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绿色中国回目录
两年前，《纽约时报》曾报道中国“因增长而窒息”，迅猛的经济发展毁坏了环境。但是在《泰晤士报》汤姆·弗里德曼最近的一个专栏中宣称“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他写道，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可替代能源上已超越美国。
《泰晤士报》的文章说明了西方看待中国环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一方认为中国是个纯粹的环境破坏者——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者，不可企及的污染源。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北京不接受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美国国会就不应该限制碳排放。另一方认为，在绿色科技方面中国已然领先于美国，美国应该为其工作而担忧，而不是提及他们在国际市场是的竞争优势。
在奥巴马首访北京的前夕以及联合国即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候变化峰会前不到一个月，我们是时候来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环保的榜样吗？还是对我们过去工业化的褐色提示器？
“中国正加速环保进程。”
是，又不是。你发现在北京读到有关中国如何快速成为地球上最绿的地方的外国头条新闻是件令人费解的事。在雾天很难看见城市的天际线。美国大使馆每天在Twitter上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标总是在“危险”和“重度危险”之间变换。知名环保学家马俊（音译）说，他的妻子认为他在户外慢跑是件疯狂的事。另一北京环保学家温博（音译）说：“当地中国人和外国观察家对于‘绿色’的定义大为不同。”
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中国为空气、水资源和土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根据环保部门最近的数据，中国一半的主要水源不能用于饮用或农业灌溉。世界银行报告称，每年中国有75万人由于空气和水污染而提前死亡。2006年，《财富》杂志发现，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都在中国。
呼吸着北京空气的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最近，他们采取措施来设立和实施绿色管制，暴扣推动环保部门进入部委级别。但是，实施清洁空气和水资源的措施在其进程中仍然举步维艰。
底线：中国或许会大力推进绿色措施，但是其起点已然落后。与西方的环保历程不同，面对污染，中国关注的是能源，采纳了世界上最具抱负的目标：到2020年，可替代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15%以上，在五年内将GDP中能源密集型产能减少20%。这些能源目标的实施将符合北京的双重目的，即加大能源安全，刺激当地经济活动。但是，这些措施不会使中国比西方其他国家更加环保——尤其是因为中国在未来仍存在巨大的，且代价高昂的污染问题。
“中国在可替代性能源上正超越美国。”
并非如此。最近有关在内蒙古建立大量新型风力发电站以及在天津尽力的太阳能发电厂的报道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中国政府不仅支持可替代能源，而且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世界领头羊。
很多专家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任何国家都可能处于“领先地位”。美中可替代能源计划美国理事会的蒂姆·克朗宁说：“这很难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领先。同时，美国在诸多技术、金融和工程管理专业人才上具有优势。”由于“可替代能源”涉及很多方面，从发电到提高交通效能，很难想象某个国家会是唯一的赢家。这不同于宇宙竞争，谁先将人类送上月球谁就获得胜利。
此外，中国生产绿色技术并不意味着使用这些技术。事实上，中国生产的太阳能板90%用于出口。虽然可替代能源的使用有所增长，但是目前只占到总发电量的9%。某一天，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太阳能板和风力发电厂的生产国，及时中国正努力全面使用或是为绿色技术本身打开国内市场。
“中国的一党制体系是走向绿色的一个优势。”
并不必要。弗里德曼曾说过，他希望美国有一天能成为中国这样的国家。当气候谈判在华盛顿停滞不前，敬仰甚至是羡慕中国的政府体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当美国政客在为未来四年或是八年拟定计划时，人们认为，中国正在为下一个百年制定计划。
北京在外界看来是个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政权。但是在中国，人们常开玩笑说，近期采取的唯一有效的政策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事实上，在中国并非所有的政策来自于中央——即使上级传达了政策，也不是总能得到贯彻。
当你渠道西部省份时这就尤为明显，当地官员有令人惊讶的自治权，往往根据自身利益和时间表来行事。例如。有关禁止使用塑料袋的消息在北京随处可见，该消息传到北部的哈尔滨以及其他地区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在西部的兰州却是全然不知。
谈到可替代性能源，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有优势的，因为其目标由相对较少的官员设定，刺激资金可直接拨给选定的绿色公司。但是当项目一经启动，就有必要下放控制力。事实上，中国的雄心壮志和工程都是宏大的，但是执行的能力——监管、问责制和适当的市场信号——仍不成熟。
在惊人的头条数目背后，官员正在想办法解决严重的问题。例如，生产绿色技术能发大财的诱惑改变了中国上下很多市长的想法。现在，国务院正试图通过关闭一些厂家来遏制过热的太阳能产业。虽然中国正在建设风力田，20%已安装的设备仍未与输电网连接——由于技术缺失以及各个能源供应商想要阻止新竞争对手的政治伎俩。
充足的煤炭以及廉价的开采是另一障碍。根据中国绿色和平分析师的报告，中国十大能源公司中只有一家有可能符合可替代能源使用的目标。该组织的气候能源部经理杨爱伦解释道：“问题很简单。能源公司用煤盈利更多。”
“美国应当害怕中国的‘绿色卫星’。”
没有必要。在最近对于绿色中国的大肆宣传背后，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即中国将会实现其绿色野心，而美国或许会失败。但是失去的是什么呢？报纸评论没有心说，但是在国会山，最明显的，萦绕于心的担忧是工作。什么性质的工作？“绿领”。但是这并不确定，也存在夸大的成分。
事实是：在美国和中国，只要有钉子被钉入风轮机，那里就可能会出现就业的净增加。随着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会带来制造业、科技、审计、销售、市场营销、维修、金融、安装和工程业工作机会的增多。随着这些工作的发展，存在已久的对于知识产权的担忧意味着上海不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失去硅谷的宝座。
美国非盈利机构对话中国的林登·爱丽丝说：“这些技术的部署和维修给各地带来了工作机会。”
那么，何来国会的小题大做？答案源于“锈带”。在中国无论有技能的还是无技能的劳力都便宜的多，因为这个优势很多制造业工作在中国蓬勃发展。美国政客尤其保护衰退的汽车业，但是在底特律的卡迪拉克车厂将办网大连的电动车厂似乎不可避免。华盛顿应出资上岗培训计划，支持新部门，改型美国劳动力，而非惩罚中国。
最终，关于绿色成功的忧虑将更多地揭示美国而非中国。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现在正遭受高失业率，停滞不前的衰退以及阿富汗战争传来的令人沮丧的消息——这可能会引起人们对于亚洲国家的关注，亚洲国家GDP的增长只不过凸显了全球衰退。华盛顿的一联邦机构官员告诉我：“有一种感觉，即任何涉及创新的新兴产业，如绿色经济，都是我们应该拥有的，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产业，那么我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世界地位又是什么?”
中国的绿色期望，虽然并不如人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具有威胁性，但给美国敲响了警钟，即美国并不能因其世界地位而自满。这种意识是痛苦的，即使“绿色卫星”威胁只是个幻想。
“中国是世界气候的破坏者，也是可能的哥本哈根会议破坏者。”
并非如此。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黑河流以及最大绿色抱负的所在地，同时也是世界上拥有全球变暖最佳纪录和最糟纪录的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碳排量的增长速度比任何国家都要快。同时，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说法，能源有效性政策以及可替代能源政策使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在减少碳排量至拟定标准以下更有潜力。
这是中国规模大的产物。在未来20年里中国有3.5亿人口（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将从农村迁往快速发展的城市，能源需求以及碳排放将不可避免的激增，甚至翻倍。但是，即使中国无法降低其排放量，中国也能使其增长速率的下降比其他国家更多。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费纳莫说：“尽管中国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其真实排放量在未来仍会继续上升。中国正在做的是减慢其二氧化碳排放速率，使其远低于以往的数据。”
但是，指责中国成了华盛顿最不抗拒的方式。知名环境作家比尔·麦克基本说：“对于大气中的历史碳负担，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责任都要大，美国人均碳排量仍是中国人均的4倍。这只是那些不想要改变和寻求托词的人的言论。这是很可悲的。”
事实上，中国这个替罪羊是美国气候立法通过的两个主要异议之一，另一个出于对国内经济的担忧，这大大削弱了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谈判地位。由于未能通过主要的气候变化议案，美国谈判家将因此腹背受敌，无法可信地提出需求，因为没有证据显示美国也在为气候问题采取措施。中国，至少还出台了一些政策，不会受到太多要求其改革的直接压力。
绿色空间竞争并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竞赛。当气候变化成为问题，其结果会是双赢，或者双输——输掉整个地球。
中国的全球变暖两难困局回目录
（中国--世界经济领军者，同样是二氧化碳消耗的最多国之一，在如何不遏制强劲经济活力的同时应对全球变暖挑战的问题上陷入两难。）
北京————2008年一月底，一场暴风雪让人们从气候变化的迷梦中惊醒。彼时全国上下都在搜集食谱，存购烟火，准备接待亲朋共庆农历新年。可是突然的一场暴风雪使全国陷入停滞状态。连续两周猛烈的风，强劲的冰雹和大雪使电力线瘫痪，商店关了门，而中国的南部和中部20万户家庭房屋被夷为平地。
无数春运归家的乘客滞留在了结了冰的铁路站台。城市奋力给居民提供电力和水。塔克拉玛干沙漠已是白雪皑皑。连上海明丽的亮色也暂时进入了暗夜。这场大暴雪共夺取了100多个生命。
联合国科学家称这是中国近十年来最糟的风雪，预示了未来的气候变化所具有的威力。同样的，这也是中国人民被唤醒的环保意识的转折点。
环境保护报刊的编辑胡侃平说：“对普通人来说，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使他们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真实面貌。”
在中国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商业杂志的一篇社论中，这次的暴风雪被比作了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蔡京道：“这次痛苦的经验足让我们深思如何给与自然应有的尊重以及更加留意倾听科学告诉我们的关于气候变化如何将导致自然灾害的事实。”
这场暴风雪也使我们的领导开始注意起超高速的经济增长会有如何的附带影响。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7%。
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出口国，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材进口国。同样作为水泥的最大生产商的中国，促发一场激烈的兴建建筑的狂潮。每年850万农民离开家乡小镇来到发达城市。麦金赛全球研究所预测至2030年中国的城市居民将达10亿。
虽然强劲的经济益处颇多，例如使6.3亿人脱贫，但它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小觑。2006年财富杂志公布中国属全球最污染10国之一。中国重要水路一半的水源不宜引用甚至不可用作农业。
虽然中国已投巨资研发新能源系统，她的主要燃料来源始终是煤炭。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每年由于污水和空气早死的人数达75万。
中国是个大国影响力不可小视，因而她的环境问题已不再是“家庭问题”。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2006年，中国大约排除了20亿公吨二氧化碳，占了全球排放量的1/5.
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还不是很高（大约是美国的1/5），但预计在接下来3.5亿乡村居民成为城市居民的20年里会大幅升高。中国社科院预计即便到时采取大量举措，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仍会加倍。
谁该负责？
已经面对的这些问题再加上12月要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全球放诸于中国的目光使得中国政府在最近的几个月不仅口头做出承诺还赋予实际行动以对抗气候变化。
北京寄望通过一些措施的施行提升国际声望，其对国际的承诺口径大小取决于国内因素，即政治优先和利益的拔河竞赛。那些把中国看成上行下效的高效政府通常胡却这种斗争。
和美国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区一样，商业利益群体争抢影响力，但在中国这样的对话的火力尤其足。中国的工业是独特的国有企业，外商合资以及私有企业的混合体，各方有不同的优先考虑以及和政府官员沟通的途径。
在美国和西欧，激进分子和气候怀疑者是气候讨论的主要争辩者，而像中国这样民众广泛参与全球变暖科学利弊的讨论的情况从未发生。
2008中国官方政府白皮书《关于解决气候变化的中国政策和行动>>毫无讳言称：“自19世纪中期以来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主因为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上升，这些气体主要有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碳。这些气体的排放主要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土地使用的改变。”
中国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纠结于谁应该负责而非谁应该未改变现状买单。讨论最激烈的问题当属在不拖垮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遏制二氧化碳的减排量以及控制煤的使用的程度。北京方称绝不接受经济受到影响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坚称长时间以来欧洲国家累积了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因而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减排雄心
具全球约束力的减排概念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商讨，北京方目前坚决拒绝这一想法。不过中国已经付诸实施二项雄心勃勃的减排方案，它将遏制未来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未被证实）。这两项措施属于这个五年计划议程。
中国的第一个目标为至2020年15%的能源使用将来自可再生资源（中国政府提出的非正式目标为20%）。第二个目标为在五年之内将每GDP能源强度减少20%。
中国的雄心使科学家们大为欣喜。Julian L. Wong——华盛顿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政策分析师，关注到中国装设的风能利用在过去的四年中以每年翻倍的势头增长。
著名美国风险投资者John Doerr以及通用电器首席执行官 Jeff Immelt在近期华盛顿专栏激动地称：“中国对发展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的承诺令人叹为观止。”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Thomas Friedman 将中国对新能源的投资比作“新人造地球卫星”
中国虽致力于新能源的开发，但其仍可能是世界第一排污国。中国煤的储备颇丰，廉价劳动力集中，在未来10年炭成分颇高的煤仍是能源来源的主力军。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的能源需求预计急速上升，北京将继续大规模地兴建风力农场，水力发电站，核能设备以及烧煤电力发电站。
在中国气候变化时最近才吸引政府和公众眼球。诸如工厂排毒事故以及受污河流周边癌症发病率增长这样的地区问题经常性地上报纸头条。在2008年这场暴风雪发生以前，气候变化不过是个遥远不着边的事情。
北京著名环境学家文保解释说：“中国实在有太多紧迫的问题要解决了，像是环境卫生，空气污染以及水质量。”
只是咨询，而非游说
2007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的白皮书，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受上升海平面以及沙漠化影响的国家。这个发现攫取了更多的关注，同时界定了公众言论的可接受限度。在中国，公众言论表达始终受着严重的钳制。
接下来的一年2008年中国的报纸以及学术会议上越来越多地提到气候变化，在经历了大暴雪之后愈演愈烈。
中国目前一党专政，因而对于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通常由最高领导层领导关于气候变化的全国讨论。
有传言未来的哥本哈根会议室中国在国际舞台提升形象的绝好机会。会议上中国的谈判决策将由温家宝领导的各部气候特别委员会制定。届时各部将会出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重要的经济部---国家发改委。
中国尚无正视公开的游说政府程序，像是华盛顿的“K Street”。但企业和其他的利益方仍有渠道发表言论表明立场。
大部分的部门通常与行业领导进行非正式交谈，有时也和可信任的学者，极少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交流。在关于中国碳足迹规章的书写的上也使用了上述的行事方式，其规章包括交通工具尾气效率排放标准以及对近期燃料税的上涨的应对措施，当然还有在北京进行中的下个五年计划的“碳强度”目标。
虽然提出了很多环境提案，中央政府仍面临着企业不合作的困难。以国家新能源目标为例。北京给中国前10位电力公司提出目标，即至2010年3%的电力将产自新能源。这些公司生产的电力占总额的60%，因而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排放者。而它们都是国有企业。
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根据这些公司自己提供的数据计算得10家公司中只有1家有可能完成目标。
问题的根源纯粹在于经济。煤仍是发电的主要原料，而这阻碍了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履行。
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气候和能源活动管理者杨爱伦称：“利用煤发电可赚取更多利润。我们认为中国的煤价还是太低。煤储量大容易开采，但现今的煤价并未反映出严重的环境的问题及其对健康的副作用。（绿色和平组织预计这些燃煤的”外部消耗“占了中国GDP的7%）
能源账单
自然资源防卫理事会中国计划创立者兼指挥者Barbara Finamore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可再生能源价格比传统能源高得多了。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公用事业产出的电力有部分需来自可再生能源原料，但这需在超出市场价的情况下实现。而事实是可再生能源法并没有有力的贯彻。”
Finamore先生建议提高煤价，这样一来就可以公平竞争。包括中国绿色和平组织在内的一些组织倡议对炭加税以补偿未反映在现在市场煤价的外部损耗。可提了几十年的提案始终被搁置着。
对煤加税以及其他一些价格飞涨的最大抗议者属前10位电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了。中国电力投资公司总裁对中国报纸南方周刊称：“电力系统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没有必要如此过急。政府自然会确保改革与经济发展同步也自然会考虑市场的应对能力。”
中国电力是国有企业，因而 Lu 既是一家企业的领导者同时也代表了部分政府的意见。和所有大型国有企业的CEO一样，他是由北京的领导层指派上任的。此前，他任国家电网公司副首席执行官兼中国电力党委书记。
在中国，电力部门和石油部门悉关气候和能源政策，通常这些部门有少数大型国有企业统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说客没有存在的必要。
“共产党，政府，国有企业之间永远有扇旋转门，即官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可以自由调动。”赵晶这样说。赵晶是驻北京的政治评论员，她以Michael Anti为名在英文媒体写作。她还说：“在讨论可以直接通过政党进行，这样说客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虽然各层关系交织但每个人的即时目标并不总是相同。举例说，电力公司CEO寄望中央政府提高电力价格，现在改价格固定不变。但北京方称提高价格会影响到贫穷的农民会发生暴乱。
虽然政府安排得当，但并不意味着电力公司可以参与到可能对其部门产生影响的规章草案的审核，也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行使类似否决权这样的权利。
“五大电力公司的老板都有接近部级的官职”，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区的 Yang说道，“作为体系中官员他们甚至不用对国家发改委能源部负责，因为该部职权比他们低。
为未来”加油“
另个对气候结果又重要影响力的部门是交通部，而它们的行业情况又和电气和石油部门有所不同。现在世界第一汽车市场的中国在行汽车大概有6500万，而据有些专家预计至2030年将达3000万。
于电力部门不同的是，交通部门不由国有企业掌控，它属下公司大多是中国和包括通用，宝马等欧美，日本以及韩国著名汽车制造商的合资公司。
这些公司的代表经常为规章草案建言。举例说，一个为2008中国政府制定能源和环境政策的交通研究组织在位未来能源效率政策写提案时邀请数家中外合资企业谏言。
据与会的一名国有企业职员道，曾有一家美国公司利用谏言的机会反对施行更严格的燃料经济标准。（中国目前的燃料经济标准没有欧盟和日本严苛，但比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严格）
该职员说，另一方面外国公司在促使中国采纳相对严苛的排气管排放标准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部分国际汽车制造商已经在生产拥有低排气管排放的汽车，并销往像加利福尼亚这样的排气标准属世界最严苛的市场。拥有成熟技术的汽车制造商可以通过和中国国内公司合资的企业相对快速地引进这些技术，当然也更容易。
”如果你想要对规章的制定已经绿色能源使用提出建议，你完全可以参与进去，”宝马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Reithofer说，“中国史非常开放的，如果你有适当的技术你完全找得到合伙人，一切取决于你。”宝马集团与中国汽车制造商Brilliance组成了一家合资公司。
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在召集企业完成国家目标方面颇有用处。但矛盾也不可避免，因为毕竟他们代表的部分人的利益。
中国正在从头干起——她已建立了风能农场，大城市以及未来的绿色企业。她始终展望未来，这总比对过去的烂摊子翻新重来简单得多。但要应对并不是她自己一个国家的问题的环境的挑战，中国政府既要对过去进行翻新还要施行新举措。
