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瘟疫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当一个传染性瘟疫影响到一个广大的地理区域，就称为大流行，中文惯称大瘟疫。除可造成死亡、摧毁城市、政治、国家、瓦解文明，甚至可以歼灭族群、物种。如果一个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并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的时候我们就叫这种瘟疫为“全球瘟疫”。比如：“非典”“禽流感”“西班牙流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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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瘟疫一、疫情突然发威，死亡率高，对国家政治、经济、城市有重大影响。
二、传播迅速，疫情遍布全世界。
三、人际传播，防范起来不容易
四、变异性强 几无克星
五、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并发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六级警戒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大流感疫情爆发。
以猪流感为例
| 国家和地区 | (疑似)病例 | 详情 | 死亡人数 | 确认病例 |
| 墨西哥 | 2498人 | 截至4月30日，确认及疑似猪流感死亡人数升至176人，确认99例。全国疑似病例为2498人。 | 可能达176人 | 99人 |
| 美国 | 91人 | 美国目前已经确认91人感染猪流感病毒，其中1人死亡、5人正在医院救治。 | 1名婴儿死亡 | 91人 |
| 英国 | 23人 | 苏格兰两名病人从墨西哥旅游回来，但并没有去过墨西哥猪流感爆发的地区。4月29日，英国又发现了三名猪流感确诊病例。这使得该国猪流感病例增至5人。 | 尚无 | 确认5人 |
| 西班牙 | 20人 | 确诊2名猪流感病毒患者。 | 尚无 | 确诊4例 |
| 韩国 | 17人 |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29日宣布，韩国当天又新发现11人疑似感染猪流感病毒，这使得韩国的猪流感疑似病例增至17人。 | 尚无 | 尚无 |
| 中国香港 | 7人 | 香港7宗疑似人类猪流感病例经检验全部排除。 | 尚无 | 全部排除 |
| 澳大利亚 | 91人 | 澳大利亚发现的19名疑似猪流感病例正在接受测试，此外政府还在全力寻找可能感染病毒的其他300多人。 | 尚无 | 尚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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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瘟疫一、全球化带给新兴民族国家的发展困境
对于人类历史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起源于二战后对抗性国际秩序的出现，两个超级大国拙劣的编织出自己的追随者阵营，大批新兴民族国家“茫然”的兴起，美、苏以及欧洲传统殖民老牌大国开始“帮助”这些新国家形成现在被称为国际经济旧秩序组成部分的畸形国民体系，货物、原料、资金、人开始频繁的在混乱的国界上穿越。
二战后的富国虽然在拉美和亚洲的有些地方承担了兴建基础设施的巨大义务，但对非洲却仿佛感到没有这种义务（奴役旧非洲的欧洲各国都已相对衰落，而美苏以及后来居上的日本并无此“历史负担”），劳里?加勒特在书中痛惜的写道，“结果，这个被殖民主义、资源掠夺、奴役统治、文化破坏所严重摧残的大陆上的人民，却在挨饿和死亡，他们死于许多不同的传染性疾病，连最老练的医生却往往无法说出死者的死因。”
新兴国家很快进入了发展的困境，一方面主权独立，人口爆炸，政治派别乃至军队都参与对国家秩序的倾轧，另一方面缺乏经济管理能力，独立前由欧美著名大学培养的“民族精英”们只有引经据典背诵大师作品的能力，而缺乏真正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和面对困局的起码勇气。这些国家出售矿产资源、能源及初级农产品，以获得发电机、修材料和器械、医院设备，因为“民族精英”曾经向他们的人民承诺，只要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就可以迎来国富民强的时代。
新兴国家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世界经济旧秩序下的欧美发达国家及其主要援外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各项产品的定价权和国际物流运输能力，并且半强迫半诱导的要求它们建设投资巨大的宏伟工程（巨额债务由此形成，并由于后续维护费用的缺乏，如今这些工程基本都已报废）。伴随着“民族精英”在美苏大国们默许下成为腐败分子，这些曾经拥有美好发展梦想的新兴民族国家，终于发现他们陷入了饥荒，并且越来越频繁的面对层出不穷的传染病，如果要治病，援助医生和药品都异常昂贵，饥荒只能更严重，如果只要粮食（这些国家受比较优势理论误导基本放弃了粮食作物的种植），公共卫生危机的代价将更加惨重；于是，在艰难的购买平衡中，这些国家逐渐破产，逐渐的将饥荒兼病灾的双重困境传沿至今。
二、面对疾病，曾经的乐观与官僚主义
二战后在各领域获得前所未有支配地位的美国，以及它的对手苏联曾经极其乐观的看待对人类疾病的控制，惯常的语式是“我们将消灭XX病，清除XXX病毒”。1940、1950年代，乐观情绪笼罩着对影响人类的各种传染病的研究，美国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公开宣称各种传染病即将被人类征服。马歇尔是在1948年一次研究热带医学与疟疾国际大会上发表上述见解的，他还认为，由于粮食增产，人类将得到重组的食物，微生物科学的突飞猛进将使显微镜下所有地球上的灾星都将被灭除。当时自力更生发展中的中国，也同样处在这一进程之中，稍许令我们欣慰的是，劳里·加勒特以及她书中引述的一些欧美医疗从业人员，都赞赏中国政府下大力气消除血吸虫病等危害贫苦大众为时已久的疾病，对当时采取的政策措施给予高度评价。
我们需要客观评价60年前的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一方面他们不了解遗传学、微生物演变、人类免疫系统以及化工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但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在后来直接导致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国家政府在传染病问题上的官僚主义，使得一些勇敢探索病毒和微生物的科学家、实验人员及非专业人士遭遇到重重的阻力。值得注意的是，每一种新疾病出现，当局、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媒体以及民众的大多数人都会以同样的错误逻辑重复极大的损失：先是漠不关心（认为研究人员夸大其词），接着是对感染病毒者表示鄙视（这是一种从中世纪传下来的恶劣习惯，无非自然隔离和社会隔离两种应对态度），最后则产生一种病态的无所谓的感觉，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使流行病合理化：“有人说这种病毒使毫无害处的，有人说某些人群或种族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在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缺陷病毒后痊愈。”
即便是被人类“征服”了的天花，天花国际灭除小组前领导人、日本医生有田曾愤慨的说，“科学受官僚主义的祸害不浅……如果不是多次打破世界卫生组织的每一条规定，我们永远也不会打败天花，永远不能。”疟疾曾经有希望被一群富有牺牲精神和精湛医术的医生在地球上“灭迹”，却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程序（美国国会不肯再为即将大功告成的该工作计划拨款）而功亏一篑，由于疟疾已经接近根除，亿万人对这种疾病都缺少免疫能力，但却居住在按蚊无疑会杀回的地区，突然截断经费来源，造成了疟疾感染率、死亡率回弹，穷国的情况尤其糟糕。让当时各国感到惊异的是，世界银行推动新兴国家开展的绿色革命（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降低了植物多样化程度，昆虫之间相互竞争和扑食情况却减少，为此大量化工成分的杀虫剂被投入使用，结果反而使得许多害虫有了抗药性。按蚊不再害怕杀虫剂，新的医原性疟疾开始在全球肆虐。
全球瘟疫三、城市化带来的阴影
越来越庞大、拥挤、密集的城市，显然给病毒、微生物传播提供了便利。每平方英里的人口密度越大，微生物的人际传播渠道就越多：人际接触、呼吸、进食、引用不洁水、垃圾和粪便的随意处理、性活动、建筑工程带来的环境改变。书中介绍了同性恋以及毒品吸食加剧疾病传播的情况，很明显，这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生活秩序的罪过，具体染病的人应该得到同情和帮助（但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这一同情而持有的平等主义态度，并不能天生换得病毒的“感动”，一些强制性的隔离、防范措施及其民众宣传不应缺位，而因为担心被人扣上歧视患者的罪过，不少有效的防治措施被放弃，这种情况应得到反省）。 各国历史学者近年来都想破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等文明古国中一些城市瘟疫的成因，目前唯一公认的结论是，各种瘟疫疾病都是利用古代城市特有的人类生活秩序而得以流行的。进入近现代，早先的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移民、产业革命、拥挤的贫民窟、缺乏公共供水设施、道德败坏、没有排水系统，使得19世纪成为西方城市危机的鼎盛时期，欧洲和北美曾发生四次毁灭性的霍乱大流行，结核病的传播也异常广泛，19世纪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中那位引发后世无聊男青年仰慕的女主角就是肺结核患者。
而埃及阿斯旺大坝兴建带给该国人民的血吸虫病大爆发则给今天热衷水电工程开发的中国人提出了警示。20世纪50年代，最初由西方金融机构规划在埃及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大坝，后来由苏联政府接手建成，这座大坝使尼罗河流速减缓并改变了埃及常见的血吸虫种类，由埃及血吸虫变成曼氏血吸虫。“对埃及民众而言，这意味着血吸虫从一种主要攻击幼童、引起尿道疾病的生物体，变成一种攻击青年，常常引起脾脏、肝脏、循环系统、结肠、中枢神经系统的严重疾病的生物体”。此外，由于大坝形成的河流水面凝滞，一种由假黄岑蚊携带的裂谷热病毒传给了埃及人，1977年，美国驻埃及有关机构调查得出结论，二十多万人是该病毒的受害者。
四、危机没有终点？
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的“文化大同”，使得全球旅行、跨国工作（劳务输出）以及探险变得普遍。缺乏安全和疾病防护常识的普通人越来越多的进入大洋洲、南美洲、非洲大陆那些神秘的角落，曾经与土著人群和谐相处了数千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动物被猎奇的人们把玩，有些还装上飞机、轮船送到欧美大都市的研究所或者动物园。连同前述新兴国家农业种植（牧养）方式的改变，大量寄宿动物体中的全新病毒（微生物）向人类张开了狰狞的笑脸。阿根廷胡宁病毒、马尔堡病毒、埃博拉病毒、拉沙病毒、登革热……这个链条似乎正在延续，并且没有尽头。
反思回目录
全球瘟疫病毒就像税务局，人们总自作聪明的找到了避税的绝佳办法，税务机构会迅速弥补征收漏洞，而虽然人类努力研发全新的抗菌药物和疫苗，但是病毒会轻易具备抗药性，然后加快速度的传播。公共医疗，公共卫生，病毒科研，以及一场场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各国在这些方面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市场化体系下也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和专业人员投身于此，但我们今天面临的传染疾病问题却更加严重，哈佛艾滋病研究所国际艾滋病中心主任乔纳森·M·曼悲哀的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特点将是：新发现的疾病……反复暴发；流行性疾病向新的地区传播……；人类的技术助长疾病的流行……；人为破地破坏当地的居住环境后，疾病由昆虫和动物传播给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