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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传媒时代的人类心灵
11/13/2005 2:24:05 AM 张兴成 阅读266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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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认为：“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1〕这个“耸人听闻”的断言曾引起人们广泛的争论，也使我想起一位前辈讲过的故事。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被分到一个偏僻山区的小镇上工作，把他和外面世界联系起来的除了那条消失在茫茫群山中的铁路外，就是与热恋中的女友每个星期的一次通信。他说，单调的生活让人更容易看到时间，他能准确地计算出恋人书信何时到来，甚至能精确到钟点。在那些孤寂而阴郁的日日夜夜，生活因为那些如约而至的文字而有了温暖的色彩。可是，有一次他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地方去出差，等事情办完才发现当天返回小镇的客运列车都已经错过，翻越群山回去至少要一天一夜，所幸还有一趟运货的列车将经过小镇车站，但一打听才知过小镇时不停车。他知道那天下午五点左右，女友的信将会到达。七天的煎熬使他鼓起勇气向列车长求助，没想到，车长竟同意了，破例在那个小站要了半分钟的停车时间。当他匆忙赶到单位时，远远就听到了邮递员熟悉的声音。他说，至今还记得车长的笑容。也许，德里达是对的，当人们都拥有了电话、手机和网络的时候，情书真的会消失，重要的是，随之一齐消失的还有那些动人的故事和美好的情感、人性与诗意。今天，透过短信或email中那些快捷、简单而实际的问候语，我们忽然会发现人的情感正在变得粗糙，心灵正在走向封闭，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草率。记得美学家桑塔耶纳说过，爱情使人成为诗人，而死亡的临近则使人成为哲学家。对于许多人来说，情书可能是他们一生惟一的文学创作体验，不久，这种体验以后可能只有到故事中去寻找了。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在电子传媒时代，我们认知、体验世界的方式与整个心灵世界，正在或者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感觉都一样”
波德里亚说，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和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世界的构成方式，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就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方式与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毛笔使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而键盘则宣告了这种“可能性”的终结。古人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毛笔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书写者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毛笔使书写者对生活有一种悠闲、从容、雕琢的态度，而在使用电子排版和印刷字体的人们那里，世界被简化为“速度”。
语言是心灵的折射，技术对世界的改变常常从语言开始。报纸、电视、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类语言的不断标准化、程式化与流行化，现代语言丧失了农业文明时代的个性和丰富性，不再活跃而富有生命力，说话的人也变得缺少味道。语言像没有个性的产品一样成批地被生产，出现了“工业化语言”和“媒体语言”。当我们用这些被“格式化”了的语言表达我们自己时，一个尴尬的景象产生了：“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我们成为语言规定的对象，语言不再是“存在的家园”，而是遮蔽我们心灵的“牢笼”。我们自以为在思维，在表达，其实只不过是在重复那些早已为我们规划好了的思想和习惯。一位英国语言学家说：“普通话是军队的语言。”所有的普通话都具有暴力性、压迫性、统制性，不过是因偶然的机缘，把某一种方言上升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甚至变成了国语，它剥夺了很多方言书面化的权利，使很多方言词语有音无字〔2〕。我们也可以说，英语正在成为全世界的“普通话”。英语把其他语种都挤压成“方言”，使用汉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的人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操汉语的人是不是也会像操着各地方言的农民那样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呢”？支持英语霸权的力量除了来自美国、英国等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外，还有技术的支持。在网络化时代，英语之所以成为全世界的“普通话”，是因为由微软、IBM、康柏等跨国公司所支配的这个虚拟世界是以英文为格式和标准的，英语是进入网络世界的通行证，目前英语占了网络流通的所有语言的百分之八十七。
语言的标准化、格式化代表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感觉经验的同一化。现代人的病就是没感觉，有感觉也是“感觉都一样”。关于自由落体，伽利略比亚理士多德“正确”，是因为现代物理学不再相信感觉。现代人精于算计，不会感受世界，只会测量世界。西美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问题所取代，当一切都必须用金钱和数字来衡量时，我们变得麻木不仁，事物的微妙差异和超然不凡被隐没不彰，人们越来越迅速得同事物中那些经济和实用性上无法表达的价值擦肩而过。甚至连美与不美，我们也要借助三围和其他种种“科学公式”。在古人眼里，美人“荣曜秋菊，华茂春松”，“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出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曹植《洛神赋》）。而我们呢？除了喊声“美女！”还能想到什么？没有感觉，我们因此告别了比喻、联想和象征。古人在感觉美，现代人在测量美。古人没有关于美的“科学”标准与数据，所以，他们拥有真正的美，而现代人拥有了美的“标准”和“美学”，“美”却离我们远去。
感觉的钝化不仅导致审美疲劳，也意味着人的不自由。感性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一切的解放都从感觉开始。婚姻革命是从我喜欢一个人的自由开始的，喜不喜欢一个人就是对他（她）有没有“感觉”，以前是父母喜欢、家族喜欢、组织喜欢，唯独没有“我喜欢”。商人、政客没有人性是从他们没有感觉开始的，弱者没有人权的标志也是他们没有感觉的自由。所以，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农民连最美的田园风光也无动于衷，而利欲熏心的商人却看不到黄金灿烂的色彩。人与人的冲突也是从感觉开始的，有的人就因为他不对别人的“胃口”，就丢了工作，失去了尊严，甚至生命。美国人看日本人“就像许多人看到蟑螂耗子那种感觉”，所以，他们认为两颗原子弹炸的不是人，而是“畜生”。感觉、趣味、格调已经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志，据说现在小资女人的包里除了口红、镜子、化妆品外，必须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当我们感觉单一化、雷同化时，世界纯净了，但那要么是一个集权时代，要么是一个高度技术统治的时代。
感觉的弱化与丧失是因为我们通过“技术中介”去感觉世界，结果是“中介”代替了我们的感觉。德国学者普勒克曾经这样写道：“过分的劳动分工使得人的生命力萎缩……现代人变得一天天越发不能照管自己的需要了。方便食品代替了家里制作的食品；现成的服装使得传统主妇的裁缝工作成为不必要的了；唱片和广播里面的音乐代替了家中的音乐演奏；赛车和橄榄球赛取代了个人的体育锻炼。最后，人们便从那些思想机器里，从报刊、广播和电影里，接收现成的见解和舆论。考虑到在美国某些城市里，要求收养私生子的比所能提供的为数更多，所以看来已经有人甚至于想要别人来为他们自己生孩子了。”〔3〕电子媒介最集中体现了技术社会的“替代”原则。麦克卢汉将媒介看作是“人的延伸”，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他媒介（特别是机械媒介）分别是人的各种器官的延伸。照片、电视、广播等使我们具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因为媒介技术，现代人的确比古人的经验范围要遥远而深广，大至浩瀚的太空世界，小至深海蜉蝣、原子内核，都可以在屏幕上看到，同时，以往许多未曾公开的场景，如暴力、性、死亡以及国家重要的政治活动也都慢慢为大众所熟知。但另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使我们自己的眼睛、耳朵等感观开始退化，甚至导致独立的思维和判断力的降低，关注点的雷同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个人经验的交流状况很难持久进行下去。“电视境域的巨大优势在于，一切都是由代替物呈现出来。”电视等传媒工具使我们不断远离生活本身，我们开始用他人编织好了的被动的视听去代替自己主动的感觉和判断，用新闻代替事实，用选择代替自由，用数据库代替自己的思想。马克思问，有了避雷针，丘比特在哪里？那么，我们可以继续问，有了电灯，普洛米修斯在哪里？有了飞机，阿波罗在哪里？有了美容院，维纳斯在哪里？有了电视与网络，现实在哪里？因为有了电视、网络，“媒介人”成了柏拉图笔下的“洞穴人”，在“影子”与“幻觉”中生活。当我们总是透过电视的“境域”或视窗观察自然时，自然其实在远离我们，我们有远比古人丰富的知识，但我们常常缺乏起码的感受，我们与古人的差别在于我们知道更多的概念和表象，而古人拥有更多切身的体验，所以古人充满诗意。
人的最大自由就在于他的不可替代性和惟一性，谁也不能代你去爱，去死，去行使你的权利。这也是自然的法则，万物有序，每一个物种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技术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实施替代法则的过程。我们的物种优选法，即物种淘汰、嫁接、杂交技术，实质上只是单纯地从人类利益出发去处理自然物，产量高、口感好、抗病毒的品种得以推广，其他品种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力，这与纳粹的“人种试验”有着同样的思维逻辑。那么，世界上还会有哪些人种会再次被认为是“劣等的”而被“优选法”淘汰呢？我们的社会不是正在把那些三围标准的、读过ＭＢＡ的、上过清华北大的、没有携带艾滋和乙肝病毒的等等“进化”得比较好的“优秀品种”优选出来，而准备让其他的“下岗”吗？
二、战争、游戏与正义
电子传媒并不反映现实，反而在某些方面塑造现实。1991年，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波德里亚推出文集《海湾战争不曾发生》，认为“海湾战争被复杂的技术手段‘实现’了，在缺少事件的意义上，它根本没有发生”〔4〕。这个“臭名昭著”的言论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电子传媒时代的“表征悲剧”。波德里亚认为，由于电子传媒的扩张，如今控制社会生活的不再是现实原则，而是虚拟原则。除了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等等。一切都成为了形象与符码，“想像界”与“真实界”的距离完全消失，幻象与真理相互混淆。
“海湾战争”动用了前所未有的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手段。巡航导弹由军舰上的计算机引导，五个间谍卫星飞跃在伊拉克上空，五角大楼的分析专家发送出来的信息可以使飞行员在登机前就能准确地知道作战区域，整个作战过程都由无数的计算机系统组装下的“智能武器”来操纵，号称目标误差率仅为十厘米左右。特别是后勤保障系统完全改变了传统战争的模式，在代号为“沙漠盾牌”的集结行动中，美军每一百人中仅仅只有五十五人是战士，其他的人几乎都是信息处理者，美国空军百分之九十五的后勤保障是没有直接通过人来干预完成的，这已经变成了“专家”之间的战争，军事“价值”被减少到零。战争变成了高科技手段下的“外科手术”，通过影像进行，飞行员在很远的地方作战，可以轻松完成远距离的射击，减少了面对面作战的恐怖，既看不到敌人，也不会被敌人发现，造就了一个“干净战争”和“专家战争”的神话。这样，作战者像游戏玩家，战争不仅变得“有趣”，而且战争的恐怖与死亡被技术手段无声无息地掩盖了。作战者似乎变得“人道”了，精神压力也因为“不在场”、“没有看见”而缓解，伤亡也被认为减少到了“最低程度”〔5〕。在此，我们看到信息技术如何在降低战争给我们带来的伦理负担，但同时也可能在制造人类伦理胜利的幻觉。
不管是1991年还是2003年的战争，我们看到谁控制着传媒谁就拥有战争的主导权。美伊之间除了实质性的战争外，还在进行一场传媒战，而这场传媒战所产生的影响似乎更具“全球性”，它实际上是把整个世界都带入到对战争的关注与想像之中。因此，支持伊拉克与支持美国及其盟友的不同价值取向往往决定了不同传媒的信息筛选。萨达姆集团也曾经利用传媒虚张声势，混淆视听，使我们对战争进程的认识陷入不少歧途。虽然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集权统治应有的垮台下场，但也应理性地看到，这不代表人类正义已经完全取得胜利。由于越战的教训，这次战争信息的第一来源和全球扩散被美国军事当局牢牢控制着，因此，不少人认为美国的主流媒体并未充分履行其民主与公正的责任，没有把邪恶的统治者、恐怖分子与善良无辜的伊斯兰人民区分开来。媒体调动了一贯的种族主义参照系，在揭露萨达姆政权的恐怖暴行的同时，却把整个阿拉伯人都归入“恐怖分子”之列，结果是“那些本应该保持警惕、受过教育的人（如美国的选民）会把对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大规模摧毁战仅仅视作一部壮观的电视剧，并以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描述终结之，然后从公众记忆中被迅速抹掉”〔6〕。在这种“报导”的“遮蔽”下，萨义德（E.W.Said）指出，媒体影像把阿拉伯世界妖魔化，并给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以服务于继续鼓动和激怒西方人民这一总目的。穆斯林与阿拉伯人被西方世界报道、讨论、理解的基本形象，不是石油贩子就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这实际上恰恰是把整个伊斯兰世界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强化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误解，同时也把一些无意与西方为敌的穆斯林推入反西方的战壕，为真正的恐怖分子发动“圣战”提供了口实。媒体还把战争戏剧化，追捕萨达姆及其爪牙的“警匪片”报道成为战后人们关注的焦点，却把战争带来的血淋淋的伤亡、母亲的哭泣和无家可归者的绝望隐没不彰，阿拉伯—穆斯林生活的细节、人性面、热情完全不被世人觉察，就连那些以报道伊斯兰世界为职业的专业人士也不例外。世界舆论把战争简化为“文明的冲突”，把一切后果结算在“恐怖主义”的账下，这是一种粗暴的东方主义手法。在此，我们看到仅仅推翻一个集权统治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如何把人类的“正义”之举建立在一个公开、持续的进程之中。如果战后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没有得到缓解或改变，没有获得解放与自由，而是西方大国急于控制与分配其石油，那么，人类在这场战争中可能输掉的恰恰是真正的正义。
正如历史上的“革命”不过是阿Q们就财产、女人、金钱等进行重新分配一样，现代战争也是各种利益再分配的手段。一些媒介热心于各种战争与恐怖事件是因为它们可以从中捞到不少油水。仅美国通用电力公司拥有的全国广播公司这一电视网，1989年就从与军方的协议中获利九十亿美元。而可怕的是传媒资本主义与各种利益集团共同编织了一个强大的网络，只要我们共同关注媒介世界，很可能就是在以经济支持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的掠夺当中去了，无论我们是拥护还是批判，只要收视、点击、发短信或写文章，公众参与的热情越高，媒介控制者获得的效益就越大，战争打得就更“戏剧”、更“精彩”。在其中，正义与邪恶、赞同与反对、理智与冲动、自由与独裁，统统为全球资本主义所利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许，这正是电子媒介时代我们难以逃脱的悖论与宿命。
电子媒介带来的虚拟化正在全面地改变我们的行为与心性，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它可能导致“现实倒置”（reality inversion），人类面临着“真实感的消失”。它让我们感到所碰到的真实的客体和事件，似乎比其媒体的表征还缺乏具体的存在。由于日常生活中罕见的许多经验，如性、死亡场景、暴力冲突、自然灾难、恐怖活动等在媒体中频频出现，导致人们越来越敌视真实的世界。如果战争与恐怖主义只是电视上的一幕幕戏剧，人们宁愿永远面对屏幕营造的“影子的世界”，也不愿正视现实，因为在虚拟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更自由、更安全、更轻松甚至更刺激，现实的责任和纷繁会被暂时延宕。这样，大众逐渐丧失了“感觉”、“体验”现实，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只能任由政府、意识形态、金钱、外交和大公司联合生产的“娱讯”（infortaiment）节目麻醉。沉迷在各种惊险片、暴力片、恐怖片、警匪片世界的现代人，最为疯狂的追逐，最为壮观的爆炸，最为惨烈的撞车，最为暴力的虐杀……都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物质的效果。不管是“9·11”、美伊战争还是别斯兰人质事件，被媒体虚拟化、娱讯化之后，都显得越来越“非人性化”了。
三、电子媒介时代的群众心理
现代性的全球扩张与现代媒介技术带来的经验传递的巨增与相似化紧密相关，所以，现代媒介既是全球化趋势的表达，也是这种趋势的工具。电子媒介消除了时空距离的影响，使得异质的人群的异时“聚会”成为可能，公共舆论和大众趣味开始统治人类的文化市场，人们的公开和私下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人类“重新部落化”，进入到一个“群众的时代”。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在无限制的膨胀，通过屏幕，我们为遥远的人、遥远的事而揪心，“想像的共在”把我们带入了海德格尔所谓的此在的“烦”中，人类行为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相互模仿和相互传染的阶段，个人的差别和突出之处被“时尚”、“公共话题”和“流行趋势”赶走。今天，我们甚至在梦里都在相互学习，包括贪污受贿、铺张浪费等等，他人这么干了，我也得这么干。他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他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竟至他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他人对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7〕。电子传媒时代就是“他人统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总是认同“一般”、“大多数”，甚至“低俗”，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无论真、善、美都在别人给予的固定的框架中获得认同的完全感，害怕自己独立思考跨出大家共识的界限而进入未定论的冒险，一切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任何秘密都失去了它的力量。传媒组建着我们认之为“公众意见”的东西，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麦克卢汉语），使启蒙思想家孕育的“理性人”不断流产。所以，古人“慎独”，今人“慎众”！
由于由媒介主导的“他人意见”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最善于歌舞的人、最美的人、最有力的人、最灵巧的人和最有口才的人，变成了最受尊重的人。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指向邪恶的第一步”〔8〕。卢梭这段话放到今天再恰当不过了。那些被注视的人就是电子传媒时代的“偶像”，影视明星、体育健将、节目主持人、政治家以及用各种手段让大众关注的人开始取代上帝的位置，成为大众崇拜与信仰的对象。媒体变成了现代社会的造神工具，它把群众聚集的地方变成宗教活动场所，不断推出新的“教义”与“教主”。群众齐声对他们崇拜的偶像唱到：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惟一的神话
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手不是手是温柔的宇宙
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
请看见我让我有梦可以做
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奖励我
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
除了爱你没有真理
火你是火是我飞蛾的尽头
没想过要逃脱为什么我要逃脱
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游
如果我忘了我请帮忙记得我
今天，super star所到之处，群众都会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他们的降临，为之欢欣鼓舞，为之死去活来。明星不仅支配着他们的情感和意志，还支配着他们的观念。我们看到明星们除了要在电视和广播里回答他喜欢什么颜色、什么气味外，还回答“粉丝”们的思想品德问题，比如碰到人生挫折该怎么办。明星因为主导娱乐，就能轻而易举端走党委书记、教师和哲学家们的饭碗。对于这种角色的混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这是因为媒体使某些特定自主场域的门槛被降低，那些在许多专业领域并不被认可的人，通过传媒的炒作，往往被无知的大众视为某个领域的权威、专家，这些人充当了现代文化的特洛伊木马，通过他们，商业的法则、政治的法则渗透到了文化的自主性场域中。
人群聚集的地方就会产生戏剧与表演，电子传媒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舞台，所有的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一边是暴露秀，一边是窥视癖；一边是虚荣与蔑视，一边是羞愧与羡慕。当所有人都渴望“自我”受到关注时，一个悖论出现了：真正的自我就消失在这种相同的追求之中。“自己实际是一种样子，但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于是‘实际是’和‘看来是’变成迥然不同的两回事”〔9〕。“真我”被面具遮蔽，我们不再过自己的生活，而是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生活在别处”，浮夸与欺骗随之而生，表演处处可见，人们越来越在乎包装出来的“形象”，一切都是show！“形象”由此成为资本对人异化、征服与控制的新方法，汽车首先不是交通工具，而是所有者的形象，开宝马的人会比开桑塔纳的人获得更多的“关注”。其实，“形象”历来也是政客施展权力的手段，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革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神庙。”可见，人们早就知道怎么“show”了。现在，因为“美丽是最好的竞争力”，所以选美之风大盛，人们的身体开始不断地被涂来抹去，修修补补，身体美学与身体政治、身体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过度的关切“自我形象”会使人完全成为梦想与刺激的奴隶。由幻觉和想像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当代人的行为。勒庞说得好：“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10〕谁掌握了群体想像的艺术，谁就掌握了控制群体的艺术。传媒深谙群众的这种心理，因此，它们可以无视现实，只管供应致幻剂就行，广告就是典型，作家格非说：“读者将被告知，你所购买的不再是一本书，而是通往财富大门的钥匙，通往哈佛的美妙之旅，通往成功的晋身之阶。由于想像力的控制和引导，事实与想像、真实与幻觉、文学与日常生活、艺术与消费之间的界线突然消失了。”“青春中国”、“梦想中国”、“超级女声”、木子美、芙蓉姐姐……不断地证实了关注和渴望被关注的“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魔力。“激情成就梦想”，“明星就在你身边”，只要你“敢于展示自我”！媒体像商场一样，为人的身体、智慧、美丽、勇敢甚至厚颜无耻提供了展示的柜台，热情的观众用短信参与竞价，消费梦想与激情，“聚众赌博”却被想像成一场成功的“民主选举”，完全忘掉了真正获利的只有媒体、广告商与电信部门这些“庄家”。其实，民主选举从来就是一种赌博！就算是真正的民主选举，选出来的也可能不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最不好的，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会借传媒将越来越多的不同趣味排除，今天，你在人群中不谈超级女声，就会“失声”。媒体把少数人的成功制造成所有人都可能实现的梦想，掩盖了个人成功所需要的素质和应付出的艰辛。这些“愚乐”节目与“造星运动”通过制造快乐与幻觉，抹杀了起码的价值判断，不管是美还是丑，是善还是恶，是真还是假，在“看”与“被看”的世界里，快乐与疯狂决定一切，点击率、收视率就是硬道理。群众都有一种“移情”心理，通过这些平民选秀节目，他们把狂热投射在自己喜爱的对象身上，体验着“自我”成功的幻觉。围绕传媒这个舞台，观众与演员之间双方向对立面转化：观赏者不断让渡自己的履践权力，等待演员去实现自己，被观赏者也尽情让渡自己的生活世界，拼命取悦观众，把自我的实现寄托在观众的掌声中；双方遗忘自己的程度越高，节目气氛就越热烈，演员、演播厅、屏幕、大众就更浑然一体。此时，世界被抽象为一个共同的欢呼声，这种欢呼曾经在古罗马角斗场回响过，也曾经在纳粹德国回响过……在这样的场合，所有的人，不管职业、性别、阶层、教育程度和肤色，都在这一刻失去了理性与差异。
由于媒体的“聚光”和“追光”效果，成名的冲动，特别是成名后“一夜暴富”的诱惑，常常会使许多人渴望登上媒介铺就的星光大道，因此，主动获得媒介的青睐就至关重要了，这也就形成了梦想发迹的人对媒介舞台的依赖性。拿文学来说，像《收获》这样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刊物，逐渐成为了为名为利的作家的争夺地，“一个新起作家只要在这里一连几次亮相，离享誉全国也就不远了。这使不少新起者趋而往之。久而久之，这些趋往者可能不再是为自己写作，而成了为《收获》写作，为《收获》的编辑趋向写作。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刊物对写作人的修改〔11〕。”媒体操纵者不仅提供了舞台与机会，他们也是导演，观众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节奏呼吸，跟随他们的喜怒哀乐而嬉笑怒骂。电视、广播、网络生产了各种情绪诱发剂，带领你从一个愤怒的“社会调查”跳到一个搞笑的“娱乐串串秀”，接着给你看了一场令人潸然泪下的“真情”相聚，再把你拖进一个严肃的“新闻会客厅”，这样，一出戏迅速抹掉另一出戏，让人喜怒无常，久而久之，观众通过屏幕或者学得比演员还善变，或者变得麻木不仁，只会习惯性地傻笑。传媒用资讯的狂暴急流不断冲刷我们的记忆结构，切断我们的历史感，使我们来不及体味、思索、判断，又被新的“热点”搞晕。资讯不仅让我们学会了遗忘，还传授给我们不置可否的相对主义态度，今天告诉你吃苹果削皮好，因为卫生；明天又告诉你吃苹果不削皮好，因为营养，各种完全对立、矛盾的意见同时被抛到人们面前，只有见风使舵的立场却没有永恒普遍的价值信仰，“今天，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12〕”。
四、自我的迷失与“碎片化”
网络传媒为信息发布、随意浏览、自由交流与表达个人意见、形成公共话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现实身份的束缚不再存在，所有人都有面具的保护，现实生活中性别、职业、年龄、学历、外貌、肤色、甚至国籍等等身份限制在网络世界里都可以自由地打破，一切都取决于网民在虚拟世界里对自己的重新包装、定位与“换位”，因此，乐观主义者认为在网络时代，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和民主表达的可能，个人网页、博客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新闻发布中心”。这颠覆了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使人们能够重新站在一个自由、公正的起点，去呈现身份的丰富性与异质性，用后现代理论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说法，网络时代的人正在变成“根居型”（rhizomic）的游牧民。毫无疑问，网络空间充满了无限的创造性，“一切皆有可能”，然而，正是居于这种幻觉，我们常常过高估计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其实，在网络中更多的恰恰是自我的迷失和认同的混乱，“自我是一个幻象”。
首先，不管赛博空间对现实的虚拟化达到多高程度，虚拟始终不可能完全取代现实，网络身份始终是虚拟身份，其效果多半是心理层面的。许多人在网络的世界里是充满创造力的“超人”与来去自由的“侠客”，而在生活中却可能是左右碰壁、一筹莫展的懦夫与侏儒。一旦他们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反而感到更加的虚无和卑微，生活本身变得没有意义。这将促使他们更加迷恋、依赖网络，像一个迷恋写作的人，只能生活在想像的世界中。网络依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网际自我异化”，严重的甚至出现一系列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MUD玩家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导演、编辑自己想像的故事和想要过的生活，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生存空间，尝试不同的个性，甚至模糊善恶、美丑的界限，塑造另一个自我。这有可能使一个人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更加丰富，人格走向健全，但也可能导致“多重人格紊乱”与自我的“碎片化”，以及价值取向的含混。那些热衷于网络上扮演游戏的使用者，将会慢慢把现实世界等同于电脑上的一个视窗而已，而且不见得是最好的，在虚拟化的视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生活态度，即不再主张自我的完整与一致性，认为每个窗口中、每个面向的自我都是同等的真实，其间并不存在层级或相互对比、确认的关系〔13〕。
网络世界建构了新的人际等级关系，改变了人在现实中的地位，但是这种等级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等级的消除。网络世界中的权力斗争、资源竞争和结构重组并不亚于现实世界，而且常常是现实冲突的投射与移植。一般认为，电子传媒时代的信息获取的便捷，使得大众教育时代来临，知识权威和资源控制者的优越性将不复存在。但是，信息获取的技术条件的发展并不代表获取信息就一定能够实现自由平等。网络世界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等级，这个等级与现实社会中的等级有一定的关系，它可能是现实等级的复制，比如许多现实中的名人依然是网络世界追捧的中心，也可能与现实的等级发生错位，由于网络空间是受到程序设计限制的，因此，所有的自由都只能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网络书写技巧、技术水平、经济基础、闲暇时间等等都可能决定你的在线地位与身价的沉浮。另一方面，虚拟世界中的自由与平等恰恰掩盖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现实中新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现象，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所谓数字鸿沟主要指由于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导致人与人之间在政治权利、经济利益、文化教育、社会心理等等方面的差别。这种差别目前已经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数字鸿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有全球鸿沟，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化程度上的差距；社会鸿沟，指每个国家中信息富足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差距；民主鸿沟，指人们在使用数字资源去参与公共事务和政治管理方面的差距；还有种族鸿沟、性别鸿沟、语言鸿沟、代际鸿沟、地区鸿沟、城乡鸿沟等等〔14〕。根据2001年的统计数字，在非洲四十九个国家中，有三十五个国家每一百人拥有不到一部电话，世界上超过百分之八十的人仍然缺乏最基本的电信设施。中国目前的网民已经超过一亿，手机拥有者达到了三亿，可是，如果我们去考察这些使用者的年龄、地区、职业、教育状况、经济收入、闲暇时间等等因素，我们会发现其中一定也存在惊人的不平等。从总体上说，宣传人类已经完全进入电信时代是个谎言，同样，宣称网络技术带来了完全的自由与平等也是个谎言，社会权力结构依然牢牢控制着数字王国中的一切。
电子传媒的一个巨大功能是人只需要控制信息就可以代替以往必须靠身体的移动才能完成的事情，比如，坐在家里就能与远在天涯海角的陌生人交流或谈生意，不必出门便可知天下大事，通过电视、电脑购物、就医等等。这种“肉体脱离效应”（discarnate effect）给我们带来的喜与忧是参半的，“今天，电子技术将人脑加速到一个异乎寻常的速度，而人的肉体却原地不动。这样形成的鸿沟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人的大脑被赋予了能够浮出肉体、进入电子虚空的能力，它可以在一瞬间达到任何地方。于是你就不再只是血与肉了”〔15〕。面对这种灵肉分离的情景，我在哪里？我又是谁？我们真的可以摆脱“沉重的肉身”了吗？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机器优越于人体的世界里，把人机一体的“电子人”（cyborg）作为未来人进化的一种设想，那么，等到这种设想实现的那一天，我们又将如何界定“人”、“自我”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呢？如果身体是多余的，失去了表现性和区别能力，是信息传播的障碍，我们也不可能还有一个明晰的、自然赋予的自我（ego）了。
结语：“媒介人”的烦恼
以上是我们对于电子传媒时代人的心灵特征的一些批判性思考。批判不代表拒绝，拒绝传媒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看了《手机》就扔掉手机，不免迂腐。自己的“道德卫生”没搞好，怪罪检查团利用高科技，多少有些勉强。如果手机真的让我们的隐私暴露得越来越多，自由越来越少，弃之不用也算悬崖勒马。问题是，我们可以拒绝手机，但我们可以拒绝与这个纷繁世界的联系和对话吗？生活节奏的加快，使我们觉得“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但这些玩意儿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捷与快乐时，也制造了越来越多的烦恼。有了手机的人，每天如果没有人给他来短信或电话，他就会忍不住给别人去短信或电话，这就是媒介人的生活，不是骚扰就是被骚扰。所以，到底是技术给我们带来了烦恼，还是我们的欲望、好逸恶劳与害怕孤独让我们作茧自缚、拒绝自由呢？值得我们思考。
信息化让人觉得生活在飞奔，我们的内心被一些无形而杂乱的东西塞满，少了起码的纯粹、宁静和从容。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地关切我们已经锈蚀的心灵和日益烦躁的心态，让我们的步伐不要总是那么匆忙，学会在都市的人潮中闲庭信步，或者像古人那样，“闲来山上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或者像儿时的我们，去数数夜空的繁星，嗅嗅山花的芬芳。让这些曾经轻而易举的事情，回到现实，而不再是屏幕中的幻觉。
注释：
〔1〕转引自（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韩少功：《现代汉语再认识》，刊于《世纪中国》网站（www.cc.org.cn）
〔3〕（德）盖伦：《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何兆武、何冰译，上海科技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4〕季桂保：《后现代境域中的鲍德里亚》，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5〕（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24页。
〔6〕（美）威廉·米切尔：《图像论》，转引自张巨岩《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7〕（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55～157页。
〔8〕〔9〕(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8、124～125页。
〔10〕〔12〕（法）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6页。
〔11〕罗岗、摩罗、梁展：《几重山外从头说——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文艺争鸣》1996年第一期。
〔13〕〔15〕曾国屏等著：《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92～193页。
〔14〕参阅曹荣湘选编：《解读数字鸿沟——技术殖民与社会分化》，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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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otus-eater.net/ReadNews.asp?NewsID=3155&BigClass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