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编辑本段回目录
编辑推荐
极权统治我们都不陌生了，但翻开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还是会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从背脊升起：在一个名曰“大洋国”的地方，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一段写于五十年前的绝妙政治寓言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有一天这一切再重现……从未在任何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人奥威尔，何以有如此天才般的预见和洞察？其实就象丁春秋的逍遥派、东方不败的日月神教，作家们不过是透视了人性中最原始而丑陋的东西。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书摘插图
一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为了要躲寒风，紧缩着脖子，很快地溜进了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不过动作不够迅速，没有能够防止一阵沙土跟着他刮进了门。
门厅里有一股熬白菜和旧地席的气味。门厅的一头，有一张彩色的招贴画钉在墙上，在室内悬挂略为嫌大了一些。画的是一张很大的面孔，有一米多宽：这是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线条粗犷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用不着试电梯。即使最顺利的时候，电梯也是很少开的，现在又是白天停电。这是为了筹备举行仇恨周而实行节约。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在他住所里面，有个圆润的嗓子在念一系列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声音来自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这构成右边墙壁的一部分墙面。
温斯顿按了一个开关，声音就轻了一些，不过说的语仍听得清楚。这个装置（叫做电幕）可以放低声音，可是没有办法完全关上。他走到窗边。他的身材瘦小纤弱，蓝色的工作服——那是党内的制服——更加突出了他身子的单薄。他的头发很淡，脸色天生红润，他的皮肤由于用粗肥皂和钝刀片，再加上刚刚过去的寒冬，显得有点粗糙。
外面，即使通过关上的玻璃窗，看上去也是寒冷的。在下面街心里，阵阵的小卷风把尘土和碎纸吹卷起来，虽然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可是除了到处贴着的招贴画以外，似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颜色。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在对面那所房子的正面就有一幅，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色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温斯顿的眼睛。在下面街上有另外一张招贴画，一角给撕破了，在风中不时地吹拍着，一会儿盖上，一会儿又露出唯一的一个词儿“英社”。在远处，一架直升机在屋顶上面掠过，像一只绿头苍蝇似的徘徊了一会儿，又绕个弯儿飞走。这是警察巡逻队，在伺察人们的窗户。不过巡逻队并不可怕，只有思想警察才可怕。
在温斯顿的身后，电幕上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报告生铁产量和第九个三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情况。电幕能够同时接收和放送。温斯顿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比极低声的细语大一点，它就可以接收到；此外，只要他留在那块金属板的视野之内，除了能听到他的声音之外，也能看到他的行动。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
温斯顿继续背对着电幕。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很明白，甚至背部有时也能暴露问题的。一公里以外，他工作的单位真理部高耸在阴沉的市景之上，楼房高大，一片白色。这，他带着有些模糊的厌恶情绪想——这就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人口位居第三的省份。他竭力想挤出一些童年时代的记忆来，能够告诉他伦敦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直有这些景象：破败的十九世纪的房子，墙头用木材撑着，窗户钉上了硬纸板，屋顶上盖着波纹铁皮，倒塌的花园围墙东倒西歪；还有那尘土飞扬、破砖残瓦上野草丛生的空袭地点；还有那炸弹清出了一大块空地，上面忽然出现了许多像鸡笼似的肮脏木房子的地方。可是没有用，他记不起来了；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模糊难辨的、灯光灿烂的画面以外，他的童年已不留下什么记忆了。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叫真部——同视野里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有令人吃惊的不同。这是一个庞大的金字塔式的建筑，白色的水泥晶晶发亮，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一直升到高空三百米。从温斯顿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看到党的三句口号，这是用很漂亮的字体写在白色的墙面上的：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三千间屋子，和地面下的结构相等。在伦敦别的地方，还有三所其他的建筑，外表和大小与此相同。它们使周围的建筑仿佛小巫见了大巫，因此你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可以同时看到这四所建筑。它们是整个政府机构四部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分别称为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教人害怕的部是友爱部．它连一扇窗户也没有。温斯顿从来没有到友爱部去过，也从来没有走近距它半公里之内的地带．这个地方，除非因公，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进去也要通过重重铁丝网、铁门、隐蔽的机枪阵地．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有穿着黑色制服、携带连枷棍的凶神恶煞般的警卫在巡逻。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来．这时他已经使自已的脸部现出一种安详乐观的表情，在面对电幕的时候，最好是用这种表情。他走过房间，到了小厨房里。在一天的这个时间里离开真理部，他牺牲了在食堂的中饭，他知道厨房里没有别的吃的，只有一块深色的面包，那是得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
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的液体，上面贴着一张简单白色的标签：胜利杜松子酒。它有一种令人难受的油味儿，象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了快一茶匙，硬着头皮，象吃药似的咕噜一口喝了下去。
他的脸马上绯红起来，眼角里流出了泪水。这玩艺儿象硝酸，而且，喝下去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好象后脑勺上挨了一下橡皮棍似的。不过接着他肚子里火烧的感觉减退了，世界看起来开始比较轻松愉快了。他从一匣挤瘪了的胜利牌香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来，不小心地竖举着，烟丝马上掉到了地上。他拿出了第二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了起居室，坐在电幕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本厚厚的四开本空白簿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什么缘故，起居室里的电幕安的位置与众不同。按正常的办法，它应该安在端墙上，可以看到整个房间，可是如今却安在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幕的一边，有一个浅浅的壁龛，温斯顿现在就坐在这里，在修建这所房子的时候，这个壁龛大概是打算放书架的。温斯顿坐在壁龛里，尽量躲得远远的，可以处在电幕的控制范围之外，不过这仅仅就视野而言。当然，他的声音还是可以听到的，但只要他留在目前的地位中，电幕就看不到他。一半是由于这间屋子的与众不同的布局，使他想到要做他目前要做的事。
但这件事也是他刚刚从抽屉中拿出来的那个本子使他想到要做的。这是一本特别精美的本子。光滑洁白的纸张因年代久远而有些发黄，这种纸张至少过去四十年来已久未生产了。不过他可以猜想，这部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里一个破破烂烂的居民区的一家发霉的小旧货铺中看到它躺在橱窗中的，到底是哪个区，他已经记不得了。他当时一眼就看中，一心要想得到它。照理党员是不许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上做买卖”），不过这条规矩并不严格执行，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鞋带、刀片，用任何别的办法是无法弄到的，他回头很快地看了一眼街道两头，就溜进了小铺子，花二元五角钱把本子买了下来。当时他并没有想到买来干什么用。他把它放在皮包里，不安地回了家。即使里面没有写什么东西，有这样一个本子也是容易引起怀疑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开始写日记。写日记并不是不合法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合法的，因为早已不再有什么法律了），但是如被发现，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肯定，会受到死刑的惩处，或者至少在强迫劳动营里干苦役二十五年。温斯顿把笔尖愿在笔杆上，用嘴舔了一下，把上面的油去掉。这种沾水笔已成了老古董，甚至签名时也不用了，他偷偷地花了不少力气才买到一支，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精美乳白的本子只配用真正的笔尖书写，不能用墨水铅笔涂划。实际上他已不习惯手书了。除了极简短的字条以外，一般都用听写器口授一切，他目前要做的事，当然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尖沾了墨水，又停了一下，不过只有一刹那。他的肠子里感到一阵战颤。
那个可爱的奥威尔编辑本段回目录
经济观察网 书评人 焦建 1946-1947年，英国迎来了几乎20世纪最冷的冬天。当时的世界，正挣扎于战后的大凋败。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这使之成为了对此有所关注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的好题材。为了惊醒世人对于当时国家权力的迷信，哈耶克写作了《通往奴役之路》，而作为作家的奥威尔，则执笔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小说，《1984》。
出于一种令人惊异的毅力，写作这本书的责任感让他来到了孤僻的小岛。那里条件几近原始，如斯巴达人式的生活，令他专注的进行工作。当地老乡记得这位奥威尔先生：“瘦高个儿，面无血色，脸带忧伤。他仍旧吸烟——不是香烟，是用粗黑烟丝手卷的大炮，一干起活儿来，室内空气便污浊不堪。他在其中隐现，恍如雾中的饿鬼。”在这一过程中，奥威尔的肺却被一次意外的寒冷溺水所伤，随后两月，他陷入重病。幸亏友人从美国弄到了链霉素，才使得他没有一命呜呼。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这便是《1984》的开头。而在手稿上，使用着多种不同颜色的墨水，布满难以计数的修改与重写。甫一出版，随即便成为了经典。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周年……
首版39年后，董乐山译《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公开发行中译本。在这个商业化的大规模出版浪潮之前，那个清瘦矍铄的乔治奥威尔，因为其所具备的独特意义，以“内部发行”的方式，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假如能够对那个年代的思想状况有所了解，那本出版时用着深土灰色的《1984》所能够引起的激荡，自是不难理解。它竟然可以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环境来讲，已经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主义。对于一种刚刚渡过那种体制的人们来说，《1984》并不仅仅只是一本预言，而是一种对于过往的提醒，一种心有余悸，一种并不美好的记忆。他们不幸的经历了与书中故事类似的生活，而他们希望永远埋葬它。
作为一本经典，它并没有如其他没有来得及阅读的经典一样被我遗忘。它并不厚，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它。而读完之后，其实除了已经早已熟知的情节和内容之外，并没有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思想上的震撼。奥威尔式英国写作的细腻，成功的描写出了1984年那个未来时态的灰色基调，那种无望的情绪和失败的努力，成为了我对它的全部印象。
和所有的对于未来的悲观性预言、电影、小说们一样，《1984》所表现出来的对于那个尚且未知的世界，保持的是一种或许是被过分夸大了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于人类本性的不确定，对于人类体制的不自信，对于人类科技的不无保留的认识态度。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本反乌托邦的经典之作。以至于，1984这个我所出生的年份，已经变成了几乎所有对它有所耳闻的人们的接头暗号。它所蕴含的巨大隐喻性，已经变成了西方对于巨大的集权主义体制恐惧的一个最佳诠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1984年或许永远都不会到来，但是，它却将永远留存在西方人心目中，成为一种对于集权的巨大警醒。成为人们对哪怕最小一点对于自身权力侵犯的恐惧，并因此努力想要摆脱。
对于我个人而言，《1984》或许只是一种成长智识中的不得不读。而在他的著作和传记不断的被引进出版之后，原本单薄清冷，又总是如黑白照片一般令人感到黯淡的奥威尔，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也越来越引起了我的喜爱。他并不是一个干瘪的英国式古板作家，他的文笔晓畅流利。他勤奋无比——以至于有人说，奥威尔的全集能够摆满一个人整整的一个书架。《我为什么要写作》，或许是大陆已经出版过的他最有趣的一本散文集。在那里面，奥威尔如此细致的描写了他的世界和生活：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如此欢乐少年》中，如此的反讽，经常令人忍俊不禁，他对于写作的态度，以及生活的种种观点。而在《巴黎伦敦落魄惊魂记》中，那个刚刚从牛津毕业的沃顿学生，选择了去巴黎的劣等餐馆打工以便养活自己。以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那的确是奥威尔的主动选择。他希望能够对于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因此真的主动选择，过上了每天细数铜板才能过活的日子……
只有当奥威尔的身影，从他的多部作品——《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缅甸岁月》、《上来透口气儿》……中慢慢清晰的浮现出来之后，他的形象便能够变得更加丰满，甚至是——可爱起来。他对于生活是如此的具有个人立场，而这种稍显左翼的生活，又让他保持了对于事物的敏感：“做人的本质是，你不必追求完美，但是你有时为了讲义气而愿意犯罪，而且你不必把禁欲主张推行到无法与人友好交往的程度，还有你要准备最终被生活所打垮，这是把你大爱给了其他个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乔治奥威尔自身的成长经历，或许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悲观主义的来源。而对奥威尔的作品有了更多的阅读体验之后，我却对这样一个越加变得丰满的作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或许是悲观的，但是，他依然怀着对于人类的爱，对于未来依旧无限的希冀，以及对于美好的无比热爱。而对于我来说，与更加阴郁的《1984》相比，这种热爱所写作的作品，才更加能够帮助我们阻止那种阴郁的现实。
1950年1月21日凌晨，46岁的奥威尔肺动脉突然迸裂，造成体内大出血。护士来看他时，他已经死在了病床上。在《1984》的结尾，奥威尔说：“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对于我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充满了热爱的可爱的人。
有关《1984》：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他的另一代表作是《动物庄园》）。与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通常也被认为是硬科幻文学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社会，并且刻划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未来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投射出了现实生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大洋国”。“大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老大哥”从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户内户外却到处张贴。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臣民。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跟所有同志一样身穿清一色的蓝布工人套头衫裤。他服务的机关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三大部。“和平部”、“友爱部”、“富裕部”，四大机构各占据一座
后来，对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Big Brother）产生怀疑的温斯顿，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利亚产生感情，因而成为思想犯，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成为“思想纯洁者”，自愿被处死。
奥威尔为何写《1984》编辑本段回目录
“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那些我想要揭穿的谎言，我想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事实，我原初的考量是想要让大家听到我说的话。”
埃里克·布莱尔，笔名为乔治·奥威尔，是一位大师级的作家。他在4岁或5岁时，写了生平第一首诗献给他的母亲。在他生命的最后16年里（生于1903，死于1950），他写出了9部著作和700篇文章。
在《我为何写作》（1947）一文中，他这样说：
“在一个和平年代，我也许会写一些流光溢彩的描述性作品，也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忠诚。而现在，我是被迫成为了一名时评家。我先是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署（Indian Imperial Police）度过了5年不适应的职业生涯，在那里经受着穷困，忍受着失败感。在我内心滋长的对权力的自然仇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劳动阶层的存在。在缅甸的工作帮助我理解了帝国主义的性质：不过，对于形成一种精确政治倾向来说，这些经历还是不够的。不久以后，希特勒上台，西班牙内战爆发，等等。到了1935年底，我还是没有做出一个坚定不移的决定。西班牙内战和1936-37年间发生的其他一些大事，局势大转，我得以明白我的立足之地是什么样子的。自从1936年起，我做些的每一行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我所理解的极权主义以及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在我看来，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认为人们能够回避写这样的主题的想法是荒谬的。每位作家都以这种或那种伪装方式来写及它们。它只是成了一个支持哪一方，跟随哪条路径的问题。人们越是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偏见，便越是能在不牺牲他们的美学和智力正直的前提下实践他们的政治。”
“...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那些我想要揭穿的谎言，我想要提请大家注意的事实，我原初的考量是想要让大家听到我说的话...近年来，我尝试不再写得那么视觉生动化，而力求更加精确。《动物庄园》是我尝试的第一部著作。写作过程中，我充分意识到我的目的，将政治意图和文本意图合二为一。我希望很快能写出另外一部。结果注定没有成功，每本书都失败了，但是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想要写的书是什么样的...”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奥威尔接下去写的作品正是《1984》。到1984年底，它被译成62国语言，加上《动物庄园》，共在全球售出4千万本。1984这一年，在美国每天都售出1000本。再摘引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中的一段话：
“...所有的作家都是自负、自私而懒惰的，在他们的写作动机下藏着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次让人精疲力竭的可怕战斗，就像经历一场异常痛苦的大病。如果不是被某种他既难以抗拒又无法理解的魔鬼驱使，人们根本不可能承载起写作这样一种东西。有些人知道，魔鬼仅仅是与一个孩子哇哇大哭引起注意力一样的直觉...”
对于《1984》的写作来说，像是生了一场异常痛苦的大病，并不仅仅是一种比喻，更是一个实情。在写作过程中，奥威尔都和结核病做着抗争，不时被送进医院，在那里他没有打字机可用。他坚强地坐在床上，靠着枕头，用圆珠笔一笔一划写作。一种新药导致了严重的过敏反应。他的皮肤长满疹子，口腔严重溃疡，头发和指甲脱落。几个月后，奥威尔从疗养所康复出院，回到位于苏格兰偏远的Jura岛的家中，于1948年12月完成了《1948》。奥威尔旋即又被送回医院，并再没能够出院。《1984》出版于1949年，奥威尔死于7个月后的1950年1月21日，享年仅46岁。
奥威尔是为我们，为未来写了这部《1984》，他希望我们能认识到集权的世界政府的迹象与征兆，从而阻止它在现实中建立起来。让我们保证，他并没有白费力气。
——Jackie Jura
《1984》也是科幻小说编辑本段回目录
十几岁时，巴拉德回到英国，曾经在剑桥学习医学专业，但并未取得学位。1950年代初期巴拉德到驻加拿大的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同时开始创作小说。巴拉德被认为是一位反乌托邦小说家，他的作品里常常触及现代科技的发展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的话题，因此他也常常被归入“科幻小说家”的名单中。
1956年，巴拉德的两个短篇 《关口》和《普瑞玛·贝拉唐纳》分别发表在《新世界》和《科学幻想》杂志上。《时间的声音》被认为是巴拉德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他的早期作品基本上还保有传统科幻小说的特点，但他深受超现实主义绘画和早期流行艺术的影响，兴趣很快转移，他避开了诸如时空旅行这样的传统科幻题材，代之以对未来的颓废和灾难的描写。1962年的《沉没的世界》描写了陷于水中的伦敦，充满隐喻，也使得一些科幻小说的读者离他而去，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悲观厌世主义者。随后两部作品《燃烧的世界》和《结晶的世界》更加走向极端。
巴拉德在美国诺顿（Norton）出版社的编辑罗伯特·韦尔 （RobertWeil）说，巴拉德的风格或许会让人把他的作品视作科幻小说，不过这和把奥威尔的《1984》或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称作科幻小说是一回事。
从文学角度来讲，《太阳帝国》也许并不能称作是巴拉德的代表作，虽然由于电影的关系让这部作品得到了比他其他作品更多的认知。《太阳帝国》既来自他的童年记忆，也从他自己的超现实想象中汲取了营养。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意象：空荡荡的游泳池，废弃的大楼等，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世界就是一个“各种超现实景象构成的奇观”。
巴拉德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则是饱受争议，激起了极端不同的两种评价，他的推崇者里包括《发条橙》的作者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以及美国著名的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Sontag）。使得巴拉德成为人们眼中一位具有煽动性的作家的是他出版于1969年的 《暴行展示》（TheAtrocityExhibition）。《暴行展示》是一本实验性的小说，文体上则是把叙述和类似科学报告的文字混杂在一起，涉及了越战、梦露之死，以及詹姆士·迪恩和詹妮·曼斯菲尔德的车祸等，把大众媒体、暴力和性联系在了一起。尤其引发评论界愤怒的是书中题为《刺杀JFK，作为一次下坡路上的摩托车比赛》的一章。此书最初在美国出版时出版社很快销毁了所有的印本，直到三年后由另一家出版社更改题目后再次发行。苏珊·桑塔格在给《纽约时报》书评增刊写的评论里称他为 “值得嫉妒和尊敬的巴拉德”，给《暴行展示》的评价则是“微妙、粗暴，智力型的，让人兴奋”。可另一位英国作家保罗·鲁索（PaulTheroux）则形容说，“充满了华而不实的观点，虚假的数据，充满了对电影明星的令人恶心的迷恋，以及对各种美国品牌和用品的性幻想。”
在1973年出版的《撞车》（Crash）里，巴拉德进一步地发展了他对于可以被称作“机械性刺激”的迷恋——书中描写的是一群在撞车里体验性刺激的人。1996年，大卫·克罗南伯格（DavidCronenberg）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影。这本书出版后，《泰晤士报》的书评版上出现了这样的评价：这是我看过的最让人恶心的作品，当然巴拉德的文字出色，这不可否认，但我绝不会推荐这么一本书。虽然存在争议，但在2008年伦敦《泰晤士报》评选的“二战”后最伟大的50名作家中，巴拉德还是排到了第27位。
董乐山：翻译《1984》的社会主义者编辑本段回目录
董乐山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是《1984》的第一句话。
写下这句话时，英国人乔治·奥威尔一定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将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出版。将这句话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董乐山却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将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掀起巨大的反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的隐喻小说，《1984》于1949年在伦敦出版，1979年在中国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译者董乐山认为：翻译这本书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信念的一次坚持，正如他年轻时参加中共地下党运动一般。
理想引导全家
单纯从家世来看，董乐山无疑具备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充分条件。
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如果有人硬要从履历寻找什么先兆的话，那就只有他的学历了：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对多年后他翻译来自英国的《1984》而言，也许只是个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的董乐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沦陷区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并悬挂汪伪国旗发起激烈抗议，因此被开除。他并未气馁，更把弟弟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抗战结束后，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董乐山等人又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来了。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拒绝了，留在了大陆。他并非职业革命者，但从当时他手不释卷的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来看，至少心向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但董乐山并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也不会有心思翻译。他正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对这个新政权的服务中。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马上一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兰向来都为这个额头宽宽戴副眼镜、一身书生气的三哥对她的关爱，而感觉自豪和温暖。
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解放前三哥推荐他报考的“共产党活动中心”——浙江大学毕业，也分到北京。80岁的时候他还对哥哥当年的话刻骨铭心：“一旦你入了党，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几年后，董木兰以“革命干部”身份，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了。”
从这封信后，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二哥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几次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保证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苦中作乐
1957年，刚在“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质量不好。
“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孤傲。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他的妹夫，同时被划为右派的伍文煦说。
被剥夺翻译权利的董乐山当了一名基础英文教员，后又在新华社打下手管理资料。在地下仓库里，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书被当作垫脚的砖头泡在水里——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两个星期内，他读完了这本130万字的著作，马上通过朋友向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由他领衔翻译的这套书在1963年出版。虽然是内部发行，但仍产生极大轰动，一时奇货可居，连董乐山自己家里留的一套都被借丢了下册。
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只是董乐山本人不甘荒废，在政治风暴中苦中作乐而已。据他的儿子董亦波讲，“文革”期间，董乐山有一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因此被关入牛棚，被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为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一直被关到只剩自己一个人。
“有一次，我和我母亲去看他，关他的‘造反派’告诉我们，他还有‘罪行’没有交代，叫我们要他赶紧交代。他见到我们时，当着监视我们的人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董亦波在电子邮件中对记者回忆。
直到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时，董乐山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摔下来断了一只胳膊，这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受他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随”了他的处境——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后果可想而知。
后来，有一次相见，董乐山抱歉地对妹妹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
今天的董木兰说，她并不责怪哥哥。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
千字4元
70年代后期，董乐山才恢复工作的权利。这时，他注意到了《1984》。
在新华社工作时，董乐山曾经看到过奥威尔的名字，当时仅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对“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等句子，并未用心去揣摩。
这一次不同。
“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一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十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说。“《1984》在今天仍有价值……只有彻底否定了……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这是《1984》同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5000份的印数，又是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1984》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版，是在1985年。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著名学者林贤治向记者回忆：那一年，花城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蔡女良决定，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一套《反乌托邦三部曲》。这三部曲便是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
作为危言的《1984》当启示录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私下里，传播学思想怪杰麦克卢汉对奥威尔曾有激烈得出奇的贬斥。他在1951年1月写给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的信中说：“……乔治.奥威尔之类的笨蛋有一个问题，他们讥讽50年前发生的事情，把它当作对未来的威胁！”1970年6月给其助手及友人J.G.基奥的信又说：“我一直认为，奥威尔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在所有问题上他都缺乏感知和理解。他评论的政坛是老掉牙的事情。”
在《麦克林》杂志1977年的访谈录中，麦克卢汉的批评总算温和了许多：“《一九八四》根本就不是预言，它是怀旧，怀念1934年。一切乌托邦都是后视镜……是‘新预言家’，老天知道是《时代》杂志。奥威尔把那些事情推向紧张的氛围之中，然后说这就是未来。”
麦克卢汉批评奥威尔将过去时当作将来时，将回忆录当作启示录，实为无的放矢。因为在本质上，《1984》本来就不是真正的预言。
奥威尔1949年6月在回复工人F.A.亨生的信中谈及《1984》：“我最近出版的这部小说并不是要攻击社会主义或者英国工党（我还是工党的一个支持者），而是为了揭露由经济集中而导致的集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堕落。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集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集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我把故事发生的场景放在英国，是为了强调说英语的人种并不是天生就比其他人更好，假如不向集权主义宣战的话，集权主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取得胜利。”他并不认为“1984”必将出现。对于麦克卢汉的责难，奥威尔在此，已经漂亮地预先作了答辩。
将《1984》的年代定在1984，并非刻意而为，只是将写作时的“1948”颠倒为“1984”而已。《1984》绝非一个准确的预告，而是一个响亮的警告———奥威尔显然并不真的以为，他的英格兰到1984年就会沦为极权主义，他只是大声疾呼：极权主义可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产生。换句话说，《1984》并非关于未来英国的预言，而是关于当代世界的危言；与其将它当作将来时的幻想小说，不如将它视为现在时的批判小说。将《1984》当成认真的政治预测，那才是笨蛋。
其实，早在战时的1941年，奥威尔已在《文学与极权主义》的广播中表示：“……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已快到了尽头，因此，我很可能似乎在说思想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注定要完蛋了。但是我不相信会这样，我在最后要简单地说，我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非黩武的国家，西欧和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我相信———也许这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虽然集体化的经济一定会出现，但这些国家会知道如何发展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个人主义消失以后，思想自由仍能维持下去。”哈耶克相信，计划经济是“到奴役之路”；相比之下，奥威尔倒比哈耶克更乐观些，他觉得“集体化的经济”未必会消灭思想自由。奥威尔想像的未来，实际上并没有《1984》那么灰暗。
《1984》：未消失的世纪阴影编辑本段回目录
戴锦华：《１９８４》与世纪记忆编辑本段回目录
忆，那如果不是温馨、狂热的怀旧，就是不遗余力的唾弃与否认。想到自己的一
次与他人记忆的冲撞，是关于一本书：《１９８４》，它不仅牵系着本世纪的若
干重大事件，它本身亦是诸多重大事件之一。
在我的大学时代，读到了此前从未听说过的《１９８４》，读的是彼时彼地
一个特殊版本----那是本经历了“文革”岁月的人会记得的、特殊的杂志：
《编译参考》，大开本、大字号、素面子。一本特权层的杂志----对于“文
革”，一个不无怨憎与伤痛的点，是在“闭关锁国”的年代，特权层从未与外部
世界隔绝：江青始终追随着最新的好莱坞电影，林立果酷爱美国摇滚。１９７８
或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４》分三期连载。不知是通过什么途径，它流布进了大学
校园。作为一本确定无疑的“反动寓言”，它在大学生、也许是我置身的那个小
世界里，引发了微型地震，那个年头，对知识、书籍的饥渴仍十二万分地被封闭
和匮乏所放大。和大多数难于获得的新书一样，它在不同的宿舍间流传。每人两
小时吗？不记得了，只记得曾被排到午夜两点，当然是无怨无悔地等到那个时刻
；第二天嘛，只能旷课了。记得最初阅读时的战栗，那是一种毛骨悚然、撕心裂
肺的恐怖认同：第一次，从外面，从一个寓言（预言？）中读到自己成长的年代
，读到了曾无限熟悉的一切：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
群，无数的狂欢式的游行，禁欲的、狂热的少女；甚至匮乏的物质供应、劣质香
烟以及吸劣质香烟的方式----小心地揉松、磕实、点燃，而后直立起吸，一
如后来的某些吸毒者；甚至有在极度匮乏的年代，对一点点精美的物品、尤其是
对文具的情欲般的渴求和珍爱。只是“他”的名字，是“老大哥”。在深深的震
惊和慑服中，反复地默念着作者的名字：乔治·奥威尔。----他怎么会知道
？他怎么能想象？充满敬畏地发现，成书的日期，是１９４９年。在断续的阅读
和焦灼的等待中，读到了主人公的离轨，读到了他的秘密日记和秘密爱情。一份
欣喜，一种自恋式的认同：将自己从１９７５-１９７７年间经历的心灵反叛和
不轨初恋附着其上。窃以为此前的悲剧是因为人们没有机会获得“真理”---
-因真理被监禁，谎言遍布于世。
恰有一个极为风云的作家来学校演讲，作为一个经２３年流放的“归来者”
，他颇富传奇，作为一个刚刚发表了轰动作品的文人，他极富口才。他讲：越战
斗越安全；他讲，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真理，便不可能再被征服。听得热血沸腾。
顾不得平素的矜持冷漠，拍痛了手掌。但不久，此君便因一时“风吹草动”，露
出了极怯懦的面目。我遭到的打击，近乎失恋。也是在这时，终于读到了书的后
三分之一：主人公终于和他神秘的“知音”相逢在“没有阴影的地方”。那是警
察机构的大楼：没有开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但灯光永不熄灭。在无尽的肉体和精
神凌虐之后，是对爱人的出卖。是对爱的背叛。是不再知道爱为何物。是“忘怀
洞”----对记忆的彻底改写。是权力面前无所谓“真实”与“真理”。对于
权力机器，肉体的消灭不是目的，心灵的征服才是战绩。尽管彼时已不再“全信
书”，但那是本什么书啊？！简直是圣音。于是，这样的结局，不啻于五雷轰顶
。我仅有的一点乐观被粉碎，仅有的一点希望被遮蔽；为了这本书，原本便陷在
阴郁中的我更加颓唐。在无人处，我甚至会恐惧地对着光源伸出我的手掌，惟恐
有一天看到了不存在的第六个手指----一如书中被权力／暴力重塑过的主人
公。“１９８４年”，成了一个梦魇。难道更恐怖的年代尚未到来？
不久，结交了第一个外国朋友（用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外国友人”）苏珊
娜。颇吻合于对洋人的想象：我们两个人比肩而立，一样的身高，但她却婀娜丰
满，金发碧眼。同住一室，第一次接触一个完全异样的人种，一份截然不同的文
化；也是第一次体味：疆界可以跨越，文化可以交流。也许是苏珊娜的学识和胸
襟给了我太多的希望和幻觉：对于友善而优雅的欧洲人。但确实，如果说，八十
年代国门初开，那么是这个德国姑娘向我展示了迷人的外部世界。一日，谈起了
《１９８４》，我说起我对小说的预言性的惊叹，并未说得更多----我毕竟
认定，她不会懂得。她却激动得站起来：“谁说是预言？他写的是历史。是纳粹
！”“纳粹？当然不。他写的是红色恐怖。”
我们好像在争夺这悲剧的原型权。为了证明，她翻出德国的画册。是的，“
一切”都在上面：旗海，巨幅画像、胸章、臂章，欢乐幸福的人群，无数的狂欢
式的游行；还有禁欲、疯狂和物质匮乏----那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日后看
到纳粹著名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发现与我们成长年代的大歌舞，除了意
识形态的对立，其表象系统相像到令人发指。所不同的，是我在其中长大成人，
而她是在父亲反复的讲述中铭记了那可怖的岁月。她因此不同于视二战为不可逾
越的历史断层的西方同代人。
对，在我们“争夺”悲剧所有权时，她出示给我一只密码锁，码号是１９８
４，她说这锁从高中寄宿学校跟她到现在；她祈望每一次开锁，便是一次对魔咒
的解除。她同样恐惧着历史的轮回。在２０岁的年龄上，几乎下泪----为一
个来自异文化的知交。１９８４年，她给我写来短信：１９８４年到了，上帝保
佑我们。----对宗教极端轻蔑的她，用了这样的措词。１９８５年元旦到来
的时候，世界重要报刊的话题之一：我们安度了１９８４年，预言幸未成真。
我记住了那把锁，它第一次使我尝试走出自己的历史和伤痛，望向疆界之外
，去思考集权、暴力、体制与自由。一直热衷于阅读种种关于大革命与历史浩劫
的书籍；因无法逃离记忆中的梦魇，便尝试去正视它。法国大革命，纳粹，奥斯
威辛，古拉格群岛，麦卡锡时代的美国，法国五月风暴。是的，《１９８４》不
是一个关于中国的预言，也不只是一个关于红色的寓言。
后来知道，苏珊娜也错了：她和我一样过分沉湎于自己的历史与自己国度中
的创伤记忆。如果说有某种引发奥威尔写作《１９８４》的历史动因，那么它得
自第三帝国，也得自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它是一个关于现代专制的天才
寓言。
影片概述编辑本段回目录
中文片名：1984外文片名：Nineteen Eighty-Four
导????演：迈克尔 雷德福 (Michael Radford)
主????演：
类 ???型：剧情
首映日期：1984-01-01
所属分类：欧美 剧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