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版本2:李国鼎 返回词条

     1980年代以来，台湾大力推动工业转型与升级，重点扶植资讯电子、精密器械等高科技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产业结构已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化为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主导。资讯电子业突飞猛进，一枝独秀，2000年总产值高达510亿美元，成为台湾的支柱产业，继美国、日本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资讯电子产品生产与出口地区。李国鼎（1910-2001年）就是创建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主要决策者、推行者，厥功至伟，公认为台湾科技教父。本文通过评析李国鼎创建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事功，探寻其经济理念的本质，以求得出对大陆发展知识经济有益的经验教训。

主张发展资讯电子产业

    台湾岛仅3·6万平方公里，山地占四分之三，资源稀缺，几乎全赖进口。人多地少，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地区之一，倍受旱灾、水灾、台风、地震的侵扰。通过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台湾经济渐有起色。随着美援的中止、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军费压力依然沉重，台湾当局效仿美日等国发展钢铁、造船、石油化工产业，面对1970年代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靠进口庞大资源来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明显不适合台湾。

    为了维持国际竞争，台湾当局注入资本和技术，加快科技发展的步伐。1967年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下简称“国科会”）。两年后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发展军事技术。1973年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下简称“工研院”），资助新的工业技术的发展。

    曾担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的李国鼎因病辞去公职后，出任“行政院”应用科技研究发展小组召集人。1977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赴硅谷实地考察，访问斯坦福大学及工业区中的高科技工厂，研究硅谷在战后形成及其成功经验。他洞悉资讯已与物质、能源并列为世界发展的三大要素，21世纪是资讯化社会，人们的生活形态及产业结构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发展资讯电子产业不需要太多的土地，不会消耗过多的能源，不会造成大气或水质污染，非常适用于台湾的经济成长。李国鼎凭借渊博的学识和几十年的工作实践，痛感台湾必须发展资讯电子产业，才能迎接时代的挑战，因应资讯化社会的到来。

    到1978年初，台湾十大建设已近于完工，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当务之急。台湾当局召开了科学与技术大会，制定加速科技发展的计划。通过对计划的目标与策略进行共同分析，使政府机构、学术机构与民间单位互相协调，改进资源的有效共同利用，向更先进的科技加速迈进。

    李国鼎大声疾呼：“从工业产品的特点来看，将来发展的趋势可以大体上描述如下：原料工业趋向于能源密集型；系统设备和部件工业趋向于技术密集型；最终产品工业趋向于脑力密集型。由于台湾缺乏原料和能源，所以必须利用它的脑力资源来发展非能源密集型工业。微电子技术及其相关的工业的发展就属于这一类。”[1]

    1980年1月，李国鼎指出：“全力推广计算机有效应用，以改变经济形态，提高实力”。“资讯工业包括计算机硬体软体、资讯处理技术与资讯传输；台湾发展资讯工业不仅要厚植这些技术能力，以支援省内计算机有效应用，尚可进一步拓展输出。此乃因资讯工业的发展已是全世界趋势，未来的市场不容怀疑；且资讯工业本身是脑力密集工业，台湾拥有大量基础人才，脑力成本较欧美国家低廉，最适合重点性发展此种高附加值的工业，从事输出。”他提出发展资讯工业的基本方针：在发展资讯工业的策略上，在人力发展方面，普及各阶层资讯及计算机观念，培养计算机专业及应用人才；在市场发展方面，集中运用内销市场，开拓海外市场；在技术发展方面，借台湾大型计划，发展应用技术，发展计算机系统技术。[2]

    许多经济专家、学者对于资讯电子产业的发展前景将信将疑，国际上争论不断，这在当时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资讯电子产业带给人类的影响尚未显现出来。有西方成功模式可借鉴的则是钢铁、机械、造船、石化工业。李国鼎没有受过去成功经验的束缚，反复强调知识的巨大创造力：“生产要素中最具关键性者已由从前之劳力、资本而转为技术。资源与商品之流通在国际间政治、经济壁垒之障碍下，已不若技术般仍能具有高度之渗透力。因此对于天然资源缺乏而又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之国家与地区，长久立足之基础实舍高人一等之技术实力外别无他法。……台湾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干，其中又以制造业为重心，其技术升级在目前有以下重点：1、对于技术密集度高、附加价值率大、能源系数低之产业，如机械、电子业等，应积极发展。……我们必须加强上、中、下游之分工合作。上游指的是人才培育与基础研究，由教育部与国科会负责推动，中游为技术引进、应用研究与技术移转，由各工业研究发展机构担任要角，下游则为工业界应用，由工业界自动自发之努力。这三个环节必须密切配合，方能使台湾之科技力量发挥到总体生产力上。” [3]

    如何切入资讯电子产业，以有限的资金来获得最佳的效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台湾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决定了不能搞大而全、小而全，李国鼎反对一味蛮干，盲目上马，应在一个或几个领域取得突破：“台湾是缺乏资源的地区，在我们处理能源与材料时，至少在初始阶段必须强调节约。在信息技术中，我们需要审慎地集中力量于微型计算机和超小型计算机、外围和周边设备，以及适用于中文的计算机通讯软件。”[4]

    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借助于跨国公司的行销渠道，依赖外国厂商的技术、零部配件的供应，逐渐成长起来。由于岛内市场狭小，研发投入偏低，难以提升技术与品质，品牌意识淡薄，故台湾资讯厂商主要从事委托生产(OEM)，迄今关键技术部件均需从海外进口，如PC的关键部件CPU、高级材料及个人电脑里的液晶显示器等，导致资讯电子业向前、向后关联度极低，未能孕育较为完善的上、中、下游产业体系，造成资讯电子业产品的进口规模随生产及出口规模的扩大而扩大。迄今，台湾能够自给的仅是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主板、键盘、鼠标和外壳，半导体则偏重于记忆体产品，产品同质性高，主要以价格取胜而非技术取胜。主导产业发展越快，产业结构松散化就越严重，无法带动其他产业及提升整个经济景气，只能在国际产业内垂直分工中占据配角地位，形成美国主导行销渠道、日本提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台湾生产周边产品的全球电子资讯产业分工格局。

    对此，李国鼎忧心忡忡：“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关键性零组件与材料研究及自制能力不足是一大障碍，主要仍完全受制于日本。为加速研制能力的建立，除继续提升应用研究机构的技术发展工作外，对关键性产品一定金额以上的大型投资计划，如能由政府配合参与投资，如当年推动台湾积体电路公司之模式，带动民间半导体设计与制造厂商之设立，将具有实际效果。”[5]

                     创建新竹科学工业园

    针对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成本升高，必须转型，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李国鼎等人决定在台湾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工研院的邻近地区建立一个类似硅谷的工业区。

    1980年，李国鼎协助“国科会”完成《新竹工业园区设置条例》，在这个园区的公司，除享受一般的优惠待遇之外，还有其他附加的优惠，如可保留盈余达已收资本额的200%，超过部分才课税10%；可申请政府参与投资，出资额最高可达总资本额的49%。还设有策略性工业低利贷款与园区管理局提供的创新技术研究发展奖助金。

    凡是有意前往园区投资的人，应先依照园区管理条例，填具“初步评估表”，由园区评估小组对整体投资计划的产品、技术、市场、财务、生产与经营团队方面作初步分析。如果评估的结果发现可行性甚高，则可请投资人依据营运计划书撰写指引，拟具计划书，提出正式申请，然后由“国科会”设置的指导委员会审议。经审议通过后，即可准备设厂。

    到1997年，新竹科学工业园已拥有264家科技公司，年产值由1983年的30亿新台币增加到4000亿新台币，创造7万个工作机会。园区厂商生产的电子信息产品，如网络卡、影像扫描仪、终端机、桌上型电脑等占台岛的50%以上。台湾IC产业的制造，从上游的电路设计，到集成电路制程设备的开发等，都在园区完成。台湾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如联华电子、台积电、大众电脑、友讯科技、全友电脑、东讯公司、华邦电子等都在这里成长起来。

    李国鼎为了引进新技术，促进台湾工业的转型与升级，每次到美国必去看望世界著名的半导体专家张忠谋。张忠谋原籍浙江宁波，是美国史丹福大学的电机博士。他于1958年进入德州仪器公司工作，1967年升任该公司副总裁。1968年张忠谋到台湾考察，得到李国鼎的热情接待，在台湾设立半导体制造工厂，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晶圆元件包装技术。1984年张忠谋转任通用器材公司总裁。

    半导体(台湾称晶圆)制造业是一个高度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张忠谋应邀回台后，李国鼎并未让他出任行政职务，找他谈了台湾半导体工业的前景：“现在有许多半导体专家自美返台，想要设立半导体工厂，但他们多半只有设计和制造的技术，而没有资本。政府虽想帮忙，但半导体工厂耗资巨大，不可能人人有奖，因此政府想以公民合资的方式，建立一个超大型积体电路制造公司，请你来主持。”李国鼎多方奔走，策动“行政院开发基金会”投资1亿美金，设立“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还约荷兰菲利浦公司及其他民间投资人，分别以持股率27·5%与24·2%，配合政府的持股率48·3%，参与投资。1986年成立的台湾积体电路公司是一个拥有世界最新技术的工厂，与当时新竹科学园内海外学人所投资的小规模积体电路3英寸到4英寸晶圆技术不可同日而语，为台湾半导体工业创造了新机。台积电初创时，第一年就亏损了新台币1·2亿元，但李国鼎坚决支持张忠谋放手工作，大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到1992年，营业额已达新台币65亿元，利润12亿元，迅速将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发展到世界先进水平。台积电、联华电子现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资讯产业制造商，为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撑起了“半壁江山”。[6]

    东方社会国家力量强大，民间力量往往处于依附地位，对民间发展产业采自由放任的态度容易导致一窝蜂。李国鼎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推崇计划式的自由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起步阶段，李国鼎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奖助的是一种产业，而不是一个特定的公司，虽然有各种优惠政策，但各个公司之间仍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在优胜劣败的竞争压力下，生产效率自然会提升。这种政府一方面维护市场机制，一方面又领导市场走向，以维持产品在市场竞争能力的策略，正是李国鼎创建新竹科学园区，引导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壮大的成功经验。

人才与组织并重

    至1977年，日本已有4万多部计算机，从业人员30余万。台湾仅有计算机120部，从业人员3000余人。在应用上，台湾的计算机仅作人事财务与库存方面的材料处理，尚未在决策、管理及生产方面作广泛的运用，因此，非常需要设立专责机构从事观念推广、顾问咨询、系统分析与人才培育的工作。

    1980年12月，李国鼎指出，根据最近的调查，约有6500人（包括操作员与穿孔员）受雇于省内计算机公司和用户的计算中心。其中仅有11%是系统分析员和设计工程师，15%是程序员。在发达国家如日本，除去操作员和穿孔员，有30多万计算机和资讯处理工作者。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即在台湾当计算机应用变得更加广泛与普及时，将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员。

    为了促成充分的人力供应，必须有能够培训大量计算机专业人员和应用专家的专门教育与培训系统。“我认为，将来计算机教育必须这样来策划，即不仅是对大学和专科学校所有学科的学生教计算机，而且要把计算机引入中学，也许甚至要引入小学。应当提供并提高在职培训计划，不断地为所有职业的计算机用户以及职业工程师与科学家提供培训的机会。”[7]

    台湾资讯电子技术的研究发展与推广教育，主要是靠工研院的电子研究所与资策会。

    工研院成立于1973年。1974年该院成立电子研究所，来吸引海外先进技术。联华电子总经理曹兴诚就曾任电子研究所副所长。电子研究所是应用研究单位，非专业生产单位，所以工研院又联合电子业及银行业，成立联华电子公司，生产积体电路。

    1976年，李国鼎与“国科会”发起一个大型电子计划，支持台大、交大、清大与成功大学分别研究制造积体电路各阶段不同的技术，其中交大的工作与积体电路的生产有很大的关联。后来，工研院电子所成立时，交大的胡定华教授被聘为电子所所长，而交大实验室中有许多学生也转嫁到电子所。之后，电子所有许多员工出外自行开设公司，技术转移到民间。

    经李国鼎多方奔走，1979年7月，资策会成立，李国鼎当选为第一届董事长。资策会推动资讯人才推广教育计划，普及台湾资讯应用观念与知识，扩大电脑的有效应用，开拓岛内资讯应用市场，扶植台湾资讯工业，要在电脑硬件软件、资讯处理、资讯传输三方面重点投资。[8]

    自1990年以来，资策会受“经济部”的委托，自海外引进资讯训练课程，将它们本土化之后，以授权方式提供业界使用。资策会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办理资讯人才推广教育五年计划，至1992年底，已训练近7万人次。“经济部”工业局也委托资策会办理产业电脑化规划及应用软体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及人工智慧应用技术人才培训计划，共培训资讯电子专业人才几万人。

    李国鼎靠着广泛的人脉，聘请了许多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担任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顾问。他大力延揽海外学人，开出优厚的条件之外，还到美国说服旅美科学家返台服务。1983年5月，他前往美国，在几个星期里，往返于旧金山、休士顿、芝加哥与洛杉矶，一共约见2000名华裔科学家与工程师，希望他们能回到台湾发展经济。台湾的资讯电子产业精英大多与李国鼎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目前台湾推动资讯科技发展的组织架构十分完整，上游由“国科会”结合大学院校进行大型研究计划，一方面作基础研究，一方面培养人才。中游由“经济部”支援工研院的电子工业研究所与资策会分别在硬体、软体方面进行技术、产品的开发及示范推广的工作。下游由“经济部”工业局协助业者开发新产品、新市场，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

    资讯电子产业风险高、更新快，传统的投资管道并不适合，李国鼎采行了科技顾问的建议，由“财政部”成立推动小组，推动台湾创业投资事业的发展，并核定实施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及“创业投资事业推动方案”，建立台湾创业投资的良好环境。1985年，台湾第一家创投公司——汉鼎公司成立。目前台湾已有近百家创业投资公司，与海外经验丰富创业投资者共同合作，促进高科技事业的引进、创设及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李国鼎，就没有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繁荣。

    这里，笔者无意掩饰台湾资讯电子产业奇迹的背后，仍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难题。

    在台湾产业结构调整中，台湾当局长期偏重于扶植高科技产业，对于传统产业多是任其自生自灭，大批从事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不是被淘汰，就是移往岛外寻求生路，剩余的产业利用资讯电子技术来改造升级的速度缓慢，这使台湾高技术产业的扩散效果受到很大限制。作为主干部分的传统产业未能在转型中得到新生，而是在流散的过程中日渐式微，使台湾出现了新兴产业虽有长足发展，但整体经济却日益下滑的局面。没有面向经济主体和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完备性正是台湾经济转型迟缓且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资讯电子业稍有风吹草动，台湾出口增长速度立即下调。2001年以来，台湾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根源于台湾的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面临新的瓶颈，必须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台湾基础科学研究水平偏低，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总体上也缺乏独立能力。由科技或知识密集产业比重来看，只有40%左右，低于欧美先进国家的55%。台湾的高科技产业附加价值率约30%，甚至比传统产业还低，与欧美国家的65%左右相去甚远。科技产业的自主性和扩散性以及与周边产业的关联度十分脆弱。因此，进行新一轮进口替代是台湾今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核心工作。应及时转换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在推进产业升级深化的过程中逐渐摆脱跨国公司对行销渠道的控制，独立开拓、占领国际市场；降低新兴主导产业发展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提高出口产业发展所需中间产品的自给率。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台湾经济的发展风险，提高台湾产业结构的紧密度，遏止产业结构的松散化，保证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和提升。

    台湾的资讯电子产业偏重于硬体。李国鼎生前对台湾资讯电子产业的病症不是没有察觉，多次谈及发展软体的重要性。1998至2000年间，台湾无形中流失了成为世界软体生产基地的机会，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软体供应基地。李国鼎抱憾终身。这恐怕还得从台湾的人才供应、区位、语言、文化等方面找原因。

求知 力行

    知与行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可分割。关于知行之间的关系，多有争论，或谓知难行易，或谓知易行难。思想家多强调人类的变革起源于认识上的革命，实践家则突显戮力而为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蒋介石总结了大半辈子的经验，大叹知难行也不易。

    资本主义以其不可阻挡的势头将人类社会卷入市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言必称希腊”的人何止万千，而能够将所学到的西方经济学融会贯通，落实于实际，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并不太多。

    李国鼎先生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负笈英伦，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熏陶，学贯中西，勤于思索，抱定“空罐子”的精神，重视实际情况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经济是一个动态实体，相关的制度和观念，必需随客观环境的变动而有所改变，大力传播和沟通新观念。在他的论著中，无不切实际的假话、大话、空话，也很难看到西方经济学的模型、术语，摒弃一切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台湾4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当归功于稳定而又有力的领导，以及政府在适当的时期，选择了适当的策略。应该强调的并不是事先预测成功的策略，而是要强调当情况变化时，随时调整政策与策略的能力。在发展计划与政策的演进中，有弹性的实用主义比不切实际的教条更为重要。”[9]

    在擘划台湾经济远景的过程中，从进口替代、出口替代、重化工业，到资讯产业，李国鼎在漫长的50年台湾经济决策生涯中，运筹帷幄，先行一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部属：“实用主义的实质，即是当问题出现时，能迅速有效地解决问题，不受教条或空想的制约。建立免税的欢迎外资的加工出口区，可能会以民族主义为由而加以反对，但是实用主义一旦出现就战胜了民族主义。一些人认为人口控制政策的贯彻与使台湾强大的目标相矛盾，曾一度把庞大的人口与强大的实力等同起来，可是并非如此，实用主义又一次战胜了空想主义。最后，时机的选择也是重要的。正确决定的政策，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决定。当内在、外在条件改变时，政府的政策也应该改变。……事实上，特别当被那些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纠缠时，政府当然犯过错误，但短暂的挫折从来没能使我们消沉，通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总能迅速地纠正我们的错误，以适时有效的方式解决我们面临的难题。……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不考虑现实的话，它们既不能造福人民，也不会带来快速的经济发展。实用主义是基于现实，了解人民真正的需要以及内在与外在条件。” [10]

    当前，大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产、官、学严重脱节的现象。学者只顾多提新建议、新看法，玩弄新名词、新术语，一会儿模型，一会儿系数，至于是否可具操作性、能创造多少经济效益，与已无关。过一两年重复如此，ABCD、甲乙丙丁，头头是道，纸上谈兵。产业部门只顾眼前，缺乏宏观战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了问题那是主管部门指导有误。政府部门忙于行政事务、照本宣科，流于形式，隔两三年就要对经济规划作一次调整，实际上很难发挥指导作用。

    人类社会正迈入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时代。关于“知识”的定义，见仁见智，大致可理解为创造财富的思想（idea 和know-how）。即使社会小小的进步都是求新求变的结果，唯有不断接受挑战，才能适者生存。自由资本主义的无国界渗透绝不是福利大饼，而是胜者通吃、败者全输的生死存亡之争，迫使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如果不想跌落在数字鸿沟深渊的话，必须不断创新。

    儒家文化强调长幼尊序，因循守旧，重继承轻变革，重形式轻实质，祖宗之法不可变，本质上是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创新。在被迫融入全球经济的大潮中，大陆一些地区及部门流于照搬照抄西方先进模式，教条主义、空想主义泛滥，开发区热、电脑热，东施效颦，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只追求知识经济的皮毛，缺乏创新、创意的知识灵魂，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李国鼎在台湾搞加工出口区、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发展半导体等等，正是在消化西方经济思想及模式的过程中，根据台湾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开辟出一条适合台湾发展的独特道路。在实践中求真知，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求知力行，勇于创新，造福于社会和人民。

    我们在借鉴李国鼎搞科学工业园区时，更应学习他求知力行的精神，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不顾自身的基础、区位、资金、市场、人才等条件，一味发展资讯电子产业，充其量不过是个组装工厂。口口声声发展知识经济，实际上是背道而驰，弄来弄去只能沦为“知识经济的植物人”。

余论

    中国已加入WTO，外资纷纷进入，有成为世界工厂之势。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十分重要，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扎根绝非是对中国人民的恩赐，而是最大限度地消耗中国的人力、土地、资源，表面上看中国一夜之间融入了世界经济大潮，实际上不过是个组装工厂，跨国公司牢固地控制着研发、品牌和市场。中国土地虽大，可用资源依人均来算，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市场逐渐饱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未来成长的空间实在有限。居安思危，如果我们沉醉于不劳而获，不思进取，只能在资源被消耗完后，喝西北风。

    经济问题的发生主要在于资源有限，如何将这些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佳的配置。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阻挡，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已发生重大变化，部分主权让渡，政府的职能不是消亡，而是转换。特别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各地发展差异巨大的国家，政府必须扮演重要的功能，对当前国家经济发展的盲点以及自身的定位有所认知才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第一步。

    产官学应形成一个整体。学者不能闭门造车，写那些无关痛痒的文章、著作，应为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提出可具操作性、前瞻性、有经济效益的建议。生产部门不能只顾埋头拉车，应多听听研究部门的意见，尽量避免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政府在产学之间，应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要求科研机构多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求产业部门不能盲目蛮干。针对当前中国传统产业普遍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业，政府应协助业者建立其核心竞争力，并配合关联产业成长，整合上中下游投资计划，鼓励策略联盟，避免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而扭曲整体产业结构。

    大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应由过去以制造业为主，迈向以研发、设计及行销、管理等服务为主的高附加价值经济体系。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行政效率，松绑不当管制，加强商品、劳务、人力、资金、技术、资讯的流动与有效整合，吸引人才，积极研发，努力创新，发展知识密集产业，增加技术与知识的成份，创造高附加价值，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走的路。

图片：“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

    子陵　　

　　5月31日，被誉为“台湾科技教父”的“总统府资政”李国鼎因脑部蜘蛛膜下腔出血并发器官衰竭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92岁。李国鼎是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他的逝世对台湾科技界来讲无疑是一大损失。

　　从“科学救国”到“实业救国”
　　1910年1月28日，李国鼎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个殷实之家，他从小就立志“科学救国”，1926年考入东南大学；1934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师从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大师、两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卢瑟福教授，从事放射性物质粒子的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国鼎毅然回到南京，被任命为航空学校照测总队修理所所长，负责各大城市的探照灯及测音机设备装修。在抗日前线，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他深感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才能战胜日寇，从此“实业救国”的思想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1948年，李国鼎去了台湾，并很快升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在他的努力下，台船公司的修船价格比日本还低6％，这引起了国际造船界的广泛关注。

　　台湾经济起飞的推手1953年，李国鼎被任命为台湾“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考虑到台湾地少人多，资源匮乏，他主张“将来工业的发展，一定要寄托在外销上”。鉴于纺织业的发展不但能解决民生所需，还可创汇，他提出推动纺织品出口议案，促进台湾纺织业的发展。李国鼎预感到“美援”中止是早晚的事，因此他十分重视吸引侨资和外资；同时他还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提高公营企业的经济效益，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

　　随着世界经济面临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型，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而台湾市场狭窄，必须拓展海外市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李国鼎主持制订了“出口导向”策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奖励投资条例》公布实施后，海内外投资迅速涌入，大大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1970年，台湾出口总值已接近11亿美元。

　　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李国鼎又建议当局兴建科学园区，吸引在美国有科技能力的华人回台湾工作。他的远见使台湾走出了传统加工产业的框架，而迈进拥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领域。

　　关心国家统一
　　虽然在台湾身居高位，但李国鼎仍然十分想念故乡。他曾语重心长地说：“你是把胸襟局限在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县，还是在时间上追溯5000年呢？”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后，李国鼎设法与家乡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但无奈身为国民党中常委，他不得不压抑思乡之情。1993年6月，应世界银行、国家体改委和财政部之邀，已经80多岁高龄的他终于回到大陆，并拜见了江泽民主席，两人就海峡两岸经贸交流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随后，李国鼎又奔赴南京，将一生论著慷慨捐赠给东南大学，为母校的经济学研究竭尽绵薄之力。当东南大学教授赴台向他请教南京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时，李国鼎不厌其烦，详细介绍了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

　　汪道涵发去唁电
　　李国鼎去世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马上发去唁电。他在电文中说，“李国鼎先生为台湾经济科技发展贡献良多，关心国家统一，致力于两岸经济与科技的交流与合作，对国鼎先生逝世深为悼念”。

　　台湾各界对他的逝世也深表哀悼。在他住院期间，陈水扁、连战和宋楚瑜等人都曾前去探望或表达慰问之情。李远哲说，李国鼎先生被尊称为台湾的“财经之父”、“科技教父”是实至名归，再找一位李国鼎是不可能的事。

　　李国鼎的一生就是台湾经济发展的缩影，台湾工业、纺织和科技的蓬勃发展都是由他大力推动的，他的风范令人怀念。很多人担忧，李国鼎逝世后，台湾未来的科技领军人物何在，台湾的长期经济前景会如何。

资料图：李国鼎故居俯瞰。 作 者：陈立宇

　　中新网5月31日电 据台湾《联合晚报》报道，台湾“科技教父”、前“经济部长”李国鼎故居，经过规划与整建，31日上午揭幕正式对外开放。

　　据报道，坐落在台北市泰安街2巷3号的李国鼎故居，创建于1935年，原为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递信部(今“中华电信”、“中华邮政”前身)官舍。台湾光复后改为“财政厅长”官舍，1972年李国鼎接任“财政部长”而迁入，直至2001年辞世，被誉为“台湾经济推手”李国鼎的在此居住长达30年。

　　

图为李国鼎故居俯瞰。

　　台湾之幸，在于拥有新竹。而新竹之幸，在于拥有李国鼎

　　■ 《环球财经》记者  刘洋

　　1978年，一衣带水的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同时迎来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3月，在时隔22年之后，新中国的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在此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并在多年后进一步演化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指导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思想之源。

　　几乎同时，中国台湾“第一次科技会议”召开。与当时急需解开经济发展制度禁锢的大陆不同，在经历了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春天之后，彼时的中国台湾正面临着低工资、低成本发展模式的瓶颈，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果说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的主角是台前的邓小平，那么“第一次科技会议”的主角就是幕后的李国鼎。正是在李国鼎的推动下，此次大会才得以召开，高速发展多年却已疲态渐显的中国台湾才得以正式寻找其未来的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一直活跃于中国台湾经济决策核心圈。早在1968年，有“亚洲诺贝尔”之称的菲律宾麦格赛赛基金会就将“政府服务奖”授予李国鼎，称其是在国民党当局“迁台后的艰难岁月中，缔造台湾工业奇迹的一位主要设计者”。

　　当中国台湾经济处境维艰时，身在台阁的李国鼎带领中国台湾从农业社会大步迈入工业社会。而在中国台湾经济遭逢瓶颈时，远离庙堂的李国鼎又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台湾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使中国台湾最终得以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成为影响力覆盖全球的先进经济体。

　　李国鼎将“仕”与“士”的角色和谐统一于一身，使技术官僚“治而不统”而政治领袖“统而不治”的理想治国结构在中国台湾成为现实，也使“技术精英”超过早期中国台湾社会中地位更为显赫的“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成为中国台湾崛起的最大动力。

　　而作为李国鼎一生最杰出的作品，新竹更是从默默无闻的茶园逐渐成长为享誉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园区。30年间的每一格影像，几乎都有李国鼎的印记。可以说，没有李国鼎，就难有今日之新竹。

　　走在时代前列的“国之宝鼎”

　　李国鼎对中国台湾前途的思考，早在中国台湾的农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开始。

　　1964年，李国鼎在考察意大利自由港时，率先提出以自由贸易区+科技工业区的模式培养优势产业的思想。那时，硅谷的地位尚未确立，其他高科技园区则缺乏清晰的发展思路。李国鼎的思想因而得到广泛认同，成为随后全球近300个高科技园区重要的备选模式。

　　但对何为“优势产业”，李国鼎未能马上给出答案。直到13年后，这一答案才最终揭晓。

　　1977年，正在美国讲学的李国鼎意识到，未来社会，原料工业将趋于能源密集型，设备制造业将趋于技术密集型，最终产品工业则趋于知识密集型。中国台湾缺乏原料、能源和高层次的劳动力，单纯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都不具备足够的发展空间。

　　李国鼎由此得出结论，只有拥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才是中国台湾经济的出路。唯有如此，中国台湾才能在摆脱低工资国家和地区带来冲击的同时，继续保持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本优势。

　　IT产业因而获得李国鼎的青睐，因为发展IT产业不需要过多土地，不会消耗过多能源，不会造成环境的过度污染，还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台湾大量存在的基础性人才。同时，IT产业正处发展初期，行业前景远非中国台湾一直倚重的钢铁等成熟产业所能比拟。

　　但中国台湾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源和内需规模决定了其不适于大而全的发展模式，而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嵌入全球产业链，才能以有限的资源获得最佳效果，“只有先当老二，才有机会当老大”。但对如何嵌入全球产业链，岛内各界众说纷纭，一时难有定论。

　　“应集中力量发展微型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和中文计算机软件”，李国鼎眼光之独到随后便被全球经济的发展所证实。但对当时高端人才匮乏的中国台湾而言，精准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必然的成功，没有可以培养和汇聚人才的渠道，今天的新竹可能仍然是一片安静的茶园。

　　聚天下英才于新竹

　　为什么新竹在堪称弹丸之地的中国台湾能成长为世界知名的高科技园区，而全球很多拥有广阔内需市场的高科技园区最终却沦为房价畸高的泡沫推手？

　　一个在理论中被无限重视而现实中却被习惯性忽略的因素，就是人才。新竹能有今日，正是因为其成功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先进的技术从院校走向民间，从海外回流中国台湾，使埋头钻研的学者、技艺精湛的专才、见识广阔的“海归”和敢打敢拼的企业家完美融合在这片狭小而活力四射的土地上。而其推手，正是李国鼎。

　　早在1976年，李国鼎就开始支持台大、交大、清华与成功大学研制半导体各阶段的技术。研究成功后，李国鼎马上将承担研究任务最多的交大教授胡定华聘为“工业技术研究院”(工研院)电子所所长，并将多名交大学生编入该所，成功推动半导体的多项核心技术走向民间。    

　　1979年，李国鼎又推动成立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资策会随后启动实施了IT人才推广教育计划，将国外的先进IT知识和软件研发教程在岛内普及。迄今为止，经由资策会培养的岛内IT人才已达数十万之多，这些人正是中国台湾IT产业长盛不衰的基石所在。

　　新竹起步之初，既缺乏走在时代前列的技术专才，更极度缺少高层次的管理人才，李国鼎为此多次前往硅谷招贤纳士。仅是1983年5月，他就在四个星期内先后约见了硅谷2000多名华裔科学家与工程师，邀请他们回中国台湾发展经济。

　　到1995年，新竹获誉“亚洲硅谷”时，科技园中近三分之二的企业都是由原硅谷的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办。即便是那些土生土长的中国台湾企业，其高管团队中也不乏来自硅谷的身影。而这些华裔精英，几乎都与李国鼎私交甚笃。

　　李国鼎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台湾金融结构与创新需求的不兼容性。在他的推动下，台“财政部”专门成立推动小组，核定实施了“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及“创业投资事业推动方案”，促进中国台湾创业投资的发展。从1985年，中国台湾第一家创投公司——汉鼎公司成立至今，中国台湾已有近百家创业投资公司。

　　现在，中国台湾推动IT产业发展的体系已相当完善。上游有“国科会”联合大学院校进行大型基础研究以及培训人才，中游有资策会和“工研院电子所”分别主持软硬件开发，下游则是“经济部”工业局和创投公司协助业者开发新产品。凡此种种，李国鼎皆功不可没。

　　引导“父爱式政府”转型

　　技术官僚是中国台湾经济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们不囿于对纯粹经济理论的探讨，而是强调经世致用的发展哲学。他们也不似传统财经人士那样对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推崇备至，而是强调“计划式的自由经济”，即财产私有、企业共有、政府对经济活动发挥积极作用。

　　尽管以对主导产业的精准定位而闻名于世，但李国鼎却并不赞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蒋王之争”及随后的观察使李国鼎意识到，发达国家的企业活力绝非来自权势集团，而是来自社会上大量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对市场变化的反应较政府更为敏锐，也更能凭借技术改革和管理创新来促进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李国鼎发展“工研院”，正是坚持这样的理念。

　　与中国科学院类似，“工研院”是中国台湾科学研究的核心机构，且同样以高超的研究水平而闻名于世。1986年，“工研院”成功开发出386电脑时，其发布时间只比行业领头羊IBM晚了两个月；到1989年，“工研院”推出486时，其开发速度甚至超过了IBM。

　　但“工研院”与中科院之间又有明显的不同。“工研院”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其资金来源由政府与企业各负担一半，其研究范围的选择也以能否市场化为最终标准。同时，一旦研究取得成功之后，“工研院”会马上剥离相关人员和设备，成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企业，将研究成果的价值交由市场去评定。

　　“工研院”独特的架构和运作方式使其在促进产学研结合的同时，摆脱了困扰东方社会百余年的“官商”体制，这使工研院成功蜕变为中国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最佳孵化器。

　　1979年，“工研院”把半导体电路示范工厂剥离出来成立了台联电(4905.TW)。1987年，“超大型积体电路计划”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又被剥离出来组成了台积电(NYSE:TSM)。随后，“工研院”又分别于1988年和1994年将中国台湾光罩和先进积电公司从其组织中剥离出来。

　　这些企业随后迅速成长为全球IT产业中的领军企业。2010年，台积电的营业收入超过4000亿元新台币，占据了全球晶圆市场44.8%的份额。台联电营收也接近1000亿元新台币，占据了全球晶圆市场份额的14%。

　　补市场不足但不涉足市场运作，调企业缺漏但不影响企业运营，对中国台湾的企业而言，引领中国台湾当局从“父爱式”转型成为“无为型”，也许才是李国鼎之于中国台湾经济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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