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1931年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
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1984年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至今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主要经历: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
2010年11月13日,新闻界的老前辈范敬宜同志逝世。11月21日上午,上千人汇集八宝山,在呼啸的寒风中挥泪送别中国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
范敬宜:一生一世新闻情编辑本段回目录
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寒风呼号,落叶飘零,仿佛在送他最后一程!
11月21日上午,上千人汇集八宝山,在呼啸的寒风中挥泪送别中国当代著名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
告别大厅入口处垂挂的巨幅挽联,是对他新闻人生的最好总结:先忧后乐采编评凝心香一瓣哀社稷骤失大笔;掖幼领新诗书画继翰墨三绝恸江山长忆斯人。
报人老范
沉到基层,呐喊时代
范敬宜,字羽诜,1931年出生于江苏苏州,范仲淹第二十八世孙。他是中国当代备受尊敬的新闻前辈,新闻界都叫他“老范”。
老范与新闻有不解之缘,在“最可爱的人”的感召下,1951年大学毕业奔赴白山黑水,进入东北日报,即后来的辽宁日报当记者。然而,命运跌宕起伏,6年后被错划成右派,记者生涯中断20年。“文革”再遭厄运,被下放到辽西最贫困的农村建昌。
建昌10年,对他来说是生命中的浴火重生。他说,正是沉到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年,才让他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也才真正意识到,“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1978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到辽宁日报社,重新拿起笔。他熟悉农村,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了解农民的实情,在农家炕头点灯披衣,挥笔写下著名的述评《莫把开头当过头》,回击了对农村改革的错误认识,旗帜鲜明地提出农村改革才刚刚开头。该文在辽宁日报首发,被人民日报作为头版头条全文转载,有力地推动全国农村改革的加速和深化。从此,他迈上新闻事业新境界,辗转历任辽宁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家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社总编辑。1993年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1998年离任后担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追忆与老范共事的时光,十分怀念。他说,作为报人,老范有两个长处,一是会办报,二是爱办报。办报很辛苦,常熬夜,他那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对办报兴趣浓厚,一心扑在上面,生活却很简朴、不讲究。
“那段时间我们共同完成多次重大宣传报道任务,相互尊重,相互支持,配合默契,被称为‘黄金搭档’。”10月18日,邵华泽前去北京医院探望老搭档,“那时他精神状态不错,他对我说,在人民日报的日子是他最快乐的日子。”
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期,他强调编辑记者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把握全局的能力,他说“人民日报能不能办得高出一筹,关键在这里”。
早在辽宁日报和经济日报工作时期,他就提出过“经济改革呼唤新闻改革”,并脚踏实地从读者最不满意之处改起。他说,读者最不满意什么?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生活,他积极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锐意改革,曾将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农民呼唤日用品市场“返朴归真”》,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他不遗余力抓精品,要求每一个编辑部门“把创精品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全社上下逐步树立起“精品意识”,报纸上涌现出越来越多引人入胜的稿件。
他十分珍惜时代赐予的宝贵机遇,从重返新闻队伍那天起,就一直没有停下过手中的笔,即使记者写稿的“蓝笔”换成编辑改稿的“红笔”,也没有停止参与采写,而且不择题材大小,不论文字长短,乐此不疲。他说他的动机很简单,既然改革开放的时代把“笔”还给了他,他就要不遗余力地用这支笔为时代讴歌,为时代呐喊。他常说,如果有来生,还要当记者。
新闻界大多都读过老范的《总编辑手记》,这是他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期利用午休写下的值班手记,手记有感而发,点到为止,论述的却多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共性和一般规律,成为许多编辑记者的案头参考书。
记得老范写过这样的诗句,“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那是早在1981年他第一次出国考察时写的,以表只争朝夕的决心。蓦然回首,时光流转,人们多么希望还能“再乞华年”!
清华范爷爷
面向主流,培养高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几天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沉浸在一片悲哀中,学院大楼入口处,摆满了鲜花,贴满了留言。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健华说,听到范院长去世的消息,好多同学想写点悼念文章,可坐了一晚上,悲伤得写不出一个字。在学生们心中,范敬宜不是“范院长”,也不是“范总编”,而是敬爱的“范爷爷”。
2002年,范敬宜以古稀之躯,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也是当时全国新闻院系年纪最大的院长。他说要把这里看作是新闻事业的延续,把自己一辈子的感悟、经验和教训,讲给学生听。他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新闻评论”、 “新闻与文化”等课程。每次开课,他都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撰写讲稿;对每一位同学的作业,他同样一字一句批阅,直到因病离开讲台。
《乡村八记》的作者、新闻与传播学院07级硕士、人民日报记者李强说,“范老师对我恩重如山,我无以为报,我会永远记住他对我们说过的话,了解国情是年轻人的首要任务,不要只看到眼前的一平方公里,要经常了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喜怒哀乐。”
经济日报记者乔申颖,曾是范院长的第一任助教,2001年到清华读研时,已经在一家省报工作了3年。新闻是她唯一的选择,但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让她迷茫。她说如果在清华依然找不到对新闻事业的归宿感,毕业后就不再当记者了。听了范老师的新闻评论课,她清楚地感觉到这就是她来清华要找的东西,懂得了新闻工作值得期待也需要坚守。乔申颖说,范老师或许不知道,他于生活的信仰,就像光源一样,对身边的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党委书记胡和平在致范敬宜先生家属的信中说:先生不仅是声誉卓著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卓有建树的新闻教育家。
在近百年中国新闻教育史上,以报人献身新闻教育的大家代为不绝,范敬宜当之无愧名列其中。
文场敬宜兄
诗书画相伴新闻人生
冯其庸先生得知老同学去世的消息,不胜悲恸,“敬宜兄去世的那天上午我还与他夫人通话,说医生讲目前不宜手术,老年人的癌变,发展缓慢,可以延缓很久。哪里想到,当天下午就发生了突变。”
冯其庸说,他与敬宜兄是1948年在上海无锡国专的同学,从王蘧常、顾廷龙、童世业、周谷城诸先生学,遂成莫逆之交。敬宜兄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国专毕业后,他又考入圣约翰大学攻外语,所以他的学问中外兼通,在同学中是很突出的。
在文化界,范敬宜被称为“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2001年,《范敬宜诗书画》出版,选录了他从13岁起的约百件诗词、散曲、书法和国画作品。由此,许多人才知道,他于新闻之外,还有这样的“余事”。冯其庸先生对此大加推崇,称“范君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季羡林先生更以“四绝”称之,理由是他还了解西方文化,古人难以望其项背。
范敬宜自幼多病,不能正常上学。母亲担心他一生虚掷,就让他拜师学画,延请著名画家樊伯炎先生为他开蒙,又拜著名画家吴湖帆为师,在老师的熏陶教导下,他在山水画方面打下基础。他天资聪慧,技艺进展神速,已故著名画家王簃惊叹,“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
他自谦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他说诗、书、画作为一种“余事”,对新闻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经常在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给以灵感和启发。
他对文风的追求是“感人之处在平易之中”。他说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他的文集《敬宜笔记》大多为千字文,收集的主要是他1999年以后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敬宜笔记”专栏写的随笔,读来清新自然,犹与老友交心。
《范敬宜文集》也正在编辑中,目前已出版两本,《新闻作品选》和《总编辑手记》。后者已是一版再版,前者则是他在盛年期的代表性新闻作品。重读这些篇章,不仅能从中再次汲取新闻写作的养分,也更深切感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心路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
本色范君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周来,到范敬宜家中吊唁的人络绎不绝,鲜花摆满了他的书房。人们心中的悲伤,像河水一样流淌。
范敬宜的夫人吴秀琴老师告诉记者,老范走的时候比较平静,没有痛苦。医院的护士说,这么平静安详离去的老人不多。女儿范悦也说,父亲走得很安详,很有尊严,面部表情都没有改变。
吴老师说:“我们1951年一起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60年患难与共,我们俩还是在1978年的同一天入的党。”她说老范是个很普通的人,经过了很多风浪以后,也没有脱离本色。记者看到,家里的确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睡的床和客厅里的一只长沙发,还是从建昌农村搬往沈阳时买的,床是上海产的棕绷床,一直不让换,沙发也还在使用。
范敬宜的儿子、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范迅回忆说:“有一年,我在建昌农村的一个同学的儿子得了脑瘤,危在旦夕,到北京找我父亲想办法。为了给孩子看病,他不仅自己掏钱,还发动经济日报的同事捐了好几万元,终于看好了病,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从中央领导到平民百姓,从学富五车的宿儒到街边修车的小师傅、村里的农民,都有他的朋友。”
在范敬宜工作过的地方,人们对他称赞有加,而他自己却仍是那样温和谦慎,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他总是对自己严格要求,而给别人以最大的宽容,有人向他讨字画,他几乎有求必应,有人约他写文作序,他也不推脱,因此一年到头总是“文债如山”,每天都要写写画画到很晚,他不仅不烦,还说感谢人家对他“压、逼、榨”。
在79年的人生征程中,范敬宜越陌度阡,孜孜不倦,迈上了一个又一个事业的高峰。他于几个领域都有建树,在报界为翘楚,在学界为名师,在文坛为大家。而他最痴情的,还是办报,历经磨难也割不断这一生一世的新闻情。
俯仰之间,我们在大地,老范已到云端。我们相信,他会在白云深处注视着我们,像从前那样用和蔼的目光鼓励我们,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我们仰望天空,就会看到一颗永恒的星辰。 (记者 温红彦)
成长背景编辑本段回目录
范敬宜,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他满怀才情、半生坎坷:幼年失怙、由母亲、姑母一起抚养长大;他自幼体弱多病,不能正常上学,却以一年的小学学历,神奇般考上大学,并达到了诗、书、画三绝的佳境;他20岁大学毕业瞒着家里只身前往东北,与夫人相遇并开始了自己的新闻生涯,26岁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到最贫困的山区,直到49岁时才回到热爱的新闻行业……跌宕起伏的人生,浓缩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理想追求。
名人之后、非常少年
1931年,范敬宜出生于江苏吴县,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28世孙,祖父范端信是范氏义庄和文正书院的主奉,虽贵为当地名门,但仍沿袭着书香之家清寒素朴的传统。范敬宜小时候,没有多少奢侈的享受,但书是从来不缺的。可以说,他是在书香诗韵的浸润中长大的。
敬宜笔记 |
少时的范敬宜天分颇高,却又体弱多病,是家人的宠儿。他7岁刚刚念小学一年级,抗日战争爆发,苏州遭日军空袭,在一片狂轰滥炸声中,范敬宜全家连夜逃至60多里外的光福镇,这个曾以邓尉山香雪海闻名遐迩的世外桃源,一夜之间成了人满为患的难民避难所。
他们一家在棺材铺租到一间阁楼暂时栖身。不久,苏州陷落、家里被日军洗劫一空。大病初愈的父亲忧愤交加,吐血身亡。那一夜的情景范敬宜终生不忘:隔壁是鬼子烧杀抢掠后在茶馆庆功狂呼乱叫,这边是祖母和母亲搂着两个浑身颤抖的孩子,守着年轻父亲的遗体,不敢点灯,不敢哭泣。这样一直熬到天亮,才把39岁的父亲草草成殓。范敬宜将香雪海之夜的家愁国恨埋在了心底,自此,救国、报国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与信念。
1938年,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范敬宜跟随祖母、母亲与姐姐,一起迁往上海,与留美归来、终生未嫁的两位姑母住在一起。范敬宜即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心脏病和肾病而辍学,医生预言:这个孩子至多活到20岁,但绝不能上学。
范敬宜就此罢学。休学在家的日子里,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母亲向他传授中国古典名著,曾留学美国的姑母则当了他的英文老师,传给他西方文化的概要。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亦中亦西,通古贯今,潜移默化地培育出范敬宜的文学才质,13岁时就写出了这样的题画诗:“罢钓归来宿雨收,一溪绿水泛轻舟,诗情只在斜阳里,莫向云山深处求。”后来,母亲又为他请来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教他国画,伯炎先生家学渊源,不仅雅擅丹青,而且精于音律,此外还专于古书画鉴定。在他的熏陶下,范敬宜在山水书画方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仅接受过一年的小学教育、初中与高中没读过一天的人,后来却成就了“诗、书、画三绝”的造诣。范敬宜说,这要感谢家学渊源和名师教诲。15岁时,他进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任教的都是当时的名师,如周谷城、周予同、钱穆、唐兰、朱东润、王佩诤、朱大可、顾佛影等。当年80多岁、双目失明的唐文治先生,经常在课堂上诵古文,声泪俱下,响震瓦梁,其忧国之情,令在场学生无不动容。无锡国专对学生一向要求甚严,每周必交诗词习作,期中期末考试当场命题做诗填词。经过严格的训练,到17岁时,范敬宜的作品不仅有古体、近体诗和长短句,还有了散曲,深厚的国学修养就此奠定。在国专学习4年间,范敬宜年龄最小、禀赋最高,因而备受同学推崇,有“神童”之誉。国专同窗、比他大9岁的冯其庸后来曾在((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的文章中评说道——“以诗而言,情韵相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卓矣范君’。”
新闻情缘编辑本段回目录
范敬宜 |
1949年,18岁的范敬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一一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鉴于他的实际水平,学校特准其直人三年级。在圣约翰的日子里,范敬宜更喜欢到新闻系上课,所以新闻系的同学都认识他。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长、新闻系主任黄嘉德先生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在他的命题作《我最喜欢的报纸》中范敬宜得了90分的最高分。新闻系主办的校报,还破例聘请中文系的范敬宜为编辑。
这份对新闻的热爱,竟使他后来放弃了名师看好的绘画前途。著名画家王个喉先生对范敬宜17岁的习作曾有这样一个评价——“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但王先生没有想到,“此生”后来非但席没有夺成,甚至连它的边都没有沾上。3年后范敬宜投身党的新闻事业,从此紧张的采编工作、不断的政治运动,既无作画的环境,也无作画的心情,“夺画人一席地”遂成泡影。1951年,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声中,范敬宜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受魏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影响,强烈的爱国热情使这个志在报国的年轻人“把诗情画意都轻放”,毅然投身于烽烟弥漫的白山黑水间,进了当时东北局机关报( 《东北日报》 (即 《辽宁日报》 前身),开始了党报编辑的生涯。由于他才华出众,工作4年即被提拔到行政16级,这在同学中是绝无仅有的待遇。没有想到,1957年一场反右风暴,把他一下子打入深渊。
在此后长达20多年的生活磨难与精神煎熬中,范敬宜对新闻九死而不悔的挚爱与忠诚始终不曾动摇。在劳动改造中、在下放插队时,尽管已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范敬宜还是不间断地写作,不能用真名发表,就用化名,不能用化名,就不署名。他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工厂或者农场当一名墙报编辑。即使这样一个愿望,在当时也是可望而不可及。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没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时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夜的报纸。当他望着报社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触万分,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
范敬宜没有想到,18年后,自己竟然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此工作。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新闻生涯能延续半个多世纪,而传道授业成了最后的新闻归宿。
当繁华落尽,古稀之年的范敬宜站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台上,面对台下一张张稚气的脸,他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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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 |
去(《东北日报》报到的第一天,范敬宜就被拿了个下马威,报社领导对这个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说,“你是洋包子,我们是土包子,但是洋包子未必能干得过土包子!”还让他摘掉了圣约翰大学的校戒。在此后的工作生活中,范敬宜一直努力缩短与大家的差距。用范敬宜自己的话说,他是诚心诚意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57年,26岁的范敬宜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辽阳种马场接受艰苦的劳动改造。一介文弱书生,却要做最粗重的农活,而且一干就是两年。两年超负荷的劳动锻炼,没有消磨掉范敬宜的意志,也没有搞垮他的身体。他确实是真心实意地改造自我,把和农民打成一片看作是转变世界观的机会,因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愉快的心态。体弱多病的范敬宜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反而变得越来越健康、结实。谈起这段往事,范敬宜幽默地说,当年名医预言我最多活到20岁,不成想,经过这一番劳动改造竟然能活到了今天,这倒是始料未及的意外收获。
但厄运才刚刚开始。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30多岁的“右派”范敬宜,再次受到冲击,被流放到辽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插队落户,这一次的下乡,不但艰苦程度超过了辽阳种马场。而且一去就是l0年。多年以后,在回忆这段外人看起来不堪回首的经历时,范敬宜却如实说道,当年自己是高高兴兴地去的,只是连累了妻儿。
范敬宜的下放地是建昌县一个非常贫瘠的偏僻山村。村里人都知道从省城下来一个“右派”,不敢轻易接触,山头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他的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完全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电,冬季天一黑一家四口就早早上炕,屋内天寒地冻,屋外朔风凛冽。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范敬宜依然顽强地生活下来。他天天和农民们一起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担粪挑尿样样都不落下。渐渐地,农民们和基层干部那质朴、善良、乐观、求实的精神强烈感染着他,不知不觉间融人到他们之中。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锄》中写道:“一袭轻衫锄一张,清风拂面槐花香,燕山脚下麦初黄。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在他的眼里,举步维艰的下放生活成了悠闲的田园别居,充满了劳作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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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一位县委书记,偶尔路过范敬宜所在的公社,发现了这位颇为“面善”的年轻“右派”,就千方百计地把他借到县里农业办公室去工作,发挥他的长处。这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大队。县委许多重要的报告、文件几乎都出自他之手。这段工作经历,使范敬宜对基层的了解远比一般人更深刻。
1978年初,全国政治形势开始好转,但“右派”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县委鉴于范敬宜的实际表现,在全国无一先例的情况下,冒着风险,大胆拍板,吸收他人党。为此,县委慎重地征求了全县所有公社党委和县委各部门领导干部的意见,最后由县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成为全国“右派”入党第一例。在讨论范敬宜人党问题的县常委会上,县委书记明确表态:“我认真看了范敬宜的档案,研究了他10年的实际表现,我认为他不是‘右派’。我们吸收他人党,不违背党章。如果将来有一天形势发生了变化,认为我们做错了,我甘愿戴上高帽,挂着牌子去游街挨斗。那时希望你们都能跟我去陪斗。”直到今天,他每念及此事,总为这些正直、朴实、敢于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基层同志感佩不已。
范敬宜 |
26岁被打为右派,30多岁被下放到辽西建昌县的贫困山区,直到49岁才回到新闻行业。说起这些外人难以想象的坎坷遭遇时,范敬宜的眼里没有怨恨与委屈。他说,个人的恩怨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段经历成全了他,使他真正与人民联系在一起。
《乡村八记》与总理的信编辑本段回目录
后来他在《满江红?赠人》一词中写道:“平生愿,唯报国,征途远,肩宁息?到峰巅仍自朝乾夕惕。当日闻鸡争起舞,今宵抚剑犹望月。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这种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与茹苦如饴的精神境界在他后来执教清华时,成了一种教育理念,就是加强实践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范敬宜鼓励青年学生多了解历史、社会和国情,珍惜今天的生活,以高度的责任感去记录历史、反映现实。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些过去思想存有误解的学生逐渐转变了观念,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与日俱增。2005年,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二年级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到农村社会调查8天,写出了三万余字的《乡村八记》,通过对一个家庭收支状况的剖析,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的现状和政策的落实情况,体现了一个大学生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范敬宜看后,震动很大,当晚就写了1000多字的评语,推荐给全院老师。为了如实反映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范敬宜还把李强的《乡村八记》寄给了温家宝总理。
温家宝 |
敬宜同志:
三月卅日的信及所附李强《乡村八记》早已收到,迟复为歉。《乡村八记》是一篇有内容有建议的农村调查,记事真切、细致、生动,读后让人了解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给人以启示。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你的几封信都给予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深为感谢。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温家宝 2005年4月28日
总理的回信和批示,在清华大学轰动一时,还引出了一场热烈讨论。《乡村八记》折射出的教育理念,使这个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范爷爷”的范敬宜再次广被社会关注、为学界推崇。对于外界的评价,范敬宜处之淡然,他说:“过去说我是资产阶级的黑笔杆子,现在又说我是大师、权威,其实过去我没有那么坏,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我还是范敬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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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童年自办手抄报,一生笔耕不辍,被誉为真正的“新闻赤子”
11月13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新闻界的老前辈范敬宜同志走了。熟悉他的人忘不了他生前说过的那句话:“我的新闻生涯没有什么太传奇的色彩,中间也充满了很多曲折,但有一条我一直没有改变: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我都没有中断写稿……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当记者。”
范敬宜给家人、同事、同行和学生们留下的,不只是悲痛,更多的是财富。这位值得所有新闻工作者尊敬的老前辈,一生都在书写传奇。而传奇的背后,正是他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与追求。
“这个孩子最多活到20岁,不能再上学了”
1931年,范敬宜出生在江苏吴县,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的第二十八代孙。范敬宜的父亲范承达和著名报人邹韬奋是同班同学,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母亲蔡佩秋出身书香门第,曾师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外祖父蔡晋镛是晚清举人,曾赴日本考察教育,是新式学堂——苏州草桥中学(今苏州一中)的首任校长,培养出了文学家叶圣陶、俞平伯和历史学家顾颉刚等。
范敬宜从小就继承了书香门第的家风,没有多少奢侈的享受,但身边从来都不缺书。可以说,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书香诗韵的浸润中度过的。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日军开始进攻苏州。在一片狂轰滥炸声中,父亲带着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的范敬宜和其他家人,连夜逃至城外的光福镇。范敬宜曾回忆说,那时,一家人无处可逃,只好租住在一间棺材铺的阁楼上。当年11月,苏州沦陷。一家人回到城里时发现,家里已被日军洗劫一空。39岁的父亲悲愤交加,吐血身亡。范敬宜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景:就在父亲与世长辞的那间屋子隔壁,烧杀抢掠后的日本军人正在疯狂地喝酒庆祝;而墙的这边,祖母和母亲“搂着浑身颤抖的我和姐姐,守着年轻父亲的遗体,不敢点灯,不敢哭泣”。
1938年,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范敬宜跟随祖母、母亲和姐姐来到上海,与留美归来、终生未嫁的两位姑姑住在一起。不久,他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心脏病和肾病。医生曾预言:“这个孩子最多活到20岁,不能再上学了。”
休学在家的范敬宜,没有放弃学业,在母亲和姑姑的指导下,开始苦读四书五经。读书之余,他的一大乐趣是看报。据范敬宜生前回忆:“那时我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新闻报纸都看,比如当时的《申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以及各种小报。”从那时起,他就对报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天,范敬宜突发奇想,要自己办一份家庭手抄小报,来记载邻里小事,“秘密发行”给左邻右舍。他照着《申报》和《大公报》的样子,依葫芦画瓢做标题、写内容、排版,并给“报纸”起名为《静园新闻》。“有几次,我看到邻居家一位姓王的外国通讯社记者,晚上下班后经常在弄堂口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写了篇‘报道’登在头版头条,题目叫《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然后塞到他家的门缝里。他看了大发雷霆。有一天终于‘东窗事发’,事主上门兴师问罪。母亲只好赔礼道歉。最后王大胖悻悻地扔下一句话:‘这孩子将来非闯大祸不可!’”
1945年抗战胜利后,凭借深厚的文化功底,范敬宜考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3年后,18岁的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鉴于他的实际水平,学校特批他直升3年级。
但在大学期间,范敬宜最喜欢的是新闻系的课程。他总往新闻系跑,因而该系的学生几乎都认识他。后来,文学院院长、新闻系主任黄嘉德成了他的启蒙老师。而且,新闻系主办的校报,还破例吸收他为编辑。
“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
1951年,范敬宜大学毕业。在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感召下,他瞒着家人来到东北,想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当一名战地记者。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大学同学吴秀琴。日后,两人成了患难与共50载的夫妻。
在东北落脚后,范敬宜被安排到《东北日报》(今《辽宁日报》的前身)上班,担任助理编辑。一位报社领导曾说他这个上海来的“洋包子”未必干得过“土包子”。要强的范敬宜不甘落后,在工作、生活上一直非常努力,立志要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
然而,这位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很快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1957年,因为两篇杂文,范敬宜被打成“右派”,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1966年,“文革”开始后,范敬宜又被批斗了两年多。此后,他们全家被“流放”到辽宁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大北沟村插队落户,一去就是l0余年。
当时,村里人都知道范敬宜是从省城来的一个“右派”,因而不敢轻易与他接触。于是,山梁上一间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他们的家。范敬宜曾回忆说:“我去时正好是12月,那间房子的门窗残破不全,天一黑,一家四口就早早挤到小土炕上。那么冷的天,风呼呼地刮,只好把窗户用报纸糊上,拿一床棉被挂在门上挡风。印象最深的是,炕边还放着一口大黑棺材。”
曾在建昌县和范敬宜共事过的薛慧勤女士告诉记者:“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始终是笑呵呵的,和乡亲们一起一身泥、一身汗下地劳动,担粪、挑尿样样都不落下,做得一点儿不比农民差,连村里监督他改造情况的农民都说,‘数老范干得最好!’”不过,那段日子里,范敬宜最大的心愿还是当一名编辑——为工厂或者农场出墙报。后来,建昌县县委书记发现了这个人才,把他调到了县里。在县里工作期间,他跑遍全县各个公社和大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县委的许多文件和重要报告,都是他撰写的。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不断进行创作,不能用真名发表就用化名;连化名也不能用时就不署名。那段岁月里,他的写作功底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了很大长进。
1978年秋天,范敬宜在时隔21年后,重新回到自己钟爱的新闻工作岗位。虽然此时的他已年近半百,但“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此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基层,1983年出任《辽宁日报》副总编后,仍经常在田间地头和农民唠嗑了解情况。在他看来,当记者就要冲破框框,放下架子,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如何说话。他说:“只有平易,才能近人;只有近人,才能感人。”
1979年春,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冷风”,说是“改革搞过头了”。有一段时间,《辽宁日报》收到的来稿,几乎都是“某某党支部率领群众回击资本主义势力”的内容。为了弄清真相,范敬宜回到他最熟悉的建昌县进行调研,后来根据所见所闻,实事求是地写了一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关于农村形势的述评》,刊登在1979年5月13日的《辽宁日报》上。
没想到,文章见报的第三天,正在建昌县某村采访的范敬宜,突然收到当地一位宣传干事的“情报”:“今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你的文章了,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转载,还加了很长的一段编者按!”当时,范敬宜的第一反应是“完了!又闯祸了!”他赶紧搭了一辆卡车,赶到县城收听新闻重播。他听到,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语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听到这里,范敬宜百感交集,一时热泪盈眶……
在那个年月,敢把初露萌芽的农村生产自主权称作“开头”,敢把强大而无形的阻力概括成“视改革为‘过头’”,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很多人都为范敬宜捏一把汗。他后来回忆说:“有很多同志问我,那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怎么会这么大胆?我只有两句话:一个叫‘有恃无恐’,是我自己知道是真正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不是我杜撰的;一个叫‘无知无畏’,是我当时并不了解上层有这么复杂的斗争。”
“你作为领导,必须把担子、把责任承担下来”
一回到新闻岗位,范敬宜就站到了这个行业的前头。1986年,他被任命为《经济日报》总编辑后,在全国率先推出个人专栏,带头写稿。这个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举动,在当时却是比较大胆的,有人因此批评说这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
作为总编辑,范敬宜常能听到一些“小报告”:某某人有“毛病”,某某人文风不怎么样,等等。对此,他后来总结了两句话:“人不求全,求全则天下无可用之材;文不求同,求同则天下无可读之章。”
范敬宜是一位责任感很强的总编辑。他曾经因为《经济日报》的发行量掉了2万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省、自责。他还强调,领导要敢于“担担子”:“新闻工作是有风险的,出问题是很正常的。有时,比较尖锐的东西登出来以后会遇到种种问题,有的人告状,有的人批评。这时,你作为领导,必须把担子、把责任承担下来。最怕当总编辑的到这时候说自己不知道,那就会给记者留下一辈子的创伤。”
了解范敬宜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新闻不只是“喜欢”,简直就是“酷爱”。1975年,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山西大寨村取经。路过北京时,他到人民日报社看望一位老同志,但没找到对方。看天色已晚,他就站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整夜的报纸。当时,他望着报社内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他当时不可能知道,多年以后,他会梦想成真。
1993年,范敬宜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曾在他身边做过多年秘书的现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郑剑回忆说:“范敬宜是真正的‘新闻赤子’。‘忠诚、热爱、献身’这三个词用在他身上不是空话,非常贴切。”郑剑还说,范敬宜做总编辑期间,笔耕不辍,对各种题材的新闻形式都有所实践。同时,他非常善于组织大型报道,策划了很多大规模、全景式的报道,打了很多很漂亮的“战役”。1994年1月,他组织策划的大型专题《来自东西南北中的报告》,挑选山东、甘肃、广东、辽宁、河南5个省的有关情况进行报道,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问题。后来,这组报道被新闻界称为人民日报在新闻改革中打出的“优势牌”。直到现在,郑剑还能背出范敬宜给文章拟定的标题:“标题都是范总亲自改的,写山东的叫《登泰山更知天下阔》,写甘肃的是《力挽春风度玉关》,写广东的叫《改到深处是产权》……”
在人民日报社任职期间,范敬宜经常告诫记者们不要只盯着人民日报,“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这是因为,他有一个铭记了一辈子的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了一次业余文艺汇演。演出的第三天,范敬宜根据领导的要求,前去采写某纺织厂歌咏队的经验。由于没来得及在演出现场进行采访,他就找到那支歌咏队的队长进行间接采访。那位队长告诉他:“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据此,他写了一篇题为《车间处处闻歌声》的文章。哪知文章见报后,很快就有群众来信举报说,记者没来厂里采访,车间里根本不让唱歌,那是违反劳动纪律的……范敬宜后来专门为此作诗一首,对那些工作作风浮躁的现象提出善意的批评:“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万里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到,小车已过万重山。”
“新闻工作我还没有做够,有些经历可以传授给年轻一代”
在新闻战线奋斗了一辈子的范敬宜,本可以“光荣退休”,但在古稀之年,他又投身到新闻教育领域。2002年,他成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范爷爷。范敬宜生前曾说,他到清华大学教书的原因很简单:“新闻工作我还没有做够。虽然我没有新闻教学的经验,但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有甘有苦,有些经历可以传授给年轻一代。”
李强曾是范敬宜的学生,如今就职于人民日报社。他在缅怀这位恩师时说:“那时,范爷爷给本科生上两门课,分别是《新闻中的文化》和《新闻评论》。院长亲自给本科生上课,这是非常少见的。”李强还记得,范爷爷在讲台上一亮相,浓浓的书卷气就扑面而来。“他会在课堂上用安徽桐城派的古韵念一段先祖的《岳阳楼记》,有时讲到高兴处还会唱一段昆曲。每次上课,范爷爷都会拿着厚厚的一摞材料。他不会用电脑,所有的教学内容都是他用钢笔写在白纸上。”最让同学们开眼界的是范爷爷批改的作业,上面圈点得密密麻麻,一如当年他在报社批改记者的稿样。“这些都可以保存起来当文物了。”
范敬宜的言行甚至影响到了学生们的人生。2005年,读大二的李强在寒假期间写了一篇题为《乡村八记》的调查报告,揭示了某县一个示范村的表面政绩和数字水分,以及县城食品工业的萧条衰败和县城宾馆的畸形繁荣。报告里还涉及了农民增收难题、税费改革、村官选举等诸多问题。指导老师看完李强的调查报告后赞赏不已,把它送给了范敬宜。很快,范敬宜写了整整两页的评语:“我怀着惊异的心情,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李强同学这篇农村调查报告,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他在文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不仅对农业部门,而且对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乃至各级党政领导部门,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后来,范敬宜把这篇调查报告寄送给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个多月后,温总理回信说:“一位二年级的大学生如此关心农村,实属难得。”李强告诉记者,温总理和范爷爷的评语,就是他今后生活和工作的动力。
“他特别热爱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里,也希望有质量地活着”
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范敬宜开始享受正部级待遇。然而,晚年的他,生活上一如既往地简单、朴素,吃、穿、住、用、行都不讲究。他早年的同事薛慧勤说,范敬宜只有一套出席正规场合时才穿的西装,还是陪领导人出访时公家给置办的;他用的手机是最简单的一款,还经常自动关机。近两年,儿女给他请了小时工,可他和老伴平时还是坚持自己搞卫生、做饭。他家里布置得也很简单,房间没装修过,大部分家具也是多年前购置的。今年5月,薛慧勤与范敬宜见了最后一面。“以前聊天时,他常常笑谈一件事——某年两会期间,他在去人民大会堂的路上,被一个问路人喊了一声‘老头’。他说这个称呼他不爱听,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得很呢!可这次见面时跟以往不同了,他反复提到县里(指建昌县)的几位领导都过世了,自己的身体也不如以前了,情绪有些低沉……”
今年8月,范敬宜被查出胆囊癌晚期。他的儿子范迅告诉记者:“父亲身体好的时候,还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家里买东西都是他包办,因为他想了解民生和市场价格变化。住院前,他连续高烧4天后才被家人发现。他瞒着我母亲,自己偷偷量体温、吃药,发着烧还陪母亲去门口的商场买东西……父亲是一个很能扛的人,总觉得自己能扛过去,不想给家人添麻烦。”
范敬宜住院期间,妻子曾问他“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他感叹道:“我想要‘自由’!”“父亲在医院里干什么都有医生监护,走路要人扶,吃饭要人帮,甚至上卫生间都要护工或家人陪伴,因为手上都是针管,想动也动不了。实际上,他就是想回家过正常人的生活。”
11月13日,范敬宜安详地走了。“我觉得可能是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吧。按理说,他这个病会很痛,但父亲走得很平静。他走了,没有被癌细胞折磨、吞噬的痛苦,像是睡着了一样。这也是对我最大的安慰。”范迅说,“父亲给我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需要沉淀的东西。可现在对我来说,回忆是一件很痛苦、也很残忍的事。”在范迅眼中,父亲很乐观,“即便最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特别热爱生活,在最后的日子里,也希望有质量地活着!”
范敬宜 江苏苏州人,生于1931年。195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出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出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1986年出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起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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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生范敬宜
范敬宜的“四真”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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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敬宜笔记》有感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敬宜
参考资料编辑本段回目录
1. 参考《中华儿女》2005年12月30日 作者:董岩 阿成
2. 清华新闻网
3. http://www.china.com.cn
4. 人民网
http://style.sina.com.cn/people/c/2010-12-01/09497060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