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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大师级的企业家编辑本段回目录

   万润南,1946年生,曾任北京四通公司总裁。1989年他错误地分析了形势,最终落下了奔逃异乡的结局。

    20年过去,现在的人们所熟悉的企业家是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等,知道万润南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提起四通,大家马上想到的也就是段永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段永基就是四通的创始人和代言人。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万润南没有卷入“六四”风波,那么,现在的他有可能是中国企业界最赫赫有名的人物。

    万润南在四通的时间并不长,整四年。我和他共事时间更短,才两年多。但无论是做人,还是管理企业的能力,他都是我佩服的第一人。也许早期投身的企业容易给人更深的影响,是他第一次向我们灌输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形态理念,如醍醐灌顶;是他告诉我们最大管理跨度8~12人等概念,把我们引上了企业经营这条道路。尽管他不是我的导师,但我以他为榜样。他办企业的理念、追求和做法上的高度是我始终追赶的目标。

    万润南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读书很多,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他很能写,也很有思想,讲话经常引经据典,他对四通中高层干部提出的“上下同欲者胜”就引自兵法。

    万润南的修养比较完善,很难看出他有什么缺点。不像段永基和任正非,尽管也是大聪明、大能人,但他们身上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万润南是大师级企业家的风范,他的谋略与招数都融化在无形之中。尽管四通高层之间矛盾重重,但万润南的驾驭手段很高明,能摆平各种矛盾,使其各尽其责,又不致掣肘、激化。段永基这样精明的人都对我感叹:“李玉琢,咱们这些干部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万润南!”

    在我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深受万润南影响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的决策方式。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说就是“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其实就是企业中的“民主集中制”。

    四通衰落的真相

    一个伟大企业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开的,四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营企业经营理念,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及做法,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法企及的。

    在我看来,四通的衰落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六四”,另一个就是标志着创业理想沦丧的“打工意识”大辩论。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我认为让大家树立所谓的“打工意识”,无形中把具有实际支配权、控制权的人(少数几个四通高层)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采访万润南编辑本段回目录

万润南是谁?

估计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都不知道他了。20年前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企业家----北京四通公司总裁。

1988年,中国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本省的分会成立,作为协会的副会长,万润南亲临本省祝贺,并举办了一场报告会。

我所在的报社并没有安排采访----那年头,官办的传媒是不关注“实业家”这类人物的。我也刚到报社两个月,人微言轻,自然也说服不了资深的记者前往。无奈之下,只有请了个事假,“自作主张”去现场“采访”----当其时,我还一点采访的经验和技巧都没有,只有兜里的这本记者证可以唬唬人。

报告会免费入场,挤满了渴望创业的大学生们。万润南口若悬河,大侃其四通公司的“成长史”:

当年他正在美国进修,看到国内打字机市场的巨大商机后,毅然中断了令人羡慕的进修,回国创办了“北京四通”。恰在国内即将淘汰铅字打字机的节骨眼儿上,四通电子打字机适时推出,一举占领国内电子打字机市场的半壁河山!

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营销方式----今天看起来近乎小儿科,当年听上去却像“天方夜谭”----指使业务员冒顾客名义,多次打电话到“王府井”、“西单”等商场,询问和要求购买“四通打字机”,这些商场当然没有。开始不在意,经不住天天有人问,天天有人想买,商场开始动心了。此时派业务员上门推介,一拍即合... ...

二是他们获取贷款的方式:银行不是要“主管单位”的担保吗?那就先成立一个“分公司”,用分公司的名义申请贷款,总公司予以担保... ...

第三点比较有趣。万润南讲,有次《光明日报》的记者要采访他,一见面就上下打量个没完,闹得他一头雾水。后来记者告诉他,想象中的万润南不是这样的。
那----应该是哪样?
奸商!奸诈狡猾,一双贼眼滴溜溜转... ...
其实,万润南说,在发达国家里,商人是最讲信用的,否则他就无法生存;恰恰是政治家可以随机应变... ...

万润南讲得很精彩,场内掌声不断。可以想象,那些平日里听惯了官僚们陈词滥调报告的大学生们,咋一听到这样机智、有趣的报告,会有一种怎样的快意和享受!

万润南不罗嗦,个把小时结束。剩下的时间欢迎大家提问----也可以写成字条送上主席台。

短暂的静场。

我的身份是记者,这个时候往后缩可有点丢人哪!可我这个记者真是徒有其名----到报社后还没有受过一天的专业训练!这次还是请事假、自作主张来的。

----提什么?怎么提?我脑子里开始飞快的旋转... ...有了!既然听众以大学生为主,那就问个有关大学生创业的!

举手,被示意,接过话筒:

“我是****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对于目前两手空空又想创业的大学生,您有什么建议或忠告?”

万润南似乎来了兴趣,极为认真的提了三条建议:

1.做自己熟悉的,不要轻易闯入一个陌生领域;

2.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

3.说做就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他重点将第3条加以发挥:

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智力太高的顾虑太多,思前想后做不成事;智力太低的也不行。只有像我(万自己)这样不高不低的人才容易做点成绩。(显然过谦。能做成大事情的必然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作者注)

万润南举了个例子:

蜜蜂比苍蝇智力高----有社会组织,又有分工----但如果把蜜蜂和苍蝇分别装进两个酒瓶,瓶底对着光线。由于昆虫的趋光性,无论是蜜蜂还是苍蝇开始都会试图在瓶底上找出口。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蜜蜂仍在执著的对着瓶底撞啊碰啊,就是飞不出去;而另一个瓶子里的苍蝇呢,早就在乱冲乱撞中飞跑完了... ...

该行动时就马上行动!机会不会在那里一直等你的!

报告会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

还好,总算没有给咱兜里揣着的这本记者证丢脸。

但当我又是加夜班,又是字斟句酌把这篇“采访万润南”的稿子交到编辑手里后,却有如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

大约在3----4年后,我在一本日本人有关企业管理的书里,发现了万润南所举蜜蜂和苍蝇的例子,方知这并非他的独创。而此时的他,却已经在万里之外了... ...

万润南:清华岁月(1——6)编辑本段回目录

一、 赵大大   

    江苏铜山这个地方,人杰地灵。196 4年考上清华和我同班的就有三位。所以就称他们为“铜山三杰”。他们当中最可爱的是一位姓赵的同学,黑里透红的脸庞,一双明亮的黑眼睛总是充满了善意。当时有出著名的话剧叫《霓虹灯下的哨兵》,剧中有个“黑不溜秋”的赵大大,他就很自然地被叫做赵大大。因为我名字里有个“南”,所以成了“童阿男”。说实在,这还不算太委屈我们。可乐的是我在文艺社团同宿舍的两位:一位是物0的郑姓男生,大家就叫他“郑媛媛”;还有一位九字班的曲姓同学,东北人,黑而胖,却被叫成“曲曼丽”,那就有点委屈他们了。   

    三十多年不见了,总还记得他朴实可爱的样子。清华有个校友网,我偶尔也上去逛逛。发现他也常在网上出现。我就留了一个贴,跟他开玩笑:“嗨,我们还同台演过戏呐!”当然,我说的“演戏”,只是个比方。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人的一生就是一部连续剧。清华那几年,应当是人一生中难忘的岁月。赵大大的淳朴、善良,让我至今还想念他。人,都会有困难的时候。我也有过困难的时候,但我能感受到从他那里来的善意。也许,他并没有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说什么。    

    他很快就给我回了一个贴:“接着你‘人生舞台’的话题再谈一谈。任何人在‘人生舞台’上都会有所表演。我认为在‘演绎人生’这部戏剧中,作为舞台上的演员,你永远是受关注的主角,并不断演出诸多精彩的片段。我佩服你的记忆力。本人还有一个绰号,不知你是否还记得? ……不过我对那个绰号还是接受的。随着疯狂年代的过去,有时回忆绰号的来历还挺有意思。”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还有一个绰号,叫“赵老机”。在那个年代,凡是对敌斗争不坚定的,就是机会主义分子。“老机”,就是老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绰号,正说明他在那个疯狂年代并没有去紧跟,去说违心的话、去做违心的事。我想,这也是他人缘好,至今让人还想念他的一个原因。    

    刚到学校时,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往事,是他们三位铜山老乡从家里带了一包煎饼。干得铁硬铁硬,甚至有点发霉了,他们还舍不得扔掉。每天晚上在宿舍里听他们解决煎饼的嘎崩声。让我这个“城里人”很受教育,一下子找到了同他们的思想差距。后来我在文革后期的学习班上再三“斗私批修”,始终也过不了关。当然,这是后话了

二、《蝶恋花》

我们班上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位超级巨星的,可惜生不逢时。她的名字很美,叫肖蝶,她的歌声更美。第一次在宿舍里听肖蝶唱歌,我的感觉是好像被雷电击中了。纯得像银子一般的嗓音,悠扬、抒情、漂亮。我尤其爱听她唱那首“蝶恋花”。苏州评弹的柔美、嫦娥的寂寞、吴刚的殷勤、人间伏虎的悲喜,肖蝶唱得如泣如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听肖蝶唱歌的时候,我都不敢抬头看她,仿佛多看她一眼,就会亵渎了那么甜美的歌声。    

    可惜我们赶上了那个打打杀杀的时代。

    后来我有机会接触一些港、台的歌唱明星,我心里都会感叹一句:她们哪里比得上我们班上的肖蝶啊。8 9年我到美国,湾区的侨界请我吃饭,同桌的有梅艳芳。她是香港演艺界的大姐大。听她唱歌,说实话,我很失望。华丽的服装、浓妆艳抹,却掩盖不了歌声的单调和干涩,既没有肖蝶的甜美,更没有肖蝶的清纯。    

    在巴黎的时候,邓丽君请我们吃过饭。我喜欢邓丽君,在我的潜意识里,她有点像我们班上的肖蝶。邓丽君因为六、. 四 屠 杀而拒绝去大陆,让我们这些因为六、.四而流亡出来的人对她更添了一份敬重。她是在眷村长大的,饭局上给我们讲了许多小时候在眷村的故事。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还给我们唱了一首“小城故事多”。那时候的邓丽君,歌声还是那么甜美,但已经少了一些当年的清纯。    

    最近我看国内闹得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真是大倒胃口。那个长得不男不女、唱得也不怎么样的第一名,居然还拥有成千上万的“玉米”。联想到我们班上的肖蝶,我心里很是不忿。我想我这一辈子还没当过什么人的FANS,要当的话就当“蝶迷”。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一个“蝶迷会”,并推荐我们班上的老魏出任“蝶迷会”会长。推荐理由是老魏当年在香山英雄救过美,而且四十年了,还念念不忘。    

    哎,什么时候再能听到肖蝶的歌声啊?

三、 花样年华    

    前几天我上清华校友网,看到班上同学贴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青翠欲滴的新芽,一张是含苞欲放的花蕾。看了感慨良多,我们也有过这样的花样年华啊。就是在人生这样的阶段,我认识了苇。(我这里怕给人家添不必要的麻烦,故隐去了真名。)    

    第一次见苇,我这样解读她的名字:“你经常是伟大的”,其实我心里想说的是:“你经常是美丽的”。苇漂亮,善于展示自己的美,也懂得如何留住自己的美。在那个年代,就知道给自己拍一组照片,把自己的花样年华留一份永久的拷贝。这类现代女孩子才玩的一套,苇那时候就懂。而我,也有幸成为她的专任摄影师。    

    北京的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时候的蓝天白云,就像我们逝去的花样年华,再也无法寻回来了。我们的摄影之旅,就在这秋高气爽中从西校门开始。西校门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像样的校门,大理石的方方正正的大门,上方嵌了“清华大学”四个大字。学校迎新的车队就是从西校门开进来的。可以说,这里是我们清华岁月的起点。后来到二号楼,梁思诚大屋顶建筑风格的杰作;到大礼堂,罗马式的圆拱和每一块砖,据说都是从美国运来的,支付的是“庚子赔款”;到二校门,清朝皇家园林的遗迹,后来在文革中历尽沧桑;在这几个“封、资、修”的典型建筑前面,她摆出各种POSE,或玉树临风、或婷婷玉立,我想专业模特也不过如此。   

   当我们转到图书馆前时,发生了一幕我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走过来,可能是苇在代表队的学姐,她笑嘻嘻的朝我瞟了一眼,然后对她说:“来,我给你们俩照一张”。我心里一阵慌乱,紧张地准备听从召唤。只见她娇嗔地推了一下学姐,但当面对我时,不,是面对镜头时,已是一脸严肃。我不得不从慌乱中平静下来。    

    前几天,一位在巴黎熟识的四川女孩来湾区看我,说要在我公司前面留个影,于是我照办。她说还要同我合个影。我略为有点犹豫,她就一下子把我拉过来,紧紧地挎着我的胳膊,小鸟依人地贴着我,把脑袋往我肩膀上一歪。这时候,闪光灯亮了……    

    那一刹那,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年学校图书馆前的场景。

四、 婚配概率    

    介绍了我班女同学中唱得最美的和长得最漂亮的,今天再介绍两位:最能干的和最聪明的。    

    最能干的叫崔佑民。文革后期我们去门头沟清水涧劳动,她是我们的班长。在那个年代,她属于天生的领袖人才。首先,她的生日是12月26日。因为时差的关系,那一天在西方是12月25日——圣诞节,也就是说,历史上的这一天先后诞生了三位人物:耶稣基督、毛泽东、还有崔佑民。其次,我记得她脸上也有一颗痦子。相书上说,人有异相者贵。如果这颗痦子长在下巴中央,那就贵不可言了。再看她的名字,“佑民”对“泽东”,对得多工整。虽说我的名字“润南”同他们也有一对,可惜我早生了两天,而且脸上也没有痦子,所以只好出局。    

    最聪明的是张绮荔。我记得她的学号是6 40031,恰好排在我的前面。6 4是我们的入学年份,清华土建系那年从上海招了29个人,学号从6 40031排到6 40059;在同一地区学号是按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列的。也就是说,张绮荔是那年从上海考到我们系的女状元。清华那时候实行因材施教,数学和外语两科她都在提高班上。    

    我们班上后来成就了两对夫妻,就是以她们俩为主。    

    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婚配概率》。大意是说:大部分中国男人多少有点大男子主义。所以找对象的时候,眼光会下意识地向下俯视。如果把男、女各分成上、中、下三等,那么上等男人就会找中等女人;中等男人就会找下等女人。最后上等女人和下等男人便没有出处。前者往往会成为“第三者”;后者有办法的便会去红灯区;没办法的就会倾向性犯罪。这都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发现也有例外,就是上等女人找了上等男人,一般都是非常幸福的结合。但这需要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女方要主动。因为男方一般有上述的心理障碍。俗话说:“女求男,易如捅破一层窗户纸;男求女,难如推倒一座山”。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敢于采取主动的女生实在凤毛麟角,她们一般都非常出类拔萃,或者有杰出的领导才能,如崔佑民;或者是绝顶聪明,如张绮荔。    

    前几天在清华校友网上看到她们贴了一些全家的生活照。其乐融融、感同身受。尤其是张的夫婿在井冈山的留影,一派神闲气定的富态,同我记忆中的那个在有点雀斑的鼻梁上架付眼镜的小男生相比,几乎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显然要归功于张绮荔的调理。我不由得暗自感叹:怎么没有第三个出类拔萃之辈,也来捅一下我的窗户纸啊?如有这样的机会,我的一生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精彩。    

    机会这种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还是认命吧。    

    我的窗户纸,最后还是让人捅了一下。

五、 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美国有个畅销书作家,斯宾塞.约翰逊,写过一篇非常有哲理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中国一位名导演的前妻、也算是大家闺秀,写了一篇《谁睡了我的男人?》。我没有前者的深刻、也没有后者的粗俗,所以就写这篇《谁捅了我的窗户纸?》。   

   我不喜欢悬念,所以先告诉你们答案:是王前。

   我在文艺社时,负责《新清华》文艺副刊的编辑。编辑组有十位秀才,笔头都很来得,其中只有一位女生,叫付烈。她是自九的,和刘涛同班,也同宿舍。有一天我去她们宿舍找付烈借书看,恰好她们下课回来。仿佛众星捧月一般,刘涛在同班女生簇拥下迎面而来,那份雍容华贵、那种仪态万方,绝对是清华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看呆了,那傻样,就像蛤蟆仰头看到了天鹅。当年楚霸王见到始皇帝的车辇,很有出息地说一句:“大丈夫不当如是耶?”我却只会很没出息地咽口水。   

   后来文革了,刘涛家里倒了霉,就搬到她生母王前家住。付烈和刘涛算是闺中密友,和我则有姐弟之情,似乎不确切,这样比方吧:我们一起读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她说我是那个考伯菲尔,而她要做安尼丝,是我的“吉神”。有一天,我的“吉神”向我通报:她打算不理刘涛了。我问为什么?她说班上同学都不理刘涛了,她再保持联系,压力太大。我说不可以。她问为什么?于是我说出一番道理来:“其他同学不理刘涛,对她没有太大的伤害;你要不理她,对她将是极大的伤害,因为你们原来是朋友。朋友就是要在患难时见真情。”   

   这傻丫头,一不小心把这话告诉了王前,后来她也为此后悔不已。那时候,付烈常去王前家,主要还是为了帮我借书。王前家有许多内部书,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仿佛掘到了金矿。有一天,王前问道:“小付啊,你老往我们这里跑,不怕别人说你同我们划不清界线吗?”小付老实回答:“我也怕过,后来一个同学对我说……”   

   王前非要小付带我去见她。付烈犹豫再三,才告诉我来龙去脉,还暗示我最好别去。我说没什么,而且很高兴能直接去借书了。王前家在社会主义学院(好像是在魏公村和白石桥之间)。当年,我那小样还说得过去,谈吐也不俗。王前见了,满意之情溢于言表,对我热情得不得了。有一次很晚了,还不让走,终于碰上了学院保卫处来查户口。   

   王前当时的丈夫是聂真,大名鼎鼎的北大聂元梓的哥哥。妹妹是大造反派,哥哥却是大黑帮,那时候已被专政在外。黑帮家里来了生客,那还得了。于是被扫地出门。很晚了,回学校已不可能。刘涛就陪我一起在漫天黑夜里寻找栖身之所。后来在西直门火车站的候车室,我们度过了第一个“良宵”。   

   我再去王前家的时候,她先道歉,说有件事没有先征求我的意见,她已经做了。王前给学校领导,当时的工宣队,写了一封信,宣布我是刘涛的男朋友。   

   我的那层窗户纸,就这样让王前给捅破了。

六、 偏向绝处飞   

   窗户纸让王前这么一捅,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要说让人“跌破眼镜”,那时清华园里应该满地都是眼镜碎片才对。我却不得不面对如山的压力。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应对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与常人的判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我看隔壁班级的网页上正在玩3D画,我眼睛一眯就能看到海豚亮亮堂堂地跳出来,那都是读书炼出来的本事。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我与万润南、任正非、段永基等人的合作与冲突编辑本段回目录

作者姓名:李玉琢 

作者信息:57岁,原华为副总裁,18年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和四通、华为、利德华福等国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四通八年、华为四年半,他担任的都是副总裁,利德华福五年半,他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变压器企业做成了行业第一。 

我眼中的万润南

   20年过去,现在的人们所熟悉的企业家是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等,知道万润南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提起四通,大家马上想到的也就是段永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段永基就是四通的创始人和代言人。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万润南没有卷入“六四”风波,那么,现在的他有可能是中国企业界最赫赫有名的人物。

万润南在四通的时间并不长,整四年。我和他共事时间更短,才两年多。但无论是做人,还是管理企业的能力,他都是我佩服的第一人。也许早期投身的企业容易给人更深的影响,是他第一次向我们灌输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形态理念,如醍醐灌顶;是他告诉我们最大管理跨度8~12人等概念,把我们引上了企业经营这条道路。尽管他不是我的导师,但我以他为榜样。他办企业的理念、追求和做法上的高度是我始终追赶的目标。

万润南,1946年生人,属狗。中等个子,一米七出头,白净脸,双目有神,相貌儒雅。许多女同志认为他是美男子。

万润南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读书很多,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他很能写,也很有思想,讲话经常引经据典,他对四通中高层干部提出的“上下同欲者胜”就引自兵法。

万润南的修养比较完善,很难看出他有什么缺点。不像段永基和任正非,尽管也是大聪明、大能人,但他们身上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万润南是大师级企业家的风范,他的谋略与招数都融化在无形之中。尽管四通高层之间矛盾重重,但万润南的驾驭手段很高明,能摆平各种矛盾,使其各尽其责,又不致掣肘、激化。段永基这样精明的人都对我感叹:“李玉琢,咱们这些干部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万润南!”

在我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深受万润南影响的还有一条,那就是他的决策方式。用万润南自己的话说就是“听多数人的意见,跟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这其实就是企业中的“民主集中制”。

四通衰落的真相

一个伟大企业的成功一定是和理想分不开的,四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最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营企业经营理念,并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些超前的思想、观念及做法,是同时代任何一个企业无法企及的。

在我看来,四通的衰落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六四”,另一个就是标志着创业理想沦丧的“打工意识”大辩论。

四通本是全体四通人以主人翁的精神拼命干出来的,积累的财富也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我认为让大家树立所谓的“打工意识”,无形中把具有实际支配权、控制权的人(少数几个四通高层)置于老板的位置,就是要把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

可以说,四通经营上的失败是打字机之后的“多元化”,这方面出问题是明摆着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想纠正有可能;但思想上的失败,意识上的混乱——把四通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强硬地用一些十分错误的(至少是可疑的)东西来替代——是无法扭转的。以这次辩论为标志,四通从根底上完了。

我眼中的段永基

段永基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没有谁能正确评价他。

我在四通的8年间,段永基始终是我的领导,我们合作时间最长,是非常默契的工作伙伴,但我们并不是完全的同路人和不分彼此的朋友。

段永基跟万润南同岁,1946年生人,1970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曾做过几年的中学教员,再后来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到航天部621所工作,做到研究室副主任。四通成立不久段曾带研究所的一个粉末冶金项目进来,但没搞多久就下马了,他也很快离开了四通(崔铭山认为:段是因为四通被查才离开的,说明段当时不坚定,是逃兵。但我从万和其他人那里未听到此说)。段永基第二次正式加入四通大概在1986年中,初期只是在进口采购部门做王安时的助手,这一段共同工作为二人后来的合作与友谊奠定了基础。

合资企业办起来之后,我和段打交道就多起来了。我作为中层干部经常要和他一起开会,我觉得这时候段永基办企业的能力开始显现出来了。安排事情头脑清楚,十分干练。好像什么事都胸有成竹,其实有些事也不是很有把握,但他总能临危不乱,想出解决办法来。

他的工作精神也是我很佩服的。他很少休息,任何短暂的时间都能休息,或者在车上随便眯一会就够了,精力充沛,脑袋瓜子永远在转。他到现在都是这样,早上8点以前必然出现在办公室里,离开办公室的时间一定是晚上10点钟以后。

段永基的精力头两年基本都放在合资公司(SOTEC)的发展上,我和他的合作非常好。我当了副总经理后,合资公司的事基本不用他操心,他也十分放心。

此外,段永基才气横溢,讲话有说服力,文章写得也好。在四通,像他这样能说、能写、能干、又有思想灵性的人,除万之外,无人能及。

在合资企业的前期和四通的前期,段永基的工作是极为优秀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是万润南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

在“六四”风波那样一种可能危及四通存亡的重要时刻,段挺身而出采取各种措施,使四通避免了可能的混乱、分裂和解体,表现了四通领导层从容应付危机的能力;在那微妙阶段,当人们认为不便由他主持公司工作的时候,段同意由沈出面,并没有计较权力的得失。但随着事情的平息,公司逐渐恢复元气,外部压力减轻之后,内部的问题开始露出头来。

一个问题是沈主政时期,沈、段一个比一个更积极地批万提出的办公司的一些思想、理念、口号、做法。我一开始以为是政治需要,后来发现是真的,是真的要否定四通当年正确的东西,以至于完全拧着劲做事情,在用人上、经营上、内部关系上,都尽量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做法。这就会进入误区。万润南有政治上的问题并不一定说明四通这些方面也错了,这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硬着头皮非要逆着来,不仅不是纠正什么,反而自入斜路。

另外就是派性和权力斗争的逐渐表面化、公开化。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使段必然身陷其中:第一,“六四”危机和工作组进驻阶段,出于公司的稳定的考虑,大家同意将董事长、总裁大权都交于沈,但公司的主要经营工作仍然由段全力维持,本来从能力、实际作用、威信以及公司最后时刻的安排,段都是当仁不让的最高领导,但事情逐渐过去后,沈却并没有意识到主动及时地让出至少是总裁这样的职务与段,这就逼迫段只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权力要求。斗争的后果是,四通从此再未平静过,以沈和段为首的明争暗斗使四通的元气大伤;第二,尽管段始终处在较为主动有利的位置上,但1991年他得到总裁职位后,因无人掣肘,独自决策过多,严重失误增加,一年多后反而迎来七董事联合倒段的个人危机;第三个后果是段个人性格上的变化,主要是对人的不信任,这既可能有他自己身陷权力斗争中形成的习惯,更有朋友叛变(如王安时的反目)给他的教训。颇具亲和力和行动能力的老段不见了。以至于后来段宁可信任司机,也不相信包括我这样与他并肩工作多年的伙伴。

“六四”后,四通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失去了方向。无论沈主政时期、段主政时期,他们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四通的产业方向这样重大的问题,头脑发热和多头政治,使四通这样本来方向明确的企业,从此在可能想到的各个领域都插上一脚,留下数不尽、还不完的窟窿账。

所有这些后果中,四通的许多领导人(包括万在四通鼎盛期分封诸侯式地将许多高层派出创业的后遗症)都或多或少地负有责任,段自然也不例外。以他的地位和能力,他完全可以把四通带到另一条更为健康的路上去,正如联想、华为的领导人那样,这两个公司同样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却并没有像四通一样宿命般昙花一现。

唯一不变的仍然是段的聪明和能力。他永远都是能解决问题的能手,可惜他的精力和智慧过多地耗费在无穷无尽的“挖坑”与“填坑”过程中,这是十分可惜的。他仍然表现出异于常人的顽强斗志,无论多么不利的局面,他都有办法渡过难关。

段永基对我的影响很大,正面的影响使我在四通8年而无悔,负面的结果让我这个准备在四通干一辈子的人也只好无奈地痛哭离去。他的前期告诉我哪些事情该做,他的后期也使我明白了什么事情不该做。 

我为什么没有去联想

在我决定离开四通的时候,也曾有过去联想的闪念,并没想到深圳那么远的地方去工作。联想我很熟,柳传志我也早就认识。我在中科院计算中心013机房工作时就认识柳;另外,四通、联想比邻而居,两个企业创业者都是科学院出来的,相对有一种亲近感。

但是,我并没有主动去找柳传志。

在老婆陪我参加的那次招聘会上,我也看到了联想的招聘摊位,但我没有想去联想的冲动。联想搞汉卡,也销电脑,不具有四通打字机的独特性,在我这个学计算机的人看来,联想没有什么新的技术。联想卖的电脑是普通技术产品,属于自己的东西有限,普通技术产品的弊端就在于门坎低,谁都可做,靠量取胜,利润很薄。做这些东西太平淡无奇了。而我愿意做独特的、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联想的伟大,它的伟大就在于能把一种平淡无奇、谁都能做的产品经过顽强努力做到中国最大,又能在与世界电脑巨头的较量中争得一席之地。这也是做企业的一种方式,但联想的平实对我缺乏吸引力。

比较之下,华为使我产生了更多的兴趣。第一,华为是搞通信的,我的专业敏感告诉我,随着电脑的普及和应用的深入,未来几年电脑技术必将与通信技术紧密结合,通信行业将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其次,华为当年拿电路板给深通公司加工时就有人对我说过,这家搞通信的公司设计水平很高,来人的素质也挺高,产品也比打字机更复杂、更精密。进入华为之后,我又发现,华为是我喜欢的那类富有想像力和充满激情的企业。      

华为接班人

一大批“娃娃副总裁”们被任正非摸着脑袋长大,任正非给他们高待遇,破格任用,但对他们的要求是听话、忠心,即使任正非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也得如此。

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的最为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高级干部尤甚)。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吃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下来,光着脚,像怪兽一样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干部,讨论一件事情到最后就会说:“你这个方案不行,任总不会同意的,老板会生气的。”大家讨论问题,已经离开问题的本身,常常以老板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任正非提倡对事负责,可华为高层很多人恰恰是对人负责,他们在渐渐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可能丧失独立的意志和人格。那些独立意识和自尊心比较强的人要么走掉了,要么其智慧和能力也慢慢退化了。

我走之后,孙亚芳说我离开华为是因为没有接受华为的文化,她说得对。我的认识的确与华为文化有很大不同,我不喜欢被驱使的文化,我喜欢独立空间的能力发挥。我认为高级干部应该为老总分担工作,而不是事无巨细地汇报工作。

我觉得任正非应该培养李玉琢式的干部,但他没有,而且似乎也不愿意。这一点上他还不如段永基。段永基为干部的成长着急过,对于各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干部相对还是会给一定的工作和发展空间的。

下面请看任正非的几位曾经被认为可能的接班人的情况:

李一男:

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硕士研究生毕业,初到华为时在研发部,于郑宝用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部总裁。他后来做了莫贝克第三任总裁。上任之前,他找过我,问了莫贝克的情况。他是华为副董事长,1996年他才二十五六岁时就是华为副总裁。任正非对他很亲切,人们都背地里叫他是“任正非的干儿子”。

李一男的业务能力很强,他管理研发部时,大家都很佩服,说三道四的很少。但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他的管理水平一般,没有独立办企业的经验、能力和耐性。在后来单独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有意无意要照搬任正非的一些东西,这反而可能导致失败。

像李一男这样在华为如日中天的人,最终也会离开,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诧。据说是因为他与孙亚芳矛盾比较尖锐,工作看法冲突很严重,彼此之间曾经互相吵过。

开始时,李一男负责的是与市场总部平行的产品总部,当时孙已是董事长,难免对李一男所管部门的工作指指点点。李一男认为她是外行,当然不买账。通常情况下任正非会站在孙亚芳一边,最多是哄一哄李一男。李一男在华为一直顺风顺水,何时受过别人的气?见任正非支持孙亚芳,而不是自己,自然怒从心头起,心想还不如出去创业算了。

我临走时向他道别,他居然跟我说:“走吧,走吧。”一点也没有挽留可惜的意思。当时很奇怪,现在想来,他恐怕那时就有了出走的念头。我后来曾问过他何时有了离开华为的念头,他说是被派到莫贝克的时候。那应该是1999年底。 

郑宝用:

我1995年刚进华为时,郑宝用是华为唯一的常务副总裁,大约半年后他却突然被撤了。

郑宝用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思想的人,是华为开发的有功之臣,如果好好培养,能干成大事。能不能成为任正非的接班人我不好说,因为接班人不是说想培养谁做就能培养成的,我认为做企业家得有素质、悟性和能力,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郑宝用人品不错,与大家关系都很好,脑筋反应也很快,华为的海外市场(香港市场)首先就是由他打开的;据说莫贝克卖给爱默生的主要谈判也是他做的。在李一男之前,郑宝用负责研发。有人说后来郑不得不离开研发,是任正非有意在他与李一男之间制造矛盾,让郑宝用难以工作。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撤下去?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被弃用。

后来任正非就让郑宝用负责一些零零散散的工作和临时的事。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东一茬西一茬的,你不觉得委屈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势。

后来聂在莫贝克做了整整3年的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曾向我哀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看来只好辞职了。”不久聂就提出辞呈,做了一段审计工作之后,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找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分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任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果真如此,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孙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角色,尤其任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色,则会比任的暴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15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处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

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

孙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

三辞任正非

11月1日,我正式向任正非递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为了避免见面的不快,我给他发了一份传真。主要意思是:在华为工作了4年6个月之后,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提出辞职。

当时我心里已经认定,他也许正等着我主动辞职呢。所以,我的计划是11月1日我写辞职书,2日或3日他就会批准,4日我就可以走人,5日正好到利德华福报到。但是,当天任正非根本没有理我。只有郭平来电话问我是不是闹情绪了,是不是对最近的任职有意见。我回答“都不是”。郭平说:“你不能走,你是华为唯一外来的副总裁,你走了影响不好。”

时间紧迫,11月2日,我不得不写了第二份辞职报告:由于身体和家庭的原因,我再次请求辞职。我希望能尽快回到北京去,回到家中去,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家人的照料下,能逐渐恢复已很糟糕的身体。

我一天都在等着任正非的消息,但是直到下班也没有任何回音。

11月3日,迫不得已我写了第三封辞职书,大致内容和前两封一样:我身体有病,家在北京,需要有人照顾;在华为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想要叶落归根;华为是一个高节奏的企业,我老了,不愿拖累公司。

11月4日,任正非终于有了回音。他的秘书打来电话:“任总约你下午1点来谈话。”

郭平和我同一时间到任正非的办公室。任正非正在埋头批阅文件,我们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郭平来作陪谈话,也许是因为我进入华为时,就一直由他做我的联络人并帮助我安排过许多事情。

任正非开门见山地质问:“李玉琢,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你对华为、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我解释说:“我没什么意见,华为给了我很多机会,你也对我悉心培养,我感谢都来不及呢。只是这样的身体,病了都没人给我一口水,突然死了都没人知道。”

“假话,我不听!”任正非很愤怒地大声说道。说完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又去批改文件了。我与郭平尴尬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气氛凝重。

我当时心里很气愤:走肯定是因为有意见,但现在说有意义吗?当时,我的确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冲动,但细一想,哎,都要走的人了,何必呢?而且他这种脾气我又不是不知道,对别人说骂就骂,对我这样应该算是轻的了。况且他毕竟是在挽留我。

一会儿另一位副总裁周劲也来了,见我们都不吱声坐着,也识趣地坐下不说话。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任正非又过来了。这一次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口气也缓和多了:“李玉琢,如果你觉得生产总部不合适,咱们可以再商量。”

接着任正非又跟我谈了一通华为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个人的想法,也评价了我的人品和工作:“我们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是肯定的,你在华为还有许多工作可以做。”这样的话此时已经不再起什么作用了。

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我打断了他:“任总,非常感谢你谈了这么多,但是我不想拖累华为。另外,我爱人又不在身边,我已经七年单独在深圳。”

他说:“那你可以叫你爱人来深圳工作嘛!”

我说:“她来过深圳,呆过几个月,不习惯,又回北京了。”

任立刻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我说:“她跟了我20多年了,没犯什么错误,我没什么借口不要她。”后来我把这句话说与妻子,她不但没怪罪,反而笑道:你看任总就是有水平,连劝人都与众不同。

任正非在父母面前是个十足的孝子,在弟妹面前,又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哥,他的几个弟妹都在华为工作。他对孩子也很好。有一次到他家里开会,我去早了,此时他接到儿子从外地打来的电话,屋子里就我们两人,所以听得非常真切,任正非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温柔之极的声音和儿子讲着话。不过,任是事业重于家庭的人。因此,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我和妻子的感情。

无话的几分钟时间,我看着这个满脸胡碴儿、高大威严、一般不太理人、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时不时说出出人意料见解的人,心里颇生感慨:做个企业真不容易,抛家舍业,牺牲健康。说起健康,我脑子里突然跑出任正非说过的一句话:“为了这公司,你看我这身体,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颈椎病都有了,你们身体这么好,还不好好干?”言下之意,恨不得大家都得累病了他才舒服。当下我心里就想:“任总,你终于如愿了,我现在得了冠心病,莫非你还让我把家也丢了不成?”

差不多谈了1个小时左右,任最后对我说:“好,李玉琢,那你先养病去吧!”这话基本上已经允许我辞职了,正如段永基当年对我说:“李玉琢,你到华为学习去吧。”

当天,我就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离深赴京,考虑到任正非尚未正式批准我辞职,走时给任正非留下了一份离职报告。

写完离职报告之后,似乎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另留了一封短信。

就这样,我于11月5日启程飞赴北京。

(此文经过标题加工,摘自北辰猎头网)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http://www.dacheng.com.cn/NewsFolder/20077/2007720161820291.htmlhttp://www.xici.net/b339564/d52042010.htm
http://blog.sina.com.cn/stone8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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