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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中国科学院院士，男，汉族，福建厦门人，生于1934年8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五届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加拿大Alberta大学和TUNS大学高级访问教授，以及美、加、日等国的大学和研究所的访问教授。曾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控制中心设计负责人之一（负责计算机系统设计，后来移交给军方）。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兼职首席研究员，以及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等客座教授，深圳大学名誉教授。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技大会先进工作者，1984年被国家科委授予第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教学方面：指导过7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
在1956年6月国家制定颁布《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于同年9月获得机会，参加中科院计算所与北大、清华合办的第一届计算机训练班，并顺利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此后，他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成为“两弹一星”任务中我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的晶体管计算机——“功勋计算机”的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在“文革”期间，他被指为“走资派的掌上明珠”、“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前者的指控因卫星任务不在研究所幸免陪斗，后者因私人帮助“及时”再次躲过一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他因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当选为中国计算机领域最早的两名中科院院士之一，也是当时技术科学部最年轻的院士，并成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高庆狮是计算机领域最早两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之一，也是当时技术科学部最年青的院士。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负责计算机部分，后由中科院移交给军方)。1957年-1994年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担任从实习研究员到正研究员。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所长（从199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终身研究教授，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从事大型和巨型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和工程设计(1957-80)、串行算法并行化(1973至今)、机器翻译(1980至今)、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1980至今)和网络安全(2000-02)。
早年学习回目录
1953年，他以数学100分、物理97分的分数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高庆狮认为自己很幸运，有机会直接聆听许许多多共和国功勋科学家们的直接教诲。他的第一位功勋科学家老师就是钱学森。他1956年给他们讲工程控制论课程。钱老自学的数学使他们十分惊讶，不仅几乎覆盖了北大数学系学生所学全部数学课程，而且运用自如，使他们实际领会到数学的实用性。钱老从力学直觉角度看数学方程，使数学与力学融为一体。他们以后在飞行体模拟计算中，数十人使用计算工具、花半年时间算出5个有效位，与实验对比，结果没有1个正确。而钱老一个人使用笔和纸、用两星期时间即算出了2个有效位，并能与实验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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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后，他和后来也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沈绪榜以及总参的曲佩兰，自学了前苏联的M—3和БЭСМ的翻译资料，弄清了原理之后，便集中思考一个问题：决定计算机发展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基础——器件部件发展变化；需求——应用需求的不同和发展；程序语言及其编译的特点；以及计算机本身系统硬软融合的发展。
他们认识到，在系统结构设计之前必须首先分析用户程序。
关注中国计算机发展的人知道，中国从1958年开始研制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电子管计算机——119、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中国通用第一台十万次/秒109丙机、中国第一台向量计算机757的系统结构设计，都是使用这条途径成功设计的。前两台，高庆狮是系统结构设计负责人之一，后两台他是系统结构设计负责人。
研究内容回目录
在系统结构研究和工程设计方面，他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电子管*和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之一，（都是负责其指令形式和指令系统设计、实现该指令形式及指令系统的指令部件结构和运算部件的运算算法）。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也是第一台十万次/秒以上晶体管计算机(专为两弹一星服务，被誉为“功勋计算机”的109丙机)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我国第一台大型向量计算机*（该机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新体系结构原理提出者和总体设计负责人，我国第一个管理程序(在109丙机上)总体设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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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在并行算法方面，当他发现1973年国际上提出的一类递推方程的并行算法效率随规模N的增大而趋向于零的时候，1974年提出了常数效率的“纵横加工并行算法”(比美国杂志上相近的论文早13年)，90年代又全面扩大常数效率算法的使用范围，并提出全面推广著名的Bitonic和Odd-even排序的“k-bitonic排序算法”。
1980年，科学院转向面向未来智能领域应用的巨型机系统，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探索计算机协助人类进行创造性劳动的途径。(1986年，这项研究工作得到钱学森的支持，经过所内、院内、民口(科学院和教委)和军民联合论证后，最后再经过在中南海论证，被列入863计划。)他发现半个世纪人工智能的研究中，没有提出任何一个人工系统（软件、硬件或者混合）有一丁点智能。因此，他开始研究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并且从研究人类智能活动基本模式入手，提出了人类智能活动的基本模式之一“宏变换”,发表了一组有关论文(包括多项式、线性、常数和局部搜索算法，全部比美国的同类算法早)。
在机器翻译方面，开始是把人类的语言能力作为人类智能活动基本能力进行研究，一个小孩放在北京、东京、伦敦，他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日语、英语，不需要别人“调他们的程序”。后来，从东京出版的小册子里,使他注意到自然语言处理，特别是机器翻译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1980年末，他才开始把机器翻译作为独立研究课题，1980-84他发现句子不是由词线性排列构成，而是由带类型变量的语义单元(语言模式)表示，和不带类型变量的语义单元表示(义元)像地图拼盘那样构成。提出基于带与不带类型变量的语义单元表示的条件文法。1985-89，组织和指导由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及协作人员组成的20名研究开发小组进行开发。
90年代又提出基于变换的多语言互译新方法，并与公司合作进行实验。从2000年开始，提出国际上第一个不需要事先切分，其速度与语言知识组块多少无关的多语言机器翻译方法，及提高自然语言口语识别和文字手写（包括在线非在线）及印刷体识别的识别率的有效方法，并且前后申请了三个发明专利。一步一步向锁定的实用(无语无伦次和无正错混杂)目标推进。因为机器翻译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就是不能有无语无伦次和无正错混杂。他清楚看到，传统方法和外国人的“新潮流”是不可能解决的。
在机器翻译方面，他发现并提出句子不是由词线性排列构成，而是由带类型变量对语义单元的语言模式，以及不带类型变量的语义单元，即“义元”，像地图拼盘那样构成。1985~1989年间，他组织20多人进行开发；1990年之后，由他的学生陈肇雄博士组织另外两个协作单位，进行改进和产品化，即EC-863，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上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基于变换的多语言互译新方法。自2000年开始，他全力研究实用(无语无伦次和无正错混杂)的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并且获得了一组发明专利。
任务艰巨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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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中科院计算所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高庆狮。
1973年5月，高庆狮在分析美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提出了实现向量语言的纵横加工向量巨型机原理、可全部实现国产化的4-流水线和20兆电路的亿次巨型机方案。高庆狮知道，巨型机都是基于并行计算的，但是计算题目并不都适合并行计算。由于串行算法严重影响巨型机的使用效率和使用范围，高庆狮在研究巨型计算机的同时研究了串行算法并行化。
1974年，他提出了纵横加工并行算法，比美国杂志上相近的论文早13年。此后，他又提出了后来被全面推广使用的Bitonic和Odd-even两种排序的k-bitonic排序算法。随后，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提出了757模型机的研究，并在1975年7月通过全国论证会后正式拨款上马。但不久，老所长被挤出计算所，造反派打着“四人帮”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进行阻扰，研制工作停顿，他无法完成国家巨型机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到了钱老的指点：鼓足勇气给邓小平写信。他们没有想到，邓小平真的作了批示。不久，胡耀邦调入中科院工作，很快开始帮助解决问题。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再次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高庆狮立刻变成了“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当造反派准备批斗他时，“四人帮”却倒台了，他又躲过了一劫。
辉煌成就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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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1980年，中国科学院转向面向未来智能领域的巨型机系统，1986年被列入“863”计划。在这项研究中，他发现，人类智能活动的基本方法的模式之一是“宏变换”。在此研究中，他在国际会议及国内外学报上，发表了一组有关宏变换和选择跳跃搜索的论文，包括多项式算法、线性算法、局部搜索和常数算法，这些算法都比美国同类算法早。
2000年，他开始研究网络安全问题，提出了国际上第一个从计算机系统结构角度来防止病毒攻击和盗窃的方案，并获得了发明专利。接着，他又提出了提高自然语言口语识别和文字手写，其中，包括在线非在线及印刷体识别的识别率的有效方法，再次获得了发明专利。
在网络安全方面，1999年底2000年初，他看到靠鉴别认证软件来发现病毒难于事先进行，于是提出了如果病毒进入了计算机系统，从系统结构角度采取措施(虚拟空间隔离)来防止“病毒对系统内需要保护的软硬件进行盗窃或破坏”比较容易。提出了在国际上第一个防止病毒攻击和盗窃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申请并获得了两个相关的发明专利。
2004年，他发现1965年Zadeh提出的模糊集合论不完备（不能正确描述客观世界中的各种模糊现象）和不可能有补集等两个缺点。Zadeh先生误把“共轭”定义成为“补集”导致了思维、逻辑和概念混乱的错误。Zadeh先生没能接受数学家们的批评，反而把错误说成为“对传统的挑战”、“摆脱传统的约束”，误导了人们错误地以为模糊集合论必须与经典数学理论相悖的更严重错误，导致40年后的今天，模糊集合论仍然不是一门严格的数学理论。他指出模糊集合之间存在着关系（独立、不相交、包含、相交而不包含），在提出模糊集合之间的相关系数(ζB/A(u)=mA?B(u)/mA(u))及隶属度统一计算公式的基础上，提出与概率论的基本部分同构，与经典集合论一致，与通常逻辑、思维和概念相一致的新模糊集合论（突出统计背景的C-，屏蔽统计背景的C*-）。把模糊集合论扳回精确科学轨道。克服了Zadeh模糊集合论的全部错误和缺点。并且证明了它们可以成为“一套理论，多种解释”。一套理论，就是概率论。多种解释，就是概率论解释、模糊集合论解释、可信度解释、可能度解释、权函数解释，等等各种“不确定度量”的解释。最近又发现J.?ukasiewicz多值（命题）逻辑理论犯有类似毛病和相似的克复方法。
他指导过或正在指导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有近百名。曾经参加并指导两批研究生及有关人员创汇百万美元以上。在国内外一级学报、及国外国际会议等发表过7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第一作者约50篇。此外还有30多篇有关重大工程的论证报告。近几年来，已经申请六项发明专利（其中三个已获，三个在审理中）。获国家级一等奖两个(集体，一项他是新原理提出者和总体设计负责人，另一项他是系统结构设计负责人之一)。科学院特等奖一个(集体)。获全国科学大会科学重大成果奖的项目中，有一项他是负责人，一项是系统结构负责人，一项是系统结构负责人之一，还有一项，他参加其总功能指标的确定。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全国劳模)，1984年被国家科委授予第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科研成果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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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四个。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1、计算机应用；2、并行算法与并行处理；3、自然语言及其处理；4、人类智能及其模拟与应用。专著有3部：《向量计算机》（科学出版社，1984）、《计算机系统结构论文选编》（新华出版社，1985）、《智能系统基础与技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在国内外一级学报及国际会议等发表过《一个带有可变结构的总线的常数排序处理机阵列》、《无冲突存取系统的一类斜排方法》，TechnicalAnalysisMachineTranslation，ThePrincipleofMacro-Transform，AVectorComputerforSparseMatrixOperations等70多篇学术论文，此外还有如《通用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系统设计与逻辑设计》、《通用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19机系统设计与逻辑设计》等30多篇有关重大工程的论证报告。
人物论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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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基于语义单元表示树剪枝的高速多语言机器翻译方法”，软件学报，Vol.16,No.11,pp.1909-1919,2005.(withX.Y.Gao)
发明专利：ZL01131689.6;200310114331.X;200410062566.3.
“类人机器翻译原理,”计算机研究与发展,Vol.26,No.2,pp.1-8,1989.
人类智能及其模拟（1980-现在）：
并行算法（1973-2004）：
“一类广函数----纵横矩阵加工广函数，”计算机学报，Vol.28,No.11,pp.1967-1977,2005.
“K-Bitonicsort”,ScienceinChina(E),Vol.42,pp.157-164.1999.
“Sloping-and-Shaking----MultiwayMergingandSorting,”SCIENCEINCHINA(E),40(1997),3,pp.225-234.
“一类递推方程的另一种（常数效率的）有效的并行算法,”计算机应用与应用数学学报,Vol.2,No.8,1974.
并行巨型机系统结构（1973-1994）：
“无冲突存取系统的一类斜排方法”，中国科学(A),24(1994)，10，pp.1099-1107.
专著：“向量巨型计算机,”科学出版社,1984.
“虚共存纵横加工细胞结构向量巨型机，”计算机学报，Vol.2,No.1,1979.(全文被转载于AustralianComputerScienceCommunications,Vol.1,No.4,1979.)(“AnotherApproachtoMakeaSupercomputerbyMicroprocessorswithVirtualCommonMemory,”Proceedingsofthe1980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ParallelProcessing,USA,1980.)
“纵横加工流水线向量计算机,”计算机学报,Vol.1,No.1,1978.(“TheArchitectureoftheFirstVectorComputerofChina,”Proceedingsofthe1979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ParallelProcessing,USA,1979.)
计算机系统结构（1957-1973）：
“内外一致语言,”1963全国计算机年会文集,1963.(“InternalandExternalUniformLanguage--ADirectly-ExecutedHighLevelLanguageComputer,”ProceedingsoftheInternationalWorkshoponHighLevelLanguageComputerArchitecture,USA,1980.)
“高速多位一除原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内部报告，1959.(1962年提讲师的答辩论文，已收入1984专著“向量巨型计算机”中).
人物评价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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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目前，已近古稀之年的高庆狮院士仍然致力于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的研究。他向记者表示，虽然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攻克的难题，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完全解决，但只要在有生之年能为后人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也无怨无悔。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计算机科学家高庆狮
坐在宽敞沙发里的高庆狮院士，瘦弱单薄，谦和朴素。正是这位寻常的老人，对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寻常的贡献。在北京科技大学教师宿舍区的的住宅里，记者对这位从福建漳州走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进行了专访。
高庆狮是海内外知名的计算机科学家，计算机总体设计专家，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智能、语言与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他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电子管和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之一，在计算技术领域，他先后提出了“纵横加工向量机”等新思想和理论。
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的高庆狮，本可以在海边度过美好童年，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使他亲眼目睹了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和中国人因贫困饿死的惨景，使他幼小的心灵过早蒙上沉重的阴影。一九五三年，他以数学一百分、物理九十七分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在北大学习期间，高庆狮对抽象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准备朝这个方向发展。由于国家建设需要，他被动员改读中国第一个与计算机科学有关的专业——计算数学专业；后又被分配到中国第一个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总体设计组。从此，高庆狮与计算机科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谈到自己研究的方向，高庆狮说：“我喜欢做那种难度很大，人们并不看好的事情。”基于这种信念，在一九七三年中国的技术条件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他经过多次研究和论证，提出了中国第一台超大型向量机的原理和设计。事实证明，这正与三年后国际上公布的CRAY-1不谋而合。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也是一个高难度的项目，但是考虑到它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一九八0年起，高庆狮把这一课题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在一九八二年取得重大突破，即类人机译系统原理和方案。随后，他组织二十多名硕士研究生和讲师进行实验，使该系统于一九八九年基本获得成功。这一科研成果以快译通EC-863产品推向市场，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目前，已近古稀之年的高庆狮院士仍然致力于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的研究。他向记者表示，虽然这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攻克的难题，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能完全解决，但只要在有生之年能为后人做一些基础性工作也无怨无悔。
高庆狮院士：我曾是“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回目录
这是一个被点上黑点的美丽“神话”，但这个“神话”是真实的。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高庆狮，在1956年6月国家制定颁布《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于同年9月获得机会，参加中科院计算所与北大、清华合办的第一届计算机训练班，并顺利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此后，他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成为“两弹一星”任务中我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的晶体管计算机——“功勋计算机”的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在“文革”期间，他被指为“走资派的掌上明珠”、“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前者的指控因卫星任务不在研究所幸免陪斗，后者因私人帮助“及时”再次躲过一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他因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当选为我国计算机领域最早的两名中科院院士之一，也是当时技术科学部最年轻的院士，并成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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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庆狮 |
“文革”前：接受良好教育和训练
高庆狮介绍，小学时，老师教育他“要立志科学建国，不要立志做大官”。
1953年，他以数学100分、物理97分的分数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他说：“这是一个充满着真理而没有虚伪的天堂：一大批著名一流教授和很有才气的讲师给我们讲课，白发斑斑的江泽涵教授的美丽简洁的仿射空间，吴光磊教授的万变中寻找不动点和不变性质的理论和方法，冷生明教授的抽象难题，戴文赛教授的神奇的宇宙，丁石荪教授严格、精确、绝妙的教学方法，陈杰教授感人的热诚和严谨的学风，才华横溢的段学复教授和程民德教授的代课……启发我们，熏陶我们，终身难忘，终身受益。”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有机会直接聆听许许多多共和国功勋科学家们的直接教诲。他的第一位功勋科学家老师就是钱学森。他1956年给他们讲工程控制论课程。钱老自学的数学使他们十分惊讶，不仅几乎覆盖了北大数学系学生所学全部数学课程，而且运用自如，使他们实际领会到数学的实用性。钱老从力学直觉角度看数学方程，使数学与力学融为一体。他们以后在飞行体模拟计算中，数十人使用计算工具、花半年时间算出5个有效位，与实验对比，结果没有1个正确。而钱老一个人使用笔和纸、用两星期时间即算出了2个有效位，并能与实验吻合。
他回忆：“我本喜欢抽象数学，但为了国家需要两次被动员改行。”第一次是从抽象数学改读计算数学专业，这是当时中国第一个与计算机科学有关的专业。第二次是从计算数学到计算机总体设计。由此，他得以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
如今，他常对年轻人讲：“改行对个人而言，接受起来有难度，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锻炼和发挥个人能力的难逢机会。任何正常人都有优点和特长，应该检查检查你的优点和特长在哪里。人类的需要是阳光，你的优点和特长是水和土壤，有了阳光、水和土壤，你的兴趣就会带你在事业上飞翔。没有阳光，或者没有水和土壤，兴趣只能给你幻想。”
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后，他和后来也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沈绪榜以及总参的曲佩兰，自学了前苏联的M—3和БЭСМ的翻译资料，弄清了原理之后，便集中思考一个问题：决定计算机发展变化的因素是什么？基础——器件部件发展变化；需求——应用需求的不同和发展；程序语言及其编译的特点；以及计算机本身系统硬软融合的发展。
他们认识到，在系统结构设计之前必须首先分析用户程序。
关注中国计算机发展的人知道，中国从1958年开始研制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电子管计算机——119、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中国通用第一台十万次/秒109丙机、中国第一台向量计算机757的系统结构设计，都是使用这条途径成功设计的。前两台，高庆狮是系统结构设计负责人之一，后两台他是系统结构设计负责人。
“文革”期间：发现“千万次/秒计算机
实际只有300万次/秒”
“文革”爆发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被打成“走资派”，高庆狮是“走资派掌上明珠”，因此造反派多次想揪他去陪斗。由于1965~1970年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设计组的军代表保护了他，使他免于陪斗。
1970年，他从国防科工委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发现当时被造反派誉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千万次/秒1025计算机”实际上只有300万次/秒。于是，他如实报告有关部门，又差点挨批斗，但再次得到了国防科工委参谋们的帮助，又一次逃过了批斗。
1973年3月，计算所所长被“解放”复出，便带领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和他到钱学森处领取了巨型机的研究任务。钱老指出，发展中国飞行体任务急需巨型机。这项任务他已经布置了多年，回答是中国条件不可能，研制计划只有200万～500万次/秒。钱老希望，在中国的技术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提交亿次巨型机，80年代提交10亿和百亿次巨型机，90年代提交千亿和万亿次巨型机。
中科院计算所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高庆狮。
1973年5月，高庆狮在分析美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提出了实现向量语言的纵横加工向量巨型机原理、可全部实现国产化的4-流水线和20兆电路的亿次巨型机方案。
高庆狮知道，巨型机都是基于并行计算的，但是计算题目并不都适合并行计算。由于串行算法严重影响巨型机的使用效率和使用范围，高庆狮在研究巨型计算机的同时研究了串行算法并行化。
1974年，他提出了纵横加工并行算法，比美国杂志上相近的论文早13年。此后，他又提出了后来被全面推广使用的Bitonic和Odd-even两种排序的k-bitonic排序算法。
随后，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提出了757模型机的研究，并在1975年7月通过全国论证会后正式拨款上马。但不久，老所长被挤出计算所，造反派打着“四人帮”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进行阻扰，研制工作停顿，他无法完成国家巨型机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到了钱老的指点：鼓足勇气给邓小平写信。他们没有想到，邓小平真的作了批示。不久，胡耀邦调入中科院工作，很快开始帮助解决问题。
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再次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高庆狮立刻变成了“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当造反派准备批斗他时，“四人帮”却倒台了，他又躲过了一劫。
高庆狮说：“为什么科研人员出了成果，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要被批斗？根源就是科研人员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被专政对象。1977年邓小平召开座谈会，拨乱反正，讲了两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解放以来的教育路线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使科研人员从被专政对象成为国家的主人的一部分。”
高庆狮记得，虽然当时参加座谈会的绝大部分是长辈，但他也作为科技人员代表住在北京饭店，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邓小平由邓楠搀扶着出来。
听完邓小平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解放以来的教育路线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后，他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担心。高兴的是党和国家把知识分子当做主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者；担心的是，讲得太快、太突然，社会上可能还会有一股势力反对，“批判翻案风”也许会重演。他找到邓楠谈了自己的忧虑。当他看到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之后，终于安心了。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进一步落实了邓小平思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春天里：100%的精力投入科研，
成果如涌泉
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至今的30年中，高庆狮先后开展了机器翻译、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网络安全等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1978年，他提出了虚共存细胞结构纵横加工向量机原理，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十亿次和百亿次巨型机方案。他发表在国际系统结构年会的“素数地址快速计算”，克服美国素数巨型机浪费存储空间的缺点，被美国《计算机系统结构新闻》(ComputerArchitectureNews)收录。
在串行算法并行化方面，他1974年提出了优化的纵横加工并行算法，比美国杂志上相近的论文早13年。之后又全面扩大优化算法的使用范围，并提出全面推广著名的Bitonic和Odd-even排序的k-bitonic排序算法。
1980年，中国科学院转向面向未来智能领域的巨型机系统，1986年被列入“863”计划。在这项研究中，他发现，人类智能活动的基本方法的模式之一是“宏变换”。
他解释说，如转一下魔方是一个基本操作，一连串基本操作构成一个宏操作。大部分宏操作，无论是有意搜索还是无意遇到的，用处都不大。个别有用如魔方，只使一两个小方块有变化，其他没有变的宏操作称为宏变换。
在此研究中，他在国际会议及国内外学报上，发表了一组有关宏变换和选择跳跃搜索的论文，包括多项式算法、线性算法、局部搜索和常数算法，这些算法都比美国同类算法早。
在机器翻译方面，他发现并提出句子不是由词线性排列构成，而是由带类型变量对语义单元的语言模式，以及不带类型变量的语义单元，即“义元”，像地图拼盘那样构成。1985~1989年间，他组织20多人进行开发；1990年之后，由他的学生陈肇雄博士组织另外两个协作单位，进行改进和产品化，即EC-863，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上世纪90年代，他又提出基于变换的多语言互译新方法。自2000年开始，他全力研究实用(无语无伦次和无正错混杂)的多语言机器翻译系统，并且获得了一组发明专利。
2000年，他开始研究网络安全问题，提出了国际上第一个从计算机系统结构角度来防止病毒攻击和盗窃的方案，并获得了发明专利。接着，他又提出了提高自然语言口语识别和文字手写，其中，包括在线非在线及印刷体识别的识别率的有效方法，再次获得了发明专利。
2004年，由于给外语博士生开指导学习课程，偶然发现有40年历史、有10多个权威国际会议及国际权威杂志的数千篇SCI文章支持的Zadeh模糊集合论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于是，他严格证明了Zadeh模糊集合不存在补集。
从“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到至今活跃在计算科学前沿的中科院院士，高庆狮的30年浓缩了中国科学事业一段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30年过去了，一个新的30年正待起航，已经74岁的高庆狮仍然踌躇满志。(王静）（来源：科学时报)
高庆狮：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回目录
自力更生 全部国产化
自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以来，与计算机最邻近领域的数学和物理界的共和国泰斗：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教授，就十分关注这一新技术如何在国内发展。从1951年起，他们先后聚集国内外相近领域人才加入到计算机事业的行列中(放在当时他们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和物理所)，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工程师和博士，其中包括国际电路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培肃博士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士騛博士，并且积极推动将发展计算机列入12年发展规划。
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和北大的党政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国际会议。这次参会可以说是到前苏联“取经”，为我国制定12年规划的计算机部分作技术准备。随后在制定的12年规划中确定中国要研制计算机，并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四个研究所。当时的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这三个方面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
计算数学训练班的学生有幸听到了刚刚归国的国际控制论权威钱学森教授以及在美国有3～4年编程经验的董铁宝教授(他当时是国内唯一真正直接接触过计算机多年的学者)的讲课。当时，我也是其中的学生之一。钱学森自学的数学功底，深度广度几乎涵盖了我们所学的数学的所有课程，而且运用自如，我们作为北大数学系的学生感到十分钦佩，同时也使我们具体了解了数学如何应用到实际物理世界中。
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衔研制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103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在1958年交付使用，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随后，由总参张效祥教授领衔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在1959年也交付使用，骨干有金怡濂、苏东庄、刘锡刚、姚锡珊、周锡令等。其中，磁心存储器由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在104机上建立的，由钟萃豪、董蕴美领导的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是在1961年试验成功(Fortran型)。
国际历史说明，发展计算机首先是为国防服务，中国也不例外。在前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发展民用计算机的同时，1958年，北京大学教授张世龙领导的包括当时还是学生的王选在内的北大师生与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还亲自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台机器。在完成“北京一号”之后，张世龙带领包括王选和许卓群在内的北大师生，立即投入到北大自行设计“红旗”的研制工作中。当时设定的目标比前苏联专家帮助研制的104机还高(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1962年，“红旗”也开始试算成功，但由于搬迁和“文革”的干扰，搬迁后未能恢复和继续。
103机
同一时期，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前身)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与海军合作自行设计的“901”海军计算机交付海军使用。在哈军工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与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空军机载计算机也交付空军使用。随后，柳克俊领衔研制的国产晶体管军用计算机1961年也交付海军使用。
在1958～1962年期间，总参也先后独立研制成功一些自行设计的、全部国产化的型号，因为保密原因，这里从略。
这些是中国人民响应中央号召，自力更生、努力拼搏做出的第一批代表中国人掌握计算机技术水平的成果，它证明了中国人民有能力发展中国自己的全部国产化的计算机事业。
1964年，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吴几康、范新弼领导下自行设计的119机(通用浮点44二进制位，每秒5万次)也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大型通用计算机。也是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由于当时美国等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时代，不能说明中国水平高，但仍然能说明中国人民有能力去实现“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这个雄伟意愿。在119机上建立的、由董蕴美带领自行设计的实用的编译系统是在1965年交付使用(Algol型)的，并且后来移植到109丙机上。
在哈军工计算机系教授慈云桂领导下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441B(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在1964年研制成功，骨干有康鹏等人。接着，1965年，441B改进为每秒2万次。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蒋士騛领导下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在1965年也交付使用。
为了发展我国“两弹一星”工程，1967年由蒋士騛领衔自行设计了一台专为“两弹一星”服务(两台分别安装在二机部供核弹研究用和七机部供火箭研究用)的计算机——109丙机交付使用，骨干有沈亚城、梁吟藻等。这台计算机的使用时间长达15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同时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管理程序就是在它上面建立的。
虽然我国自行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一直未能突破百万次大关。直到1973年，北京大学(由张世龙培养的包括许卓群、张新华在内的骨干们)与“738厂”(孙强南、陈华林等骨干们)联合研制的集成电路计算机150(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百万次)的问世，使我国拥有了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程序和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该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教授杨芙清领衔研制，这是国内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
104机
1973年3月，在全国实际研制目标200万～500万次不能满足中国飞行体设计的计算流体力学需要的情况下，当时的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根据飞行体设计的需要，要求中科院计算所在20世纪70年代研制出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80年代完成十亿次和百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并且指出必须考虑并行计算的道路。中科院计算所根据国防情报所和计算所情报室提供的国际上公开的材料，分析国际上在1970年前后美国研制成功的高性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1973年5月提出全部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20M低功耗ECL电路-四条流水线)及其模型机(757向量计算机，10M ECL电路-单条流水线)的可行方案。由于“四人帮”等的干扰破坏，及“文革”后数不清“走马灯”式良莠不齐的干部班子，模型机757向量计算机1984年才投入使用。虽然巨型机的关键技术——由沈亚城负责的20M低功耗ECL电路的集成电路芯片在1979年也研制投片成功，但是全部国产化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因任务变动而停止。
表1和表2给出了代表中国掌握电子管和晶体管及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水平的发展时间表，水平主要是根据发明专利“三性”中的先进性。这里再强调一下，表中只列出代表中国掌握的计算机技术水平的计算机，其他的从略。
以上叙述是从研制水平的角度来说的，但是从非常重要的产业、市场和使用的角度，提供成批生产的计算机，电子工业部及其有关研究所(如著名的15所)和工厂(如著名的738厂)功不可没。不仅上述中国早期计算机的研制和批量生产离不开他们，而且他们也独立设计和研制过一些成批生产的计算机(如108系列)，尤其在人造卫星地面系统(如320计算机及舰上718计算机)及其他军工任务上，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研究工作的重点在技术和工艺上。他们的领军人是莫根生、陈立伟、曹启章及一批骨干，如江学国等等。此外，七机部、清华大学及中科院各分院在发展计算技术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不一一列举。
中国自力更生全部国产化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事业，是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和109厂的研究及开发工作分不开的。而中科院半导体所和109厂都是从物理所独立出来的。中科院物理所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历史贡献也是功不可没。
119机
发展计算机事业离不开人才培养，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如夏培肃)、北京大学和哈军工，在组织教师和学生动手研制计算机进行实践、培养人才方面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一个计算机系统是由多方面研究成果构成的。范新弼领导的磁心存储器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主要的骨干有甘鸿、伍福宁、王振山、徐正春等。王克本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八层印刷电路板研究与设计小组等，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实际上，上述计算机都是集体成果。例如，全国参加757计算机研制工作的人员有上千人。
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是1957年在中科院计算所成立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它承担了中科院计算所代表性的计算机(119、109乙、109丙、757、717等)的系统结构设计任务。成员是根据当时苏联计算机领军人——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列贝捷夫的建议，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是1958年5月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设计工作由北大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余承宣加上六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周巢尘、沈绪榜等三名前后从不同领域(软件、航天、系统结构)、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
20世纪60年代，中国编译系统的带头人当时都是年轻人，有总参的杨奇、计算所的董韫美和仲萃豪、南京大学的徐家福、国防科技大学的陈火旺；操作系统的带头人当时也都是年轻人，有北京大学的杨芙清、南京大学大孙仲秀。软件正确性设计(容易推广到硬件正确性设计)是近20多年国际上所十分关注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我国领军人何积丰院士、周巢尘院士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佼佼者。
众多的计算机应用和应用软件学术带头人，例如王选的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彩色排版系统等等，因为篇幅和作者知识面的限制，都没有谈及。
109丙机
依靠进口元器件的利与弊
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的计算机，几乎全部都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
由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迅速发展，数千万甚至上亿个晶体管逐渐能够集成在一个芯片上。20世纪80年代及其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的计算机只有普通个人使用的微机(PC机)及超强的微机，后者可以构成服务器或者并行处理的高性能计算机。其他各式各样的计算机(包括超级中小型计算机在内)由于性能价格比无法与微机竞争就自然逐渐消失了。国际上没有及时调整战略的计算机公司，如CDC公司、王安公司等都纷纷倒闭了。虽然如此，国内在这段过渡时期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而研制的各种机型都是有贡献的。例如张修领衔研制的KJ8920，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方面十分突出。
国内最早意识到这个趋势而率先转向微机研究的突出的带头人有倪光南、韩承德等。
国内高性能计算机有慈云桂、卢锡城、周兴铭、王怀民领导的银河系列，张效祥、金怡濂、陈左宁领导的神州系列，李国杰、孙凝晖领导的曙光系列，祝明发领导的联想深腾系列。国内PC机有联想系列、长城系列、方正系列、同方系列等等，其学术代表性带头人是倪光南，产业代表性的领军人是柳传志。
计算机产业是一个产业链。软件发展依赖于整机和应用需求的发展，整机的发展依赖于芯片、部件及需求的发展，芯片的发展依赖于“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这里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是指集成电路生产线的三大部分，即大底座、中间层和顶层。
大底座(价值十多亿美元集成电路制造工艺生产线)是从拉单晶硅，到光刻——扩散——掺杂，到最后的封装，这相当于过去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领导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的研究工作；中间层是各种高速低功耗电路设计，这相当于过去中科院计算所电路设计组蒋士騛、沈亚城等所进行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沈亚城所进行的高速低功耗ECL电路设计，直到到半导体所做成芯片才算完成)；顶层是硅编译等等软件，这部分工作过去是计算所使用小规模集成电路时把逻辑设计图变成为工程布线图的手工工作，加上半导体所制造小规模集成电路各种掩模板所需的手工工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情况下，从复杂性、可靠性角度，手工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需要依靠硅编译来自动完成。
757主机
在允许部分进口的环境下，一个产业链如果要求全部国产化，会造成一环落后引发产业链后续部分全部落后的情况。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使得各种类型的整机，进而到软件和应用，都能在国际先进基础上得到发展。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国内所研制的计算机都转向使用进口元器件、进口部件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PC机的发展依赖于进口元器件和进口部件的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的集成电路研制力量由于缺少巨大的经济支持，都转向非计算机用的其他难度小的方向。不仅全部国产化的亿次高性能巨型机中止了研制，而且真正完全自主的国产计算机集成电路研制工作也中断，至今也没有恢复，甚至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
这两方面都对国家安全十分不利。实际上，“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依靠进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就等于依赖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引进不可能最先进，而且在有不正常情况时引进必然中断。引进的生产线的备份件也不能得到更新。
“中国芯”的崛起与不足
21世纪以来，李德磊的方舟、胡伟武负责的龙芯以及多思、国安等“中国芯”不断涌现，计算机产业链国产化又前进了一大步。
当前或者未来将出现的众多的“中国芯”的共同点，都是“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其水平仍然是依赖于外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水平和外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口的集成电路生产线的水平，仍然受制于人。众多不同的“中国芯”的重要差别是在系统结构设计或高速低功耗电路等的设计上，有没有重大创新、重大突破。没有明显创新的，国外学者称它们为相当于“大学生课程设计”水平。在系统结构设计或高速低功耗电路上的重大创新能力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水平。
尽管能设计“中国芯”的人或公司越来越多，但是能设计“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不仅目前没有，恐怕不远的将来仍然是空白。
如果中国不能制造中国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那么无论有多少种“中国芯”，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和PC机的发展水平就必然还是取决于美国“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形”的发展水平及美国政府允许向中国出口的水平。
现实的道路是通过引进、消化、吸收与独立研究相结合。建立完全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大三角”应该是国家急需解决的重点中的重点。
曙光3000
早在1965年，半导体所王守觉就开始研制从逻辑图到掩模板的自动形成系统“图形发生器”，这项研究比美国还早，由于“文革”破坏而中断了三年，1971年初研制成功，反而比美国已晚了一年多。以上历史说明，中国人的独立研究能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如何既能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的发展都能建立在国际最高水平上的发展，又能确保国家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计算机产业链的问题，应该是许多产业链共同存在的问题。这是决策者急需处理的政策问题。
结束语
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50年前是十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30～40多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专业教育的20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一二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本文列举的只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小部分。
高庆狮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之后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系统结构组从事研究与设计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事研究领域：计算机系统结构、巨型计算机、并行算法、人类智能及其模拟和应用、机器翻译等。在国内外一级学报及国外国际会议等发表过7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第一作者约50篇。此外还有30多篇有关重大工程的论证报告。近几年来已经申请六项发明专利。1978年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先进工作者，1984年被国家科委授予第一批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终身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