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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1989年到2010年,互联网已经从一次技术创新,演变成了美国国家战略的基石。而这将彻底改变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未来发展轨迹。

    当201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走上讲台准备发表《网络自由》的演讲之时,长期浸淫于美国政界的一批资深记者预料到了将要发生什么──新的时代要到来了。

    “新技术本身不会在自由和进步的过程中选择方向,但是美国会。我们主张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平等接触到知识和思想的单一互联网。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信息平台将由我们和他人共同打造。”

    希拉里的演讲不仅对美国在互联时代的价值追求做了激进的表示,还部署了美国在网络时代和一切抗拒“网络自由的力量”做斗争的战略与措施:“我们鼓励正在以全球互联网倡议形式进行的工作——这是一个由技术型公司,学术专家和社会性投资基金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推动的,致力于对抗政府要求进行内容审核的项目。”

    互联网这个脱胎于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因恐惧“核毁灭”而建立的军事通讯网络,在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的“信息高速路”计划下规模壮大,而今希拉里·克林顿以《网络自由》的宣言形式开始了“成果收割”──美国将会利用其在信息产业积攒多年的优势,重新定义互联网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威尔斯到戈尔

    “任何一个学生,不论他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够随时坐在他书房里的投影仪边,阅读所有的书和文件,这些投影和原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早在1937年,乔治·威尔斯(H·G·Wells)就在他的文字中梦想着“全球大脑”的形成。威尔斯或许不会知道,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将在半个世纪之后逐渐变成现实。

    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震撼了整个美国,美国国防部即刻组建国防前沿研究项目组(ARPA),希望在高科技领域重新获得优势。彼时正值冷战高潮,东西方世界剑拔弩张,为避免指挥系统在遭到核打击后彻底瘫痪,美国国防前沿研究项目组建立阿帕网(ARPANET),现代互联网的雏形宣告诞生。

    1984年,“互联网”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少数美国政府官员,大学教授与军事发烧友的讨论之中;而在商业界,一场电子信息产业的巨变即将拉开帷幕。这年1月1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分拆,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最大瓶颈被打破。1月24日,苹果电脑公司发布麦金托什(Macintosh)家用电脑,在巨额的广告宣传攻势下,苹果电脑以其独特的造型激活家用电脑消费市场,《时代周刊》后来评价1984年1月24日为个人电脑大众化普及第一天。同样是这一年,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迈克尔·戴尔和旧金山的桑迪与伦纳德夫妇也似乎听到了互联网时代的脚步声,戴尔公司和思科公司在这一年注册成立。

    1989年,完成其历史任务的阿帕网宣告解散,阿帕网成为历史符号,互联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不过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许都不会注意到阿帕网变成互联网的深远意义,美国社会对互联网的巨大的认知差异需要一个名叫艾伯特·戈尔(Albert Arnold Gore)的政府官员来填平。

    当互联网还仅仅为军事爱好者以及美国的知识精英所关注的时候,戈尔就看到了互联网所蕴藏的远远超于军事与学术方面的无穷潜力。1991年12月1日,由戈尔起草的《高性能计算与通讯法案》(即历史上闻名的《戈尔法案》)在美国国会通过,该法案向与高性能计算相关的研究以及国家科研与教育网络拨款6亿美元。国家科研与教育网络将美国企业、学界与政府组合在一起,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互联网的发展。在1991年9月《科学美国》的一篇文章中,戈尔以《地球村的基础建设》为题讨论了《戈尔议案》的基本内容。在谈及美国互联网络的发展情况时,戈尔指出“与其退缩,美国更应当大力进行信息基础建设,确保所有美国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种改变世界的技术。”

    《戈尔议案》最重要的成果或许是马赛克浏览器的发明,马赛克浏览器问世的1993年被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辉煌年代的开端。

    如果说1991年的《戈尔法案》是美国政府决策官员高瞻远瞩,运用国家意志将国家推进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的话,那么,1991年对于美国的商业界来说则至关重要,从这一年开始,美国的商业巨头们纷纷开始了他们的华丽转身。

    从计算机到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迎来巅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1991年的全美便携电脑市场,日本公司占去了43%的份额,面对日本公司咄咄逼人的态势,硅谷上空愁云密布。

    这年7月,安德鲁瑞·普波特和哈利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不生产计算机的计算机公司》,以惊人的远见预测了2000年的全球计算机市场——“到2000年,最成功的计算机公司将不再是那些生产计算机的公司,而是那些购买计算机的公司。这些领导者将会充分利用价格低,性能高的硬件来创造和提供新的应用。”安德鲁瑞·普波特和哈利维为惊魂不定的美国公司指出崭新的战略目标,“美国计算机公司的战略目标不应该是制造计算机,而应当是在计算中创造出永恒的价值。”随后,IBM、戴尔、微软等公司开始踏上转型之路。

    身处政府高位的戈尔利用政府权力将美国拖进了互联网时代,而安德鲁瑞·普波特和哈利维的观点则改变了美国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走向。华盛顿的戈尔和硅谷的安德鲁瑞·普波特与哈利维在1991年交相辉映,使美国在社会层面以及商业层面上实现了跨越,率先进入互联网时代。

    1992年11月3日,来自阿肯色小石城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同为民主党的戈尔成为副总统,戈尔对于互联网的梦想显然打动了年轻的克林顿。在1992年11月《纽约时报》的报道《克林顿与戈尔:合力推进新技术》中,戈尔勾勒了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那些可以为美国带来创新性发明和服务的新技术研究,并且促进与美国企业界的繁荣。”1993年9月,克林顿和戈尔发布报告,号召加快国家信息高速路的建设。1994年1月,戈尔为当年的《互联网指导大纲》撰写序言,并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通过国家互联网举办互动式新闻发布会的美国副总统。

    在克林顿和戈尔的推动下,美国互联网发展进入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反思也逐渐开始。1994年,《数字化生存》出版。在此书中,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葛洛庞帝提出“整个社会构建的基本要素将发生变化”。

    互联网不仅仅震荡了美国的社会结构,更直接影响了美国外交战略。早在1991年12月12日,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演讲《美国安全的新契约》中就指出:信息时代来临,观念的传播不可阻挡,美国面临着推动全球自由民主的历史机遇。1997年,曾任里根政府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沃特·威尔森发表《比特,字节与外交》,直接探讨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于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

    威尔森认为,信息技术将美国置于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推广其价值观的优势地位,并且引用1988年布拉格示威运动的例子指出:互联网的出现将全世界连成一片,人权,自由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一些政府的权力基础将被瓦解。他乐观的预言,“在信息网络的传播下,自由将会像没有了解毒剂的病毒一般在世界各地传播。”

    从“自由”到“控制”

    如果说克林顿时代的互联网战略主要是大力建设美国国内的互联网设施,确保美国在信息时代占据制高点的话,那么克林顿的继任者小布什则率先打破了互联网的祥和气氛,扛着“反恐”的大旗把互联网变成了“国家安全”问题。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终结了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反恐”成为布什政府之后8年的外交政策主轴,互联网成为反恐的新战场。2003年2月7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透露,布什在2002年7月曾签署一道密令,首次要求政府部门制定有关网络袭击的战略,就美国在何时和如何对外国的电脑系统进行袭击做出战略规划。2003年2月14日,美国公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将互联网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2005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州举行了为期3天、代号为“沉默地平线”的计算机网络反恐演习……

    互联网的爆炸性发展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战争的理解。2001年,美国著名军事预测学家詹姆斯亚当斯在其所著《下一场世界战争》中预言:在未来的战争中,计算机本身就是武器,前线无所不在,夺取作战空间制空权的不是炮弹和子弹,而是计算机网络里流动的比特和字节。

    作为互联网发明者,美国拥有支撑互联网运转的13个根服务器中的9个,掌握着互联网世界中的生杀大权。比如2004年4月,由于顶级域名管理权问题上发生分歧,“LY”(利比亚顶级域名)瘫痪,利比亚在互联网上就生生消失了3天。

    2005年3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网络空间和陆、海、空、航天定义为同等重要的、需要美国维持决定性优势的五大空间。面对世界各国对于美国独掌跟服务器的质疑,美国政府在2005年6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无限期保留对互联网根服务器的监管,因为将跟服务器交给联合国管理或由各国政府合作管理将会妨碍信息自由流动,全球监管难以展开。”

    8个月后,美国国会更是以423票对0票通过决议,要求美国政府明确向世界表明:美国控制互联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加州共和党议员约翰·杜立特直呼:“美国发明了互联网。它是我们送给世界的礼物,美国的纳税人为其提供了资金,联合国想拿走这个礼物以增加其权利的举动必须被阻止。”

    从“硬实力”到“巧实力”

    在总结对比克林顿政府实施“软实力”外交的硕果累累和布什政府信奉“硬实力”外交的四面楚歌之后,“聪明”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以“巧实力”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对于深谙互联网力量的奥巴马来说,互联网自然是“巧实力”战略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奥巴马政府互联网国家战略的清晰表述,或许来自于2009年12月17日布鲁金斯研究学会的一次内部演讲。在名为《Twitter和Facebook时代的美国国家战略》的演讲中,美国国务院高级创新顾问埃里克·罗斯指出:“以互联网,短信息服务,社会性媒体,移动应用程式为代表的‘连接技术’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主导性力量。”、“连接技术联系了人与人,人与知识,人与世界市场……连接技术目前正属于全球性的扩散阶段,这为美国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美国必须在连接技术的扩张中占据主导地位。”而2010年1月希拉里发表的《网络自由》演讲,几乎就是对这个内部演讲的系统化升级。

    如果说希拉里的演讲对互联网在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定位的话,那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美国高速宽带发展计划,则代表着美国政府在国内掀起第二次互联网建设大潮的的坚强决心。2010年3月15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正式公布未来10年“互联网蓝图”:2015年以前实现美国1亿家庭互联网传输平均速度达每秒50兆;2020年以前,90%的美国家庭互联网传输平均速度达到每秒100兆;每个社区的医院、学校、图书馆、政府机关等将在2020年前实现每秒1000兆的网络连接。

    从希拉里到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政府在互联网领域中的频频出手似乎让人感到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然而,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不难发现,奥巴马政府的互联网政策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思虑深远,集中体现着奥巴马政府在当前历史节点下对于美国内外环境,机遇与挑战的判断以及由此作出的决策——紧紧把握着社交网站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所带来的政治机遇以及经济空间;加大宽带互联网的建设,以应对其他国家对于美国互联网优势地位的挑战。

    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角度而言,有“互联网总统”之称的奥巴马本身就与美国互联网界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大力发展互联网也符合美国总统当选后“投桃报李”的一贯逻辑。据统计,奥巴马的募款共计6.4亿美元,其中87%通过互联网募集得到,而且将82%的网络营销费用投入搜索中。当然,还不能忘记的是谷歌CEO施密特和Facebook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一直是奥巴马“特聘”的网络营销顾问。

    时至今日,移动上网以及社交网站成为互联网领域中的最为活跃的部分,二者不仅意味着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极大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组织方式,暗含政治功能。2009年4月摩尔多瓦发生“颜色革命”,Twitter成为反对者组织交流的最佳工具;2009年6月,同样是Twitter,使得伊朗大选之后国内局势持续动荡的消息持续不断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甚至6月15日,当Twitter要按计划进行系统维护时,白宫下令要其推迟维护时间。目前,美国索罗斯开放社会研究所已经将如何利用互联网在“封闭社会”推动“民主运动”作为研究主题之一。

    当然,互联网并不真的被美国完全掌控在手中。很多人不清楚的是,在统治互联网长达30年之后,美国的全球互联网枢纽地位也遭到了严重的挑战。2009年3月,美国通信分析机构TeleGeography Research发布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作为互联网中心的地位正在逐渐丧失。“在过去,美国是许多地区互联网的中心枢纽,”TeleGeography公司的高级分析师Eric Schoonover指出,“尽管现在仍有很多数据流量经由美国传输,但美国的重要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

    在1999年,来自亚洲的互联网流量中有91%要途径美国到达终点,但2008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了54%。在非洲有着同样的转变,9年前非洲互联网流量中大约有70%与美国有关,但是2008年该比例已降至仅6%左右,更多数据通过欧洲和中东传输。”2008年年初,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美国丢掉了互联网用户最多国家的位置。

    显然,创造了互联网的美国,必须要明确自己在互联网上战略和巩固自己的位置了。

    田园诗时代的终结

    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就是保证“互联网无国界”,这样才能保证虽然自身网络用户占全球比例一直在下降,但可以用“全球化”来保持其在互联网经济中的利益和主导地位。

    从1997年沃特·威尔森的《比特,字节与外交》到2009年埃里克·罗斯的《Twitter和Facebook的美国国家战略》,两个来自美国高级智囊的演讲在12年光阴的两端遥相呼应,刻画出12年间互联网发展的突飞猛进与国家间政治博弈的诡异多变。如果说1997年的沃特·威尔森还只是抽象的谈论信息革命对于全人类的影响,以及赋予的美国的历史机遇的话,那么12年之后,埃里克·罗斯所关注的已绝非是“信息革命”这样的宏大叙事,取而代之的是谷歌、Twitter和Facebook具体而微的技术所给予美国的机会与挑战,并且为美国在下一个阶段互联网技术发展与国际博弈中,如何克敌制胜提出了极富实践性的战略建议。

    从阿帕网到互联网,从信息高速路到“网络反恐”,从谷歌退出中国事件到“网络自由”演讲,20年来美国内外政策与互联网新技术演进之间一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如果说美国内外政策与互联网技术演进的相辅相成可以写作一首规模空大的史诗的话,那么希拉里的演说不仅仅意味着一个旧段落的结束,更意味着新篇章的开始。

    由此,互联网将更紧密的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美国外交大战略的一部分,与之相伴随而来的是互联网20年“田园诗时代”的终结。在可以预计的未来,互联网的发展将越来越与国际关系与国家利益相关联,互联网甚至将直接成为未来大国博弈的新战场。

    而对于大多数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人来说,这恐怕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

参考文献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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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美国网络自由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