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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胡舒立,女, 《财经》杂志主编。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82年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在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
  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
  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为期 5个月在美国的访问,让胡舒立对自己从业的思考又一次发生了转变。


  1987年的 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后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 1991年出版。
  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 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
  1995年,她获得 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
  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
  她多次刊发黑幕报道,被《商业周刊》称为是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比较著名的报道有:“基金黑幕”报道、“银广厦事件”报道等。

胡舒立或离别《财经》 筹划全媒体平台编辑本段回目录

昨日,《财经》内部人士证实,该杂志包括运营总经理吴传晖在内的经营团队大部分人员辞职或准备递交辞呈,涉及人员60多人。

联办内部人士向本报独家透露了事件的内幕:财经团队与其惟一股东SEEC(财讯传媒)就《财经》的未来发展问题出现了理念上的冲突,胡舒立与吴传晖及团队联手,希望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改善股东结构,保持原有的发展路向。

据称,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但并不顺利,吴传晖已经为此辞职。该人士表示,“胡舒立仍坚持在财经,并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可能非常困难,可能被迫辞职。”

“如果谈判破裂,胡、吴及整个团队会联手重新起步。”据称,胡舒立下一步的动向将是创办一份与《财经》类似的财经类杂志。“目前新杂志的情况还没有确定,正在和多方谈这件事。”

经营人员过半流失

有关《财经》内部震荡的消息在节前就已经在业内流传,当时《财经》杂志还专门发公告“辟谣”。而长假过后,有关《财经》人事地震的事件正式呈现端倪。

据联办消息人士透露,《财经》杂志经营部门日前发生重大人事变动,总经理吴传晖已于9月25日正式辞职,包括副总经理张翔傅继红以及几乎全部中层管理团队也于9月29日递交辞呈,一同辞职的还有经营部门的60多人。还有说法称,有百多人准备辞职,其中70%已经辞职或者准备递交辞呈。

公开资料显示,吴传晖早年曾在香港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后投身投资银行业。加盟《财经》杂志后,在开拓《财经》的网络业务、会议活动等新业务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胡舒立称为“我的最重要搭档”,“胡吴配”也在传媒业传为佳话。《财经》几乎全部的利润,包括广告、发行和组织财经会议的利润都来源于吴传晖的团队。

据传,吴传晖系联办系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的执行董事,她的辞职已获集团批准,但尚未公告。“网上的说法基本就是事实。”联办集团一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

《财经》杂志经营系统共有90名员工,负责《财经》杂志和《财经网》的广告部、市场部、发行部以及技术部和产品部等多个部门。如果60人同时辞职,那么《财经》的运营势必将陷入大麻烦中。

激励及理念问题促成决裂

上述内部人士表示,“我们这些同事的辞职并不是事先约好的,而是大家都自愿离开。”

“领导在辞职的时候没有给我们许诺什么,我们下一步的去向现在也没有确定。”

该人士补充道:“实际上,当你合作很好的同事,你的上司和下属都辞职之后,你也会考虑做出一个选择。”

有关《财经》震荡的原因,业界有着比较一致的说法。一位资深人士表示:“无论是胡舒立还是整个编辑群,在产品做成功的情况下希望提出股份激励的要求,但资方不予认同。”

另外一位前财经媒体高管也表示,“这和公募基金的问题是一样的,活靠团队干出来,但是分配上拿的太少。”

上述《财经》内部人士则表示,“人事的震荡不只是股权上的事情,整个团队运行、公司治理的理念都有矛盾。”

业内的说法是,当胡舒立的团队试图通过加强专业性和完善公司治理以提升水准和声誉时,他们和管理层在编辑方针上产生了分歧。比如胡舒立曾经力求在杂志的财务管理方面争取更多的发言权,但管理层没有同意。内部人士称,胡舒立不满王波明拿走《财经》杂志每年大部分广告收入、只留下一小部分作为杂志预算的行为。

有消息称,胡舒立曾经试图通过引入外来投资者的方式,压迫管理层放弃多数管理权,否则就离开创办新的商业杂志。

对于上述说法,《财经》杂志公关负责人张立晖昨日表示“不方便做出评论”。“有消息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放到网上,但是目前还没有最新的公告。”

●胡舒立将另立门户

随着吴传晖的辞职,胡舒立的去留也有望很快水落石出。上述联办内部人士表示,胡舒立目前仍坚持留在《财经》,但由于谈判并不顺利,胡舒立很可能会辞职。

据称,胡舒立的下一步计划是创办一份与《财经》类似的财经类杂志,正在筹划中的这个媒体不是单纯的杂志,而是全媒体平台,编辑方针将一如既往。

据透露,新杂志目前正在筹备当中,名称可能为《财新》,也可能收购正在筹备中的《财经国家周刊》或与之合作。

至于出资方,目前业界也流传着多个版本,浙江日报、清华同方或者江苏一家国有媒体集团,也有称是大众日报报业集团。“目前还与多个方面在谈判,还没有最后的结果,新杂志的创办没有那么快。”

而且,“胡吴配”可能还会在新杂志中继续合作。“《财经》的经营和采编之间配合得很好,经营不干预采编的内容,胡舒立和吴传晖也有着很好的私交,双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非常大。”前述《财经》内部人士说。

“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未来的事情我说不准,但我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胡舒立还没提辞职的事情。”张立晖表示,《财经》编辑部目前人事稳定,没有人提出辞职。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

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编辑本段回目录

  毛主席老人家说过一句:“妇女能顶半边天。”粗略估算一下,中国女性至少在6亿之上。在这么多华人女性之中,最近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中,中国女性占6人;这亿分之一的6位女性无疑是中国的巾帼英雄。你知道吗?其中一位女性是我们上虞女乡贤,她的大名叫胡舒立。
胡舒立
  一
  胡舒立,祖籍上虞丰惠人,她的大外公便是著名乡贤、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她的外公胡仲持,也是一位著名乡贤、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无独有偶,胡舒立的母亲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工人日报》编辑。可以这么说,胡舒立的血液里,流淌着新闻工作者特有的遗传基因。
  胡舒立今年54岁,少女时代曾在山西农村插过队,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使这位既是农民又是战士的少女过早地开始独立,在她身上丝毫没有传统知识分子常有的迂腐和清高,有的是“社会平等意识”和对社会生活底蕴细致入微的观察力。
  1978年高考,她报考北大中文系,正逢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特别从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优秀生,而胡舒立正是其中一位。这样一来,她阴差阳错地从中文调入新闻,成了她一次别无选择的选择。
  1982年,胡舒立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了一名记者,第一篇文章便是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她的新闻勇气一下子为世人注目。后来通过她的努力,在业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接触中不乏商界名人,开始有人正式或开玩笑邀她下海,甚至提出职位安排。但胡舒立没有动心。她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
  二
  1987年,胡舒立获得美国事件新闻研究所WPI)奖学金,赴美国做了历时4个月的采访,她的足迹踏遍了美国25个州,40多个城市。1993年,她再次随中国记者代表团赴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EI)的专业培训,趁此良机采访美国社会问题,主题涵盖民权、女权运动、同性恋、艾滋病研究等等方方面面。
  1994年,胡舒立还有幸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过发展经济学和国际金融课程。凭她的资质、语言水平和本人的努力,完全有条件在美国做一名“安贫乐道”的中产阶级,何况美国洛杉矶一家报纸曾邀她加盟,但她没有这样做。胡曾坦率地说过:“不是一点都没有考虑过的。我也没什么特别高尚的目的,当时也和别人一样,没出过国特想出国。”而最大的原因是她已经爱上了新闻职业,她说:想来想去发现自己最大的愉快就是将自己的东西变成方块字登出来,让许许多多人看见,要知道中国有13亿人啊,而如果在美国当名中文小报记者,其价值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在胡舒立的眼里:“加州的阳光虽然温暖,然而我们只不过是阳光中的一粒尘埃。”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三
  1992年,胡舒立离开了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她告别了党报,选择了一个能对经济发言的小舞台,成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
  1993年,胡舒立受邀参加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所有的人坐在原地,记者也不动,但不肯循规蹈矩的她,一个人在场中走来走去,把录音机摆在每一个发言人的面前。事后,当座谈会纪要被准确扼要地整理出来发表在报纸上时,反响不小,胡舒立的名字就此走入了关注经济的人眼中。
  但与学者直接对话能力的欠缺,仍然让她在第一次访问吴敬琏时显得有些尴尬。由于她对很多问题的茫然与无知,让老经济学家谈得素然无味,胡舒立只得硬着头皮坚持。她有自己的办法:“世界上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最简单的办法。与比你水平高出很多的学者访谈,一定要用录音,我的办法就是反复听,逐字逐句地听,只有这样听才能完整地理解学者所表达的意思,才能体会出当时的感觉。”胡舒立一直用这个“笨办法”,一小时的录音要用4个小时来整理。当胡舒立把采访吴敬琏的文章拿给老学者看时,吴敬琏非常高兴,他对一位记者的认真和深刻的把握能力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后胡舒立说:“用这样方式对学者采访,不仅是我一个学习的过程,更是我建立信誉的过程。”
  四
  1998年4月,胡舒立创办了《财经》杂志,自己担任了杂志主编。 《谁控制了冯明昌?》《成败陈久霖》《琼民源》《君安震荡》等一篇篇报道相继问世。这些文章不但以其调查之缜密、叙述之简洁而为世人刮目相看,更令人叹服的是报道揭露了中国股市界的黑幕,尖锐地批评了证券市场那些丑恶的现象。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矛头直指中国几乎所有的基金管理公司,揭露了许多腐败的现象,比如在桑拿浴间里头接庄等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十家基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对《财经》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人打来电话,意思是基金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我们要小心呵护它、爱护它。批评一个具体的事件或批评一家公司可以,但怎么可以针对一个行业。面对着重重压力,胡舒立表现了女性那种特有的韧性,她丝毫没有退却,发表了《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予以反驳,严正指出: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体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胡舒立继《基金黑幕》以后,又发表了《银广夏》的报道,揭露了宁夏一个上市公司造假的事实:他们不但改财务报表,生产线是假的,连海关报关单也是假的。胡舒立懂得“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为了这篇报道,厦门的记者整整跟踪了一年多,才掌握了充分的事实,然后经过了严格谨慎的调查研究,才写出了这篇力作。《财经》的文章斩断了这家上市公司的财路,胡舒立却说:“我们要保护的是更多人的财路。”
  由于《财经》确立了“独立、独家、独到”的办刊方针,发表的报道又锋芒毕露,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同时《财经》杂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为此,围绕中国股市的一场大辩论席卷而来。胡舒立又在《财经》推出了《庄家吕梁》等力作,揭露了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这场辩论的结果: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近日揭晓,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竟授予了一位财经记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

胡舒立和新闻专业主义编辑本段回目录

对于她认为没有分量或者不专业的报道,她会用“瞎说乱写”来评价记者和编辑。她认为记者们要想在两种强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清醒,除了正直和敏感外,还必须专业
 
本刊记者  林北方  发自北京
 
5月12日下午3时,胡舒立突然对会议室内正在讨论“财经媒体的专业分化”的人们说:“地震了,在四川。”看到她低头摆弄手机,有人试图继续刚才的发言。“在汶川,震级七级以上!”她再一次抬起头来说话,目光闪亮,看着大家。
现场的人里,除了发表过《唐山大地震》的钱钢,没人领略过大地震的惨痛景象。与当时正轻微摇晃的北京东部地区不同,地处西部的香山卧佛山庄平静如常。但大家再也不能平静下来,空气里夹杂着震惊、担心和恐惧。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话题转入“地震报道与地震防护”,有人陆续离开,而胡舒立则不时大声引用钱钢的观点,提醒大家在报道中要注意交通、通讯、饮用水等问题。至4点多,所有人撤离。
此时,《财经》记者欧阳洪亮和法满已出发,带上了胡舒立刚用2.5万元帮他们租到的一部海事卫星电话。全国各地的记者、编辑都在行动,包括刚从卧佛山庄离开的那几十个人。
财经百人会
本来,他们是怀着轻松的心情,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财经百人会”的。
自1998年刚创刊起,《财经》联合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CCER),每年选拔10名国内优秀记者,对他们进行“财经新闻”方向的专业脱产培训,为期3个月。在这3个月里,《财经》负责他们所有的费用,包括教学、住宿、生活费。至2008年,这个被命名为“《财经》杂志奖学金”的项目受惠者累计达100人,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各媒体机构的中坚。
有人为这次聚会写了对联挂在墙上:“十年财经、谈股论金、激浊扬清、每有佳篇惊天下;百人聚首、笃学求实、铁肩铮骨、常怀壮志报神州”,隐然有“精英同盟”的味道——而胡舒立则是当然的盟主。
地震的突然发生,使这次聚会出现了另外一层含义:灾难报道的现场动员。相信在那短短半个小时的讨论之后,很多人的记忆是混乱的,他们要一边留心各种传言和建议,一边担心家人朋友的安全。但是很多人都会记得这样的话:“重大灾难报道一定要去现场,要快!”
作为一个越来越响亮的品牌,“财经奖学金”项目在从容挑选国内新闻业优秀年轻人加以培养的同时,也正通过他们的媒体实践传播“财经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理念。10年积累,这一理念在财经报道领域已经成为主流。
概括下来,它有如下主张:新闻业可以凭借专业的观察、记录和预测能力赢得公众,并且可以凭借与公众的互动参与社会的变革。它要求新闻业者不仅具有宏观视野,而且应该掌握分析工具,具备分析能力。按照胡舒立的话说,就是能够“看到事物的关联度,小中见大,由表及里”。
对于她认为没有分量或者不专业的报道,她会用“瞎说乱写”来评价记者和编辑。她认为记者们要想在两种强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场)之间保持清醒和独立,除了正直和敏感外,还必须专业。“你不明白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什么,你当然就不敢写,或者写不好。”
在专业主义的旗帜下,“财经百人会”一些成员的新闻实践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比如刘洲伟任主编的《21世纪经济报道》王子恢任主编的搜狐财经频道。这为胡舒立赢得了更多的尊重。不过,也有异见者不能完全认同《财经》所秉持的新专业主义价值观,5月11日,李楠在“百人会”现场代表第五期学员发言,他的“新左”论调刚一冒头,就被主持人强行按下。事后胡舒立亲自向李楠致歉,表示观点不同,但可以平等讨论。
所有的奖学金学员都认为,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从这个平台中收获的,除了知识、眼光、独立思考的习惯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温暖。有相当多的人在职业生涯中得到过胡舒立的支持、关照,包括介绍出国留学、培训或介绍工作。
 “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2007年1月,《财经》封面文章“谁的鲁能?”刊出,对一桩总额700亿元的国有资产改制案做了详尽报道,举国震动。有人再一次发问:敢做这样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资源?“那是瞎猜,有些人总是自己吓自己。”她笑眯眯地回答。
这不是她第一次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报道”,以及2008年初的“审判陈良宇”,都是在国内媒体“集体失语”的情况下,《财经》率先刊发的。这些报道被许多媒体同行誉为“奇观”:很多自己想碰而不敢碰的重大敏感问题,都被《财经》一一拿下。
“这没什么秘密。一是发现事实,二是审时度势——某件事情发生了,在一定时期内大家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但是假如我们判断这个问题会被证明、是不能够回避的,那么这件事情的新闻价值就比较高。
“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则就是太猛。中国很多事情就坏在盲动上。”
这回答充满睿智,但短期内并不能解决其他媒体的问题。关键的难点在于怎么判断出某个问题是会被证明、是不能回避的,而某个问题又是短期内不能改变的。除了她一直坚持的专业分析工具外,她多年积累的人脉如吴敬琏、王岐山周小川等,都能在重大时刻发挥咨询作用。
不过她认为这是技术性问题,只要媒体愿意努力,愿意学习,这些问题迟早都能得到解决。她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媒体能否形成价值共识。
“我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不是说漂亮话,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
“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几十年,我想肯定在中国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这是她少有的坦露内心彷徨的时刻。这种彷徨并不指向个人命运,而是指向一个社会的未来。按照胡舒立的新闻前辈、《中华工商时报》创办者丁望的说法,她富有“人文精神”。尽管她从不愿提及她的家世,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人文精神”从上一辈知识分子如胡仲持(胡舒立外公)、吴敬琏、丁望等人身上传承下来的脉络。
在这种传承的基础上,她创造性地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并以她特有的偏执和敏感,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终于创造出今日中国新闻界特有的“财经奇观”。
“我相信舒立愿意见到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早日打破。”一位参与了地震报道的“财经奖学金”学员说,“这回她不该感到孤独了。”事实上,中国新闻界在此次地震报道中的总体表现,与5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飞跃。

 胡舒立的评论编辑本段回目录

  批评权、知情权,还有“新基金”使命
  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 在10月份的中国财经界,众说纷纭、而且持续至今仍为舆论重大热点的事件,竟是本刊10月号的封面文章《基金黑幕》。这是笔者事前不曾逆料的。由于各种议论中屡屡议及《财经》该不该刊登这样的报道,事涉公众有没有权利知道已经被某项研究证明的事实,就有一些看法需要谈一谈。
  这牵涉到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亦即在金融市场上媒体的批评权和公众的知情权究竟应当被置于何种地位。
  一种相当普遍的、似乎也算“善意”的看法认为,报道披露的事实在业内当然存在,“黑幕”比起真实情况还不算很黑,但中国的市场现实只能如此,《财经》硬将之揭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基金毕竟是市场上的新生力量,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有诸多进步意义,其纵使有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至多不过是“三七开”,为什么发表这样的报道使之“信誉扫地”呢?
  还有一种看法与上述有相似之处,但更尖锐更决绝,是坚定地认为基金业成就昭然、不容否定亦不容“误导”的。由此推理,《财经》的报道自然就是恶意之至了。
  这样的说法乍听来相当铿锵,因为其立论的基础都是在谈基金于中国证券业健康成长之大局。但认真推想,却又发现并不很通顺。比如,基金业的出现和发展固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证券市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什么理由认为,媒体之于市场的批评权、公众之于市场的知情权就是相对次要的事情呢?而且,就算已揭示的黑幕还不算很黑,或按另一种极端的说法,基金业成就昭然,为什么媒体就不能让公众得知一份研究报告所披露的、或许让人不愉快的重大事实呢?--重复一遍,这份报告出自专业人员之手,其内容是对22家新基金在上海交易所大宗交易行为半年跟踪研究的定量分析。
  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这可能就是《财经》有关基金的报道刊出后,一些反对的看法大言炎炎,拼命想讲出一些大道理的原因。其实,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由于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公开性的实现即使在成熟市场环境中也相当困难。因此,公开性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本是不可动摇的。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如果一定要援引国际惯例或“公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公理。
  今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成立十周年,《财经》已经陆续刊登了一批第一代证券人回首当年的文章。从这些第一手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很深刻地体会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创业艰辛,也可以进一步理解这个新生市场上种种缺陷很难以避免。然而,十年的里程并不算短暂,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尤其如此。如果说十年来的市场成长本来就伴随着媒体监督的强化过程,那么在市场已经相对成熟的今天,就更没有理由对于媒体的批评权提出任何质疑。
  读10月中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接受三大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实录,注意到周主席站在监管层的角度,也在进行各种比较。周主席认为监管层对于融资者和投资者,保护投资者更为重要;对于大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保护中小投资者更为重要。基于此,周主席再次强调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无论如何,管理层这种鲜明的看法对于媒体行使自身的批评权、维护公众的知情权,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可以想知,《财经》的《基金黑幕》其实只是走出了必要的一步。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市场的成长与成熟,中国的证券记者们在新闻监督方面定会有更多更大的作为。  

杨澜对话胡舒立编辑本段回目录

 
有人称她是“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她的名字叫胡舒立。
  第一波:“琼民源”创刊号卖了 5万册
  杨澜: 92年开始你做《工商时报》的记者,一直到现在,那也过去了近十年时间了,所谓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作为一个记者,他有许多很有戏剧性的故事要写,但同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胡舒立:我觉得确确实实,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整个社会经济现象,社会经济政治现象的理解过程,对它的复杂性的理解,是很多时候回过头才能看到的,因此迫使一个记者,应该有比较复杂的头脑,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记者可能比外国记者还要复杂,因为他要解释那么复杂的社会现象。
  杨澜:《财经》杂志揭露了很多股市操纵的,还有什么基金黑幕。如果要报道这些黑幕的话,压力会有吗?
  胡舒立:这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次压力就是《财经》杂志创刊号。当时有个通知说不让报“琼民源”,但这个通知我也没见到。
  杨澜:是不是就你假装说你没见过?
  胡舒立:但我听说过,说不让报,但我想不让报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他们又不能决定这么多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事实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写,写完了后就登,然后这期创刊号卖了五万册,特激动人心。当然,事后我向有关部门做了解释。
  杨澜:你态度特诚恳埃
  胡舒立:反正就是说以后我们不这样了呗,那次压力比较大,琼是 1996年停牌,到 1998年还没有消息。你说我们当时要创刊,我们一开始就想写一篇批评证券市场的不公平现象,当然觉得这个案子是最好的嘛,就准备好写这个。
  杨澜:后来你又写了著名的《君安震荡》
  胡舒立:大约四个月后,我写了《君安震荡》。当时就想写不写。哎呀,犹豫啊,最后就是写完稿子后,就想登不登,最后想想还登吧,结果发现证监会也没事儿。以后我们所谓有点风险的那种稿子挺多的,像关于电信问题,体制改革我们都谈过一些东西。
  第二波:《基金黑幕》最高道理是公开
  杨澜:但是 2000年 10月份,你们做了个《基金黑幕》,几乎是中国所有基金管理公司都被你们点上了。
  胡舒立:十家公司联合发表了严正声明,在《中国证券报》和三大证券报发的,那次我们压力还比较大。应该承认这个,因为至少我们发表之前,它是一个上海交易的一个研究的东西,发现基金这个新生事物,两年当中在市场里有违规操作,而且认为他们并没有起到所谓稳定市场的作用等等,有很多黑幕。然后我们有记者配合采访,发现基金里头,因为它们的名字实际上都是过去国有的证券公司,发现管理上出现许多问题,包括许多腐败现象。比如说在桑拿浴间里头接庄,接庄家的庄,一块钱一股,然后浑身什么都不穿,因此没有录音机,当然这个我们不可能直接指证。但这都很确切的,我们都是反复调查确认的,我们只是保护消息提供者,不能说出是谁,但是我们这个很确定的。
  杨澜:那次你还是顶过来了。
  胡舒立:我记得刚登完后,证券界工作很多年比较熟的人,打电话说,意思说基金是新生事物,然后说我们一贯支持中国就是要培养机会证券投资者,说你批评一个具体的事件或批评一家公司可以,你怎么打这么一个行业,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当时报纸上对我们有各种批评。当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批评就是说,你说的这些事不稀奇,再说他们比这严重的多的是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说,对基金新生事物,要爱护它,对改革开放新生事物,我们要小心呵护它,你好像太不顾后果。我最听不惯的就是这个观点,我说第一,他黑不黑是另外一回事,你告诉我更黑的事,我也挺愿意登。有一个我觉得,世界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登,你这个道理不是大道理,保护新生事物的道理比你大。但我觉得证券市场最高的道理就是公开、公正、公平,第一就是公开。
  杨澜:特别作为媒体。
  胡舒立:对,我这原则比你高,你是自赋的历史使命,他说什么有历史使命,要负责中国的将来怎么样,所以你得保护我。我才是新生事物,两岁的婴儿,你要保护。我说没有那么一说,然后我写了篇文章叫《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
  杨澜:这是你写的吗?
  胡舒立:对,我写的,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我觉得这主要怎么理解自己新闻的角色。
  批评性报道苍蝇老虎坏的就打
  杨澜:你的杂志做了不少揭露性报道,你怎么看批评性报道?
  胡舒立:我觉得如果这种所谓揭露性的,报道还是要有比较充分的事实,比较严格谨慎的调查研究,像我们做“银广夏”的报道,八月份做的,影响比较大,就是揭露宁夏一个上市公司的造假。
  杨澜:整个造假,不光是改财务报表,生产线也都是假的。
  胡舒立:海关报关单都是造假,生产线有,根本没有生产出足够的东西,我们厦门的记者都跟踪一年多了。我们觉得打蛇要打七寸,中国证券市场相比较是个相当透明的市场,就是说你去采访他,他要接受你采访,还是要跟你说的,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它财务毕竟还是有报表的,还是可以查的,可以通过公开文件研究的。其实过去对这些公司的批评就有,但是为什么批评完了没有作用呢?所以我觉得关键不是批或者不批,关键是能不能打到七寸上,能不能打到关键。我觉得如果我们做证券市场这些揭露性的东西,我们可能更追求的还是确切、确实,可能没有功夫想苍蝇和老虎,坏的都想打。
  杨澜:我前不久采访李敖,他骂人算骂得很凶,他很神秘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我骂人骂了那么多年骂得那么狠但是没有人来害我吗,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没有断过别人的财路,可你是断了别人的财路的。
  胡舒立:对,但我们在保护另一些人的财路,更多的人的财路。所以我觉得有好多人提过这种危险的问题,我也不能绝对排除,因为我自己还无所谓,主要还要包括底下记者,我当然觉得还要替他们着想。
  杨澜:你觉得是什么让《财经》有了自己的锋芒,为什么一些很大的事情它能写出一些有份量的东西来,按理说它也才有三年多时间。
  胡舒立:我觉得可能和我们的方针一开始确定的“独立、独家、独到”有关,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要独立报道,然后完全通过深入采访、独立的判断。杨澜:有没有人试图给你红包吗?胡舒立:其实红包的问题是一直有的,我们一般方法就是不去,因为有一些新闻发布会我们就不去,或者去的比较晚,就不拿。
  曾看不起记者职业
  杨澜: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你的家庭当中有不少成员都是从事过新闻行业的,比如你的母亲、阿姨,还有外祖父,这样一个家庭背景对你后来走上记者的道路有什么影响吗?
  胡舒立:我想这么一个职业,应该说因为从小家里很多人都在做这项工作,使我对这个行业不感到陌生,并且可能在写作上,另外在采访上可能给我一些信心。另外从他们自己的角色出发,对我也有很多批评。比如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到我外公家去,到现在我还觉得很不平衡啊,我到外公家去,不知道他怎么发现了我的缺点,他说这孩子有才子作风,然后我写在日记上“今天说我有才子作风”,我说什么叫才子作风埃
  杨澜:可是到了 1978年,你考上人大新闻系的时候,听说那时候你是非常看不起当记者这个行业的人,是不是?
  胡舒立: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矛盾的,因为一方面,记者这个行业对很多人都有吸引力,我也不在其外,何况我还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他们热爱这个职业,我应该尊重这个职业。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新闻业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摧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完全控制著名的什么两报一刊、“梁效”发表的那些文章,以后做新闻就变得耻辱色彩很重。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搞新闻有没有可能,就是真正地实现这个新闻应该实现的社会角色,觉得还是没有把握的,所以那时候学校都有所谓“钱嘉学派”之风,大家都喜欢去搞很具体很专业的研究,不愿意做直接干预社会、对社会生活影响太大的事。
  杨澜:那后来什么事让你改变了呢?
  胡舒立:我其实就是在大学四年教育结束之后,我已经不可能不做新闻。因为一旦做新闻以后,你发现隔行如隔山,你干别的你还得重新学,是不可能的,而且发现自己还很适合做新闻的。另外当时开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中国政治形势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尤其到 1982年的时候,出现打击经济犯罪,报纸上出现很多批评报道,这些就使得我对新闻的功能、机遇都有一些了解,再加上我又不可能干别的,所以我就开始干新闻,我想做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嘛,一个人只能干一件事。我就把这个做好。
  我有点孤傲但很直率
  杨澜:我看到你写了一本书叫《微观美国》里边提到,你在大学时代有个同学比较狂、或者自恃各方面都比较高,你是不是这样一个成名欲非常高的人?
  胡舒立:我觉得我可能属于稍微有点孤傲的那种类型,就是说我可能心里会觉得你也不怎么样,但我自己也不想说一定要超过别人,让人家都承认我,我可能好像也没有这么高的信心,我觉得我没有这么胸怀大志吧,我只是觉得做一件事情应该尽可能把它做好。
  杨澜:你一直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嫉恶如仇的人,因为搞批评报道是有很多对抗性的,一般被认为女性不太愿意从事直接对抗的行为。
  胡舒立:我觉得我可能比较直率,比如大街上看人打架,我喜欢说:“喂,你们别打了。”有一点这个素质,但我觉得做批评报道也好,或者做一些客观的,并不是光是单纯的表扬稿也好,我还是追求对新闻角色的理解,追求新闻的正直性,我其实倒不一定觉得非得横扫一切也好,非得特别振奋人心的那种想法,不是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个正直的角色选择问题,我可能比较追求做正直的新闻。
  第一次采访经济什么都不懂
  杨澜:可是据说你第一次采访吴敬琏的时候,你还感到采访很不成功是吧?
  胡舒立:那是 1993年的时候,我觉得经济挺难的,我刚到《工商时报》的时候,原来是做政治报道的,刚到《工商时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你要做金融经济的,要懂得国际的金价、汇价、油价,我一听就烦了。
  杨澜:都是数字。
  胡舒立:啊,我一听就发晕,然后第一次采访的时候,采访吴敬琏的,当时要谈金融改革,我想做一个金融改革系列报道,第一个就找他谈。我觉得吴敬琏不是个很好采访的人,他特别要求你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这种滔滔不绝的,他一定要看到对手能够讲出东西来,而我当时水平很低,什么都不懂。谈完后,据说吴敬琏跟人家讲,哎呀,她怎么不懂经济呀,很遗憾的。但是当时他给我指定看一批书,他已经很耐心,他说你要看。当时是 1993年夏天吧。他说你要看哪篇文章,看我写的文章,看哪些哪些东西,然后他到烟台去出差,去休假也不知干吗,反正让我看,然后我可怜哪。看完以后然后再重新听他讲的话,听录音,每句话再想上下文指的什么意思,听完最后才整理抄送给他。他说,悟性还行。
  不怕别人说自己不够女性化
  杨澜:你做主编的这个杂志里你是用什么样的风格来管记者呢?
  胡舒立:我觉得《财经》杂志是团队合作,因为《财经》杂志特别讲究编辑后期的修改,而且特别讲究合作精神。
  杨澜:你觉得在体制内工作,或者在体制边缘工作的时候,你觉得独立思考难吗?
  胡舒立:我觉得其实记者独立思考关键在自己素质。我觉得记者职业上,关键在于自己把握选择,但是我想可能到《财经》以后这种独立思考的压力更大,就是一定要这样做。
  杨澜:你怕别人说你不够女性化吗?
  胡舒立:我不怕,这是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好多好多人都特别怕。
  杨澜:而且你写到,这个比喻怎么来说呢,“得不到你青睐的是狐狸”。
  胡舒立:我的意思是所有的女性是既怕性骚扰,又怕别人不喜欢自己。但是你刚才说我不怕,我觉得我是不怕,但我也不是说我没有那种动摇的时候,我是忽然发现有那么多人那么清楚地在怕,我想我可不能怕。
  杨澜: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不是那篇关于酸葡萄的文章,很有兴趣的是有一篇关于男人挣的钱为什么少了,就是那些和职业女性结婚的男人,他们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比女人做家庭妇女的那些男人相对要低一点。
 
  胡舒立:对。
  杨澜:你现在家里,先生挣的钱多还是你多。
  胡舒立:我觉得可能我多。
  杨澜:这种情况恐怕短期之内也不会改变,你会不会对你周围的男性形成威胁、压力?
  胡舒立: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你去问男性吧。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杨澜:你有没有想过,你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比如说在你领导这个团队里,你会有意地让男性不要太受到过多你的压力吗?
  胡舒立:我觉得我在性别角色上没有这么复杂,可能跟家庭环境有关,因为我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心理无比平衡和自信,恨不得最好我赚钱他不干活,当然他还不至于(这样)。
  杨澜:在工作中你是非常知识分子的,但您在情趣方面喜欢比较通俗的电视剧、武侠剧,有这一说吗?
  胡舒立:休息的时候,我经常非常庸俗,有人打电话来,我说别别别,让我看完这集《笑傲江湖》。我觉得大众电视已经俘虏了所有的人,包括我,不过没事,你的好看的节目我照看,你的阳光节目我照看。
  杨澜:你对自己的期许是不是满足于做财经杂志主编,是不是还有更高的想法?
  胡舒立:我经常希望我是没有机会的。但是每次都不幸地发现还有机会,我最希望一点机会都没有。
  关于胡舒立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任《财经》杂志主编,《中华工商时报》首席记者。
  1978年高考恢复,报考北大中文系的胡舒立被阴差阳错地招入刚复校的人大新闻系。
  1982年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当记者。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在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
  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
  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为期 5个月在美国的访问,让胡舒立对自己从业的思考又一次发生了转变。
  1987年的 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后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 1991年出版。
  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 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
  1995年,她获得 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
  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
  成名事件:
  胡舒立率领的《财经》杂志推出《基金黑幕》等力作,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财经》杂志一夜成名,胡舒立也因此被《商业周刊》冠以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围绕中国股市的一场大辩论席卷而来。胡舒立又在《财经》杂志上推出了《庄家吕梁》等力作,揭露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是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
  2001年,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 50位“亚洲之星”近日揭晓。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定位为改革前沿领导者的称号授予了一位财经记者--《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

胡舒立:禁区编辑本段回目录

译者:方可成 
??  按:这是7月20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写胡舒立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驻扎在中国的美国记者Evan Osnos。和《纽约客》的其他文章一样,这一篇也非常长。我将分几次译出,与大家分享。如果翻译有不准确的地方,也请大家不吝指出。谨以翻译此文表达对胡舒立的敬意,文章版权归《纽约客》及作者所有,若要转载,请注意版权问题并请注明作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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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区(The Forbidden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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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客》2009年7月20日??
??  作者:EVAN OS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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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5月12日,《财经》双周刊创始人、主编胡舒立正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宾馆主持一场奖学金项目学员典礼。一条短信告诉她:四川省发生了强烈地震。她向身边的钱钢凑过去,请这位曾经报道过唐山大地震的资深新闻人估计这场地震带来的破坏情况。钱钢判断:至少这场地震没有发生在大家熟睡的时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们的伤亡将会很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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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出发前往北京市区,在车的后座上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工作。她指挥员工租赁一台卫星电话,并派出一队记者前往四川。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的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就像一位“女教父”——决定报道这场地震,尽管在中国,报道这样规模的灾难将有政治上的风险。当这个国家在1976年遭遇上一场大地震时,政府将报道死亡数字的新闻压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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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胡舒立已经因洞察言论自由的边界而成名。自从创办《财经》十余年来,她尖锐地挑战了中国媒体梦游般的形象。 《华盛顿邮报》David Ignatius对我说,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复仇天使”。当其他顽强的中国记者被拘捕或噤声之后很久,胡舒立仍然留在主编的位置上。在中外媒体上,她经常被描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而她仍在从事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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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小时,第一位出发的《财经》记者已经在前往四川的飞机上,在他之后还有九名同事。当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强调地震“牵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心弦”的时候,《财经》正在调查死伤者的大致人数,并指出“许多受灾者仍然在等待救济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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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坍塌在钢筋水泥的废墟中。中宣部,一个有权力开除编辑、取缔报刊的政府部门禁止对学校的救援行动进行报道。几家中国报纸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校舍倒塌?它们针对建筑问题和遇难学生数量做出了严厉的报道(人们认为至少有5300名学生遇难)。胡舒立听说地方当局正在批评那些继续就校舍问题进行报道的媒体,但她相信《财经》可以找到报道此事的方法。她认为,一篇用正确的口吻和事实写成的报道将能够被刊出。“如果这事不是被绝对禁止的,”她说,“那我们就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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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9日,《财经》杂志刊出了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语言冷静,事实可靠。根据这篇报道,轻率的经济增长,被挥霍的公款,以及对建筑标准近乎猖獗的忽视共同导致了灾难的发生。报道详细介绍了地方干部是如何偷工减料的,但并未提及相关责任人的名字。当我向胡舒立询问政府的反应时,她说:“他们生气了。非常非常生气。”但她和《财经》杂志都没有被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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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记者(或者按照党的语言说,“新闻工作者”)的世界里,五十六岁的胡舒立有着独一无二的轮廓。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扒粪者,曾被中止记者职务,但她已经和一些中共最高权力领导人结成了可以直呼其名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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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英尺高,身材苗条,精灵短发(pixie haircut),一柜子色彩协调的衣服,她经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北京闹市区的泛利大厦19层,整洁而开放的灰色砖砌空间构成了《财经》杂志的编辑部。走廊上,鞋跟敲出的急切脚步声预告了胡舒立的到来。她迅速穿过编辑部,滔滔不绝地发布自己的命令和想法,然后再次走出门去——“就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如今在香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的钱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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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都将与胡舒立聊天的经历比作接受机关枪连珠炮般的攻击。一些人对她的这种强度不太对胃口。胡舒立的一位老友, 《经济日报》编辑汪郎曾经再三谢绝她加入《财经》一起工作的邀请,因为汪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我们的友谊更好”。在有的观点看来,和她在一起要么令人惊心动魄,要么令人丧失勇气。她的老板,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我怕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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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胡舒立依靠两台电脑和一个借来的会议室创办了《财经》。从那时起,她已经在领导这本杂志的过程中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判断——判断多大程度的坦率和挑衅是这个政权能够容忍的。这意味着决定报道什么——那些猖獗的公司欺诈,政府对SARS病毒的隐瞒,以及一例例的政治腐败;但同时也决定不报道什么。当美国印刷媒体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国的传媒正在成长,《财经》是第一份有望跻身世界级的出版物。“它与你在中国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前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为《财经》写专栏的谢国忠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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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杂志印刷光洁,版式设计和《财富》杂志类似。它很沉,广告很多,包括卡地亚手表、信用卡、奔驰SUV。它的写作有意保持高信息密度,甚至是精英式的。比起一份仅仅拥有二十万发行量的杂志,中国的宣传官员们更可能对电视和销量巨大的报纸进行压制,后者有着以百万计的受众。但这份杂志进入了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的许多最重要的办公室,这为它带来了非凡的影响力。最近几年,它开始通过中、英文的一对网站延伸自己的影响范围,网站对《纽约时报》的网站进行了少量的模仿。这两个网站每月吸引320万独立访客。胡舒立为杂志和网站写作专栏,并被广泛引用。她还管理着一系列吸引了共产党的经济领导来参加的会议。《财经》最新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该通讯社将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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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政治学者Sam Popkin和她的妻子,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第一次目睹胡舒立做报道的时候,他想起了《The Boys on the Bus》一书对《纽约时报》记者R. W. Apple的描绘:“Apple常常每天打上百个电话。”Popkin说:“她总是在想办法弄清到底是这个体制里的谁有权力知道发生了什么。”Popkin补充说:“她是一个人体U盘,你写入信息,然后她继续去找其他人。”胡舒立的竞争对手当然记得最清楚。近20年前,时任一家主要商业报纸记者的林力博努力与她竞争对一轮闭门会谈的了解程度。他回忆说:“她甚至搞到了他们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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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胡舒立是国内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的国际版编辑,她开始报道一小群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回国后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她同龄,是高干子弟。这群人将自己的团队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他们在崇文门饭店租用了一些房间,搬出床铺,设立了办公室。其中一张办公桌属于高西庆,他在杜克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前在理查德·尼克松位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另一张桌子属于王波明,作为前驻外大使、副外长之子的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金融,并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部门担任经济学家。他们赢得了一批中共明日之星的支持,比如一位副总理的女婿王岐山,具有改革头脑的政治家后裔周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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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胡舒立回忆说。她称之为自己的“家庭作业”,而时任《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的James McGregor也开始注意到,胡“与他们中的所有人交谈,从他们身上抽取信息,就好像一个研究生在同德高望重的教授们谈话一样。”作为成果,胡舒立得到了一连串的独家新闻,并逐渐和那些后来的高官建立了联系,这串名单是无人能比的:今天,高西庆掌管着中国两千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王岐山是副总理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周小川则是央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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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的很多人都想知道,早年建立起来的这些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胡舒立。但她坚持认为,人们高估了她和权力的接近程度。“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日,”她说,“我是一名记者,他们也把我当作记者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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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的关系网看上去发挥的是更微妙的作用。她将自己置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边缘,置于共产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现实的边缘,置于维护中国利益和拥抱世界的边缘,并已成为一名无价的沟通者、翻译者。2008年奥运会的几周前,中国政府麻烦缠身,看上去开始变得粗暴起来。她利用一篇社论谴责了发生在警察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劝诫大家“自信、开放、友好”。“用英语来说,”她补充道,“(中国的奥运组织者们)应该‘take it easy’。”这是一种高明的角色。另一次,胡舒立需要为广受瞩目的年刊选择一幅封面照片。编辑们将选项缩小为两个:一幅是古板的新闻图片拼贴,另一幅则是一个看起来尖锐的镜头:一个女子走进沙尘暴之中。胡舒立更喜欢那副看起来挑衅的,但最后一刻她又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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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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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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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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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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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乘出租车去胡舒立家的时候,我确信自己迷路了。和她的很多编辑记者同事不同,她并不住在北京新建的高层住宅楼中。她和她的先生,中国传媒大学影视教授苗棣在一群老式住宅楼中拥有一套三居的房子,窗外是枝繁叶茂的花园。1950年代,这里的房子是提供给共产党干部的专用住所,政府将一部分空间分给了胡舒立的父亲。隔壁则是中国的旧媒体要塞,住着国家广播台的总部人员以及电影电视的审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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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上班需要开20分钟的车,这段车程将她从一个世纪带到另一个世纪。当她到达《财经》办公室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北京办事处就在她隔壁。最近一个下午,她上班迟到了,而迟到的原因则是一场特殊的约会:胡舒立决定给自己的高层编辑们换一身新衣服,她召来了一个裁缝。随着《财经》杂志的声望越来越高,她的员工们也将更多的时间用来面对公众或是海外人士。“外国人总这么穿,”她一边匆匆走向自己的车,一边满意地拉拉自己的贴身上衣。她和自己的编辑们达成协议:每人去买一套新衣服,杂志社就掏钱再给他们买一套。裁缝抱着一堆套装走进了会议室,员工们陆续进来试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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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看上去太宽松了吧?”37岁的执行主编王烁正在试一套精致的灰色条纹上衣时,胡舒立拉着衣服的腋下说。被老板戳着自己身体的王烁展现出茫然忍耐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在被放进浴缸的狗身上看到过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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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紧了。”王烁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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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感觉很紧了。”裁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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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胡舒立说,“想想电影里的007。就要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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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要求与其说是出自美学的,不如说暗示了胡舒立对国际化有些夸张的追求。一位善意的美国教授曾经劝告她说:“如果你在中国当记者,你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她看上去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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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母亲的家族这一边,胡舒立生于一连串共产党记者和知识分子之后。她外公胡仲持是知名的翻译家,也是《申报》的编辑。而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创建的出版社则出版了《鲁迅全集》以及埃德加·斯诺和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的中文版。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也是胡愈之家族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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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的母亲曾是《工人日报》的高级编辑,父亲早年在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后来成为一名激情燃烧的地下共产党员,之后在工会任中级职务。他们将自己年幼的女儿取名舒拉,以纪念一位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1970年代,她将名字改为舒立,一个更常见的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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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对于中国对待知识分子变幻无常的态度有着敏锐的理解。她的叔祖父胡愈之在文革前曾是文化部副部长,“但我们却被告诫: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胡舒立告诉我说。她的直率屡屡让父母忧虑。“我不太守规矩,总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后来她进入了带有精英色彩的北京101中学就读,这里曾经是很多共产党干部后代学习的地方。学生们可以有特权接触到当时被禁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专门为有限的党内精英印刷的凯鲁亚克、塞林格和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本。胡舒立还从家中拿书出来,藏在自己的枕头底下,直到她可以和朋友们交换书籍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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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13岁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她的学业也被迫中止。作为一名表现突出的编辑,胡舒立的母亲在报社被批斗,被软禁于家中。她的父亲被发配去做二线工作。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胡舒立成为了一名红卫兵,在全国串联。当运动陷入暴力的时候,她从书中寻找庇护,努力保持接受教育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期,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的价值,”她说。在1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被派往农村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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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荒谬,”她发现农民们丧失了干农活的所有动力。“他们只想在地里躺上两小时。我问:‘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他们说:‘你怎么能想这个?’”她继续说道:“十年后,我意识到一切都错了。”胡舒立的姐姐当时在一个邻村,她后来写了一本书《走出熔炉(Out of the Crucible)》,描述上山下乡运动是如何永远改变他们那一代人命运的。它“埋葬了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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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后,胡舒立参军了——几年之后,她又因此加入了共产党——她被派往江苏北部农村一所偏远的医院,一待就是八年。她在餐厅工作,养猪,帮忙看门,运作一个小小的广播台,播放音乐和通知。1978年高校复课,胡舒立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了渴望已久的位置。新闻系并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它是这所学校所能提供的最好专业。她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系里唯一一名穿军装上学的大一女生。“班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是谁,”苗棣回忆说。当时,来自一个北京军人家庭的苗在历史系学习,一节英语课上认识了胡舒立。苗棣也曾被下放,他们都怀有一种类似的不满。1982年,他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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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胡舒立加入了《工人日报》。在进行了一些早期的调查报道之后,1985年,她被派往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的记者站。这个地区被指定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试点。在那里,她发展了自己建立关系网的能力,她与市政府的每一个人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在她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前景看好的年轻干部,当时担任副市长,他就是习·近·平,一位政治局委员之子。习是一名亲市场的忠诚党干部,他成功建起了一座主题公园,这给他带来了“财富之神(the God of Wealth)”的称号。今天,习是中国的副主席,并被认为是主席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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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胡舒立获得了前往位于明尼苏达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进行五个月研究的机会。这段经历有如天启。“我整晚地阅读圣保罗先锋通讯社的新闻”,她说,她对这家通讯社的规模感到惊奇。(那时的《工人日报》只有四个版。)她与《费城问询报》的调查记者见面,并在《今日美国》实习。回国后,1989年春天的运动激发了北京新闻界的活力,在几周的时间里,报纸从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许多记者加入了游行队伍。6月3日晚军人镇压,胡舒立回忆说,“我到街上去,然后回到办公室,说‘我们应该报道此事’。”但决定已经下达:“报社决定就此事不发一言。”和运动的牵连让她付出了代价。许多说话的记者被解雇,或被放逐到外省。苗棣认为胡舒立可能被捕,最后,她被停职十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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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利用这段时间写作了《美国报海见闻录》,这是第一本审视美国媒体与民主关系的中文图书,内容包括对水门事件和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案的描述。在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中,这曾是一本必读书。她在书中向同行们提问:我们当中的谁“能够身先士卒,做一些类似于美国媒体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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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胡舒立接到了王波明的电话,王是那个在宾馆里搭起办公室的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创建者之一。他准备办一份杂志,想让胡舒立来运作。胡舒立提出了两个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并且提供一份两百万元人民币的预算,用以支付严肃报道的差旅费用,以及给记者们提供高到能够防止他们收受贿赂的工资。王波明同意了。这并不是什么慈善施舍,他和他的那些在政府里决意改革的同伴们将这份杂志视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决心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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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媒体的作用来向公众揭示事实,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帮助政府发现弊病,”王波明最近在他位于《财经》总部楼下大而乱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是那代人当中的典型代表,在美国接受教育然后回到中国。他头发浓密,黑中带着点点灰色,戴Ferragamo的眼镜,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具备中英双语的幽默感。当他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这是因为他最终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最初指望的要多。“我们没有料到一起到来的还有这种程度的风险,”他说。不过王波明的言谈中也流露出: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胡舒立对中国的重要性。“当年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需要自己挣学费,所以我给唐人街的一份报纸打工——《中华日报》,”他说。作为一位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他喜欢抓住每一次发掘一条线索的机会,他体会到了“无冕之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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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4月,它的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报道对象是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后股价涨了四倍。《财经》报道说,散户投资者损失了几百万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内部人员则早已卖掉股份。监管者愤怒了,他们指责《财经》无视新闻纪律,王波明的高管们不得不一起前往监管者的办公室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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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则报道都在修正着胡舒立对自己能够走多远的计算。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8700万美元利润单据。这则报道的政治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经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王波明很担心《财经》会因刊登此报道而被关掉,他做了一件自己表示永远不会再做的事情:出刊前给党内一名高官打电话求得批准。“他问:‘这则报道是真实的吗?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王波明回忆说,“我说:‘报道绝对真实,但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他说:‘如果是真的,就出吧。’”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的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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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那时,记者曹海丽到达香港,发现火车站月台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戴着口罩。究竟是怎么回事?她通知了胡舒立。中国媒体当时已经在报道一种神秘的新型病毒,但卫生部官员向公众保证:病毒得到了控制。广东省的报纸编辑们被私下要求编发让大家对病毒放心的报道,一名编辑回忆说,有的要求甚至细致到了用怎样的字体。但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到广东省之外的媒体。“我买了很多关于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病和病毒的书,”胡舒立说,她的员工们也开始寻找政府声明中的谬误。同时,《财经》的编辑们跟踪着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根据网站记录,SARS病毒感染病例在中国持续增长,而政府却在继续否认。《财经》的报道口吻严肃,提出质疑,但并没有真正指责政府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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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财经》出版了每周一期的SARS增刊。最终,杂志碰到了底线。“《财经》正准备出版一期反思SARS的杂志,”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成员David Bandurski说,“政府送来了禁令:‘不,不能这么做,现在就得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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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地,胡舒立能够精确地感觉到一个敏感的话题何时才能够安全地进行报道。“你能感觉到她在作调整,”原《财经》编辑王丰告诉我说。“比如说,在周一的编辑会议上她可能决定做某个内容,编辑记者们就去做。到了周三的会上,她可能会说:‘知道吗?我得到了关于此事的更多信息,我们不能谈它了,或许我们应该把目标调低一些。’”在极其敏感的政治腐败案中,《财经》的调查记者经常花几周几月的时间收集信息,然后等待机会。很多情况下,一旦新华社发布了关于某官员被捕的简短消息,《财经》已经准备好了一则详细的报道。6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一句话新闻,称深圳市市长被调查;29分钟后,《财经》就发布了一篇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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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之后,《财经》从未完全退至商业新闻的界线当中,尽管今天人们认为它“只是在监督经济”的看法让它获益。随着《财经》的独家新闻不断累积,银行业监管者开始召集记者寻求指点,而不是记者去找监管者。更令人满意的是,西方媒体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并相信《财经》的引导。在一定程度上,杂志的成功和声势已经在自我强化:它已经走得够远,以至于政府里的保守派已经无法确定其他哪些官员在支持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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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财经》因为走得太远而得到了第一次教训。2007年1月,它的封面报道《谁的鲁能》描述了一群投资者是如何用微薄的代价换得对一个庞大集团的控制的,这个集团的资产从发电厂到足球俱乐部无所不包。《财经》报道说,鲁能集团当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但一个鲜为人知的私营公司仅仅花了不到5.5亿美元就得到了鲁能92%的资产。国家监管者没有得到这桩交易的通知——这是法律上的通常要求——此外,混乱重叠的董事会和股东看上去就是为了模糊公司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他们资金的来源。《财经》发现,近一半的收购资本来自一个难以追踪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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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财经》试图刊出一个简短的后续报道之后,当局命令网站删除这篇报道,报摊撤下杂志。据说《财经》上海记者站的员工被要求用手撕掉杂志。“每个人都觉得被羞辱了。”一个曾经的编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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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财经》不时因鲁能调查而被谈起,但胡舒立并不想谈这一事件,她将与政府发生冲突视为杂志“最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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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授予胡舒立一个奖项,以表彰她的“良知和正直”。这个奖项是完全应得的,但它却将胡舒立置于稍微有些尴尬的同伴当中:之前的获奖者包括一位伊朗的编辑,她因自己杂志的报道而屡屡被召至法院;还有一位津巴布韦的编辑,他曾被军方逮捕并施以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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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并不像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那样生活在社会边缘,也不在异见份子的宣言上签字。她充满怀疑精神并饱含激情,但她的文章却引人瞩目地很少带有义愤。当她在专栏和社论中进行批评的时候,她使用的是忠实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的语言。在2006年的社保案之后,她并没有质疑一党政府的道德险境,而是强调中国脆弱的财产公开法律致使官员们的亲属和同僚获利。在2007年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的文章中,她表示:“当前民间积怨最大者莫过于官场腐败蔓延,权力缺乏制衡。”她继续写道:“有些论者总是担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将导致社会不稳定,殊不知政改裹足不前才会成为动荡的温床。”换句话说,政治体制改革带来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丢失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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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地震一周年之后不久的一个6月下午,我在胡舒立的办公室里问她:为什么其他媒体因为报道校舍坍塌而被处罚了,但《财经》没有?“我们从不用非常感性或者不正式的语言说话,比如‘你说谎了’,”她说,“我们尽力分析体制,谈论一个好的设想或愿景为什么无法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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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家中国报纸详细列出了批准建设不安全校舍的官员名单,它可能会在承担公共责任上为自己加上一分,但这种调查行动同样会让报纸非常容易受到小气的政治报复。胡舒立说:“我们努力不给那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干部们留下任何把柄。”最终,她说,重要的问题不是“哪些人在十五年前没有使用质量好的砖块”,而是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她说,“我们需要监督和制衡。我们需要透明。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没有简单的说辞,没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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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式能够对那些真正想解决问题但又不愿放弃权力的政府内部改革者产生吸引力。一些中国记者说胡舒立最伟大的能力是让一个利益集团与另一个对抗,不论是依靠放大中央政府铲除腐败市长的努力,还是依靠政府一派反对另一派的计划。根据这种说法,它能让最具权力的集团留下来,而你也能做出真正的——甚至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新闻。然而危险在于,随着《财经》的影响力的增加和金融利益的增长,杂志可以选择承担更小的风险。最近,一位读者在《财经》的网站上发表评论说:“《财经》越来越主流了……批判思维的味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旨在吸引读者和订阅者兴趣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缺乏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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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绝对的禁区上,《财经》被证明是相当注意中国政府观点的。当上周乌鲁木齐发生民族暴力事件时,杂志派出了两名记者,他们在当地的报道描述了暴力及其带来的破坏,但他们的早期报道并没有冒险去调查造成骚乱的深层原因。同样地,西藏骚乱在少数民族中引发对当局的不满15个月以来,《财经》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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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我和中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南方都市报》的前主编程益中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程益中因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而成名。当时该报记者发现,孙志刚被带到了收容所,后来被打死。表面上看,收容所是为了安置流浪汉和亡命者,但收容制度却广受非议,因为它给予了警察在大街上要求人们出示身份证和暂住证,并可以没有理由地关押他们的权利。那些不能缴纳罚款的人可以通过为看守所运营的农田和工厂干活而获得释放。后来人们发现,孙志刚在街上被警察拦住并逮捕,尽管他坚称自己证件齐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引发了公众对收容制度的愤怒浪潮,该报和其他报纸的后续报道显示,收容制度对于地方警察来说有利可图,并已孵化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包括七百个收容所。根据报道,最少在一个地区,收容站购买收容者以获得更多的收入。2003年8月,此案促使中央政府废除了收容制度,这是中国媒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案例。但不到一年,程益中就被捕了,他的两个同事也因“非法挪用编委会奖金”的罪名入狱。此案被广泛认为是报道孙志刚事件以及之前的SARS带来的秋后算账。程益中在狱中度过了5个月,现在做一份不太为人所知的媒体工作。他的两个同事则被判了更长时间的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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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程益中:为什么胡舒立的遭遇如此不同?他说,《财经》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这将它置于低级官僚的势力范围之外。但他同时指出了差别所在:他的报道旨在从根本上消减警察的权力,而《财经》的关注点则是提升政府的工作。“《财经》的话题没有影响到根本的统治体制,因此它相对安全,”他补充说,“我不是在批评胡舒立,但《财经》在某些方面是在为一个更具权力或一个相对更好的利益集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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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所料,胡舒立的看法有些不同:“我们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集团——我们考虑的是整个体制,以及所有能够达成改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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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体制权威,然后谨慎地追求它的改进,这种策略决定了《财经》的过人之处,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曾经是新闻人的钱钢告诉我说:“洪水凶猛,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中国,我们认为‘水滴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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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则更喜欢一个更加喧闹的比喻。她说:《财经》是一只啄木鸟,永远在敲打一棵树,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全文完)

胡舒立和她的《财经》天下编辑本段回目录

胡舒立年谱考

     胡愈之先生,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新闻出版署署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1986年仙世。老先生一生以笔为枪、御侮救国,现在应该正在天堂凭栏观月、举酒赏花吧。但假如老先生心有旁骛,偶尔关心一下红尘滚滚的凡间,知道正风行天下的其女胡舒立的作为,老先生会朗声大笑呢,还是痛哭失声?
    今年55岁的胡舒立,“嘴上常叼着烟卷”,“快人快语,声音大得食堂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我们先从胡主编的第一段经历研究起来: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工人日报》当记者;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她,到美国进行为期 5个月的访问;1987年的 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
    众所周知,美国的“民间机构”星如棋布,但是大多数背后都有特定倾向的财阀支持。而“世界新闻研究所”以新闻为“民间”内容,其来头一定不凡,可是查遍互联网,也无法清楚谁是这个善心的大财主。新闻是什么?新闻是政治!汉字无法查出这个“民间机构”的来头,用英文才知道一点原委:这个组织的英文全称叫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至今已经有48年历史,到2008年一共邀请过94个国家共500人到美国“访问”,中国至今好像除胡主编外,只有一个叫吴昌华的女士1993年“受邀访问”过,而吴女士现任有汇丰银行等40多家国际“民间组织”发起的“非政府机构”----世界气候集团----中国区的总裁。
    按照这个“民间机构”公布的受邀标准,申请者必须提交五方面材料来证明自己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1、五年以上全职的新闻工作经历;2、流利的英语;3、几篇发表的文章;4、三封推荐函;5、三个以上的工作范本。
    这是奇怪的,明明是新闻研究所,却要受邀者“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是培养新闻记者呢?还是培养政治领袖?第二点奇怪的是,其时胡舒立才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职”的条件啊,难道美国人也清楚,在中国“诗书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儿女,日后一定会领袖群伦,将中国金融“搅得周天寒彻”吗?
    无论如何,美国的绅士们“不拘一格降人才”,迫不及待地向才工作了三年的胡小姐发出热忱的邀请了。5个月时间,美国报业也见闻了,但是胡舒立直到1987年8月才回国。其间的一年多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胡主编难道想让未来给你写传记、作年谱的史家犯难么?当然,象钱学森先生冲破重重阻碍一样,胡舒立女士“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国,这是很值得歌颂的,犹如谢国忠先生从摩根离开后,据谢先生自己说,“有100多家机构”费煞心机地延揽,肯定令人肃然起敬。至于是洛杉矶哪一家报纸呢?如同谢国忠先生是哪100多家机构呢?这是我等小民无须多嘴的。
     现在我们来研究胡主编的第二段经历: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 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研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她获得 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 50位“亚洲之星”之一,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2004年美国世界HR实验室评价她为“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
    “访问”过美国,并且美国报业都见闻过的人,到“第一家民营报纸”做国际部主任,当然绰绰有余啊。但是美国绅士们的慧眼自然是独到的,胡女士任职《中华工商时报》不到一年,1993年,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通知就飘洋过海,到达北京。经过华盛顿的“专业培训”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又送来了奖学金,研读发展经济学,学习什么CPI啊、PPI啊等中国老百姓尚不懂的玩意,似乎日后财经杂志的创刊、“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生涯规划,此时已经被定格了。
    前后两年,短训似乎时间稍长,读学位又可能稍紧,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黄浦军校半年一期,照样将帅如云;抗大学习两年不到,也能统领千军, 此时中美WTO的谈判已经开始进行了6、7年,时间真的不等人啊!1995年COFJ赶紧颁发给胡舒立“杰出新闻记者奖”。这个奖项有些蹊跷,因为此时伟大的《财经》还没有创刊,基金啊、银广厦啊,还都没有黑幕,胡女士离开故国新闻岗位已经2年多了,正在自由的美利坚校园里悬梁刺股,难道美国人是追溯十几年前胡女士在《工人日报》才工作时的华北油田的什么文章?
    但是洋人一向是高深的,他们都认定胡女士“杰出”了,黄皮肤的我们焉敢不赶紧点头称杰出?所以,1998年胡女士创办《财经》杂志。既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有发展经济学专长,还有“国际声望”,自任总编,真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啊!此后,胡女士声誉日隆,2001年,美国人看到亚洲一共才五十粒星星,其中之一就是咱们的胡舒立女士呢!到2004年,伟大的美国人更是将她抬进HR实验室,称量掂估,不得了,中国财经记者万万千,胡舒立女士最值钱!
    中国有许多事,你不想就算了,一想就犯糊涂,越想越让人撞墙、失眠、扇耳光!譬如胡女士这短短的简历,你会发现,胡女士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的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中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访问”、“培训”、“进修”,孜孜不倦、握发吐脯;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写了几篇在中国还算轰动的文章,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拔擢出来,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财主老板、科技精英平起平坐,成为唯一的一颗记者星星,简直有骨肉之情、再造之恩啊!这令人不禁想起高行健先生的诺贝尔文学奖和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总是那么令中国人感到突凹和迷茫。至于美国人的那个什么“HR实验室”,则似乎欠缺一点对中国人的解释,就是胡女士的这个“最有价值”,有过什么价值了?最有什么价值?对谁最有价值?
    我想原文摘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5月6日发表在《嘹望》周刊的《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其中的一段来结束对胡舒立女士简历的分析:
    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现在再来看看胡女士主编的伟大的《财经》杂志。

《财经》的丰功伟绩传

    中国人讲“盖棺定论”,是说历史需要退后一步看,功过方能看清楚。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向使当初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2003年1月,一位署名“舒夕”的不知道何方神圣,以五体投地的姿态,采访了胡舒立,在《青年记者》上发表了《胡舒立: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文中赞颂了《财经》报道 “琼民源事件”,披露 “基金黑幕”,揭发 “银广夏”,掀开了 “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田”“德隆”等一系列黑幕,于是,“中国良心”啊,“为民喉舌”啊,《财经》当仁不让地具有了中国媒体的主流和领导性地位。
    但是中国的事情是需要研究的,因为中国的媒体说谎,脸一般是不红的。
    目前可以确证的是:炒冷饭的“君安震荡”,1998年8月1日发表在《财经》总第五期上;“基金黑幕”,2000年10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1期上;“庄家吕梁”, 2001年2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5期上;“谁在操纵亿安科技?”,2001年6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9期上;“银广夏陷阱”,2001年8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41期上。
    但是轰动股票市场的“蓝田事件”,是刘姝威女士2001年11月《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600字内参文章,首先揭开了蓝田的面纱;
    而《证券市场周刊》在2004年4月25日发表的“德隆惊变72小时 亚星客车董事长讨债不成欲寻死”的文章,这才揭开德隆系的垮塌的序幕;
    至于“琼民源”,1997年3月1日起停牌,1998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 “琼民源”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而《财经》是1998年4月才创刊的,与其无关!
    在当时单纯看《财经》的五大杰作,确实是可歌可泣的,因为中国百姓能享受到“内参”级的消息,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到今天联系起来看一看,问题出现了: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 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A股市场在老百姓心中成了污水横流、臭气四溢的垃圾场!因此,长达五年,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大熊市,就此开始!
    《财经》“五大杰作”对A股完成摧毁性打击之后不久,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此后,成群结队的外资金融机构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国门,大路两旁挤满了手拿鲜花、高喊“万岁”的中国人民。有什么办法呢?中国本土的一切元素都是那么肮脏黑暗,人民只有期待金发碧眼的洋“解放军”,来开创明朗洁净的新社会。
    污名本土的券商、基金,使瑞银啊、汇丰啊、花旗啊等机构一进入中国,就取得了话语权的制高点,6、7年来,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显著位置,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投资行为,而本土的机构则胆怯地、萎缩地龟缩在媒体的角落,无人理睬;上市公司成为“舞弊”和“诈骗”的代名词时,股票也成了路边的烂白菜、臭冬瓜,五年大熊,外资一进来就得到了白捡一样的好价格。
    多么完美的布局啊!多么成功的战略啊!在这场兵不血刃的战役中,胡女士和《财经》是英勇的排头兵、是无敌的先遣队!
    让我们学习认真学习一下摩根士丹利的财富家训:1、用以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金钱;2、今天就要预测到明天需要什么样的人才;3、信息是赚钱的法宝。
    中国人是伟大的,报刊杂志、电台文件,每天都红彤彤地写着一排排斗大的标语,什么人才为本、百年大计啊,什么五年规划、十年战略啊,但是写了说了,就完成了。花心思、费力气、砸本钱,那是不能干的!
    同样伟大的美国人,报刊杂志、电台文件上是不说的,经历过战争洗礼、闯荡过危机动乱、迎接过很多新兴经济组织加入WTO,几百年旺盛常青的国际大金融资本,默默地提前布局,花小小的一点钱,收获山高海阔!
    我一直怀疑,凭借胡舒立女士《财经》之前泛善可陈的从业经历,如何足以使她刚刚切入陌生的证券行业,就能步骤鲜明、点穴掏心地完成让《财经》一举成名的五大杰作的呢?就从她被封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来看,五十年四平八稳、明哲保身的中国新闻界,绝无可以给她如此精心策划指点的行家里手。赴美的三次学习,毕竟是没有实务历练的空头理论啊。唯一可以解释的恐怕是培养胡女士的美国方面,有资本市场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对《财经》的工作给予了精心的规划。
    另一方面,对于基金黑幕、银广厦等问题的长期深入的调查,恐怕不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财经》能实现的,必须部署广泛复杂的证券人脉关系,设计科学先进的调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游离于证券行当的胡女士,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90年代中后期,确实已经有少数外资投行进入了中国,比如摩根士丹利1995年和建银合资成立了中金公司。难道是他们提供了帮助?民间私密调查对当时的中国企事业,仅仅是西方侦探电影里虚构的情节,但是对西方大公司,却是家常便饭。比如这次“达娃”之争,达能就使用了私家侦探来跟踪调查宗庆后,也算是给中国企业家上了一堂市场竞争残酷性的课程吧。
    《财经》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后来又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接下来又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马不停蹄,风生水起。这种远大的战略眼光,肯定是初出茅庐的胡舒立不具备的。我要怀疑,《财经》的钱从那里来?2004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单羽青写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说在《财经》1岁的时候,发行量才7000份,而且绝不搞有偿新闻、关系稿,编辑部的采访费用还充裕,怪!自负盈亏的杂志,发行区区7000份,常识推断,此时《财经》应该是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经济状态啊,但是不但“采访费用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同样是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信息是:《财经》编辑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天啊,难道《财经》是中外合资媒体?!
    《财经》掀起的“摧毁风暴”,在外资幸福进入中国之后,就渐趋沉静了。此后至今的6年多时间里,《财经》也基本演化为以率先报道独家高层政策性消息为其特色了。
    当然可能是经过胡女士的重拳出击,中国的机构和公司“浪子回头”,他们在办公桌、梳妆台等一切目光所及的地方都挂上了格言警句:想做坏事吗?北京有个胡舒立!
    但是蜂拥而至的外资却完全藐视胡女士的威严,屡屡“黑幕”。然而对于这些“友邦人士”,胡女士和《财经》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譬如平安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更,《财经》不调查、不揭发;瑞银承销中石油的卑鄙肮脏,《财经》不谴责、不批判;更有对高盛高华这样的国际金融资本,绕开中国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违法行为,2004年8月16日《财经》杂志竟然怀着欣喜激动的心情以“高盛进入中国 证券业突破即将来临”为题,称颂这一违法行为为“酝酿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运筹,终于导出一个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难道我们现在的国度依然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约存在?欲哭无泪、欲哭无泪啊,可怜的中国同胞们!
    所以,当三月份股市暴跌复暴跌的时候,胡舒立女士以及《财经》杂志,和谢国忠许小年等站成一排,面对着哭天号地的亿万百姓,残酷喊出“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所以,即使亿万次证明“迪安谢”是多么蹩脚、多么歹毒、多么臭不可闻,但是你不能奇怪《财经》和胡舒立照样在显著的位置,用特别的标题,将谢国忠奉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让他抒发“泡沫中国”“崩溃中国”的壮志豪情!
 

《财经》连锁经营谱

    但这一次谢大经济学家“救市是救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宏文,首发的荣幸却给了《环球企业家》,那么就让我们看看《环球企业家》背后有些什么吧。
    全世界目前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作家协会存在的文化价值,是绝对可与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一拼的。这是一个和三省六部平起平坐的正部级,下辖18个正局级单位,有的专门写红头文件、有的管评奖发奖、有的做生意赚钱,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十分的了得!
    在赚钱的行当中,就有一个叫《环球企业家》的杂志。就冲这名字,可见中国作家们万夫不挡的威猛气概!
    《环球企业家》有两位总编:总编辑叫李甬,和胡主编在《工人日报》有同事之谊,1998年《财经》创办不久,就投入胡主编的麾下,此后辗转高升,直至《环球企业家》总编;另一个执行主编叫杨福,2002年8月-2002年12月,在《财经》任高级记者。
    当胡女士 “三不主义”引起举国震怒的时候,深谙张驰之道的胡舒立暂敛《财经》锋芒,而《环球企业家》此刻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就是这份《环球企业家》,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网站,这个网站首页最左上栏,也就是该页面最重要显著的位置,“专栏—评论”,排列着八个该杂志认为举足轻重的名字,从左到右、自上而下是:谢国忠、谢国忠、安德鲁·斯皮特、谢国忠、吴若萱杨福韦棠梦朱屏。排名第一不行,再强调一次,强调一次还不行,再加一次!在《环球企业家》的心目中,一切属于谢国忠、一切为了谢国忠、谢国忠就是《环球企业家》的一切!
    在中国最狂热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名字后面是林彪,但是中国作家协会显然是举世最富有创新精神的组织,如果在那些日子里由他们主办《人民日报》,一定会毛泽东、毛泽东、林彪、毛泽东,将中国人民的热爱之情,进一步推上万里云霄!
    全国五花八门的财经媒体里,还有多少个“李甬”、“杨福”正在辛勤工作作呢?我不知道。
    但胡舒立是公认的“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而《财经》则被认为是“中国财经记者的黄埔军校”,在中国财经媒体的门生故吏面前,胡舒立一言九鼎的分量你可想而知!
    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胡主编江山一统的巍然霸气:大江南北的股民耳熟能详的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是全国人大《证券法》修改小组专家组成员,“范福春副主席打他在北京市一轻局还未谈恋爱时就认识”,并且经常和许小年教授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被叫到证监会去开会。无论如何,刘教授大小也算个人物了。五年前,刘教授不满意《财经》和许小年唱空中国股市,写了一篇“《财经》杂志悠着点”的文章,给了《21世纪经济导报》。这个迂腐的老夫子,自以为《21世纪经济导报》一向勇敢非凡,而自己在中国证券财经界的声名又非常了得,编辑怕是接到稿子先跪下烧三柱高香,然后立即放在头条斗大的标题刊出!然而,刘老先生错了,编辑先生一看是批评敬爱的胡主编的稿子,管他是谁,揉一揉甩进字纸篓!《财经》和胡舒立也是你能批评的吗?真是反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刘教授四处打听为什么?后来有知情人偷偷摸摸地告诉他,胡主编在北京大学有设了一笔丰厚的财经记者奖金,如同中国财经新闻界的诺贝尔奖一般的显赫,但有谁敢反胡,或者谁敢帮他人反胡,这辈子他就想也别想了!
    孙悟空反玉帝,五行山一压500年;刘纪鹏批胡舒立,财经媒体压刘纪鹏五年。五年前胡家班的胡家嘴脸,五年后故技重施,谢先生说“高估”,许先生要“重来”,胡女士喊“不能”,迂腐的老刘忍无可忍,不等唐僧揭符,翻出箱子底的“《财经》杂志悠着点”,吹吹灰尘,自己挂上博客,这才让我等草民,有一睹胡女王绝代风华的荣幸!
    和英国《金融时报》联合培训中国财经记者,在《财经》杂志实地淬炼中国财经记者,最后再用优劣评价的铁腕控制中国财经记者!如此看来,美国的“访问”、“培训”、“进修”,真经独授、画龙点睛,不余欺啊!
    人常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胡主编却是高坐在龙椅上,头戴钻石皇冠的有冕女王啊!下面跪着黑压压一片中国财经记者,什么《环球企业家》,什么《21世纪经济导报》,什么《第一财经》,无非是换个名字的《财经》杂志,或者说,这些报纸杂志不过是胡家的分号、《财经》的连锁罢了!
    所以迪安谢、许小年等高贵的绅士,无论理论是多么的破败、实践是多么的肮脏、百姓是多么的反感、中国是多么的受伤,没有关系,中国的财经报刊,是你们可以自由翱翔的舞台,放胆干吧,弟兄们,一切有“Mrs Hu”呢!
    为什么胡舒立有如此的自信呢?因为她知道,她只要撒下一棵种子,立即就肥沃的土壤紧紧拥抱!

离开《财经》,胡舒立发表告别博客编辑本段回目录

据新浪财经消息称,11月15日,已经离职的胡舒立在财经网博客上更新了最新消息。在向《财经》的读者们告别的同时,胡舒立也称,将来的图景虽然并不很清楚,但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没有理由放弃。

在博文中,胡舒立正式宣布了向上级主管部门“联办”递交辞呈的消息。而原《财经》部分高管层以及采编团队也同时追随她离开。未来胡舒立将可能将出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此外还会继续创办一个新的财经类刊物。  

记者看到,从16日起,她的财经网博客已经关闭。

网友anypop在留言中称:“祝您在未来的道路上播撒下更多独立和专业的种子!”

“机会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压力。关注你,关注你的团队,你是我们新闻人的骄傲!”拂晓报社黄丽坤称。

目前,《财经》杂志新的编辑部五人座次已排定:总编辑王波明、常务副总编杨浪、副总编辑赵力、主编何力、执行主编何刚。

以下是胡舒立在财经网上刊登的最后一篇博文(转自新浪财经):

我走了,再见

好久不在这个博客上写作了。这是最后一篇,明天我的博客就关闭了。

我已经于11月9日正式辞去《财经》主编一职,并获接受。在《财经》这个平台上,我为读者服务十一年,曾经有许多遗憾,许多欣慰和兴奋,自认无愧于心。但想做的事本来还有许多许多。愿望不会消失,会化为我和我们的努力,继续下去。

将来怎么办?我当然有初步的设想和安排,但图景并不很清楚,还要再走再想再谋。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谓着希望,也意谓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我走了,再见。


《财经》杂志大事记编辑本段回目录

2008年
4月18日,时值《财经》杂志创刊十周年,《财经网》全新推出,旨在打造权威的原创财经资讯及互动平台。年初,《财经》首度携手欧美一流智囊机构举办国际论坛,并成为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举办中国经济研讨会的第一家中国媒体。
2007年
“谁的鲁能”、“内部人关国亮”等封面文章,表达了《财经》对“灰色地带”的关注,并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调查处理。自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年起,联合《体育画报》打造《奥运特刊》 。《财经》系列论坛全面展开,在国内外财经界形成广泛影响。年底,《财经》年刊英文版首次推出。
2006年
8月,封面文章“上海社保:危险的投资”刊出,在国内媒体中率先全面揭开了上海社保大规模投资背后交织的权力寻租“灰幕”。
2005年
1月,《财经》正式改为双周刊。这一年,从对“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等深度报道开始,《财经》全面关注中国的环境与科技问题。子刊《金融实务》《视觉Lens》开始随《财经》定向发行。
2004年
以“矿难探源”为起点,《财经》杂志在每年的最后一期推出“年度特别话题”,揭示一桩持续性公共事件的广泛影响和反思主题。同年,《财经》年会召开,并成为中国金融和经济界深具权威性和前瞻性的盛会。
2003年
《财经》凭借SARS系列调查报道,获“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这一年,“周正毅兴衰”、“卢万里案真相”、“马招德卖官链”等封面文章,标志着《财经》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了反腐败领域。
2002年
1月,《财经》正式改为半月刊。随着“谁来接管银行”、“开平之劫”、“贷款黑洞”、“接管深发展”、“东亚:银行涅槃”等一系列封面文章问世,《财经》开始在中国金融领域的新探索。年底,《财经》年刊创办,邀请海内外一流政商学界人士撰写文章,对未来一年中国与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趋势作出专业预测和战略分析。
2001年
以“股市忧思录”、“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等重点报道,继续秉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理性观察与分析。
2000年
10月号刊出封面文章“基金黑幕”,在资本市场引发强烈反响。同月,正式以《财经》刊名出版发行。
1999年
《财经》陆续刊发多组报道和评论,关注中国证券市场、电信业重组、中国加入WTO等重大话题。同年,《财经》杂志奖学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旨在培养通晓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青年新闻工作者。
1998年
4月18日,以关注改革、记录改革、促进改革为使命的《财经》月刊第1期面世(时用名《Money》 )。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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