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世俗社会的庄严追求／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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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那一年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
林山，新华社记者
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过时的名词，最近一本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用“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这个词汇却快速、高频进入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认知符号系统。这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词汇，按照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Ａ·波斯纳所说，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观照。因
此，笔者窃以为，公共知识分子，其使命是超然的，在纷纭的世俗社会中，他提醒着、履践着――一种庄严的追求。
《现代汉语词典》规定“知识分子”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只是一种技术层面的界定，它与叛逆、红色、舍生取义、先知先觉等概念紧紧连在一起，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对在“知识分子”中已湮没的超越意识的一种提醒，这不仅仅是在中国，西方亦然。所以，在民主高度发达的美国，波斯纳先生也要大声呼吁，并且形诸文字，这就是他的《公共知识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无论东方、西方，做（或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皆是非常不易的。波斯纳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大量著述锋芒毕露，３０本书、３３０篇论文以及
１６８０篇司法意见被频频引证，同时也屡受批判。１９９９年底，《美国法律人》杂志年终评选了１００位２０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法律人，其中之一就是波斯纳。哈佛法学院讲座教授对波斯纳这样评价：波斯纳写作就不是想让人舒舒服服（如有关弹劾克林顿的《国家大事》）。仅此一点，就区分了他的语词世界与那个以符合民意调查为宗旨的语词世界；也就区分了他与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几乎任何其他人。波斯纳从没想过要保持智识的诚实，他只是诚实而已。这是位不懂得算计的经济学家和公众人物，在他身上确实有些世所罕见和非同寻常的东西，或许还有点反讽。但这正反映了波斯纳最深刻的信念：一个学者――进而一个法官的最大罪过就是循规蹈矩。
对波斯纳来说，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肤浅的谩骂，不是哗众的批判。他们的确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这即是少数现代学术知识分子具有的不可缺少的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波斯纳的视角从来是毫不留情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波斯纳慨叹：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贡献或更准确地说他们的社会影响，正在日渐衰落。
至此，我们肯定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正如耀眼的星辰冉冉而起。
今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大会期间，温家宝谈到税费改革，不无忧虑，然而，他斩钉截铁：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出身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而他所提到的“黄宗羲定律”的命名者即是一位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秦晖教授。
秦晖关注的是中国的税费改革。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像唐朝时的“两税法”、明朝时的“一条鞭法”、清代时的“摊丁入亩”等等，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秦晖教授对黄宗羲的这一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命名——“黄宗羲定律”，对改革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预警。
不知可否这样描述——中国走入公共知识分子治国的时代，并且愈加成熟。在波斯纳看来，西奥多·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以及温斯顿·邱吉尔都属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曾经是掌权的政治家。我们庆幸进入了这个时代，从秦晖身上，我们鲜明地看到了当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特别是针砭时弊的勇气与智识。但同时，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及使命的实现提供了基本条件和宽广舞台。
勿庸讳言，在中国舆论渐趋开放的大气候中，在９·１１事件、伊拉克战争以直播的方式进入百姓视野中时，我们需要一种智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专家如波斯纳所言走上电视屏幕、报纸重要版面……甚或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期望的公共知识分子吗？一位朋友这样说道：“看标题感觉一定要读，一两篇后挺过瘾，但后来总是感觉隔靴搔痒，于是，依然怀念顾准们等直至现在仍新鲜的锐气……”
不过，我们尚可欣然，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毕竟庄严、尖锐地传来了……
比如前不久的孙志刚事件。当孙志刚被误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待遣所，并被轮番殴打以至死亡后，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5月23日，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层面。
６月２０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３８１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８２年５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我们应有这个自信：伴随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一切沉腐的、不民主的法律、法规、制度必将被荡涤于历史的垃圾堆中，这是不可阻挡的。然而，我们也要承认，就孙志刚事件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加快了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进程。对于收容制度的意见早已遍布于民间，或敢怒不敢言，或言而无力……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使浅层次的愤怒转化为对制度的审视。权威的专业地位、直指现实的锐利、宪法至上的法的精神……这些，足以在法治的社会于决策层产生具有穿透性的震撼力。我非常欣赏一位网民的看法：“只有公共知识分子知识权力和公民权力的有机结合，才能引导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限权，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着知识资源，掌握着对于宪法的技术性与实质性理解。”
也许，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及其忧思对中国来说是超前的，我们更应该鼓励一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走向大众。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位位专家学习忙于或陶醉于频繁的“受邀、出席、拿钱、出名”的甜圈中时，我们没理由不忧虑——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兴盛期，也许一不小心就会开始了公共知识分子精神的衰落。北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在介绍这本书时的感觉也许会提醒我们什么：波斯纳一定会令人“恼羞成怒”；因为这就是我阅读此书时的经验，而且我还不时提心吊胆，生怕还有什么会给波斯纳捅破了。
我们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作者: 康慨 发表日期: 2007-10-14 18:20 点击数: 587
我们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专业知识分子多如牛毛，由于现代分类学的分类越来越细，知识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专，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女人性高潮快感的“专家学者”，唯独公共知识分子却越来越稀少，大有在地球上绝迹的趋势。
一个社会是非常需要一定数量公共知识分子的，他勇敢地冲击了人们习以为常的麻木思想，启发人们的思路，对让人愤懑的常规发起挑战。
哪些人是公共知识分子呢？《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的作者美国波斯纳告诉我们说，那些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一个物理学家尽管他在物理方面可能卓有建树，但他因为不参与社会问题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即使一个人没有多高的学历，但是他是社会问题的发言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这种知识分子外国较多，法国作家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表现堪称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作代价，为一个不认识的小人物伸张正义，践履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为后世垂下良范。他那篇伟大的檄文《我控诉！》震撼了法国知识界，左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良心。
20世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有罗素、杜威、韦伯、加缪等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直面社会问题的勇气，他们对弱势群体的大爱激发他们的良知，再加上知识分子的本色：不平则鸣！他们必须发声。
在中国，远古不说，清末就有鲜血警世的谭嗣同，民国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建国初也还有“温言细语”的邓拓、“疾言厉色”的梁漱溟……可是，现在呢？我们的知识分子逐渐走进了学院的象牙塔，蛰居在幽静的书斋里，把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都埋藏在头脑里，这正暴露了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的自私。
波斯纳把公共知识分子日益衰退的原因归之于知识的过于专业化和职业化，学科之间难于沟通，任何个人仅是本专业的权威，而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各学科都熟悉的通才，这样才能洞悉社会存在的弊病，提出锐利的见地。
波斯纳这部书是针对美国社会现实写的，但对中国社会并不完全适用。这主要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举个例吧：
关于政治文明的观点，我们的传媒不时会冒出些左调，慢道是美国，就拿我们的香港来说，闹非典那阵，香港有议员认为特首处置不力，提出倒董动议，提交立法会表决未获通过。这是民主政治很正常的依法问责，经我们媒体一过滤，便提炼出“香港特区政府挫败倒董阴谋”的主题。
类似于上述我国的“政治民主”，还有那个敢冒“阴谋”的帽子为民请命！
中国是非常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因为只有我们的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多起来，社会的弊病才能够得到迅速治疗，我们的社会才更加健康。（2007·10·14·）
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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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6121 于西田获早稻 发表于：05-01-15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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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
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在纽约去世。美国主流媒体称他是“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事业首席代言人。”他的《东方主义》一书开辟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其影响跨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当今世界能象萨义德这样在政治、外交、大众传媒、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音乐各不同领域均有重大影响和建树的学者屈指可数，他经常谈论知识分子，毕生的学术主题围绕着知识的建立、传播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等。他的观点虽然并不为美国主流社会认可，但毫无疑问，萨义德将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载入历史。
2004年10月8日，法国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在巴黎的一家小医院永远停止了他的思想。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并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堪与福柯、罗兰.巴特和阿尔图塞等齐名的哲学家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不仅属于法国，更属于全世界，他的一些代表著作如《声音与现象》、《书写语言学》、《立场》、《判断力》和《马克思的幽灵》等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思想界影响深远，也是近20年来中国知识界最为关注的西方思想文献之一。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因骨髓性白血癌病逝于曼哈顿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享年71岁。苏珊．桑塔格患这个病已有30年之久。与病魔的这种斗争，深深反映在她的著名作品《疾病的隐喻》里。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苏珊．桑塔格就是一个高度被关注的公众人物，其极富创意的评论涉及文学、女权、艺术等多个领域，此外还出版有颇为畅销的小说，甚至执导过几部电影。此外，桑塔格还是现今全球“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风云人物。她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学，而且由于其社会批判的力度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她本人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这三个人在西方被称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头两三年，他们仿佛约好了似地相继辞世，对全球思想界而言无异于一场不小的地震。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作为“60年代人”的精神象征，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一个时代随着这几位“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的离去，从这个仍然矛盾丛生的世界上彻底向我们告别了。其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使得他们的辞世成为了某种意味深长和值得深入探究的公共事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界和媒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热门的阶段，并且随着南方某家报纸发起评选的“50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公诸于世，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在此背景下，萨义德、德里达和桑塔格身上所具有的的批判知识分子特征，恰好暗合了当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描述。
与媒体不无炒作嫌疑的“热卖”相比，中国思想界对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和萨义德、德里达、苏珊.桑塔格辞世的关注，似乎要显得理性和深入得多。许纪霖在《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一文中说：“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
许纪霖说的“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即指以福柯、阿尔图塞、德里达、萨义德、乔姆斯基和苏珊.桑格塔等为代表的“60年代人”。所谓60年代人，在西方思想界一直是个特指的文化概念，60年代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时期，它通常与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妇女解放、“垮掉的一代”、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反传统、反官僚体制以及哲学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形成了60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化浪潮。但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和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年轻一代人眼中，“60年代”像一幅陈旧的照片那样，业已蜕变为一道隔世的风景，包括其中的那些“代表人物”，也渐渐退出文化中心，成了某种历史的遗存。这也是为什么萨义德、德里达和苏珊.桑塔格的辞世如此引人“揪心”和怅然的原因。它实际上隐含着思想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当代语境中的缺席或日益匮乏以及世界正在“全球化”旗帜下，沦为高新技术和帝国资本的控制所表现出的焦虑和警惕不断加剧有关。
对此，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60年代断代》中不无困惑地说：“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误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错误。”这位始终关注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境遇的哲学家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阶级所实施的集体教育。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被剥削的劳苦阶级都已被卑贱性和顺从内化为一种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则是打破这一亘古习惯的一种策略......当下遍及世界的宣传攻势要把毛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加以斯大林化，从而败坏其名誉。所有这一切，请看清楚，都是要把60年代笼统地扔进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图的一部分。” 他还认为，“毛主义乃是60年代一切伟大新兴意识形态中最丰富的思想”。
詹姆逊对“60年代”和中国问题的这种解读，在中国主流思想界显然很难得到广泛的呼应和认同，因为众所周知，中国肇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沿着一条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向西方主流价值和经济模式积极靠拢的轨道发展的。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学者的许纪霖对同一历史背景的描述，便显示出和詹姆逊大相异趣的修辞理路：
在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大大出了一把风头，然而7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业化，知识分子被一一吸纳进现代知识的分工体制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商业体制，公共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消亡了。
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似乎重演了一次，而且被浓缩在短短的20年之内。 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79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后来被称作为继"五四"以后的一场"新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人文学者，乃至体制内部高级的意识形态官员。虽然有这些身份上的区分，但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无一不具有公共性、跨领域，从国家的政治生活到中西文化比较、科学的启蒙等等。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大学发表演讲、在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出版的书籍常常畅销全国，动辄几万、十几万册，成为影响全国公共舆论的重量级公众人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詹姆逊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批判立场，包含着十分具体的历史涵义，而许纪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变迁和身份焦虑，他显然回避了对重大历史事件和进程做出明确的表述或评价，其措辞的闪烁和对具体历史情境的“抽空”，暴露出中国的主流知识群体在新的政治秩序下所采取的“绥靖”策略或姿态。而一种凌空蹈虚、规避探究历史真相的言说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合法身份的诉求，究竟具有多少有效性呢？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正如许纪霖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样：“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和国外局势的变化，知识界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也是知识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到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不再象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无论是公共杂志还是知识群体，都出现了重新封建化的格局。......90年代中国公共文化的消失，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于同欧美70年代以后一样，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对此，他进一步分析道，“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扩张，使得文化的生产象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一样，被强制性地纳入了市场的轨道，过去知识分子或者为神圣的使命，或者为表达自我而写作，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生产，并且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的确如此，在这个商业化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时代，任何一个具有明确文化语义的话题或人物，都面临着被市场逻辑抽空、改写或符号化、消费化的命运。前几年张广天戏剧《切.格瓦拉》的引起轰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受市场逻辑支配的明显佐证。包括这次“中国50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以及媒体对苏珊.桑塔格去世的纪念热潮同样如此。在媒体公众的视野中，苏珊.桑塔格索性被塑造成了一个流行的文化明星和放浪不羁、性感迷人、深受小资们青睐的“文字浪漫主义者”，而对她作为60年代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背景，始终对美国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场，尖锐抨击美国发动的轰炸前南联盟和伊拉克战争，并一直为美国政界所诟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而在一篇《你一定要读苏珊．桑塔格》的文章中，作者用流行的美文笔调写道：“苏珊．桑塔格属于我们喜欢的知识分子行列，她能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现实进行判断，以其言论深刻介入社会生活，桑塔格更符合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有期许。更重要的是，她还如此时尚，卓尔不群，让中国文人心醉神迷。”
请注意后面那句“她还如此时尚，卓尔不群，让中国文人心醉神迷”。这就是中国知识大众心仪的公共知识分子典范吗？但这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而是经过改妆的文化明星苏珊．桑塔格了。当时尚同媒体权力合流，其对舆论和公众心理的塑造与控制就会上升为一种话语霸权，尤其当它以“民意”或流行的招牌出现时，更具有欺骗性、蛊惑性，许多严峻的问题和复杂的时代命题反而被遮蔽、搁置了。
这就是市场意识形态对思想进行裹挟之后所干的真正勾当。这种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在当今中国的表演无疑是有目共睹的。而最为突出的例证便是刚落幕不久的那场“中国50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尽管主办方在陈述评选动机时宣称：“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我们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我们通过公布的那份名单中，还是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中隐含的价值偏向和取舍。在50人中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类人，一是曾经或正在活跃于媒体公众的文化明星，二是被称为“主流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前者如王朔、金庸、余杰，后者如吴敬链、张维迎、秦晖等人。姑且不论王朔这样以所谓躲避“崇高”和社会责任为写作目标的作家和余杰这样缺少坚实的专业背景，凭借某种扇情和向西方献媚式的政治姿态以及媒体和书商的炒作成为深受大众市场青睐的文化愤青，是否与评选主办方宣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项标准相符合，单就名单中那些清一色的鼓吹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和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人文学者和媒体明星，就足以让人怀疑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了。
大家可能对90年代末期那场曾经影响和波及了中国思想界及公众社会的自由主义同“新左派“的论证记忆犹新。在我看来，这份“50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除了新自由主义的那几位代表人物，也许还应该增加以下几个人：作家张承志、韩少功、陈桂棣，艺术家张广天，学者汪晖、李陀、韩德强、王晓明等，而事实是上述人士中属于新左派理论阵营的几位代表人物无一入选，难道这不是一种刻意遮蔽和取舍的结果吗？从中我们似乎嗅到了一股浓郁的“媒体知识分子”趣味。但问题的症结显然不仅在于此，而是透露出当今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公众头脑里弥漫着强烈的文化单边主义倾向和后冷战思维，这种倾向同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将西方价值观当作不容置疑和一劳永逸的“普世价值”供奉的倾向，同萨义德、德里达、桑塔格始终坚持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独立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立场，恰恰是南辕北辙的。
这份名单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热潮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像赛义德、德里达和桑格塔去世带来的心理振荡同样深刻。至少，它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由于公共社会的畸形发育，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民主氛围的社会对话机制，再加上权力与资本对舆论的双重渗透，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要么附庸于那些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决策层的企业精英用利益打造的丰满羽翼之下，要么就是活跃于各种同样为企业集团收购或控制的强势媒体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或媒体名人，借用许纪霖的话表述，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
其次，这场评选活动引发的争议表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与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的媒体的关系过于亲密和暧昧，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至变得过分的明星化，从而使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身份变得可疑，影响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这提醒我们，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绝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一种“表态”，更重要的还需要对事物进行鞭策入里的判断和分析，而在中国催生一个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也决非仅凭媒体造势能够一蹴而就的，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和知识分子加强自己的身份建设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这一点上，赛义德和德里达等人的立场和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的确值得我们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2003年9月30日，杜克大学举行了小规模的悼念萨义德的聚会。詹姆逊在会上简要地概括了萨义德的一生，称他是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精辟概括了萨义德在后现代社会的多种角色、多重身份。詹姆逊认为，赛义德不言自喻的核心身份，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例如萨义德反复强调“公共记忆”的建构，甚至号召知识分子去召唤被人们忘却或忽视了的东西，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共享”而不是乏味地争席位。他说，因为弱者可能争得的只是“拥挤的房间逐个点名时”的“在场”，形同虚设；而强者亦同样受制于“置换的逻辑”，强大的对手很有可能将你的“在场”取而代之。因此“共享智慧”可帮助我们避免琐碎和渺小。
而德里达在临终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以其作为60年代人“最后的幸存者”口吻说：“我用换喻的方式指认出某种不妥协甚至是拒腐蚀的写作与思想，即便是面对哲学也不让步，这种写作与思想不让自己被舆论、媒体或吓唬人的评论幻觉所吓倒，即便可能会面对后者要求我们简化或压抑我们的思想。......这种责任今天变得更为迫切：它呼吁向成见宣战，向那些‘媒体知识权力’宣战，向那些被媒体知识权力组装过的一般性话语宣战，因为这些媒体权力就在各种政经利益团体、编辑部与学术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中。但抵制并不意味着回避媒体。必要时必须促其发展，助其多样化，向他们提醒这种责任。”
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德里达给世界的临终遗嘱？但联想到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囿于“左”和“右”的彼此成见和敌意，妨碍了对历史进行不断反思或价值重估的努力及可能性，在既定的思想秩序面前裹足不前，丧失了向更深的领域掘进的能力和勇气，我们不得不承认德里达的话多么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当前的中国思想界正在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但也不至于完全让人丧失信心。前不久，我看到钱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明显感受到这种试图重返历史现场和反省知识分子自身病状的努力。他说：
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和30年代的中国非常像，好象历史在重演。其实30年代国民党的统治是发展的，也是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产生了两极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国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新的种族主义正在兴起。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国家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是种族主义吗？而且，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英美绥靖政策，在纵容这样一种法西斯化。问题是，30年代面对那样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时候，我们有资源可以对抗。比如说，面对德国法西斯，当时有英美的自由主义，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对抗。当时，我们国内，有国民党所代表的国民统治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来对抗。但是，我们今天拿什么东西来对抗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困扰知识界，思想界的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问题，也长期地没有被研究。我个人认为，而且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没有经过总结和研究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变得困惑的一个原因。
钱理群的话也许道破了许多人想说而尚未说出的话，同时也提出了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一道绕不过去的认知难题，其警示意义似乎并不亚于德里达的“临终遗嘱”。因此，如果说赛义德、德里达和桑格塔这几位“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相继辞世，意味着60年代培植的一种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向世界的告别，那么，这种“告别”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讨论高涨的21世纪之初的中国，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呢？
为何中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2008-06-13 09:45:46 来自: 梦亦非
最后的知识分子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二十年后再读拉塞尔·雅各比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让人不由生出些许的感慨。
这本著作并不是一本纯正的理论著作，它更象一本介绍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没落的普及读本，“最后的知识分子”并非指知识分子“从此以后即成绝响”，而是在哀叹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投降与消失。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没落未尝不是好事，自由国家的左派们对共产权极抱着无限的同情，对可以让自己自由发言与生活、流动的自由国家则抱以敌意，雷隆·阿隆就曾指责过法国左派们犯过这样的错误。其实对于这些知识分子不用多罗索，让他们到他们所赞美的极权国家比如苏联或古巴去，与下层民众生活上三五年，你看他们还会不会不知好歹地赞美马克思或毛主义，奥威尔的《1984》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惜左派们总是看不见奥威尔为何写这本书，或者他们假装看不见。“自由的敌人”，我一向这样称呼左派。美国左派的没落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的传统，左派在西方永远只是少数而成不了气候（也许法国有时会例外），而西方允许左派存在的自由传统，恰恰成了左派们攻击社会的理由，人要向往奴役与被奴役的生活，你是挡都挡不住的，这就是左派一直阴魂不散的重要原因。
雅各比吊丧似地描述了格林威治村的消失，它的消失让波西米亚精神烟消云散；而美国城市的效区化，则让波西米亚知识分子从地理上消失；纽约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犹太人中的反对分子业已消失；学院化、专业化的加强，从理想上收编了左派知识分子，并软化了他们批判的长矛。在雅各比看来，一切都因该死的社会发展、该死的生活环境改善、该死的专业化、该死的自由主义，潜藏于其间的反社会倾向不言自明。虽然我极不赞同这位左倾作家用立场，但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何公共知识分子会消失。这个问题则可以转化为中国式的问题：为何我们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不依赖于研究机构或院校，以普通民众为听众，以公众报刊为阵地，谈论社会问题的独立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中共建政之前的中国存在过，比如鲁迅就是一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同样不喜欢他左倾的那一部分）。但中共建政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干干净净地消失了，直到思想管制开放、媒体发达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曾在中国出现过。这是因为什么？
学科化。对于一门科学而言，学科化可能是好的，因为它规范与集中了这门学科，但对于思想界而言未必就是件好事，院校与学科化，排除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如果你不是大学教授，不在大学任教，你就没有知识分子的“硬件”。你们遭受双重的排斥：学术界的排挤、普通民众的否定。学术界不会接受一个没有专业训练的、不在相关机构领薪水的知识分子，而民众则一直将知识分子对应于学院或研究机构中的从业者，他们不承认一个社会边缘人也会是知识分子。如果你没有成为院校或研究机构中的一员，你在中国将无法获得“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没有“合法性”意味着你无处发言以及发言没有听众。仅仅是学科化，就已足够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公众中”轻飘飘地抹去。
媒体的利益化。公共知识分子谋生的主要方式是在媒体上发表批判性文章，或为出版机构撰写一些小册子。在这西方可能行得通，但在中国却是死胡同。首先，中国的媒体不会发表批判性的言论，如果这些言论是从非学院教授的写作者那里发出，媒体不会承认“公众中也有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一现实，国家对言论的控制并不由国家来实施，而是在媒体编辑这里，就以自我审查的方式放大了对来稿的警惕与敌意（中国媒体一直抱怨言论不自由，其实这种不自由更多地是它们自己设定的）。其次，中国媒体编辑不会使用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者的文章，每个编辑的对稿件的选择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权势与经济背景，媒体编辑不会与他们达成交易。第三，媒体上所有貌似批判或讨论的文章，都是编辑的策划，今天，“专题策划”已经代替民众进行思考与批断，公共知识分子是难以插进这些专题策划中去的。
没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没有经济收入，也即是被院校排斥、被公众怀疑、被媒体拒绝，中国，哪里会有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又怎么看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却又是如此的必要——他们代表了一种独立的不被驯化的精神；在专家们模糊平庸的论文只向同行发言的时候，他们用简法优美的散文向公众发言；他们指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他们意味着城市鲜活的思想……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专家、有女权主义专家、有社会学专家、经济学专家、城市规划专家，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无论如何，虽然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早已“落水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车不再来”，但是，这个国家毕竟有过“最后的知识分子”，而我们，想要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伤春悲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春”或“秋”。所以在感慨雅各比“闲坐说玄宗”的时候，我更感慨于我们的现状，它寂寥得就如这两句古诗：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2009年03月18日 10:18文摘【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2条邢兆良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一、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不解情缘
二、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知识精英
三、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学而优则仕与士志于道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结束语
【注释】
知识分子群体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功能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影响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批判的理性力量、社会良知和社会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也为社会公认，具有不可替代性。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思想立场是和近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契约政治互为表里。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现代法治社会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剖析当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与道德作伪，进而指出中国此时此刻需要何种公共知识分子。
一、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不解情缘
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说:“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1]”这种说法过于乐观。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未真正生成，除了社会环境的缺失之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学而优则仕”、热衷政治而凸显的犬儒哲学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是一个根本原因。
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三次重要的集体亮相:1957年的“反右运动”、10年“文革”和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斗争，将学术、道德与政治结合，乐此不疲，成为一种时尚。这批政治斗争中的慷慨激昂者会因政治风向的变化随时变成或是歌功颂德或是曲线阿谀奉承的犬儒。其中真正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和人品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以林昭为代表的大学生“右派”。在“整风鸣放”过程中他们没有政治权力的野心和追名逐利的动机，他们始终坚持对现实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坚持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探索和追求，就是在劳改农场、监狱的艰难生活环境中也没动摇。林昭在“文革”中被杀害，留下了最后一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2]”但林昭只是个特殊的个案，大多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并非如此。贾植芳曾对胡风“内心深处不甘寂寞”，“不懂政治却偏偏要往政治旋涡里去凑”的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永远也摆脱不掉政治情结这只‘红舞鞋’。[3]”“中国的政治运动是造就大小文痞的温床。[4]”陈寅恪在1952年写过一首诗，讽刺知识分子钻营政治的丑态:“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诗。[5]”
“文革”时期的大学红卫兵领袖和一批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是在迎合毛泽东政治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的变化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因为他们的荣辱存亡都取决于毛泽东政治战略的需要。剧烈的社会动荡为一大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投机与赌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为这确实是一条政治仕途上快速上升的通道。他们看似慷慨激昂，实则是为了致身通显，谋求权力与利益。许多知识分子在“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中亮相，千方百计想挤进大小写作班子。徐景贤在回忆录《十年一梦》中曾说:“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子，那就是一名受党信任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6]”“文革”虽成往事，但当年这些为了迎合圣意挤进写作班子的知识分子少有忏悔者。有人曾辛辣地讽刺说，当年这些进入写作班子的人“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在镜头前作搔首弄姿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7]”
1978年后，虽然中国进入了社会变革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仍然是众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底蕴，他们的知识兴趣和政治风向相生相共。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真理问题的讨论，思想界和社会思潮出现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局面，小说、诗歌、美术、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都集中表达了对集权专制的批判和对人的人文关怀。当时的热烈场景让曾身历其境的人们（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的大学生）至今仍留恋难忘。但这短暂的思想繁荣之底蕴仍是那批热衷于仕途的知识分子见风使舵，介入当时政治斗争，进行政治投机，想借机进入政权舞台的一种表现。
应该说，道德作伪、思想作伪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明显的特征。这一特征在现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朱学勤在“平静的坏心情”一文中记载了一件事，“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1957年还是右派，在前不久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当时到处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8]”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行为，实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以现实的政治需要为标准。大义灭‘生’是为政治献媚；激赏顾准，也是政治需要，因为顾准成了主流的红人。如果是1957年，此教授肯定是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二、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知识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初步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是不是正在生成一个为社会公众所承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呢？应该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先身家性命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单位人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职业选择的自由度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大，为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环境。然而，社会公权对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掌控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各种机会空间和话语平台，这促使官本位的思想和实践变本加厉。例如，“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9]”一批有头面的“学而优”的学者纷纷审时度势，见风施舵，投机于权力和金钱之间，以赤裸裸的功利色彩，活跃在各种话语场合。例如，有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因有三次和一省委书记接触的机会，那种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炫耀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10]。
归纳起来，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的行为特征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些具有强烈参政入仕意识和动机的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社会公共言论，不时窥测执政者的政治战略意图，以此为据，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论和措词。他们不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是热衷于炒作，追名逐利，为执政者所赏识。他们以伪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来表现强烈的政治、权力的依附意识和入仕参政的政治情结。把西方的一些学说、理论当作“圣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以此为资本介入政治活动，寻找政治靠山，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时而作为政策的解读者，时而利用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向权力献媚，希冀为执政者所赏识。
其二，这些“知识精英”和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相勾结，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因此也成为暴富一族。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手段敛财，“其魔术般的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11]”，他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仅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而是赤裸裸地利用自己在公开媒体的话语权优势为利益集团声嘶力竭进行辩护，有时甚至到了枉顾社会公正和无视法律的地步。他们在各类媒体、各种场合，不择手段地谋取话语主导权，反复鼓吹“效率优先”，“改革成本论”，“管理层收购”，“官员阶层是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等等，公然依傍权力和金钱，论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合理性。鼓吹“企业家不依法纳税是犯错而不是犯法”、“贫富不平等是必然的”、“机会均等不可能”、“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产权是现代企业制度”之类混淆是非的谬论。他们有的拿着鲸吞国有资产经济罪犯的高额出场费，写文章，作演讲，从“理论”上为这些经济罪犯侵吞国有资产的恶行论证其合理性。一旦这些经济罪犯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些经济学家们又都似犯了健忘症，集体失语。顾雏军的科龙案即为一例。这些貌似或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知识分子距离社会公众太远，不仅很难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而且往往成为社会公众鄙视的对象。这点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上关于一些经常在公共媒体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言论或报道后的大量跟帖批评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其三，他们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分配不公、机会不公的社会问题表现为集体的无意识。例如，有一位“杰出的法学家”竟提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12]”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素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因此应构建“实体法治”的国家，其核心就是人治重于法治。有的则鼓吹诸如“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改革成本论”，提出为了不使资金外流，国家应放弃对企业家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资产等原罪的追究；或论证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理应产业化，等等。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公众的利益，也不重视社会公众的诉求。纵然千夫所指，脸自皮厚不红。
其四，这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人品和道德上也缺乏职业知识分子应有的规范和底线。他们往往霸占各种公共的学术资源为私人化，拉帮结伙，党同伐异。当知识界各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时，也不见那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此进行持久的批判，为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作过努力。相反，有一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面对铁证如山的剽窃，不仅没有丝毫的歉意和忏悔，而且往往百般狡辩、抵赖，或是谩骂放粗，更有甚者，脸不红地在各种媒体上高谈阔论，大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正如徐友渔所说，这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13]”。因为他们清楚，社会公众的认可与否和他们的名利无关。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利用社会舆论和辨别政治风向，见风使舵，寻找机会下政治赌注，期待获取当权者的欢心，争取扬名逐利的最大化。这些伪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以“学术明星”的面目出现在公共媒体和公共场合，如变色龙一般追逐名利，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恶劣的示范效应。
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它的社会角色及所具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应是社会精神的中流砥柱和风向标。费希特在论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时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我们不仅要用言传，我们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说服力大的多。”“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呢？[14]”正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失，当那些思想、道德作伪的假公共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的拷问下，其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追名逐利的政治功利的价值取向，不择手段的道德人品展露于公众视野之后，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普遍降跌，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良知的声望和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
三、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学而优则仕与士志于道
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是否一定要以现实的参政、从政方式来实现？他们是否只能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文关怀？“学而优则仕”和“士志于道”表明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派认为，只有进入政治权力结构中，才有可能运用政治和行政力量改变现实社会的弊端，实现他们对人类、国家、民族的人文关怀。但是，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政治权力结构往往会发生鲁迅曾感叹的“现在的官僚，就是过去的学生”的现象。原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特征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中会异化成职业官僚。对上级的意图进行注疏成为他们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幕僚成为他们的生存和工作的方式。
一方面，政治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沉浮和个人、家庭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唇齿相依，作为职业官僚，知识分子原有的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理性批判的立场没有了生存环境。如何领会和贯彻领导的意图和决策，如何平衡和协调同僚间的关系和利益，如何处理和调节自己管辖部门的事务和矛盾，成为职业官僚工作和生存的主要内容和基础。“立其伪”代替了“立其诚”，道德作伪成为职业官僚普遍的现象。形而下的利益成为决定职业官僚的道德标准和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在这种个人、家庭贵贱、富贫状况的改变是由官位、权力决定的现实环境中，职业官僚是很难冒丢官、去利、弃名的风险，去保持对现实社会秩序缺陷的批判态度，也很难保持以人类基本价值（平等、自由）为出发点对社会弱势群体、人类生存实态、生存环境深切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一旦被排除在仕途之外，他们强烈的从政意识使他们往往会发起各种直接干政的运动，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和政权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在特定的政治风云际会时期，走上街头革命会成为他们政治赌博的基本方式，在慷慨激昂的口号和理论背后隐藏着入仕谋权的政治野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他们政治活动所表现的人文关怀仍是一种和个人利益紧密相关的“形而下”。可以说，“学而优则仕”的士是“仰禄之士”，他们的人文关怀仍是道统服从于政统，思想服从于政治，学术服从于权力。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不可能造就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它会因此而泯灭公共知识分子以独立的思想和理性批判为前提，以人类基本价值（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文关怀精神。当“学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阶层价值取向实现的主要途径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会表现出极端政治化的倾向，从学术语言、道德标准、人文关怀到人际关系莫不如此。现实的政治关系、政治斗争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思想、言行的唯一准绳。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存、发展由政治依附到人身依附，丧失思想的独立和客观的理性批判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对梁启超参政曾作过一个中肯的评价，一方面，他认为梁启超参政是“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己之故”，另一方面又指出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15]”
“士志于道”表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和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为追求社会进步而坚持不懈地从事社会启蒙，对现实政治权力进行监督、质疑和批判。公共知识分子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持道不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甚至“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志于道”的士是“正身之士”，他们的人文关怀是道统高于政统，思想高于政治，学术高于权力。
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一种启蒙者、批判者的身份来表达，他们并不以从政、参政，直接干预现实政治为手段或目的，其人文关怀也不是和政治暴力、政权的更替相关联，而是以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批判以及为理想的社会秩序进行构架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人文关怀。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包含了怀疑、批判的理性力量。例如，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启蒙运动，他们希望通过批判和启蒙使其思想理念能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并付诸社会实践。具有这些内容的人文关怀能否有效地实现，往往取决于社会制度。现代法治社会从制度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和思想的独立性，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才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在缺乏健全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依附和人身依附的生存实态，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异化成职业官僚和御用文人，他们的人文关怀最终也必然异化成阿谀奉承的“歌德”主义和苟且媚俗的犬儒主义。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现代法治社会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制度从物质生存环境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宪政的社会结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安全和思想独立。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已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物质平台，但还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健全的政治环境。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和健康发展对知识群体来说，仍将是一个自我剖析、自我改造的炼狱过程。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结束语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是近代契约社会的产物。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契约社会是用法律的强制方式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自由。市场经济则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自由和主动，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发展、成熟将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契约社会的法治结构的健全相关联。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之时，正好遇上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公众发表言论有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网络平台上生成的社会公共言论比纸质媒体、电视媒体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尽管这类网络公共言论的发展还处于一种无序、零散化状态，但对于那些急于掌握话语主导权，经常在报刊、电视露脸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已经形成一定的制约力。这些人不可能一直隐藏自己言论后面的逐利动机，他们当中少数人因为自己近年来的各种不当言论而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从而导致其社会公信力急剧下降。
中国社会缺少宗教文化土壤，因此难以生成圣雄甘地、德兰修女那样具有精神感召力量的圣者。但生成如同美国1903年至1912年以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很有可能的。当年，他们代表美国社会公众的利益揭露纽约等城市政府官员的腐败丑行，揭露垄断企业的恐怖罪恶，揭露劳工贫困的悲惨和雇用童工的罪恶。正是他们发起的黑幕揭露运动，使公民意识和舆论监督成为美国社会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的中国，亟需要产生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