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春先访问美国，有机会访问了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及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这次访问让他眼界大开。1980年10月，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陈春先、物理所工程师纪世瀛等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挂在了北京市科协底下。
从此，中关村出现了一支“科技游击队”，他们白天正常在科研单位上班，一到傍晚就活跃起来，依靠科技咨询酌情收取服务费用。有盈余后，除了津贴，他们甚至开始给自己发放奖金，每人有15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刺激了很多人。这样的离经叛道在中科院掀起了轩然大波。中科院物理所工程师纪世瀛形容，他们“成为中关村一支威胁着旧体制的幽灵”。一种较为普遍的舆论指责陈春先们“不务正业”“扰乱科研秩序”“腐蚀科技干部”。
而最严重的指控则是质疑服务部的账目。“查经济问题，5块钱、7块钱，查了个底朝天。”昔日的北京市科协技术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说，服务部在巨大的压力下人心涣散，领过津贴的服务部专家纷纷前来退钱，以示清白，有的不容分说放下钱就走，有的问：“这种非法所得，算不算贪污，会不会治罪？”赵绮秋找过不少领导汇报，还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请求支持科技体制改革。但是北京市科协当时是一个群众团体，而中科院则属于中央级单位，按纪世瀛的说法，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1982年12月17日，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潘善棠在北京市科技界在新侨饭店举办的迎春联谊会上，再次听到人们议论陈春先。恰好陈春先当时也到会了，潘善棠便约定对其进一步采访。潘善棠说，“采访自始至终都是十分秘密的。”稿子写出来后，他建议先在新华社内参刊出，供中央领导参考，这可以避免与中科院物理所领导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潘善棠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于1983年1月6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52期刊出，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就作了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及制定政策。此事科协要大力支持。如何定，请耀邦酌定.。”随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
包括《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内的新闻单位纷纷跟进。纪世瀛形容像被包围的部队看见了援军：“天大的喜讯来自中南海！”一批批深宅大院里的科技人员随之“下海”创业，中关村很快出现了以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群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步形成。
1987年，中关村面临着又一轮风暴。1986年上半年，全国清理整顿公司，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北京新兴起来的民办科技企业骤然锐减。据纪世瀛介绍，当时有人向中央告状，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骗子一条街”。
1987年8月5日，美联社报道了这条街，称它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硅谷’”，认为这条街现在的情况“十分类似美国硅谷的初创阶段”。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夏俊生因而受命，采写一篇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成就的报道。任务圆满完成后，但此时夏俊生对中关村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和写作冲动，他一口气写了5篇调查报告。1987年11月30日起，由夏俊生撰写的调查报告开始在《国内动态清样》第3131期刊出，共刊发了4篇，每天两篇，连续刊载。
这组重磅级的调查报告立即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1987年12月22日下午，当时的海淀区委书记张福森让工作人员找到夏俊生，夏俊生这才知道，中央领导阅读仔细，并在不少句子下面画了道道，写了旁批。
1987年12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及海淀区政府等7部门20多人组成了中央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科技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而研读夏俊生的报道成为调查组成员初始工作之一。中关村不久便被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
“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做了适当的事情；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做了关键的事情。”曾担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的纪世瀛，这样评价这两份内参对于中关村的意义。他认为，如果没有第一份内参，当初的服务部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中关村的“革命”，保守估计，也要被推迟5年；而第二份内参，则坚定了中央支持中关村的决心。夏俊生则总结，自从“内参”刊发后，是否走中关村道路就再也没人争议了。（据《中国新闻周刊》罗雪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