯尼迪政府的最重要顾问，是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家，也是最重要基础教材的作者。但他也拿出了时间，从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博士课程教学。他一直让门敞开着，欢迎别人到访，还参加系里组织的野餐会等活动。
萨缪尔森的工作效率也奇高。作为学生的我们，当时常常在信箱里收到他放的粉红色便笺，上面记录了他的一些想法。几年后，我在一本献给他的纪念文集里撰文，回忆他在博士项目里面的工作和与所有学生的互动。我收到了他的一张粉红色便笺纸，上面写着，谢谢你的评价，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想成是万世师表(Mr. Chips)。他可能没有把自己那么想过，因为他本来就是万事师表。
我还记得，1964年春，在我上过的他的一堂课上，他讨论到了自然（就业）率假说。这远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因这一假说成名之前。萨缪尔森认为这一假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立，但如果不成立又相信这一假说，那就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根据这一假说，如果人们无根据地担心通胀加速，政府就会保持较低的就业率。萨缪尔森超越了他的时代，不管是在想到自然（就业）率假说方面，还是在意识到这种假说可能不成立方面。
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斯坦福大学教授(Stanford University)，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经济周期测定委员会(Committee on Business Cycle Dating)主席，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保罗•萨缪尔森把严密的思维带进了一个以前主要依赖于文字与图表分析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建立了现代经济学。他的著作《经济分析基础》是我这一代经济学家的圣经，我们完全是在当时新颍的萨缪尔森风格中受到的训练。1964年，他是我的经济学理论课老师，1970年我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一名初级教师的时候，我们又一道教授这门课。
保罗很有幽默感和爱心，并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身上也唤起了同样的幽默感和爱心。我尤其记得他对我孩子的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年轻教员对其他人的孩子没有什么兴趣，但保罗总是想了解我的孩子的情况。看的出来，这种接触在我的孩子们身上留下了印记，因为我一个女儿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学的当然是经济学。保罗没有当过她的老师，但她的老师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
保罗没有过分迁就我某些更显异端的经济学思路。有一次他被指定参加讨论我一篇关于货币政策的论文，开场就说，对于霍尔的观点，我要说的是，它不是操作货币政策的最糟糕的办法。后来我意识到，他说的是对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麻省理工学院博士：
这真令人悲伤，很难想像没有了他的学术界。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他在每个十年中都有开创性的贡献，而每项贡献都足以成为其他人穷极整个学术生涯方能得到的成就。
对我来说，他的离去是巨大的损失。我的整个研究风格、支持我几乎所有论文的研究技能都来自于他奠基性的文章。他对某个具体应用情景进行全面均衡建模的整个理念，成为我学术研究的基石，这包括了我和乔•斯蒂格利茨(Joe Stiglitz)进行的垄断竞争的研究，以及和维克多•诺曼(Victor Norman)进行的国际贸易研究。我从他那里所学所用的技能包括了：约束优化的比较静态学、对应原理和包络定理、国际贸易中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实物期权估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主席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
每个大学生都他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萨缪尔森在编纂和发掘方面绝对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就好比是想象人们在牛顿之前是如何处理力学问题的。他带来的严谨学风明确了这门学科的纪律。
萨缪尔森令人难以想像地深爱着经济学，这种热爱贯彻到了他所做的每件事中。他真正想要做出正确研究。经济学不是一场（智力）游戏，我们研究经济学是因为这门学科真的很重要。
萨缪尔森非常有兴趣了解年轻学者正在研究什么，因为他一直努力让自己保持在学术前沿。我刚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萨缪尔森看到我就问我：你是新来的吧，现在正研究什么呢？我当时感到难以置信地惊讶和荣幸，萨缪尔森居然有兴趣了解一个新来的经济学助理教授正在研究什么。
耶鲁大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博士、《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作者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
萨缪尔森对我的影响贯穿于我整个经济学学术生涯。我们直到最近都一直保持着联系。
他给我发电子邮件，要我给他回电话。我在今年10月8日给他打了电话，发现他想要和我讨论的问题并不是通常促使我们打电话的那些事情，当然更不是通常经济学家之间交流所谈到的组织会议或是评论论文。萨缪尔森想和我仔细探讨下市场的投机活动，探讨我一直参与创建的新市场（芝加哥商交所的房屋期货和纽约证交所的MacroMarkets房屋证券）可能会加剧而不是减少市场投机活动，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就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国家政策问题进行了非常严肃的交谈。这次谈话并没有真正改变我的观点，至少目前还没有，但我后来认为，他的见解真的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他看起来真的是受到使命感所驱动。他令我惊讶地说：你应该和你的牧师或是精神顾问讨论这个问题。他在开玩笑吗？我认为不是。萨缪尔森会在出人意料的场合迸发出黑色幽默，但他无时无刻不具有一种真正的严肃认真劲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