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级别新智库欲建大国经济软实力回目录
越来越被推上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试图通过组建一个游刃于官方、企业和学界的高级别智库在国际舞台上发声，以塑造中国软实力，并争夺国际话语权
□《南方周末》记者葛清发自北京
高级智库诞生
本周一，在离中南海西门不远的一个院子里，一位外交部官员正在和魏建国确认这几天的会面时间表，名单中包括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和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
让他们走在一起的是一个希望跻身国际一流的中国新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称国经中心)。
魏建国，商务部前副部长，现在的身份是国经中心秘书长。李和姜都是该中心的常务理事。
他们要讨论的就是国经中心计划在6月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全球智库峰会，其议题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及应对。3月20日，这个在美国金融危机后酝酿并迅速组建的智库在北京宣布成立，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一个由122人组成的跨经济、学术、外交和政府高层官员的超豪华领导阵容，其理事长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副理事长和理事则囊括了一批高级别官员、大央企和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其中在职官员包括国资委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发改委两个副主任，财政部、工信部、环保部各一名副部长。
71岁的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领军新智库CFP/图 这个智库一问世，即被外界称作“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中国对智库的关注从来都没有这么热过！”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说。上周他刚刚对国经中心进行了一次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介绍全球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的运作方式。
请他讲同一话题的还包括其他好几家研究机构及政府部门。而作为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和经济学家的肖耿，以前的演讲和讨论话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中国的经济和公共政策。“当中国越来越被推上世界的舞台时，中国猛然发现，自己对外面的世界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迫切希望得到智力支持。”肖耿说。
构建大国崛起之战略共识
眼下这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和速度，推动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最新一个例证就是上个月的“G20伦敦峰会”，在国际上被很多人解读为“G2峰会”，认为现在能拯救世界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尽管中国政府非常冷静地看待自己的实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场危机似乎让中国这个世界舞台的“新星”一下子成为了主角之一。
新角色意味着新担当。
如何尽快走出经济危机，“全球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因此，“成立国经中心，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要求，肩负着时代的重托。”理事长曾培炎在国经中心成立大会上说。“当前，配合政府之间的国际经济对话，引领和整合国内智库参与国际交流，对我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增强我国经济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曾培炎说。
既然诞生于危机之际，国经中心今年的研究焦点自然就是经济危机及其应对。
国经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经中心今年将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全球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个课题是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包括招商引资、外贸出口政策如何相机而动等。
而对这两大问题，国内经济学届和研究机构一直存在深刻分歧。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部门利益也渗透到隶属不同部委的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一系列重大问题缺乏共识，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判断和主张，在中国经济界似乎已是常态。
其代表性事件就是，去年年底，余永定带领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周其仁领导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首次以官方和民间两大智囊机构的身份，对政府的4万亿刺激内需政策提出质疑。
在那次会议上，这两大智库对当下的几大热点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危机到底更多的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是缘于自身的紧缩货币政策转身太慢；为了保就业保增长而补贴出口，到底能否拯救中国；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否安全等，都提出了和官方不一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他们邀请了包括本报在内的几家媒体，希望多方位影响决策。
随着危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战略问题亟待谋求共识，比如在这一轮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是不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佳时机，现在是不是中国在海外收购资产的最佳时机，如果是，又该如何应对全球保护主义的抬头等。
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问题，也是包括国经中心在内的中国智库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在大海上，不缺划桨的，不缺掌舵的，缺的就是那个爬到桅杆最高的地方，拿着望远镜看的人。”魏建国说。
此外，未来全球化发展、中国能源和粮食安全、气候变暖、中国和美日俄印的经济和战略关系，以及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都是该中心今年的研究重点。
研究已经紧锣密鼓地在进行。
在国经中心成立后的第五天，记者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见到郑新立时，他刚从理事长曾培炎那儿回来。一到办公室，郑马上招呼中央政策研究室负责国资等几位研究人员回来加班，那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其中一位研究人员已经快到家了。
国家公关新渠道
走上舞台中央的另一个代价，就是大家对你的议论也更多，其中也不乏由于不知内情甚至恶意的误导。
近些年来，有关“中国威胁论”的言论转到了能源、粮食、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领域，譬如正是中国的消费直接推高了上一轮国际能源和粮食价格的走高等，这种观点曾大行其道，其背后也有一些重要国际智库的研究支撑。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经过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后深入人心。
而中国在国际上为自己辩护的人通常都是官员。但在西方看来，官员的辩护并不足信。“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间对国际智库之间的较量有所忽视。”郑新立承认。
他对本报记者说，在国际几十年的对外交往中，中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缺乏一个除了政府、政党和议会之外的与国际智库之间沟通和较量的渠道。而发达国家的民间智库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与政界有着密切联系，他们的身份在政府要员与研究人员之间不断变换(所谓“旋转门”机制)，他们的研究报告主要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其观点也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所以，国经中心成立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与国外沟通合作的平台，“针对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问题做深入研究、开展讨论、扩大共识”。“同时也可以针对国内外舆论中对中国经济关注的焦点和澄清被误解扭曲的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沟通途径。”郑新立说。
这也意味着，中国从此将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公关渠道。
布鲁金斯经验
就在中国智库酝酿着走上国际的时候，国际著名智库早已在中国扎根。全球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该中心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常设机构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成立3年来，他们为中国高层所做的研究报告包括中国的汇率、金融改革，医疗改革、中美能源战略等，他们还曾帮上海市政府完成了关于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10点建议。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还邀请了众多美国的资深对华外交官、官员以及著名的学者来访，和中国官员、学者就中美之间的重要战略问题进行闭门或不闭门的圆桌论坛。
仅举一例。去年5月，正当奥运火炬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受阻，国际社会都把目光聚焦在中国身上的时候，时任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的贝德来华，他不仅参加了布鲁金斯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作了一个关于中国该如何理解美国不同声音的演讲，还和有关政府官员开了几次关于西藏事务的闭门会议。
在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贝德透露，在这些闭门会晤中他一直在向中国有关官员建议：北京应该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重新对话。巧合的是，就在贝德离开北京后不过几天，中国政府就宣布了重启对话的决定。
没过多久，旋转门机制再次在贝德身上发生。作为美国一位资深的熟悉中国事务的外交官，他出任奥巴马亚洲事务主任，就美中关系的战略发展向奥巴马出谋划策。贝德也是美国新一任驻华大使的热门人选。
贝德自称是“中国的好朋友”，在中美两国都人脉深厚，他向中国解释美国，向美国解释中国，并影响着两国政府相关的决策。
而中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表现在能否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更体现在人脉的积累上，特别是与国外政府、国会以及智库等的人脉积累上。“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思想库缺乏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这将严重影响到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国际话语权。”去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了一年访问研究员的王莉丽说。
被寄予厚望的新智库到底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一些国家常设性的智囊有什么区别，目前尚不得知。不过怀疑者不乏其人。有学者称，就世界范围看，高级智库之“高”不在级别，关键是看贡献了怎样的“高见”。
另有专家指出，新智库虽然阵容豪华，但组织松散。“现在猜测都没有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智库人员说，“一切都要看将来新智库能参与国家哪些重大决策，参与到什么程度，能发挥多大作用，和其他部委的关系到底怎样。”
他估计新智库可能更多是通过会议和研讨形式，针对热点问题提出决策建议，而不是做系统研究和系统论证。
我国决策面对严峻挑战 促最高级别智库诞生回目录
中广网北京4月4日消息（记者王健）据中国之声7时45分报道，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中国这样一家超级智库的诞生？现在我们连线中国之声时事观察员王健。
中国不乏很多很知名的智库，比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天则经济研究所等。
为什么现在又成立了这样一家超级智库？
王健：第一有很多相当级别高的政府官员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内，比如说李荣荣、刘遵义等很多，第一是跨度大，级别高，第二个来自不同的部门，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超豪华的超级智库，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这次金融危机是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不光对美国，对中国的形势也是非常不明朗，国家决策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从30改革开放之后没有遇到这样的挑战，严峻的挑战需要更高级别的咨询体系。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单一部署下的研究院难以面对这种挑战，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单一的部门可以解决，不是单一的经济或者是政治问题，比如说金融危机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国际金融秩序既是经济问题也政治问题，需要不同跨行业的智库来解决，比如说国际中心今年研究重点19个课题，比如说金融危机第二次波动，中美战略与经济的对话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大的课题，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智库来解决。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智库方面，发展得最好的是美国的智库机构，例如大名鼎鼎的兰德公司。美国的智库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王健：其实美国智库成果的原因我觉得也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一个方面，很好的保证了独立性，也政府的拨款，也有社团的支柱，社会资金增，多数来说都很好的保持了独立性，比如说兰德公司65%来自连邦政府，35%来自州政府，外国政府基金会和不同的客户都投入，这种情况下既不是依赖于每一个财团，也不是依赖于政府，他很政府保持很好的关系，他知道政府想要研究什么情况，知道什么课题，这样的情况下保持了独立性，第二个是对非盈利机构NGO，包括资讯业的土壤都比较好，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很好的，很扎实的发展，目前中国的NGO有一定的滞后，包括对资讯业的需求还是有一定的滞后，这也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和政府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基辛格进入白宫之前就是智库的，之后又回到了智库，政府可以得到很好的信息，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值得我们借鉴的。
还有，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到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
温家宝批示成立超级智库 71岁国家前副总理曾培炎出山主持
本报讯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担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当选为理事长。就在曾培炎“履新”之时，针对经济学家和智库机构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的批评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出世的国经中心，因而被寄予期望。
豪华阵容
曾培炎的前副总理身份，以及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使得新智库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有“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理事长曾培炎，原国务院副总理。
执行副理事长8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副理事长有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10人。
应时而生
新智库的“来头”也引人瞩目。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新智库成立后的首次重大活动，是计划于6月下旬在北京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大会将邀请200～300家全球知名智库和全球500强企业领袖，为摆脱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出谋划策。
部分智库的窘境
与复杂的国际环境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2008年7月，国内的能源研究机构众口一词预测“国际油价即将冲上200美元/桶”，5个月后，他们被35美元/桶的新价位刻薄地嘲弄了一把。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舆论批评。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直言“要淘汰一部分经济学家”。
“误判频繁发生，除了专业功力不足，还在于一些智库囿于利益集团的束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就“部门利益”问题做过专题研究，他发现，一些部委下属的智库机构越来越注重于本部门的利益诉求。而接受海外机构、跨国公司或有实力的中国民间商人的资助，也成为国内不少智库的谋生手段。“吃人嘴软”，这使智库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者。
“半官半民”
国经中心的组建，被认为是智库转型的探索。
高层次、超部门，是对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期待。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
（来源：海峡都市报）
曾培炎领衔中国超级智库
执行副理事长8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副理事长10人
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常务副理事长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常务理事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秘书长
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等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当选为理事长。
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一时有了“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温家宝批示成立超级智库
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架构图）。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
国经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等。
经济学者频繁发生误判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
“半官半民”-新智库重要标志
高层次、超部门，是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标志。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来源：重庆商报）
中国最高级别智库的尴尬：看领导脸色行事回目录
隐退一年之后，71岁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再次出山。这一次，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领导的喜好有时候成了智库的方向国经中心，这个经温家宝亲自批示成立的机构拥有超级阵容。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数十位官员、知名学者、央企负责人位列其中。
“我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内容处于保密阶段，下一步具体怎么走，仍未明确。”4月6日晚，厉以宁在电话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其实，早在成立大会上，曾培炎已经为国经中心标明了方向: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中心将架设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的桥梁，加强同国内外智库、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为扩大中外经济合作服务。”曾培炎如是说。
同时，国经中心还列出包括金融危机第二轮冲击波的可能性、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俄中亚能源资源合作研究、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亟待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众对于中国专家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称其为“砖家”。国经中心的成立，致使外界对其发展方向充满期待。
中国智库的尴尬
早在国经中心成立的前一天，3月19日，新华社《瞭望》杂志撰文批评中国智库专家两年来在经济预测上的拙劣表现。
《瞭望》称，2007年底，社科院某位经济专家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极限，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起落。两个月后，CPI达到8.7%的高值，2008年急转下跌到12月份的1.2%；2007年底，次贷危机来临时，学者又提出“对中国影响不大”观点；2008年7月，国际油价冲击每桶147美元时，国内的能源机构专家几乎统一口径预测年底油价冲到每桶200美元，而最终35美元的新价位才棒喝住了这一切。以致于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直言“淘汰一批经济专家”。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多端，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做到快速调整。曾培炎说:“这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
“公共政策越来越复杂。民众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关注度越来越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说:“这对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筛选出正确的专家判断，避免政策重复，是当前的一个紧要任务。”
资料显示，中国研究机构为2500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到2000家。
而在新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称，中国仅有74家被认可。
该项目的负责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麦根坦言:“在中国获得详细的资料，确认中国智库的地位并非易事。”
事实上确实如此，智囊机构参与决策的具体机制仍处于一种不透明状态，甚或没有形成成熟的机制。
智库崛起之路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邓小平等领导人不断提出要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希望以此解决政策太过随意的问题。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制定很多改革方案，开始在各部门大规模地搜集人才到中南海讲课。素有中南海讲师之称的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就是其中一位。
“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致使国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必须更多地听取智库的意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说。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明显加强了在决策过程中对智囊机构的倚重程度，促进智囊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一大批人走出政府机关，创立研究机构。
仅上世纪90年代，林毅夫脱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3年，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李凡从国外归来后，注册了世界与中国研究所；1998年，温元凯成立了自己的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然而，直到2006年，中国智库意识到被动，开始寻求自主发展道路。2006年11月和次年7月，首届、第二届智库论坛分别在北京、上海召开，这两次会议中，民间智库则大量缺席。
对此，薛澜认为，中国智库自主发展意识才刚刚起步。随着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日趋复杂，中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决策咨询工作，中国智库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
看领导脸色行事
调查发现，接受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的资助成为国内很多智库的谋生手段。2008年，天则所共筹集资金461万，一半来自于国外赞助。
据《瞭望》报道，2008年3月20日，在欢送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离开中国时，400多名来自政府重要部门、科研、教学、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表现出 “求钱若渴”的状况。
与此同时，许多国内关键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为了防止泄密和干扰，在选择政策咨询机构方面越来越谨慎，刻意控制决策信息数据。
“尤其是经济学专家，数据要求得不到满足，做出来的研究成果可想而知。”薛澜说。他表示，官方智库既要面对生计问题，还要看领导脸色行事的情形依旧存在。
“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够。政府部门所属的政府机构，由于其生存发展受到上级主管部门影响，批评主管部门，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多地是承担对政策维护和解释功能。”茅于轼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方资深智库告诉记者:“方案制定中，不符合领导意愿，被迫多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的现象仍旧存在。”
尽管，高层领导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并逐步开放促使其发展。但是，这种开放仍仅局限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则相对萎缩。
一方面，根据目前的政策，非政府组织注册必须要找一个政府机构挂靠。据了解，90%以上的民间智库机构只能以企业的形式注册。“有的干脆就直接不注册，自己在家里搞。”茅于轼说。
另一方面，民间智库对政府的批评言辞激烈，造成其生存发展陷入困境，与政府对话机制很难形成。
“政府部门垄断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板块，咨询服务已经被官方智库所垄断。他们很难愿意让民营部门进来分食这一领域的利润。”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主任仲大军说。
空间仍未打开
美国政府很多高级官员来自于智库，卸任后又重新返回智库。相较之下，按照中国官场惯例，高级干部退休后，发挥余热的主要途径是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但是，近几年来，一批高级官员选择在智囊机构发挥余热。
在曾培炎入主国经中心之前，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退休后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担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
郑必坚在担任中国开放论坛不久便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很快为中央领导所接受，而这一思想一直成为今天中国外交的主题思想。
国经中心引进了几位在任主管部门高官，这也使中国智库“上达天听”渠道更为畅通。茅于轼说，“思想就是为了让中央领导接受。思想影响政策，才是最终目的。”
“思想和政策的产出不可能长期被政府独家垄断，智囊机构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操办，公平竞争的机制早晚要引入这一领域。”仲大军说:“将来也许会出现这样一种变化，原来政府的研究机构统统民营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将在同一个竞争起跑线上。”
仲大军设想的同一起跑线，还没有出现。
“难以说国经中心成立会带来变革，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国经中心成立，并没有新的空间被打开，更宽松、更完善的环境被打开，中国智库还需要很长的路子要走。”薛澜说。（时代周报 刘洪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